巴塞尔协议范例（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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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第一篇】

融危机中的表现，重新审视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优点和不足，并从资本充足率和系统性风险管理两个角度阐述了笔者对巴塞尔协议今后改革和发展方向的一点想法。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系统性风险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6-0017-02

《巴塞尔协议》是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巴塞尔银行业条例和监督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在瑞士的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的简称。该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

1 巴塞尔协议的演进

巴塞尔委员会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自成立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

1975年2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成立。

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即《对外国银行机构监督的原则》,核心内容就是针对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位的现实，突出强调了两点：(1)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 不能逃避监管；(2)母国和东道国应共同承担的职责。

1978年《综合资产负债表原则》,实行并表监管。

1983年5月，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推出，这个协议基本上是前一个协议的具体化和明细化。总体思路是“股权原则为主，市场原则为辅；母国综合监督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督为辅”。

1988年7月通过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简称《巴塞尔报告》),即《巴塞尔协议Ⅰ》,核心内容是资本的分类，许多人直接就将《巴塞尔报告》称为规定资本充足率的报告。

1992年7月“1992年声明”,强调东道国对银行的监督。

1995年通过《资本金协议的修正案》,引入了市场风险。

1996年1月推出《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

1997年9月推出《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表明巴塞尔委员会已经确立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

1998年《内部控制系统的评价框架》和操作风险管理咨询文件。

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以三大支柱――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为主要特点的新资本监管框架草案第一稿，即《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1)。

2001年1月《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2)。

2003年2月通过《操作风险管理与监管的稳健做法》。

2003年6月《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3)。

2004年6月推出《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巴塞尔协议Ⅱ》最终稿，并于2006年底全面实施。

从 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协议》(或称“新巴塞尔协议”)第一个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再到2006年新协议的正式实施，时间跨度长达30年。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也不断深化。

2 新巴塞尔协议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危机爆发后对新巴塞尔协议的支持意见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一些国际化大银行大幅度亏损，甚至摇摇欲坠，但这不仅没有否认新资本协议的技术合理性，反而进一步凸现了加快推进新资本协议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新协议三大支柱下的规定是较为完整的。第一支柱提出了包括信用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在内的全面资本要求；第二支柱鼓励银行提高风险监管技能，以更好地评估银行的特有风险；第三支柱对市场约束的规定提高了包括证券化和风险削减在内的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

(2)实施新资本协议有助于改变金融机构过于依赖外部评级的状况。本次危机充分暴露了外部评级机构的弱点。新资本协议鼓励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是完全必要的，因为风险评估本身就必须得到有效监管，否则它就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风险隐患。

金融危机对新巴塞尔协议提出的挑战

金融危机对新巴塞尔协议提出的挑战有很多，本文从笔者比较熟悉的角度，主要介绍危机对新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以及风险监控所带来的挑战。

(1)新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的规定未能有效预防高杠杆作用。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规定是8%,即最高可产生倍的杠杆效应，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控制了高杠杆所可能产生的风险。而由于监管缺失，投资银行利用融资工具在发行证券化产品时，只需要不到1%的资本充足率。如果再算上一些表外业务的杠杆效应，那么投资银行的杠杆倍数可高达50-60倍。新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不足为银行的高杠杆经验提供了可能。表外业务的性质本身就决定了监管银行的真实风险和资本充足率有巨大的困难。

(2)新巴塞尔协议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

新协议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三大风险提出了要求，但对系统性风险控制方面存在着局限性，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指导和要求。此次危机说明，根据经济繁荣时期的历史数据进行模型计算对产品的实际风险估算往往是偏低的，而衰退时期风险的波动程度往往会超出预期。特别是对于金融创新工具而言，由于创新工具存续时间短，历史违约率和损失率可能不足涵盖一个经济周期，而风险的充分计量其考虑的历史数据应至少在一个经济周期之上。而且，由于像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种风险性极高的证券化产品，产品的风险相关性很强，当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或突发性事件时，产品之间的高相关性将引起风险共振，导致风险被放大。

3 新巴塞尔协议今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金融危机表明了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紧迫性，同时也暴露了它的许多内在缺陷。危机爆发后，许多专家人士就开始了对新巴塞尔协议改革方向的探索，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笔者才疏学浅，仅从自己稍微熟悉的几个方面来谈一下我对新巴塞尔协议今后改革和发展方向的一点想法。

(1)我认为新巴塞尔协议的第一支柱――资本充足率要动态化。

新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旨在降低银行的杠杆率，烫平业绩周期性，提升银行在经济下行周期时对抗风险的能力。但是从此次金融危机来看，新巴塞尔协议的亲周期性还是很强的。政府当局要想控制资产泡沫，仅凭控制货币供应是不够的，还需要控制信贷。在这方面，我们最熟悉的手段是存款准备金和最低资本金要求，但目前这两项指标基本是固定的(我国虽然很频繁的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但大多数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都保持固定),根本不顾及市场的情绪。因为他们假定市场是没有情绪的，而事实上市场是有情绪的。当局需要中和市场的情绪，以防止资产泡沫变得太大。因此，他们需要根据情况调整准备金和资本要求。

因此，我认为新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应该要保持一个动态的水平，或许我们可以利用杠杆比例来监控银行的资本水平。未来可能出台的具体措施将更加严格资本要求，鼓励银行在经济繁荣时积累超额资本和准备金，以提升银行在危机时对抗风险的能力。

(2)我认为新巴塞尔协议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力度须加强。

由于市场是不稳定的，除了影响市场参与者个体的风险以外，还存在着系统性风险。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新协议必须提高对内部评级模型和风险参数的审慎性要求。监管当局应及时检验银行估计风险参数的方法，督促银行更新风险参数以便及时反映违约率和损失率的上升。在评估借款人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之间的相关性时，应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因子的影响。

乔治・索罗斯说，巴塞尔系列协议犯下了一个错误，它给予银行所持证券的风险等级远低于常规贷款：忽略了证券仓位集中所构成的系统性风险。要纠正这一点，必须调高银行所持证券的风险等级，此举可能有助于阻止贷款证券化。我个人也是十分认可这样的说法的。

(3)我认为应该将更广泛的衍生工具纳入风险监管范围。

衍生工具并未减少金融市场整体风险，并且衍生资产的杠杆作用将风险放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银行通过证券化将资产负债表风险转移出去，然后又作为结构性产品投资者承担这些产品新的风险，导致总体风险上升。为此，新资本协议应更加重视金融创新带来的创新风险，制定新的计量标准和监管规则，控制杠杆度，加大违规惩罚力度，将衍生工具产生的衍生风险一并纳入金融监管视野。

4 结语

金融危机爆发后，巴塞尔委员会也积极地探索新巴塞尔协议改革的方向，并做了一些修订和补充。

巴塞尔委员会于2008年6月出台了《公允价值的度量与建模》指出了公允价值评估有待提高的四个方面：管理与控制过程、风险管理与度量、价值调整、财务报告。

巴塞尔委员会2008年6月出台了《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旨在提升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和全球监管能力，尤其是在流动性危机中的恢复能力。

巴塞尔委员会于2008年7月出台了《额外风险要求准则以及对Basel Ⅱ框架的修正》,该准则是对巴塞尔委员会于2007年10月出台的额外违约风险资本要求计量准则的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8月，巴塞尔委员会在《经济资本模型的实践》中首次提出，经济资本模型的使用变革是由于银行内部资本管理以及监管需要，并可能将对银行经济资本评估的框架融入新巴塞尔协议的第二支柱。

2009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又了《新资本协议的修改建议》、《市场风险资本计提修改建议》、《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提指引》三个征求意见稿，对新资本协议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以强化“三大支柱”的资本监管框架，增强新资本协议的风险捕捉能力。

这些最新的修改以及补充条例，都是在总结这次危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操作性。但是我想说的是，从1999年征求意见第一稿到2007年正式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实施周期过于漫长，而金融创新速度却在不断加快，导致本来代表国际活跃银行先进管理经验的新资本协议，在经过七、八年研究、争论、过渡之后，在正式实施之日已变得相对落伍，甚至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希望这次巴塞尔委员会及时总结的宝贵经验能够尽快的在国际上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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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铭栋，章礼善。“巴塞尔协议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J].福建金融，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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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兴华。“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状况的解读”[J].广西金融研究，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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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尹娜。“金融危机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实施”[J].现代经济信息，2009,(14).

巴塞尔协议【第二篇】

关键词：逆周期资本；东道国；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9-0050-04 DOI：/

巴塞尔系列协议（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I、1996年的巴塞尔协议、2004年的巴塞尔协议II、2009年的巴塞尔协议和2010年的巴塞尔协议III）自诞生之日起，便将自身的适用范围定义为国际活跃银行。然而，在各国对巴塞尔系列协议的实践中，其适用范围却远超过了国际活跃银行的范畴。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制定巴塞尔系列协议的巴塞尔委员会，其成员国也已经由1998年时的十个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扩展为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内的27个国家或地区。作为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特别是G20成员国，在享有政策讨论权的同时也承担了率先实施巴塞尔协议的义务。从目前巴塞尔委员会各成员国的实施情况来看，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正式公布了巴塞尔III的实施草案，日本已经正式公布了最终的实施方案；而发展中国家实施相对较为缓慢，阿根廷、土耳其等5国至今仍未正式公布实施草案。究其原因，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具有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经济金融发展特征，很难用相同的标尺对其进行衡量和监管。另一方面，针对国际活跃银行而制定的监管规则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中小银行而言适应性有限。因此，如何在G20的发展中国家中推进巴塞尔系列协议，特别是危机后提出的巴塞尔III，在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同时尽量减少对当前经济的冲击，并充分体现巴塞尔协议在各国的适应性，是巴塞尔委员会以及各国监管当局密切关注的问题。此外，与已经实施了巴塞尔II的欧洲国家不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未实施巴塞尔II，所以同时面临着从巴塞尔I直接过渡到巴塞尔III的挑战。

一、巴塞尔III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施现状

自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推出巴塞尔III之后，根据其对G20各成员国于2013年之前相关实施草案的规定，目前全球各成员国对巴塞尔III的实施已全面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根据2012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提交G20峰会针对28个经济体（包括巴塞尔委员会27个成员国和欧盟）的研究报告总结，在2012年5月底之前①。沙特阿拉伯、日本和印度对巴塞尔III的实施推动较快，已经先后公布了监管协议的最终实施方案，其中印度、日本将先后与2013年1月和2013年3月正式实施巴塞尔III。截至2012年5月末之前，加拿大、德国、中国、南非等18个国家都已正式公布了巴塞尔III的实施草案，而韩国、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等7个经济体尚未公布正式的实施草案。从整体上看，大部分成员国都处于征求草案意见阶段到制定最终实施方案的过程中，目前成员国内部还没有国家开始正式实施巴塞尔III。

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区分，发达国家实施巴塞尔III的积极性更高，并与巴塞尔III内容及要求更为一致，改动也较小。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较为滞后，同时对巴塞尔III的监管内容及要求改动较多。从发展中国家的实施情况来看，印度、沙特阿拉伯的实施进度最快，最终的实施方案已经，距离正式实施也为期不远。而金砖四国中其他三个国家：中国、巴西、俄罗斯，目前中国和巴西已经正式公布了实施草案，而且中国也已于2012年6月公布了资本监管相关内容的最终实施方案；俄罗斯的实施草案也将于2012年下半年正式公布。但是相对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巴塞尔III的实施过程中更为积极、迅速。在7个尚未正式公布实施草案的国家中，除美国、中国香港外，其他5个均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然而中国、印度等金砖四国受到强力的经济增长和金融环境日趋成熟等条件的驱动，实施巴塞尔III的积极性明显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巴塞尔III中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是具有其内在原因的。从各国的经济环境来看，发达国家在实施巴塞尔III中具有显著的成本和技术优势，各项监管条款都具备明显的针对性。但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相对不成熟、经济环境波动较大等特点。笔者将从三个视角分别阐述巴塞尔III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存在的不适应性和负面影响。

二、巴塞尔III的相关要求在发展中国家缺乏适应性

巴塞尔协议是针对国际活跃银行所提出的，虽然其在近期的实施中范围逐渐扩大，但是其政策制定的出发点还是围绕着国际活跃银行展开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实施带来了不适应性。另一方面，巴塞尔和巴塞尔III都是针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展开的，其关注的主要对象也是欧美金融体系在危机中暴露出的不足。因此，将巴塞尔III的监管标准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一种“西方生病，东方吃药”的做法，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

在发展中国家过早加强衍生品场外交易市场的监管可能会阻碍经济金融的繁荣。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特别是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在危机中显现了较高的风险隐患。巴塞尔委员会要求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场外交易市场实施更为严厉的监管措施，然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对其实施过于严苛的监管可能反倒会阻碍衍生产品的发展，从而不利于衍生产品在金融市场中发挥其应有的剂和资产定价等作用。即使是对于那些衍生品场外交易市场已经成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于衍生产品的监管也应该视其发展状况和程度而定，当其没有发展成为系统重要性金融工具时，对其如何采取监管也需要不同视角的考量。

判断经济周期的前瞻性指标可能缺乏国际一致性。在巴塞尔III逆周期资本监管指标的选择中，目前巴塞尔委员会建议使用信贷/GDP这个指标对于当前的经济周期进行前瞻性的判断，然而该指标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也较大，且在经济运行中常运用计划性等强制性手段进行信贷调控，因此简单运用信贷/GDP这一指标很难准确衡量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经济发展速度和波动条件下的信贷深度。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巴塞尔III逆周期相关要求时，可能更多选择违约概率等其他表征经济金融周期的指标以完善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1]。

流动性覆盖率（LCR，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未来30日的资金净流出量，不低于100%）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可用稳定资金/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不低于100%）是巴塞尔III新提出的两大流动性监管指标。针对危机前流动性风险监管的缺失，这两大指标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新的约束。然而其中某些细节定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适合，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对LCR和NSFR相关监管体系的构建并不十分热衷。一方面，优质流动性资产的缺失可能在客观上导致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流动性无法满足监管要求。巴塞尔III中对优质流动性资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一般来说，政府债券是最好的优质流动性资产。但是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债发行量较低，为满足新标准的要求，商业银行可能不得不大幅持有本身就较为稀缺的国债。而企业债券只有达到AA-的评级才能被称为优质流动性资产，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家的评级不高，具备AA-评级等级的企业债券也十分稀缺。这样，由于金融市场中的优质流动性资产的流通量非常稀少，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实现巴塞尔III中关于流动性监管指标的最低要求。为此不少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大量引入发达国家发行的政府债券，然而导致较为显著的汇率风险。最终使得流动性监管变得形式化和机械化，而并没有真正起到监管的目的。另一方面，巴塞尔III对金融资产流动性，特别是优质流动性资产和稳定资金的划分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例如，在沙特阿拉伯、南非等国家，国有机构股票、大额资金等都被视为其稳定性最高且质量最好的资金来源，但是这些金融资产在巴塞尔III中却并不被视为优质、高稳定的流动性资产。同时为满足LCR和NSFR最低要求，商业银行不得不进行更多的短期小额贷款、放弃长期大额贷款，从而可能对实体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形成了较为显著的挑战，造成资金的结构性短缺。

三、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加剧了巴塞尔III实施的负面影响

巴塞尔III的实施虽然有利于防范类似金融危机的再爆发，但可能会对短期经济复苏造成冲击，还可能对相关金融业务发展形成压力。然而结合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经济金融特征来说，这些短期的、局部的负面效应可能被放大了，甚至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对于盈利来源和资本补充机制单一的发展中国家银行来说，监管要求的提高可能倒逼银行选择简单粗放的规模扩张模式以达到合规要求，从而加剧了金融体系的大而不倒问题及其带来的道德风险。在巴塞尔III中，较高的资本要求使得商业银行不得不在控制分母的同时大大提高盈利能力，然而分母的控制将导致无法更多涉足相对高风险的借贷业务，从而带来盈利水平的降低。由于发展中国家商业银行的业务模式较为单一，特别是在利率管制和汇率管制等尚未实现自由市场的经济体中，可能被倒逼走上一条盲目扩张，追求简单业务的规模已追求利润的发展道路。而在集中度较高的市场中，可能使得原本的规模就已较大的银行或系统重要性银行借助自身强大的龙头地位和品牌效应，进一步扩大市场影响力及市场份额，从而加深银行的大而不倒程度及其带来的道德风险，加大监管当局对其进行监管的困难。

巴塞尔III的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贸易融资的发展，这对更多依赖贸易融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负面影响可能更为深远。贸易融资的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信贷能力，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在巴塞尔III关于杠杆率和流动性等监管指标的规定中，对于风险较低的贸易融资给予了较高的权重设定，从而可能会阻碍贸易融资的发展，特别是使得资产较小的客户受到较大的影响。在杠杆率计算的过程中，包括贸易融资在内的大部分表外资产一并被赋以100%的转换系数，但是由于贸易金融具备风险低、期限短等特点，因此相对较高的转化系数明显限制了贸易金融业务的发展。虽然2011年10月巴塞尔委员会调低了贸易融资等此类业务的风险权重，但整体来看，该业务所需资本仍然过高，其造成的贸易融资成本的提高及业务量的降低，不利于所在国的发展，尤其对于一些贸易金融发挥极为重要作用的发展中国家。

巴塞尔III的实施并未解除监管体系对国际评级机构的过分依赖，而这对于自身评级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及其金融机构来说较为不利。无论是在计算风险加权资产还是流动性监管指标的过程中，不同评级水平的资产在计算中都分配有不同的计算权重。因此，评级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监管资本和经营成本的高低。然而包括穆迪、标普等大型国际评级机构在内的评级体系都规定，任何机构的信用评级都不会高于其所属国家（或地区）政府的信用评级。即使是对于风险水平相当的机构，高信用评级国家的机构往往比低信用评级国家的机构所获得的信用评级要高。因此，由于不少国际活跃银行注册国的评级往往为AAA和Aaa级，因此其子公司即使在面临相同的风险暴露情况下，也会由于其东道国信用评级较低，可能会要求比母国标准下更多的资本准备。不少发展中国家认为，国际评级机构过分低估了其金融环境的稳定性，这种信用评级上的国别歧视可能会导致商业银行不得不采用高利差的形式以抵消评级较低带来的高成本。

监管的本土效应依然存在，东道国经济可能会受到母国或母行的影响。目前，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及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起到的作用日益重要，为此，这些金融机构的子公司所在国在应对突发经济问题及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理应得到相应的知情权。然而受到本土效应的影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都没有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机构做出应当的信息披露。这时，由于这些子行在东道国金融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对突如其来的金融政策或监管标准的滞后反应势必会导致东道国金融体系的动荡。

四、发达国家实施巴塞尔III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溢出效应

巴塞尔III的实施都会给各国金融环境乃至经济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金融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联系的不断加深，在发达国家实施巴塞尔III的过程中可能为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带来的溢出效应值得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关注。

巴塞尔III中资本监管的实施为国际活跃银行带来了经营管理的难题，使其子公司无法为东道国继续提供有效的经济金融服务。不少国际活跃银行，如花旗、汇丰等，在某些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有些甚至达到了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标准。一般来说，这些国际活跃银行子公司100%的股权可能都由其母公司所有，这将导致这些子公司无法轻易通过可转债等资本工具获得大额融资，从而造成这些子行经营成本的大幅提高，导致其不得不采用提高借贷门槛、降低存款利率等方式获取成本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子公司在与东道国银行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由于这些国际活跃银行的母公司在制定政策、发行资本工具等过程中并不能完全考虑不同成员国在资本监管标准的不同，因此子公司在所在国发行金融产品、发放贷款及风险评估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东道国监管部门的逆向制约甚至喊停。从而导致这些子公司其无法为东道国继续提供金融服务，为其经济金融的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杠杆率指标的监管压力下，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去杠杆化行为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巴塞尔III中杠杆率指标及其配套监管措施的推出使得发达国家的去杠杆化进程逐渐加速，这不仅导致了发达国家自身流动性环境的恶化，其去杠杆化过程中产生的溢出效应也通过流动性的传染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加剧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大型银行业会受到杠杆率监管指标的影响，为了满足监管需求从而降低信贷供给，进一步加剧了衰退市场中的流动性紧缩。

五、政策建议

巴塞尔III的制定与实施，不仅标志着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的方向，也代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大方向。在全球金融一体化和监管合作日益密切的大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话语权，在实施国际统一标准的同时充分考虑本国金融体系的适应性，使得本国金融体系既能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保持竞争中的后发优势，又能保护本土经济金融秩序，使其处于萌芽状态的金融体系得以健康稳定发展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首先，针对国际金融监管标准中不适应本土金融体系之处应加以识别，并充分运用监管当局的自由裁量权进行调整。其次，充分意识到国际监管标准可能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并结合本国经济金融的实际状况对其进行评估，尽可能地进行弱化和改善。最后，对于发达国家可能造成的溢出效应做到早识别早防范，切断或控制风险的传染路径，保护本国金融体系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巴塞尔协议【第三篇】

关键词：监管当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风险模型巴塞尔委员会银行风险银行监管外部评级合规性监管违约概率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的资本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法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协议对发达国家已越来越不适用。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粗线条的新资本协议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详细的新协议草案，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对新协议草案提出许多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研究，终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许多重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委员会计划于2003年第四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以便各国于2006年底实施新协议。在2003年至2006年间，银行和监管当局将根据新协议的各项标准，建立和调整各项体系和程序。新协议一旦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及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经验加强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目前形势下，我国需要切实更新监管理念强化资本监管。本文拟通过对新资本协议的介绍从法律角度来初步探讨其对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影响。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20世纪80年代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信用风险给国际银行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银行普遍开始注重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管理。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工作的进程。在近十几年中，随着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推出相关标准，资本与风险紧密联系的原则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监管原则之一。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新资本协议。新协议将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并提出“三个支柱”（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规定

新协议在第一支柱中考虑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1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一些的银行，新协议建议其采用标准法来计量风险，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根据标准法的要求，银行将采用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各项资产的信用风险权利。当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达到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后，银行可采用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允许银行使用自己测算的风险要素计算法定资本要求。其中，初级法仅允许银行测算与每个借款人相关的违约概率，其他数值由监管部门提供，高级法则允许银行测算其他必须的数值。类似的，在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方面，委员会也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方案以备选择。

2、第二支柱——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委员会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最低资本规定和市场纪律的重要补充。具体包括：（1）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四大原则。原则一：银行应具备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评估总量资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原则二：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价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的评估情况及其战略，以及银行监测和确保满足监管资本比率的能力。若对最终结果不满足，监管当局应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原则三：监管当局应希望银行的资本高于最低监管资本比率，并应有能力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原则四：监管当局应争取及早干预从而避免银行的资本低于抵御风险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资本得不到保护或恢复，则需迅速采取补救措施。（2）监管当局检查各项最低标准的遵守情况。银行要披露计算信用及操作风险最低资本的内部方法的特点。作为监管当局检查内容之一，监管当局必须确保上述条件自始至终得以满足。委员会认为，对最低标准和资格条件的检查是第二支柱下监管检查的有机组成部分。（3）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其它内容包括监督检查的透明度以及对换银行帐薄利率风险的处理。

3、第三支柱——市场纪律

委员会强调，市场纪律具有强化资本监管，帮助监管当局提高金融体系安全、稳健的潜在作用。新协议在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的评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资本充足率四个领域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定量及定性的信息披露内容。监管当局应评价银行的披露体系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新协议还将披露划分为核心披露与补充披露。委员会建议，复杂的国际活跃银行要全面公开披露核心及补充信息。关于披露频率，委员会认为最好每半年一次，对于过时失去意义的披露信息，如风险暴露，最好每季度一次。不经常披露信息的银行要公开解释其政策。委员会鼓励利用电子等手段提供的机会，多渠道的披露信息。

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第一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问题。第一支柱提出的风险计算量方法中标准法最简单。但是标准法的实施依赖于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每个信用评级机构都有尽量提高评级对象信用等级的内在冲动，毕竟客户可以自由选择聘请评级机构，支付评级费用，但是这种扭曲评级结果的冲动，通常会因为评级机构需要保持自己在市场及投资者中的威望而有所收敛，毕竟投资者会间接推动客户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选择。然而，这种非市场化的监管需求推动的评级却可能会加大客户对信用评级结束果进行随意挑拣的冲动，降低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盈利能力起决定作用的市场威望的重要性。为了限制这种对评级结果进行随意挑拣的行为，监管当局应该在使用评级结果时，确保信用评级机构仍然会将自己的市场威望视若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监管当局应该全面考虑对特定评级对象的各类评级结果，当评级结果不一致时，应当对最低结果给予更多的重视。（2）监管方式转变问题。相对标准法而言，内部评级法对监管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它要求监管当局有能力评估和监督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这要求监管者对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和合理与否有明确的判断。如果监管机构不能给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创造空间，就会阻碍银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不利于本国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反之，如果新的方法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被使用，可能导致在一定范围内风险失控。内部评价法的运用实质上是银行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监管方式由“静态”合规性监管向“动态”审慎性监管转变。过去，银行监管局限于资产负债情况，监测由其反映的风险水平，衡量资本充足率和各类资产负债比率是否符合量化的标准，实质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现在，监管领域的发展转向了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等。这种基于风险的审慎监管关注的是银行如何度量和管理风险及其管理能力。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让病人把药拿回家去吃。新协议通过从标准法，初级内部评级法和高级内部评级法这一循序渐进的资本计算方法，力求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鼓励银行不断改进和完善风险管理系统，从而能更精确地度量风险。相应的，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应从原来的单一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上来。

2、第二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引入第二支柱对完善整个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引入了监管当局的检查，而且有助于鼓励银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谨慎操作，但是，第二支柱的实施也向监管当局提出了一些挑战。首先，改进监管程序的紧迫性尤为明显，在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银行资本充足水平的计算之所以不真实，就是由于监管法规不可靠和公共部门有意宽容。众所周知，银行管理部门对银行面临的风险最了解，并对管理风险负最终责任。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并不是要取代银行管理部门的判断和经验，更不是要把保持资本充足的责任转移到自己身上。因此，监管部门应在程序上下功夫通过程序正义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持银行业整体的稳定，而不是某家银行的安全。其次，由于监管当局的责任增大，自扩大，相应有必要提高对监管部门自身的约束要求，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监管不是万能的，监管当局与一般市场主体（银行）一样，具有内在的利益冲动。随着监管当局的权力增加，其“设租”动力也在相应增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为防止监管当局滥用其监管权力，监管当局应采取措施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应从外部加强对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3、第三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有效的市场纪律需要可靠而及时的信息，以使其交易对手进行完善的风险评估。新协议将信息披露作为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一个内在要求，代表了国际金融业和国际监管的新的发展方向。详言之，信息披露对强化监管的作用在于：（1）信息披露制度直接作用于风险行为产生的根源体现了委托人对内部信息要求的意志和权力，削弱了人的信息优势，使监管者处于更有利地位；对风险行为的控制不应只注重行为本身，强调信息披露的约束机制比管制可能更有效。（2）信息披露有利于打开银行内部“黑匣”，披露制度的存在对人起到威慑作用，使其衡量到风险行为的成本过大而放弃冒险。惩罚不是约束的目的，更多的信息披露构成对人的警示作用更符合约束的本质要求，使监管从事后性快向事前性转变，最终达到尽可能减少风险的目的。（3）信息披露制度是其他一切约束机制实施的前提和基础。约束机制总是由一定的信息触动之后产生反应，信息披露的质量制约各种约束制度的有效性。（4）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一种灵活的约束手段，可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赋予经营者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操作权限，这符合金融业灵活、迅速的经营特色，保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据优势。（5）由信息披露所构成的社会公共舆论监督是有效监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有助于减少监管中的道德风险。强调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适当构造也必然能够构造公众监督机制，监管者的行为将受到关注，不符合监管宗旨的行为将得到纠正。从而可以降低监管组织的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2

三、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现在监管理念是风险查处占上风，为什么大家都说人民银行是消除队，是警察？主要是因为人民银行在查处风险。在风险查处理念下始终走不出防范风险、查处风险、处置风险的怪圈，现在要转移到风险监管上来。首要改变的是观念，要向风险评价转变，分析评价商业银行自身的控险能力、化险能力、排险能力，对商业银行的健全性、系统的安全性等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出其存在的风险隐患和管理漏洞，并责令其组织实施和改正。在风险评价的理念下，监管者以第三者身份出现，就不会疲于奔命，干些建台帐，跟踪检查等工作。监管当局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对银行运行的整个系统进行评价，看整个系统的风险程度有多大。

2、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银行业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都很低。我国目前仍存在使用“一逾两呆”的贷款分类法，贷款五级分类才刚刚试行，而对十国集团国家一些大银行的调查表明银行内部评级法中仅是营运贷款就平均分为10级。我国短期内仍需采用标准法，但我国缺乏外部评级机构，而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和发展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另一方面，数年之后，众多国际大银行纷纷采用内部评级法，若我国跟不上，将在国际竞争中咱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国应从现在起就着手开发内部评级法，建立风险内部评级体系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起点和基础。目前，信用模型尚不成熟，普遍适用的内部评级标准尚未建立，我国监管当局应指导商业银行在考虑自身的资本状况、经营规模、风险程度等因素的情形下建立各自的评价体系，尽可能使其能全面，灵敏地揭示和控制风险。监管当局也可根据本国普遍情况提出一个示范模型，但重点应放在对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模型进行有效的评估和指引。

3、由于会计信息不完备，真实性有待提高等因素，我国银行业在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市场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料深入分析银行的风险状况。目前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法规律规范体现在各项法律规章制度中如《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商业银行法》、《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公开发行证券公司披露编报规则第2号》等，上述法律规范除了证监会编报规则第2号处，其他法律规范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都是原则性的，没有具体要求。因此，我们应在信息披露的标准、内容、方式、手段等方面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把对信息披露的监管纳入到监管当局日常的监管程序之中，对不能遵守的银行，应根据不披露的性质、影响的时间长短做出反应，轻则对银行进行建议、批评，重则罚款、停业整顿。

参考文献：

1、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马塞尔资本协议概述》2001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一司译。

2、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的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1999年6月，朱平译。

3、罗平、孟长安《国际金融组织对新资本协议的反应》，《金融时报》2001、11、10。

4、李文泓：《国际金融监管理念与监管方式的转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国际金融研究》2001、6。

5、陈卫东：《新马塞尔资本协议评析》，载《国际金融研究》2001、3。

6、毛晓威，巴曙松：《巴塞尔委员会资本协议的演变与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新进展》，载《国际金融研究》2001、4。

7、王晓枫：《对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载《国际金融研究》2002、4。

巴塞尔协议【第四篇】

资产证券化20世纪70年源于美国，成为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最具活力的金融创新之一，其发展与巴塞尔资本协议有密切的关系。从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推动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进行资本套利，到1999年6月巴塞尔资本协议第一次征询意见稿正式将资产证券化列入监管范围，再到巴塞尔委员会对资产证券化处理几易其稿，资产证券化框架至今仍在讨论之中。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同时，又引发了对巴塞尔资本协议本身的不断修订。实际上在早期阶段，巴塞尔资本监管框架并没有把资产证券化列入，但随着监管框架的不断完善，巴塞尔监管委员会认为“资产证券化的处理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缺少了该部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达不到监管的目的”。资产证券化在监管框架中的相对地位的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为把握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监管的主要发展脉络，本文主要把握巴塞尔委员会《资产转让与证券化》、wp2、cp3的资产证券化部分及105号出版物。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资产转让与证券化》是巴塞尔委员会关注证券化的开始，wp2是cp1(第一次征询意见稿)、cp2(第二次征询意见稿)、wp1到cp3的一个过渡，较之前两个征询意见稿和第一份工作文件，wp2更为完整且趋于完善，又有较大的变动，可以反映巴塞尔委员会对证券化风险识别及管理理念的深化。同时，cp3是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的全面解析，有必要对其内容进行介绍。105号出版物作为资产证券化框架的最新变更，通过它可进一步加深对于该监管复杂历程的把握。

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推动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是近30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和发展最迅速的金融创新之一。资产证券化就是把缺乏流动性、但具有预期未来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汇集起来，形成一个资产池，通过结构性重组，将其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据以融资的过程。证券化的实质是融资者将被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的未来现金流收益权转让给投资者，而金融资产的所有权可以转让，也可以不转让。资产证券化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巴塞尔协议在各国的实施，银行对资本充足率的重视，大大刺激了资产证券化在世界各国的发展。

《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资本要求为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提供了两个路径选择：增加资本的“分子策略”和缩减风险资产总额的“分母策略”。前者是调整资本结构策略，可以进行股权融资或提高利润留成增加核心资本。不过，由于股权融资会稀释股东权益，往往会遭致股东的反对；银行也可以通过次级债券融资，但《巴塞尔资本协议》中附属资本在自有资本中所占比率不得高于50%的比例限制，使得这一方法的使用有限，所以“分子策略”对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增长空间不大。而“分母策略”则是通过出售高风险低盈利资产降低风险资产的比重，缩小风险资产总额，显然该策略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潜力。

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是资产证券化得以迅猛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它的出台推动了国际银行界的资本套利行动。对于发起行，资产证券化的表外处理使得证券化的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移出，资产和负债同时发生变动，使资产存量减少；另一方面，资本数量未发生变化，因而发起行的资本充足率得以提高，达到了释放资本、规避资本金要求的目的。对于投资行，投资证券的风险权重一般低于发放贷款的风险权重，也可以减少资本要求，供求两方面都推动了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mathias dewatripont ＆ jean tirole在其合著的((the prudential regulation of banks))(中译本《银行监管》)一书中对资产证券化对银行经理的吸引、银行选择资产证券化还是调整资本作了规范分析，从理论层面得出了如下结论：一是当资本充足率有约束力时，资产证券化对银行的股东和经理都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当银行的资本比率接近最低要求时，证券化在提高资本充足率方面特别有效。

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各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中，欧洲和日本资产证券化的推动都主要是基于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考虑。如日本颁布资本充足要求规定后，许多日本金融机构为满足要求，通过股权融资手段扩大资金总量。强劲的日本股市曾一度使日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38%，但当股市回落时，许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又迅速回复。由于日本股市的脆弱性，日本银行认识到提高核心资本并非明智的选择，从而转向利用证券化限制资本增长的“分母策略”。在欧洲，1986、1987两年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abs)总量仅为17亿美元，而到1996年达到300亿美元，1998年为466亿美元，2002年达到792亿欧元。

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的演变

一、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的起源：《资产转让与证券化》

1992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就资产证券化出具了《资产转让与证券化》的分析报告。报告分为简介、资产证券化的机制、资产证券化的动机、资产证券化的影响和监管问题五部分。

1.委员会关注资产证券化监管的原因。

委员会之所以提出要将资产证券化纳入监管的范围，是基于资产证券化日趋活跃，带来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主要的担忧是：如果不是彻底出售的话，那么信用风险仍会留在银行中。报告简要分析了资产证券化使银行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1)出售方银行因非真实销售，会面临资产质量不佳而遭受部分或全部损失的风险。(2)即使银行有效转移了资产，但当资产出现问题时，它仍然可能面临着重新购回证券的道义压力。(3)银行还面临操作风险。

2.资产证券化监管的初步建议。

委员会指出，各国监管者需要认真确定某一证券化安排中的风险是否已部分或全部有效地转给了投资者或信用强化者，并要确保安排是审慎的，主要应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1)真实销售。

如果发起行承担着下列任何一项责任，则认为它并没有实现真实的出售：一是回购或交换任何资产；二是任何已售出资产的损失保留在出售方银行；三是支付已售出资产本息的任何责任(服务费除外)。这三类资产均应由银行的资本作为支持。

(2)证券化安排的管理。

应确保银行不提供某种形式追索的道义责任和信用风险。如果存在下述情况，银行可能提供了信用支持：一是要求将特别目的的机构（spv)并入财务报表并将其名称列在该机构的名称内。二是为spv或安排提供支持的责任，例如弥补发行损失。三是在从债务人处收到收入之前向购买者汇款的责任，或弥补因所管理资产的延迟付款或未付款而形成的现金缺口，除非完全是出于现金流量时间安排方面的考虑。

在上述所有情况下，银行承受着某种形式的信用风险，且此类风险应有相应的资本基础作为支持。

(3)第三方银行的信用增强(credit enhancement)或流动性支持。

信用增强的两种监管方式：一是当银行的信用增强所支持的是第一损失或根据历史数据判断的损失金额较高时，以组合资产的金额为基础进行风险加权；另一种方式将信用增强额度从银行资本扣除。流动性支持应视为有效担保，与信用增强同等对待。

可见该文件只是简单地提出了对资产证券化监管的几个要点，并未提出具体的处理办法，但是它对资产证券化的关注为关于资产证券化的两份工作文件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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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证券化框架的完善：wp2

如果说《资产转让与证券化》只是委员会对资产证券化的初步感知，cp1、cp2、wp1是证券化处理方法的雏形，那么wp2无疑是巴塞尔委员会在资产证券化处理方法上的一次飞跃和突破。它在wp1中提出的流动性便利、提早摊还的处理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更为全面地认识和覆盖了资产证券化暴露的风险。

1.委员会对wp1修改的原因。

在wp1中，巴塞尔委员会主要对如下七个问题尚存不确定和疑问，就此向业界征询意见，以对wp1进行修改，从而完善资产证券化框架，这也是wp1修改的重要原因：(1)在计算拥有外部评级或推测评级的资产证券化暴露的风险权重时，使用abs因子是否合适。(2)在计算发起行资本金要求时是否应设立上限，即最高资本要求。(3)监管公式方法(sfa)的测度口径。(4)关于循环证券化经济资本的计算方法。(5)期限的调整。(6)流动性便利处理的风险敏感方法。(7)是否对某些证券化风险的处理上不清晰或充分。

对wp1的修改内容及结果。

经过整理业界对wp1的反馈意见，wp2对上述一些问题做出了回复并对wp1给予了修订和更为明确翔实的表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wp2中较大的变更，也是与整个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一致的地方，是提出了资产证券化的第二支柱——外部监管(supervisory review)，并在附录4中予以了详尽说明。证券化外部监管支柱要求监管当局在评估银行资本是否充足时要注意银行利用期限错配(maturity mismatches)结构降低资本要求，以及证券化资产池中资产的相关性是否在资本计算中得到反映，并对隐性支持条款、残余风险、收回条款、提早摊还的外部监管提出了操作建议。同时，对证券化的监管也秉承了新协议强调的监管的灵活性。在资本金要求方面，监管当局可根据证券化的风险转移程度对资本要求进行调整，而且为应对证券化飞速的发展，委员会提出监管当局应当能够根据证券化呈现出的新特征来判断其对风险转移的影响并采取相应对策。

(2)wp2的另一个较大变更是提出了资产池分散性(granularity)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对以评级为基础的方法(rba)和监管公式方法(sfa)的计算进行了相应调整。通过征询业界意见，委员会认为资产池暴露的分散性是证券化风险分散程度的重要决定因素。对非分散性资产池的证券化将给优先证券化带来较大的系统性风险，因而分散性被纳入了rba和sfa中。对于rba，要根据资产池的分散性和证券化暴露的厚度(thickness)来决定不同的风险权重。对于sfa，银行应考虑资产池的风险性和资产池资产加权平均违约率(the pool’s exposure-weighted average loss given default)。

(3)wp2修改了sfa。在wp1中，sfa的计算基于三个参数：kirb、l证券化的信用增强水平)、t(证券化的厚度)。为提高sfa的风险敏感性并根据上文提及的分散性，sfa的计算又增加了n(暴露的有效数量)和资产池资产加权平均违约率(lgd)。wp1中提出的系统资本要求应等于(1+β)* kirb(β是由委员会制定的风险升水，约为20%)也被废止，因为非分散资产池的证券化比分散资产池的证券化需要更多的资本金。由于参数的增多，特别是评估每笔证券化资产池分散性的繁琐，委员会也意识到这将加重使用sfa银行的负担，因而又提出了简化计算有效数量n的“安全港”概念，并对lgd的计算也进行了简化。

(4)wp2制定了对发起行的最高资本限额。wp1中的irb处理方法使得某些情况下银行的资本要求高于未实行证券化之前，业界反映证券化不能增加发起行的整体信用风险，相反风险被重新分配并转移至第三方。由于这与委员会提出的“irb不应激励或阻碍银行实行证券化”及鼓励银行向irb过渡的理念不符，委员会制定了对发起行的最高资本限额，但最高资本限额只适用于能计算资产池kirb的银行。

(5)流动性便利和表外信用增强处理方法的修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①委员会在标准方法下制定了一系列规则，用以认定表外头寸是否可被认定为合格流动性便利。②委员会认识到流动性便利的一种特殊情况，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会使用，比如市场混乱条件下的流动性便利，并对该种情况制定了信用转换系数(ccf，credit conversion factor)。③业界意见表明大多数流动性便利和信用增强不大可能有外部评级或推测评级，因而委员会提出对所有未评级便利扣除的方法并不适用于此；并对较优的流动性便利和信用增强提出了“对应法”(look through treatment)。

(6)对具有提早摊还特征的证券化处理方法的更改。

①wp1中对所有具有提早摊还特征的证券化使用固定的信用转换系数。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后对具有该特征的未承诺零售风险暴露(uncommitted retail credit lines)提出了不同的转换系数。

②更改了对具有提早摊还特征的证券化发起行的资本金要求，发起行应对发起行利息和投资行利息都持有资本金。

③委员会还进一步对具有提早摊还特征的证券化进行了区分：控制性的提早摊还和非控制性的提早摊还，并对两者提出了不同的处理方法。

另外，wp2中将业界普遍表示欢迎的“自上而下法”中适用于剩余期限为6个月的证券化延长为一年。

中对业界质疑问题的保留及解释。

对于一些业界质疑的问题，委员会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并未进行修改，而是给予了详尽的解释：

(1)关于扣除低于kirb部分的头寸。

wp1中提出发起行自留或回购部分的信用增强水平如低于kirb就应当扣除。一些银行注意到这种做法与支撑irb框架的信用风险模型不符，提出了异议。委员会给出的解释是该做法能激励发起行将蕴含最大风险的高度次级证券化暴露转移出去，因而是合理的。

(2)关于abs的风险权重。

在wp1中，对于评级为a-及以上的证券化暴露的abs风险权重与具有相同评级的非次级公司债券的风险权重相同，而对于低于a-的证券化暴露，其abs风险权重则低于相同评级的非次级公司债券。业界就这种差异提出了不同意见。委员会的回复认为这种差异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厚度不足的次级证券化往往比相同评级的公司债券呈更高的违约率。其次，分散化资产池支撑的证券化多具有系统性风险，因而其边际风险更高。

此外，wp2就一些尚不明确的细节继续征询业界意见，包括有效数量n的确定、非分散的资产池支撑的证券化方法是否进一步调整以及rba和sfa对资本金要求计算结果到底有多大的差异。

三、资产证券化框架：cp3

cp3的信用风险一一资产证券化框架从501段到606段，分为资产证券化框架下涉及的交易范围和定义、确认风险转移的操作要求和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处理四部分，以下将对框架内的变更和核心问题进行介绍。

1.与wp2相比，cp3中资产证券化框架的变动。

(1)加入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第三支柱——信息披露，规定了资产证券化的标准法和irb法下的披露，包括定性披露和定量披露的具体内容。

(2)承诺的零售信用风险暴露和非零售信用风险暴露的信用转换系数提高为90%(原为80%)。

(3)监管公式的“某一档次的irb资本”计算方法由原来的被证券化资产的名义值*[s(l+t)—s(l)]变动为被证券化资产的名义值乘以(a)*t、(b)(s[l+t]—s[l])中较大者。

(4)新增加了对流动性便利的重叠部分无需持双份资本的条款。

(5)新增了在银行无法使用“自上而下法”或是“自下而上法”来计算kirb的情况下暂时使用的方法。

中资产证券化框架的核心问题。

(1)委员会提出确定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所需资本时，必须以经济内涵为依据，而不能只看法律形式。这项规定适应了资产证券化形式多样、层出不穷的发展趋势，同时又赋予了监管当局相当大的灵活性。

(2)cp3特别对发起行的概念给予了说明，是由于cp3中发起行的定义范围大于一般对发起行的定义，实质上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发起行、承销人，也即对该过程进行管理、提供建议、向市场发售证券或提供流动性和／或信用增强的银行，就会被进而看作是发起行。

(3)发起行可以在计算加权风险资产时将被证券了的资产剔除的相关条件。

(4)cp3对风险暴露的处理方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中sfa和rba的适用范围、操作要求、具体计算给予了详尽说明。

四、资产证券化框架的最新变动：105号文件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cp3的资产证券化框架部分是业界反应最为强烈的部分之一，也是许多监管当局宣称不接受cp3的重要原因之一。业界普遍认为cp3中的资产证券化irb过于复杂，给银行带来了负担。委员会于2003年10月开始对证券化框架进行了修订，并于2004年1月提出了修改意见稿，主要是简化了资产证券化框架并推进了处理方法的一致性。

1.委员会考虑对一些未评级的低风险证券化头寸采用新的处理方法，该方法应能够体现领先银行目前的风险管理实践。委员会将对资产支持商业票据采用内部评估方法(internal assessment approach)。

2.委员会将简化sfa。第三次征询意见稿中的监管公式方法用于处理未评级头寸，起初业界对它的反映主要集中于其复杂性。进一步，业界质疑sp与目前银行风险管理实践的不一致性，但同时也有一些银行认为sf更具敏感性并愿意采用。简化后的sf将适用于所有未评级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流动性便利和信用增强，并且委员会正在考虑是否设立证券化资产池中暴露的有效数量(n)的上限。

3.委员会考虑增加“自上而下法”和kirb计算方法的灵活性。银行反映对用自上而下内部评级法计算的暴露其违约损失率高达100%太保守，委员会正计划制定更宽松的标准，允许银行在用“自上而下法”计算证券化暴露的kirb时，使用自己估算的违约损失率。

4.加强sfa和rba的一致性以及发起行和投资行处理方法的一致性。无论银行是发起行还是投资行，也不论是低于还是超过kirb部分，所有外部评级头寸都使用rba方法。同时，委员会同意修改rba使其风险权重与证券化暴露的内在风险更一致。

5.将调整一些风险权重。

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即《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由于具体的修订还在进行当中，105号文件中提出的最新变更并没有体现在新协议中。但是，新协议的资产证券化部分的条款已经进行了整合和简化，如对可控制的提早摊还的信用转换系数进行了简化，这反映出了委员会对资产证券化处理方法进行简化的基本思路和趋势，今后该部分的调整也会沿着这一思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