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论文【汇集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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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论文【第一篇】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300年前，殖民扩张和奴隶贸易加速了西欧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为工业革命的开展奠定基础。第二阶段始于100年前，远洋运输和国际商品贸易开始成为联结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方式，并催生了关贸总协定及之后的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协调国际经济秩序并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最近的一个阶段则始于50年前，跨国公司迅速崛起并日益成为国际经济舞台的主角，大有以资本跨国流动替代商品跨国流动之势。根据著名国际关系学家小约瑟夫·奈的研究，到2010年，至少有192家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了世界一半以上国家的经济总量（以GDP衡量），真可谓“富可敌国”。可见，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显著改变了人类生活和世界经济秩序。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直强调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及其FDI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影响。西方的跨国公司不但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溢出”到发展中国家，而且还将先进的制度信息传播到世界各地。一些经验研究也发现，来自发达国家的FDI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甚至遏制了东道国官员的腐败程度。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西方跨国公司并非“天使”，而是“入乡随俗”，通过贿赂当地政府以开拓市场、牟取利益。据报道，德国戴姆勒、美国沃尔玛和英国葛兰素史克等国际商业巨头都存在贿赂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的行为，这不同程度地损害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

这一背景引起了笔者的深入思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位居世界前列，从一个吸收外资为主的国家转变为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经济体，那么中国的跨国公司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是否也对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产生影响？这一制度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无疑，这一问题是重要的。一方面，中国在深入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对东道国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对制度领域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研究相对欠缺的空白地带；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与西方国家迥异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其对东道国的制度效应可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开始整理相关文献和跨国数据，试图通过严谨的计量经济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我们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制度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影响。具体来说，对于制度质量弱于中国的东道国，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改善了这些国家的制度质量，特别是在“腐败控制”“监管质量”和“法治水平”三个方面，而对于制度质量高于中国的国家，上述制度效应则并不显著。可以说，中国的跨国公司已经日益成为改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国家制度环境的一种重要机制。

本研究的初稿在国内外多个研究机构进行过汇报，与会专家多次提及的一个难题便是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即很有可能的是，东道国较好的制度质量吸引了中国的跨国公司，而不是中国的跨国公司改善了东道国的制度质量。面对这一难题，我们通过研读大量国际经济学文献，并集合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地构造了以“中国与各国的地理距离”和“中国国内工资水平”为基础的工具变量，相关检验表明，这一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也值得指出的是，在研究过程中，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便是对跨国数据进行整理，这一看似简单的工作实际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同时也得到了宝贵的经验和启发，这里简单分享：首先，应熟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跨国数据库，例如“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世界治理指标”数据库、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的数据库等，并仔细了解相关变量的构造方式、计价单位和时间跨度。其次，应熟悉各国的国际通用代码和简称，在拼接（merge）不同来源跨国数据时做到准确无误。这也要求我们不时关注一些国家政权和领土变化的状况，确保跨国数据的历时可比性。最后，应将一些广泛被认为是“避税天堂”的国家剔除在分析样本之外，确保研究样本与研究问题相一致。

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效应”这一重大课题，我们的研究仅仅迈出了一小步，希望这一努力让后续研究“接踵而至”，为构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贡献智力支持。

经济全球化论文【第二篇】

摘要：本文试图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和新兴大国崛起之间的互动性作出新的解读。作者认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核心特征是从"西方治理"向西方与非西方"共同治理"的转变,以此构成金砖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机遇。

当前全球经济持续减速分化，固然与美国金融危机构成的冲击亲密相关，但如此长时期的经济低迷，深层次上与全球经济缺乏有效的谐和机制具有重要的联络。世界主要国度逃避构造性变革而诉诸超凡规的货币刺激，以至采取新的贸易维护主义举措，全球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缺失的问题突出，客观上暴露了全球经济管理体系的低效率，世界各国亟待经过深化开放协作共渡难关。G20杭州峰会提出了增强宏观经济政策谐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落实2030可持续开展议程等严重建议，既突出了促进世界各国开放协作的重要性，又进一步明白了推进全球经济管理革新的“中国计划”。但是，什么是全球经济管理体系?全球经济管理终究面临着什么应战?什么缘由招致全球经济管理低效率运作?“中国计划”如何回应全球经济管理的中心关切?上述问题的剖析关于了解或者促进将来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安康开展具有严重的意义。

一、全球经济管理的中心应战：去全球化

固然全球经济管理越来越受关注，但对什么是全球经济管理的问题依然缺乏统一的观念，全球经济管理尚没有分歧的概念。重要缘由在于全球经济管理触及内容非常普遍，难以简单地进行定义。但是，综合世界经济开展及相关问题的研讨来看，全球经济管理大致包含三层要素，即全球经济谁来管理、管理什么及如何管理。虽然世界各国都是全球经济管理的参与者，但大国宏大的体量及较强的实力必定了全球经济运转通常由大国主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经济管理实质上是世界主要国度为保证世界经济稳定运转而主导制定的一套国际规则与制度。这套国际规则与制度并非总是最优的，它是某一时期世界主要国度经过本身综合实力在国际舞台上博弈构成的，更多表现强国的意志。

传统的全球经济管理通常是大国借助军事扩张或者殖民地管理等构成的强迫、非协作的管理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主要国度在国际舞台上，经过战争的手腕讨论构成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根底的现代国际经济管理体系。这一套体系虽然近几十年来呈现过调整，但根本的特征并没有呈现大的变化，即美国等兴旺大国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及世界贸易组织等三大支柱主导全球经济管理。这套体系保证了欧洲等战后重建的顺利推进，推进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深化开展，全球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明的经济增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预示美国等兴旺大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管理完成了促进全球经济较快增长的积极目的。

但是，2008年至今全球经济持续分化，全球经济管理曾经逐渐暴露深层次的内在问题。固然金融危机以来G20指导人峰会取代G7集团成为重要的全球经济管理平台，但全球经济仍然未能进入安康的开展轨道，这不只是由于G20提出的政策举措未能得到有效落实，更是由于世界呈现了有悖于开放协作或者全球化的政策倾向，全球经济管理碎片化的问题日益突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促进全球经济开展的开放动力呈现了削弱的风险，去全球化的迹象越创造显。

当前的全球经济管理不只未能有效促进全球化的持续推进，而且难以遏制去全球化问题的激化。2016年6月英国脱欧将去全球化推到了新的高点，2017年英国将启动退欧程序，这关于欧盟乃至全球开放协作都将构成负面冲击，预示一体化水平的倒退，对此，当前的全球经济管理及欧盟都缺乏有效的举措。依据如今的信息来看，英国脱欧可能仅仅是一个前奏，将来意大利等国度都可能进行脱欧公投。假如脱欧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么欧元乃至欧盟的崩溃风险就大幅上升，由此对全球化的影响将是宏大的。

事实上，去全球化的问题在近年来不断存在，而且愈演愈烈。东盟十国倡导构建区域全面经济同伴关系( RCEP)，俄罗斯倡导构建欧亚经济联盟，美国的主张最为引人关注，自2009年以来美国力推跨安定洋同伴关系协议( 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同伴协议( TTIP)及效劳贸易协议( TISA)等。上述管理体系相互穿插，有些国度既可能是TPP成员，也可能是RCEP成员，也可能同时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全球经济管理碎片化的问题非常突出。为何大家不经过WTO的平台进行会谈，以此促进全球化的不时深化，其外表的`动机固然意在促进区域一体化的提升，实则各自由谋划本身的协作区域，客观上障碍了世界各国开放协作的推进，构成了去全球化重要的向心力。

与此同时，传统的去全球化的贸易维护举措与新型的贸易维护主义变种互相交错，促使去全球化问题愈加突出。金融危机以来兴旺大国放弃了自在贸易的原则，开端较大范围地对中国等开展中国度施行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维护，世界商品要素自在活动的环境遭到了应战。同时，欧洲央行与日本央行不只推行量化宽松政策，而且施行了负利率的极端政策行为，与此同时，美联储加息的不肯定性引发全球资本跨境大范围活动的问题越发突出，全球汇率市场动摇加剧，世界各国特别是局部新兴经济体汇率贬值的压力加大，汇率市场十分规动摇滋生各国对国际金融环境稳定性的担忧，汇率失调成为全球开放协作的宏大障碍。

金融十分规竞争曾经成为当前贸易维护的新形态，世界主要国度在金融危机以来持续施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促使央行资产大范围扩张，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央行资产都比金融危机之前翻了一番以上。这些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央行不顾国际货币稳定性而大范围放水，重要缘由在于希望经过货币扩张获取竞争优势，以此拉动本国经济增长。但是从历史来看，没有哪个国度央行可以长期印钞，如今也没有理论支撑央行长期宽松的合理性。假如世界主要国度央行继续推行竞争性的宽松政策，那么可能加剧货币超提问题，而且可能引发竞争性的货币战争，这无疑将对全球经济开展构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二、去全球化现象愈演愈烈的本源追溯：全球失衡

当前去全球化的问题为何会越来越突出?这与世界主要国度较长时期倡导开放协作的战略并不相称。近几十年的经济开展经历标明，开放协作可以较快地推进全球经济的开展。近年来全球化快速开展促进资本、技术和信息超越国界的分离，助推全球经济获得较快开展。2015年全球GDP到达73万亿美圆，扣除价钱要素，比1970年增长两倍多，而全球在公元0 -1000年经济仅仅增长15%左右。固然全球经济开展与诸多要素有关，但当代全球经济更快开展显然与世界开放协作息息相关。

既然全球化可以促进全球经济更快开展，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财富，为世界带来宏大益处，那为何当前会呈现去全球化的问题呢?察看当前反全球化的相关现象，全球失衡是最重要的缘由。固然全球化为人类提供了发明更多财富的时机，但世界各国从中得到的益处却并不相同。

从数据来看，世界主要经济体失衡的问题的确随同着全球化的开展而呈现不时增大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苏联崩溃及东西德兼并，先前倡导方案经济的国度纷繁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参加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导构建的全球经济管理体系，全球化取得了加速开展。在此背景下，到本次金融危机之前兴旺经济体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不时扩展，预示兴旺经济体出口难以补偿进口而招致赤字不时增大，兴旺经济体必需从外部持续借债以维持经济均衡。与此相反的是，同一时期新兴及开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亏损占GDP比重不时增大，新兴及开展中经济体释放比拟优势而不时增大市场份额，出口收入远超越进口的支出，而且随同着全球经济的景气开展，大宗商品出口国经常账户余额大幅增长。

从上述能够看出，新兴及开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较大，这也就不难了解金融危机以来为何兴旺大国更热衷于推进去全球化的进程。金融危机以来兴旺大国对中国等国商品采取更严厉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固然其中有很多缘由，但显然与兴旺大国在全球化中收益降落有关。美国启动TPP、TTIP会谈等待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客观上也提醒了美国等兴旺大国对当前全球化的不满。2016年英国脱欧等事情的发酵突出了一体化过程中各国的权责分配矛盾问题，欧盟一体化固然推进了欧盟经济的开展，但希腊、意大利等竞争力较弱的国度呈现竞争力不时弱化以至呈现债务危机的问题，加上难民大范围涌入增大财政支出压力，英国以为权利与义务呈现了不对等的问题，而德国、法国等竞争力较强国度却得到了较长时期的开展。固然欧盟与全球化并不分歧，但欧盟代表着全球化更深层次的开展，客观上也提醒了开放协作的问题所在。

问题是，既然全球失衡是去全球化的重要缘由，但为何前几年反全球化的现象却并不频繁?重要缘由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失衡具有内在的循环机制，经过这个机制全球失衡可以有效处理，世界各国共同享用着全球化的协作。本次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阅历了一轮景气周期，这是继美国网络泡沫之后经济全球化构成的新的开展阶段，美国等兴旺国度外部经济呈现持续收缩的赤字，而新兴经济体呈现持续扩展的外部亏损。在此背景下，美国等兴旺国度以金融创新为经济动力，以开发高收益的金融产品为导向，向其他国度特别是新兴国度出卖金融衍消费品，新兴市场大量储蓄源源不时流入美国等国际金融市场，兴旺国度吸收资本流入补偿外部失衡，如此循环，支撑着兴旺国度依赖金融产品透支消费的形式持续进行，全球经济协作呈现持续深化开展的现象。

但是，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主导的消费借债驱动形式首先遭遇冲击，住房市场呈现次贷危机，由此动摇了基于住房抵押债券开展的各类为数众多的金融衍消费品，持有相关资产的金融机构资产大幅度减值，以雷曼兄弟公司为代表的众多金融机构资不抵债而纷繁倒闭，金融市场遭受严重打击，维系全球经济外部失衡的兴旺国度外部资本借贷戛但是止，全球经济失衡的形式难以持续，全球失衡的问题逐渐激化。2010年欧洲迸发了欧债危机，其实质缘由在于高负债国度在全球化中缺乏竞争优势而招致经常账户赤字不时累积，最终堕入债务窘境并且呈现危机的强迫性调整，欧洲等经济体呈现较大的去全球化或者反全球化的压力。但是，全球经济目前仍未构成有效的调整机制，各国对外部失衡调整采取了非对称性的方式，即兴旺国度采取贸易维护、设置贸易壁垒、对外国货币汇率施压等手腕，而开展中国度则竭力反对，全球经济呈现不稳定、不谐和，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应战不能低估。

由此可见，去全球化的本源在于全球失衡。全球失衡的管理不只触及开放政策的调整，也触及人口构造、创新等深层次的竞争力影响要素的变化，这就需求加强全球经济谐和。经过创新全球经济管理，增强国际沟通协作，着力推进经济构造调整，促进新兴及开展中经济体由外需、投资依赖转为消费、投资、出口均衡增长，兴旺国度应增加储蓄，由过度依赖消费转为消费、投资、外需均衡增长，促使世界更多国度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益处。但是，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借助多双边平台曾经进行了深化的沟通谐和，但全球失衡的问题仍然尚未得到有效缓解，这些预示当前的全球经济管理体系可能难以自我处理失衡的问题，全球失衡亟待国际经济协作体系的转型晋级。

经济全球化论文【第三篇】

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是国际分工不断朝横向和纵向发展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大潮流，任何国家只能适应这一潮流，而不可以回避这一现实，否则就要被人类文明甩掉。但是，经动量的扩大、流动速度的加快;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的革命使全球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等方面。二战后，在美国发动下成立了关贸总协定(GATT)，1995年改建为世贸组织(WTO)。经过多个回合的谈判，成员国的平均关税由1948年的40%降至1997年的4%，加上全球生产大幅度增长，贸易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已从1970年的不足20%达到1998年的38%。随着科技的发展，国际贸易产品已经从传统“硬”商品领域扩展到技术、专利、金融等“软”产品领域。 国际上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四种基本观点是：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所以，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化、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化，是美国模式资本主义在全球取得最后胜利的标志，这是所谓“自由派”观点;

第二种观点也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化、美国化，因此本质上就是经济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必须坚决批判与反对，这是所谓“新马克思主义”观点或“左”派观点;

第三种是怀疑派观点，历史并没有显现所谓全球化的事实，充其量不过是出现了高水平的国际化，也就是国家之间经济互动而已，经济全球化是某些理论家的神话;

某些发达国家高唱经济全球化，想的尽是对他们通向更加富裕的机遇，而没有看到对他们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有些是近在眼前的，有些是严峻地潜在着的。就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对发达国家意味着什么?首先，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将无力购买发达国家的产品，使全球市场萎缩，“贸易自由化”还有什么实质意义?贫穷的国家总是带来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动荡，从而投资环境恶化，“金融自由化”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占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参与，还有什么经济全球化?这样，反过来必将制约发达国家自己的经济发展，引发起全球性经济危机。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不仅无法幸免，而且即使不首当其冲也必然损失巨大。

其次，“南北差距”越来越大，意味着历史上殖民地与殖民主义的对立将以新的形式再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一个贫穷国家的动乱将引起周边地区乃至全球性动乱。更严重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历史铁的规律，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反对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浪潮必将一浪高一浪，阶级斗争也将从国内走向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将结束，代之以新一轮的全球范围的革命与战争。即使在血与火中诞生一个新世界，也将是人类一次空前的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也是向人类的挑战，全人类应该在这一挑战面前深思。 随着全球贸易和全球生产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及其资本的不断扩张，我国的民族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冲击，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也不断增大。一方面，发达国家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推动者，掌握着主动权，而且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大部分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有些规则则是在我国缺席的情况下制定的，如某些产业规则、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和劳工标准等，这就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比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基础不稳固，市场发育不完备，经济结构相对脆弱，资金匮乏，技术比较落后，人才流失严重等，很容易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而产生国内经济波动。 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我国也面临着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我们要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被发达国家指责为破坏环境的对象。实际上，发达国家已经超越了工业化发展阶段，应对已形成的环境污染结果负责。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以及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向我国转移。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使我国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得到较大发展，加快其工业化进程，但是却因此而使其良好的自然环境受到污染，平衡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资源浪费现

经济全球化论文【第四篇】

收入、工资、财产：分配不平等的三个维度

几年前OECD出版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处于分裂之中：为什么收入差距持续上升？》，对15个OECD国家的收入差距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14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平均上升了14%；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其中9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上升，只是上升幅度有所减缓。

在这些国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不同的研究结果都显示，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收入差距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水平，不同收入阶层具有大致相同的收入增长，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几乎保持不变。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代表的共和党执政以来，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出现了持续上升的过程，至今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最新的1篇文章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测算出美国长期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68年的上升到2018年的。这是一个很大幅度的上升。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Saez）教授的研究，2018年美国最富的10%的人均收入是其余90%中下层人群人均收入的9倍多；而处在收入分布金字塔顶端的最富的1%和%人群的平均收入是90%中下层人群的39倍和196倍。

而收入不平等只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维度，另一个维度是工资分配的不平等。美国工资差距同时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过程。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不同工资组员工的工资增长率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异。有数据显示，在1979—2018年近40年间，美国工资最低的90%员工的工资实际增长率仅为24%，而工资最高的1%和%员工的工资增长率却高达158%和341%。显而易见，这种高工资人群和低工资人群的工资增长率的不断拉大，最终结果是他们之间工资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进而推动了收入差距扩大。

在考察收入分配的变化时，我们不能忽视财产分配的变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与财产分配具有紧密的联系，二者相互强化，更大的收入差距会带来更加不平等的财产分配差距，反之亦然。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家庭财产占有的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上升。根据美国财产分配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沃尔夫（)的成果，1983年财产最少的90%家庭占有的全社会财产的份额是32%左右，财产最多的1%家庭的财产份额是34%，比前者高出2个百分点；而到了2016年，前者的财产份额下降到22%左右，后者的财产份额上升到近40%，二者相差18个百分点。

过去40年西方国家财富分配不平等日趋严重的问题激发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其中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研究尤其受到关注。他在2013年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极大激起了西方学术界对西方国家财产分配问题的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财产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也非美国所独有，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都出现了类似的财产分配不平等上升的问题。如阿尔瓦雷德等的研究显示，法国最富的1%人群的财产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6%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28%，虽然在此之后有所降低，但2010年后仍处在22%以上。同样，在此期间英国的最富的1%人群的财产份额也上升5个百分点左右，最富的10%人群的财产份额上升了7~8个百分点。

对于发展国家来说，各国收入差距的变化有所不同。一些从全球化受益的国家也经历了收入和财产差距的扩大，中国是一个代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也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印度是另一个受益于全球化的经济体，也出现了收入（消费）差距扩大的过程。印度学者古什（)在1篇文章中论及到，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印度城市中最富的20%人群的消费份额增加了40%，农村中最穷的40%人群的消费份额只增加了6%。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印度的消费差距和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在新世纪开始后，印度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继续扩大。在2004—2012年期间，印度消费支出差距的基尼系数从上升到，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上升为

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公共政策调整：加剧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三大要素

面对工资、收入、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严重化趋势，一些学者试图加以解释却缺乏共识，笔者尝试从大量的研究文献概括出几点共识。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全球化，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巨大变革，是导致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两极化的主要原因。它们不仅改变了全球的利益分配格局，对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产生了影响，也对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为了参与全球竞争，国内公共政策也作出重大调整，不得不面对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的挑战。

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表明，经济全球化主要还是商品贸易和资本的全球化，特别是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资本流动的一般趋势往往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从资本相对过剩的国家流向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从资本收益率低的国家流向资本收益率高的国家。在劳动力不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资本的国际间流动会带来国际间劳动力就业的变化，资本流出国会失去就业机会，而资本流入国会增加就业机会。

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资本来说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也就吸引着更多外来资本进入。这样一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了更高的增长率，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了大发展，就业率大幅度提升。在贸易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国家对外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到发达国家，而且由于其具有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会不断增加出口，逐步替代了发达国家本国生产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发达国家低技术工人的就业困难和工资水平的下降，从而进一步带来了工资差距、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的扩大。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发达国家往往都是资本输出国，又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国，它们的资本的确会从资本全球化过程获得丰厚的收益，而它们的低技能工人难免会在贸易全球化中受到伤害，这些工人的就业变得越来越困难，工资水平停滞不升，甚至有所下降。因此可以说，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结构和资源分布情况下，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对于资本是好事，但是对低技能劳动力未必是好事。这也是为什么从2010年开始，西方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游行示威，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浪潮的原因。

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许是另一种景象，外来资本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经济加速增长，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以后，工资和收入开始上升。从这个意义来讲，一些发展中国家引入资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时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赢家”。这也导致全球利益的再分配。比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大幅度上升，使得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

引起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不平等上升的另一个诱因，是高科技的加速进步。从长期看，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但从短期看，科技进步对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发达国家一般具有更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又有雄厚的资本实力作为支撑，科技进步更容易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特别是高科技带来的一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变化。更准确地说，新技术进步带来了潜在的市场机会，而资本是将这种潜在机会变为实际利益的驱动器。

新兴产业不仅靠新技术支撑，更需要高科技人才的加入。在资本的支持下，大量的新兴高科技企业为了吸引人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会不断提高工资水平和增加激励手段。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高科技企业高端技术人员收入报酬不断上升的现象。与此同时，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自然会影响到传统行业的就业和工资增长。在这些行业中工资增长是缓慢的，甚至是下降的。而且，在产业结构发生急速变化时，就业结构由于受到劳动力自身禀赋的牵绊不能及时调整，这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传统产业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水平。

新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冲击是机器替代劳动。一些研究发现，最易于被新技术机器替代的职业是那些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办公室的文职人员，从事重复性、常规性劳动的员工等，而这些人员大多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失去工作以后，即使重新找到工作，其就业的稳定性和工资收入水平也会大不如前。这导致了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就业岗位的“极化”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中等收入群体萎缩。

一些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三个原因，是其国内公共政策导向发生了转变。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形成了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到了80年代受到诟病。为了提高效率，提升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它们对税收和福利制度进行了整改，以适应全球市场的竞争。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的支出，几乎成为所有高福利国家的不二选择。

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也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近期著作《不平等的代价》（ThePriceofInequality)中进行了很好阐述。他认为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市场力量的影响，但更主要是由政府政策导致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使得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不利于穷人”。这些变化包括对金融部门的放松管制政策，不断弱化公司治理制度，为富人提供补贴、漏税避税、寻租和获取垄断利润的政策和规则，以及取消和削弱针对穷人和中低收入人群的政府福利项目，等等。不言而喻，这些政策转向的最大受益者是高收入阶层，而受到伤害的是中低收入阶层。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收入差距的变化原因则有所不同。它们除了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之外，更多的受到本国经济和社会体制及其公共政策的影响。在世界几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有的国家经历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如中国和印度，也有的国家在近十多年经历了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如巴西。比如，20世纪80年代巴西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曾超过，然后从21世纪初开始巴西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2000—2011年基尼系数年均下降%。巴西取得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发展和再分配政策力度的提高。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上技术人员的供给，缩小了高技能员工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政府对低收入人群增加转移支付又会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中国收入分配的启示：共同富裕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来说，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引以为戒。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也经历一段时期的收入差距快速扩大的过程，虽然最近几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但是收入差距仍处在一种高位水平。而且，由于最近20年中国居民财产积累速度惊人，财产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变得愈发突出。

中国在过去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除了强有力的维稳手段外，更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使得许多中低收入人群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未来经济趋于中低速增长，加上外部冲击因素的增多，中低收入群体能否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就是一个问号；如果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否仍能保持社会稳定也是一个问号。

为了消除这些变量，我们必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重点是解决市场不完善和扭曲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在再分配领域，重点是强化税收的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性，加大对低收入人群和相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的力度。

总之，我们应该从现在起未雨绸缪，改变发展理念，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顺利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