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论文范例（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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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学论文1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产生了成千上万的下岗、失地失业人口，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为了生存，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除了设点摆摊，很难进入其他就业领域。街道成了他们养家糊口的最佳场所。由于流动摊贩的经营产生外部不经济性如环境污染、影响市容和公共交通秩序全等，政府部门实施反复取缔的政策。由于这些街头流动摊贩属于于弱势群体，他们无资金、无技术、无社会关系，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完全取缔摊贩等于是断了这些人的生活来源，所以取缔受到来自流动摊贩们的抵制和反抗。于是在中国绝大数城市街头上，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摊贩们与城管人员“冲突”大战。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已经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1些国外城市征对流动摊贩管理办法

法国的依法管理与便捷服务

法国对于市政管理中类似的问题，通常先是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社会调查统计部门通过调查，核实、了解相关问题，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及立法管理的相关建议，政府在经过与专家的磋商并听证之后，提出相关法案交由立法机构讨论成法，或者在原有法律基础上进行补充与修改。因此可以说，依法管理与服务是法国市政管理的核心。法国没有城管这个部门，城市管理由警察和宪警依照法律进行。流动摊贩必须依法办理营业执照，而且还受到其它相关法律的约束，法国对于无照又无身份证的外国偷渡客乱摆摊也比较严格，一般情况是将人带走，但不没收财物。另一方面，在法国，流动摊贩摊经营证照的办理非常便捷，本人直接办理、邮寄或者网上投寄都行；符合法律条件的经营者，还可以依据相同的渠道申请补助、贷款和减免税，只要满足法规要求的条件，经营者足不出户，便可办好一切减免手续。

泰国的人性化管理

在外人看来，曼谷对流动摊的管理近乎空白。流动摊贩们看似随心所欲。其实，市政当局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登记、管理。按规定，只能在指定的街区摆摊。整个曼谷市指定的设摊街道有268条，合法登记的小摊有1万多个。可能是管理不够严格，以至于全市还有另外万个小摊没有登记，它们占据了466个街区，非法的比合法的还多。泰国政府对流动摊贩管理的理念是：这些弱势群众的生存权比市容重要，也比市民走路的便利更重要。不让他们摆摊，可能很多人就会被逼去偷去抢，影响整个社会安定。对于没有得到许可的流动摊贩，也有管理人员去查，但一般以轰跑为准则。有时真抓住了，处罚相对较少，但不没收小推车之类的工具。政府规劝流动摊贩：最好给行人留出1米宽的过道。曼谷市政府还制定了一个10年计划，通过提供其它的就业途径，让非法流动摊贩主动退出市场。

泰国的这种管理方法的显示：人性化的服务是保障，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流动摊贩的基本生存权利。

韩国的区域管理

韩国的流动摊贩已经从过去的比较单一的小吃摊，发展到花店、寿司店、服装店、日用品店，可谓种类繁多难以计数，而这些店又大多装饰得很有个性的移动商店，人们甚至称之为“道路文化”。在韩国，流动摊贩一般是不用缴纳税收的，只要你加入“小摊业主协会”,获得批准后就可以摆摊了。

政府在允许摆摊的区域和时间上划分清楚，不仅有利于执法，城管执法部门区别对待，同时也有利于流动摊贩自觉遵守。

2对我国城市流动摊贩管理的启示

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生活空间，优劣共生兼容并蓄是它的应有之义。由于制度环境、国情和国民素质等情况的不同，我国应该辨证地去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管理思路和模式，结合实际情况，逐步探索符合我国流动摊贩实际情况的管理对策。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目标。流动摊贩的存在，涉及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存权与工作权等公民基本权利。流动摊贩大多属于生活在城市最低层的穷人、弱势者。尽管如此，他们有一项权利与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其他人是完全一样、也完全平等的，那就是生存的权利。设摊做小买卖对他们来说既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他们生存的一种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帕克告诉我们，城市最根本的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化生存与发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由此可见，如果将市容环境整洁视为城市居民人权的组成部分，那么当生存权与享受环境整洁的权利产生紧张关系时，行政权作出的选择只能是维护生存权，克减环境整洁享受之权利。

第二，不断完善城管执法的法律法规，提高城管执法权威。城管执法人员与流动摊贩之间的“猫鼠游戏”,甚至发生暴力抗法等极端事件，背后正是城管立法缺位或者立法冲突的问题。因此，针对城管执法部门法律地位不明确和在执法过程中缺乏执法具体标准的现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完善现有的法律支撑体系。按照国家《立法法》的规定及执法实践的需要，制定出一部专门的有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使城管执法部门能够得到流动摊贩更大的认同，在与其他部门协调的过程中能有足够的权威和独立性，解决其合法性不足的问题。

第三，进一步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规范城管执法行为。城管执法部门本身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机构，其规范化程度还有待加强。首先，要提升执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加强执法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开展好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好“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其次，提搞执法队伍的业务素质。在树立自己既是依法执法的执法人，又是城市管理的管家人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管他为他”的原则，结合工作实际不断更新业务知识，真正做到高质量的城市管理水平和手段。再次，规范执法手段。城管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执法程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工作，对流动摊贩可以采取思想教育、人性化的管理和服务等，而非纯粹的暴力手段。城管的最高境界是和谐，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城市秩序和优美的城市环境，以推动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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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学论文2

[论文摘要]纵览目前城市研究的现状，城市伦理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不论是从历史的角度、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学理的角度，作为人类的聚集形式的城市内在地具有伦理属性。而从城市的产生发展、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结构、城市化以及城市文化建设等角度来看，城市伦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城市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内伦理学界还没有对城市伦理的专门研究。是城市研究不需要伦理学，还是伦理学无法与城市研究相结合呢？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城市研究与伦理学的结合有无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又提出了如何可能以及研究城市伦理有何意义的问题。

（一）城市的伦理本质

从解释学的视角来看，城市伦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城市社会和城市生活中的道德理论、道德现象、道德问题等等，属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应用伦理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研究在城市生活、城市发展、城市管理中所遇到的社会道德问题的学科”。另一种含义是指城市本质的伦理蕴涵，即作为人类聚集形式的城市的伦理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伦理是对城市的伦理学解释，即从伦理学的视角解读城市。从学理上说，两种解释都是成立的，但显然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根据，而且后一种解释更能体现出城市伦理的理论价值。因此，本文更多地是从后一种意义上来阐述城市伦理。

城市作为人类居住地或人类的聚集形式，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生成的。而城市一旦形成之后，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是城市的历史发展。从目前学者们对城市研究的众多成果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伦理作为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道德之维，存在于每一个人类集聚之所，城市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内在地包含有伦理因素，或者说，城市先天地具有伦理的属性，城市伦理是城市本质的体现，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城市伦理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城市的产生过程或者称之为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城市共同体由于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相互之间的交往方式等等方面与生活在农村的社会群体有所不同，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从不同的学科视野来看，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社会学强调城市社会独特的建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经济学强调城市经济体系的独特性，管理学关注的是城市管理活动的特殊性，人类学则从人口的数量分布以及居民的流动性和异质性方面来界定城市共同体，而在伦理学的视野中，城市共同体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城市伦理。首先，城市伦理决定了城市生活的基本样态；其次，城市伦理是城市交往的基础；第三，城市伦理决定了城市共同体的变迁。

从学理的层面来看，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与城市文化的研究都与城市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城市社会学主要研究城市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方面，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探讨城市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涵盖了城市的历史变迁以及城市的各种历史形态，阐述了城市社会的各种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为城市伦理和城市道德的理论分析提供了社会学的基础和依据。城市管理学主要是从公共管理的视角，以城市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和良性运行为目标，以人、财、物、信息等各种资源为对象，对城市运行系统做出的综合性协调、规划、控制和建设、管理等活动进行研究。城市管理活动本身就是城市管理主体（包括城市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市民）与城市管理客体（包括各种城市管理活动和行为）的交往和互动，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与城市管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对城市管理活动和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决定着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对城市伦理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包括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内的城市文化是城市精神面貌的代表性标志，一个城市的文化，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和这个城市所在的人口、工业、商业、交通、旅游、生活等方面发生互动，并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行为模式中去，从而形成城市文化的不同层面，从各个侧面展现城市的文化形象，体现城市的伦理精神，而城市文化的变迁也与城市伦理的变化息息相关。

（二）研究城市伦理的意义

1.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其本质。

城市伦理是伴随着城市而产生和发展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城市本身就是在人类文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生成的，“城市是一个动态体，城市存在的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集中地，抑或可以说，城市从产生的那天起，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运动和变迁。人在流动，物在流动，货币在流动，旧的街区在老化，新的街区在生成……。”城市的流动性决定了城市伦理也有一个历史的变迁。

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也就是说，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人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城市市民是城市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伦理的产生与发展也是如此：要在这个人工环境中保持城市主体之间的正常交往，必须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交往规则或游戏规则——城市伦理。2.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结构。

城市伦理是城市交往的前提和规则。所谓交往就是指“人与人或与人群共同体之间为了实现变革世界和生存环境的目的，通过媒体中介而开展的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改造的各种实践活动和所形成的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交往行为从动态上看产生出人的各种交往实践活动，从静态上看则形成了人们之间的种种交往关系状态，它是人的社会化的根源和动力之所在。”城市交往就是建立在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态系统之上的交往活动，除了具有一般的人类交往具有的特点（如主体间性、语言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物质性和历史性等）外，还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大众文化的影响、市民社会的结构、工业文明的历史、公共领域的变动等等，都与城市交往的规则即城市伦理在现实的城市生活中产生互动。

3.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城市化的过程及其意义。

城市化的过程包括了人口集中、地域转化、产业转型、生活方式变革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几个方面，而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是人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对自然空间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文明产物，城市化研究的出发点是人，……注重城市化中人的主体性和自为性，”而人的城市化的关键是全面提升人的综合素质，而不只是简单地把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样的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迁移过程。因此，城市伦理显然占据了城市化过程的重要位置，是保持城市秩序，开创城市新面貌的关键因素。

4.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塑造、发展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又称“都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城市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既有社会文化的共同特性，又有自身的特点，有学者把它总结为“地域性、群众性、开放性和兼容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时尚的符号，是族性与历史的叙述，是城市人格的价值诉求。城市文化内含四个层次：物质秩序或物质文化层，即城市的建筑文化，包括城市建筑风格、特色与色彩的文化内涵，街区的结构与风貌，城市的建筑布局等，它们构成人的居住结构；管理——制度文化层，包括城市管理体系、社会分层、社会组织等，它们是人——都市的社会结构；生活与行为方式层，即都市的活力，包括城市居民的生活习俗、日常交往方式、国际化全球化的程度、时尚等；心理——观念文化层，即意识形态，如宗教观念，政治观念，道德情操，哲学理念，艺术底蕴及其所属的机构如学校、图书馆、剧院、书店和网吧等。只有深入研究城市伦理，才能更好地把握城市文化，引导城市文化向更加文明、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城市社会学论文3

进入到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体系、城市规模逐渐趋于成熟，而城市就业、住房、交通、环境等城市内部问题凸显，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从宏观的城市体系及中观的城市个体走向了微观的城市内部空间。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深化，如何改变中国城市在国际分工中的依附地位，提升在世界城市体系的地位是我国当前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城市地理学研究内容体系与教学侧重

城市地理学与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区域规划等课程内容有诸多交错，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需要把握重点、合理取舍。城市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如图1所示，通过与其他课程有效整合后，将“城市概念、城市地域、区域自然及经济地理条件、地理位置、城市化、城市规模分布、职能分类、空间分布体系”作为“城市地理学”教学的重点。而“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内部地域结构”及“城市内部空间、城市问题”分别于“区域规划”、“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三门课程予以详细讲解。

城市地理学教学方法与实践探讨

结语

城市社会学论文4

[摘要]：城市与电视，都是重要的社会空间。通过这种空间属性的交互，城市社会学可以拓展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对于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理解不同的四个流派（古典城市理论、人文主义城市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全球化城市理论），在研究态度、生态观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时空观念、知识生产以及从社会功能等维度，对于电视研究的空间有所拓展。

Abstract:Bothcityandtele,whaturbansociologycouldenlightentelevisi,ecology,lifestyle,humanisticthinking,space-time,knowledgeproductionandsocialfunction,fourschoolsofurbantheorythathavedifferentunderstandingofurbanrealityandprocessgivedifferentanswers.

Keywords:urbansociology,televisionstudies,space

引言

城市与电视，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众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间（space）所在。“实体性”与“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异。不过，如果检视作为空间的城市与电视，就会发现二者在实体与想象之别以外，还是具备“现实的关联”，即：电视是城市的镜象，城市的实体为电视的想象拓展了空间。

城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作为社会学最早的分支学科，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而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电视为研究对象。那么，因为城市与电视“内在的关联”，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也发生了“理论的关联”。

在假设上述两组关联是一种机会，而非威胁的基础上，笔者通过这篇文章想粗略讨论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有何意义？这一母题包含几个子题：城市社会学的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会立场？有哪些观点？这些立场与观点，对于电视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从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先哲（滕尼斯、西美尔、涂尔干等）以现代性视角关注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算起，城市社会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进史。本文借用一个社会学界的梳理框架[1]，再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流派：古典城市理论（芝加哥学派）、人文主义城市理论（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城市理论。这四种流派既有延续的线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笔者将采用价值中立的切入视角，在一个广泛的语境中进行具体阐释，力求达成电视研究空间的多维拓展，并超越电视研究（特别是在现有的中国语境下）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城市生态观下的电视与生活方式

芝加哥学派是古典城市理论的代表，其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记者，自1920年代开始就带领他的学生到周围的日常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2]，而芝加哥整个城市也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种走出书斋、现场工作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电视研究选题、视角单一的现状就是一种思维的重启：不要只关注国外先进电视经验以及国内知名电视机构、文本，哪怕身边一个普通的城市电视台，也会有值得观察、研究的问题。仅以笔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级电视台的半年挂职工作为例，这种“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经验累积，让笔者过往仅限于海外前沿趋势、国内一线频道（特别是卫视）动态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并起码在如下两个问题中，思路得到了拓展：即城市电视台与所在城市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所谓广电集团化整合与频道制竞争性运营在实务操作层面的冲突与融合。其中具体的思考，或许会成为另1篇专文的内容，在此不展开。接续，还是回到芝加哥学派。

帕克在研究中创造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为人类空间生态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与扩散，功能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仅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实体，而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社群异质性三个变量制约[4]，比如城市比乡村人口多，由此更为个性化、多样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则必须发展出与陌生人共处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处，也必然会突破阶级、种族的区隔。

电视研究的对象是电视，从帕克的生态论来看，其作为特别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城市生态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与功能。由此，关注电视的演进发展，可能就需要突破传统思路“从电视看电视”的局限，借用“社会史”的范式，“从电视看社会”，看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看电视与整个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城市，作为实体性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电视，作为想象性空间，也可以被视为生活方式的一种镜象。于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除了机构、文本之外，在观众研究领域，可能也需要考虑规模、密度与异质性的指标对于收视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异质性指标。比如，以一部名为《双面胶》的电视剧为例，这部剧集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位东北丈夫与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历程。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因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社群异质性提高，才产生了剧中这位东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则，就还只是东北人普遍在东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与此同时，反映社群异质性的电视产品吸引的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那些城市的观众，他是们能够切身理解东北丈夫（外来）与上海妻子（本地）在上海可能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那么，进一步讲，《双面胶》这部电视剧，首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特殊产物；而其本身与之发生“收视关系”的特殊观众一道，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也参与到了这一“新陈代谢”的社会进程当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许才是作为研究问题最有魅力的地方。

寻找诗意的空间：城市与电视

在以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莱维斯•芒福德与简•雅各布斯。无独有偶的是，他们都非“学院派”专业人士。芒福斯没有大学文凭，“来自社会，这所最好的大学”；雅各布斯只是一个社区活动家。但是，他们对于城市的思考，却突破了正统的桎梏，赋予城市诗意的气息。

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他认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教育，商业等一切事物，都只是使“社会戏剧”（socialdrama）更加富有意义，都是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加强和突出演员的姿势[5]。他自己作为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以亲身的历程，在他钟意的“大舞台”纽约演出了精彩的剧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对在纽约格林威治华盛顿广场横穿高架。雅各布斯，则如同一位对城市、社区充满温情的母亲，她用“街头芭蕾”（dailyballet）来描述市民参与生动而丰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区活动，反对追求技术效率的刚性城市规划，并坚持认为传统的城市虽然看起来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这种“都市乡愁”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社会戏剧”还是“街头芭蕾”，上述两位学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赋予到他们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层面找寻一个诗意的家园。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为其镜象的电视也必须有人文情操与关怀。在电视研究领域，节目品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由于电视媒体以及相关研究其自身的价值观囿于眼球、收视率与广告创收之中，对于思辨与审美、对于文化意义的追求已经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电视媒体的此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城市研究中习得：电视空间，与城市空间一样，更应该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并让这种空间为社会成员带来更好的生活。这也令笔者联想到2008年初，“体制内外”两位资深业者对电视空间人文属性的追问与召唤：黎瑞刚认为，“我们很多电视机构大量地满足于模仿海外成熟节目样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袭克隆，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原创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极因素通过娱乐的包装和电视平台的放大，以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名义来瓦解社会理性，这是电视从业人员职业理想的丧失、人文精神的放弃”；而在刘春看来，“现在的电视界都忘了自己是个媒体，只考虑收视率。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有基本的公共追求，应该有道德底线；西方媒体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普利策奖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电视界你感受不到这个，整个电视界从南到北讨论的全是收视率。我觉得最大的悲哀就是，电视没有坚持”[7]。

以上反思，是来自实务业者的共鸣与映照。而就电视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够像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从心底珍视城市发展、参加城市进程一样，去珍视电视、参与电视呢？毕竟，仅以笔者所见，就有不少研究者对于电视并不以为然，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还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电视，只看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节目——责任意识与主体性双重失范，研究岂能有所推进？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生产与流动

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与曼•卡斯特。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工作代表了马克思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8]。这位复兴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间的生产》拉开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该书书名“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着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换，因为较长期以来，人们关心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通过列斐伏尔的理论，空间，不单单是社会的载体，不单单是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产出来的[9]。戴维•哈维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城市过程与时空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的联系。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10]。这种辩证关联的价值在于：城市演进是一种具有张力而非刚性的过程。哪怕在空间设计上、在当前时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区，也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间内注入城市的教化与道德，在时间上考虑长时段、可持续的社会效应，才是一种好的城市发展。卡斯特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概念，若固定，则无法被传播；而城市是一种相对实体性的社会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处空间之中，与信息的特质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种突破条框的理论创新，在他看来，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一个能够流动的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spaceofflow）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11]。

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传统城市理论是一种突破，因此对于电视研究的拓展也别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间是可以被生产的，电视空间是否也可以被生产？以往电视文本研究的对象，常常只是具体的栏目与节目个案，也即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电视空间本体的生产？电视本体的空间生产，有哪些制约因素？哪些机构，在什么机制下，对其产生影响？抑或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机构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列斐伏尔给我们以思考的新起点。在此仅举一例，简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在不同频道的不同时段中，往往会播出同一档电视剧，上文提到过的《双面胶》即为典型。那么，如果仅从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而言，其文本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列斐伏尔提醒我们：剧集虽然相同，但其呈现的空间是迥异，涵盖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电视台等播出平台。此类空间本身生产的不同，在遇到空间内部生产的相同时，所呈现出的异同现象，理应进入电视研究的观照视阈。

哈维对于时间与空间张力的省思，让我们看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仅只追求现在时态中的形态美也是不够的。以当前较为关注的节目模式（format）研究为例，在引进西方优质电视节目模式时，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导出“中国版”的成功，还需要注入“中国元素”；而“中国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见，沉潜入传统资源，并把握未来走向，在这一点上，《功夫熊猫》倒是给中国影视业上了一课。

卡斯特给电视研究最大的启发在于：勾连对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论。电视，现在被认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则是新媒体的代表，似乎二者处在不同的“阵营”。但在传统与新之间，是否有汇流点？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作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事实，其趋势如何？是网络电视台，视频网站，还是其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业者与学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

全球化时代城市：多元与创意的“主题公园”

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思想界各种新“终结论”席卷而来，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终结、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还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论，将全球化与城市化作为核心概念，关注城市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W•索亚以大洛杉矶都市圈为研究领域，进行社会学的透视。他发现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12]。除了观念的抽象之外，他细腻地描绘了洛杉矶及周遭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空军基地与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这些区域中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这些人有的是白领雇员、有的是蓝领工人[13]。这些眼花缭乱的都市元素，让城市好似一座“主题公园”，但在其背后，索耶也看到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景观。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城市而言，什么是决定其发展、盛衰的关键？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002年出版的《创造性阶级的兴起》一书里提出：创造性阶级（creativeclass），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主要变化。除了劳动者阶级，服务业阶级以外，一个新的阶级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创造性阶级。属于创造性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常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阶级的出现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有深远影响[14]。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城市是多元的，其发展需要创意的支撑；而创意本身，也需要以多元的城市空间为承载。这是因为，一个拥有不同阶层、族群、职业以及文化认同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对于突破传统的观念与事物的接纳。由此，全球化城市理论对于电视研究的启发，或许更多地就体现在对于多元与创意的认知上。

既然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么，对于电视研究者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电视空间中反映这种多元性？如何通过电视，满足多元城市人的信息、娱乐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文提到城市的多元，是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可能种类很多，但是每一类却是“自顾自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在一个特别的高度去打破这种壁垒，而让“城市的协奏曲”在荧屏中上演？如果这一观点尚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当前常常被人称道的分众化、小众化传播模式？而如果这一反思也有其合理性的话，于是顺着这条理路，也就很容易看到：当前的分众化、小众化，其实都是高端分众化与品质小众化。面对传统“工、农、兵”概念人群的电视空间生产与空间内生产，为什么在分众化、小众化的所谓时代趋势语境下不常被提起？或者哪怕被提起了，却难以践行？甚至被践行了，也常常与初衷渐行渐远？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思考，试问面对创造性阶级的兴起，电视媒体应该持有怎样的姿态？当下的电视研究，经常谈到电视的社会责任与媒体功能。其实，贴近创造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满足他们的媒介需求，就是对于电视责任与功能在某一特定层面上的最佳描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电视媒体，其作为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也能够依靠媒体话语的力量再创造城市的空间。

诚然，以上两个视角，或许是有内部紧张性的。但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有益的拓展。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15]。但是，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在“找问题”、“选方法”上做得差强人意；而当前中国的电视研究，又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鲜力量”，在这方面，则做得更不尽如人意。因此，有了笔者欲图从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中获取理论支点、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从而拓展电视研究的想法。

不过，如果不至于妄自尊大，那么，妄自菲薄也同样是要不得的。笔者在通观并梳理之后，也发现，如果有优良的理论“活水”浇灌，电视，特别是中国电视，会是一块“找问题”的良田沃土。这是因为，电视的传播过程、结构与变迁是如此丰富且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电视媒体又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让人想一探究竟。其中海量的鲜活素材与史料、复杂的框架结构与功能以及微妙的产制流程与环节，是能够带来较有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

具体而言，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的理论嫁接，基于空间的概念。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空间，但是，空间性的思维以及对于空间性思维的把握，在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理论的共鸣。如果要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城市社会学拓展了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希望这一被城市拓展了的电视空间观念，能够落实到电视学者的研究中去，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尚待从“应然”走向“实然”。因此，我们仍然在“发现电视之旅”的路上，斯途中，也包括笔者自己。

[注释]

[1]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序言第2-10页。

[2][美]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李霞译，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295页。

[3]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5-16页。

[4]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44页。

[5]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71页。

[6][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第43页。

[7]黎瑞刚刘春封新城《中国电视三人谈》，《新周刊》2008年第6期。

[8]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序言第3页。

[9]HenriLef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

[10]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31页。

[11]ManuelCastells,TheInformationalCity:InformationalTechnology,EconomicRestructuringandtheUrban-RegionalProcess,,

[12]谢守红宁越敏《世界城市研究综述》，《地理科学进展》2004年9月号，第58页。

[13]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244-261页。

[14]任雪松《创造阶级的崛起与城市发展的便利性——评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造阶级的兴起〉》，《城市规划学刊》2005年第1期，第99页。

城市社会学论文5

关键词：城市；生态规划；浅析

中图分类号：TU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生态规划的加入，城市规划的总体目标体现需要进行重新的定位、思考，对城市的功能也需要进行调整。城市要满足人们的生产、管理、生活、防御等功能外，还需要有生态服务能力，这里的生态服务能力是自由生态系统可以实现和支持人类生命活动的过程。生态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融合在一个理论系统下，对城市规划的生态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几年来，我国的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当前在一些城市规划中，生态规划还被简单理解为传统城市规划的一个章节，生态规划没有和城市规划享用一样的法定地位，没有国家的规范，导致了生态规划不能和城市规划很好的进行融合。下面先讲一讲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理论的起源。

1 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理论的起源

新的理论出现，都是建立在批判现有理论基础上的。生态规划就是批判与否定了传统的城市规划，城市规划研究大师黄光宇指出传统的城市规划方法构建了新型的城市生态规划，它从生态价值观点着眼，综合规划方法理论。传统的城市规划在哲学观上倡导主宰自然，在规划价值观上要进行扩张型的自然掠夺。而基于传统城市规划观念的生态城市规划在哲学观赏倡导人类和自然和谐共生，在规划价值观赏要进行平衡型的和谐融合发展。冯向东的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融合是根据区域规划、国土整治的指导，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对生态要素的程序、方法、内容、成果、整治目标、实施过程等进行人工的城市规划生态化融合，城市规划

同生态规划属于上下级的关系，城市规划类似于总体、生态规划类似于部门。栗德祥认为对生态规划和城市规划要从规划出发点、规划依据、研究方法、规划内容上进行区分，生态规划要从城市规划前就开始，生态规划也要通过城市规划的的指导工作，生态规划的专项规划要同城市规划同时进行。

2 生态规划同城市规划的融合

城市规划有着很长的成长历程，从理论构建来看，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还处在起步阶段，仅仅将城市规划理论分成两个部分，不足以独立出城市规划理论。这是因为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生态学和城市社会学，这些理论不应属于城市规划理论的范畴。城市规划理论不光要有横向的分类坐标，还要有纵向的分层坐标，纵向分层坐标就是城市规划的价值观。

以上海的城市规划布局为例，上海市在城市规划方面逐渐形成了明确的南北轴和东西轴的布局，这种城市布局与长江发展轴和沿海发展轴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在城市规划的同时，对于上海市的城市规划建设，也始终坚持建设一流的生态环境。上海市的发展战略目标是对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逐渐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实现天更蓝、水更清的环境目标。下面是利于城市规划理论构建的方面。

可以区分开一般的城市理论

规划作为有价值的社会实践，不管使城市的构想，还是程序的理论，城市规划理论都可以有很大的价值观痕迹。它可以把城市规划该怎样做、如何做划分清楚。把城市规划理论和一般的城市理论区别开来，比如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社会学等。城市学要根据城市的客观探索，对城市的现状、未来情况进行预测和描述，解答城市将来的情况等问题。城市规划也会借鉴参考城市科学的研究成果，但不会简单的借用这些城市研究成果，这就是城市规划存在的必要性。

价值观成为城市规划理论的核心

价值观受人类世界观影响，成为了研究城市理论的核心。通过分析人类世界观的发展得出城市规划的形成和发展，生态学对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提出挑战。生态学通过与环境间的关系来分析生物个体的发展情况，生态规划不单单是一门科学，也是了解世界的新视角，它把研究对象放到更大的关系网络中，和现代的科学发展不谋而合。当生态学对人类进行研究时，作为主体的人只是众多环境的一份子，不再独立于客体而存在。人们把城市规划当成分配管理资源的过程，城市规划要保持正当性，进行公共平台的搭建，使所有利益有关系的成员都可以通过公共平台获得妥协。还要在这个过程中关注没有发言能力的群体，不发言不代表没有享受利益的权利或者没有利益的需要。考虑到生态价值观，生命体作为规划过程中的主体，只有人类具有发言、决策权力，其他生命体没有发言、决策权利而导致利益得不到保障，造成生态的破坏，生态多样性的破坏、生态环境的丧失，生态价值的下降。

3 生态规划和城市规划融合的意义

在城市规划方面的影响

城市可以服务于所有的生命物质和非生命物质，它是价值观变得生态化的体现。同社会经济能力一样，城市的生态服务能力也需要有专门的设施和空间载体，这里专门的设施为生态基础设施。对城市生态服务能力的关注加大，同传统的城市建设一样，城市生态基础设备也将成为城市结构的组成要素。传统的城市基础建设也没有放弃绿地系统，但传统城市基础里的绿地建设，不管从结构上看，还是从规模上看，都把人类的需求作为中心而设置，这就和生态城市基础建设不同，生态城市基础建设则是把各个生命以及非生命的过程当成核心。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的融合不单单要改变传统规划的价值观、空间结构、功能设备，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融合还要对传统规划过程进行改变，例如在预测城市的规模时可以采用生态容量和生态足迹的模型，公共生态位来进行城市区域中的定位，在用地评价时可以采用千层饼模式以及头格局理论。

在城市生态规划方面的影响

生态规划同城市规划的融合，还可以使城市生态规划成为一个专项规划，可以一个生态专家的领域，显示出倡导性、联络性、代表性的特征，从各个利益方面进行法规性、政策性的妥协。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融合后的倡导性，指城市规划师通过倡导生态价值观，对生态中的弱势群体进行关怀，这里的弱势群体不同于一般社会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它们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比较容易受到侵害的生态利益主体，例如人类对环境的侵害造成自然界中的物种变的越来越少。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融合后的代言性，指城市规划师要代表这些生态利益主体中的弱势群体说话，这不单单要靠城市规划师的力量，还需要生态有好人士的力量支持。使这些弱势全体可以积极加入到城市规划中，对城市规划的未来产生影响。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融合后的联络性，指城市生态规划要成为各个利益主体联络的使者。

4 结束语

参考文献：

[1] 苏建忠。生态规划的探索与思考——以深圳的生态规划探索实践为例[A].2010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大会论文集[C]，2010.

[2] 赵淑玲。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观及其对城市规划的影响[J].平顶山工学院学报， 2011，（05）.

[3] 李王鸣，应云仙。生态伦理——城市规划视角纳新[J].城市规划，200,9，（06）.

[4] 金涛，林文棋。区域共轭生态规划探论——以黄河三角洲生态规划为例[J].城市规划，2009，（07）.

[5] 陆同伟，宋珂，杨秀，王新军。基于生态适宜度分析的城市用地规划研究——以杭州市东南部生态带保护与控制规划为例[J].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