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范例【精编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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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第一篇】

摘要：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显著增强，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着重分 析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并提出一些积极应对措施。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发展中国家 积极影响 消极影响

积极影响：第一，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吸引外资的条件和机会。吸引外资规模的扩大无疑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短缺问题。2010年全球外资流动的一大亮点是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占比达53%。大量资金的流入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增长迅速。中新社北京7月26日电: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今日在京发布《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报告指出，2010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体呈上升趋势，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5%，达到万亿美元.联合国贸发组织估计，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将在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的平均水平，并在2013年接近2万亿美元的峰值。

第三，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有更多的机会更加了解发达国家，能够学习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先进模式，从而促进自身发展;

同时，在这纷繁复杂的不断交易和竞争的过程中跨国公司也在不断成长，日趋成熟。

消极影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将失去独立性，全球化将使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加贫穷，发达国家变得更加富有，两者之间的财富差距将越来越大。韩国总统金大中曾在2000年5月15日的讲话中指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露出来，对此必须加以警惕并预先采取措施，否则“可能面临极大的危险和灾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一份报告中也认为，经济全球化只对少数人有利，使大多数人变得更加贫穷，造成了极端的不平等。而且，极少数国家从经济全球化所获得的利益是以大多数国家的牺牲为代价的。2000年4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上指出，在全球化和新技术正给一部分人带来迄今为止无法想像的利益的同时，另一部分人据估计人数更多却仍然享受不到这些利益，过着极度贫穷、往往营养不良和疾病缠身的生活。

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部分利益的同时，却承受着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甚至对本国经济的严重冲击。

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随着全球贸易和全球生产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及其资本的不断扩张，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冲击，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也不断增大。发达国家控制着国际经济体系，手里掌握着资金、技术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中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第二，经济全球化下的金融全球化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冲击。无论是1994年底至1995年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还是1997年下半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都是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开放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发生的。

由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内市场力量的加强，以及发达国家大跨国公司的不断扩张，有可能冲击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国内产业，威胁其国内市场安全，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权力相对减弱。

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第二篇】

经济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两者所获得的好处与坏处都不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就是规则掌控权和顶端职业设置，而坏处就是产业空心化，国内贫富差距越发明显。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能获得是经济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引进，但弊端就是利润分配不均以及环保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把自身的高污染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尽可能地转让出去，然后在全球寻找最适合的载体，而发展中国家则是作为一个承载体而接受。当然，在整个环节中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它可以通过吸取各个国家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科技资源及税收资源优势，用最低的成本去发展自身的产业。

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第三篇】

随着世界总GDP的提高，跨境资金流动逐渐壮大，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高效率、开展投资、降低风险提供了新机遇，但另一方面也会增加不稳定因素、扩大扭曲局面。本文通过梳理已有的金融全球化文献，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金融全球化挑战提供了指导和借鉴。本文重点关注两个问题：在何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无法从更大规模的资本账户开放中获益，以及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以保护其不受外国货币政策的冲击。

在开放经济体的新古典模型中，减少或者清除跨境资本流动阻碍对发展中国家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平衡各国间的资本成本水平。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相对资金缺乏，资本跨境流动的成本越低，他的资本成本也越低。而理论上，资本成本的下降，可以吸引更多投资，增强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其二，提高国内和国外居民分担风险的能力，换句话说，随着更多的资产被允许跨境持有，国内消费对国内产出的波动不再敏感，居民个人承担的风险越多，整体的社会福利也越多。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国内GDP增速浮动更大。所以，在理论上，发展中国家从分担风险中的获益也越大。此外，更强的风险承担能力有利于公司获取更多的投资，也可以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

除了上述两点外，政治经济学文献也给出了金融全球化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原因——随着资本流动更加自由，政府作出不利决策的可能性更低，而相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政策一致性更差，这种政策规范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更多。

但是在实践中，跨境资本流动似乎并没有发挥预期作用。作者通过文献整理，总结了四个导致跨境资本流动未尽其用的原因。首先，国内金融市场扭曲，资本无法配置给最优秀、高产出的公司；第二，国际资本市场扭曲，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过度借贷，且借款多为短期借款或者集中向某一国家借款；第三，国内劳动力市场扭曲，缩减了资本的收益，提升了在公开资本账户中资本外逃的几率；第四，国内政府机构软弱无能，监管不力。

金融全球化也会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管理提出了挑战，本文总结了名义汇率机制和资本流动管理在国际货币冲击传导中所发挥的作用，重点介绍了Han和Wei在2018年发表的文章[1]，该文在理论创新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出了测量国家预期变化在利率中的表现方式，并且检验了短期和长期利率角度的货币自主权。

本文汇总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献，发现在实证研究中所用到的数据，并不存在符合利率困境(dilemma)或者三元悖论(trilemma)的特征。相反，将两者结合起来能更好的解释现象：在核心国家收紧货币政策时，对于不受资本约束的外围国家，浮动利率会辅助其拥有政策自主权；另一方面，当核心国家放松货币政策，他们大多会被“对增值的恐惧”（fearofappreciation）支配，采用相同的宽松货币政策。

因此，浮动利率提供了不对称或者不完全的与国外货币政策的隔绝。相比之下，不管是在固定利率还是在浮动利率下，资本约束都为外围国家隔离外国的政策冲击提供了保障。

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第四篇】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bai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

关键词:文化背景;文化障碍;价值观念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也随之相互交融,进一步促进了世界范围的跨文化交际。

一、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

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下面的案例就从多侧面体现了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

康沃公司是加拿大一家生产印刷设备的公司。公司派两名商务代表到中国江苏省上海北部的一座小城与一家印刷设备公司谈判。公司总裁查理波顿和市场主任菲比瑞内斯同行。之前该公司从未向加拿大境外销售过设备,两人对中方对他们的热情款待非常高兴。李经理亲自到上海机场接机,然后行驶九十公里开到小城,安排他们住在一个新建的宾馆里。几小时后主人盛宴招待他们,并有很重要的政府官员出席宴会。这种红地毯式的接待令他们对销售前景十分乐观。

第二天上午是观光。他们迫切地想开始谈判,但午饭后却让他们休息。下午一个会说英语的公司雇员来告诉他们说晚上将安排他们去看歌舞演出。第三天终于可以坐下来谈判了,进程非常缓慢。双方先概括介绍自己,加方认为这与销售毫无关系。中方提供翻译,虽然翻译的友好使加方感到很舒适,但翻译环节使沟通缓慢。中方还花大量时间谈论之前曾来过小城的加方贸易代表并问及他。波顿从未见过这位贸易代表,所以无话可说。当轮到加方进行陈述时,他们惊讶地发现竟有十个中方代表隔桌相坐。中方代表不停地微笑并点头赞许。波顿和瑞纳斯准备了充足的数据并有力地证明了五年之内他们公司产量将会翻一倍。最后二位满怀信心地返回了宾馆。

第二天中方代表又增加了四人,并让他们再次解释已经陈述过的事情。他们开始觉得沮丧。中方让他们解释有关技术方面的微小细节。加方两位代表均未涉入如此高科技的技术活动,这是此设备的核心。加方代表尽其所能地解释完后,疲惫地回到了宾馆。

第二天中方代表中的一员指出他们所陈述的内容与他在加拿大时生产总监工程师所说的不一致,中方抓住这一点不放。午餐时加方代表迅速向加拿大发传真索取细节和解释。下午的情景令波顿和瑞纳斯有点不安。谈判过程中一位中年女匆忙进入谈判室与中方谈判领导耳语,随后他立即起身离开。没有任何人对此做出解释。

第二天加方收到了传真,谈判就昨天的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进程十分缓慢,中方很欣赏加方产品的高质量,但担心一旦产品损坏,他们不会维修。他们希望加方提供维修培训服务。加方提出如果派专人在中方工作数周或数月将会增加巨额开销,他们认为设备不会有问题并且中方完全有能力维护此设备。

最终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价格。这是最艰难的阶段。中方要求打折20%。加方认为这种谈判过于粗暴,他们坚持原价格,并认为此价格非常合理,但在滚筒部件上可打3%的折扣。

尽管之前加方代表听说在中国谈判会很费时间,但他们认为一周的时间是足够宽裕的。但时间飞逝,再有两天他们就要回国了。他们开始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双方达不成协议,他们需要再就什么问题做进一步讨论。最后的谈判过程中他们竭力使中方讨论未解决的关键问题,但中方似乎并不愿意这么做。

第二天下午告别宴会开始之前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价格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付款方式没有解决,这是难以解决的难题,中方不能保证付款计划,因为这要由市政府最终决定。尽管如此,李经理还是微笑着提到了今后的合作,中加双方过去的友谊,以及他们从加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再次签了九个月前已经在加拿大签过的意向书。加方代表失望地回国了,但还希望双方通过传真或邮件进一步讨论销售事宜。

两周后,加方惊愕地得到消息:中方已经从日本生产商手中买下了此设备。他们的设备质量上乘,价格合理,是什么使谈判失败呢?

二、跨文化商务谈判中文化障碍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下面就案例中谈判失败的原因逐一进行分析。

(一)国人注意培养关系

中国人谈判焦点不在于谈判主题,而在于建立长期合作的人际关系。因此,谈判初期双方谈论的内容涉及宽泛的议题及社交活动,直到彼此建立相互信任、增进相互了解之后才进入谈判主题。而对西方人而言,谈判焦点就在于实质性的内容,在于交易,而非人际关系。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在人际交往中是非常看重感情和人情的。一方面,这源于中国人古老文化和和谐相处、友好往来、团结共事、合作互利的精神和观念。这种处世态度和人际关系有利于交往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对商人说来则有利于交易的成功。从这方面讲,这种观念和行为有其有益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求人办事总是礼数先行、中国商人与他人谈生意之前总是先宴请对方的原因。

利奈尔•戴维斯说得好:“在宴席上,人们常常谈论食品,交换一些十分正式的、表示敬意或友谊的词语。从低语境文化的视角出发,人们所谈论的事都不是与个人有关的,也不含有多少信息。人们只是在比其他场合更为精确地遵循一套礼仪规范。这包括彼此敬酒,同时使用一些与相互关系和当时场景相适宜的套话。……交谈是愉悦而轻松的,来自高语境文化的赴宴者将此情景解释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可以开始谈生意或谈完生意的地步了。”

“合同属于低语境文化的文件类型。对于西方人说来,合同的含义全在于文字之中。在签署合同之前,一位西方人肯定会审读小号字体印刷部分,这意味着他会十分仔细地关注合同细节以确保没有不利的条款隐藏在用以撰写合同的专用法律术语中。一旦表示赞同,合同就将牢牢约束签约双方,即使签约之后发生了双方都未曾预料的事也不可违约。例如,假如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其中一方因此而遭受损失来自低语境文化的签约方不会把它当成更改合同的理由。这种态度对于来自高语境文化的签约方却似乎是不公平的,后者总是习惯于将情景事态的因素纳入考虑之中。假如一个西方人从合同中获得了超过他事先预料的利益,他仅仅会认为他一直是好运相随。假如他亏损了,他就会认为是自己运气不佳。”

“假如签约双方有了争议,则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就会竭力通过参照合同条款来解决分歧。而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则会更有可能在精确的合同条款之外去考虑公关因素和情景因素。事实上,对于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说来,情景因素要比严密的合同条款更为重要。”(Davis, 2004:68-69)

从上面这段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制观念很重的西方人与人情观念很重的中国人之间在处理彼此关系和相互纷争时的巨大差异。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在保留人情观念中有益因素的同时,正在努力摒弃那种有害的极端人情观。

(二)西方人注重时间和效率

西方人在历史上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科技和经济都较为发达,至今生产力水平已有了迅猛的提高,每一分钟都意味着新的产品问世、新的价值产生,由此而形成的快速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使他们深切感到“时间就是金钱”,而无休无止、尽最大可能地追逐利润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为此他们必须要节约和利用分分秒秒,去创造最大的价值,故而他们看重和珍惜时间,认真对时间进行规划安排,也十分守时。而东方人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长期的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导致其生产和生活节奏缓慢,尤其因他们相对更重视形式、礼仪,不惜在繁文缛节上花费时间,因此他们远不如西方人那么珍惜时间,守时观念相当差。约会时间、计划安排等常常随意变动。对此,萨莫瓦评论道:

“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走到一起来的时候,有关时间的观念和实践的运用也颇具有重要性。大多数来自西方文化的人是依据线性空间看待时间的。我们是受时间约束的。我们的时间表和工作日程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德国人和瑞士人的时间意识甚至比我们还要强。对他们说来,火车、飞机以及一日三餐都必须始终准时。但有很多文化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是活动而非钟表决定人们的行动。” 

(三)中西方的价值观念不同

西方人特别尊崇个人主义,这源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以及财产的私有制观念。美国学者萨莫瓦说:“来自非洲某些国家或地区、古巴以及中国的人多半会认为,企业以及生产手段应当归国家或人民集体所有。另一方面,一些出生在美国或加拿大的人从小到大都会认为,生产手段应该归于拥有唯一业主身份的个人所有,要么归拥有共同业主身份的几个人所有,要么归合股经营公司的许多人共同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赚得尽可能多的资产和钱财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奋斗目标,从而逐步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主义”理念以及行为方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个人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信条,即个人的利益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一切价值观、权利和职责都起源于个人。它强调个人的能动性、独立性、个人意愿的表达以及个人的隐私性。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个人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个人的权利、财产、隐私、事业、目标等被摆在他人、集体、乃至国家之上,绝对不可分侵犯;而集体或团队的意识则相对淡薄。

集体主义,又称集体本位、集体意识或团队观念,是指看重集体利益、重视集体力量、强调集体作用、主张依靠集体、注重协作配合、提倡团结奋斗的观念。一般而言,贫穷落后的国家 (尤其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民族或种族通常都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甚至在美国文化影响下的非洲裔美国人也尊崇集体主义。据Triandis估算,全世界70%的人口生活在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文化中(Triandis, 1990:48)。这或许是由于他们都属于弱势群体,长期以来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滞后不仅造成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而且导致个人的能力与机遇的极大缩水,使得个人无论是与自然作斗争,还是谋求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都更加依赖于国家、他人或社会组织的集体力量。

在中国,数千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儒教、道教以及佛教历来强调“以和为贵”、尊崇“天人合一”、注重人情亲情和团结友爱的传统,是导致中国人看重和依赖家庭、团体和社会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拥有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观念,这同样也表现为一个连续体,有些国家的人个人主义意识更强烈一些,有些国家的人则集体主义思想更浓厚一些。其中,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个人主义观念越强烈;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集体主义意识越浓厚。

三、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首先,我们应正视并承认本民族以外的种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在继续弘扬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同时,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风土人情,并虚心学习乃至接收吸纳其他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其次,深入了解、认真研究其他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找出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异同,研究跨文化交际的内在规律,掌握跨文化商务谈判的知识、技能及正确策略,恰当运用这些技能与策略,在跨文化商务谈判过程中获得成功。

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第五篇】

20-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全球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新冠疫情可能催生经济衰退、系统性风险上升、全球性供需结构失衡和产业链重构等重大变化，需要提前做好应对。建议我国以货币、财政、经济、金融、社会、税收多管齐发的政策组合拳，尽快修复宏观经济的内在稳定和增长机制。

一、当前全球经济趋势及宏观调控政策特征分析

观察全球经济，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下行周期，需求低迷，全球产业链持续收缩，产能过剩成为世界性难题，下行周期的典型特征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呈现出需求收缩、产能收缩和市场收缩的特征，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货币始终处于扩张周期，呈现出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特征。

近二十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象，那就是货币供给始终处于扩张状态，这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命题。根据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当经济处于扩张周期时，需求旺盛，为了防止通胀，货币政策趋于谨慎，宏观调控在货币政策领域存在反向调节的需求，但是由于经济扩张产生增量货币需求，货币供给当然呈现扩张趋势，这是需求牵引型的货币供给扩张，呈现良性扩张的特征。当经济处于衰退周期时，货币供给典型地表现为收缩状态，主要是总需求和总供给均处于收缩阶段，货币供给也会相应地跟随收缩。

但是，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全球化浪潮所导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日渐加深，货币协同效应非常明显，一国独立的货币政策很难达到宏观调控的效果。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下行周期的冲击，均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此最大程度地降低下行风险的高昂成本，导致的独特现象是经济处于繁荣周期，因为有增量需求，货币供应量没有减少；经济处于衰退周期，为了防止资产价格下跌引发的经济动荡和深度经济衰退，各国央行持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以期熨平周期波动，降低经济衰退风险的冲击。因此，货币供应持续处于扩张状态。

按照中央银行的传统经典理论，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主要聚焦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由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维持资产价格稳定和平衡资本流动也成为中央银行必须关注的重要方面，与其他四个目标形成共生效应，提升了全球经济的金融化程度。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政策的货币化和货币政策的宽松化成为近二十年来各国的共同选择。

经济呈现周期性律动，不管繁荣与衰退的峰值差有多少，货币供给始终扩张，导致资产价格重估，进而引发经济金融理论的全面异化，资产价格由经济现象最终转化为货币现象。经济处于衰退周期时，资产价格需要修复，但是货币扩张导致资产价格修复不了，或者修复的程度不够；一旦经济步入景气周期，资产价格更是率先反弹，泡沫化程度持续加深。

纵观全球宏观经济，主要呈现以下趋势：一方面，经济政策货币化是全球趋势。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经济主体货币供给持续扩张，货币供应量增速超过经济增速，经济政策货币化趋势日渐显著。另一方面，货币政策逆投资时钟化。从长期来看，货币持续扩张一定会带来资产价格泡沫。由于市场逐利行为的持续推动，风险与收益因素呈现不同向调整，市场参与者会因应货币政策的刺激做出超越杠杆能力的策略回应，货币持续扩张相当于为高杠杆的风险投资做出保底承诺。当所有市场投资者，尤其是生产要素参与者，意识到市场存在保底行为，他们的风险意识会淡化，市场同频共振的行为金融选择会成为共识，这是美国股市屡创新高的内在动因。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股市本会做出与经济增长预期和企业盈利能力相吻合的深度调整，但是美联储快速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对冲金融市场动荡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因此从目前情况来看美国股市很难二次触底了。

二、新冠疫情影响的系统性评估

新冠疫情可能催生经济衰退、系统性风险上升、全球性供需结构失衡和产业链重构等重大变化，需要提前做好应对。

第一，新冠疫情将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新冠疫情的冲击成本巨大，直接造成经济活动停滞，4月份全球综合PMI为%，显著回落，短期内或年度内的经济衰退确定无疑。IMF发布的最新全球展望认为，20-年世界经济将急剧萎缩3%，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预测美国经济将萎缩%，中国经济增长仅为%。

经历了20-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前金融机构杠杆率不高，疫情对金融机构的冲击不会在当前显现，更可能会在20-年第四季度或明年出现。一方面，只要短期疫情冲击消除，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不会有太大风险，并不会造成恶性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如果疫情持续蔓延，将导致逆全球化进程加速，贸易保护主义加深，全球化红利快速减退或消失，将对全球经济影响巨大，影响成本高昂。目前来看，市场对这种情况的担忧日益浓重。一旦形成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即使金融机构现在杠杆率不高，但由于资产质量恶化，到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杠杆比率也会由相对的低变成绝对的高，金融机构将由风险容忍变为风险厌恶，风险偏好大幅降低，信用收缩会十分明显。

第二，新冠疫情有可能触发灰犀牛式的系统性风险。市场对新冠疫情是否会引发大衰退存在分歧，部分市场人士认为此次疫情将引发类似-年的大衰退，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部分市场人士认为未必会引发大衰退，但是中期影响确实存在，不可低估。世界经济原本就处于下行周期，加上疫情的冲击，催化了灰犀牛生成条件，对系统性风险的催化作用显而易见。

新冠疫情影响对经济系统性建构的负面作用全面且深化。从需求端看，短期需求收缩，中期需求能否报复性反弹存疑，长期需求断崖式下跌几成定局。从供给端看，短期不能复工复产，中期弹性震荡，长期供应链的置换转移、重新构建是大概率事件，在物流、要素成本、国际秩序、全球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现在从分项研究来看，灰犀牛生成条件正在整体催化，形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显著上升。

第三，全球化进程将异化，产业链重构呈钟摆循环。一是欧洲国家在疫情初期形成了近似分崩离析各自抗疫的局面，对维持单一货币主体、统一区域市场非常不利，形成情绪性和心理性冲击。虽然现在欧盟国家开始相互协调，实施统一的救助政策，停摆了的欧洲稳定机制恢复发挥作用，但欧共体在协调复工复产的政策上仍有明显分歧，对欧洲关税同盟的稳定产生撕裂性影响。从全球来看，分散的、割裂的防疫政策会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冲击具有深远影响，令人担忧。二是分散的、割裂的防疫政策导致各主权国家都在完善自身的产业链建设，不仅仅是医疗物资生产，也延伸到其他国计民生领域。在全球化红利消失的背景下，传统经济学将受到挑战，各国将不再追求比较竞争优势，或者说追求另类的比较竞争收益。经典的比较竞争优势理论主要从成本角度考虑，而现在是从社会成本考量。在全球化浪潮中，比较竞争优势主要体现为相对低廉的生产成本，但是疫情发生后，由口罩类医疗物资都不允许出口所引发的国际争端，导致主权经济体仅仅从经济成本考虑产业链布局是不够的，风险很大，社会成本非常高昂，需要转向关注社会治理总成本，全球化发展将由结构和区域的异化转向全面的重构。

三、欧美国家疫情应对政策特点及效果分析

从应对政策的思路来看，发达经济体延续了20-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货币政策逻辑和实施风格。当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树一帜，通过给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实现救金融就是救市场、救市场就是救经济的调控目标，并且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这一轮美联储货币政策选择非常果断和鲜明，通过无息贷款和财政救助等形式直接为政府、金融机构、中小企业和居民提供流动性支持，真正发挥了典型的全社会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从金融机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僭越发挥成直接赠与者的财政转移支付角色。

以美国资本市场为例，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股市本来会有一个大幅度、趋势性的真实估值调整，但是美联储通过直接购买企业债券，避免了这种系统性风险的蔓延和扩散。政策效果立竿见影，股市筑底反弹，稳经济、稳市场的效果凸显。

从政策效果看，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减税和降息，且直接进行经济救助和财政赠与。从原理上看，减税政策不完全是成本政策，减税是当企业产生收入时，将部分收入返还，前提条件是企业能够产生经营现金流。而受疫情影响，部分企业已经没有订单，无法产生收入。因此，减税政策对救助困境企业的效果有限，与减税政策相比，降息政策效果更为有效，因为不管企业是否产生收入，降息会直接降低企业成本。不过达到这一政策效果的前提条件是企业能够融资，但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资金主要依靠原始积累或股东投入，很多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同时，中小企业又存在刚性成本，如劳动力成本、生产经营成本等，所以降息政策也不能完全解决中小企业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生存与发展痛点。本轮成熟经济体国家采取直接经济救助和财政补贴，直接分担企业成本，如直接帮助企业发放工人工资、缴付水电费等。在减税政策、降息政策存在一定程度失效的情况下，直接经济救助和财政补贴对稳定就业市场和企业主信心成效显著、补台作用明显。

总体看，发达经济体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组合拳比较到位，不仅从金融发力，同时从经济、社会、税收、财政、福利保障等组合拳式举措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在疫情达到拐点，并呈现边际递减后，经济将会快速实现修复，但是否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现在还很难讲。这主要在于分散的、割裂的防疫政策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冲击具有后市场的深远影响，加之全球经济仍处于下行周期，产业链收缩风险不断上升，风险不会因为疫情过去而降低。

四、我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依然承压较大，其一，现有的应对政策可能无法彻底解决中小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的困难。在现有大环境下，反映了现实中既存在中小企业由于订单减少、市场萎缩所导致的信贷需求不旺的问题，也有融资难、不能广覆盖的问题，更有融资成本高昂的问题，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是单条腿走路，效果有限。其二，全球疫情扩散，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深，外需将会显著恶化，增大经济下行压力，提升稳经济、稳就业的难度。其三，经济持续下滑，可能会产生系统性风险。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了防疫常态化下的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方向，借鉴海外应对政策，有必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完善应对方案。

第一，继续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力度。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我国货币政策空间较充足，要大幅推进降息、适度推进降准。与西方发达国家财政高杠杆水平相比，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并不高，只有60%左右，提高宏观经济杠杆率空间较大。从全世界宏观经济杠杆率最高的国家日本的实践看，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两头均为内生变量，外部冲击风险概率极低。

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持续宽松，贷款利率持续下行，美国基础利率降低到0，欧洲国家利率水平为负，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实际融资成本维持在10%以上，仍需加大降息力度，推动融资成本大幅度下降。

第二，抓紧实施减税降费和财政救助政策。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中小企业负担，增强应对经济下行和市场竞争压力。此外，中小企业缺少订单，没有生产性融资需求，降税和降息政策对于缓解中小企业发展困境效力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生产经营成本等刚性成本压力。为了保障市场主体和稳定就业，亟需有效救助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为中小企业提供诸如人员工资、水电、租赁等经营成本的经济救助和财政补贴，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帮助企业渡过疫情难关。

第三，从制度层面要坚持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实践证明了开放的至关重要性。我国政府也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具体操作上，还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尤其是扩大资管市场开放力度，引进具有丰富经验的机构和人才，引入更加丰富的资管产品，提高我国资管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同时，建议取消资管产品增值税，以符合国际惯例。

第四，坚持产权保护和法治保障。我国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主要支柱性力量，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近年来曾出现国进民退的争论，在2018年民企座谈会上，***总书记对发展民企、非公经济做出了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支柱作用。从根本上看，我国还需要加强法治保障，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营造更加优良的经营环境，稳定民企预期，帮助民企解决难题，进一步壮大我国民营经济。

第五，进一步推动国企退出非关键国计民生领域。国企仍掌控和垄断了过多非国计民生行业与领域，不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以水电为例，水电具有天然的自然垄断和规模经济特征，全世界多数发达国家均放开水电领域市场，并没有恶化居民生活品质和提高生活成本。另外，金融业也应坚持彻底开放，应通过有效的监管制度建设，而不是严格的准入管制来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促进经济、金融的健康发展。

第六，适度把握去杠杆的强度和节奏。疫情当下，世界经济需要通过适度加杠杆，修复需求，保障供给，增强经济增长动力。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承受较大的下行压力，在稳杠杆的前提条件下，应适当提高宏观经济的杠杆比率，放松对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限制，强化新基建的资金保障，改善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加大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实施宽货币、宽信用、宽市场的货币政策组合，以货币、财政、经济、金融、社会、税收多管齐发的政策组合拳，尽快修复宏观经济的内在稳定和增长机制。

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第六篇】

收入、工资、财产：分配不平等的三个维度

几年前OECD出版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处于分裂之中：为什么收入差距持续上升？》，对15个OECD国家的收入差距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14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平均上升了14%；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其中9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上升，只是上升幅度有所减缓。

在这些国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不同的研究结果都显示，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收入差距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水平，不同收入阶层具有大致相同的收入增长，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几乎保持不变。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代表的共和党执政以来，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出现了持续上升的过程，至今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最新的1篇文章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测算出美国长期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68年的上升到2018年的。这是一个很大幅度的上升。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Saez）教授的研究，2018年美国最富的10%的人均收入是其余90%中下层人群人均收入的9倍多；而处在收入分布金字塔顶端的最富的1%和%人群的平均收入是90%中下层人群的39倍和196倍。

而收入不平等只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维度，另一个维度是工资分配的不平等。美国工资差距同时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过程。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不同工资组员工的工资增长率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异。有数据显示，在1979—2018年近40年间，美国工资最低的90%员工的工资实际增长率仅为24%，而工资最高的1%和%员工的工资增长率却高达158%和341%。显而易见，这种高工资人群和低工资人群的工资增长率的不断拉大，最终结果是他们之间工资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进而推动了收入差距扩大。

在考察收入分配的变化时，我们不能忽视财产分配的变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与财产分配具有紧密的联系，二者相互强化，更大的收入差距会带来更加不平等的财产分配差距，反之亦然。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家庭财产占有的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上升。根据美国财产分配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沃尔夫（)的成果，1983年财产最少的90%家庭占有的全社会财产的份额是32%左右，财产最多的1%家庭的财产份额是34%，比前者高出2个百分点；而到了2016年，前者的财产份额下降到22%左右，后者的财产份额上升到近40%，二者相差18个百分点。

过去40年西方国家财富分配不平等日趋严重的问题激发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其中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研究尤其受到关注。他在2013年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极大激起了西方学术界对西方国家财产分配问题的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财产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也非美国所独有，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都出现了类似的财产分配不平等上升的问题。如阿尔瓦雷德等的研究显示，法国最富的1%人群的财产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6%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28%，虽然在此之后有所降低，但2010年后仍处在22%以上。同样，在此期间英国的最富的1%人群的财产份额也上升5个百分点左右，最富的10%人群的财产份额上升了7~8个百分点。

对于发展国家来说，各国收入差距的变化有所不同。一些从全球化受益的国家也经历了收入和财产差距的扩大，中国是一个代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也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印度是另一个受益于全球化的经济体，也出现了收入（消费）差距扩大的过程。印度学者古什（)在1篇文章中论及到，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印度城市中最富的20%人群的消费份额增加了40%，农村中最穷的40%人群的消费份额只增加了6%。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印度的消费差距和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在新世纪开始后，印度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继续扩大。在2004—2012年期间，印度消费支出差距的基尼系数从上升到，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上升为

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公共政策调整：加剧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三大要素

面对工资、收入、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严重化趋势，一些学者试图加以解释却缺乏共识，笔者尝试从大量的研究文献概括出几点共识。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全球化，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巨大变革，是导致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两极化的主要原因。它们不仅改变了全球的利益分配格局，对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产生了影响，也对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为了参与全球竞争，国内公共政策也作出重大调整，不得不面对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的挑战。

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表明，经济全球化主要还是商品贸易和资本的全球化，特别是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资本流动的一般趋势往往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从资本相对过剩的国家流向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从资本收益率低的国家流向资本收益率高的国家。在劳动力不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资本的国际间流动会带来国际间劳动力就业的变化，资本流出国会失去就业机会，而资本流入国会增加就业机会。

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资本来说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也就吸引着更多外来资本进入。这样一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了更高的增长率，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了大发展，就业率大幅度提升。在贸易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国家对外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到发达国家，而且由于其具有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会不断增加出口，逐步替代了发达国家本国生产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发达国家低技术工人的就业困难和工资水平的下降，从而进一步带来了工资差距、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的扩大。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发达国家往往都是资本输出国，又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国，它们的资本的确会从资本全球化过程获得丰厚的收益，而它们的低技能工人难免会在贸易全球化中受到伤害，这些工人的就业变得越来越困难，工资水平停滞不升，甚至有所下降。因此可以说，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结构和资源分布情况下，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对于资本是好事，但是对低技能劳动力未必是好事。这也是为什么从2010年开始，西方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游行示威，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浪潮的原因。

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许是另一种景象，外来资本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经济加速增长，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以后，工资和收入开始上升。从这个意义来讲，一些发展中国家引入资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时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赢家”。这也导致全球利益的再分配。比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大幅度上升，使得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

引起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不平等上升的另一个诱因，是高科技的加速进步。从长期看，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但从短期看，科技进步对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发达国家一般具有更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又有雄厚的资本实力作为支撑，科技进步更容易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特别是高科技带来的一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变化。更准确地说，新技术进步带来了潜在的市场机会，而资本是将这种潜在机会变为实际利益的驱动器。

新兴产业不仅靠新技术支撑，更需要高科技人才的加入。在资本的支持下，大量的新兴高科技企业为了吸引人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会不断提高工资水平和增加激励手段。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高科技企业高端技术人员收入报酬不断上升的现象。与此同时，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自然会影响到传统行业的就业和工资增长。在这些行业中工资增长是缓慢的，甚至是下降的。而且，在产业结构发生急速变化时，就业结构由于受到劳动力自身禀赋的牵绊不能及时调整，这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传统产业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水平。

新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冲击是机器替代劳动。一些研究发现，最易于被新技术机器替代的职业是那些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办公室的文职人员，从事重复性、常规性劳动的员工等，而这些人员大多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失去工作以后，即使重新找到工作，其就业的稳定性和工资收入水平也会大不如前。这导致了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就业岗位的“极化”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中等收入群体萎缩。

一些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三个原因，是其国内公共政策导向发生了转变。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形成了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到了80年代受到诟病。为了提高效率，提升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它们对税收和福利制度进行了整改，以适应全球市场的竞争。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的支出，几乎成为所有高福利国家的不二选择。

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也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近期著作《不平等的代价》（ThePriceofInequality)中进行了很好阐述。他认为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市场力量的影响，但更主要是由政府政策导致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使得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不利于穷人”。这些变化包括对金融部门的放松管制政策，不断弱化公司治理制度，为富人提供补贴、漏税避税、寻租和获取垄断利润的政策和规则，以及取消和削弱针对穷人和中低收入人群的政府福利项目，等等。不言而喻，这些政策转向的最大受益者是高收入阶层，而受到伤害的是中低收入阶层。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收入差距的变化原因则有所不同。它们除了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之外，更多的受到本国经济和社会体制及其公共政策的影响。在世界几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有的国家经历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如中国和印度，也有的国家在近十多年经历了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如巴西。比如，20世纪80年代巴西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曾超过，然后从21世纪初开始巴西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2000—2011年基尼系数年均下降%。巴西取得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发展和再分配政策力度的提高。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上技术人员的供给，缩小了高技能员工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政府对低收入人群增加转移支付又会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中国收入分配的启示：共同富裕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来说，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引以为戒。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也经历一段时期的收入差距快速扩大的过程，虽然最近几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但是收入差距仍处在一种高位水平。而且，由于最近20年中国居民财产积累速度惊人，财产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变得愈发突出。

中国在过去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除了强有力的维稳手段外，更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使得许多中低收入人群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未来经济趋于中低速增长，加上外部冲击因素的增多，中低收入群体能否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就是一个问号；如果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否仍能保持社会稳定也是一个问号。

为了消除这些变量，我们必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重点是解决市场不完善和扭曲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在再分配领域，重点是强化税收的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性，加大对低收入人群和相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的力度。

总之，我们应该从现在起未雨绸缪，改变发展理念，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顺利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第七篇】

“经济全球化”一词最早产生于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有着曲折的发展历程，现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被动的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的大多是消极的。在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及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不断的探讨和思考着怎么样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新中国的成立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30年中，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影响下，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努力积极的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经济全球化乃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带给国家的极大的机遇，但同时也会给国家带来新的挑战和难题。全球化经济对中国必然有着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

经济全球化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一柄“双刃剑”，因为在这旧的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根本就没有的得到改变的情况下发展而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西方的发达国家一直处于主导的地位，他们在经济、科技及国际竞争中，有着相当大的优势。因为西方的发达国家是很多国际经济组织的创建者及操纵者，因此西方的发达国家控制着世界的经济发展，并且西方发达国家也强行的把这些意志及主观强加给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面对西方国家的巨大压迫下，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很难在确保本国的经济安全的保障。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得贫富两极分化更加的严重。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所说，“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不平衡的，它加深了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的鸿沟。”因此，经济全球化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一柄“双刃剑”，即使经济全球化让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抓住了机会，并加速了发展，同时也拉近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但是经济全球化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还是更多的困难、问题及挑战。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它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是对经济实力薄弱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性的激烈竞争，所遇到的风险、挑战将更加严峻。经济全球化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的经济秩序，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经济全球化是指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活动的全球化，即生存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佳配合置。从根源上说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的高度发展，要求进一步跨越民族和国家疆界的产物。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发展，既给世界贸易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同时也给各国经贸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其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矛盾。

从积极方面来说，它具有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经济全球化使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以寻求相应的位置进行最佳的资源配置。从目前来说，生产要素韵流动主要以资本、技术、劳动力(包括人才)的流动为主。而这些生产要素的流动又主要是以对外投资的形式进行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外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生产要素全球化流动的直接原因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看，这是有利于资源配置的。资源从效益低的地方配置到效益高的地方，可以达到节约资源、提高效益、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

第二，经济全球化使生产网络化体系逐步形成，投资外向化现象日益凸显，从而有力地推动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所谓生产网络化，是指一些世界性大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为降低成本，垄断市场，在世界各地建立自己的子公司，进行全球化的生产和销售。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贸易自由化的范围、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以最快的速度迅速扩大和推进。世界各国相继放宽对本国贸易、金融的限制，不断开放市场，使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各国经济繁荣，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第四，经济全球化使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应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拥有先进技术的大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在大量对外投资过程中，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世界各地，相应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力水平。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也使科学技术不断传播到世界各地，社会生产力得到不断发展。

由于经济全球化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中进行的，因此，它必然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在这些消极影响中，最为突出的有：

第一，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更为突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传染性”急剧增强。

第二，追求利润的资本本性正在引发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经济的愿望，趁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污染，从而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三，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经济全球化主要反映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垄断资产阶级一切活动的目的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它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充满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两极分化将不可避免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内部扩展开来，一些极不发达国家甚至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

此外，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许多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竭力推进经济全球化，在政治上是为了按照自己的面貌要求改造整个世界，力图使全世界屈从于他们的统治。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种政治图谋就更加明显。资本主义国家在与社会主义国家接触、帮助搞经济建设、推动其融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时，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致力于推行“和平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既存在机遇，又不乏危机。全面拒绝经济全球化，将本国孤立于经济全球化之外，是完全错误的；全面迎合经济全球化，服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志，更是错误的。

在全球化面前，除了对什么是全球化要有全面的足够的认识、对全球化给本国可能带来的利弊得失要有符合实际的估计、对本国融入全球化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有趋利避害的切实措施之外，重要的是：(1)在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2)在深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时，一定要反对西方国家图谋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私有化；(3)在扩大对外开放时，一定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反对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团结一致地进行有效的斗争。

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第八篇】

一、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

1，经济全球化可使世界范围内的资金、技术、产品、市场、资源、劳动力进行有效合理的配置。

经济全球化在有效促进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加剧了各国间的竞争。竞争的原因，经济上是由于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的扩张性；政治上则是由于国家的存在，各国都试图通过增强自身的实力来实现别国对自己的依赖，从而较多地获取收益，较少地付出成本。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形成了统一的全球市场，从而推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一国的角度看，本国企业将突破本国资源和本国市场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优配置与有效利用。发达国家可发挥其资金和技术优势，通过资本和技术的输出和转移，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并利用发展中国家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以获取利润。发展中国家则可通过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来发展本国家和本民族的经济，以满足人民的物质利益需求，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要素的有效组合，客观上促进了全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减少或避免了人类社会现有的各种资源的浪费。

2，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和优质服务的好机会。

随着市场全球化的发展，物流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世界各国人民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消费需要，选择自己需要的商品，以各种不同方式设置的贸易壁垒和防线将会被逐步取消，国家垄断或个人垄断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以低劣的质量和服务向消费者漫天要价的现象也将结束。

3，经济全球化将促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正是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加速发展推进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反之，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要求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完善。世界贸易自由化最重要的内容和核心就在于减少和取消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运转后，首次将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非货物贸易也纳入到多边规则之中，使扩大多边自由化的领域以及扩大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核心职能。此外，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投资发展的主流，不仅是发达国家而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积极采取投资自由化措施。一方面大量引进外资，另一方面又积极进行对外投资，从而使世界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的规范框架和规则也开始形成。

4，经济全球化加速技术转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弥补国内资本、技术等要素缺口，发挥后发优势，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对促进经济发展十分有利。跨国公司为了延长技术的生命周期，扩大技术效用以及给自己的技术寻找出路，大大加快了技术转让活动。这种加速转让在客观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加速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此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还加快了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外资的进程，有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资本的不足。再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也有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的不足，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愈来愈突破国家的界限，出现了所谓无边界的企业，从而非常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

二、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1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使贫富差距拉大。

经济全球化首先带来的是对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冲击，而且这种冲击是建立在不平等关系基础之上的。一方面，国际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世界经济运转的各种原则、制度和秩序都是由他们制定的。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经济、技术和管理优势，是发展中国家远不可及的。因而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最大的当然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发达国家，而经济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具有一定的中长期利益，但在近期或较长的时间内，是很少或很难受益的，甚至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害和冲击，如许多民族企业亏损或倒闭等。

虽然，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能导致全球物质财富的增加，但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竞争是首要法则，它在创造高效率的同时，必然导致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国家或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2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加强。

现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不仅体现在实物产品市场上，更重要的是还体现在金融领域。随着世界各国金融领域的逐渐开放，加快实行自由化以及金融产品的不断衍生，各国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巨大交易网络。在这个网络作用下，全球金融产品的交易额遥遥领先于实物产品的交易额；而且金融产品的交易是全天候的，交易极其迅速，成本极其低廉。金融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经济学之父亚当・史密斯《国富论》的核心)更有可能成为“肮脏的手”。1992年，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对英镑发起攻击，结果，英国损失惨重，而他本人却收获了10亿多美元。1997年，他又冲击东南亚金融市场，使东南亚经济一夜之间回到了起飞前。

3现行的全球经济运行规则不尽合理，大多有利于发达国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客观上需要用规则去加以规范、约束参与者的行为，而规则的制定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所谓规则，其实就是对利益冲突的一种界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国际经济组织是由欧美等发达国家操纵，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来制定。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中虽然有些规则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但大部分规则却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 的，有些规则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缺席的情况下制定的。某些产业发展规则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发展该产业的时候制定的，如信息技术产业协议以及劳工标准等。发展中国家一旦发展这些产业就必须遵守他们并未参与制定的规则，并为此而付出代价。此外，尽管发达国家极力倡导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但是各国政府为维护本国利益，仍然实施各种贸易壁垒措施。尤其是非关税壁垒措施，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这些由发达国家有意制定的贸易标准往往都是发展中国家难以达到的。这些措施客观上阻碍着生产要素在各国间的自由流动，从而使市场导向机制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发展中国家所应得到的机会与利益无从保障。因此，目前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利益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及政治利益遭受损失的基础之上的。

4经济全球化还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例如，日益蔓延的荒漠化、土地的侵蚀、动植物物种的灭绝、海洋与河流的污染等问题。其中发达国家往往出于本国战略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不受污染，而把大量的污染源工业都建立在海外，既消耗了他国的资源，还污染了他国的环境。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国将60％以上的污染企业建立在海外。

三、对经济全球化的建议

经济全球化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已经被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明。如果我们不融入这一发展过程，将永远落后。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使自己成为竞争的强者。

1必须坚定不移、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必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潮流，它不是某个国家或者某类国家的政策选择，而是跨世纪国际经济关系变化的总体趋势。如果我们否认乃至拒绝它，既非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闭门自守必然导致落后，我国在这方面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因此，应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顺应历史潮流，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

2有序推动国内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使之更适应全球市场规则。

无论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逐利，还是为最终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制度改革都是必要的。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制度变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整体处于劣势，故目前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安排，显然不适合处于变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内经济。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发展的时序性，不能急于求成。例如金融自由化，特别是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更应该慎重。急于开放金融市场，必然给国际投机势力以可乘之机。事实证明，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存在着重大的风险。无视这些风险，不严加防范，就会给一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3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积极培育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也是国际竞争重要的组织形式。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甚至一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从长期看，取决于是否拥有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和世界级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迫切任务之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引导和扶持有竞争力的企业组建大型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开展竞争。通过培育和壮大本国的跨国公司，以全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以获取全球化的最大利益。经过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行为，把对国内市场的消极保护转变为对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并据此分享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利益。

4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对于我国来讲，应注重地缘战略建设，大力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

在西北部，我国已与中亚五国组成上合组织，尽管最初是出于政治和安全的考虑，但随着上合组织的健康发展，各成员国深感加强经贸合作的必要性，并有意将该组织向中亚自由贸易区方向推进；在西南部，已与东盟正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可以和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协调起来；在东北部，应大力倡议并促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协调振兴我国东北老工业区基地战略的实施，由于日本对我国的发展心存疑惧，可考虑先和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然后再促使日本也加入到自由贸易区来。有了广泛的贸易基础和影响之后，在亚洲构建货币区，增强亚洲国家和地区抵抗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这对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稳定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