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论文范例优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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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学论文【第一篇】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居住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部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参考文献

[1]黄继刚。 爱德华·索亚和空间文化理论研究的新视野[J]. 中南大学学报，2011（2）.

[2]吴宁。 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J]. 社会，2008（2）.

[3]叶涯剑。 中国城市演变的空间逻辑[R]//2010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分论坛论文集[C]，2010（7）.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3年度辽宁社会科学院立项课题“都市性别空间变迁与重构：以沈阳为例”的阶段性成果]

城市社会学论文【第二篇】

[论文摘要]纵览目前城市研究的现状，城市伦理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不论是从历史的角度、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学理的角度，作为人类的聚集形式的城市内在地具有伦理属性。而从城市的产生发展、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结构、城市化以及城市文化建设等角度来看，城市伦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城市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内伦理学界还没有对城市伦理的专门研究。是城市研究不需要伦理学，还是伦理学无法与城市研究相结合呢？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城市研究与伦理学的结合有无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又提出了如何可能以及研究城市伦理有何意义的问题。

（一）城市的伦理本质

从解释学的视角来看，城市伦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城市社会和城市生活中的道德理论、道德现象、道德问题等等，属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应用伦理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研究在城市生活、城市发展、城市管理中所遇到的社会道德问题的学科”。另一种含义是指城市本质的伦理蕴涵，即作为人类聚集形式的城市的伦理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伦理是对城市的伦理学解释，即从伦理学的视角解读城市。从学理上说，两种解释都是成立的，但显然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根据，而且后一种解释更能体现出城市伦理的理论价值。因此，本文更多地是从后一种意义上来阐述城市伦理。

城市作为人类居住地或人类的聚集形式，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生成的。而城市一旦形成之后，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是城市的历史发展。从目前学者们对城市研究的众多成果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伦理作为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道德之维，存在于每一个人类集聚之所，城市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内在地包含有伦理因素，或者说，城市先天地具有伦理的属性，城市伦理是城市本质的体现，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城市伦理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城市的产生过程或者称之为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城市共同体由于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相互之间的交往方式等等方面与生活在农村的社会群体有所不同，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从不同的学科视野来看，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社会学强调城市社会独特的建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经济学强调城市经济体系的独特性，管理学关注的是城市管理活动的特殊性，人类学则从人口的数量分布以及居民的流动性和异质性方面来界定城市共同体，而在伦理学的视野中，城市共同体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城市伦理。首先，城市伦理决定了城市生活的基本样态；其次，城市伦理是城市交往的基础；第三，城市伦理决定了城市共同体的变迁。

从学理的层面来看，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与城市文化的研究都与城市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城市社会学主要研究城市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方面，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探讨城市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涵盖了城市的历史变迁以及城市的各种历史形态，阐述了城市社会的各种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为城市伦理和城市道德的理论分析提供了社会学的基础和依据。城市管理学主要是从公共管理的视角，以城市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和良性运行为目标，以人、财、物、信息等各种资源为对象，对城市运行系统做出的综合性协调、规划、控制和建设、管理等活动进行研究。城市管理活动本身就是城市管理主体（包括城市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市民）与城市管理客体（包括各种城市管理活动和行为）的交往和互动，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与城市管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对城市管理活动和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决定着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对城市伦理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包括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内的城市文化是城市精神面貌的代表性标志，一个城市的文化，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和这个城市所在的人口、工业、商业、交通、旅游、生活等方面发生互动，并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行为模式中去，从而形成城市文化的不同层面，从各个侧面展现城市的文化形象，体现城市的伦理精神，而城市文化的变迁也与城市伦理的变化息息相关。

（二）研究城市伦理的意义

1.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其本质。

城市伦理是伴随着城市而产生和发展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城市本身就是在人类文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生成的，“城市是一个动态体，城市存在的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集中地，抑或可以说，城市从产生的那天起，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运动和变迁。人在流动，物在流动，货币在流动，旧的街区在老化，新的街区在生成……。”城市的流动性决定了城市伦理也有一个历史的变迁。

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也就是说，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人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城市市民是城市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伦理的产生与发展也是如此：要在这个人工环境中保持城市主体之间的正常交往，必须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交往规则或游戏规则——城市伦理。2.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结构。

城市伦理是城市交往的前提和规则。所谓交往就是指“人与人或与人群共同体之间为了实现变革世界和生存环境的目的，通过媒体中介而开展的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改造的各种实践活动和所形成的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交往行为从动态上看产生出人的各种交往实践活动，从静态上看则形成了人们之间的种种交往关系状态，它是人的社会化的根源和动力之所在。”城市交往就是建立在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态系统之上的交往活动，除了具有一般的人类交往具有的特点（如主体间性、语言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物质性和历史性等）外，还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大众文化的影响、市民社会的结构、工业文明的历史、公共领域的变动等等，都与城市交往的规则即城市伦理在现实的城市生活中产生互动。

3.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城市化的过程及其意义。

城市化的过程包括了人口集中、地域转化、产业转型、生活方式变革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几个方面，而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是人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对自然空间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文明产物，城市化研究的出发点是人，……注重城市化中人的主体性和自为性，”而人的城市化的关键是全面提升人的综合素质，而不只是简单地把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样的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迁移过程。因此，城市伦理显然占据了城市化过程的重要位置，是保持城市秩序，开创城市新面貌的关键因素。

4.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塑造、发展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又称“都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城市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既有社会文化的共同特性，又有自身的特点，有学者把它总结为“地域性、群众性、开放性和兼容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时尚的符号，是族性与历史的叙述，是城市人格的价值诉求。城市文化内含四个层次：物质秩序或物质文化层，即城市的建筑文化，包括城市建筑风格、特色与色彩的文化内涵，街区的结构与风貌，城市的建筑布局等，它们构成人的居住结构；管理——制度文化层，包括城市管理体系、社会分层、社会组织等，它们是人——都市的社会结构；生活与行为方式层，即都市的活力，包括城市居民的生活习俗、日常交往方式、国际化全球化的程度、时尚等；心理——观念文化层，即意识形态，如宗教观念，政治观念，道德情操，哲学理念，艺术底蕴及其所属的机构如学校、图书馆、剧院、书店和网吧等。只有深入研究城市伦理，才能更好地把握城市文化，引导城市文化向更加文明、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城市社会学论文【第三篇】

生 平 曼纽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世界著名的信息社会研究专家、城市社会学家，1942年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一个贵族家庭。1958-1962年，曾在巴塞罗那大学学习法律和经济，1964年毕业于梭尔邦大学(sorbonne)的经济法律系。1965-1967年就读于巴黎大学，师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并兼任巴黎大学高等实践学院工业社会学研究室研究人员。1967年在巴黎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同时也获得了梭尔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并留任巴黎大学南特校区任教。1969-1970年，卡斯泰尔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drid)担任社会学助理教授。1970年又转回到巴黎，尔后在巴黎大学高等社会科学院担任副教授暨城市社会学研究室主任达10年之久。1979年，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盛情邀请，卡斯泰尔离法赴美，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系和社会学系教授。同时，担任马德里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onoma de madrid）的新技术社会学学院的教授兼院长和巴塞罗那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员。 成果与荣誉 卡斯泰尔是当今世界上信息化、城市化研究领域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一生勤奋刻苦、耕耘不止，迄今已出版过20多部著作，发表过100多篇论文。其代表作有：《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思路》（1972）、《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的城市化》（1973）、《城市、阶级与权力》（1978）、《经济危机与美国社会》（1980）、《城市与市民：城市运动的跨文化理论》（1983）、《高技术、空间与社会》（1985）、《西班牙的新技术、经济与社会》（1986）、《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发展》（1988）、《信息化城市》（1989）、《世界的科技城：21世纪工业复杂性的构成》（与斯科特合著，1994）、《区域化与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城市管理》（与博雅合著，1996），以及被称为信息时代三部曲的《网络社会的兴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千年的终结》(1998)和《网络星空》(2001)等等。尤其是1972年出版的他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城市问题》曾被转译成10多种语言，成为世界范围内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他通过对法国、西班牙、拉丁美洲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田野调查而做的有关城市社会运动和社区组织的比较研究，不仅使他获得了1983年赖特·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 award），而且还被学界誉为“新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1998年，卡斯泰尔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的罗伯特和海伦·林德奖（the robert and helen lynd award），以及马德里地方政府颁发的都市计划最佳论文弗兰德斯奖。2000年因其对“加泰窿工人商业团体”的杰出研究而获得国际五一奖章。1995-1997年卡斯泰尔曾受聘担任欧洲委员会信息社会高级专家组成员。也曾担任过国际社会学协会城市发展委员会的领导人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西欧研究中心主任，是伯克利国际经济圆桌会议的资深研究员，古根汉（guggenheim）会员。此外，卡斯泰尔曾在大约40个国家的300所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发表过演说，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欧盟，以及智利、法国、厄瓜多尔、中国、俄罗斯、巴西、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政府的高级顾问。 一、网络社会的兴起 作为当代社会的一个产物，今天，电子网络可以说已经成了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全球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不断普及，原先仅存在于科学家或计算机从业人员之间交流的网络，现在已成为普通人日常交往的一种方式了。网络已经成为当今许多话题的一个重要背景和技术手段。正如蒸汽机带来了工业社会一样，网络也正在催生一个崭新的社会模式，型构出一种新的社会型态----网络社会，其重要特征体现在：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方式的灵活化、职业结构的两极化、劳动生产的个性化等等。网络社会的到来代表了人类经验的一种巨大变化，尤其是由于网络自身所具有的时空抽离性、互动性、平等性、开放性等特点，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契机，并成为支配和改变我们社会的重要源泉。正如卡斯泰尔所指出的，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型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为社会的整体性变革提供了动力源泉。 与传统的工业化社会相比，卡斯泰尔认为网络社会的兴起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一是以新的信息技术和基因工程为基础的新技术范式的出现，并不断地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创新，从而在总体上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二是全球化通过借助于网络而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并在全球网络的广度、全球联系的强度、全球流动的速度和全球影响的深度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三是互联网将连接个人与群体，并共享多媒体的超文本(hypertext)，而这种超文本构成了新文化的支柱，使其在享有意识形态和技术上自由的同时，得以跨越整个地球和整个人类历史。四是政治、经济、文化与信息的全球网络，将造成民族国家社会的终结。五是科学知识的发展及其运用将使工业时代以来的文化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六是网络社会的社会变革还超出了社会和技术生产关系的范围，从而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

二、信息时代的三部曲 卡斯泰尔倾心14年心血著成的有关信息时代的三部曲使其一跃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尤其是其在网络社会方面的研究成就为他赢得了大量的国际声誉。在他的三部曲中，第一部《网络社会的兴起》主要讨论的是网络社会，并试图说明借由网络媒体的资本主义信息化的资本主义劳动的新时代和新类型变化，尤其在生产关系、全球经济、网络公司和劳工模式方面的变化；第二部《认同的力量》主要研究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及其重要变化，尤其是大量不同的文化运动，重点在权力和经验关系，范围限定在民族－国家危机、全球制度和相关政治民主危机以及新建立的相应的认同上。第三部《千年的终结》主要考察了大的民族国家或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问题，以及在他们的主权中是如何衰落的问题，把许多表面是“松散结果”的案例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本身就构成了信息时代的重要形态。 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卡斯泰尔追溯了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的三个独立的过程，但这三种同时到来的效应催生了我们的新时代。他所说的三个过程指的是信息技术革命、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诸如环境保护和女权主义等新社会运动。根据卡斯泰尔的论述，信息技术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以及更有效力、更强劲、更牢固的资本主义的兴起。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则是由民族国家、男权社会以及传统社会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危机所引起。同时，这三个过程共同引发了新的社会结构——信息社会、新的经济模式——全球信息经济和新的文化形态——原生文化。同时，卡斯泰尔从城市经济结构和劳动结构入手，以全球化的眼光对三个相互联系的领域——信息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变化，做出了宏观的概括。 卡斯泰尔的《信息时代三部曲》毫无疑问是一部卓有成就的著作。因为，此前从未有其他人能够有更好的洞察力来审视当今世界诸多大趋势之间的相互关系。他的分析简洁、深刻又极具纪实性，所涉及的问题也极为广泛，从苏联的解体、“和平时代” 的到来到全球性犯罪组织的出现，从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宗教排斥和社会冲突到男权社会的颠覆、民族国家的削弱。卡斯泰尔正是通过整合这些表面上互不相干的社会现象，才诞生了这套他本人称之为“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社会”的理论，并为正在迈向信息化时代的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描述与解释的范本。 三、信息资本主义理论 由于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高度发达及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卡斯泰尔认为，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转变成信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所谓“第四世界”的现象，即其经济相对落后，而文化价值不被“信息资本主义”所认同的地区或国家。而且，作为“掠夺国家”（predatory states）一方，西方资本主义信息文化总是对“第四世界”之类的非主流文化持有一种歧视和偏见，各种符号暴力和网络霸权现象伴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扩张而走向了全球化。 然而，作为一个信息时代的理论家，卡斯泰尔的任务不仅仅是描述信息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而是一直试图在理论研究上超越“传统”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以发掘新兴社会秩序的完美形式和主题。在其信息时代的三部曲中，他依据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框架，讨论了信息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建立了独特的信息资本主义理论，并认为网络根植于信息和信息技术，而信息和信息技术衍生出信息主义，信息主义又使资本主义社会再结构化，从而形成信息资本主义。而作为当代社会普遍范式的信息主义，它至少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1)信息就是原料；(2)新技术无处不在；(3)任何使用这些新技术的系统或关系都具有网络化逻辑；(4)信息主义范式以弹性为基础；(5)特定技术将逐渐聚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因此，卡斯泰尔的信息主义范式实际上就是全面性、复杂性、全球性、网络性等特性的融合体。由此，他还做出了预测，认为21世纪就是一个由网络构建的具有全新意义的信息社会，21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来自信息技术和“电脑空间”，其实际就是信息资本主义。 今天，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经济形态与工业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一种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迅速崛起，而这种新经济的核心就是强调生产力要以知识为基础，并脱离工业经济单一的增长方式。因为信息化以其信息技术为基础而形成新的技术范式，将使得成熟的工业经济所蕴藏的生产力得以全面释放。而网络化能使信息技术产业逐步围绕着互联网组织起来，成为整个经济新技术与管理专业知识的来源，生产力增长也主要依赖于以网络化为基础。全球化则使得金融、贸易、生产、科技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对专有劳动的强调使得劳动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

四、信息化城市 卡斯泰尔于1989年出版的《信息化城市》（精装版）一书，曾在西方社会引起极大的反响。该书于1991年改为平装版，其后又分别于1992年至1999年六次修订重印。在这部书里作者关于信息化发展模式和网络社会的研究，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信息社会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著名学者彼得·霍尔评价道：“《信息化城市》是一部真正的杰作。尽管其他许多社会学家也一直在理解新经济和信息社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卡斯泰尔却已经超越了所有的人，并且我相信，这一分析的高度在今后若干年中都将无人可及。” 的确，《信息化城市》可以说是卡斯泰尔展开对信息社会研究的出发点和总领性研究纲要。在这部书中，他不仅描述了城市信息化的过程，而且还通过分析大量案例来展示城市信息化和城市空间变化的细节，以此来揭示城市信息化过程的规律，并对信息化城市的形成和信息社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观点，引起我们注视和思考。虽然不能说卡斯泰尔已经给出了有关信息社会研究的最终答案，但他比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丹尼尔·贝尔以及其后的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已经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因此，有人称他为“90年代的贝尔”，是信息社会研究方面的一个大飞跃。 在这本书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系统和经济结构，同时还催生着新的社会空间结构，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城市的版图在悄悄扩张的同时也逐步走向分散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因素也有很多，信息技术只是其中的一种因素。卡斯泰尔的著作比以往任何关于信息社会的研究都更加深刻和具体，他的研究领域是很多人都能感受到的，但又认识不清的一个新的空间——城市的信息空间或叫做“虚拟空间”，并通过分析大量案例来展开城市信息化和城市空间变化的细节，以此来揭示城市信息化过程的规律。同时，他又从多方面探讨了信息化和空间变化给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域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并针对信息化对城市的负面影响，卡斯泰尔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政策建议。 五、主要学术影响 　千年交替，曼纽尔·卡斯泰尔的名字在西方一石激起千层浪。作为当今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卡斯泰尔的著作经常被人们与马克思或韦伯相提并论，尤其是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为他赢得了广泛的世界性声誉。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杂志称他为 “虚拟世界第一位重要的哲学家”。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亚当·斯密解释了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卡尔·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何不能运行。现在，信息时代的社会与经济脉络是由曼纽尔·卡斯泰尔握于掌中的。”他的著作俨然已经成为了一项最伟大的成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宣称，即便是将卡斯泰尔的论著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也毫不夸张。彼德·豪尔（peter hall）则将其与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盛赞其前瞻性，称这部写于20世纪末的作品将成为21世纪的巨著。克里珊·库玛尔（krishan kumar）更是指出，既然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了，那么就应该有像卡斯泰尔这样的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而按照巴西前总统同时也是政治社会学教授的费尔南多·卡多索（fernando cardoso）的看法，卡斯泰尔的著作揭示了当代文明制度的内在逻辑，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信息社会的内涵。的确如此，卡斯泰尔是信息时代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解说家，其理论贡献就在于他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对信息社会进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哲学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卡斯泰尔不仅对信息社会的形成和崛起的过程作了描述，而且从更高的层次上揭示了信息社会之结构、信息社会之变迁的技术逻辑。 卡斯泰尔青少年时期就聪敏过人、踌躇满志，非常热衷于政治运动。曾在西班牙阿尔瓦塞特、喀他基那、瓦伦西亚和巴塞罗那等地居住过。在巴塞罗那学习期间，他是一个反对佛郎哥独裁政权的学生积极分子，曾与其姐姐一同断绝家庭关系而投身于反抗佛郎哥独裁政权的社会运动中。因为这种原因他被西班牙政府驱逐，以致未能取得巴塞罗那大学的学位。在巴黎，他因受益于政治难民的救济才得以完成自己的学业。但1968年的“五月风暴”时，年轻气盛的卡斯泰尔又再度卷入政治运动之中，这次他又被驱逐，最后只得转赴加拿大。 卡斯泰尔会讲六种语言，被誉为具有惊人的“欧洲式”理论分析能力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经验研究大家。30岁时他就曾以《城市问题》一书震惊世界，迫使整个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发生转变。为超越“美国式”的经验研究，他的足迹又几乎遍及全世界。卡斯泰尔对发展中国家尤为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邀请他做高级顾问，巴西总统卡多索，南非总统姆贝基，甚至俄国前总统叶利钦都纷纷邀他当政府高参。2001年5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专门在纽约召集会议，特邀他主讲。会上，他大胆提出“科技马歇尔计划”，旨在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科技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飞跃，以缩小数字鸿沟的负面影响。这一提议受到了与会代表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赞誉。

城市社会学论文【第四篇】

关键词：微观城市实践；现代性；空间抵抗；微观策略

作者简介：孟超，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3-0044-08

引 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诸多城市问题也凸显出来。单就城市居民个体审美和体验层面而言，现代城市很少能带给人们美的观感，也很难称得上宜居。居民参与在城市空间中的缺席造成了城市空间的非人化。构建城市空间的有意识的行动主体并非是普通的市民。因此，城市（的空间设计与布局）往往很容易被、功能主义所绑架，并以一种简单化的、去实践的方式组织起来。[1]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列斐伏尔、哈维等人指出，城市空间完全是更深层的资本主义运行结构的表征；城市的形成是资本运作的过程和结果；城市空间本身即是资本主义奴役人类的桎梏。

那么，怎样才能对抗城市空间的宰制性力量，建造更宜居的城市呢？我们可以借助知识精英对城市建设的反思，以形成社会力量、进行社会运动的方式参与政策制定和城市改造；也可以放弃对宏大城市空间的整体干预，选择微观城市空间进行介入，对城市空间的一小部分进行“处理”，使之“为我所用”，并借此重建人与城市环境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后一种自发的城市空间“微改造”活动近年来已在西方城市中兴起，并开始为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人文地理学、艺术研究、文化研究等所关注。

一、微观城市实践的类型学划分

上文所述的微观城市空间实践活动，在研究文献（尤其是西方的研究）中有多个名称，不一而足。艾夫森用“微观城市实践”（micro-spatial urban practices）指代这种活动，它包括：

游击式园艺1（guerrilla gardening）和社区式园艺2（community gardening）;住房和零售合作社；“快闪”1（flash mobbing）和其他“闪电战行动”（shock tactics）;“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ies）和易物活动；目的不同的占领闲置建筑的“空的空间”活动；亚文化活动，如涂鸦、街头艺术、滑板和跑酷（parkour）;等等。[2]

道格拉斯则提出“自己动手的城市设计”（do-it-yourself urban design/DIY urban design），包括：

绿化――栽植或利用空置的土地、设施或门面；自发的街景重建――画交通标示线、安装设计元素，如标记、匝道、座椅；有诉求的都市主义2（urbanism）――由社区成员安装的宣传标识、公告或其他非正式设施，用以表达其政治观点、发展理念、有别于传统的生活方式。[3]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类实践活动的性质和价值呢？道格拉斯总结了现有研究中关于“城市介入行动”（urban intervention practices）的三种话语：其一，被传统城市社会学和犯罪学视为破坏，往往意味着城市管理的混乱或缺位；其二，被视为概念艺术（concept art）、个人表达或亚文化的表现形式；其三，被认为与激进的社会行动、抗议活动相似，具有政治目的或蕴含变革潜力――城市介入行动往往意味着市民对商业化侵蚀的抵抗，被认为具有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维度。道格拉斯认为，这三种话语对城市介入行动的描述都不够精确。他通过对美国洛杉矶市的研究发现，一类属于“创造性阶级”（creative class）的群体对城市环境的不满，是促使其进行城市环境改造的动力。[3]

以上这些试图将微观城市实践理论化的努力并没有提出一种统一的框架。研究者们并没有区分种类繁多的自发性城市活动究竟是以改善空间为目的还是仅仅以之作为手段。比如，社区居民自发的社区美化活动，其背后很难说有什么特定的政治诉求，改造空间本身就是其目的。[3]但是，如“BUGA UP”这类的涂鸦行动小组就有对其行动性质和行动目的的明确意识。[2]他们的空间改造行为并不以改造空间为目的，而仅仅是利用了城市空间的公共特质，借之作为观点表达的平台。现有的研究也并没有区分出，是对现存的城市空间进行改造以提升其质量，还是对其进行否定和破坏以显露出另一种城市秩序或“城市内的城市”（cities within the city）。[2]

我们可以通过下表对微观城市实践活动做一简单的类型学划分：

无论是微观城市实践、自己动手的城市设计还是城市介入行动，都不寻求或无力对城市整体的空间布局、空间结构进行调整，而是主张公民参与、自主管理，通过市民自身的力量在微观层面上进行空间操纵、修正（alteration）空间微环境。这种调整往往是自发性的，即使有组织也是松散的，而且往往是未经批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本文沿用艾夫森的“微观城市实践”（micro-spatial urban practices）[2]这一术语，并用“微观策略”（micro-spatial tactics3）一词来指称这种空间实践背后的行动动机和行动逻辑。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微观城市实践不同于“日常空间实践”[4]，它更强调有意识地、有目的地进行空间干预、介入。对日常空间实践及其后果（通常是非预期的）进行的考察虽然能起到描述社会事实的作用，但是，这种考察并不期待指导社会行动和空间改造。微观城市实践也不同于“自发性的空间实践”[5]。自发性的空间实践虽然也是一种重要的市民空间实践，与本文所分析的微观城市实践有相似之处（都是由市民自发开展的），但是并不存在明确的目的性、指向性，因此本文并未沿用这一术语，而使用“微观城市实践”一词来加以区分。因此，日常空间实践、自发性空间实践等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二、现代城市空间及其抵抗

微观城市实践兴起于现代城市的背景之下，正是现代城市空间孕育了微观城市实践。因此，我们需要剖析一下现代城市空间及其遭遇的抵抗。

（一）“现代性”与城市空间

列斐伏尔最早发现现代城市空间与前现代城市空间的异质性，并以“城邑与城市”一组概念对前资本主义的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城市进行了比较。[6]在列斐伏尔那里，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坚硬的外骨骼，整个城市空间（甚至整个世界）都被当作工具，服从于资本主义的要求，以城市规划、区域经济学等科学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列斐伏尔指出，现代城市空间可以被认识、被规划、纵，可被资本主义借来实施权力，从而成为其工具。而且，正是在现代社会，认识、操纵空间的技术和能力才真正成为可能。

要说明这种现代城市空间，最具直观性的恐怕是现代主义的建筑美学与城市规划。现代主义的建筑可以确认的一个源头是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其推崇几何形式美、唾弃无功能性装饰的建筑美学主宰了全球的建筑设计模式，“改造和重建着世界各地的城市形象、建筑与设计”[7]（P23）。现代人习以为常的钢架建筑、玻璃屏墙、“楞形建筑”正是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典型代表。

斯科特分析了国家（中央政府）试图以“一揽子”的方式确定城市形态的努力，巴西利亚和苏联是典型代表。[1]从一方面看，这一努力是失败的，因为它并没有提供一种好的城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相当成功，因为它的确改变了城市形态进而左右了市民的生活方式。

雅各布斯认为，城市改造消灭了传统城市富有活力、能够促进社会交往的空间（尤其是传统型的街道、商铺），城市因此变得冷酷和危险。[8]此外，现代的城市设计削弱了城市吸引、容纳人群的能力，阻碍了人们驻足和步行，因此也无助于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9][10][11]

桑内特等人把现代城市人作为重要的思考对象，他们注意到现代城市中人与建筑环境的关联正在减弱。[12]究竟是个体意识的增强才催生了私密性空间还是相反，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但是，个人向私密空间的回缩显然增加了都市人的孤独感。封闭社区/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现则加剧了这种空间隔离感。[13][14]

假如我们把城市视为一个文本的话，那么它的巨大和复杂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把握其全部，也就是说，它的“可读性”越来越弱。对此，肖特如是说：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他人的创造里，生活在为我们而非被我们设计的环境里。当代城市也是可读的，但那些供我们阅读的印记却只是建筑师的签名……所呈现出的是来源于单个建筑师的行为的景观，而非扎根于建筑形态和意义的某种共同语言。正因如此，我们的城市变得难以理解，变得如此令人迷失，深感沮丧。读它们就像读一本外语写的书――我们能够认得每一个字母，但却无法领会整体的意涵。我们有了安全的庇护所，却丧失了公共的城市。[14]（P439）

城市空间在维护社会平等方面并不成功。城市被划分、区隔为不同“领地”，意味着社会分层结构在城市空间中的投射。不仅如此，哈维通过对房地产市场资本运转的研究，揭示出城市更新对于城市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巩固作用[15]。

现代城市问题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的空间认知和空间操纵方式给人带来的压迫是这些问题的根源。空间一直是隐身于城市研究/城市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隐含在每一种分析中。西方城市早期的观察者就已敏锐地发现，漫步于城市之中、与城市环境进行互动，是城市体验的重要来源。而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扩张，城市变得更加复杂，城市空间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无论是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还是雅各布斯等人社会学维度的引入，还是美学家、建筑学者对于城市规划的反思，都可以归于空间对于市民的限定和压迫：在微观层面上，现代性左右了城市的建筑语言，推崇一种简化而直接的几何美学；在宏观层面上，现代性/资本主义主宰了城市的空间布局，推崇效率和功能，工具性地支配空间，进行区隔。在城市宰制力愈发强大的同时，市民控制城市空间的能力在弱化，与城市的关联在减退。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带来了现代都市人性尺度的丧失，并以空间体验的形式传递给市民。

（二）走向一种空间抵抗的政治学

尽管市民力量可以施展的空间很小，但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在法国社会学家德塞图看来，现存秩序是可以被“洞穿和撕开（punched and torn open）”的。[16]（P96）弱者无力掌控现有空间，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开展“游击战”，迂回潜入权力的所在，伺机而动，通过日常生活的“微政治”，弱化空间的控制。

相较于德塞图的“诗意抵抗”[17]，列斐伏尔的处理方式则更为务实、更依赖市民的自觉意识和改造能力。与德塞图相似，列斐伏尔也指出城市空间并非密不透风，而是存在着“孔洞和裂缝”（holes and chasms）[18]（P156），蕴藏着城市变革的可能性。在其构想中，列斐伏尔颇具马克思主义色彩地指出工人阶级可作为城市变革的主体，而其手段正是社会运动。在前文中我们提及，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被资本工具性地使用，它处理的是流动的问题（包括劳动力的流动）。资本对劳动力进行消费式的再生产，通过空间规划的方式将劳动者的工作地与居住地相分离。在列斐伏尔的时代，大量劳动者在巴黎郊区居住，被逐出日常交流与文化生活的中心，其生活因而陷入“交通―工作―休息”的循环模式。[19]要而言之，“人们奔忙在从住处到车站的路上，挤上拥挤的地铁，抵达办公室或工厂，在晚上用同样的方式回到家里，休息，第二天接着这样”[18]（P159）。在这里，我们俨然看到了马克思“异化”观点的列斐伏尔式空间版本。过去那种活泼的、诗意的生活正在逐渐丧失。因而，最受剥夺的工人阶级最有动力也最有可能成为变革的主体。

列斐伏尔开始思考城市问题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西方社会运动高涨、各种思潮和文化现象大量涌现的时代。因此，列斐伏尔的以阶级和社会运动为中心的理论指向颇具时代性。相对地，列斐伏尔所提出的另一概念“进入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仍在半个世纪后引发回响，恰可以作为微观城市实践的理论依据与行动宣言。如列斐伏尔所言，这一概念像“一种呼声和一种要求”[18]（P158），唤醒市民对其自身处境和生活状态的关注。在《进入城市的权利》中，列斐伏尔进行了有关“人的本质”的讨论，在其对人的本体论预设中，他指出人的社会需要“有其人类学基础”[18]（P147）。但是，有一些特殊的需要并没有被商业和文化机构满足，它们包括“对创造性活动的需要，对艺术品的需要（不仅是商品和消费性的物质产品），对信息、象征、想象、娱乐的需要”[18]（P147）。而进入城市的权利，就是要将城市交还给大众，赋予其享有一个艺术品式城市的权利，而非仅仅作为物的城市。在另一层意义上，这种权利无关国籍、身份、财富，而仅关乎是否栖居于此城市之中，赋予市民“进入城市的权利”就是在给市民赋权，承认其自主介入城市空间和城市事务的合法性，而无须事前获得财产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批准。这一概念在列斐伏尔之后被进一步拓展，成为市民利益最重要的支撑。[2][20]

三、空间特质，微观策略与微观技术

下面，我们将具体阐述微观城市实践的空间操纵策略与技术，而这种策略与技术和微观空间特质密切相关。

（一）城市空间秩序与空间特质

城市空间秩序得以维持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 城市空间的物理性/刚性

空间具有固定性，一个建筑一旦建成就很难变动了，至少会在十几年、几十年之内维持现状。空间以土地的形态被认识和支配，因而可以被出租和出售，以私有财产的形态存在，这使其更加稳定。以建筑物、道路作为物理形态的城市构建，必然要求巨量的资本，这天然地将（相对而言）拥有更少量资本的城市居民个体排除于城市构建之外。城市空间也往往与所有权/产权相关联，一旦形成，市民无法（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物理破坏。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刚性的城市空间确定了市民在其中流动的“管道”，决定了其移动轨迹和方式。在这种移动中，市民与空间产生互动，生成日常生活体验。由此，物理空间的宰制性就掩盖于生活的日常性和常规性之下，被人们无意识地接纳了。

2. 常规化/去参与化

城市的运行、运转，依赖于城市内部高度的功能分化。为维持城市的正常运作，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突发事件的处理，如城市布局规划由政府、规划部门负责，卫生、美化由环卫部门负责，城市秩序由城管、警察维持，社区由物业公司维护。这意味着任何违反城市秩序的努力都会被快速清除，限制了市民参与到城市发展之中，因而限制了向另一种城市发展的可能性。

3. 匿名化/去公共性

早在20世纪早期，城市观察者们就道出了城市的本质：城市意味着陌生人的集合。城市中填充着无面孔的人群――无态度的个人、无公共性的个人、无表达能力的个人。现代市民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公共空间或半公共空间（由私人所有的公共空间）。其特性在于，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有一定容积，能够容纳一定量的人群。但是，如此的公共空间并不具备传统公共空间融合公共事务、聚集人群的能力。存在于城市中的公共人的空间基础已经消失了，由此引发了桑内特断言的“公共人的衰落”[21]。

4. 符号/想象层面的固定性

既有的空间限定了空间想象，从而限定了通向另一种城市的可能性。资本与权力的逻辑总是倾向于将其自身的逻辑永恒化，并通过空间的形式固定下来。正如吴宁所言：“当城市将人对环境的理解加以形象化和象征化，经济和政治力量便在不知不觉中恣意地操纵了空间，改变其社会性格，也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这种空间逻辑中。”[19]更为隐蔽的是，权力和资本不仅控制着城市的形态，还以知识的方式赋予这种定义合法性；换句话说，它们进入了话语体系中，从而阻碍了市民对另一种不同的城市的想象力――高楼大厦、钢筋水泥变成了人们心中现代城市的本来状态，也是应然状态。人们认可这种关于城市的“永恒话语”，甘愿服从于一种干净整洁、现代的都市想象。悖于这种都市想象的存在物则意味着脏乱落后、不和谐，是必须被清理的对象。

由此，在城市空间中，物质与符号相交缠，试图确定城市的永恒秩序（the very order of the city）。打破这种知识和构建的垄断性，挑战城市的永恒秩序，正是微观城市实践的诉求所在。为此，需要有意识地利用一些策略和技术。

（二）微观策略

在前文中，我们论及了德塞图提出的几种游击式抵抗策略。如费斯克所言，德塞图理论隐喻之下的假设是“强势者是笨重的、缺乏想象力的、过度组织化的，而弱势者是创造性的、敏捷的、灵活的”[22]（P39）。城市空间以固定僵硬限定市民，也就必然将其弱点暴露给市民，成为其偷袭和耍花招的对象。我们可以以费斯克对商场的分析为例说明这一点。商场是商业化空间，而弱者可以借之将其“转变成由弱势者控制的数不胜数的空间”[22]（P50），由此成为青少年的活动场所，形象、时尚的来源，儿童、老人的取暖/乘凉场所，等等，由此，商场的空间限定被消解了。尽管德塞图的日常生活抵抗策略很可能导向一种对日常空间实践的分析，而不是一种积极能动的城市改造运动，但是他的策略仍能为市民所用。

而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的观点也能给我们一些启发。索亚的“第三空间”可以从福柯“异托邦”和列斐伏尔“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中找到渊源。它是斗争的空间，没有人在控制着，因为未确定而蕴含着无穷的可能性。更关键的是，“第三空间”还意味着一种新的空间思考模式，“意在起爆和解构”。[23]（P211）

克劳福德则更为具体地总结了几种策略：

去熟悉化（在既定的城市空间中识别出新的可能性）;再熟悉化（重新占领城市中被异化的空间）;去商品化（主张城市空间中使用价值要大于交换价值）;替代性经济（如循环利用和礼物交换经济）;差异性合作（强调生成性而非预先建构）。[2]

微观城市实践有赖于对城市空间特质的把握和利用。其策略在于，针对空间逻辑，利用空间特质，以操纵和改变城市空间微环境。更为关键的是，微观策略必须是突然的、灵动的；任何试图日常化微观城市实践的努力都会削弱它的力量。结合上述理论家的观点，笔者在此将其具体化为如下几种策略：

1. 公共空间事件的制造。例如：快闪、行为艺术等。针对城市空间的常规性、固定性，通过事件的制造，以快速、突然性、具有破坏性，打破常规，造成原有空间的短路、中断、扰动、紊乱。

以近几年在全世界城市中流行的快闪为例。快闪像投入平静池塘的一颗石子，激发了观者的新奇感和困惑。大多数人参与快闪等街头行为艺术的动机是“有趣”，拥有更多诉求（如公益）的行为艺术会试图扩大影响，以期在短时间内引发人们对某一话题的注意甚至政策的改变。快闪的发起者同样认识到这一点，有些“快闪”发动之前甚至预先找好记者来进行报道。[24]因此，公共空间事件似乎成为了一种“软性的”、温和的抗议活动或示威游行，拥有了与之相似的力量却不会像它们一样容易被弹压。或许在这种意义上，政府门前“静坐”、“散步”等软性的抗议活动也是一种行为艺术。制造公共空间事件有望成为城市空间中“弱者的武器”[25]。

2. 空间的挪用与转义。例如：篡改广告牌、装置艺术等。针对空间的物理性/固定性，通过对空间的操纵，改变原有空间的意义。

特别是大众缺乏精英的文化创造力和生产能力，因此“挪用和转义”是大众空间操纵资源库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我们可以以大黄鸭（Rubber Duck）为例。大黄鸭是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的装置艺术作品，其样式为浴缸橡胶鸭子玩具的巨型版。大黄鸭为坚硬冷漠的现代都市增加了一点童趣和温馨感，唤醒了观者的童年体验。在香港，大黄鸭被放在维多利亚港，背景是香港的高楼大厦――资本主义和金融业的象征物；在北京，作为大黄鸭背景的则是颐和园的宫殿――意味着权力和古老，维护着一种集体记忆。将大黄鸭置于这些地方，并没有物理地破坏原有的建筑，却构成了对其固有表意的解构。

3. 公共性和公众的制造。例如：发表演说、进行演出、行为艺术、社区农场、社区式园艺等。吸引公众注意，制造话题和事件，并且，不仅面对在场的公众，还希望媒体将这一事件放大并传播。

艾夫森总结了确认公共空间的两种方法：地形学法（topographical approach）与程序法（procedural approach）。[26]与地形学法看待公共空间的视角不同，过程视角下的公共空间之所以成为公共空间是因为公众的存在，因此，制造公共空间就等于制造公众。在互联网时代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通过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制造事件，吸引眼球，并转移到传统媒体和网络上，形成议题，“询唤”出公众――因为公众只存在于对议题的响应中。在格鲁看来，制造公共空间和公众甚至不需要开辟一块空旷的场地――公共性不意味着人们于地点中的同在，而在于在公共艺术所创造的私密却又共同的情绪和体验中与他人“相遇”，在于引导观众进行交流和回应。[27]

4. 重建市民生活价值。例如：设施改造、环境美化、跳蚤市场、旧物交换等。

前面的几种策略都在借用原有空间，而这种策略则是试图改造现有空间、提升空间品质。一方面，美化环境意味着一种拒斥，拒斥外界强加于生动的生活之上的逻辑（商业化的、美学的，等等），建立起一种温馨可爱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市民参与到改造城市环境的活动之中，则有可能重建市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扭转空间对市民的单向控制。仅仅是参与到城市空间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将“进入城市的权利”兑现。哈维对交换价值的强调也是市民生活价值的重要内容。[20]

（三）微观技术

空间实践不仅意味着一种策略，还意味着一种能力/技术。街头张贴的小广告虽然也是对城市秩序的破坏，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它是一种好的方式。而一种好的表达方式不仅更为有效，而且能赋予这种方式以合法性。而且，作为一种城市政治和空间抵抗策略的微观城市实践成功与否，在于其能否有效地制造/揭示出（城市现存秩序与另一种可能城市之间的）张力和紧张。[2]如果没能制造出这种紧张，它就是失败的。

在此，我们以涂鸦（graffiti）为例进行说明。针对市民在城市空间表达能力和表达技术不足的情况，用文字直接展示观点、想法，或用符号、图画等象征性的方式进行表达，就是一种较为简单可行的微观技术。假如城市是一个巨大文本的话，那么涂鸦就是最为明显的“书写”方式。诸如涂鸦、涂写标语、壁画都是这种空间涂写技术的典型代表。以涂鸦为代表的街头艺术（street art）是西方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西方论者看来，仅仅是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涂鸦，就已经彰显着一种反叛的姿态。涂鸦也可以被更有目的地使用。例如，针对商业化（尤其是广告）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侵蚀，以篡改、挪用广告牌，墙壁涂鸦的方式进行政治表达。这种西方文化现象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文化反堵”（culture jam）。而另一些无政治诉求的涂鸦则寻求在汹涌的商业文化、大而无当的城市设计的空隙中找到以市民的力量、以市民的方式美化环境的空间。正如Sudbanthad所言：

（街头艺术）不同于装点着我们公共空间的任何其他东西，它们并不向我们兜售最新款的鞋子或是刚上市的低碳水化合物啤酒。街头艺术并不简单。它是一种抵抗，抵抗付费的商业广告对我们视觉的主宰；这种垄断就要被打破了。[28]

结 语

微观城市实践是一种激活空间想象和空间体验的方式，通过种种策略和手段制造现实空间与想象空间的张力。微观的城市空间介入是一种唤醒，或许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的重要性是与直接介入城市规划、公共决策等过程不相上下的。微观城市实践也不是排他性的，它并不排斥从其他角度反思城市、构建城市的可能性。

微观城市实践可以是装饰社区环境、营造邻里空间，也可以借用之作为政治表达的手段。参与者可以是普通的社区居民、任何不满于城市空间现状的人，也可以是有意识改变城市现状的精英，如艺术家、建筑师、城市规划者。尽管城市空间实践如此多样，但其目的都是让城市变得更好：它至少能让城市变得更有人情味、更宜居，让城市生活和城市形态更为多彩，从而提升城市的“城市资本”[29]。如有可能，它能使城市居民反思自身的生存状况，并据此采取进一步行动，从而促成一种更为多元、民主和公正的城市。此外，正如本文一再强调的，微观城市实践实际上具备多重面相，应该以跨学科的视角看待之，而不应该囿于某一单一的学科或视角。进行微观城市实践也是如此，应该借鉴社会学、艺术、城市规划、建筑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

但是，微观城市实践也激发了很多争议和讨论。在此，仅提出如下几个问题，留待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1. 微观城市实践的实用性

前面所论述的主要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学者的观点，他们的理论在东亚城市的适用性如何？西方拥有较长的民主历史，公民精神较为成熟，其政治形态、文化样态、思维方式也与东亚并不相同。而且东亚城市居民一般习惯于高密度的城市居住环境，这也与西方城市颇有不同。那么，微观城市实践是否仅仅是西方民主和公民精神在城市空间中的一种表达？微观城市实践的“他山之石”究竟在中国有多大的适用性，是否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

2. 微观城市实践的合法性

微观城市实践是与建成环境（builted environment）相对抗的。既然是建成建筑就必然与私有产权和个人占有相关。微观城市实践往往是未经（政府和财产所有者）审批的。即使是貌似完全无害的公共艺术作品，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例如，理查德・塞拉的极富争议的装置艺术作品《倾斜的弧》（Tilted Arc）就在强烈的抗议声中被拆除了。市民自发干预城市空间的努力即使是在标榜自由主义、拥有较长民主历史的西方国家中也面临着种种问题：它是否侵犯了公共利益？是否意味着对私人财产的破坏？公共与私人的边界在哪里？

3. 微观城市实践的主体

道格拉斯指出，“DIY城市设计者”一般从属于一个“创造性阶级”，或者从更为主观的角度来说，是“年轻人，中产阶级，城市社区新进入者，寻找（或创造）他们的‘新波西米亚’（neo-bohemia）”[3]。道格拉斯实际上是将理想主义者、积极的社会活动者作为微观城市实践的主体。但这种拥有足够的创造力、改造社会的积极性和志愿精神的群体是否普遍存在？何种社会群体、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微观城市实践的稳定主体？

参 考 文 献

[1]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 “Cities within the City： Do-It-Yourself Urbanism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13，（3）.

[3] “Do-It-Yourself Urban Design： The Social Practice of Informal ‘Improvement’ Through Unauthorized Alteration”，in City & Community，2013，（9）.

[4] 吴娅丹：《空间形塑与日常生活实践：汉口内城社会生态及变迁》，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5] 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袁长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6] 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 多克尔：《后现代与大众文化》，王敬慧、王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8] 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9] 盖尔：《交往与空间》，何人可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10] 盖尔、吉姆松：《公共空间・公共生活》，汤羽扬、王兵、戚军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11] 盖尔、吉姆松：《新城市空间》，何人可、张卫、邱灿红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12] 桑内特：《肉体与石头》，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3] 戈特迪纳、哈奇森：《新城市社会学（第三版）》，黄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4] 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郑娟、梁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5]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

[16]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17] 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18]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1996.

[19] 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载《社会》2008年第2期。

[20] D. Harvey. “The Right to the City”，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3，（4）.

[21] 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2] 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3] 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24] 王曼：《如何有效开展街头公益行为艺术――以“受伤的新娘”及“占领男厕所”活动为例》，载《中国发展简报2012年春季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25]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26] Publics and the City， Oxford： Blackwell，2007.

[27] 格鲁：《艺术介入空间：都会里的艺术创作》，姚梦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8] “The Art of Spatial Resistance： The Global Urban Network of Street Art”，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