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百岁感言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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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百岁感言范文【第一篇】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是英国诗人沃尔特・兰德晚年写下的诗句，题目是《生与死》。杨绛喜欢这个关于火焰的譬喻，把它译成中文，置于晚年散文集《杨绛散文》的卷首题词。

105岁，不可谓不长寿。但火萎了，她利利落落起身，便也走了。

作为一个文化世纪老人，杨绛的身体状态一直牵着很多人的心。这段时间，先是“病危”的传言让许多颗心被提到嗓子眼，又是各方辟谣让它们放回肚子里。正当人们以为不过是一场寻常小恙时，猝不及防地，却等来了最终被官方证实的消息：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于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在京逝世。

杨绛有遗愿，希望去世不作为新闻，火化后再发讣告。但在这样一个新媒体、自媒体迭出的时代里，可以想来，这个遗愿实现起来太难。一时间，缅怀和悼词呼啸而来，无处不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乃至假托她“百岁感言”的“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种山呼海啸，大概不是杨绛自己愿意看到的吧――2012年，社科院院长陈奎元看望她时，她曾提出了三个要求：一、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二、不受奠仪；三、至多七八至亲送送。

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文化人，她低调得有些不可思议，像个古代的隐士。这些年来，她闭门谢客，拒绝采访，甚至不参加自己文集的会。九十大寿，一百大寿，这些对旁人来说格外重要的节点，她也都谢绝了上门祝寿。她爱用“隐身衣”的比喻，许多年里，她都披着一件“隐身衣”，“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因了这“潜心一志”，四十年代，她有成名剧本《弄真成假》《称心如意》，被称为“喜剧双璧”，被夏衍和李健吾垂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有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等，成了一个重要的现代知识分子创作现象；新世o以来，93岁时写了她和钱钟书、女儿阿瑗的《我们仨》，96岁时出了《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103岁时出了《洗澡》的续集《洗澡之后》。还有翻译，包括最为重要的《堂吉诃德》；还有为丈夫编的作品，包括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72卷本的钱钟书手稿集。很难想象，若不是披着“隐身衣”，这琐碎杂乱的工作，如何能够延续许多年，并安安心心地完成。

“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这是她在2011年100岁诞辰时，于《文汇报・笔会》上所做的一次笔谈专访。她早已做好火焰枯萎的准备。“边上”，是她对于年岁的自我意识，是她以一种并不清晰唯一的模样游走于文学史上的姿态，也是她为人生划定的位置。

（选自《北京晚报》2016年5月27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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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走了，人间再无“我们仨”。

杨绛百岁感言范文【第二篇】

淡泊名利 与世无争。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既是杨绛翻译英国诗人兰德诗作《我和谁都不争》中的几句话，也是她自身品格的写照。杨绛先生内心安静、高贵、富有，她超然的生命之境，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

杨绛的一生活出了大多数人都难以企及的“至高境界”。出生书香门第的她，从小文笔出众，外语天赋极高。本是旧时代千金小姐，可为了支持丈夫钱钟书写作《围城》，节约开支，她“甘为灶下婢”，辞掉了女仆，亲自动手给家人做饭。在经历了荒诞年代的苦难之后，和先生钱钟书、女儿钱瑗过着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的生活，淡泊名利。“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在杨绛的描述中，阖家团圆的日子安之若素，云淡风轻，金钱的诱惑、名利的光环都被摒除在外，这是一个甘愿长期身居陋室、吃苦耐劳、只知埋头做学问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

如今，浮华与名利充斥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里，人们纷纷热衷于“出名”、“出人头地”，相比之下，在生活中几近“隐身”的杨绛却一直很“另类”。在媒体记者千方百计想要登门采访的无数请求中，杨绛老人始终闭门婉拒。每年生日的这一天，杨绛也选择以“躲避”的方式安静度过。九十岁寿辰时，她曾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在百岁大寿时，杨绛曾对比较亲密的几位朋友说，天太热，别来祝寿了，“你们在家替我吃一碗寿面，别麻烦大家了。”

就是这样一个清清爽爽的文化老人，在临别前留下遗言，希望在自己火化后再发讣告。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

身居陋室，助学寒门

杨绛老人虽与世无争，闭门谢客，但绝非与世隔绝。杨绛与丈夫钱钟书一生节俭。她在社科院的助手曾透露，她家里从未装修过，纸要反正面用，还把玻璃罐头瓶带给同事腌制咸菜。

就是这位清贫了一辈子的老人，在90岁那年，拿出了自己与先生共同积攒的72万元稿费，全部捐献给了母校清华大学，以“好读书”为名设立奖学金，并宣布，将日后所出版的所有钱、杨二人作品稿酬、版税都投入该基金中。如今，“好读书”奖学金已惠及千名清华学子，累积奖金超过2000万。

在出席奖学金的颁布典礼时，杨绛衣着朴素，面带微笑地说，“今天，我是一个人代表三个人，一个是去世的钱钟书，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女儿钱瑗。那时候，我跟钱瑗在钱钟书的病床边，就一起商量好这件事，将来我们要是有钱了，就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好读书’奖学金的宗旨就是要鼓励和帮助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让真正爱读书的孩子有书读”，杨绛老人的心愿正在逐渐成为现实。身居陋室，却心怀天下，杨绛的所做所言，履行着一名知识分子所肩负的使命与担当。

锻炼身体，锻炼品德

杨绛老人在96岁高龄时，出版了她的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这本书也是杨绛在病中完成的一部人生“感悟录”。

书中，杨绛谈到了修身之道。她多年来一直坚持运动，至少每天要做一段“八段锦”。她说，“人的身体需要锻炼，人的品德同样需要修炼。人的躯体是肉做的，不能捶打，不能火烧。可是人的灵性良心，愈炼愈强。”杨先生认为，要想成为堂堂君子，必须经过磨炼，同时要有很大的自制力。

杨绛在这部书中说，“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杨绛充满智慧的思想和洞彻世态的豁达令人敬重，这也正是被这个时代很多人所忽略的。

2011年，杨绛说：“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杨绛对“回家”安之若素，既无所求，亦无所惧，只感到内心的充盈和富足，她的内心世界早已没有了小我，她始终都是站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她用自己平凡的一生来诠释着“大我”的境界，用文字来涤荡着这个染污的世界。

杨绛之所以能够长命百岁，不能不说与她淡泊宁静、热爱大自然的心境有关。杨绛老人对微风情有独钟。她曾在散文《风》中写道：“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进出，轻云附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字里行间，淡泊宁静的心态跃然纸上。

杨绛百岁感言【第三篇】

书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杨绛：优雅而高贵的灵魂

杨绛是丈夫钱钟书口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翻译过《唐・吉诃德》等作品。她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博学多才，治学严谨；无私奉献，用千万稿费资助寒门学子。杨绛的文人风骨、治学态度与社会担当，是当代人身上所稀缺的闪光点。杨绛最喜欢的名言是：“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在把钱钟书数量惊人的手稿整理出来交付出版后，她写了《我们仨》，写尽了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96岁时又推出《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103岁时，九卷本《杨绛全集》问世。如今她安然离去，只留下身后一段令国人唏嘘不已的中国百年史。

钱理群：坚守并传承着人文关怀

这几年，钱理群不断与青年以各种方式交流对话，从校园到社会，从书斋到企业，每次登台演讲，都融合了专业发现与现实省思。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思考与批判，诸如批判“北大正在培育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言论，时常被人提起。钱理群深情地关注着民族的命运，坚守并传承着人文关怀。2016年2月出版《26篇――和青年朋友谈心》，7月出版《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与《风雨故人来》，8月出版《岁月沧桑》，以生命体验写知识分子精神史。即使他隐入养老院，即使他说自己已经逐渐放弃了“教育”，退出了学术界，但他还是放不下青年。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曾多次说：“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将我的祝福送给年轻的朋友。”

贾平凹：记录时代命运的悲悯

贾平凹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有长篇问世。他的《秦腔》《古炉》《带灯》《老生》，总能从中感到一个时代的命运。2016年4月，出版的《极花》，写被拐卖的女子胡蝶，也是写作家内心的恐惧与无奈，更是写作家对乡村沦落的担忧。这里，贾平凹守望着八百里秦川的心灵故事，用真情的文字记录着乡土中国的世纪变迁。贾平凹的散文创作也毫不逊色。5月出版《自在独行》，11月出版《愿人生从容》，他从孤独、行走、生死、慈悲、、天地、人事等角度，给内心孤独焦躁者以安宁的抚慰。在“世纪文学60家”的评选活动中，贾平凹仅居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茅盾之后，为第六名，在至今健在的作家中名列第一。

曹文轩：中国儿童文学的自信

作家曹文轩获得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正如颁奖词所言：“用诗意如水的笔触，描写原生生活中一些真实而哀伤的瞬间。”曹文轩的获奖，确立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自信，从某种程度上讲，不亚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在中国文坛，曹文轩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写儿童、成年人都可以读的作品。孩子读到的是精彩的故事，被故事感动，而成年人能够感受到美学的境界。他作品的力量在于感动，在于悲悯精神，代表作有《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青铜葵花》《火印》等。其中《草房子》更是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因为它已经印刷了300次，将近1000万册在中国大地上发行，呈现了一个真善美的艺术世界。

邵燕祥：历史性的思考与自省

邵燕祥是当今中国的杂文大家，有“当代鲁迅”之称，7月出版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一个月卖了一万多册。此书是通过个人经历，呈现从1945年到1958年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断代史。这样一本严肃的四五十万字的大部头，实在考验人们的阅读耐心，但是却不炒作而畅销，这不免有些不可思议。邵燕祥作为一个敢于直面v史的人，在自传中充满反思，重新审视自己、解剖自己，这本书的价值不容低估。邵燕祥的书之所以畅销，正是自省精神在当下的显现与“畅销”。因为一个民族能够正视自己的历史，并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是其生命力的重要表现。尤其在灾难临头时，困惑、颓废与骂街，远不如历史性的思考更加有力量，有价值。

王树增：永不言败的理想信念

王树增是一位有着严谨创作态度的作家，他创作的《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解放战争》等作品，注重以细节还原历史的面貌。王树增说：“寻找历史是为了寻找心灵着落点，而我也想让年轻人从中获取力量。”他所看重的，不是介绍历史常识或揭秘历史真相，而是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年轻人的意义。王树增的《长征》，堪称写长征的“史记”。《长征》是一本士兵的史诗和悲歌，不管司令员还是炊事员，都是历史的主角，所以作者永远是在描写队伍，描写永不磨灭的信念。《长征》在写什么？王树增说：“四个字――永不言败。”

铁凝：用文学呼唤人类的美德

2016年12月2日，铁凝第三次当选中国作协主席，同时当选中国文联主席。铁凝的身上有多重角色，但她说：“我本质上还是一个作家，也最重视作家身份。”8月出版的《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从中能让人读到她对文学与心灵的坚守。铁凝认为，我们处在一个缺乏细节的时代，文学尤其需要作家在这个时刻积攒起爱与意志。成功的艺术家成功的路径千差万别，但有两点是他们必备的，那就是爱与意志。“文学最终还是应该有力量去呼唤人类的美德，那些潜伏在读者心中的情绪，从而激起某些隐秘的美感、珍贵的暖意。这暖意不是小恩小惠，而是一种宽阔的情怀，是穿越沉沦后上升的力量和勇气。”

杨绛百岁感言【第四篇】

如果说杨绛先前的作品关照的是世事，是社会，那她晚年的作品则是在关照自己。那些文字是对至亲的、但不可再见之人的耳语，是她千千情结之心的独白，因而更显生命的沉重，也更显思想的精邃和绮丽。

童年趣事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荫杭曾是最早反清革命运动的人物之一，之后又成为上海著名的律师，秉公执法、不畏权势，深受人们敬佩。母亲唐须I则是一个大方贤惠、身上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同时也是一个有知识的传统女性。而杨氏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如杨荫榆、杨荫浏等人，要么从事于教育事业，要么献身于艺术届，也算得上一时之俊彦。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杨荫杭膝下有八个子女，杨绛排行老四，她上边有三个姐姐，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就是她最早的地位。八个孩子，排头的有排头的优势，属于领导阶层，殿尾的有殿尾的好处，属于“最小偏怜”，动不动就撒娇耍赖，唯有排中间的，像杨绛，不上不下，两头的好处都不沾边。杨绛天资聪慧、善解人意，她上不和姐姐争权，下不和弟妹争宠，与父母相处，伶俐乖巧，温顺体贴。比方说，父亲饭后吃橘子，她主动帮助剥皮，父亲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主动帮助脱壳去衣，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管保收拾得干干净净。

父亲午饭后要休息，一帮小孩懂事，自动散去。父亲有一次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杨绛乖觉，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父亲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一个咯噔，瞬间的温暖，岂是俚俗的一件“小棉袄”所能比拟！从此午休，都要杨绛陪。冬天到了，父亲屋里生着通红通红的炉火，火苗要不时加煤，不然就会熄掉。杨绛即使干这种粗活，笨活，也是屏息敛气，出手无声。杨绛早慧，她小小年纪，就懂得把自己的脚放进父亲的鞋子里，进而从父亲的角度来考虑一切问题，这可是大大的能耐。童年是成年、老年的雏形，我们在日后将会不断看到，这正是杨绛之为杨绛的“独门武功”。

世纪佳缘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大学毕业，她放弃出国留学机会，考入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研究生。杨绛之所以宁愿不出国而来清华，用她母亲的话说，就是“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初到清华，杨绛发现这里的女学生都很洋气，相形之下，自己不免显得朴素。可她毕竟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大律师杨荫杭的女儿，名门闺秀，又从美国教会大学毕业，比起国内一般国立私立大学来，东吴大学的毕业生气质更佳。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自然深受男生的爱慕。据称：“杨绛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杨为七十二煞。”

初次见面，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世纪佳缘由此展开。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钱钟书是清华著名的才子，书生意气，而杨绛也是名门闺秀。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成婚，不久一同出国留学，无论在牛津或是巴黎，都留下了他们相亲相爱的足迹。其间，杨绛与钱钟书爱情的结晶――女儿钱瑗降临。抗日战争爆发后，杨绛与丈夫选择了回国，辗转任教北大、清华等高校，同时从事文学研究。

“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是钱钟书曾写给杨绛的“赠语”。

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府举行正式婚礼。结婚不久，他们便结伴到英国牛津大学去了。由于杨绛不愿意增加老父亲的经济负担，也不愿意和丈夫分开来求学，所以她在牛津只是一个旁听生，1937年女儿出世，杨绛的主要任务是带孩子、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每当钱钟书被灯泡坏了等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总是说“不要紧，有我呢”。就连钱钟书因为枯燥不喜欢而考不及格时，也是杨绛帮助他复习过关。

家在杨绛心中是人生的核心。自从嫁给钱钟书后，杨绛一直甘愿做“灶下婢”，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以至于心疼女儿的父亲不免有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1938年，钱钟书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这以后，钱钟书杨绛相依为命，颠沛流离，在上海沦陷期间，他们曾一度生活艰难，钱钟书为维持这个家，不得不多地代课，有时一别妻女就是很长时间，有一次，钱钟书久别刚回到妻女身边时，陌生的女儿看着这个男人把行李放在自己妈妈床边就提醒道：“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说着小手指着奶奶床的方向。钱钟书尴尬地道：“怎么？到底是你认识你妈妈早还是我认识早？”女儿毫不迟疑地道：“当然是我早，我一生出来就认识我妈妈，你是后来才认识的。”钱钟书回家的任务是带女儿玩，而杨绛则包揽了一切杂活。

杨绛这个“灶下婢”不光要对付一切家庭琐事，还要有惊人的胆识保护丈夫的手稿。1945年在上海，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拼命地把钱钟书《谈艺录》手稿藏好。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如果说专家们总是把人生的主要时间花在专业上，那么杨绛的专业应该是守望家园的园丁，而且无怨无悔。

译作成为邓小平的外事“礼物”

“”期间，杨绛受到不公正对待，被安排去扫厕所。她爱干净，把厕所打扫得一尘不染，连水箱的拉链都细致地擦干净，而且注意通风，所有厕所里都没有异味。这也成了她的“休息室”和“避难所”。红卫兵来了，她就躲入女厕。

即便在动荡的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后来，西班牙国王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以表彰她为西班牙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的杰出贡献。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钱钟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钱钟书这才溘然长逝，杨绛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杨绛在丧夫丧女之痛缓过来之后，以92岁高龄重新开始创作，她在打扫他们一家人生的“战场”。首先，她得帮助女儿完成心愿，女儿钱瑗生前一直想写一部反映他们一家生活的书，并且已经拟好了目录，可惜因为英年早逝，心愿未及完成，2003年，杨绛的《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杨绛说：“我们仨失散了，留下我独自打扫现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其次，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以及自己对世事的理解和洞察，这本书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第三，她要整理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这些书稿由于年代久远和颠沛流离，很多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且多达7万余页，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四，钱钟书去世后，杨绛还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她曾对上海一家媒体说：“自己很好，很乖，虽然年老，不想懒懒散散，愿意每天都有一点进步。”她每天都用小楷抄写钱钟书的《槐聚诗存》，由此“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杨 绛百岁感言【第五篇】

杨绛：见利不争寿自高

2011年7月17日，杨绛度过了百岁寿辰。在一个世纪的人生风雨中，她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却始终能以平常心面对生活。有人赞扬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锺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杨绛不争，反而成就大名。

杨绛生活简朴，从不讲究。她居住的小区，安静、祥和，她家是唯一没有封阳台的，这是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她家用的都是旧式的柜子、桌子，甚至连书房也没有。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都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不争、低调、简朴，这就是杨绛的真实生活，也许正是她历经沧桑依然健康长寿的原因。

启功：我从不温习烦恼

启功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享年93岁。

启功先生坎坷半生，被划为，遭遇“”，晚年丧妻，最终彻悟人生，宠辱不惊。他的助手曾问先生：“经历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还这么乐观？”他答道：“我从不温习烦恼。人的一生，分为过去、现在、将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很短暂，很快也会过去，只有将来是有希望的。”

启功先生说他有“三怕”与“两不怕”。“三怕”指怕过生日、怕沾上“皇家祖荫”(启功是皇族，为雍正九世孙)、怕给自己介绍老伴；“两不怕”指一不怕病、二不怕死。他曾这样自叙生平：“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识超。”

在北师大校园内，师生们尊称他为“博导”。启功便笑着说：“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拨倒’，不拨‘自倒’矣！”正是启功先生这种谦恭温和、不故步自封、心胸宽广、平易近人的性格，使他得以长寿。

施蛰存：不死就是胜利

施蛰存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学贯中西、博通古今，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上世纪六十年代，施蛰存在农村摘棉花时悟出一套“棉花哲学”。棉花受到外部挤压，缩成一团，渺小无力；一旦外部挤压放松便又会松弛，恢复原貌，妙在弹性十足。此后，每当遇到挫折，他都像棉花一样伸缩自如、弹性十足。“”期间，他专心致力于词学和金石研究，自得其乐，外界的干扰几乎对他不起任何作用。他当时的名言是“不死就是胜利”。

别人问他养生之道，他风趣地说：“谈不上什么养生，不过是顺天命、活下去。雪茄照抽，咖啡照喝，从不锻炼。只是吃得很少，晚上一小碗粥，足矣。”他淡泊名利，长期以来一直远离各种纷扰和人际应酬，晚年更是宠辱不惊。1993年，有关部门决定授予他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他得知消息后几次写信，请求评委会将该项荣誉授予年轻学者。他说：“我连生死都看得很淡，钱对我已毫无用处。至于名利，我早就看透了。”

良好的生活习惯，闲适的心态，使施蛰存老先生最终以99岁高龄尽享天年。

郑逸梅：不比为贵

我国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一生办报，著述颇丰，为报纸副刊写的随笔、趣闻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被誉为“补白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