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百岁感言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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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百岁感言范文【第一篇】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是英国诗人沃尔特・兰德晚年写下的诗句，题目是《生与死》。杨绛喜欢这个关于火焰的譬喻，把它译成中文，置于晚年散文集《杨绛散文》的卷首题词。

105岁，不可谓不长寿。但火萎了，她利利落落起身，便也走了。

作为一个文化世纪老人，杨绛的身体状态一直牵着很多人的心。这段时间，先是“病危”的传言让许多颗心被提到嗓子眼，又是各方辟谣让它们放回肚子里。正当人们以为不过是一场寻常小恙时，猝不及防地，却等来了最终被官方证实的消息：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于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在京逝世。

杨绛有遗愿，希望去世不作为新闻，火化后再发讣告。但在这样一个新媒体、自媒体迭出的时代里，可以想来，这个遗愿实现起来太难。一时间，缅怀和悼词呼啸而来，无处不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乃至假托她“百岁感言”的“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种山呼海啸，大概不是杨绛自己愿意看到的吧――2012年，社科院院长陈奎元看望她时，她曾提出了三个要求：一、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二、不受奠仪；三、至多七八至亲送送。

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文化人，她低调得有些不可思议，像个古代的隐士。这些年来，她闭门谢客，拒绝采访，甚至不参加自己文集的会。九十大寿，一百大寿，这些对旁人来说格外重要的节点，她也都谢绝了上门祝寿。她爱用“隐身衣”的比喻，许多年里，她都披着一件“隐身衣”，“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因了这“潜心一志”，四十年代，她有成名剧本《弄真成假》《称心如意》，被称为“喜剧双璧”，被夏衍和李健吾垂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有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等，成了一个重要的现代知识分子创作现象；新世o以来，93岁时写了她和钱钟书、女儿阿瑗的《我们仨》，96岁时出了《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103岁时出了《洗澡》的续集《洗澡之后》。还有翻译，包括最为重要的《堂吉诃德》；还有为丈夫编的作品，包括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72卷本的钱钟书手稿集。很难想象，若不是披着“隐身衣”，这琐碎杂乱的工作，如何能够延续许多年，并安安心心地完成。

“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这是她在2011年100岁诞辰时，于《文汇报・笔会》上所做的一次笔谈专访。她早已做好火焰枯萎的准备。“边上”，是她对于年岁的自我意识，是她以一种并不清晰唯一的模样游走于文学史上的姿态，也是她为人生划定的位置。

（选自《北京晚报》2016年5月27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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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走了，人间再无“我们仨”。

杨绛百岁感言范文【第二篇】

甘做钱钟书的

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她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曾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

受父亲启蒙，杨绛自幼喜欢读书。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会怎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高考时，17岁的杨绛的愿望是考取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但那一年清华大学没有招南方女生的名额，无奈，杨绛上了苏州东吴大学。

1932年，东吴大学因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们一起考取了燕京大学的研究生，准备开学时一起入学。但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大学当了一名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她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线，所以才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正要去清华大学看望表兄，两人就一块去了。孙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上下散发着儒雅的气质，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而杨绛在钱钟书的眼中也别有一番神韵，她身材窈窕，面容白皙、清秀，性格温婉，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彼此只是点头示意，却相互难忘了。

待第二次单独相见时，钱钟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还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书信往来，且越写越勤，一天一封，双双坠入爱河。

在鸿雁传书中，杨绛的创作欲望被激发出来。写于1933年的《收脚印》是她的处女作。时隔一年，朱自清将她第一次试写的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推荐给《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后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一书。此后，文思泉涌的杨绛在文学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与此同时，她与钱钟书“才子佳人，势均力敌”的爱情故事，也在清华大学被传为佳话。

1935年，两人在苏州举行了婚礼。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回忆道：“《围城》里那位结婚时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被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我们结婚时选的黄道吉日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

不久，钱钟书通过“庚子赔款”赴英公费留学考试，要到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读文学。杨绛毫不犹豫地中断了清华大学的学业，陪同丈夫远赴英国留学。

在婚姻生活中，满腹经纶的大才子显露出异常的笨拙，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杨绛包揽了生活中的一切杂事，做饭缝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还要在灶旁完成自己的剧作，但她没有一丁点埋怨，因为她爱丈夫胜过爱自己。

1937年，他的女儿降生了。钱钟书每天到医院探望妻子时，都会苦着脸对杨绛说：“我在家做坏事了”。头一次是，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和墙壁染黑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清洗。”“墨水呀！”“墨水也能洗。”钱钟书放心地回去了。第二次是，他说他不小心砸坏了台灯。杨绛问明是怎样的灯后，忙说：“不要紧，我会修。”第三次是，他说他把门轴弄坏了，门关不上。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

夫妻俩在伦敦远郊探险时，钱钟书额骨上生了一个疔，杨绛很着急，但她安慰丈夫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有人给杨绛介绍了一位英国女护士，那名女护士热心地教她怎样做热敷治疗。杨绛按照护士教的方法每隔几小时为钱钟书做一次热敷，没过几天就把粘在纱布上的粘连组织连根拔去，没让丈夫的脸上留下一点疤痕。钱钟书从此在生活上更加依赖妻子了。他曾不止一次地感叹，他娶到了“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笑对劫难，

世间最懂“围城”的女子

夫妻俩于1938年秋回国，因赶上日寇侵华，苏州、无锡沦陷，杨绛的娘家人和婆家人都避居在上海。回国后，杨绛任职很多，比如出版社翻译、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等。相对于学术成就，杨绛更得意的是“终身不改地做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却也很有意思。钟书承认我们的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我不少的心力、体力，但我一点不觉得委屈。他的天性没有受到压迫和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很不容易。实话实说，对钱钟书个人以及全世界所有喜读他作品的人来说，我都是功莫大焉！”暮年之际，杨先生用少女般调皮的口吻对朋友这样说。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上门时，杨绛泰然周旋，第一时间将丈夫的手稿藏好；她带丈夫主动拜访沈从文夫妇，努力修好两家的关系；自家的猫和林徽因家的猫打架，心思单纯的钱钟书总是第一时间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阻止，说“打猫得看主人脸”。她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外界的剂。

1942年年底，杨绛创作的话剧《称心如意》一鸣惊人，迅速走红。钱钟书坐不住了，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为节约开支，杨绛辞掉了家里的女佣，甘愿成为“灶下婢”，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

写惯了字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水泡，以至于杨绛的父亲曾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那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事实上，钱钟书是懂得体贴妻子的，他知道杨绛爱面子，担心杨绛一个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会有点难为情，就主动提出陪妻子去菜市场。他怕杨绛太劳累，有时候还会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地洗衣服，当然最终是洗得一塌糊涂，还得由杨绛重洗。

两年后，钱钟书完成了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经典名著――《围城》，从此声名大震。有趣的是，书中的那段金句“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实际上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女人，无论是丈夫的这本书，还是围城般的婚姻。

有些无妄之灾，不是单凭个人的智慧和才华所能左右的。“”期间，钱钟书和杨绛成了“牛鬼蛇神”，被整得苦不堪言。有人写钱钟书的大字报，杨绛就在大字报的边上糊一张小字报，对照着逐条澄清事实。杨绛当时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召开批斗会，所谓的“走资派”同事都低着头，噤若寒蝉，只有杨绛，当揭发批斗到钱钟书时，她迅速起身为丈夫辩护，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甚至跺着脚表示不服。身边的人难以想象，这个看起来一向柔弱的女子，竟然那么刚强。

杨绛甚至被造反派剪了阴阳头，一半的头发被剃掉。钱钟书见状，比她还着急：“明天怎么出门啊？”那时，“牛鬼蛇神”是不准请假的，得天天等候挨批斗。杨绛说：“没关系。”她灵机一动，找出女儿钱瑗几年前剪下的两条大辫子，用钱钟书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足足费了一夜工夫，做成了一顶假发套。第二天早晨，她戴着就出门了。造反派分配给杨绛的任务是刷厕所，杨绛把女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毫无秽气，闲时还能在里面看看书，乐得无人打扰。

1969―1972年，钱钟书和杨绛被分配到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杨绛的任务是种菜、看管菜园。她利用看管菜园的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根本看不出她有什么坏情绪，还总是笑嘻嘻的。

钱钟书一开始被分去烧开水，但他总是烧不开， 后来就让他负责去邮电所取信、送信。早上送，下午取。每天下午去邮局的路上，他会多绕一段路，拐到菜地那里看看妻子，想宽慰宽慰杨绛，但是不等他开口，杨绛就开始教他怎么享受当下，杨绛说：“你看，这里跟太太、小姐们的后花园似的，空气清新，环境幽静，还有瓜田李下的田园生活。”

在此期间，杨绛的女婿因被强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含愤跳楼自杀。临死之前，他想办法找岳母为自己理了一次头发，分别时，喊杨绛一声“妈妈”，两人泪落如雨。对于女婿的死讯，杨绛在“五七干校”劳动的几年间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她只是在得知噩耗的当晚，悄悄地来到菜园附近的一块荒地上，亲手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尖头坟包。

千万稿费捐学子，

天堂相依“我们仨”

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杨绛与钱钟书的四居室住宅被分走了两间。与别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难免出现矛盾，夫妻俩索性搬到钱钟书的办公室去住。一间办公室，两张钢丝床，厨房在走廊里。他们的饮食特别简单，夫妻俩最喜欢吃小芋头蘸糖。他们生活简朴，但在帮助别人时却很大方，同事来借钱，要是开口借100元，他们再额外赠送50元，说这50元不用还。

作为文学家，杨绛先生创作了《洗澡》《干校六记》《称心如意》等著作，尤其是话剧《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60多年，直到今天还在公演；作为翻译家，杨绛同样成就非凡。她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的文学翻译“杨绛最好”。年近五旬时，她又自学西班牙语，每天500字原文精翻《堂吉诃德》。

1978年，《堂吉诃德》中文译本出版时，正好逢西班牙国王访华，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对方。1986年10月，杨绛获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由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6年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

杨绛有篇散文叫《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只求摆脱羁束，专心治W。她写于1984年的《老王》则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沉静简洁是杨绛作品的语言特色。他们的女儿钱瑗曾说：“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

从1993年开始，钱钟书连续生病住院，几次动手术，几乎都由杨绛一个人照顾。1994年，钱钟书再次住进医院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后被查出患了肺癌。父女俩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杨绛已经80多岁，还得来回奔波照顾两个病人，辛苦异常。她还要对钱钟书隐瞒女儿的病情，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当时钱钟书已经病到不能进食，杨绛就给他做果汁、蔬菜汁，炖各种汤，照顾得细致入微。炖鸡汤时，杨绛会把鸡胸肉挑得一根筋都没有；炖好鱼汤后，她会把鱼肉挑得连一根小刺都不剩。她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钱瑗被癌症夺走了生命。第二年，钱钟书也溘然长逝。两位至亲的先后离世，让老人有过伤心和迷茫，但从未曾减少她对生活的渴望。“逃、逃、逃……”这是杨绛八妹童年时的口头禅，杨绛记忆深刻。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能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杨绛一人回到了北京三里河那个曾经的三口之家，再也没搬离过。她的晚年生活简朴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她开始整理丈夫留下的几麻袋手稿以及中外文笔记，共计7万余页。2003年，她整理出版3卷《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和178册外文笔记；2011年出版20卷《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不能在现实中与家人一起过日子，杨绛就不断地回忆他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在对丈夫和女儿的怀念中，2004年，93岁高龄的她写下了长篇散文《我们仨》，浓厚深情的文字让人动容：“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这本散文随笔集风靡海内外，再版达100多万册。

96岁时，杨绛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文字有着初生婴儿般的纯真，从容坦然；102岁时，她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杨绛一生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却对慈善事业出手大方。她将丈夫和自己的全部稿费、版税，捐赠给清华大学，并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困难的学子。她告诫年轻人，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方能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据统计，“好读书”奖学金自2001年设立至今，已经累计超过2000万元。而那套曾经居住过“他们仨”的房子，30年不曾添置一件新家具。

杨绛曾在百岁之际表示：“我生在边缘的边缘，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2016年5月25日凌晨，这位博古通今、性情如兰的世纪奇女子，在北京协和医院永远地闭上了那双透着智慧和慈爱的眼睛，享年105岁。而早在3年前，杨绛先生就叮嘱过自己的友人和学生：“我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不受奠仪。”

杨绛：一百岁感言【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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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一百岁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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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一百岁感言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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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希望能帮助您！

杨绛百岁感言【第四篇】

书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杨绛：优雅而高贵的灵魂

杨绛是丈夫钱钟书口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翻译过《唐・吉诃德》等作品。她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博学多才，治学严谨；无私奉献，用千万稿费资助寒门学子。杨绛的文人风骨、治学态度与社会担当，是当代人身上所稀缺的闪光点。杨绛最喜欢的名言是：“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在把钱钟书数量惊人的手稿整理出来交付出版后，她写了《我们仨》，写尽了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96岁时又推出《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103岁时，九卷本《杨绛全集》问世。如今她安然离去，只留下身后一段令国人唏嘘不已的中国百年史。

钱理群：坚守并传承着人文关怀

这几年，钱理群不断与青年以各种方式交流对话，从校园到社会，从书斋到企业，每次登台演讲，都融合了专业发现与现实省思。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思考与批判，诸如批判“北大正在培育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言论，时常被人提起。钱理群深情地关注着民族的命运，坚守并传承着人文关怀。2016年2月出版《26篇――和青年朋友谈心》，7月出版《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与《风雨故人来》，8月出版《岁月沧桑》，以生命体验写知识分子精神史。即使他隐入养老院，即使他说自己已经逐渐放弃了“教育”，退出了学术界，但他还是放不下青年。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曾多次说：“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将我的祝福送给年轻的朋友。”

贾平凹：记录时代命运的悲悯

贾平凹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有长篇问世。他的《秦腔》《古炉》《带灯》《老生》，总能从中感到一个时代的命运。2016年4月，出版的《极花》，写被拐卖的女子胡蝶，也是写作家内心的恐惧与无奈，更是写作家对乡村沦落的担忧。这里，贾平凹守望着八百里秦川的心灵故事，用真情的文字记录着乡土中国的世纪变迁。贾平凹的散文创作也毫不逊色。5月出版《自在独行》，11月出版《愿人生从容》，他从孤独、行走、生死、慈悲、、天地、人事等角度，给内心孤独焦躁者以安宁的抚慰。在“世纪文学60家”的评选活动中，贾平凹仅居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茅盾之后，为第六名，在至今健在的作家中名列第一。

曹文轩：中国儿童文学的自信

作家曹文轩获得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正如颁奖词所言：“用诗意如水的笔触，描写原生生活中一些真实而哀伤的瞬间。”曹文轩的获奖，确立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自信，从某种程度上讲，不亚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在中国文坛，曹文轩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写儿童、成年人都可以读的作品。孩子读到的是精彩的故事，被故事感动，而成年人能够感受到美学的境界。他作品的力量在于感动，在于悲悯精神，代表作有《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青铜葵花》《火印》等。其中《草房子》更是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因为它已经印刷了300次，将近1000万册在中国大地上发行，呈现了一个真善美的艺术世界。

邵燕祥：历史性的思考与自省

邵燕祥是当今中国的杂文大家，有“当代鲁迅”之称，7月出版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一个月卖了一万多册。此书是通过个人经历，呈现从1945年到1958年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断代史。这样一本严肃的四五十万字的大部头，实在考验人们的阅读耐心，但是却不炒作而畅销，这不免有些不可思议。邵燕祥作为一个敢于直面v史的人，在自传中充满反思，重新审视自己、解剖自己，这本书的价值不容低估。邵燕祥的书之所以畅销，正是自省精神在当下的显现与“畅销”。因为一个民族能够正视自己的历史，并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是其生命力的重要表现。尤其在灾难临头时，困惑、颓废与骂街，远不如历史性的思考更加有力量，有价值。

王树增：永不言败的理想信念

王树增是一位有着严谨创作态度的作家，他创作的《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解放战争》等作品，注重以细节还原历史的面貌。王树增说：“寻找历史是为了寻找心灵着落点，而我也想让年轻人从中获取力量。”他所看重的，不是介绍历史常识或揭秘历史真相，而是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年轻人的意义。王树增的《长征》，堪称写长征的“史记”。《长征》是一本士兵的史诗和悲歌，不管司令员还是炊事员，都是历史的主角，所以作者永远是在描写队伍，描写永不磨灭的信念。《长征》在写什么？王树增说：“四个字――永不言败。”

铁凝：用文学呼唤人类的美德

2016年12月2日，铁凝第三次当选中国作协主席，同时当选中国文联主席。铁凝的身上有多重角色，但她说：“我本质上还是一个作家，也最重视作家身份。”8月出版的《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从中能让人读到她对文学与心灵的坚守。铁凝认为，我们处在一个缺乏细节的时代，文学尤其需要作家在这个时刻积攒起爱与意志。成功的艺术家成功的路径千差万别，但有两点是他们必备的，那就是爱与意志。“文学最终还是应该有力量去呼唤人类的美德，那些潜伏在读者心中的情绪，从而激起某些隐秘的美感、珍贵的暖意。这暖意不是小恩小惠，而是一种宽阔的情怀，是穿越沉沦后上升的力量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