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100岁感言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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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百岁感言【第一篇】
杨绛先生钟爱蝴蝶兰，她本人也如同兰花一般清淡、高雅。她出生于无锡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虽出身名门，但她却淡泊名利，对祝寿等事尤其看淡，在2013年生日来临之时，杨绛仅自撰小文为念，并对每位来祝贺的友人回应“替我吃碗面就行了”，还一再告知出版社等机构无须前往探望。在今年生日之际，她依然如此，一再告知出版社等机构无须前往家中探望，甚至会在生日这天去招待所“躲清静”。
杨绛先生曾在百岁之际表示：“我生边缘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杨绛先生最本初、最纯粹、最持久的信仰是读书。她自小受父亲杨荫杭之读书启蒙，在父亲的引导下，她迷恋书里的世界。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因此，在青年时期，她以读书为挚爱兴趣，读翟孟生的《欧洲文学史》、梁宗岱的《法国文学》、吴宓的《中西诗比较》、吴可读的《英国文学》等；与钱锺书共同读书结为连理、终生不弃，艰苦岁月时有书籍相伴而内心强大、苦中取乐，直至百岁也始终钟爱读书。
杨绛曾将读书比作“隐身”地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另请高明，和它对峙。所以，钱锺书曾评价杨绛先生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如今，她是这个喧嚣躁动时代的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杨绛先生淡泊名利，却对慈善出手大方。她曾说：“有钱人家的子女上学很容易，贫苦人家的孩子往往好读书而且有能力，但是他们上中学都困难，就更不用说上大学了。”为此，她将钱锺书和她的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清华学生：“希望奖学金能帮助贫寒人家的子弟如其所愿。”据统计，“好读书”奖金在过去的十余年里，一共积累了逾千万元的助学奖金。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用巨资形容并不夸张。这些钱，杨绛没有用来享乐，而是全都拿出来捐赠，令人钦佩。有人评价：“钱这东西对穷人来说是恩物，对先生来说是俗物。俗物是可养人，但对神仙来说全是赘物。”在杨绛先生看来，钱财也许就是赘物，但是，把稿费和版税捐出来，既让人读懂了她的高洁，更让人感受到她的纯真。
杨绛曾告诫年轻人，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那些家境贫寒的清华穷学生，有了“好读书”奖学金的资助，也许更有动力求学，也许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厚望。为此，杨绛先生送给年轻人一些寄予希望的话：一是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二是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三是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四是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等。
杨绛百岁感言【第二篇】
在江苏省西部，洪泽湖南岸的盱眙县铁佛乡有一位百岁的老寿星，他叫王问贤，生于1901年农历三月三日。王老寿星在年轻的时候当过私塾先生。1948年，家乡解放后，在家乡从教几十年，当了20多年小学校长，培养了3000多学生。王老五世同堂，全家65口人，他和儿孙在一起生活，和睦相处，幸福美满。现在，王老除了有点耳朵发背外，身体健康，思维敏捷，言谈稳健，精神愉快，生活完全自理。王老寿星长寿的养生之道，一是胸怀宽阔，一生追求真理、追求理想；二是坚持劳动，读书看报，手脑并用。
王老寿星是一位胸怀宽阔、勇于追求真理、追求理想的人。他最大的愿望是报党恩，他一生最大的理想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年轻时，是个进步青年。他在担任乡公所联保主任时，千方百计地打击土匪恶霸。1938年，他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江上青同志，在江上青同志的帮助教育下，他成为一个革命者，对党的性质有了明确的认识。1939年，当地土匪买通官员把他逮捕入狱，并决定枪毙他。危急时刻，江上青同志通过组织把他营救出狱。他深知这是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决定报党恩，并立下伟大理想――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幸的是江上青同志牺牲了，党没入上。因为他和江上青同志是单线联系，江上青同志走了，他也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是，他对党的认识没有变，他追随党的理想没有变，而把力量献给教育事业。这理想、追求，成为他一生的精神寄托，成为力量的源泉。他在百岁之年，终于被吸收入党，实现了多年的宿愿。
王老寿星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教育事业，1989年，淮阴市政府向他颁发了“教育世家”光荣匾。他为帮助家乡的道路建设，还带头并动员全家人捐献了一万多元。
王老寿星自离休后，很快就适应了环境的变化。他除了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兴趣养花种草、参加轻微的劳动、教育儿孙外，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读书看报，学习党建理论，收看电视广播，了解国家大事。他还善于写诗，常常把自己的感怀化成动人的诗句。（连汝安）
心静如水每一天
在百岁前夕，杨绛曾表示，“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她的同事，也是工作中的后辈薛鸿时介绍，杨绛先生每天自己下楼已经有点困难了，就在房间里面锻炼身体，往往凌晨一点才睡觉，六点多起来，吃完午饭后再睡个午觉，每天都写字。
即使忽略“钱钟书先生的妻子”这一称谓，杨绛先生自己的著作亦可在中国文坛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堂吉诃德》的经典翻译让她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小说《洗澡》、《我们仨》、《走在人生的边上》体现了她的灵性文字。
回顾先生的百年一生，她与钱钟书相濡以沫，甘心生活在钱钟书的光环下，默默当着“钱办主任”；钱钟书去世之后，她说自己是“他们家留下来‘打扫战场’的”。
杨绛百岁感言范文【第三篇】
舒 菲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容易滋生遗忘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不懂得如何回首过去，越来越多的人不敢直面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才要学会咀嚼那些昨日隽永的风景。并非只为怀旧，而是为了更好地憧憬明天。
《听杨降谈往事》吴学昭 著
作者吴学昭能够让98岁心静如水的杨绛先生娓娓道来自己的往事，多亏了她的父亲吴宓当年与钱锺书深厚的交情。钱锺书呼吴学昭为“世妹”，杨绛称其为“师妹”――否则，我们还真听不到杨绛先生这么细腻而感性地讲述自己的往事。
书中大部分文字，其实是杨绛先生的自述，从出生到98岁的人生精彩历程，跃然纸上，其中也有加入作者独家的所见所闻。当然，书中还有一些从未发表过的珍贵照片。更是令读者大饱眼福。所以，“谈往事”也罢，“自传”也罢，都是具备“史料翔实”，“高度准确”的特质。难怪书的最后，杨先生题签并作序，更是在“序”中明确说明：经传主本人认定的传记只此一本。
书中的每个章节，都值细细品读。杨绛的叙述，清晰而有感染力，一如她的文字风格，令我们看到一个名为阿季的北京女孩，是如何从东吴高材生到留学牛津，再成为能上厅堂能下厨房的贤惠妻子……此书无疑让人阅读起来有窥私之感(似乎书中最引人注目的“爆料”，就是杨绛先生申明自己不是费孝通的女朋友，也从没有过这个念头，而费的行为大概是一厢情愿罢了)。文字里更多是对中国读书人深邃厚重的人情及正直清朗的操持的推崇。只是对于台下的我们来讲，最应该从杨绛先生那里学到的是，如何在浮躁的当下，学会淡泊名利，宁静地生活与爱。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李新 著
有些往事，纵然没有机会经历过，但一定要知道尽可能地知道它的真相。很可惜，历史学家们给出的，不总是那么正确，所以，我们的目光便朝向那些个人对于历史的回忆，即使有时候偏颇，但未必没有真言存在。生前曾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的李新的这本《回忆录》便不容错过。“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却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写在书封面上的这句话，已经让我们知道了这本书非读不可。
《青灯》北岛 著
不管是谁的往事，怎样的往事，随着时间的发酵，蓦然回首时，大多会有如诗的感觉。而当往事由脑海转移到纸面上，也许只有诗人的叙述最为细腻与精准，也格外洒脱。所以，对于北岛的这本“往事”，一定不要错过。11个篇章共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怀念熊秉明，魏斐德、冯亦代等故人，青灯素帐，烛影煌煌；后一部分则是游历世界的感触，漂泊中怀揣着家园，唏嘘抑或慨叹。
杨绛百岁感言【第四篇】
如果说杨绛先前的作品关照的是世事，是社会，那她晚年的作品则是在关照自己。那些文字是对至亲的、但不可再见之人的耳语，是她千千情结之心的独白，因而更显生命的沉重，也更显思想的精邃和绮丽。
童年趣事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荫杭曾是最早反清革命运动的人物之一，之后又成为上海著名的律师，秉公执法、不畏权势，深受人们敬佩。母亲唐须I则是一个大方贤惠、身上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同时也是一个有知识的传统女性。而杨氏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如杨荫榆、杨荫浏等人，要么从事于教育事业，要么献身于艺术届，也算得上一时之俊彦。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杨荫杭膝下有八个子女，杨绛排行老四，她上边有三个姐姐，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就是她最早的地位。八个孩子，排头的有排头的优势，属于领导阶层，殿尾的有殿尾的好处，属于“最小偏怜”，动不动就撒娇耍赖，唯有排中间的，像杨绛，不上不下，两头的好处都不沾边。杨绛天资聪慧、善解人意，她上不和姐姐争权，下不和弟妹争宠，与父母相处，伶俐乖巧，温顺体贴。比方说，父亲饭后吃橘子，她主动帮助剥皮，父亲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主动帮助脱壳去衣，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管保收拾得干干净净。
父亲午饭后要休息，一帮小孩懂事，自动散去。父亲有一次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杨绛乖觉，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父亲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一个咯噔，瞬间的温暖，岂是俚俗的一件“小棉袄”所能比拟！从此午休，都要杨绛陪。冬天到了，父亲屋里生着通红通红的炉火，火苗要不时加煤，不然就会熄掉。杨绛即使干这种粗活，笨活，也是屏息敛气，出手无声。杨绛早慧，她小小年纪，就懂得把自己的脚放进父亲的鞋子里，进而从父亲的角度来考虑一切问题，这可是大大的能耐。童年是成年、老年的雏形，我们在日后将会不断看到，这正是杨绛之为杨绛的“独门武功”。
世纪佳缘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大学毕业，她放弃出国留学机会，考入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研究生。杨绛之所以宁愿不出国而来清华，用她母亲的话说，就是“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初到清华，杨绛发现这里的女学生都很洋气，相形之下，自己不免显得朴素。可她毕竟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大律师杨荫杭的女儿，名门闺秀，又从美国教会大学毕业，比起国内一般国立私立大学来，东吴大学的毕业生气质更佳。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自然深受男生的爱慕。据称：“杨绛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杨为七十二煞。”
初次见面，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世纪佳缘由此展开。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钱钟书是清华著名的才子，书生意气，而杨绛也是名门闺秀。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成婚，不久一同出国留学，无论在牛津或是巴黎，都留下了他们相亲相爱的足迹。其间，杨绛与钱钟书爱情的结晶――女儿钱瑗降临。抗日战争爆发后，杨绛与丈夫选择了回国，辗转任教北大、清华等高校，同时从事文学研究。
“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是钱钟书曾写给杨绛的“赠语”。
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府举行正式婚礼。结婚不久，他们便结伴到英国牛津大学去了。由于杨绛不愿意增加老父亲的经济负担，也不愿意和丈夫分开来求学，所以她在牛津只是一个旁听生，1937年女儿出世，杨绛的主要任务是带孩子、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每当钱钟书被灯泡坏了等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总是说“不要紧，有我呢”。就连钱钟书因为枯燥不喜欢而考不及格时，也是杨绛帮助他复习过关。
家在杨绛心中是人生的核心。自从嫁给钱钟书后，杨绛一直甘愿做“灶下婢”，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以至于心疼女儿的父亲不免有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1938年，钱钟书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这以后，钱钟书杨绛相依为命，颠沛流离，在上海沦陷期间，他们曾一度生活艰难，钱钟书为维持这个家，不得不多地代课，有时一别妻女就是很长时间，有一次，钱钟书久别刚回到妻女身边时，陌生的女儿看着这个男人把行李放在自己妈妈床边就提醒道：“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说着小手指着奶奶床的方向。钱钟书尴尬地道：“怎么？到底是你认识你妈妈早还是我认识早？”女儿毫不迟疑地道：“当然是我早，我一生出来就认识我妈妈，你是后来才认识的。”钱钟书回家的任务是带女儿玩，而杨绛则包揽了一切杂活。
杨绛这个“灶下婢”不光要对付一切家庭琐事，还要有惊人的胆识保护丈夫的手稿。1945年在上海，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拼命地把钱钟书《谈艺录》手稿藏好。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如果说专家们总是把人生的主要时间花在专业上，那么杨绛的专业应该是守望家园的园丁，而且无怨无悔。
译作成为邓小平的外事“礼物”
“”期间，杨绛受到不公正对待，被安排去扫厕所。她爱干净，把厕所打扫得一尘不染，连水箱的拉链都细致地擦干净，而且注意通风，所有厕所里都没有异味。这也成了她的“休息室”和“避难所”。红卫兵来了，她就躲入女厕。
即便在动荡的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后来，西班牙国王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以表彰她为西班牙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的杰出贡献。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钱钟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钱钟书这才溘然长逝，杨绛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杨绛在丧夫丧女之痛缓过来之后，以92岁高龄重新开始创作，她在打扫他们一家人生的“战场”。首先，她得帮助女儿完成心愿，女儿钱瑗生前一直想写一部反映他们一家生活的书，并且已经拟好了目录，可惜因为英年早逝，心愿未及完成，2003年，杨绛的《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杨绛说：“我们仨失散了，留下我独自打扫现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其次，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以及自己对世事的理解和洞察，这本书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第三，她要整理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这些书稿由于年代久远和颠沛流离，很多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且多达7万余页，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四，钱钟书去世后，杨绛还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她曾对上海一家媒体说：“自己很好，很乖，虽然年老，不想懒懒散散，愿意每天都有一点进步。”她每天都用小楷抄写钱钟书的《槐聚诗存》，由此“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杨绛百岁感言范文【第五篇】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是英国诗人沃尔特・兰德晚年写下的诗句，题目是《生与死》。杨绛喜欢这个关于火焰的譬喻，把它译成中文，置于晚年散文集《杨绛散文》的卷首题词。
105岁，不可谓不长寿。但火萎了，她利利落落起身，便也走了。
作为一个文化世纪老人，杨绛的身体状态一直牵着很多人的心。这段时间，先是“病危”的传言让许多颗心被提到嗓子眼，又是各方辟谣让它们放回肚子里。正当人们以为不过是一场寻常小恙时，猝不及防地，却等来了最终被官方证实的消息：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于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在京逝世。
杨绛有遗愿，希望去世不作为新闻，火化后再发讣告。但在这样一个新媒体、自媒体迭出的时代里，可以想来，这个遗愿实现起来太难。一时间，缅怀和悼词呼啸而来，无处不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乃至假托她“百岁感言”的“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种山呼海啸，大概不是杨绛自己愿意看到的吧――2012年，社科院院长陈奎元看望她时，她曾提出了三个要求：一、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二、不受奠仪；三、至多七八至亲送送。
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文化人，她低调得有些不可思议，像个古代的隐士。这些年来，她闭门谢客，拒绝采访，甚至不参加自己文集的会。九十大寿，一百大寿，这些对旁人来说格外重要的节点，她也都谢绝了上门祝寿。她爱用“隐身衣”的比喻，许多年里，她都披着一件“隐身衣”，“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因了这“潜心一志”，四十年代，她有成名剧本《弄真成假》《称心如意》，被称为“喜剧双璧”，被夏衍和李健吾垂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有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等，成了一个重要的现代知识分子创作现象；新世o以来，93岁时写了她和钱钟书、女儿阿瑗的《我们仨》，96岁时出了《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103岁时出了《洗澡》的续集《洗澡之后》。还有翻译，包括最为重要的《堂吉诃德》；还有为丈夫编的作品，包括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72卷本的钱钟书手稿集。很难想象，若不是披着“隐身衣”，这琐碎杂乱的工作，如何能够延续许多年，并安安心心地完成。
“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这是她在2011年100岁诞辰时，于《文汇报・笔会》上所做的一次笔谈专访。她早已做好火焰枯萎的准备。“边上”，是她对于年岁的自我意识，是她以一种并不清晰唯一的模样游走于文学史上的姿态，也是她为人生划定的位置。
（选自《北京晚报》2016年5月27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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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走了，人间再无“我们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