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报告【推荐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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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报告【第一篇】

［关键词］会计本科毕业设计；创新创业教育；4+2+3培养模式

毕业设计为会计专业最后一门实践必修课，也是检验本科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通过剖析与专业相关的理论问题、会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或会计学专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形成专题研究、调查报告或文献综述，体现对专业相关理论或实践的认识，以锻炼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能力、时间管控与合理制订并实施计划的能力，以促进学生毕业后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教育部在2004年、2005年、2007年、2012年的发文中指出：毕业设计等环节的实践教学需要强化，要基于不同专业的学科特征和条件，研究建立有效的毕业设计质量管理模式与监控制度。由于会计专业毕业设计多以一个具体的实习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研究形成前期调查报告作为基础分析资料，然后通过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或通过问卷进行深入调查，其质量直接反映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能够检验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创新实践能力，与培育学生科研精神、激发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目标相符。

一、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分析

本科毕业设计是培育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体现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重要实践环节。然而，笔者对某校会计专业近几届毕业设计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在日益严格的管理体制下不仅没有体现出创新实践精神，其毕业设计质量反而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首先，在选题方面，表现出选题领域严重不均，理论研究占较大比例，部分选题过于宽泛，选题价值较低，极少结合学科领域的最新动态进行研究等特点。根据2012届会计专业毕业设计的统计资料，财务管理方向的选题比例较大，共165篇，涉及企业并购、业绩评价、融资问题、投资问题等方面。审计方向28篇。财务会计方向选题较少，共有46篇，包括盈余管理、会计舞弊、会计政策选择等方面。这个方向比例相对较低，可能是因为其写作范式较为理论化，难以做实证研究，也就难以体现工作量，难以凑足字数要求。另外，由于日常科学研究训练不足，部分学生选题时没有对所选取研究对象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学术研究背景进行梳理，随便确定选题，导致写作过程中困难重重，选题毫无意义，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其次，在论文质量方面，表现出格式上极不规范，内容上拼凑严重，缺少数据与第一手调查资料等特点。很多论文还存在各式各样的格式问题，如参考文献的引用格式不规范、字体与段间行距全文不一致，甚至还有很多错别字。内容上，很多学生论文口语化，专业名词的表达不熟悉，语句不通顺，严重影响论文可读性。更有一些论文的研究方法有问题，在适用性、样本要求及内生性控制上存在偏误。此外，论文抄袭现象非常普遍，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学生并没有实地调研，缺少一手的调查资料和数据，没法进行数据分析就只能拿文字来凑；另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忙于找工作，平时不写论文，到要交的时候临时抱佛脚，从网上复制粘贴拼凑自己的论文，根本不可能通过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更谈不上思维的创新。

二、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质量下滑的成因分析

上述现象若究其深层次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毕业论文教学管理制度的缺陷。首先，“严进宽出”的教育环境是根本原因。对于学校来说，通常把就业率作为衡量本科教育质量的重要依据，当学生找到工作时，即使论文质量差一点，学校也会让其顺利毕业。另外，会计系教师普遍紧缺，较高的“生师比”使得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除了上述因素，课程设置方面也存在问题。通过对近几年会计专业的培养方案的调查，发现专业技能方面的课程数量较多，但却都未开设诸如研究方法论、田野调查、文献检索、应用文写作等类似课程。这些基础知识的缺乏导致学生在查阅文献确定研究选题、收集一手调查资料、设计调查问卷、利用统计软件处理与分析数据、最后撰写论文时捉襟见肘，制约了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提高。第二，教师方面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教师数量不足，缺乏责任心。较高的“生师比”使得每位学生的有效指导时间被压缩。教师们教学科研任务繁重，绩效考核越来越严格，这使得教师们忙于提升自己（参加教学竞赛、发表科研论文、申请专利、申报项目等），相对来说忽略了毕业设计指导。二是部分教师自身科研素质较差，对论文质量把关不严，从选题到学生交稿流于形式。部分以教学为主的教师平时很少搞科研，对学术论文写作的范式不熟，经验较少，指导毕业论文的素质和能力有待提高。另外，学校对毕业设计工作量的核算通常只按指导人数核算，客观上也导致教师不注重毕业设计指导的质量。第三，学生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方面，一些学生思想态度不端正，认为毕业设计与找工作相互冲突，任何事都比不上找工作重要。学校一般都在最后一个学年安排学生进行毕业设计，而此时正是各大企业到学校来进行校招的关键时点，还没找工作的学生看到有些同学成功找到了工作，难免内心急躁不安，根本没心思静下心来做毕业设计，这样必然会导致写论文时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甚至出现拼凑抄袭的不好行为。另一方面，一些学生资料搜集能力缺乏。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很多学生认为撰写论文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资料，其查找资料的唯一途径就是利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这些学生根本没有掌握利用图书馆数字资源进行文献检索的能力和处理技巧，致使查资料方面花费时间多，但收效不高。此外，学生对学术研究范式缺乏基本的了解。从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与技巧来说，学校在每次毕业设计前都会将基本要求以文件的形式发给学生，但很多学生平时接触较少，不明就里，学术规范的意识薄弱，也就无法达到撰写的要求。这样就会导致本该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引导上的老师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在论文的格式要求普及上，反复修改不规范的地方，也就无暇顾及论文本身质量的提高。

三、基于4+2+3培养模式的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探索

为提升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的质量，课题组提出了4+2+3的培养模式，具体思路是通过4个基础+2类训练+3种形式构建一套有理论基础，有实践支撑，体现渐进性、阶段性训练特点的毕业论文教学模式。从学术功底培育、模拟写作训练、分类写作模式、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毕业设计模式改革、激励考评机制改革、毕业设计流程管理等）这几个方面入手，探索提高本专业毕业设计质量的路径与实践。图1（一）4个基础个基础：打下4个基础形成铺垫。应在日常教学中及早进行论文写作基本功训练，将毕业论文的写作融入各阶段的本科教学环节。为解决学生写作基础薄弱、学术功底差的困境，拟增设会计研究方法论、实地调查方法专题、文献检索技巧、应用文写作、学术论文写作等类似课程夯实学生的4个基础，分别是研究方法论基础、文献检索基础、应用文写作基础以及学术论文写作基础。尽早培养学生写作基础与科研素养，可以使毕业论文工作不至于与其他教学环节相脱节，而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这些课程的教学活动，将各培养环节相互关联、渗透，使学生从系统的角度领悟学术研究范式，培育他们的科研能力。具体而言，实地调查方法专题和文献检索技巧等课程应安排在第一学年，会计研究方法论等课程应安排在第二学年，应用文写作与学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应安排在第三学年。这种安排从内容上遵循了课程的先后修关系，从时间上保证了知识的连贯性和延续性。（二）2类训练类训练：2类模类模拟写作训练双管齐下。第一类为课程论文。根据教育部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会计学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成本管理会计、财务管理、会计电算化（或会计信息系统）、税务筹划、审计学属于8门主干专业课程。对这些课程进行课程论文训练，达到对学生进行毕业论文前期性专业写作训练的目的。课程论文的写作形式可多样化，如读后感、学习心得体会、文献综述、调查研究报告、案例分析报告、小论文等形式均可。第二类为学年论文。学年论文可由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题目，也可由教师根据自己的科研教改项目事先拟定选题，然后通过师生间的讨论，进行双向选择，进一步确定选题。这种模式既尊重了学生的学术兴趣，调动了学生的科研积极性，又可以让教师提前训练，为学生的毕业设计打下基础。（三）3种形式种形式：3种毕业设计形式形成分类写作。改革毕业设计形式，建立多样化的分类写作制度。根据教育部突出创新性、应用性、实践性，兼顾学术性要求，将毕业设计的类型区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学术研究型论文，主要针对那些有兴趣在将来进一步深造的学生，要求按照严格的学术论文范式进行写作，注重学生学术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育；另一类为实践应用型报告，主要针对那些计划毕业后即参加工作的学生。实践应用型论文可有实验报告、调研报告、商业策划（如针对某企业的战略发展策划、营销策划、组织结构变革与财务策划等）和案例分析报告等多种形式，旨在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并可在实习过程中逐步完善；还有一类为创业规划书，主要针对那些有创业意向的学生。具体可参考国际“挑战杯”创业设计大赛的形式。如创业财务规划书要求学生对创业项目的财务部分进行规划，内容可包括项目背景考察、消费群体分析、产品特色及经营模式选择、市场竞争分析及营销策略的制订；公司内部控制设计、财务预算、投融资决策选择、纳税筹划及风险控制。（四）制度支持制度支持：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制度基础。一些好的想法与改进需要制度来加以强化，针对毕业设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资料库建设、培养方案的修订、课程体系的完善、毕业设计模式的改革、激励考核机制的设计、毕业设计流程的管理等几个方面进行制度改革，争取使得毕业设计管理体制更加高效，更好地支持其他工作的开展。例如，为鼓励优秀学生脱颖而出，可考虑在如下方面实行制度创新：（1）答辩时间创新。原来学生通常在最后一学期（第八学期）进行论文答辩。问卷调查显示，74%的学生愿意将之提前到第七学期，这样可以和找工作的时间错开。因此，应改变统一时间答辩的制度，学生可申请提前答辩，提前完成毕业设计。（2）成绩评定创新。有些毕业设计作品涉足学科领域中的前沿或难点问题，数据的查找与分析都特别困难，因此毕业设计作品结构内容都不够成熟。但只要学生立论新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就应该给予较高的分数进行鼓励性补偿，以激励学生做实事，与社会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体现应用型大学的培养目标。（3）论文模式创新。制订“以赛代考”的管理制度，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创业设计大赛。教师们可讨论决定获得什么级别的奖项的作品或参赛方案可代替毕业设计。这种管理体制鼓励创新，鼓励学生在进行毕业设计之前就早做准备，缓解了毕业设计和找工作的时间冲突，甚至有些参赛作品与实习或就业（创业）紧密相关。因此，“以赛代考”虽然降低了选题和理论写作的难度，但更符合应用型、创新型大学人才培养的标准。另外，应鼓励学生公开发表期刊论文，同样由学科组成员认定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的文章可以在毕业论文总成绩中加分，认定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是否可以作为毕业设计的基本材料体系。

四、结语

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单单是一门课程的改革，还是一个系统的有机的联合体。若要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融入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教学实践当中，必须从课程体系、培养方案、管理体制等多方面入手，才能达成期望的改革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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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姚圣，李诗依。会计专业毕业设计多样化分类指导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7（1）：133-134.

田野调查报告【第二篇】

一、“边疆人文研究室”与《边疆人文》的创办背景

20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战争局势的不断恶化，除西北、西南地区外，中国的半壁江山成为了沦陷区。西南地区，特别是西南边陲的云南，以拥有滇缅公路、滇越铁路而成为连接国际交通的主要区域。鉴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政府计划再修筑一条由滇南的石屏通往佛海（今云南勐海）的省内铁路，以便连接滇越铁路。与此同时决定提供一笔专款，委托一个学术机构，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风民情、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过程中参考与应用。据研究室成员邢公畹回忆：“南开大学的黄钰生（子坚）教授和冯柳猗教授在云南社会贤达缪云台先生的支持下，取得了石佛铁路的委托与经费，便决定乘这个机会创办一个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南开大学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室，开辟一个科研阵地。”[1]1942年6月，在黄钰生和冯文潜等人的积极筹备下，“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全称为“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任聘陶云逵教授为研究室主任，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成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转入的邢公畹，西南联大毕业生黎国彬、黎宗瓛，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毕业生高华年等人。在《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章程》和《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研究计划与工作步骤》中都强调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的调查，计划调查内容包括传统教育、民间口头传统、社会组织、民间信仰、民间手工艺等内容。[2]584-586在研究室章程和计划的指导下，同仁们很快就进入到田野，开始了有计划的调查工作。从1942年7月至1945年，研究室成员对修路计划经过的沿途地区开展了走访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边疆人文研究室调查工作表》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2]587-588除了陶云逵是对宗教信仰的调查外，其他几位学者关注的基本都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这里有学者自身专业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是研究民族文化的前提。调查组成员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车里（景洪）、佛海（勐海）等地，对沿途的哈尼族、彝族、苗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民间信仰、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调查。抗战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工作危险艰苦，各种各样的热带病流行，民众对调查工作的不理解，再加上社会治安没有保障，路上还要准备跟土匪交手，甚至有丢失性命的危险。当时的调查困难重重，甚至会威胁到生命，调查工作能按计划顺利进行，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实属不易。陶云逵调查了新平县彝族的民间信仰和社会组织；邢公畹在新平、元江的傣族、彝族的地区搜集、记录、整理了大量的当地的口头故事和当地习俗；高华年在调查新平彝族的语言和文学的同时，还对民间信仰和人生礼俗进行深入的调查；袁家骅在峨山对窝尼语调查时收集了不少的故事；黎国彬在车里调查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贸易、经济情况等人文和地理状况。调查者除了收集到丰富的调查材料外，还注重民俗文物的收集，在民间收集到的有宗教经书、宗教用品、生产生活用具品、少数民族服饰等。这次综合性的大调查，内容包括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对石佛铁路沿线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水平、语言文化做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室为石佛铁路提供的调查资料主要有：石佛沿线少数民族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和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1942年云南省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以西南边疆人文研究名义出版了一辑油印本。其内容包括：黎国彬《峨、新、元三县的糖业》《漠沙社会经济调查》《青龙厂社会经济调查》、黎宗瓛《杨武社会经济概况》4篇调查报告。[3]研究室成员在调查过程中，除了按石佛铁路委托的要求完成调查任务外，在研究室同仁们的努力下，还取得民俗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成果。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张伯芩称赞道：“内容详实，蔚为大观，望继续努力，俾能对于我国文化多有所贡献”。[4]边疆人文研究室成员不多，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他们都是来自研究所或大学，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治学严谨，具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在田野调查中很快就有新的体会和学术成果反馈。但在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学术刊物的发行量有限，出版商大多都不愿接手专业性强的学术期刊，这类刊物一般都是不赚钱的买卖，研究室也没有更多的资金支持发行刊物，看着研究室成员来之不易具有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文稿都一叠叠地搁置起来，研究室主任陶云逵决定带领同仁们自己蜡刻，以油印的方式出版研究成果。《边疆人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见图1）。《边疆人文》刊物分为甲乙两种形式，甲种为语言人类学专刊，共出了三种，分别是邢庆兰（邢公婉）《远羊寨仲歌记音》、高华年《黑夷语中汉语借词研究》和《黑夷语法》。乙种为综合性的刊物1943年9月开始面世，除第一卷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是月刊外，在昆明蜡刻发行的都为双月刊，1946年7月第三卷五六期在昆明出版后，随着南开大学返回天津，蜡刻版的《边疆人文》也随之终结。1947年12月铅印版第四期《边疆人文》合刊在天津出版，同时也成为《边疆人文》期刊的终结版。《边疆人文》乙种综合性刊物在艰难中走过了四年，共发表文章41篇。从文章的数量来看并不算多，但其历史价值却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调查成果值得学术界加以探求。

二、《边疆人文》与民俗文化

《边疆人文》发行之初，原来打算只作为内部交流的材料，但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精心组织和号召下，受到学术界不少名家的重视。在第一卷第一期只发表了研究室成员陶云逵和邢公畹的两篇文章。从第一卷第三、四合刊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学术界有声望的学者开始向《边疆人文》投稿，先后发表了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闻一多的《说鱼》，向达的《瞰青阁识小录》等。除此之外，还有来自青年学者的高质量论文，如马学良对彝族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成果，张清常对边疆民歌的研究等。《边疆人文》成为了传播新文化，发表学人们对云南民俗文化调查成果的重要渠道。发表民俗文化方面的文章比重相当大，其内容涉及民歌、信仰礼俗和民间故事等各方面，为全面了解云南社会文化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一）民歌与《边疆人文》。民歌是少数民族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歌唱传统，又以歌唱日常生活的形式呈现。《边疆人文》发表民歌类的文章见表1。10篇民歌文章中有5篇出自张清常的研究，可见他在民歌研究上的用心。张清常1915年出生在贵州安顺，幼年随家人迁到北京。1934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院中文系研究生，1937年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邀请他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30岁的他成为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传唱后世的爱国主义经典名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就是由他谱的曲。来到昆明后的张清常对少数民族民歌非常关注，在《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一文中说到，“有一些人说，我国边疆的许多民族并不属于中华民族的系统，因而极尽挑拨离间之事，怂恿我国边疆各民族独立。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是在于证明此种谬论不成立。”[5]张清常带着民族主义的情怀论证边疆民歌与内地民歌具有共性，以此从民歌方面反驳民族分裂主义的阴谋。他以云南民家（白族）情歌为调查对象，虽然侧重点在于民歌的曲调方面，对民歌与日常生活方面的关联性调查还不够深入，但其记录的民歌材料却为后人研究民家（白族）歌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参考。闻一多的《说鱼》一文发表于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从隐语的定义和文化功能进行分析，从《周易》《左传》《诗经》等文献中引出中国以“鱼”代“情侣”“匹偶”，并以西南少数民族民歌为依据，论证其打鱼、钓鱼是求偶的隐语，烹鱼、吃鱼喻义合欢或婚配。民间以鱼象征配偶是因为鱼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而在原始人类的观念中，婚姻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种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闻一多认为，“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婚姻渐渐失去了保存种族的社会意义，因此也就渐渐失去了繁殖种族的生物意义。”但“任何人都是生物，都有着生物的本能，也都摆不脱生物的意识。”[6]闻一多运用数十首西南民歌挑开古典文献中的层层迷雾，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启发了后人去发掘民歌艺术中所隐藏的深层意义。云南彝族的一个支系叫阿细人，他们的歌唱题材十分广泛，从开天辟地、人类起源到人们社会的形成都融入到歌唱内容中，无论在田间地头、山林，还是在“公房”里，男女相遇都会激发他们的灵感相互对唱。1942年流亡缅甸的光未然回到云南，在路南县一所中学谋得教员的职位，他根据彝族青年毕荣亮的演述，记录整理了长期流传在阿细人民间的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7]1953年再版时改名为《阿细人的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语言学家袁家骅也流亡到昆明，1945年受邀到路南修县志时，看到光未然出版的《阿细的先鸡》后，找到了光未然调查时的同一个演述人——毕荣亮，用国际音标记录了全部内容，同时在阿细人居住的几个村落进行调查和记录。袁家骅通过调查后，1946年在《边疆人文》第3卷5、6合期上发表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一文，对于没有文字的阿细人，这些缠绵的情歌记录了他们的历史、情感、生活和性格。1953年《阿细民歌及其语言》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发行。（二）民间信仰与《边疆人文》。对于产生于原始社会，历经岁月的传承、发展与演变延续至今的民间信仰具有自发性，是民族固有精神的持续，对民众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民间信仰调查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边疆人文》有关民间信仰的文章见表2。《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一文就是陶云逵在云南新平县的调查成果。大寨黑夷（今纳西族），考察的内容为姓氏与宗教图腾之关系。本文分为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对大寨黑夷宗族考察，以祭祀和族长人选来分析其信仰民俗；另一部分是在宗族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宗族社会组织中的图腾现象。通过西方图腾理论与大寨黑夷动植物崇拜的比较分析，发现“第一，鲁魁山一带黑夷，除以动植物为族称之外，服装、发饰、用具、房屋装饰均看见有象征宗族姓物之图案或形状；第二，宗族对于姓物守有若干禁忌，类如禁吃、杀、触、用等，并以神话传说的形式表现犯禁的后果；第三，族人是其姓物的后代或姓物是其祖先的保护者。这些表现方式说明图腾的存在以及图腾与人们生活的关系。”[8]《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是陶云逵非常有名的1篇调查报告，考察了西南地区鸡骨卜的起源与传播状态。材料来自于陶云逵的田野调查和参考他人的田野材料，田野调查地及民族分别是：云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部族（黑夷）、同县赵米克寨纳苏族、云南澜沧县酒房寨阿卡部族、四川栗波昭觉两县金□□□支阿庄支恩扎支布兹支之黑夷、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花腰摆夷、云南娥山县化念乡青苗、云南武定禄勒黑夷、云南元江大羊街车库寨查窝、云南耿马县和澜沧县的卡瓦山之卡瓦人。从地理上看鸡骨卜主要分布在川滇两省，从语系来看主要是西南的三大部族。通过陶云逵的田野调查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占卜的具体方法和习俗。语言学家罗常培对此文给予高度的评价，“综合堪究胜义殊多”。[9]当时北京大学大四学生马学良在“湘黔滇旅行团”途中曾在闻一多的带领下采风问俗，既积累了调查经验，也培养了对民俗调查的兴趣。1939年马学良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组汉语历史音韵学专业，师从罗常培和丁声树两位教授，后在罗常培的推荐下跟随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李方桂做田野调查，开启马学良的云南彝族礼俗调查研究。《黑夷作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和《倮译太上感应篇序》两篇文章都是马学良在云南彝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他用“以俗解经”和“经俗互证”的研究方法探寻彝族社会文化。1943年夏天根据“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安排，高华年在峨山莫石村苗寨进行语言调查。当时他除了记载苗人的神话故事、山歌和语汇作为语言上的研究之外，对当地的风俗习惯也进行了深入调查。《青苗婚嫁丧葬之礼俗》一文就是在这一带的调查成果。另外，《鲁魁山倮倮的巫术》是对新平县杨武坝鲁魁山和峨山莫石村的调查，文中对巫术不是以迷信的视角进行批判，而是在文中多次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来对巫术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他对民间信仰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结合田野调查材料，对巫术在少数民族中存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三）民间故事与《边疆人文》。民间故事方面有范宁的《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和邢庆兰（邢公畹）《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及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两则民间故事。《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一文以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牛郎织女传说为原始母题，运用古典文献，如刘向编撰《孝子传》中的《董永》、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的《毛衣女》、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用当时的学者如赵景深、常任侠、钟敬文、陈志良等人的论文资料；查阅了英国学者柯克女士等记录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基础上，把这类故事分为毛衣女郎型、乌鹊填河、山伯英台型三种类型去探寻其故事的源头和七夕的起源。通过分析，范宁认为，“楚怀王初置七夕，牛女故事产生至少是完成在汉代，汉代农业最发达，也就是封建社会最稳定的阶段，婚姻制度是家庭的基石，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社会把对偶婚认为不能改变的。牛郎织女这则传说是维持对偶婚制的精神牧师。”[10]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范宁受到当时历史地理学派的影响，力图广泛搜集故事异文，比较研究故事情节之差异，从地理上来确定故事最初的发源地和传播路线，探寻其原型。从材料的运用可见其知识渊博，运用古籍文献、考古资料、外文资料、民俗调查材料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开创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新境界，实现古今材料的互证与结合。1946年《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与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发表于《边疆人文》期刊第3卷5、6合期。此文是邢庆兰（邢公畹）以1942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调查花腰摆夷（今傣族）采录的《借钱葬父故事》为材料，与查阅到的敦煌石室所记录下的《董永董仲歌》和刘向记载的《孝子传》进行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通过故事的核心母题、传承原因及从民间故事内容分析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影响。

三、结语

当年“边疆人文研究室”五六个学者，为了实现学术报国的理想，坚守一份学术志业，深入边陲，考察民族文化，记录边疆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化等，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图片、资料和研究成果，更为可贵的是为了让年轻人的调查成果能早日面世，在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带领下创办了具有影响力的《边疆人文》期刊。创刊之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边疆人文》早日问世，陶云逵多方拜访或写信给有关专家学者，并亲自编写稿件，刻写蜡版，甚至参加刊物的油印、装订。后来刊物不仅成为本室同人发表科研成果的阵地，而且通过刊物联络汇集了云南民族民俗文化的爱好者，如闻一多、罗常培、马学良、张清常等纷纷撰文支持刊物的发展，学者们者以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细致的调研精神，呈现了一批批优秀的反映云南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成果。《边疆人文》在艰难的岁月中仅存四个年头，但这并不能否定其价值。一方面，在西南联大支持下的“边疆人文研究室”成员为办好杂志付出了诸多努力，体现当时学人自力更生的学术精神。另一方面，抗战时期来到云南的学人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调查热情高潮，《边疆人文》为专注于民俗文化的他们提供了平台，所刊载关于云南民俗文化方面的论文，或是经过田野调查，或是通过现实与历史结合的反思，既有民俗文献保存的价值，也有民族与边疆问题解决的现实理论，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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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清常。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J].边疆人文，1944年第1卷（3、4期合刊）：15-27.

[6]闻一多。说鱼[J].边疆人文，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1-8.

[7]光未然。阿细的先鸡[M].昆明：北门出版社，1944.

[8]陶云逵。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J].边疆人文，1943.第1卷（1）：1-13.

[9]罗常培。悼陶云逵教授[J].边政公论，1944（9）：15.

田野调查报告【第三篇】

关键词：民族志方法；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视角

随着社会不断向前推进，公共管理实践越来越需要一种规范的、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因此，一门年轻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就应运而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具有应用性、政策性等特点。它在研究大量公共事务的同时，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形成了较完善的脉络体系，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亟须解决，如理论联系实际不足、研究方法缺乏实践性以及政策缺乏本土化的研究等。因此，公共管理学可以引入人文学科领域的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方法，来真正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与存在的问题，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切实解决社会利益问题，推动公共管理实践进一步发展。

一、民族志的内涵概述作为“记录的民族学”

［1］，民族志一词原文由两个部分组成———ethno（s）与graphy（法文graphie），它们均来自希腊文。其中，“graphy”源于希腊文的graphein，意思是“记录”（它的意思与汉文方志的“志”字相通，指的是有系统的记录）；“ethnos”则是指“民族”（需指出，因古希腊人并未给予种族与民族清晰的区分，当时用ethnos来指代的，恐为“混杂”之物，可兼指种族、民族及相关的文化。因而，中文对英文ethnography或欧陆ethnographie的译名有“人种志”“民族志”“田野〈文化〉志”）［2］。高丙中认为，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3］。简言之，作为人文学科的一种调查方法，民族志就是做完田野调查之后撰写的调查报告。在人类学领域，民族志也即田野调查报告的一种学术语言。它遵循着研究者亲自去、一年以上的实地调查时间以及通过分析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来撰写完整的调查报告三大原则，采用参与观察、深描及深度访谈等方法，并以人文关怀、平等对话、互动沟通等为价值取向，全面了解被研究者的生活坏境，挖掘背后隐藏的人文价值，由此生成珍贵的文本资料。民族志的产生是由一个田野工作调查到文本报告书写的过程，因此，民族志的形成有一个特定的过程。首先，人类学者需要亲自到被研究的个案地，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被称为“田野调查”，他们的方法被称为“田野工作方法”。然后，人类学者以详尽的笔调描述，说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文化，他们的描述成为学者和其他读者据以了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过程、异文化的情况以及民族志工作者的个人反省和理论观点的途径［4］。由此，得到的文本资料成为公共决策者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民族志于是便成为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桥梁。

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仍面临的困境

公共管理学科很晚才引入我国，由于发展时间短、基础薄弱，我国的公共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挑战。（一）公共管理学研究仍然难以摆脱“西化”的误区。虽然公共管理学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就整体而言，我国的公共管理学仍然没有摆脱西方的影响，对西方的理论知识、政策实践处在一定程度的被动、消极的接受阶段。此外，不可否认的是，现如今的学科研究重点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偏向于西方的理论研究，这是十分遗憾的。我们应该把研究重点放在我国的实践研究上，揭示社会问题的本质，研究适合制定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政策。（二）公共管理学研究缺乏质的突破。1.理论与实践脱节。现当代的一些公共管理理论是由政府智囊团首先提出的。原本是希望能切实运用到实践中，但实际上却严重脱离预想。公共管理者有时仅仅对现有的理论做了“二次解释”，没有认真研究社会的实际问题，也没有认真地分析政策理论以便指导实践，导致理论与实际脱离，无法取得质的发展。2.严谨研究方法缺乏。这是存在的另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的研究方法过于重视理论层上的研究，多是采用诸如重数量而轻质量、重经验分析而轻实地调研、重宏观而轻微观的传统方法。这实际上也是目前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存在的重要问题。以这样的研究方法无法了解到社会的实际需要，不能制定出适宜的公共政策，难以解决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发展。（三）公共管理学缺乏本土化问题研究。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虽然是从西方引入的，但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可借鉴一些优良成分，而非一味地引入西方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现阶段的公共管理理论由于缺乏中国概念元素，仍然处于萌芽时期。建立和发展属于我国本土化的公共管理理论，最终实现和西方发达国家高水平学者的国际学术交流，是我们现阶段的发展目标，也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根本任务。（四）公共管理学缺乏对人的关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现阶段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仅仅关注了理论研究，而缺乏对“人”这一最重要的因素的研究。而公共管理不论任何时候都应将“人”放在首位，因为“公共”二字就决定了其要维护的是公共利益，是有关“人”的利益。而且，按照当下的发展要求，我国公共管理也应该以人为本，将人的发展置于发展之首。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以及公共政策的实施说到底都41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更好地为人服务。众所周知，我国正处于向现代化强国发展的过程中，但对国家治理实践有指导作用的公共管理学科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公共管理知识也不完善。因此，一方面，我们急需引入西方的先进理论，但是在此过程中又要避免“缺乏本土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社会环境，在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如果一味地吸收西方的东西，忽略了本国发展的特色历史文化条件，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导致徒劳无功，有时甚至适得其反。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种历史观和文化观的缺失呢？现阶段一个可行的做法就是引入人类学家的工作以及引入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方法，使公共管理知识真正为中国实际服务，真正发展出扎根于本国的公共管理模式，实现公共管理中国化。

三、民族志方法之于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发展的必要性

综观当下，有一个误区，认为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专属”研究方法，实则不然。如高丙中教授所言，先有民族志很久了才有人类学［3］。即在人类学产生之前就有了民族志，且民族志也不是由人类学家发明的，如早期的业余民族志，完全是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多是由中世纪的传教士、殖民官员创作，并且当时的民族志撰写者并没有经过系统、专业的人类学知识学习，大多是以对异邦风土人情的向往或好奇为动机，与人类学知识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不应专属于任何一门学科，而应是政治学、管理学等其他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享研究范畴［5］，并且应鼓励这种田野调查方法的跨学科应用，促进多学科之间的交流。民族志这种实地研究方法与公共管理实践中公共政策的制定就有着重要的联系。当下，由于公共政策面临的决策环境和受众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如果决策者对于被研究者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没有充分、清晰的了解，就会导致所作出的公共政策不适用特定社会环境，使现实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甚至降低决策者的公信力，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因此，要想制定出符合实际、符合民意的政策，必须寻找一种观察社会的科学方法，在充分的利益、权力博弈分析下，真实地接触研究对象，真正了解社会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能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政策选择。诚然，从公共管理面临的现状可以看出，若想寻求一种能切实适应特定环境的社会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无疑是与之十分契合的。（一）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民族志方法是人文学科的一种跨学科实地调查方法，就其字面意思可知，它是对异族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描述，通过对异文化的观察和认知，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客观的民族学描写而形成民族志，然后再对其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得到对特定文化的基本概念［6］。换句话说，民族志就是在对特定的异民族、异文化赖以存在的思维模式和人际关系进行研究，并深入调查隐藏在特定圈子背后的利益关系以及权力运作之后，所形成的珍贵的文本资料。而现如今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正是存在着研究方法不严谨的危险，无论公共管理理论或是公共政策理论有多先进，但如果缺乏合适的研究方法作为支撑的决策，这种理论日后必定会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而民族志研究方法所强调的基本规则就是要求研究者必须亲自深入实地，长时间（至少达一年以上）地通过参与调查来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并通过深度访谈、问卷统计、个案研究等方法来体悟和感受真实场景和文化内涵，然后如实将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动机等叙述出来［7］。因此，基于田野工作的民族志研究方法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客观的文化背景和真实的观察感悟，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民族志方法最终的研究结果通常是讲故事，即体现特定环境的现场感和真实感［8］。而就公共政策过程来说，社会问题的反馈是政策过程的开端，也是决策过程的关键一环，因为只有在存在现实社会问题，并且决策者有能力观察到已有问题的情况下，整个政策过程才会开始。此外，决策者发现的问题必须是真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社会问题一旦定位错误就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社会问题除了对决策者能力有一定要求外，还要求决策者对当时当地的环境进行完整、细致的了解。否则，如果对环境本质缺乏真实接触，偏差的政策出现的概率就会大大提升。显然，这也是公共管理实践中理论与实际联系不充分所导致的。而民族志方法所强调的，必须亲自到现场的做长时间的参与研究就能很好地弥补这一点。从本土化政策建构的角度而言，公共管理学若想克服缺乏本土化研究特色的问题，就必须摒弃忙于利用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拿来主义”，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且公共政策制定必须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研究，深入群众，与被研究者同吃同住，以平等的姿态与被研究者互动、交流，了解目标受众最真实的想法，弄清阻滞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最真实的困难。同时，在深入现场做实地调研时，不应被预设的思维定式和理论假设所束缚，而应记录最真实的事件发展，以使政策更为契合社会环境，且尊重特定文化圈子的行为动机和特定利益。这也正符合中国民族志发展的期许：一是在引入和借鉴西方优秀学术理论的同时，避免全盘吸收，规避西方发展问题污染本国自然与人文环境，如资本主义的泡沫经济、环境恶化和生态污染、动乱和冲突等；二是在学习西方学者如何做民族志研究的同时，应充分认识到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差异，了解本国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特色，做出符合本国实际的研究，以期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二）民族志方法如何运用于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实践过程实际上是由问题发现、政策制定、实施、评估和终结几个阶段组成的，且这些阶段实质上关注的都是对利益的分配。因此，必须十分注重研究受众的影响因素，体现公共政策实践的人文意义。因其关注的对象是人，人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而采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无法深入研究人性和人的情感世界，也就无法做出科学的决策，达不到公共管理学的任务和目标。因此，必须引入民族志此类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来探究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及意义世界，做出有价值的决策。其实，仔细研究公共政策过程，可发现民族志方法也都适用于其实践过程的各个阶段。1.民族志方法之于发现问题阶段。在此阶段，公共政策制定者必须深入政策标的田野中去，去体会真实的问题来源和问题关联者对于问题的真实看法。需要是公共政策过程的真正起点［9］。政策问题的发现是整个公共政策过程的开端，其中决策者是否具备发现社会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因为社会运行发展环节必然会出现一些缺位环节，而发现这些社会问题并及时反馈到政策制定过程中，才能启动新一轮的决策过程。在此阶段，就需要扎实的田野工作实践，通过深入群众生活，从群众整体利益出发，了解群众真正关心而无能力解决的生活问题，及时地将信息反馈到决策过程中，以制定出满足社会大多数人需求的公共政策。2.民族志方法之于制定政策阶段。在此阶段，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就是保证决策的公正性，这也是走向决策科学化的关键一步。因为，在当今社会，公正性不仅是对人民群众基本利益的尊重，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要因素。公正性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正的价值取向，即要维护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求，而不应该出现暗箱操作、贪污受贿等行为。应保证公共政策服务于人民大众，而不是服务于某些个人或政府某些机构。另一方面是公正的决策程序，即决策过程要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充分听取社会群众的呼声，必要时还应吸收社会上某些专家团体参与其中，在采用其智慧经验的同时，专家团体的参与也起到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如此，决策过程便与民族志方法所崇尚的人文关怀不谋而合。3.民族志方法之于实施政策阶段。政策实施阶段是公共决策过程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再好的政策如果不严格地执行，也将成为一纸空文，浪费公共资源。因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执行者必须深入到真实的社会环境中，随时感知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群众对政策实施的反馈，及时将政策受众的想法和新的社会问题反馈到决策层，以便对政策进行修正，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而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法，强调调查者要深入实地，及时地获取第一手资料，这对政策执行、反馈无疑是非常必要的。4.民族志方法之于终结政策阶段。在公共政策中，终结的方式有四种：政策替代、分解、修正以及废止。替代就是不改变政策目标，在旧的政策不能够实现政策目标时，作出新的决策以取代之。分解就是在原有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时，将原来政策分为几部分，然后各部分再单独形成一个小政策。修正就是在原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发现了原政策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对此加以修改、完善，或者是加入一些补充条款以更好地达到政策目标。废止就是随着时间的演变，发现原政策目标不合时宜了或当经实践证明原政策本身存在错误时，对政策加以废除。以民族志研究方法为视角，无论是替代、分解、修正还是废止，其实都是对原公共政策的中断、分裂或解体，体现出一种解构主义的倾向。而民族志方法基于其哲学基础，对世界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解构性和相对主义的观念［10］。在公共政策体系中，政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因此，不存在整个政策的体系化努力，也没有“这是最好的政策模式”之说，只有适合、符合现阶段发展的政策模式和源于实践的、原子式的扎根理论或公共政策。这与民族志方法论所具有的对传统公共决策的解构性观念相契合。

四、结语

田野调查报告【第四篇】

关键词：田野调查 少数民族 声乐表演者

一、田野调查的含义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民族学家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所谓田野调查，指的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对田野点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观察，亲身体验某一社区的人群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对其进行长期的调查工作，学习运用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日常社会活动，掌握其生产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思想观念、与政治制度，并在这些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撰写田野调查报告或民族志是民族学田野调查对研究者的要求。

二、田野调查和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训练效果间的关系

（一）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参与田野调查有助于提高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能力

提高中国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能力，进行田野调查是必不可少的。演唱中国少数民族声乐，涉及到少数民族，顾名思义，可以和民族学形成一定联系。少数民族的声乐表演，离不开民族学知识的指导，而田野调查作为民族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必定为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训练效果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歌唱家李双江为演唱歌曲《船工号子》，曾多次到川江一带进行田野调查，感受川江的风土，捕捉当地的情感。在我国许多歌唱家在演唱声乐作品时都有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经历。例如，大家熟知的郭兰英、郭颂、吴雁泽、胡松华等，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把自身的审美情感和当地的社会文化、、心理感悟进行恰当地融合，虚心请教当地的民歌手，从他们民间的演唱特征入手，融会贯通自己的作品，力争演唱出具有当地特色的声乐作品。所以，从他们的歌唱中，能感受到个性、生活和情感，他们的作品才能流传至今。

（二）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参与田野调查有助于提高对所唱音乐作品的理解

少数民族由于种族、人类起源、环境、文化、语言、民俗、心理等差异，致使它的音乐风格也各具特色，区别于汉族音乐，各个民族具有自己鲜明的音乐特征，具有自己鲜明的音乐话语体系。如：新疆的音乐，具有典型的切分节奏类型，它不同于汉族一般的切分特点，是四分之三音，这四分之三音从谱面上很难把握，如何准确的唱出来，不但需要理论上的指导，现场的借鉴学习观察模仿也尤为重要，声乐表演者参与所唱歌曲的田野调查，深入实地获得第一手资料，分析琢磨当地民族的节奏韵味，体验新疆少数民族歌曲特征，采访民歌手对歌曲的诠释，提炼风格要点，加深自己对歌曲作品的理解，有助于提高对所唱音乐作品的理解。

（三）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参与田野调查有助于声乐表演的创新研究

由于田野调查方法是民族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因此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应学习运用这种方法，指导自己的声乐实践。当前，我国的民族学正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要发展就必须创新。这不但需要理论创新，也需要方法上的创新。

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艺术形式丰富多姿，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参与田野调查，到当地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取得第一手的资料，从中挖掘提炼音乐素材，归纳整理进行创新。另外，民族地区很多原始的资料对于全国汉族等其他民族来说，其本身就是创新。如：青歌赛土家族选手穿的红蓝两面颜色的裙子，演唱过程中变换颜色这一表演形式，在同年的央视晚会宋祖英演唱《茉莉花》歌曲时，运用了相同的技法，白粉两面颜色的演出服。所不同的是土家族选手变幻裙子时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变换的，而宋祖英变换时是由一群舞蹈演员遮住变换的，观众没有看到如何变化，因此，带来了神秘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根植于少数民族演唱形式的一种创新。

三、结语

目前，全国各大高校对少数民族声乐表演专业学生的训练主要在学校进行，学校缺乏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手的音乐资料，有些少数民族特有的材料只有本民族的声乐表演者才能把握住其音乐特点和演唱风格，而其他民族的学习者对此把握还非常欠缺。对此现象，加强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对所表演歌曲地区的田野调查尤其重要。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参与田野调查有助于提高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能力、提高对所唱音乐作品的理解，加强声乐表演的创新研究。高校学生参与田野调查，有其现实的困难，笔者认为一是学生应加强自身田野调查素质的训练；二是学校应给予支持，如课程设置，学分设置等；三是应引起社会的关注支持。

田野调查报告【第五篇】

关键词：弹腔；田野调查；新变化；新特点

潜山弹腔，是流行于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的地方戏曲，同时，潜山弹腔也是当地政府极度支持与保护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资料记载，潜山始有弹腔，弹腔的历史，在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就已存在。根据老徽调弹腔之说，在潜山县除少数畈区尚未发现外，几乎都有弹腔。笔者发现，由于社会变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如今只有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五庙山区得以保存，五庙许家畈弹腔班时代承袭，相传至今。本次田野调查以潜山县五庙乡程冲村许家畈为考察地，本次田野调查通过问卷、文献和影像三种方式进行调查，先后对潜山县文化馆馆长、弹腔老艺人许开学、王兰香进行了访问。

根据研究资料显示，潜山弹腔多数认为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在一定的变化发展下，其形式和内容有一定的变动，但是弹腔的精髓依然根据历史流传下来。

1.传承方式

口传心授是许家畈弹腔班的主要传承和流传形式。口传心授，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外部形式来进行记忆和内容的传授，通过被授者自身的内心感悟能力，将其神韵和精神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经验进行吸收。传统的弹腔传授是通过弹腔师傅自身的说戏使得徒弟对剧情和讲授方式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徒弟根据自己的心里领悟能力及反复聆听模范的基础上，学习和表演。英国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就认为，口传心授实际上是对传统音乐的精髓式的保存和发展，对传统技术的流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在那些没有乐谱的社会中，口传心授和准确聆听跟表演一样重要，并且是衡量音乐能力的尺码，因为它是确保音乐传统得以延续的唯一手段。”①所以说，口传心授式的传承方式相较于一般的文字乐谱而言，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弹腔的口传心授更加不是一种单纯的额死背台词的形式，具有较大的即兴发挥的成分。据资料记载：潜山是戏曲之乡，则妇孺老幼，皆通音律。不少人看戏时，不是看戏而是“听戏”。如有演员唱错了词掉了板，观众立即知晓。轻则扔起石头砂子去“通知”演员。再不允许有什么差错了。重则吹口哨起哄，将演员赶下台去。

同时弹腔班的成员一般是以农民为主，主要是进行业余的弹腔学习，通过建立一个固定的弹腔班，进行必要的演练之后，在农闲时节自娱自乐，不属于专业型的演出和艺术呈现。

2.潜山弹腔的历时变迁

弹腔从元末清初形成以来，将近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弹腔的发展形式与规则发生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以来，社会主义的转型，导致了其音乐结构和流传方式的变革。

（1）音乐构成要素变革

我国民国时期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就曾经总结了自己的艺术经验，他认为移步不换形是艺术发展应该普遍遵循的规则。而黄翔鹏也认为其原则是对我国几千年的艺术传承形式以及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一个概括性的总结，他认为，传统音乐是根据口传心授的规律流传下来的，没有经过固定的乐谱形式进行束缚，通常具有较大的即兴性和发展性，缓慢的发展变化没有固定的规格要求，因此是活的，是移步不换形的。 因此，通过比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当前的音乐，发现弹腔的发展在二十年里变化不大，所以可以毫不犹疑地说潜山弹腔是适应艺术发展的“移步不换形”原则的。 研究发现，许家畈弹腔班，在目前的实际演出中，“吹腔”“拨子”基本不用，主要声腔是“西皮”和“二黄”。

其次，二胡作为弹腔的主要代表乐器，具有很大的艺术独特性。众所周知，京胡是在加入了一定的弹腔过程而逐步形成的音色亮透的艺术形式，与其他的和弦乐或打击乐一起，能够形成具有强烈层次感的整体性音乐。

（2）演出场地的变迁

据资料记载：明末清初弹腔已经达到了普遍兴盛的程度，现存演出剧场遗址有：程长庚故居“老林坦戏台基”遗址、余井马道戏台基、黄泥镇长河“万年台”、龙潭乡万涧“杨氏宗祠”（花戏楼）、小市港“孔雀台”。到了20世纪80年代，演出场地一般是在堂屋或者空地。而今，弹腔已然被搬上了县级春晚，曾为民间的主要艺术表演形式，作为重要的具有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政府的保护和人民的爱护。

综上所述，通过当前弹腔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弹腔的前后对比，可以发现，弹腔的变化不仅仅是演唱形式和流传方式发生了变化，其演出的场地和形式也相应的有一定的变革。“西皮”和“二黄”为主要唱腔，“吹腔”“拨子”基本不用，伴奏形式变的简单，并加入京胡；口传心授是主要的传承方式，其演出的地点已经上升到了舞台演出的形式，而不再是固定的出场地走向堂屋的形式。另外，弹腔的传承方式发生的系列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代的地方小戏的发展状态。换言之，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逐渐受到重视的今天，一些地方小戏从侧面反映了当地的文化风俗和发展特色，受到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保护，国家从经济手段和政策加强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尽力保护当前的具有特色的民间艺术。但是，就其民间艺术自身的发展趋势和传承形式，依然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加强保护，更好地流传。

注释：

①约翰・布莱金，马英。人类的音乐性何在？ ――人为组织的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