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径悲剧教案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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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径悲剧教案1

《一九四二》是由冯小刚执导，根据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反映的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场灾难，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此时河南大旱，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影片从国民政府、国际记者和宗教人士以及普通灾民等四个不同的视角诠释了这场灾难。从上映以来，该片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该片让我们重温了中华民族的那段难以磨灭的灾难史，带我们探索了人性的内涵。以下的一组文章，是从不同的维度对《一九四二》的解析和诠释。我们希望借助这5篇文章，来管窥该片的人文情怀和审美理想。

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总是不断变化自己的创作范式，以追求审美艺术上的独创与新颖。冯小刚近年在电影创作上的“转型”便是如此。一向以贺岁喜剧示人的他，近年来一口气拍了好几部悲剧，继《唐山大地震》和《集结号》之后，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一九四二》。由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反映的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场灾难，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此时河南大旱，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影片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和佃户两个家庭为核心，展现他们的挣扎和痛苦、希冀和愤怒；另一条则是政府的当权者，他们对人民的蔑视加深了这场灾难，并最终导致自己失败的命运。

一、好故事与情怀立场

电影《一九四二》呈现了冯小刚一以贯之的民本主义思想与大众人文情怀。刘震云曾对冯小刚说，好剧本的创作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靠一群聪明人坐在宾馆里搞“头脑风暴”；另一种是笨人笨办法，就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没有故事，就要到现实中去找故事。于是，为寻找《一九四二》的故事，冯小刚和刘震云带着一队人马，开始了他们的艰苦创作之路。“河南、山西、陕西、重庆……路上这个故事在不断生长。”对此，冯小刚颇有心得：“走了以后才知道，‘喝口凉水都不饿’这句灾民的原话，不是我们在宾馆里就可以想象的。我们住当时的别墅，也没想到会是那么简陋的。《一九四二》怎么变成电影，就是要在1942这个年份里寻找。”正因为有了这次的实地考察，才让剧本成型并愈加丰满，电影不能让这300万人复活，但也许能让他们的死变得有价值。

刘震云说的这种笨办法可能耗时很长，但只有这样，人物和故事才能真正存留下来，电影人物也才能在创作过程中“慢慢生长起来、成熟起来”，这对创作者来说自然很有成就感。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信息已过剩，传说满天飞，要编故事很现成，头脑风暴乃是一种路径。但是，无论是写作还是拍电影，寻找真正吸引人感动人的好故事，已成为中国创作群体中一种普遍的焦虑。但除此之外，还有比寻找“中国好故事”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人的情怀与民本立场。一个创作者能否讲述一个“中国好故事”，不仅是讲故事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情怀与立场。情怀和立场有了，好故事就有了方向和温度。

从影视美学角度说，一个电影故事的饱满程度，内涵的宽度和深度，都与创作者的情怀与立场有关。小说和电影中的见识，实际来自于创作者在生活中的见识。对生活中每个细节的态度，反映了他的胸怀和见识。中国电影需要逐步培养富有远见卓识的创作者。应该说，冯小刚在小人物、民间人物的刻画上有独到的功力，且驾驭手段也随着他对这种题材经验的积累而变的愈加如火纯青。

冯小刚是个很有民本情怀的电影人，综观他所创作的一系列影片，喜剧也好，悲剧也罢，往往给人以人性的关怀与人生的启迪。《一九四二》亦莫能外。冯小刚在谈及《一九四二》时说：“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是灾民后代。我们对自己认识不够，也不愿意认识。这个电影是逼着大家来认识。它在撕开历史给大家看的时候，依然可以看到掉进深渊里的人的人性温暖。”长达5个多月的拍摄，对冯小刚来说是祸也是福，“每天那么多群众演员，100多部车子，在山西的荒山野岭拉练式的拍摄真的非常疲劳，但是当初真的没想到这部小说能搬上银幕，算了结了一个心愿。”

《一九四二》中，由徐帆、张涵予、张默等4个不同人物群体展现4条不同的故事线索，犹如1942年的4个横切面，展现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一九四二》不是一部人们常以历史题材誉之的“史诗”，实话实说，全片没有诗意，非常粗糙。所有的灾民的感情都很粗糙，不是他们不会抒情，是他们没有心情抒情。所以，电影没有煽情，抒情的部分不会让它存在，因为和灾民的处境不适合。

二、再现历史的真实

历史题材的电影，当然不是历史教科书，但也不是脱离史实的创作，而是历史真实与电影艺术的有机结合，因而它的生命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对历史题材影视，历来评论者的意见不一。但总的说，无外乎两种，或过于拘泥史实，缺乏艺术创造；或离开史实太远，违反历史真实。依据笔者的浅见，《一九四二》在反映历史和艺术创造方而，尽管存在一些遗憾，但从它的主要内容和总的倾向来看，应该说，它比较完整而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并升华到艺术的真实，因而给观众带来许多新的感受，也让冯小刚们饱尝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酸甜苦辣咸，看到电影艺术的价值与意义。

《一九四二》拍得很真实，看似平铺直叙，没有什么高潮。煽情指数也不及电影《集结号》和《唐山大地震》，鲜有催人泪下的震撼。夹杂着河南方言说出的冯氏黑色幽默风格的对白，有评论者认为有点不合剧情基调，但悲剧的情节仍让人潸然泪下。在饥饿和死亡面前，人格尊严、和国家情怀也许暂且会被搁置。电影中有个情节：因为旱灾和兵祸原先的东家后来的逃荒者老范从河南和乡亲们一起往陕西逃难，一路上饥寒交迫，历时三月到了潼关，最终结局是马车没了、钱财没了、家里的人死的死卖的卖一个个也没了。孑然一身的他万念俱灰，逆着逃荒的人流折返河南老家时，有人问：“大哥，怎么往回走哇？往回走就是个死”，老范木然发出“没想活着，就想死得离家近些”的可怜兮兮的哀鸣。

老范的命运无疑是《一九四二》中的成千上万逃荒者的一个缩影。灾难面前，人的命“贱”得就像蝼蚁，几百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舆论关注度却抵不上甘地已经绝食七天。上世纪1939年发生的波及豫皖苏三省的黄河决堤引发的黄泛区水灾，影片中讲述的1942年发生的河南特大旱灾，因为有些久远，后人可能已然淡忘；但是1962年前后三年自然灾害和“”引发的波及全国的，笔者还是记忆犹新且难以释怀。其实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此类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不胜枚举。乐观和健忘的人可能会想，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往事不堪回首。民族或者家庭曾经的创伤愈合了再揭开来，为之心疼是在所难免的，让人伤心落泪悲痛欲绝又是何苦来哉？其实，这是一种糊涂。

吃饱穿暖、安居乐业、没有战乱、避免内讧、乃是中国人的梦想，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和生存权利。但不论是盛世明君还是乱世枭雄，均难能真正实现这个不算奢侈的梦想。饥饿和灾荒还有战乱，几乎贯穿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在朝代更迭的剧烈动荡时期更其如此，特别是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就此意义上，《一九四二》如同余华的小说《活着》，它告诉我们一个朴实的道理：活着，就是幸福。

显然，《一九四二》是一部“在路上”的电影。主创冯小刚和刘震云采取灾民、军队、政府、宗教、记者五条线索并行推进。19个主角，50个次要角色，这似乎在戏剧、电影中乃为大忌，而杂多人物之间互不交叉，这对影片的戏剧性美学构建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风险性极高。事实也确如此，多线叙事多少分散了角色的情感力量，让习惯于追随几个人物命运为之喜怒哀乐的观众无所皈依。

如果说《唐山大地震》人们看到的是天灾，那么《一九四二》便是人祸，古语告诉我们不必“杞人忧天”，但艺术家“杞人忧天”却是情有可原甚至很有必要。不唯如此，艺术家更应有先知先觉的本领。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的艺术家，其更重要的使命是提醒和昭示人们反思与警醒，体悟佛所说的“无常”。“无常”之前需珍惜，“无常”之后要平静，用内心平静的力量，去对待人生中的惊喜或者惊恐。

世界上灾难片很多，不同民族对灾难片的态度也不一样。我们这个民族的态度，虽然不必西方那般富于幽默，但也不是完全不懂幽默，不会幽默。一个民族，如果用幽默的态度去对待灾难，灾难就会像一块冰，掉进大海融化。冯小刚尝试用幽默来化解，这与他一以贯之的幽默诉求吻合。他就是这么个人，难怪能和王朔、葛优交成铁哥们。后者也常常以民间小人物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从不拉大旗作虎皮，虚张声势自我膨胀。葛优很少演皇帝，曾经拒绝过此类在别人看来乃千载难逢的“转型”机会，这与他们的为人个性、美学诉求相匹配。

《一九四二》有故事、有人物、有思考、有审视和批判、有忏悔和救赎，且这一切都用极其平静、收敛和克制的情绪、手法在呈现，不急不躁娓娓道来，在冯小刚眼中，灾难犹如庖丁刀尖带血的鲜肉，可以轻而易举的烹饪出鲜美的宴席。灾难越大，材料越足，美厨的锅勺施展的空间也就越大。哭诉、控诉，还是陈述、自省，这是平庸导演与优秀导演之间的不同。冯小刚显然属于后者。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潮涌，各种各样多元化创作方法的涌现，现实主义直面历史与社会的选择，无疑值得欣赏，这也是人们喜欢冯小刚电影的理由。包括《一九四二》在内的冯氏电影系列，无疑为我们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影视艺术空间。《一九四二》直面历史真实，为揭示民族生存的真实境遇而创作，为探讨并反省民性与自然、历史、社会之间复杂关系而创作，为理解民性与人性内在的丰富和繁杂而创作，这是现实主义影视艺术的本质追求，也是冯小刚电影的辉煌所在。

三、寻求最佳演绎效果

拍摄《一九四二》，冯小刚做了新的尝试：电影粗剪完成后，从大街上找观众，每次60个，一共四批，让观众打分，跟观众座谈，将一直持续到最后的定剪。此外，为了让《一九四二》获致最佳最真效果，有鉴于当今影视人物在体形、穿着等外在元素的随意与虚假（比如旧社会的穷人仍然体态丰满、穿着光鲜，没有丝毫“饥寒交迫”的痕迹）冯小刚要求大多数演员都要忍饥挨饿，一方面是从形象上更接近灾民，一方面也是为了带着饥饿造成的眩晕感迅速入戏。剧组拍戏时，演员们普遍都在饿着自己，喝水度日，甚至吃泻药减重，不敢去食堂，不敢闻菜香，但凡多吃了一口食物都会感觉到巨大的精神压力，仿佛离自己扮演的饥民角色远了一步。最有成效的是张国立，他为这部电影最终减了24斤，像真灾民一样挨冻忍饿，那种感觉真是绝望，但这也是体验角色的一个途径，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甚至都出现了幻觉，走路也是哆哆嗦嗦的，但是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地感受到，“人的尊严真的是从肚皮开始的。”

影片的成功上映首先得益于小说原著。综观中外电影发展史，文学从来就是电影的沃土，成功的电影往往都是“作家电影”或经典名著改变的电影。正如主演张国立所说，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是近些年来他所阅读的现代作家的作品中，让他感触特别深刻的一部。在这部作品里面所呈现的现象、所阐述的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引发的反思，让他颇有触动。张国立也一直在思考类似的问题，在苦苦寻找这样问题的答案，他觉得在这篇小说中他找到了一个可以仰望的知己。

在场的生活体验和历史体验，让电影有了一定的质感。学习莫言，再讲一个故事：主创者们在一个教堂遇到一个老太太，她经历过那段灾荒。她告诉演员们，当时有个亲戚还没饿死，被另外一个灾民割了屁股上的肉。亲戚说，我还中呢，但那个人说，你不中了，就救救我吧。老太太说，从那之后再没吃肉，也再没哭过。到了重庆，看到当时住的别墅，出乎编导们的意料——太简陋了，简直算不上别墅。再想想当时的延安，都特别简陋。这些，都不是创作者坐在沙发上能想得出来的。后来，《一九四二》的故事不断丰满，每个人物都沿着自己的艺术逻辑轨迹在生长。好的人物，它已经有自己的生长之路，这个剧本里的所有人物就是这样生长出来的。

电影能成功上映，得力于众人拾柴。用冯小刚话讲，《一九四二》这顶大轿子，是一批实力演员给抬起来的。影片中主要角色19个，纷繁复杂的人物线索涉及1942年中国社会的灾民、学生、士兵、商人、官员等各阶层，选角的标准是要“有默契，不被电影以外的杂音干扰”；具体到每一个角色的挑选，演员本身的质感恰如其分，同时功底扎实。《一九四二》的支柱演员皆为戏骨，因为沉淀多年，所以在《一九四二》中与角色一旦相遇，就迸发出很大的能量和光彩，张国立、陈道明、李雪健、范伟、冯远征、徐帆、张涵予、张默、王子文，都是不会造成任何困扰且非常投入的或资深或当红的影视演员。《一九四二》还请来两位好莱坞大明星阿德里安·布洛迪和蒂姆·罗宾斯加盟，虽然戏份不多，但友情加盟，其名气显然可壮电影声势。

四、难以避免的遗憾

电影从来就是遗憾的艺术。冯小刚一贯的幽默风格，在这部影片中成了争议的话题，可谓是一柄双刃剑。与其它悲剧书写者不同的是，《一九四二》在讲述逃荒灾民的故事时，风格并非一味地沉重，而是有幽默的元素在其中，用幽默态度面对灾难，其实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特质。虽然是灾难片，但里面却添加了一定的幽默成分。对此，冯小刚的阐释是，“我没刻意找幽默感，但这个剧本很多段落充满了历史的幽默感。”这种在当哭的时候笑一笑，应该谨言慎行，用得好，可能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用得不好，可能会消解乃至颠覆悲剧的气氛和努力。从争议看，冯小刚的幽默也许敷错了药也未可知。

《一九四二》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张国立扮演的东家，而那几个不与情节主线重合的小人物，却是全片中最抢戏的角色，尤其是范大厨和张神棍，这二位的每一次短暂出现，都如同一个精致设计的小品段子，发散出来的气场，会毫不留情地掩盖住主角的光芒。当观众看完全片后，即时出现的悲悯会在年末的冷空气冰镇之下迅速退回体内，而只剩下对小品短剧津津乐道的回味——这曾经是冯小刚早年喜剧片里最让他自得的地方，但现在很可能成为让人尴尬的解读。这个评价但愿不是空穴来风，电影中范大厨和张神棍出现的地方，是全片中笑场最集中的地方——喜剧的张力在某些片段压过全片的悲惨气氛。据说电影上映仅三天，雷人的弥撒曲便在网间传唱起来。这一点，也许是冯小刚们始料不及的。

应该说，冯小刚是一个有追求的电影艺术家，但他尚不具备思想家的资质，这就决定了其作品《一九四二》的视野所能达到的层次仅是“再现”而非“表现”。作为一个平民导演，他和普通人一样具有同情弱者、悲悯苍生的普世情怀，也知晓凡人都善忘，有必要在太平盛世时给予芨芨草民以居安思危的长鸣警钟，但也仅此而已。接下来该做什么，他就茫然不知所措了。

恕我直言，电影《一九四二》有能力“温故一九四二”，却没能力瞻望2042（未来的泛称）；有勇气为公众呐喊“勿忘历史悲剧”，但没能力为民众寻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电影的主角踏上的只是一条逃生之路，而不是一条希望之路、光明之路。

幽径悲剧教案2

关键词教学；提问；五个要

教师提出问题，启迪学生思维，激发学生兴趣，是合作探究教学的主要手段，也是联系师生双边活动的一条重要纽带。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谈到问的重要性时，说：“发明千千万，起点在一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可见，提问有技巧，提问有艺术。那么教学中提问要注意哪些，笔者认为教学提问要注意做到五个要。

一、提问要怡情启智

陈钟梁老师曾说：“语文课是美的，这种美潜伏在语言的深处。语言可首先要上出语文味，要上得朴素自然，要向学生传递语言深处的美。”我想：提问的语言也应该有这种精神。华中师范大学陈秋江老师说：“提问在激发学生独立思考，进行师生间有效的交往互动，检查教学效果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可见，没有价值的提问是毫无意义的。著名语文特级教师于漪就是这方面的好手，她在《春》这篇课文教学中，当赏析到第七节时，她说：“春天是百花争春，万象更新。我们从二、三、四、五、六节里都看到万象更新。前面是写大地回春，回春的后面是什么情景，不管是山呀，水呀，草呀，树呀，花呀……大自然的一切情景都万象更新――万象都披上了新装。在如此细致的描写景物以后，着重用一节写人，写人在春天的情景。那么我们看看，这里写了人笑，天上、地上都写到了。”当学生感悟到要珍惜时间后，她总结说：“时间，注意呀，它是没有一个“力”的，看到了吧？这个“工夫”是时间。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希望。”这儿只是寥寥几笔，也就描绘出了人们在春天生机勃勃的情景。前面细致地写出了春天很好，万象更新。这儿几笔呢？写出了人们在春天的神情，有景有人，勾勒出了一幅春光无限好的美景！”这里的语言虽不华丽却精致、清丽、淡雅、极富有诗意，她用文字带领学生把春的美丽细细地绘成一幅工笔画慢慢品味韵味悠然。并且，于老师在教学中会和蔼地启发学生“注意呀”“看到吧”，学生听来十分亲切，丝毫没有权威的指向，没有生硬的告诫和机械的耳提面命，有的只是亲切温婉的引导和关切及时的问询，这小小的细节中蕴涵了深深的情感和启迪。

二、提问要指向核心目标

比如教读《孔乙己》一文，依据苏教版编者的企图，结合初中阶段语文教学培养实际，此文的核心目标是让学生学习掌握小说中通过人物的环境、语言、神态和动作刻画人物的方法以及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和病态社会的冷酷。由此出发我设计了“读者眼中的孔乙己形象”“酒客眼中的孔乙己形象”“掌柜眼中的孔乙己形象”“小伙计眼中的孔乙己形象”“孔乙己眼中的孔乙己形象”以及“孔乙己悲剧命运根源”等问题，这些都是本文的核心目标，而一些学生提出的“孔乙己为什么考不上秀才”“孔乙己的家庭生活情况如何”“假如我是孔乙己会怎么样”这类问题对活跃课堂气氛，激发阅读兴趣，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或许并非坏事，但毕竟远离核心目标，而课堂时间又十分有限，因此极不利于课堂任务的高效完成。

三、提问要注意个体差异

学生个体存在差异，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关键是我们明明知道的道理却在教学中无视问题的存在或者是忽视这个问题。孔子很早就提出的“因材施教”，我们在设计问题时必须予以重视，比较浅显的文本可能问题还不大，问题在文本背景和内容都比较深的情况下，试想想：如果设计的问题难度过大，那么整堂课就成为了凸显尖子生的阵地，大多数个体素养不够的学生可能就只有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流放自己的意识和注意，或干脆等着听从或共享别人提供的信息。普列汉诺夫说：“有教养的头脑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善于提问。”如果设计的问题过于浅显，显然课堂上会热闹非凡，但又会让尖子生吃不饱，产生思维上的惰性和思想上的满足。

四、提问要能凸显层次性和逻辑性。

“文章似山不喜平”，“文章合为时而作”，分析文章就是不仅要在赏析作者本身写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作者本身以外的东西。所以说，倘若教师在施教中只是简单地浅挖，显然达不到施教的目的。一味的并列式的提问只能培养学生的浅尝辄止，决不能提升学生的深层次探究能力。《礼记学记》中说：“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扬州市“初中语文学科女性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吴敏老师在教授《幽静悲剧》时，以什么是悲剧为母问题设计了以下几个子问题：

母问题：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掉给人看。

子问题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它有价值在哪里？（赏析藤萝美）

子问题二：毁掉后的藤萝是哪般模样？（感受藤萝被毁后的“丑”）谁毁掉的？（愚氓）为什么毁掉？（争名于朝争名于世）

子问题三：“给人看”文中“这个人”是谁？（介绍季羡林以及他的悲悯情怀，体会作者的悲愤之情）

子问题四：这仅仅是藤萝的悲剧吗？（更是幽径的悲剧，燕园的悲剧，北大的悲剧，时代和人的悲剧）作者写这个“悲剧”的目的是什么？（对愚氓灭美的愤慨与谴责和矢志维护真善美的决心与呼吁。）

五、提问要富有趣味性和悬念性

现代学生接受信息的手段太丰富了，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对教师水平要求也太高了。春晚为什么越来越招致打击的批评，不是导演的水平不行，也不是演员的水准不够，主要因素是大家平时看的节目太丰富了，期望值太高了。一般的节目早就见惯不怪，习以为常，吊不起胃口了，用心理学的知识说就是兴奋点高了。所以说，要想激发起学生对语文学科的兴趣，如何问也是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提问要有趣味性，一方面要注意提问的语言要幽默，要多贴近学生，多有地气，符合学生的心理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提问的内容要有趣味性。幽默有趣是吸引学生法宝，这在心理学得到充分的验证。青少年是快速长知识、长身体时期，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了疑问。根据我的调查显示：一个年级中百分之九十四的学生喜欢说话幽默风趣的老师。试想一想，如果我们的课堂提问环环相扣，设置的问题扣人心弦，那样的效果是何等美好！

幽径悲剧教案3

一、转变教学观念，有效地“教”

笔者曾听两位老师上《治水必躬亲》，做过如下记录：李老师将本课教学安排了两课时，其中第一课时的教学内容与目标设定为：读准字音，能熟练朗读全文；字词落实，能准确疏通文意。课堂上，李老师带着学生认读了生字词，通读了两遍课文之后，就逐字逐句地进行字词解释和文意疏通。在大半节课的时间里，李老师一个人串讲到底，细致入微，无一遗漏。一节课完了，李老师口干舌燥，如释重负，还倍感欣慰地说：“总算把它讲完了。”王老师设定了一教时，她的教学内容与目标是这样设定的：读通全文，疏通文意，认识海瑞形象；理清脉络，把握论证法，明确治水必躬亲的道理。课堂教学中，第一大步，读通文句，读懂文意。王老师通过检查预习，轻松地完成识读生字词与读通内容的环节。接着，同桌合作落实掌握字词含义，鼓励学生质疑问。第二大步：理文脉，明方法，析形象，抓观点。紧扣三个主问题展开教学：①治水为什么必躬亲？②为什么要写海瑞的事例？③本文要阐述什么道理？通过启发引导，学生逐渐深入文本，逐渐把握文脉、逐渐认识形象，逐渐明确道理。一节上下来，虽然课堂容量大，但学生都积极参与，思维很活跃。以上两堂课，从表面上看，是因为设定了不同的教学目标与内容而呈现出不同的教学行为和教学过程，但实际上，是因为不同的教学观念而导致了不同的教学模式与教学风格。李老师在教学中唯恐遗漏一点一滴，片面地追求知识的全面、细致、严密，采用满堂灌、填鸭式教学，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压抑了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而王老师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课前布置预习、课堂合作学习、质疑解疑、问题引导思维等等，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富于变化，而且紧扣学生学习实际，用得适时适度，收放自如。学生在课堂上反馈、交流、记忆，真正体现出学生是课堂的主人。

二、优化教学策略，智慧地“教”

如果说教师转变教学观念是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前提的话，那么，教师优化教学策略则是实现学生自主学习的关键。

1.导引，让思维走向深入。目前学生阅读存在的普遍现象就是：走马观花和浮光掠影。对文本的解读仅停留表层，缺乏深度的思考、感悟、咀嚼、品味。这就要求教师在语文教学中，有效唤醒、引领、深入，直达学生深度阅读的目标。笔者开设《幽径悲剧》一课，围绕一个主题词“悲剧”，紧扣一个主问题“幽径上的悲剧是_____的悲剧”展开教学。教学的第一阶段：古藤的悲剧。主设两个问题：①文章哪些语句描写被诛伐后藤萝的惨状？②既然文章要写的是藤萝被砍断的悲剧，那么为什么要在之前花很多的笔墨写藤萝的美呢？随即，教师抛出一个问题：这仅仅是一棵藤萝的悲剧吗？一石激起学生思想的涟漪，学生渐次进入阅读的纵深。教学的第二阶段：燕园的悲剧。教师引领学生捕捉语句，努力推进学生思维：就藤萝这一种植物而言，它年代悠久，见证着历史，很神奇；就这一棵藤萝而言，它是燕园中仅存的一棵了，它躲过了十年浩劫，成为燕园藤萝界的鲁殿灵光。引导学生理解：现在它的毁灭，就是燕园的悲剧了。教学的第三阶段：人性的悲剧。教师出示以下句子：古藤的下面被人砍断。毁于愚氓之手。在茫茫人世中，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哪里有闲心来关怀一棵古藤的生死呢？你倘若问一个燕园中人，决不会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一棵古藤的存在，决不会有任何人关心它的死亡的，决不会有任何人为之伤心的。学生在交流中认识到：茫茫人世不乏有愚昧者、冷漠无情的人，他们只顾追名逐利，漠视大自然中的真善美，缺乏应有的爱美、护美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中的悲剧还是人性的悲剧。以上教学案例的成功之处在于，教师在文本解读与课堂设计中，采用层层剥笋法，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进行文本阅读，实现浅阅读向深阅读的跨步。

幽径悲剧教案4

沿河佛教文化史考

阮籍的死亡思想研究

梵净山佛教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

武益纳与武多同相争夜郎王位

《文选》音切声韵训读举例

试论孙悟空形象的形成和演变

从侗族叙事歌看儒侗文化的融变

儒经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关于儒学现展的有关问题

论王阳明对明代贵州文化的影响

周易哲学文化现代化的时代意义

孔子的科学精神与李约瑟难题

兼论儒家“善教”思想的基本理路

孙子兵学流传与编注述略

论张伯行对朱学的传承与发展

明清地方文书档案遗存述略

试论宋朝对大理国与越南的治策

梵净山佛教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

武益纳与武多同相争夜郎王位

尹珍北学中原路线探索

绕家人原生性族群文化调查与研究

试论宋朝对大理国与越南的治策

明清地方文书档案遗存述略

锦屏文书：穿越五百年的木商文化遗产

现代英国的儒家“君子”研究

《天柱文书》典当契约分类探析

梵净山东部两大古寺考察记

梵净山天童禅系高僧研究

唯识思想与柏拉图理念哲学的抉择

彝族女土司奢香夫人研究概述

禅者的“A是A”与海德格尔的“A是A”

人贵立志——王阳明的立志观及其表现

现代技术的特征 张亢； 180-196+5

儒耶对话的障碍及其现代突破路径

陈宏谋与云南义学的制度建设

论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悲剧性与喜剧性

清代清水江下游的宗族建构与国家认同

青岩宗教的现状调查及现代化省思

开拓契约文书与地方社会研究的新空间

黔苏两地学术研究与文化出版专家座谈会

贵州巡抚岑毓英与佛教名山梵净山的重建

试论构筑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文明的和谐关系

从孙悟空性格二重性看《西游记》作者的命意

论李端棻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重大贡献

从佛道关系的演变看北宋道教理论转型的实现

王阳明“龙场悟道”对现代人精神追求的启示

马一浮的复性书院与传统儒学教育的现代转型

幽径悲剧教案5

时至今日，我们必须让学生的思维获得释放，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课堂学习中自由地呼吸。唯有如此，才会有思维的碰撞，才会有丰富的想象，才会有精彩的表达，才会使我们的语文课堂“暗香浮动”。

一。转换学生角色，奠定自由思维的基础

1、从“群众演员”到“主角”。如果我们把一节语文课比作一部电影，学生应该是演员。课堂与电影的区别在于：电影中群众演员占多数，而课堂中的学生应该全都是主角。我们的课堂，学生的喜怒哀乐才是课堂的喜怒哀乐，学生自由的思考与表达才是课堂的生存价值。唯有作为“主角”，学生才能享受自由的权利。基于此，课堂中教师可以尝试让学生自己制定学习目标，自己归纳学习内容，自己讨论学习方式，自己评价学习过程……作为“导演”，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恰当的时候提出一些恰当的意见。

2、从“学生群体”到“学生个体”。“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更不用说万物之灵的人了。所以，面对思想、能力、性格千差万别的学生，完全相同的教育方式、组织方式或者学习要求肯定是不合理的。语文课堂中，教师的赞美与纠错，引导与点拨，分配任务和评价过程都应该因人而异，方能诱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发挥他们的优势特长，变被动学为主动学。我在上《幽径悲剧》这篇课文时，组织了小组活动探究：“你如何看待本文中的‘悲剧’?”——活动的原则是小组分工合作，但每位同学必须有具体任务，具体任务由小组自己讨论决定。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而且每一位同学都有事可做，学生的才能得到了自由的发挥，教学效果更好。

3、从“回答者”到“提问者”、“聆听者”到“研究者”。笔者曾观摩过一节省级示范课，授课教师的课堂学习设计极其简单：学生每人提出一个关于文本的疑问，然后四人一小组讨论交流选出一个最佳问题，接着用纸条写下来交给老师，老师将所有问题展示给学生，再由所有学生合作探讨，最后选出三个最值得思考的问题大家一起研究。笔者认为，教师在充分把握文本、了解学生基础上的这种设计是极其巧妙的：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主动质疑，主动研究，而且每个小组为自己的问题入选最后“三甲”而“据理力争”，这是学生对文本内容积极思考与反思的过程，更是自由思维和充分表达完美结合的过程。

语文课中摆正了学生的位置，平淡至极也是可以归于绚烂的。

二。巧妙设计问题，摄取自由思维的角度

“课堂提问是寻求最佳思维力度及思维深度必不可少的手段。”实践证明：语文课的问题提出相较于其他学科更为复杂和艰难。所以，语文课堂教学中必须注意问题设计的巧妙性，才能彻底打开学生思想的闸门，使思维的潮水奔腾向前。

1、“激趣激疑式”提问。如有位教师在上《晏子使楚》时这样导入：“美国国务卿访华，态度傲慢。有一次，国务卿出言不逊：‘中国人总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总是抬着头走路。’如果是你，你会怎回答呢？”这一问题立刻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发了学生的思考兴趣。

2、“层层渐进式”提问。如有位教师在上《孔乙己》时设计了这样四个问题：在“短衣帮”眼中，孔乙己是什么样的人？在“我”眼中，孔乙己是什么样的人？在鲁迅眼中，孔乙己是什么样的人？鲁迅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人？这四个问题由易而难，层层递进，水到渠成地揭示了文章的主旨，让学生理解了“孔乙己”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又很好地启迪了学生的思维。

3、“中心辐射式”提问。如有位教师在上《我的叔叔于勒》时提出“菲利普夫妇究竟想不想见到于勒？”这样一个问题。答案是：菲利普夫妇开始特别盼望见到于勒后来又特别害怕见到于勒。这个问题折射出几个问题：菲利普夫妇为什么态度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见不见于勒取决于什么？这种态度又说明了什么？一个问题衍射出若干问题，环环相扣，既有利于学生理解课文又有利于拓展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

4、“画龙点睛式”提问。如《幽径悲剧》一课结束时可以思考“你认为‘幽径悲剧’是不是‘悲剧’？”；《明天不封阳台》结束时可以交流“阳台究竟应不应该封？”；《柳叶儿》学完全文后可以讨论“作者认为柳叶儿很美味，你认为呢？”；《背影》可以让学生探讨“为什么作者想起父亲的背影会忍不住流下眼泪？父亲最值得回忆的是背影吗？”……这些问题一方面可以加强学生对课文的整体把握，同时可以起到强化思维、画龙点睛的作用。

给学生的思维一个支点，学生能够用思维撬起整个地球。

三。回归心灵深处，触发自由思维的灵感

如果我们的语文课堂只是学习语文课本或者课本中的语文知识，而不能触及学生的心灵，那么这种学习无疑是狭隘的，是可悲的，而学生的思维永远也无法得到更深层次的拓展与延伸。因此我们的语文课必须“满载一船星辉，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回归学生心灵，触发学生自由思维的灵感，让学生思维的欲望自然地蓬勃而生。

1、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小说《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家医院的同一个病房内住着两个病情都很严重的病人，其中靠近窗户的那个病人每天给不靠窗的病人讲述窗外看到的美景，不靠窗的病人在享受同伴描述的同时也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得到这个靠近窗户的位置。一天晚上在同伴病情危急的情况下，他并没有出手相救，同伴的死亡使他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可是他发现窗外只是光秃秃的一堵墙。一位教师在《窗》这一课布置了一道思考题：假如病房里又来了一位病人，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请发挥想象，续写课文。学生本已是感慨万分，情绪满怀，自然是不吐不快了。

2、苏教版语文九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热爱生命》讲述了一个英雄的故事：一个美国西部的淘金者在返回的途中被朋友抛弃了，他伤痕累累，极其虚弱，没有食物，广袤的荒原和寒风暴雪都是他的敌人，他还遇见了饥饿的野狼，但是他战胜了一切困难顽强的生存了下来。这个动人心魄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人类无与伦比的韧性与坚强，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与打击，都必须要坚强，只有坚强才能拯救我们。这篇课文结束时我要求学生们交流这样一个话题：“谈谈你心目中英雄的形象。”果不其然，这个触及学生心灵的话题让学生灵感顿生，强烈激发了学生思考和表达的欲望。

从学生的心灵需要而来，到学生心灵深处而去，学生的思维才会更灵动。

四。制造“矛盾冲突”，引爆自由思维的“战争”

还记得大学的古文学欣赏课，上到《孔雀东南飞》时，老师提问：“刘兰芝究竟爱不爱焦仲卿？”班里的同学炸开了锅：一部分同学坚决认为“爱”；一部分同学坚持认为“不爱”，于是你来我去足足辩论了一节课也没得出什么结果。但毫无疑问的是，学生的思维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同时对课文的理解也更为全面和深刻。从那时起，我就深深地知道，一节优秀的语文课不能没有矛盾和冲突。“矛盾”与“冲突”可以引发课堂的“战争”，而这种“战争”的参与者不是学生的物质的人，而是学生广阔而自由的思维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