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报告（优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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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报告【第一篇】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前提；理论自觉；反思社会学

Abstract:,caringfortheory,,andconstructsociologyasascienceofself-criticizing,self-reflectingandcontinuouslyin2novating.

Keywords:sociology;theorypremise;theoryconsciousness;reflexivesociology

一理论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谈理论对社会学的重要性之前，我们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理论以及什么是社会学理论。理论常常挂在我们嘴边，任何一门学科在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时首先明确的都是要建构学科理论。社会学也不例外，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家，都在围绕建构社会学理论开展学理思考和实践研究。尤其是孔德、斯宾塞之后的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把社会学引入了学校教育，成为大学里的课程，相应地进行了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那么，理论是什么呢？从我们直观的第一印象来理解，理论似乎可以和“抽象”、“思辨”、“概化”等词语相对应。这些词语只是说明了理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并不能概括理论所具有的真正内涵。

按照哲学的观点看，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有助于指导我们去“观世界”,并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世界图景”。理论具有三种特质：一是历史的兼容性，强调理论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二是时代的容涵性，强调理论是“思想中的时代”,即理论来源于现实；三是巨大的逻辑展开性，强调理论具有一种逻辑之美[1]。英克尔斯曾谈到社会学研究的三条途径，即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些什么)、经验的途径(当下的社会学家说了些什么)和分析的途径(理性指示的是什么)。无论是哲学对理论特质的概括还是英克尔斯对社会学研究途径的概括，都强调了历史、当下和逻辑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说明了建构社会学理论形成的过程，历史代表了“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重要性，当下代表了面向现实、思考现实的重要性，逻辑强调了理性思辨的重要性。

按照历史、当下和逻辑三方面来建构的理论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给理论的定义是“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①;结构功能主义除帕森斯之外的另一个大师级人物默顿指出“社会学理论是逻辑上相关联并能推导出实验一致性的一组命题”[2];科技哲学家罗纳德(Rich2ardRudner)曾经把理论定义为：“一套系统地相互联系的、包括一些类似规律的概化的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陈述”②;社会学家纽曼()也给出了对“社会理论”的定义：“社会理论是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概念所构成的体系。理论是思考社会世界的简单方法。人们经常创立关于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新理论”[3]。风笑天从社会调查研究的角度指出，“理论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经验世界中某些被挑选的方面概念化并组织起来的一组内在相关的命题”[4]。从以上对理论的定义中，我们看到了理论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概念以及由概念组成的命题，理论的特点是可以用经验事实来验证。我们也看到了理论形成的两种过程，一种是理论建构，另一种是理论检验。对照华莱士的“科学环”,以归纳法为特征的理论建构过程是“科学环”的左半圆，其过程是：观察(具体的个别的资料)→经验概括(共性归纳)→理论；而以演绎法为特征的理论检验过程是“科学环”的右半圆，其过程是：理论→提出假设→观察→经验概括→假设检验→证实或证伪假设→理论。在这两种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理论建构的过程在以田野调查为特征的实地研究中使用较多，理论检验则在社会统计调查中使用较多。社会学理论是直面经验事实的，这是社会学这门脱胎于哲学的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所在。

以上我们界定了什么是理论及理论的形成过程，那么理论对社会学研究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知道，构成理论的最基本的要素是概念，所以理论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套概念系统，在专业学习的意义上我们把它称作“专业术语”。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社会学的“专业术语”自然会引导社会学的研究人员用社会学概念来展开分析。这就是理论的第一个作用，理论有助于把研究者引入社会学的视野中来，也就是有助于形成社会学的特定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

第二，社会学理论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身份的标识，也就是说，是否具有社会学理论前提是该研究是不是“社会学研究”的标志。很多学者都在强调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重要性。社会调查如果放弃了理论前提，这样的调查就只能停留在日常观察的水平上，和民意测验、市场调查没有任何分别，从而陷入“通俗化”的境地。

第三，过往的理论会启发研究者去思考，构成研究者思想的火花。研究者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往往会感到无从下手，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启发”。过往的理论与社会现实撞击出了研究者思想的火花。

第四，理论可以提供研究的解释。理论除了把研究者引入了社会学的视野中并指导其研究的方向，还为研究提供了解释的视角。笔者在2004年对滇东农村的“过密化③”现象进行了研究，关注滇东农村呈现出和人口大量外流的主流人口流动形式不同的人口流动现状，即“过密化”。在相关社会学理论的“启发”下，笔者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解释。一是从“推拉理论”引出的第三股力量———以“乡土性”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吸附力“规范”着农民的行为方式。传统推拉理论对滇东人口流动形式缺乏解释力，因为从当地人地关系紧张、生活水平低下的现状来看，如果依据“推拉理论”来进行解释的话，宏图村的人口流动应该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极富活力，这样才合乎逻辑。所以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宏图村的人口流动状况之所以和主流的人口流动状况不同，“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显然被另外一股力量所“中和”。这股力量显然要大于至少是等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所必需的“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这股力量正是以乡土性④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一股强大“吸附力”。二是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认为“过密化”是农民的生存理性选择。像宏图村一样的传统农村，农民在考虑是选择在家种地还是外出打工时，他们遵循的并不是“经济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安全第一，风险最小”(代价最小化)。而实际上，无论他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还是“代价最小化”,这其中包含着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这种基于生活压力下做出的理性选择被称为“生存理性选择”。三是运用社会网络理论进行分析，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农民大量外流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的形成，先前外出的农民工以个体或集合体为单位形成一个又一个网络接点，为后来想出去务工的农民提供了信息的支持。宏图村外出打工的很少，即社会支持网还未形成，或者说，只是处于雏形阶段，接点太少使个人获得信息的关系支持只是简单的直线型的，还未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状。社会支持网的缺失往往会造成农民流动速度过慢甚至是停滞[5]。

总之，就像哲学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观世界”的世界观一样，社会学理论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社会学观”,用这种“社会学观”去“观社会”,形成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图景”。

二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

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很多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以为只要进行经验观察和描述事实就是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和忽视理论概括。郑杭生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这种社会学被限定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的范围之内。造成中国社会学现象的现状是：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入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6]。

社会调查领域，对理论的忽视更为明显，由于社会调查要直面经验的社会事实，似乎对看到的经验事实进行描述就是社会调查的全部，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刘少杰考察了1988～1998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131篇社会调查报告，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29%,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56%,这种明显的差别，揭示了大陆社会调查对理论前提的忽视程度。刘少杰进一步指出，从这些社会调查报告来看，有无理论前提讨论所显示的水平高低差别很大。具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不仅主题鲜明、概念明确、指标具体、讨论逻辑清晰，而且所得结论也达到较高的理论概括程度，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相反，那些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无非是些直观的、简单的现象描述，其意义至多不过是为他人开展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些粗浅的材料。这样的研究往往流于表面，触及不到深层的社会问题。最后他指出，《社会学研究》11年发表的社会调查报告反映了中国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和存在状况[7]。应该说，像刘少杰描述的这些情况，在中国社会学界还是相当普遍的。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时候秉承了实证社会学经验性的特点，而忽略了实证社会学也有理论前提的需求。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科学贫困”的问题，即中国的很多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在功利性的科研评价机制面前，很多研究人员为了使科研数量达到相关要求，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1篇学术论文的写作，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简单拼凑而成的。为了满足研究人员职称评定的需求，大量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甚至出现了“山寨”期刊，因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是需要缴纳版面费的。很多刊物不管文章如何只要交钱就给发，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声誉”,也是对人类探求科学精神的亵渎。论文剽窃现象也屡见不鲜。文军曾借用布迪厄场域的观点，指出中国“社会学学术场域中”存在“失范现象”,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谈论社会问题的人，似乎都成了社会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认识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社会学的学术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8]。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学理论前提缺失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简单的社会现象统计报告的撰写，有“科学贫困”,也有社会学学术场域的失范现象。这些因素成为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障碍。

三社会学如何理论自觉？

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很大程度是由于社会学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造成的。所谓理论自觉，是指社会学实践认识的一种正确态度以及社会学者自我反思的理论品质[9]。实际上包括了理论学习、理论研究、理论反思、理论选择和理论建构不同层次的自觉。

首先是理论学习的自觉，要自觉地学习过往社会学家的相关理论和文献，弄清楚原作者说了些什么，即所谓的“原谓”⑤,这也是我们强调的要面向文本，多看书。对已有社会学文本的学习是我们社会学入门的第一步。

其次是理论研究的自觉，毕竟原作者所说的只是他“思想”的“语言”的表达，如果是看翻译的著作，又经过了别人“语言”的二次表达。所以我们了解了原作者所说的之后，还要分析“原作者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意谓”)、“原作者可能说了些什么”(“蕴谓”)以及“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当谓”)。第三是理论反思的自觉。在哲学那里，反思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所谓的反思思想；社会学的理论反思相应就是社会学理论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强调社会学理论对自身的反思。一些社会学家试图对社会学这门学科进行批判性的社会学分析，创立了“社会学的社会学”,或者叫做“反思社会学”。其中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最有代表性。因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特征：从反思的主体看，反思社会学主体既是研究者的个人又是由研究者组成的学科共同体，“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10]。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11]。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是要巩固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社会学反思两个基本效应上，一个是科学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方面的。首先，社会学反思自身，有助于增强这门学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明确自己的学科地位，从而维护社会学的科学性。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理应成为“元”科学，但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其次，社会学对自身的反思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功能。总之，社会学要不断自觉地以自身为对象进行反思，并自觉地反思自己的语言符号，才能确立、维护自己的科学地位和政治功能。社会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更应该是一个具有理论自觉的学科。

第四是理论选择的自觉。在众多的社会理论中，社会学研究者要结合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选择合适的理论进行本土社会学研究，所以理论选择的自觉实际上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自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必须立足于本土情景，选择适合即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在寻找理论前提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伦理至上社会，伦理的温情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强关系”⑥在中国的人际关系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社会学研究，不仅要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特征，还不能忽视社会生活中的主观性因素。就像刘少杰所说的那样，在思考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时，应该超出实证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关注到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理解论、福柯和布迪厄等人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论等等社会学理论。因为这些社会学理论从不同视角研究了社会生活的主观因素，分别在思维方式、展开形式和价值原则等方面作出了深入思考，不仅有补于网络结构理论的局限，而且更切近中国社会现实[12]。这实际上是告诉社会学的研究者，不仅要有重视理论的自觉，还要有理论选择的自觉。

最后是理论建构的自觉，把已选择的理论和当下的现实结合起来，建构新的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也就是在现实的指导下对原作者的意思进行修正、扬弃和创新(即“实谓”)。中国社会学必须把理论自觉和现实关怀结合起来，既面向文本又面向现实，最终建构起真正的中国社会学理论。

在郑杭生看来，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都表现出诸多不足，如对本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国外社会学理论的挖掘、评价和总结做得都不够[13]。因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命运和发展前景。

中国社会学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形成一种理论品质，并结合本土情境不断反思自身依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反思自身的语言符号，反思社会学场域中的各种“失范”现象。社会学应当成为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注释

①亚历山大给理论所下的这样一个定义只代表了理论形成的一种形式，在之后的论述中，亚历山大分析了

从经验事实归纳理论和用经验事实证实或证伪理论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指出理论还可以产生于对“真实世

界”进行科学研究之前的非事实或非经验型思考的过程。

②罗纳德的界定实际上指明了理论的形成要经历三个阶段：概念的定义(将概念具体化为变量)、命题的

形成和联结命题以形成理论。转引自：玛格丽特·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

③“过密化”又称内卷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去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这

种过密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无发展的增长，即虽然产出的产量增加了，但劳动生产力并未提高。在该文中，

用“过密化”来表示农民固守土地而不外出就业的行为选择，或者更具体地理解为与大多数农村大量人口外流

相对应的低水平人口流动状况。

④关于乡土性的论述可参阅：费孝通1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⑤“原谓”、“意谓”、“蕴谓”、“当谓”和“实谓”是傅伟勋先生提出的“创造解释学”的五个步骤。可

参阅：于海1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⑥边燕杰等人从实证调查的结论出发，针对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提出一种更接近中国实际情况的强

关系假设。可参阅：边燕杰1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C].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香港：

牛津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1]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2]罗伯特·默顿。论理论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54.

[3]劳伦斯·纽曼。社会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5.

[4]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3.

[5]保跃平。滇东农村“过密化”道路的原因探析———以宏图村为例[Z].2004:3.

[6]郑杭生。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J].河北学刊，2006(5)1

[7]刘少杰。中国社会学调查的理论前提[J].社会学研究，2000(2)1

[8]文军。何为“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何为———兼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与反思[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

[9]文军。论布迪厄反思社会学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3).

[10][11]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8;39.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第二篇】

历史学是典型文科专业，在其教学活动中存在诸多文科共性问题，如：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知识性课程较多，方法论的课程很少；教学手段单一，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多重科研而轻教学，教学内容陈旧等。这些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文科专业所具有的通病，近些年来常常为学界所攻诘。毋庸置疑，在这种僵化陈旧的教学模式下，人才培养质量很难保证，专业培养目标能否实现也极为堪忧。许多高校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断通过推动教学改革来扭转这种局面，力图将研究型教学落到实处。总体看来，业已形成的规范性认识将“研究型教学”定位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要有课题（专题、问题），师生共同研究、共同讨论；二是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引导而学生自主钻研；三是实现知识的“内化”，通过体验，提升素质和能力。基于上述特点，很多高校围绕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两个层面展开了探索和改革，其中课堂教学改革是主要发力点。从教学氛围的培育到学习兴趣的培养；从教学主体的互动到课堂效果的评价；从教学过程的优化到教学手段的更新，探讨不可谓不全面，不可谓不细致。各高校管理者和相关研究学者，考古鉴今、兼收中西，形成了大量的极具智慧的研究和探索成果。

相较而言，对于课外实践这一环节却长期疏于关照。古语有“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说，特别是对于历史这门偏于理论和知识的学科，更是需要注重实践，否则所谓研究型教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研究型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精神，自主钻研、自主创新，这种能力的培养只通过课堂是很难实现的，实践环节不可或缺。人的能力总是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运用所学知识，方能实现“知行合一”。有研究表明，一个人对于听到的信息能记住25%，对于听且看到的信息能记住45%，而对于听到、看到且做过的事情则能记住70%。也就是说，虽然课堂有内外之分，但却不应割裂开来，唯有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教学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方能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对于学生来讲，课外实践活动的实现形式是多元化的，比如参加甚至主持课题研究，或者自发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即便是做一些兼职也可视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但上述方式均有局限性，课题研究从目前来看对于本科生而言机会还是比较有限，而自发参与社会活动或者兼职目的性不强且随意性很大，这都难以收到实效。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在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包括课程见习、综合实习、毕业论文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2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历史学专业的管理者和教师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是有清晰而明确的认知的。但是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这种认知大都停留在理念上，以致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并没有落到实处，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按照培养大纲要求，历史学本科专业在课堂教学之余，还设置有固定时间安排的实习活动，包括课程见习和综合实习两个方面。课程见习，顾名思义是针对于特定课程所安排的实习，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考古学通论、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一般要安排至少两天的单科实习。综合实习，又称为综合认识实习，即提供给学生一个较长时间（一般为7天）去校外开展实践活动。无论是课程见习还是综合实习，其目的是相同的，就是通过重返历史现场、开展田野调查，将文本知识与现场实况互为映证，使枯燥乏味的文字变为立体形象的鲜活材料，从情感上和学理上更为深刻地感受历史背景、认知历史事件，进而将所学知识与身处的社会、自然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内化的体验。这样一种设置和安排，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具有开放性、创造性的一个平台。

这样一个平台如若搭建规范完备，就能够将合作性、问题性、实践性三个维度有机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有助于其综合素质的提升。然而目前许多高校的实习环节操作往往是流于形式，几无效果。析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传统教学理念的惯性作用，“重理论而轻实践”，高校管理层面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和支持，比如实习经费安排比较低难以有效开展活动；二是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课题、论文”至上的倾向依然比较严重，不愿意投入精力于实践教学；三是院系在运作中对于师生安全顾虑过重，往往简化甚至改变实习形式，当下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将实习活动完全交由旅游公司打理，从而规避责任，但实践活动却变成了旅游观光。实践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毕业论文写作，其设置的目的在于检验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科知识、思维能力等各种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将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学习的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提高实践能力和水平。但是近年来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有部分学者甚至提出废止这一规定，其原因就在于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论文严重浪费了教育资源，伤害了本科教育的形象。教育部曾多次下达通知，要求各高校加强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各高校也纷纷采取举措，力图改变这一现状，如进一步规范论文写作流程和制作要求，严格论文的考核和评估，加强对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管理等。

但从效果来看，似乎难尽如人意。就历史专业而言，本科毕业论文质量较低是有客观原因存在的。一方面专业课程设置偏重于知识体系掌握和理论观点介绍，而方法论课程设置较少，加之大学期间又鲜有机会参与科研活动、接触乃至写作科研论文，以致到大四阶段毕业论文写作时有手足无措之感，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意识严重不足，也就很难形成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另一方面，大四阶段正是学生面临择业的关键时刻，考研、找工作成为核心内容，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很多学生在重重压力下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投入过多时间在毕业论文写作上，往往只是抽出几天时间就草草完成，其质量也就可见一斑了。

3研究型教学导向下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与展望

研究型教学的宗旨是通过教学与研究、实践的结合，激发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勇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要求在课内教学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搭建一座桥梁，以问题为导向，在师生平等而又积极互动的基础上，给予学生充分而又自由的探索空间。正如前文所述，课外实践的全面开展和落实，主体环境尚不成熟和完善，目前有效的着力点就是抓好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活动。若要做好这一方面，需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合力。其一，高校层面。高等院校要自上而下重视实践教学活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扶持和激励机制。在目前实习补贴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高校可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免除师生后顾之忧；面对指导教师主动性不强的现状，高校可以将实践教学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或者可以通过课题等方式给予指导教师一定的物质奖励。针对于历史学的专业特点，高校应该积极引导具有丰富考古经验或者田野调查经验的高水平教师充实到指导教师队伍中来，以优化师资结构。

在毕业论文工作方面，高校要采取有效举措严把质量关，还可以结合实际进行适当变通，如将时间安排至学生在校的大四第一学期全部完成。其二，教师层面。无论是校外实习活动还是毕业论文写作，都需要指导教师与学生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互动，可以说实践教学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教师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这就要求指导教师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负责的敬业精神。以田野调查为例，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活动往往需要极为耐心和周全的准备工作。事先要有具体的运作方案，包括确定调查主题、遴选合适田野点、制定详细调查计划、准备充足经费、培训人员等方面都要面面俱到。调查期间，要结合实际情况把握好计划进展的节奏，耐心细致地进行指导，保护好师生的安全，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田野调查报告【第三篇】

关键词：田野调查；民族志；写作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5-0274-01

众所周知，人类学研究都离不开田野调查，并依据调查材料撰写民族志报告。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报告的含义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民族志是指人类学家或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对其研究的文化对象或目的物展开田野调查，深入到其特殊的社区生活中，通过观察和访谈深入地进行长时间的体验和调查等方式进行材料收集，形成民族志报告。“在民族志撰写阶段，人类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将收集来的丰富资料转换成人类学的概念性语言，最终问题是如何将被研究社会的文化范畴翻译为人类学语言，用人类学语言进行描述”。由此可见民族志报告绝对不只是靠凭空想象出来的，必须通过民族志工作者艰苦卓绝的努力，扎实开展实地的调查进行材料的收集和语言文字的组织，并充分地将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紧密结合。此文意在浅显分析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以及民族志报告写作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一点可行性意见和建议，对民族志研究有进一步的探索。

一、田野调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实际调查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使人类学总是会出现一些和预定目标的分离，让学界和社会对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工作产生了质疑，一方面是民族志学者能否观察到被调查地的真实情况。因为传统上民族志工作者应到“自己所研究的社会应该从事1年到2年甚至更长的田野调查，并且要学习所研究对象的语言，参与当地的生活，在实地进行体验和观察，去调查、去听、去记录、去参与、去观察当地的社会。”另一方面是如何从全面和整体进行把握。人类学田野调查要求通过对社区的研究来逐渐接近并认识整体社会，而且该族群或社区的所有群体包括女性是否已涵盖是应该特别考虑的一个因素，因为“大量的‘文化’真理现在看起来反映的只是男性经验领域的事。”应充分涵盖女性的意见和观点，这样完成的民族志才会更有整体全面的观念，才会被包括当地人在内的更多人接受和认同，具有更大程度上的真实性。同时，与调查社区居民的沟通也是一个问题，要求调查者具有耐心，在相互的熟悉中达到对于调查对象的了解。

二、民族志写作中的问题

民族志写作是把被调查社区或族群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反映出来的过程，影响民族志报告写作的因素主要为：一是人类学者与被研究对象双方是否平等。赵旭东先生就曾经提出：“民族志撰述所强调的是只有通过相互交往的活动，才有可能产生出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新认识。”埃文斯－普里查德提出人类学是“文化的翻译”，但是无论“直译”还是“意译”，翻译的困难是在田野民族志中找到一个确切的对等物。二是民族志学者的学术信誉和价值观问题。埃文思。普理查德也着重讨论过田野调查的所谓“信度”问题。三是民族志报告写作的文字组织问题。民族志报告要顺利完成，必须要通过文字表述和语言组织。顺利完成一部成功的民族志报告，这就需要报告写作者具有较好的文笔，就像有人说如果列维。斯特劳斯没有好的文字功底，是不可能呈现出《忧郁的热带》这样的传世佳作的。

总之，民族志是人类学者对一个特定的社区和群体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体验，全面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等精神风貌的文本或文字作品，所以完成一部好的民族志作品也绝不是很简单的事，对民族志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都有很高的要求，并且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进行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撰写，还要求民族志工作者应摒弃自身的文化传统的思维和习惯，尽力避免或减少不同文化系统造成的文化误读，走出进行民族志调查和撰写民族志报告的误区，努力保持原生态的想法和思维方式，让当地人讲述当地人自己的故事，从当地人自己的思维视角阐释自己的生活形态。好的民族志作品就是以呈现当地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为目的，尽量维持民族志作品的原生态风格应该是最终的目标和归宿。

参考文献：

[1]王建民。民族志方法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J].思想战线，2005,(5).

[2]马国庆。走进他者的世界。文化人类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1).

田野调查报告【第四篇】

关键词公安田野调查；公安学研究；人类学方法；公安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5 - 0059 - 010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警务体系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安机关则是国家暴力管理制度的核心要件。大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不断增多，建构有序的政治社会秩序成为国家政权与各级政府的重要战略目标。而作为国家权力聚焦点和现代警务体系核心的公安机关是实现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1 ]实现上述目标，一方面需要坚实的公安实战能力，另一方面需要指导实战能力的理论支撑。令人遗憾的是，现有公安研究的理论建构能力弱化与公安机关在现代国家建设、社会秩序维护等方面的艰巨任务之间所形成的张力日渐深化。公安理论建构能力孱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以“服务公安实战”为导向的公安学研究难以产生具有理论创新意识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在公安理论建构方面存在诸多可以拓展和可以发挥的空间。某种意义上，公安学研究者应该关注真实世界中公安工作出现的真问题、大问题，建构出中国情境下能够解释公安工作困境的公安理论，并能有效地在指导公安实战方面发挥其重大作用。为此，有研究者提出：公安学相关研究应该着力“扎根真实实践的公安工作”[2 ]的研究取向，关注和研究真实世界中的公安机关运作机制，形成适用于中国实践的研究路径，还原公安机关运作的动态的、真实的情景，努力挖掘公安真实世界背后的各种隐蔽机制，进而提升公安学相关研究的理论建构能力，最终形成能够解释中国情境之下公安工作的理论解释。

鉴于此，我们尝试搭建人类学方法与公安学研究之间的桥梁，运用人类学中田野调查方法来揭示真实世界中的公安机关运作及公安工作，建构出具有实战指导性的理论解释，强化公安学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创新能力，进而为公安学学科的发展奠定扎实基础。公安学相关研究领域借助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既有助于深度把握公安机关运作的真实世界，揭示公安机关运作的内在逻辑，又能够强化公安学相关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应用意识。某种意义上，田野调查方法在公安学相关研究领域的应用为未来公安学与人类学进行学科交叉提供了思路。未来的研究议题需着重关注公安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研究主题及适用领域等。因而，公安人类学是一个有待学术界进一步开发与拓展的新的学科。

二、公安学研究与人类学方法进行交叉的三维动力

作为后发展新学科的公安学，如何提升公安学学科的建设水平和学术质量成为公安学相关领域研究者关注的核心议题和重大问题。一个后进学科的发展可以虚心借鉴其他学科的先进经验，从而移植其先进经验为我所用，进而提升本学科的发展水平。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方法对提升公安学相关领域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公安学研究与人类学方法的交汇意在运用人类学方法（田野调查）从多个角度揭开隐藏在背后的公安工作实践，在此基础上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或实现构建理论之目的。下面，我们从三个维度阐释公安学研究与人类学方法进行交叉的动力机制。具体如下：

（一）学科发展之需

随着学科分工的逐步细化，加上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公安学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成为学科发展与现实发展所需。“没有自己的一级学科，一直为公安高等教育领域所纠结，也越来越成为制约公安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瓶颈。” [4 ]2011年3月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在法学门类下填列公安学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开启了公安学学科发展的新时代。一级学科的确立是推动公安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建设，公安学学科取得了快速发展，并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学术研究水平、学生培养质量等都与其他学科有着较大的差距，这必然导致公安学学科落后于其他学科（经济学、社会学、行政学、政治学相关学科等）的现实。公安学学科属于近年来的新兴学科。某种意义上，一个学科的发展必须有科学研究作为支撑。良好的学术研究基础是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目前，无论从学术期刊发展的现状，还是从公安学研究人员的结构等多个指标来看，公安学研究水平及成果质量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通过学术研究来提升公安学学科建设水平已成为当前的重要议题。因而，公安学研究者必须借鉴其他先发展起来的学科的经验，从而提升公安学的研究能力。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是提升公安学相关领域研究水平的可行方法。通过提升学术研究能力促进公安学学科建设，以此来实现学科发展是推动公安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解决困境之需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把维护与实现社会稳定作为长期追求的政治目标。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各级公安机关应尽的政治责任。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经济结构、利益格局、价值观念的逐渐多元化，猖獗的黄赌毒犯罪、 [5 ]泛滥的黑恶势力、[6 ]井喷式各类盗窃行为 [7 ]及复杂的基层社会秩序 [8 ]等均成为公安工作的重点领域。各级公安机关面临的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压力前所未有。某种意义上，公安机关有效地预防各类治安犯罪的发生，防止社会失控，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9 ]这必然要求公安学相关研究者深入到各类治安案件的发生现场、扎根到公安工作实践的真实世界，从源头的角度去探究“何种原因导致问题的发生？发生该问题的机理是什么？”如果公安学相关研究者不能逻辑清晰地把这个问题讲清楚，那么公安实践者则失去了解决问题的理论把握。实际上，公安研究者与公安实践者是有分工的，研究者着重对研究对象的机制探讨，分析现实困境产生的背后原因；而实践者着重对研究对象的问题解决。这必然要求公安学相关研究者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深度描述出发生治安案件的动因、过程及机制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为维护社会稳定奠定扎实的经验基础，也有助于治安犯罪的快速解决。

（三）建构理论之需

公安学是一个以凸显实战为主要特征的学科。学科使命便是按照党和国家的旨意去维护和实现政治社会稳定。某种意义上，强调实战性是公安学学科的重要指向。但是如果一味地强调公安实战或应用，难免会造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那便削弱了公安学研究者的理论建构能力。就目前而言，在公安学应用性研究导向的驱使下，公安学研究者理论建构意识明显不足，大多数研究者在书斋里而非扎根到真实世界去寻求解决公安工作面临的实践困境。某种意义上，建构理论的目的在于指导公安实战，没有强有力的理论解释难以有效地指导公安实战工作。[2 ]因而，公安学研究者应该努力将建构理论或理论创新作为研究宗旨，扎扎实实地建构适用于中国情境之下的公安学理论。一个好的理论应该尽可能满足优美理论的“简明性”“预测的准确性”和“重要性”等三个特征。[10 ]26因而，公安学相关研究者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按照田野调查的相关操作步骤，深入到公安机关实践中去实地调查，理解真实世界中的公安实际工作，在此基础上构建出能够解决实战问题的公安理论。

基于以上三个维度的分析，学科发展之需、发展困境之需、理论创新之需是公安学研究与人类学方法进行跨学科交叉的动力机制。某种意义上，依靠对先发展起来相关学科研究经验的借鉴并实现对公安学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是实现公安学学科快速发展、提升公安学研究水平的可行性路径。鉴于田野调查方法的深入性和深度性，公安学相关领域研究者可以运用人类学中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着力动态地、贴近实际地把公安工作实践的真实状况呈现出来。这一方面有助于公安实践者深入理解公安工作实践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对公安工作实践中出现的现实困境进行必要的理论解释，进而从理论层面寻找解决公安实践困境的有效出路，在此基础上推动公安学研究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田野调查：人类学研究中的一种标志性研究方法

一个学科是否拥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成为评估学科发展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准。作为后发展起来的公安学学科，拥有独立的研究方法上需要漫长的岁月。但这并不是说目前我们不需要研究方法，而是应该努力地借鉴和学习发展成熟的学科的研究方法为公安学研究者所用。因为学术研究无边界，只要是好的研究方法、好的理论解释，各学科之间都可以相互借鉴、学习、拓展和传承。

作为人类学研究中标志性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为提升公安学相关领域研究具有借鉴性意义。马林诺夫斯基是田野调查应用的开拓者之一，“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 Aborgines”（1913）、“The Trobriand Islands”（1915）及《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是其早期的代表性作品。某种意义上，自19世纪中期人类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以来，田野调查方法便成为人类学研究者搜集资料的“看家本领”。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主要指研究者深入到某一地域或某一事件中，通过一定的研究策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介入生活）获取原始真实资料的研究过程。风笑天把田野调查界定为“一种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11 ]238。运用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应该遵循“客观性、科学性、系统性及尊重性”原则。[12 ]从研究过程来看，研究者必须对某一问题有了一定的把握，形成假设，随后便可以进行田野调查工作，通过对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的分析，进而修正或拓展甚至提出新的理论假设，并对这个研究假设进行解释，从而形成新的理论解释。

长期以来，田野调查研究方法被中外众多研究者所使用，并产生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农村研究领域。如1899年美国明恩薄以亲身经历和对农村社会生活的深入观察，写就了经典著作《中国乡村生活》。该著作诠释了帝国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13 ]此后，费孝通、林耀华、葛学博、卜凯等大批学者对中国乡村进行了深入调查与分析，著就享誉中外的农村研究著作。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海外学者进入中国现场进行实地田野调查越来越难，大多数海外学者只能通过对移居港澳台的大陆居民进行深入访谈从而完成田野调查工作。[14 ]他们也凭借已有的相关文献材料来了解中国，如沃尔夫《林家》、焦大卫《神、鬼与祖先》、裴礼达《资本主义与中国农民――一个香港村庄的社会经济变迁》等。值得一提的是，陈佩华等利用做博士学位论文的机会，意外地接触到从中国大陆珠江三角洲陈村的几位农民。他们讲述的时期发生在该村的一些故事，吸引了3位研究者的眼球。随后通过采用滚雪球的方式，联系到了在香港生活的26位陈村村民。陈佩华等正是通过对1975-1978年间移居香港的陈村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深入研究了时期该村的基本情况，并考察了邓小平时代该村村民的生活变化，从而完成了著作《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15 ]

改革开放以后，大批西方学者开始深入中国（黄宗智、华尔德、裴宜理、弗里德曼、傅高义等），并产生了大批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深刻影响着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相关领域。如萧凤霞《华南的人与受害者》描述了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渗透的手段；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探讨中共革命胜利后的一系列改革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波特夫《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再现20世纪40-8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某种意义上，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海外学者观察中国的重要纽带，亦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场域。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广东省政府的邀请下，考察了1978-1988年10年间广东改革开放经历的重大事件，利用8个月对广东省的地级市、经济特区及企业等进行了深入观察和深度访谈，完成了总结和研究广东发展的著作《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16 ]

某种意义上，实地调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的优良传统。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受海外研究与本土影响的双重推动，国内相关研究工作亦渐渐地通过田野调查来揭示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农村研究领域响彻海内外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简称“华中乡土派”），两个研究机构自成立以来便非常重视田野调查，为社会科学本土化进行不断地探索和尝试，并在村民自治、基层治理、基层政权建设等研究领域产生了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政治学、行政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等）均开始重视田野调查方法在深度呈现研究对象（性产业、政府治理、社会抗争等）的真实情况、揭示研究对象内在机制，对理论建构起到重要的作用。

基于以上的粗略梳理得知，海（境）外的研究者获取研究资料的方式经历了从“境外访谈”到“扎根现场”的变迁路径。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内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使得越来越多海外学者有机会到国内进行扎实的田野工作；另一方面，在西方中国研究的影响下，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本土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在海外相关研究工作的影响下，国内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运用田野调查进行详尽的资料收集，并取得大量重要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相关学科研究质量。然而，也有学者质疑田野调查的局限性，如仅凭借个案研究难以推导出具有普遍适用的研究结论，个案所得到的结论难以代表整体。这里所说的“个案”并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个案，他不一定需要具有代表性。质性研究中的“个案”主要在于集中体现某一类想象的重要特征。[17 ]某种意义上，田野调查属于质性研究的范畴，质性研究在于“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对事物进行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然后对事物的‘质’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性理解”。[18 ]因而，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对解释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构建能够揭示现实困境的理论解释具有重要意义。

四、公安田野调查：公安学相关研究值得关注的几个研究领域

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中具有重要意义，被中外众多研究者所使用，并产生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随着社会科学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加深，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开始使用田野调查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研究，使得我们越来越接近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态。然而，当前公安学相关领域研究工作较少采用田野调查方法来揭示真实世界中的公安实践工作，亦不具有在建构理论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冲动。这是未来的公安学相关领域研究者努力去攻克的重要瓶颈。

目前，随着日益精细化的学科分工，某一研究问题的解决必然要依靠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样才能开阔研究眼界，使研究对象更加接近真实情况。在学科交叉中，一个学科研究应该主动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于自身学科，进而推动学科的进步。因而，跨学科理论、方法与思维已经成为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趋向。[19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以研究问题为导向，借鉴、移植其他学科的相关术语和理论解释，从不同的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使研究对象更加接近真实状况。基于已有公安学相关研究揭示真实世界中的公安工作的不足，研究者应该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来揭示公安工作的内在机制和真实逻辑。那么，公安学相关研究在哪些研究领域可以使用田野调查方法来展开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呢？我们认为，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切入：

（一）动态展现公安工作的真实场景

真实世界中的公安工作（公安机关运作逻辑）一直是学术研究上的盲区。如何有效地揭示公安工作的真实场景成为研究者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在公安应用性研究的驱动下，研究者主要关注如何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实践性问题，而缺乏对为何出现这些实践困境的关注。一般而言，在解决实践性问题之前，研究者应该清楚地把握这些实践性问题存在的原因和实践性问题存在的真实场景。在此基础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实践困境。然而，公安学研究者却缺乏扎根真实世界中公安工作的勇气，缺乏了解“真实世界中公安机关的运作逻辑”意识，而是在书斋里大谈提出完善公安工作的宏大建议。[2 ]也有学者做了实地调查，但是深入性不够，只看到表面性问题，而缺乏对实质性问题的把握，亦难以产生解决实践性问题的理论解释。比如，基层派出所是公安工作开展的基础，既有研究工作触及派出所运作机制进行研究，但深入程度不够。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基层派出所民警的执法过程及派出所的运作机制，但是由于公安机关的“神秘性”，其他学科研究者难以深度、真实地去体验基层派出所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为此，公安学相关研究者需要采用一定的研究工具，揭开真实世界中公安机关的运作逻辑，摆脱解决对策“不接地气”的宿命。田野调查的运用对解决上述研究困境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田野调查强调主位分析原则，研究者应该尽量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运用“他者的眼光”[20 ]去阐释背后的行动逻辑。从深度揭示研究对象的角度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是解决公安工作实践性困境的前提基础。因而，运用田野调查对真实世界中的派出所运作进行深度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二）多角度揭示公安工作内在机制

揭开真实世界中的公安工作、深度描述公安工作的实际情况是推动公安学研究发展的重要前提。打开真实公安工作之门在于更好地解决实践性问题。从多维度分析公安工作中各行为主体的行动机制是解决实践问题的有效策略。然而，在公安学相关领域研究中，学者却较少触及对公安工作各行为主体的行动逻辑的把握。比如，在公安机关的一场运动式治理事件过程中，大致涉及国家（上级）、警察及被治理对象等三个行为主体。然而，已有的研究工作要么探讨公安机关摆平被治理对象的对策思路，要么关注公安机关如何完成上级的考核任务；而较少关注在真实的实践场域中，这三者力量是如何策略性互动的？处在压力型行政体制与复杂化的基层社会之间，基层派出所如何策略性地完成维护社会稳定与完成上级交代的考核指标？这些微观的内在机制是很难从表面上得知的。还比如，在大转型背景下的基层社会，基层民警面临的执法对象是多元化和多样性的。面对如此多样化的执法场景，基层民警具体如何执法，执法过程如何，进而对这些执法过程进行类型学分类。这些是难以从表面所观察到的。基于此，相关研究者需要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深入到真实的实践现场中去考察动态的、真实的实践情形，从而为建构相关理论做好前提准备。

（三）有效触及公安研究的灰色地带

雷德菲尔德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析概念。在大传统的文明社会之下，还存在大量的小传统。某种意义上，随着现代国家对社会领域的扩张，小传统因素会被国家同质化，强化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有效互动。[21 ]但在公安学研究中，小传统的研究倾向时常被研究者所遗忘。公安学现有的研究领域中，研究者更多地从国家（政府）的角度去研究公安事业，这是主流研究趋势。比如，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公安机关（包括基层派出所）应该关注如何改革，如何提升实战能力，如何提升警察待遇等技术主义和管理主义指导下的研究主题。然而，从社会个体的角度去研究“犯罪分子如何与警察互动”“公安机关进行专项整治过程中的被整治对象是如何抵制的”及“公安机关扫黄打非的实践机制是什么”等是公安学研究者较少触及的“小传统”。某种意义上，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在弥合公安学相关领域研究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隔阂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总之，基于现有公安学理论建构的不足，公安学研究质量的提升需要借助相关学科成熟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策略。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其他学科也是借鉴人类学的相关理论资源，逐步发展出相关跨学科领域，如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法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田野调查都是这些交叉学科的基础性研究方法。某种意义上，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方法就是“牵手观音”[22 ]601，与其他学科牵手的原因在于对研究问题的关注。因而，公安学研究与人类学方法的交叉意在激发公安学相关研究应该努力借鉴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方法，以实现提升公安学学科建设水平、科学研究能力及解决公安实践性问题为目的的。

五、进入场域―获取资料―撰写报告：公安田野调查的操作步骤

上文已阐释了公安学研究应该有效地使用田野调查方法来揭示真实世界中的公安实践工作及内在逻辑的必要性。田野调查方法可以应用到公安学研究相关领域，并能够取得可以预计的研究成果。那么，公安学相关领域研究者应该如何使用和操作田野调查方法，并使之为提升公安学研究质量和研究水平而服务呢？就一般性操作步骤而言，田野调查主要包括“现场进入”“收集资料”“撰写报告”等过程。同样，公安学相关研究者需要结合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围绕上述操作步骤来进行田野调查的工作。具体而言：

（一）进入场域

当我们高度称赞田野调查对深入揭示研究对象优势之时，大多数公安学研究者都会面临着如何有效地进入现场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能否有效地进入现场不仅关系到能否拿到调查资料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拿到的调查材料的科学与否、真实与否的重要问题。因而，进入田野调查现场成为研究者难以逾越的门槛。有学者认为，关键人物在田野调查中的角色异常关键，如陈向明把其比作“守门员”，[18 ] 风笑天把其比作“中间人”，[11 ]艾尔・巴比把其比作“线人”[23 ]等。结合20世纪以来的实际研究情况，郑欣梳理了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的几种策略，如“海外访谈：第二现场的开辟、官方支持：自上而下的通行证、选择家乡：熟人熟事熟环境、私人网路：传统关系的非正式运用、曲线闯入：匿名调查与逐步暴露”等。[14 ]这几种入场策略都是研究者进行田野工作的主要方式。在不同的时代背景，研究者进入场域的方式也存在不同。黄盈盈以红灯区对研究对象，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进入现场的方式的变迁，即自我摸索式、依靠疾病控制系统、依靠草根组织。[24 ]就公安学研究领域而言，公安类院校研究者进入公安工作现场具备先天的独特优势。只要巧妙地运用这些优势，便可以获得其他学科领域研究者所得不到的真实的研究材料。

一是巧妙利用公安部“双千计划”深入到公安研究现场。“双千计划”是公安学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的尚方宝剑，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认可，为研究者进入现场提供极大方便。通过这一途径，研究者可以获取其想要得到的研究资料，但是基于官方途径的介入，资料获取的真实性往往被研究者所诟病。为了化解这个难题，研究者必须要通过长时段的观察才能获取真实的信息。此外，由于官方色彩浓厚，由官方公安机关领导安排入场，很容易破坏现场的完整性，从而使获取的材料失去真实性。如何处理好官方支持与独立研究是研究者必须考量的问题。二是灵活利用“公安实践”机会融入公安研究现场。作为公安院校教师，为了更好地服务公安教学，公安部要求每隔2-4年必须深入公安实战部门进行实践工作。一般而言，下派到基层派出所的公安院校教师都要介入到派出所的具体工作当中，参与民警的执法过程中，为理解真实场景的公安工作奠定基础，也为研究者获取真实而有效的研究资料提供前提。某种意义上，这种介入的官方色彩不浓，但是要采用可行的途径与基层民警搞好关系，真正地融入基层派出所的工作情境中，才能获取贴近真实实践的研究资料。三是抓住“校局合作”契机介入公安研究现场。“校局合作”是公安院校与公安实战部门开展的合作项目，是学生实践、横向课题、解决实战问题等合作的主要领域。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与当地民警搭建私人关系，从而为日后能够较好地进入研究现场进行资料收集奠定基础。

由于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公安机关的特殊性，公安学相关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大都是基于官方或半官方的途径来介入，这就要求研究者要时刻保持警醒的意识。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进行自由穿梭，才能获取真实且有效的研究材料。此外，借助某种研究途径进入现场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够在现场进行有深度的社会调查，从而拿到你想要的真实的研究资料。某种意义上，一个研究者进入一个研究现场需要经历三个重要性跨越：“物理层面”（进入一个物理空间）、“心理层面”（获取心理信任进而拉近距离）及“文化层面”（融入某种文化）。[24 ]比如，研究者仅仅进入某地公安派出所，大体了解公安机关的基本架构和制度运作基本逻辑是不够的。一个优秀的研究者更要从心理层面获取当地民警的信任，才能与被访谈者产生共鸣，这样才会拉近基层派出所与研究者的心理距离，从而能够融入真实世界中的公安机关运作机制。当然，这三个跨越是为了方便理解而抽象出来的，在具体的操作中，这三个跨越并没有显著的边界。

（二）获取资料

当我们经历三大跨越（物理层面、心理层面、文化层面），成功进入公安机关的真实的研究现场，那么接下来便是研究者开始搜集研究资料的过程。在展开田野调查之前，必备的采集数据的器材是研究者需要准备的，比如照相机、记事本、高性能的便携式电脑、录音笔等。这些器具是收集研究资料的重要保障。一般而言，田野调查中常用的搜集资料的方法有：“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

“参与式观察”主要指研究者在不暴露研究者身份的情况下，隐蔽性地介入到研究对象所生活的情景当中，以获取对研究对象的一种体验。当研究者考察一个研究对象时，我们只有将其放在一定的情景框架下去观察才能揭示其内在的机制，才能更加有效地、更清晰地把握和认知研究对象。比如，当我们观察基层派出所行为特征时，我们会发现派出所并不像制度文本中所表述的那样维护社会稳定、处理各类纠纷等，而是忙于各类专项整治任务、应对上级考核指标等。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类现象的存在？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考察应然状态下的派出所行为，而且要理解实然状态下派出所的真实行为。这就需要对基层派出所所处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进行观察，从而才能清楚地把握派出所为何做这些事情。“深度访谈”主要指研究者围绕一系列问题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交流，以获取研究对象的个人情感、心理特征及行为动机等。深度访谈分为“结构式访谈”与“非结构式访谈”。深度个案访谈属于非结构式访谈，其有利于发挥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主动性，有利于深入细致地理解研究对象的心理与行为。然而，深度个案访谈在访谈规模和时间上要求较高。在开展深度访谈之前，研究者应该选择一个相关安静的环境，避免研究对象受到一定的干扰进而分散注意力。一般而言，基层派出所民警平时的工作比较忙，研究者可以利用吃饭或执行任务时与其交流，进而获取研究资料。访谈结束之后，研究者应及时整理记录，尽量原封不动地把访谈对象的话语记录起来，以防失去现场感，遗失有价值的信息。

在获取研究资料的过程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一个“互为主体”的关系。研究与其说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再现，不如说是双方的一种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25 ]在进入研究现场之前，研究者应当处理好“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角色。[26 ]在具体的参与观察和个案访谈中，一方面，公安学研究者既要做好“局内人”角色，以获取公安机关对研究者的信任，切身理解研究对象的行为，从而顺利地深入到机关内部运作的真实情形，获取隐蔽在表面背后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公安学研究者又要做好“局外人”角色，脱离“警察身份”，站在研究对象的角度，运用他者的眼光来观察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应对考核行为、开展专项整治行为等，从而获取对公安机关运作的真实感受，保证获取资料的可信性和科学性。比如，在公安机关处置的过程中，研究者既有扮演好“局内人”角色，深刻理解公安机关治理主体的内部运作机制、操作流程及治理主体的思维；又要扮演好“局外人”，以便从民众的视角出发，梳理发生的微观动因、过程及相关机制等。值得注意的是，调查过程中应该遵守田野调查中的伦理操守。[27 ]在展开访谈之前，要大致交代研究目的及缘由，以免研究对象有后顾之忧，影响研究资料的信度。

（三）撰写报告

调查报告是呈现研究对象真实生态的重要载体，撰写调查报告是研究者开展田野调查的最后一项重要的任务。田野调查就是向那些不了解当地生活和事件的读者传递研究者的理解和洞见。[28 ]22一般而言，调查报告一般以“第三人称”采用叙事策略来呈现田野调查所收集到的研究素材。人类只有把自己的真实生活转换成叙事的形式，才能深刻的理解生活的真正含义。因而，田野调查工作者学会叙事是能否写出优质研究报告的重要前提。然而，不同学科的叙事具有不同的叙事风格和叙事策略。赵鼎新教授认为，社会学一般采用结构叙事方式；历史学一般采用时间维度叙事方式；人类学一般注重解读叙事的方式。[29 ]田野调查报告是一个边描述边分析的叙事过程，可采用“讲故事”的策略来呈现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活场景，“讲故事”的成功与否在于能否动态地展现真实实践的研究对象。比如，公安机关经常会遇到专项整治活动，如“雷霆行动”“飓风行动”等。这些专项整治活动涉及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环境、旁观者等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互动便编织成一张关联网：在一个具体的执法情境之下，治理主体如何进行整治活动，治理客体如何进行抵抗，各行为主体之间如何互动等。完整地呈现给读者整个事件的真实的实践逻辑是田野调查研究者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能否清晰、真实、动态地呈现出一项专项整治活动的全过程成为衡量研究者撰写研究报告的表现力的强弱。然而，清晰、动态地呈现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并不是研究工作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为回应已有的理论解释或构建新的理论解释做准备。完成田野调查报告初稿后需要经过被访谈对象的阅读，以此来评估田野调查报告数据是否真实或是否遗漏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撰写研究报告是呈现田野调查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如何评估一项田野调查工作是否有价值或价值大小的标准。具体而言，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报告需要至少满足下面两个条件之一：一是理论上做贡献。通过田野调查工作搜集到的研究材料，在已有的相关理论解释的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全新的理论解释，实现已有理论体系的拓展或补充。二是案例上做贡献。通过田野调查工作获得的研究材料，研究者从一个微观的、具体的角度采取“讲故事”的方式讲述一个学界已有研究从来没有涉及的新案例（故事）。比如，已有乡镇政权行为研究中，研究者呈现了乡镇政权“计划生育达标”“植树造林”“经营项目”等真实实践过程。然而，作为乡镇政权重要组成部分的派出所行为的真实实践过程是已有研究所没有触及的。如果研究者能够把派出所运作逻辑阐释出来，那么就能为乡镇政权行为的研究贡献了新的案例。总而言之，1篇研究报告如能满足以上两者之一，那么这篇田野调查报告便是有价值、有贡献的。

六、结论与讨论：公安学与人类学进行学科交叉的可能及价值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方法，被中外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广泛采用。近年来，日益精细化的学科分工导致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逐渐加深，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开始使用田野调查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实地研究，使得我们越来越接近研究对象的真实实践状态。同样，转型时期的中国出现的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越来越需要公安学相关领域研究者通过跨学科的视角来解决。社会稳定与社会矛盾的化解应该依靠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移植、借鉴相关学科的相关学术术语和理论启发，才能开阔研究眼界，把握各种要素的内在机制，使研究对象更加接近真实情况。例如，研究者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研究，就不得不关注组织学（共谋理论 [30 ]）、经济学（晋升锦标赛体制[31 ]）、社会学（谋利型政权经营者[32 ]）以及政治学（压力型体制[33 ]）等。否则，我们难以看清地方政府的真实运作逻辑。如果研究者不能清楚地把握地方政府的真实运作逻辑，那么我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和对策建议就难以“接地气”。而我们公安学研究则缺乏这种揭开公安机关真实实践逻辑的勇气，因而，公安学相关研究成果所提出对策建议或改善路径很难解决实践困境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为此，公安学相关研究者应该努力揭开隐藏在真实实践背后的公安工作，逐步借鉴其他学科已有理论和成熟的研究方法为己所用，在此基础上建构出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理论解释。田野调查方法的应用是提升公安学相关研究者理论建构能力，揭示公安工作现实困境并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的一个可行的路径。倡导采用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公安学研究者关注公安工作实践的边缘研究领域、揭开真实世界中的公安工作和有待进一步开发的研究领域，使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建构出有效的理论解释，进而有效地解决公安工作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

公安学相关研究工作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意味着公安学研究与人类学方法的一次初步的学科交叉。这两个学科交叉既意在通过人类学研究方法来提升研究公安实践中面临的现实困境的理论解释，并为有效地解决这些困境提供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又为建构公安人类学这个交叉学科提供了方向和思路。某种意义上，本文仅仅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去探讨公安学与人类学的一次学科交叉尝试及可能。推进公安人类学这个学科交叉的发展不仅仅在于搭建两个学科之间的关联，实现两个学科的交流与互动，而且在于激发公安学相关研究者有效地借鉴和利用人类学领域中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来建构公安学相关理论，为解决公安工作实践所面临的困境提供借鉴。当然，仅仅靠1篇研究论文来实现公安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学科交叉显然是不现实的，本文的目的更大程度上在于激发公安学相关研究者利用田野调查方法观察真实世界的公安工作，关注公安学“大传统”背后的公安学“小传统”（公安研究的边缘地带）。与此同时，本文的另外一个目的在于激发公安学相关研究者关注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状况，并把其他学科成熟的理论解释和研究方法引介到公安学科为己所用，强化公安学研究方法应用意识，在此基础上为提升公安学研究水平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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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报告【第五篇】

目的意义

充分利用森林火险等级较低的天气条件，积极组织广大群众有计划烧除林缘、田边等地的可燃物，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森林火灾的发生。在全乡范围内推行林缘可燃物“计划烧除”工作，主要目的在于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生产性用火和森林防火之间的矛盾，变群众无序用火为序用火，主动消除森林火灾隐患，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林区的安定稳定。

指导思想

开展林缘可燃物“计划烧除”工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从原有全面禁火、严查惩罚的单一野外火源管理办法和只抓管理、不讲服务的工作方式，转变为疏堵结合、管理与服务结合，积极组织和指导群众开展林缘可燃物“计划烧除”工作，做到有计划用火。

时间和范围

3月至4月底，在全乡统一组织实施可然物“计划烧除”工作，各村必须在进入野外生产用火高峰期前完成任务，凡林区道路两侧杂草、林内农田田埂草，农田内废弃的各种可燃物等都应列为“计划烧除”范围。

遵循原则

1、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查掌握各地烧稻草、田埂草、烧灰积肥等田间作业习惯，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

2、尊重民意，服务群众。坚持做到方便群众，简化野外用火审批手续，实施办法简便易行。在低火险期间，农户提出用火申请，村委会审批后报林业站备案，具体点烧时间由村委会与用火农户共同协商决定。

3、严密组织，确保安全。坚持安全第一，包村干部或村主干在实施过程中要精心指导，必须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看护，确保野外生产性用火的安全。

主要做法

野外用火实行疏堵结合的管理办法，对林缘可燃物实施“计划烧除”的具体办法是：在三级火险及三级风以下，以“疏”为主，根据农事活动需要，引导农民有计划、有组织烧除田埂草及林缘杂草，消除森林火灾隐患；在高火险期，以“堵”为主，及时禁火令，加大护林巡查力度和密度，禁止和查处野外违章用火。

具体步骤

1、加强组织领导。各村必须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统一组织，精心部署，责任到人，分片包干，层层抓好落实，实行全过程跟踪、检查和督促，对工作中发生的矛盾和问题应及时处置。各村及包村干部应认真做好调查摸底、人员组织、审批把关等具体工作。

2、广泛宣传发动。“计划烧除”工作，群众性、社会性强，必须广泛宣传，充分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统一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计划烧除”的意义，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3、开展调查摸底。驻村干部和村主干要组织村民小组长和护林员，调查各农户用火意愿、田头地块，对地类、地点、面积、片数、户主通讯等情况，并进行登记造册，以便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4、做好前期准备。各村应根据调查摸底情况，合理安排烧除计划、时间、人员组合等并进行必要的简单培训，让烧除人员掌握林缘可燃物烧除技巧与方法。同时，相关农户用火前应准备好相关的扑火工具。村级扑火队应处于待命状态，一旦发生跑火，能迅速扑火，防止酿成火灾。

5、认真组织用火。用火必须事先经过村委会批准并向乡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村委会批准时必须对用火点的防护措施、人员组织、扑火准备、通讯联络、天气情况等进行一次全面的核实。“计划烧除”的关键在于“多人在场”，每个用火点现场人数应不少于5人，并指定负责人集中相关人员统一指挥用火，准备不足和高火险天气，不得批准用火。

6、注意火场清理。在“计划烧除”结束后，相关人员应对现场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确认彻底清除余火后，方可撤离人员。

检查指导

乡森林防火指挥部、林业站要抽调专门人员对“计划烧除”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工作顺利进行。对未按规定审批用火的单位和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对未按规定审批用火的人员给予批评教育，造成后果的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对不按规定审批擅自在野外违章用火的人员给予坚决的查处，对引起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