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报告【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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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报告【第一篇】

关键词：统计学；课程改革；社会实践；毕业论文

一、前言

自2014年教育部提出“加强高校实践环节的教育，进一步将教学与实际相结合”以来，高校教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就一直在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大学课程已增设实训环节。大学生实践与分析能力的提升通常作为人才筛选的评判标准，是培养创新思维的基础，也是判断当下实训课程改革是否成功的依据，在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从现有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论文中来看，大学生真正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学生普遍反映开设的《统计学》课程更多是以案例的形式进行讲解，缺少针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本文以湖南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为研究对象，对统计学课程进行创新设计，在传统统计学课程基础上，引入实践与分析环节，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分析能力，并将统计学课程中所学知识应用到毕业论文设计和社会实践报告中，以此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二、统计学课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材缺乏数据包，打消学生实际操作的积极性。传统的统计学教材中多以理论教学为主，案例实训操作也多以例题的形式展示，书本中课后习题往往缺乏相应的配套资源。统计学课程中的习题往往针对的是大样本（样本数量超过30个为标准），如果按照书中的例题进行操作，往往需要学生自行将样本数据手动录入软件，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既违背了以分析问题为宗旨的教学目的，也极大地打消了学生进行实际操作的积极性。2.教材案例脱离现实，无法激发学生的兴趣。统计学教材中所用案例较多偏离现实。纵观近年来统计学教材中所使用的案例，编者较多偏向于以管理者的视角对灯泡、机床零件、产品质量等生产环节进行分析。然而，多数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是消费者的角色，从管理者的角度进行案例分析，对于学生而言不仅很难激发其学习的兴趣，而且容易于让学生形成“读书无用”的想法。3.统计图表的规范性要求不能引起学生的重视。对近三年的毕业论文进行随机抽查，在随机抽样的36篇经管类毕业论文中，仅有7篇毕业论文使用了统计图表，使用比例不足20%，若进一步考查其使用的规范性，则几乎全部不合格。对于这一现象，在学生的社会实践报告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看法，调查结果几乎全篇都是以文字性叙述为主，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的调查报告寥寥无几。4.考核方式较为单一，缺乏综合测评。目前，统计学考核方式仍以期末闭卷考试为主，学生出勤记录、课堂表现和平时作业为辅，偏重于对概念、公式的记忆，而缺乏学生实际操作和分析问题能力的考查。这种考核方式容易使学生不注重平时积累，在临考前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无法体现出统计学课程开设的初衷，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学生今后在实际中遇到的统计学问题也无法有效做到学以致用。

三、统计学实训课程设计

1.选用更加注重实训内容的教材。以统计分析软件R语言为实训平台，选用基于R语言的统计学教材，并将书中例题和课后习题的数据包放置云盘，方便学生下载使用。对于每次课的课后习题，学生只需要复制例题中的命令并依据题意进行相应的修改，就可获得习题的结果。若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时遇到问题无法解决，还可下载教师编制的习题脚本命令，对比自己的操作过程，以寻找出现错误的原因并及时进行更正，以此增强学生实训的积极性。2.增设田野调查环节。增设田野调查环节，用“走下去”的方式，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围绕某一个主题设计调查问卷，让学生们亲自参与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工作。针对同学们自己发现的问题，运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形成最终的调查报告。同时，为了提升学生实践运用统计数据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统计学现有的54个总课时中拿出16个课时用以训练学生的统计作图能力，并将其中4个课时设为实训操作，以解决学生在学习统计软件中遇到的不同问题。3.建立师生合作工作室平台。建立师生合作工作室平台，定期对学生进行图表规范性培训，将学院教师正在进行中的科研和教学任务放进平台，组织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对任务进行分解处理。根据各小组成果的质量和规范性进行成绩评定，对完成情况较好的小组予以嘉奖，对完成情况较差的小组采取退改再评定的方式进行整改，促使学生将课堂中所学的统计方法运用于实践，真正意义上实现教学相长。4.考核方式更加多元化。传统的统计学考核形式是期末考试占80%，平时课堂表现和作业占20%，这种方式不利于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将统计学的考核方式划分为期末考试、田野调查、社会实践能力和平时课堂表现四个部分后，不仅减轻了学生在期末考试中强行记忆的负担，而且让学生更加注重田野调查和社会实践的环节，有利于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统计学，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运用统计学的思维进行思考。

四、改革实施效果

研究小组基于社会实践与毕业设计导向，对统计学实训课程进行了创新改革，以提升学生运用统计数据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为检验改革的实施效果，研究小组对湖南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的“三下乡”调研团队进行追踪调查，随机抽取部分同学的暑期调研报告和毕业论文。调查发现，无论是调研报告还是毕业论文，其统计图表的使用率和规范程度都有大幅提升。学生至少在三个地方有了明显改善：一是图表更为规范化。统计学课程改革后，学生已初步掌握了标题和注释的摆放位置、线条的粗细程度、三线表的使用标准、图形的无框化等制图和制表细节。二是明确了不同图表的用途。对于类别型变量可使用条形图、饼图、环形图、气泡图进行分析，对于数值型变量可使用直方图、折线图、散点图以及时间序列图进行分析。三是借助图表表达自己的观点。学生对于某种现象的描述不再停留于原始的文字性陈述，转而开始利用图表数据进行说明，这种方式有助于增强描述的可说服力。

五、结论

此次教学改革设计解决了传统统计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将统计学课程中所学知识应用到毕业论文设计和社会实践报告中，改善了学生使用统计图表出现的问题，提升了学生的实践与分析能力。

参考文献：

[1]余达锦，杨淑玲。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方法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

[2]王红雨，闫广芬。师生认知视野下的高校创业课程体系：问题描述与改进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2014

[3]卢淑静。创新创业教育嵌入专业教育的原则与机制[J].求索，2015

田野调查报告【第二篇】

关键词：综合实践；小学教育；合作学习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综合实践课程渐渐地被重视起来，其主要内容包括社区服务或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动手制作等，这些内容往往需要多人共同完成。小学阶段的学生对于合作已经有了一定的概念，所以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时，更侧重的应是为学生提供符合年龄特点的策略与方式，强化学生的群体意识，适当地利用外在的因素，激发学生的团队荣誉感，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小组实力，帮助学生树立起合作共赢的理念，为学生日后走向社会打下基础。

一、合理地选择小组结构

在异质分组的过程中，教师往往根据学生的不同特性，进行互补式的分组，以保障各个小组之间的水平差别不大，保障大家学习的积极性[1]。这样的小组在组建的过程中，需要教师对学生的个性有详细的了解，同时也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不断调整小组的结构，让学生得到全方面锻炼的机会。教师在进行“交通安全伴我行”一课的教学时，便合理地进行了小组的组建。首先，本节课的内容是学生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社会规则，所以教师在组织大家了解实践时较为容易；其次，学生在进行本课的实践之前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调查经验，可以很好地完成实践报告。在这些现有学情的基础上，教师先让学生进行自我推荐，选择出相应的组长成立小组，并且在学生自由分组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改变与调整。之后，教师组织各组同学在教材的基础上选择自己所在的兴趣点完成报告并进行展示。为了确保学习效果，教师要及时地深入各组学生的实践当中，帮助学生把握大体的方向，防止出现偏题的现象。这种方式组建起的小组往往更具凝聚力，组长在集体中的个人魅力也可以保障小组合作顺利进行。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学生对自己的定位不够准确，所以也可能会出现小组结构松散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不能剥夺组长的权利，而要进行更多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完成任务。在综合实践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突发状况，尤其是在面对低年级的学生时，教师要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任务要求，让学生有明确的执行参照，这样才能保证合作学习的效果。

二、进行适当的团队建设

小学生的个性比较突出，需要进行很好的磨合才能进行团队作业。面对这样的状态，教师可以在团队组建之初进行相应的团队建设，进行适当的磨合，帮助小学生找到自己在团队之中的定位。针对小学阶段的学生，团队建设的活动大多以游戏为主，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让学生在欢乐的氛围内进行集体意识的培养。教师在进行“关于私家车的研究”一课的教学时，便带领学生进行了简单的团队建设。首先在小组确定下来之后，教师组织学生进行了传话的游戏，各组的第一个同学看教师的提示，之后依次以动作向下传递，最后最贴近原意的一组可以获得优先选择课题的权利。在这个游戏中，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进一步地体会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让学生更具集体荣誉感。游戏完成后，教师组织学生找准自己在团队当中的定位，让学生进行讨论，提交自己团队的主题、研究方向以及成员的分工，并以文字的形式将其绘制在本组的实验报告内。教师在这一过程，可以组织一组同学作为代表进行展示，也为未完成的小组提供示范。最后在团队建设的过程中，教师还需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角色所承担的任务及责任，这样才能保障调查报告得以顺利进行。团队建设是确保小组合作顺利进行的基础，学生之间的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才能保障任务的完成。现阶段的独生子女较多，他们缺乏分享合作的机会。在综合实践的课堂中，教师要培养的正是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甚至是集体与集体之间的沟通能力，适当的团队建设，可以挖掘团队的潜力。

三、选择趣味的主题活动

教师在组织合作学习的过程中，要选择趣味的主题活动，保障各组成员对自己的小课题充满兴趣，让学生可以在兴趣的驱动下努力实践、认真学习。这种情况下，需要教师对教材的内容有系统的了解。在针对低年级的学生时，教师还需要提炼出适合学生完成的小课题，以便适应学生的学情状态，促进学生的不断进步。教师在进行“家乡变化小调查”一课的教学时，便组织学生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让小组自由组建。首先，本节课的涵盖内容很广，教师在进行本节课的教学设计时，既想让学生为家乡的飞速发展而感到骄傲，也想让学生意识到近年来自然环境的一些变化。所以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先给出了两个大的分组：一是家乡好的变化；二是自然的变化。教师给出题目后，组织学生进行自由选择，并且在两大组下设计了小标题，如“家乡的环境污染问题”“家乡的交通拥堵问题”“家乡的建筑变化”等多方面。学生可以在大标题中选择自己的兴趣点，进行自由分组，分享自己的想法，完成调研计划。在本次的实践活动中，学生选择的都是自己了解的内容，报告的完成度也比较高。之后，教师再组织各组学生进行交流，以便让学生较为全面地了解家乡的变化。在报告完成后，教师还组织学生讨论应对这些不良变化的措施，最后将各组的内容汇总存档，完成了一次别具意义的家乡“田野调查”。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教师缩小了学生的关注点，让学生的注意力更为集中，同时利用兴趣，凝聚了学生的团队意识，让学生在兴趣的驱使下，目的明确地展开了高效的调研。

四、激发学生的团队热情

合作学习的目的是实现学习效果的最大化。在这个目的的驱动下，小组需要有共同的奋斗目标。除了兴趣以外，教师还需要设置一定的外在刺激，如小组荣誉、物质奖励等。小组合作竞争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良好方法，合理地设置奖惩机制可以更大地激发学生的团队热情，让学生在集体人格的驱动下发挥更大的潜能。教师在进行“校园趣味运动会”一课的教学时，便注重设置奖项，激发学生的团队热情。趣味运动是小学生最为期待的活动，教师在设计趣味运动会时，要注重游戏的合理设置，力求让学生在活动中都能找到自己的长处。为了激发学生的热情、增强学生的班级荣誉感，教师设置了相应的奖项，并采用集体积分制的原则来确定团队的排名。学生在班委的带领下快速地展开工作，很快形成了明确的分组，如选手组负责参赛、文案组负责向广播站输送文案、后勤组负责组织同学加油及保障运动员的物品供应等。这个活动，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凝聚力，促进了学生集体意识的形成，让个体更容易受到集体价值观的约束，进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激发团队热情这一策略，应用到以班级小组为单位的活动中，便可以转变为物质奖励，比如为获胜小组颁发一样的本子，将宣传板交给获胜的小组进行设计，等等。在集体荣誉与利益的驱动下，学生的合作热情会得到更大的激发。教师在组织学生实践活动时，可以了解学生的兴趣点、吸引学生的注意，确保合作的高效。

总之，在小学阶段的综合实践课堂中，教师要注意学生合作意识的培养，帮助学生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让学生可以在集体中发挥最大的潜能，努力地完善个体的学习方式，从而为个体的后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考文献]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第三篇】

女性人类学(FeminismAnthropology)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同时，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是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

女性人类学在西方已渐趋成熟。然而在国内人类学界，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本人拟简明介绍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及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对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进行探讨。

一、妇女人类学(AnthropologyofWomen)与女性人类学

传统的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有对妇女的研究，只是散见于对亲属关系、婚姻、礼仪的研究之中及各民族的民族志中，女性作为非主流文化群体，只是研究者用以说明其他问题的构件与材料。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女性主义影响下人类学对自身进行反思。人类学家对以往民族志反思，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首先引起部分人类学家注意的是民族志中所表现出来的男性意识偏见。大多数西方人类学家在遥远的民族中做田野调查时，仍然本民族中男性文化带着主导的意念，认为他文化中也是男性掌握最主要的知识。因此，男性调查对象提供的情况便代表了全社区、全文化，而妇女的存在以及她们的观点和经历常常被置之不顾，其结果是所谓“真实地”再现文化的民族志每每只表述男性的活动和世界观。

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开展以女性为调查对象的田野工作。这一时期，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于妇女身上，研究和描述妇女真正的所作所为，记录和分析她们本人的陈述与态度。一批描写各种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女性生活的民族志问世了。就此产生了与以往传统人类学不同的妇女人类学。在把女性带回人类学研究视野中，妇女人类学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注重对女性的研究，明确地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女性”及“女性的观点”而与男性生活的研究相分离，会造成与主流相隔离而被边缘化。

亨瑞塔·摩尔认为：“妇女人类学中大量描写妇女生活的民族志，成功地把女性带回到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个画面里来，是女性人类学的前奏。而女性人类学不仅仅研究妇女，更侧重研究性别，研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女性人类学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因此，它既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它力图通过对女性生存格局的综合考察和哲学反思来描述“完整的女性”，进而描述“完整的人类”。

1974年出版的美国人类学会年会和斯坦福大学“跨文化观点看女性”研讨会论文集《女性、文化与社会》、1975年出版的密西根大学人类学系关于妇女研究的讨论会论文集《迈向妇女人类学》两本书的问世，标志着女性人类学的成熟。

二、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女性人类学家即开始了关于性别特性的研究，米德(MargaretMead)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如何塑造性别特征的著述，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关于文化与人格的分析，都表达了文化对性别人格形成的作用，她们的研究开创了人类学女性研究的先河。

米德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中，以她对原始部落的研究表明：某种性格特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是因文化而各异的，是人为的，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自然秩序”。米德的研究给予了生物决定论有力的质疑。

在生物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间进行激烈的学术交锋后，文化决定论最终为大多数学者赞同，构成人类学女性研究最基本的理论。基于性别文化决定论的共识，提出了不同于生物性别的概念“社会性别”。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成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并成为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而熟练地运用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去观察我们周围早已熟悉的日常生活的各种现象则是人类学入门的标志之一，“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也使原有的以妇女为关注点的理论，转移成以社会性别为关注点。至9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社会性别人类学(TheAnthropologyofGender)”的概念，强调社会性别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分析劳动大军中的社会性别分化、社会性别关系以及社会性别与民族主义、妇女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已从社会性别差异研究过渡到对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

三、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与多元的视角

自人类学开创以来，基于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结构功能理论的二元分析，一直作为有效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用来探究社会结构的功能，发现文化的深层结构以总结人类社会文化的规律等。qLQrGsjS7WN0EAl9

奥特娜(SherryOrtner)从自然与文化二元结构入手思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探讨不平等的文化象征意义及其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分析了社会性别关系的建构与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直接联系。她将男女两性关系比作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由于男性从事的生产劳动创造了超自然的文化，即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工具，所以创造文化的男性比与自然联系的女性价值高。罗萨多(MichelleRosaldo)则从政治权力的角度，运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解释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原因。

她们都采用结构人类学二元对立的方法和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概念，对性别不平等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我们对性别不平等有了深刻的认识。

然而，在人类学家运用二元对立结构分析范式研究了许多非西方文化后，发现二元对立结构存在两方面的缺陷：许多非西方文化中要么并不存在上述二元对立结构，要么呈现出与西方(上述)模式不同的二元结构。二元对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

20世纪后期，二元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把二元对立作为唯一的分析框架，存在着男性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女性人类学开始抛弃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转而接受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步入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阶段。

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首先对“女性”范畴进行解构，认为“女性”视角其实隐含着一个“同一性”。在对待其他种族的女性时，“女性”视角意味着性别优先于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等其他因素。而事实上不同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的女性有不同的文化、利益观念，性别的生理基础并不具优先性。因此“女性”的含义也必须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加以考查，这一阶段对女性身份的多重与差异性研究，构成了女性人类学的多种声音。

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趋势提倡差异、强调多元，反对普遍性。后结构女性人类学的目标，不是为全球女性寻找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统一模式，而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中寻找多样性的解决方式，即“在差异中寻找平等”。

四、女性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及研究方法

同人类学的其他分支不同，女性人类学并不侧重对女性作纯粹的实证性考察，而侧重于对女性进行哲学上的抽象研究和探索，对女性之迷做出解答。

1．女性人类学的特点

(1)女性人类学以“人”的存在作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和回归点。认为对女性存在之谜的解答，有赖于对人类存在之谜的解答，因为女性是作为人的女性，女性存在是作为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现实状态，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女性人类学首先立足于从哲学意义上论证人的存在的基本构成，即人的存在的结构、人存在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

(2)女性人类学以“女性”作为自己思考的聚焦点，既注重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的同一性，也着力于探讨女性存在的特殊性，力图在女性存在的现实及历史的考察中，揭示出女性存在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生成过程及其特殊规律，描述女性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而奋斗的历程。

(3)女性人类学以“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人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是由具体的男性和女性组成。女性存在和人的存在的相互关系，就是女性存在和男性存在的相互关系。因此，女性人类学始终把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

2．女性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与其研究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所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1年(或1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

一大批女人类学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实践，借鉴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主位与客位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提出以往人类学仅仅是“男人学”的观点，倡导撰写“女性主义民族志”。丽拉·艾布—庐古德(LilaAbu-Lughod)在《存在女性主义民族志吗？》一文中认为，“只有逐渐认识到在相同中存在差异，自我身份可能包含有多种认同，而他者身份也可能是自我身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能超脱僵死的本者身份与他者身份、主观与客观的约束”。卡麻拉·维斯卫斯瓦朗(KamalaVisweswaran)是目前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中最有成果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之一，在其代表作《虚构的女性主义民族志》中，不是从正面讨论怎样建构女性主义民族志，而是首先否定主体性的基础，认为不可能建立单一的女性主体，如果女性主义民族志只表现单一的女性主体就是一种失败。她结合自己的研究，讨论了怎样写超越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民族志。

女性人类学发展运用了人类学传统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对妇女在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权力的掌握等方面同男性差异的分析中，以及揭示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条件下妇女生活意义的研究。如在妇女生育研究中，对现时的育龄妇女和历史上某一年代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比较：有关妇女地位的研究中，对同时间内男女地位的差异的比较等。

女性人类学借用哲学人类学中“思辨”方法，对“社会性别”、“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及“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的作用”都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哲学探索。

五、中国女性人类学的理论建构

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刚刚起步，处于初创阶段。禹燕的《女性人类学》，是国内学者所著的第一部系统地介绍女性人类学的著作。作者力图在各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女性进行“哲学抽象”。全书环绕着“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女性历史与人的历史”、“女性解放与人的解放”三方面展开，试图说明：“无论是女性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都是一种文化存在；无论是女性存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女性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在不同文化时序中的不同形态：而女性解放从其实质来讲，也是女性从文化中的解放，是女性对自身的文化现实的不断否定和不断超越。因此，女性人类学实际上始终是在描述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女性存在，是在描述女性存在的文化格局与文化时态”。这种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探求女性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也正是女性人类学的着眼点和重要的研究内容。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的女性研究文集《主流与边缘》，其中收入的论文既包括历史民俗、女性心理研究，也包括对当代影视、传媒、文学中性别文化的探讨，特别是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阐述多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而行文，为读者展示了中国多元文化的色彩及少数民族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学研究的独特价值。从该书的序言中可以了解到，编辑者的初衷是希望出版一本人类学女性问题研究专辑，“期待着来自田野的气息、来自生活的朴实信息”。但结果与其预期目标之间仍有距离：“想做的是人类学方面的专题，却无奈于我们目前人类学研究仍然滞后。专门的人类学稿件很难拿到，囿于专门的人类学家眼下十分有限。遵照人类学的要求，即使有了专门人才，能够去做性别上的专门研究，也必须有一年的时间‘在田野上’作业。根据这样的国情，我们不得不‘顺手牵羊’，在已经‘做着’相关研究的学者中寻觅，在他们各不相同的专业中寻找与性别有关的角度，取所谓‘田野’一域‘边缘’，因此有了我们手中的这本集子”。编辑者的“无奈”真实地道出了目前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的困境。与西方女性人类学发展的现状相比，中国的研究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借鉴西方女性人类学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研究。

1997年，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妇女：漫长的革命》一书出版。和前一部著作均由中国学者评述西方理论不同，此书完全是从西方当代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学者最具代表性、最为深刻、影响最大的论述中精选出来的。在中国女性学研究走向世界之际，无论是以西方研究经验为借鉴，创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妇女学研究体系，还是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妇女学为动力，开创自己的道路，研究西方的经验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妇女口述史方面的代表作是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可谓开创之作。2002年又出版了“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共三部。

六、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

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中国有56个民族，若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历史动态发展中去研究妇女，展示文化是如何限制和塑造妇女而妇女又是如何创造文化的双向运动过程，不仅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多元性有重要价值，而且也将为世界妇女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经正规训练的女性民族学家王同惠深入到广西瑶族山区调查家庭和亲属制度，建国之后训练的一批女性民族学家并没有以性别为自己的研究中心，而是重点研究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模式并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文献。不同的专家和学者在中国各民族地区进行深入实际的田野调查也留下了宝贵的社会调查报告，如陈乃文教授反映藏族和门巴族的报告：何青教授所撰写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研究报告：龚佩华教授所撰写的景颇族调查报告；黄淑娉教授所撰写的广东地区不同族群的报告和人类学理论书籍。

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对少数民族妇女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1994出版的论文集《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为从事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深入华南地区田野调查之作。书中着重探讨了“不落夫家”婚俗的名称及类型，从不同历史背景出发阐释了该婚俗的成因及其文化上的差异性。此外，一些作者还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对香港、闽南侨乡、湖南及广东地区的当代婚俗进行了论述。

李泳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一书运用宏观和微观、点与面结合的分析方法，对粤东客家村落进行调查，探讨了客家文化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和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变化以及各种变化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最可贵的是作者提出：“客家妇女地位的低下并不能从她们所从事的劳动进行解释，而应该从制约她们地位的文化的深层意义去研究”，探究了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在不同族群的变异，此类研究是重建中国女性人类学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在摩梭人中发现的“母系家庭”和“走访制”(以前国内研究者通称“阿注婚”)一直吸引国内外人类学家关注，并展开了调查和理论探讨。早期进行民族学人类学探索的有王承权的母系家庭和严汝娴的摩梭母系制写作，后有和钟华的专著《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都是基于长期田野调查对云南纳西族摩梭人的探讨。还有翁乃群的文章《女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西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等举不胜举的篇章从不同角度在探讨摩梭人的婚姻和家庭。

田野调查报告【第四篇】

关键词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政府发展

一、民族行政文化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长期的行政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并为公务员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团体意识、态度、情感倾向、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等的总和。由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导致了该地方的行政文化有其特殊的内涵、内容和特征。云南省滇西地区包括德宏州、临沧市、大理州、保山市、怒江州、迪庆州、丽江市七州市，而民族自治地方有傣族景颇族自治德宏州、大理白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虽民族众多，但主要以白族、傣族景颇族、傈僳族、藏族和纳西族为居多，各民族千百年来，地域相邻、杂居为生、互相往来，因此，历史文化有一定的共性，本文以大理白族地区的行政文化为调查对象，以发放调查问卷、个别访谈、走访公务员等田野调查的形式，试图分析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建设良好行政文化，实现政府又好又快发展的初步设想。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大理白族自治州5个县市，分别是D市、R县、H县、W县和J县，共824名政府公务员参加了调查，发放问卷824份，有效问卷822份，其中汉族227人、白族548人、回族29人，彝族18人；他们当中中共党员759人，共青团员27人，派22人，群众14人；具有大学文化及以上的有649人，占79%，中专（高中）文化115人，占14%，初中文化58人，占到7%。

2、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的施测时间为2010年8月15-26日，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另外，还采用了个别访谈法，走访乡镇公务员等调查方法。

3、问卷统计结果

在调查中发现，公务员对政府存在的目的的观点中，有59%的人认为政府存在是为了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仅有2%的人认为是为了统治人民和维护官僚阶层的利益，还有10%的人肯定政府有抵御外国入侵的职能；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工作的基本理念上，44%的公务员非常赞同，35%的公务员表达赞同；对本地政府的管理工作，81%的人员表示坚决拥护本地政府，有4%的公务员对政府的印象还可以，有4%的公务员对政府的态度很矛盾，只有1%对本地政府持反感情绪。

行政主体分别描述了自己对法律、法治及公平的看法，意见和看法不尽相同。59%的公务员认为法律是广大人民根本要求、根本利益、根本愿望的体现，在社会秩序的维护中应该以法律为主，道德为辅。64%的工作人员肯定本单位的领导者非常重视对员工的教育培训，所在的机关一般对员工进行培训教育，每年平均有4-8次，但同时又有58%的人认为所在机关的学习风气一般。

三、研究分析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是中国当代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总体上来讲，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具有当代中国主流行政文化的部分特征，但是，同时由于少数民族拥有更大的自治权、特别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原因，导致了民族地方的行政文化有其特殊的内涵、内容和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安于现状、易于满足的保守思想在滇西民族自治地方影响较普遍，特别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中这种思想很有市场，如果政府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工作人员都抱着这种态度不思进取，不求上进，那么政府发展是没有可能的；二是原始平均主义观念影响尚有，使政府机关内普遍存在“大锅饭”现象，“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利益分配不是以工作绩效和贡献为标准，而是以出勤率、职务级别等为根据。结果是激励机制失效，人们的积极性严重受挫，政府活力下降，政府体制走向僵化；三是缺少开拓创新、勇于竞争精神，“等靠要”思想严重。这种观念对当前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影响特别大。四是带有“官本位”和“权力本位”色彩浓重，独断专行、家长制、长官意志在滇西民族自治地方传统行政文化中根深蒂固。“官贵民贱”的等级观念在民众头脑中一直留存，法律、法治等观念淡薄。

四、研究结论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重塑与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笔者根据政府发展理论，结合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文化的具体表现，提出建设三种现代民族地方政府发展的模式，来加速当地民族地方行政文化的变革，并且促进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发展。

1、创建参与式政府模式

所谓参与式政府模式是指政府通过创设制度化的、开放的参与渠道和机制，有效吸收社会公众和政府内的普通工作人员参与行政过程，从而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行政水平不断改善的政府管理模式。参与式政府模式是参与式行政文化的应用和实践。在滇西民族地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总体上属于臣属型行政文化，但公民政治文化已经萌芽，少数民族理性的政治参与开始觉醒。因此，建设参与型政府模式，让更多的本地民族精英、人才参与进来，真正实现行政民主化，改善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相对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

2、建设法制政府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较大进步，《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关于保障一切散居少数民族成分享有平等权利的决定》和《大理白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等各种民族法制实施状况良好，但仍有一些问题。摆脱人治文化的束缚，树立起现代法治文化所要确立的“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确立新型的法律关系，完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