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用电话范例【精彩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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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电话范文【第一篇】

关键词：日侨；市政决策；电话加价；上海公共租界

中图分类号：K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3-0059-06

关于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决策问题，以往的研究着眼于华人参政和市民权运动。大多论著将华人无参政权的原因归结为租界制度制约，英美当局独揽大权等。那么被英美租界当局管理的日、俄等国侨民政治地位如何？如果说华人参政议政活动，是制度外的抗争，那么英美之外的其他国侨民参与租界管理则是“少部分”代表在体制内的“正当权益”。公共租界“地方自治制度”是否为其他国外侨民提供了权益保障？在利用这一制度维护自身权益时是否仍旧有阻力？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日侨人数达2万余人，占公共租界外侨总人数的半数以上[1]。随着在沪日侨人数的增加，日本居留民逐渐要求扩大在租界市政问题上的发言权。有关近代日侨的研究成果，集中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战后遣返等，较少关注抗战前日侨对租界市政管理的介入问题。文章以1935年—1936年反对电话加价运动为例，对在沪日侨与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决策的关系作一尝试性探讨。

一、反对电话加价运动的缘起

电话事业为近代上海重要的公用事业之一。公共租界工部局对电话事业发展具有监管权，工部局董事会对其价格厘定、营业办法等市政事项具有监督权和决策权。围绕话费厘定，中外用户、电话公司和工部局曾展开多次多方博弈。作为人数较多的在沪外侨，日侨积极参与其中。在历次反对电话加价运动中，以1935至1936年持续时间最长，过程最为曲折。

1935年1月21日，上海电话公司依据1930年8月与公共租界工部局签订的特许营业合同，向工部局呈请自1935年4月1日起，改定话费，实行加价，并对营业用户实行按次收费。租界市政当局始有允许之意。这一举动，遭到了中外电话用户的强烈抗议，华人用户、其他各国商户尤其是日侨先后表明抗议立场。

1月22日，上海电话公司援引特许营业合同相关条文声明，有权保证合同赋予的纯年投资金额10%的收益，依照当前经济状况，必须限制通话并加价。电话公司认为，自动机改造为用户提供了便利优良的服务，却造成通话次数过多。部分用户占据了有限的电话资源，“第用途既增，该公司之各项机械线路设备亦即随之而大”，不得不追加投资，“一应资本利息、折旧、维持、运用各费，亦随之而有增加之必要”；同时，公司还要满足日益增加的装户需求。如此，即使公司“机械则以经济方法建造之，各项费用上则节省之”，“自1930年8月5日实行迄至1933年12月31日，该公司血本屡增，而大致所获到者则微末已极，甚至不克以红利股给股东”①，拟实行加价。此议一出，中外业界不待电话公司公布具体收费新率，以目下上海经济境况不佳为由，纷纷表示难以接受。1月30日，西颜料业、中西木器号业等28个行业联名转函租界当局，陈述理由，望其万勿批准加价。各同业认为，“上海一埠，除受不景气之潮流外，复遭一二八之创痕，以致年来商号纷纷倒闭，房屋十室九空”，商业凋零、市面衰落，公司之行为实乃“惟私利之是图，罔顾全体市民之生存”；再者，观诸公司财务，“该公司洋员月薪均在千百元以上，而所任职务，即数十元者未尝不能应付裕如”②，故应撙节紧缩以疏困，而非取诸用户。

面对这种各持一端、众声抗议的局面，公共租界工部局不敢贸然决策，“为获得公众和报界对此问题的评价”[2]468，决定公开公司修改费率申请。2月21日，各大报纸刊登了电话增价内容。在这份申请中，电话公司声称1934年收入仅为资本额的%，只有将总收入增加%，才能达到特许权所规定的10%年利。最为理想的办法即“原来商用按具收费者，每月收费，由固定之元改为10元，以100次为限，过此数，按次比例低减征收，每次最少3分”，“家用电话，每月固定话费，由元加为元”③。实际上，公司试图通过上述收费新章，一方面控制大商户通话次数，变相增加话费；另一方面激励通话较少商户电话的安装，增加收益。

上海电话公司加价申请的公诸报端，引来了新一轮更加激烈的反对浪潮。3月12日，市商会致函工部局，言明1934年电话公司“尚能获得净利六厘一毫三丝，已属商业中不可多得之盈利。无论从公益方面设想，抑纯从商业眼光着想，均不应再榨取公众利益，以增加其收入”④。更有外商推算，实行按次收费后，电话公司每年盈余之数远非其对外宣称的1523750元，“实际值每年盈余额当倍于电话公司预估之数，即为3047500元”；另一方面，各用户“因损及营业，于能力上亦不堪负担”，如上海西籍经纪人公会表示“所用电话者共计900线，如一旦加价，则所受损失，至为重大”⑤。其他众多用户如汇票经纪人公会、日本侨民团体等亦从公司经济状况实属良好、自身承担力有不逮的角度，发表声明，抗议加价。

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工部局希望拿出一套既“使公众安心”，且尊重电话公司特权的方案[2]491，仍旧难息众怒。经过讨论，3月11日，公用事业委员会决定允许公司自1935年4月1日起，“增加总收入至多%”，如是，“足使公司获得一分纯益”；“股东实可获约一分五之红利”；“对于用户之利益已可谓有合理之保障”⑥。正当公司按照工部局所核减的加价比例改拟新章时，中外各方用户仍旧表示不满，希冀根本打消加价之议。各社会团体纷纷致函工部局，严词责问，并对工部局认为增加%之计算合理性表示怀疑，“电话加价之反对声浪可称弥漫全市”⑦。

二、日侨用户对于电话加价的态度和抗争

依据近代市政学家的构想，市民通过投票表决，对于市政决策具有创制权（initiative）、复决权（referendum）和撤销权（recall），而得公共管理市政[3]，其中复决权可通过相当投选人数将市政当局通过的议案暂行搁置，待公众审查后，再行决定。上海公共租界实行由纳税人会议、工部局、领事团共同参与运作的地方自治，工部局承担着“政府”的职责，纳税人会议对于市政事务议定实行投票制度。纳税西人会和工部局董事会的存在，为日侨用户反对电话加价提供了制度保障。1935年，反对电话加价运动展开后，日侨除向电话公司抗议外，通过请愿代表、纳税人、工部局董事会董事、电话专家等市政影响渠道，反馈商民不满意见，通过展缓加价案，参与改制收费审查，力图维护在沪日侨的电话使用权益。

首先，向电话公司言明抗议。电话公司向工部局提交加价申请后，在沪日侨即以“此时各业均呈不景气，日商营业亦较往年减退”，“首先向电话公司表示反对之意”。为寻求日本侨商谅解，1月30日，电话公司召集双边会谈。出席者有公司副经理费区曼和营业科长伯利，日侨民团杉本理事和滨野总务科长等人。公司方面详细说明财政状况、经济困难及不得已加价之苦衷。“日方答称此事关系重大，日侨全体确难立即谅解”，遂告结束⑧。2月9日，日商各路联合总会召集大会，到会各路代表及重要人物50余人，决议“上海电话公司去年度营业已获相当利益，此后纵不加价，亦决不致亏蚀。况处此全沪经济恐慌时期，日商营业均无利可图，何能负担高率话费”，一致反对电话加价，并向关系方面提出①，彻底打消电话公司的企图。

其次，纳税西人会上力争展期案。电话公司增费办法公开后，日侨方面即派出代表向工部局提出反对建议案。工部局以特许营业合同规定为由，不予受理。日侨坚持“工部局虽有不得不容许电话公司加价要求之苦衷，然处此不景气时期，亦万无可以增加之理由”②，准备于纳税西人会上提出讨论，由此为反对电话加价运动迎来了新的转机。4月17日，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外侨年会如期召开，到会外侨共897人，日侨居半数以上。日侨乾精末提出展缓加价案，谓“值兹经济衰落、各业不振之时，此项加价为各国各界人士所深感困难者”，“加价应俟专家调查决定”，博得在场其他外侨的深切同情。工部局则认为电话公司拥有加价权无可否认。经各方长达一小时的热烈争议，乾精末原提案得以修正通过，议决组织专门委员会，调查电话加价事宜③。纳税西人会为工部局议政机关，对后者施政具有监督作用。在以日籍为首的纳税西人的集体合议下，市政当局所通过的电话公司增加总收入%的决议再度被。后经工部局与电话公司协商，决定将公司总收入增加11%，自4月1日起实行，作为收费新章确定前的权宜之计。

再次，力争特别电话委员会人选。纳税西人年会后，新一届入选的工部局董事会外董上任。新任日董山本武夫、卜部卓江等在反对加价、争取更大权益问题上，表现坚决。这主要反映在争取特别电话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上。5月22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上，总董安诺德的意见为由1名英国专家和若干委员组成特别电话委员会[2]505。两位日籍董事率先表示反对，以日本侨民强烈反对加价为由，要求任命1名日本专家。由于各方的争取，董事会决议特别电话委员会由布朗少校（英籍）、稻田博士（日籍）、胡瑞祥先生（华籍），以及一名美籍委员组成[2]510，以作为工部局、电话用户、电话公司三方妥协的最终方案。争取日籍专家出任专门委员会，使电话价格的厘定可能代表日侨用户的利益，在租界电话价格决策问题上不可不谓又一进步。电话专家的国籍分配方面，各方均有自身考虑。公共租界为英美所属，英人在工部局中占据主要地位，安排英籍专员参与电话问题调查有利于工部局施政。上海电话公司为美商经营，其服务价格之估定、经营状况之评判关系美商在华利益，美籍专家存在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反对电话加价者主要为华籍和日籍用户，他们为电话最主要的使用人群。因此，较之于英国公共租界管理者、美国电话公司经营者来说，中、日专家的出任，或许可以保证专家考察团的相对公平和公正；作为解决争端的合法渠道，对电话调查范围的确定以及调查报告书的撰写具有牵掣作用，为后来电话价格的拟定赢得了主动。

最后，争取扩大专家调查范围。专家委员会人选确定后，如何开展调查工作，关系最后电话价格的厘定。作为被调查对象，“上海电话公司方面声明，前经商定，尚须由工部局及公司双方继续磋商之三点，即公司财产之折旧、美国政府所得税及总公司管理费三者，不在此次专家调查范围之内”④。作为申诉方，电话用户希望通过调查，“一面使市民担负不致增加，公用利便不受影响；一面则使公司从开支之撙节及组织之改善，以求投资利益之稳定”⑤，能否达到目的，专家调查范围关系非小。工部局董事会会议上，日籍董事卜部卓江提出“如果将按建议折旧、美国所得税金和管理费用等问题不在调查范围之内”，那么“该委员会无法对增加电话收费的问题作出决定”，另外，“对电话公司资本投资的调查应列入受权调查范围之内”[2]507，竭尽所能争取有利条件。经过综合考虑，工部局以电话公司制定收费率时财产折旧等3点均不列入费用项目为由，决定不将其纳入调查范围，资本投资则可纳入。对日董的提议，予以部分保留，保障了用户的基本权益。

三、反对电话加价运动的成果及其原因

公共租界工部局日籍董事和纳税西人会日籍纳税人参与市政议决机制的存在，使日籍专家得以参与租界电话事业调查，日侨关于反对电话加价的民意得到了较好的申诉和争取。虽然工部局坚持遵循特许营业权行事，认同电话公司10%的收益权利，但在制定上海电话公司收费新率的这一市政决策中，迫于议政制度、舆论压力以及对社会稳定的顾虑，仍将用户意见和建议纳入考虑范围。在电话费率修正通过后，仍组成专家委员会调查研究，用户权益得到了较充分重视。

（一）电话收费新章：电话用户权益的部分体现

上海电话公司最终实行的收费新章，出自于英、美、华、日四国电话专家。自1935年8月开始工作至10月24日报刊登载专家委员会报告，历时两个月。报告书建议工部局董事会允准公司统一实行按次收费：营业用户每月打电话150次，收费10元；住宅用户每月打100次，收费元，超出次数均按次收费3分，自1936年3月1日起实行[22]。1936年2月1日，上海电话公司通过报刊媒介正式向各界用户公布下月即实行上述收费新章。

观诸此阶段内电话公司提出和实际实行加价的各方案，最终收费新章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实施时间被推迟。囿于特许营业权，上海电话公司保有年投资额10%的收益始终无法动摇，于1936年3月实行按次收费、统一加价，但是此次新章实行时间大为推迟，公司大幅增价的欲望在较长时间内被遏制。自1935年1月公司提出加价之议始，至1936年3月正式实行按次收费，反对电话加价运动告一段落，前后持续时间长达1年有余。期间，电话公司自1935年4月始暂行加价11%，相对于1935年1月公司所拟定的加价%以及后来工部局核定的%的加价比率，显然已有大幅降低，由公司认准之按次收费，在此期间也未能实施。

其次，增价幅度被降低。（1）比较上海电话公司1935年4月1日拟定实行与1936年3月1日最终实行的电话价格。就营业用户来说，每月基本通话次数得以增加，按次收费价格得以降低；具体到住宅用户，每月基本月租得到降低，虽然限制了基本通话次数，且实行了按次收费，但于住宅用户较少通话次数的事实来说，尚可接受。（2）比较1935年4月1日前后拟定实行和实际暂行的电话价目。由于用户的坚持抗议和请愿，日籍董事和纳税人的争取和提案，电话公司于1935年1月向工部局呈请的收费新章被搁置。实际暂行的收费办法虽然增加了总收入的11%，但相对于电话公司申请拟定的收费新章，假使一般商户月均通话次数为300次，每月可少支出5元。据南京路市民会统计，所属会员即南京路各商店日打电话以20～30次为最多①，如此每月可少支出12～21元，用户负担大为减轻。

（二）租界议政制度：日侨影响市政决策的保障

观诸租界市政制度建设，工部局为公共租界行政管理机构，对界内市政事项具有决策权。工部局董事会提供决策咨询。纳税人会议为公共租界重要的议政机构，实施对工部局的行政监督。工部局董事会董事由纳税人会议投票选举产生。长期以来，于公共租界市政，英国侨民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华人又在摒弃之列”[4]484。从1916年始，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添设了日籍董事，1927年该席位增至两位。20世纪20、30年代，随着在沪日侨人数的增加，公共租界共有纳税西人2000余人，其中日侨纳税人达500余人，约占总人数的25%。

尽管从人数上考量，相比华人用户，日籍电话用户人数较少，作为被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对象，力量尚为有限，但是，相对于英美侨民的寂静，工部局董事会日籍董事席位的存在，在纳税西人会中占有绝大多数票数日籍纳税人的合力争取，使日侨在电话价格厘定这一市政决策中具有一定呼声。市政议决机制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租界惯例，每年纳税（西人）大会，皆由领团召集，惟到会者，殊不踊跃”，例如，“1927年，共有纳税人2368名，代表票权2688票。而到会者，仅547人，代表790票而已”[4]481-482。30年代起，随着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日侨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中地位的提高，外加其他外籍纳税人对于市政的漠视，使日侨获得了此次市政议决投票的绝大多数。1935年纳税西人年会日籍纳税人几近全数出席，赢得了展缓电话加价提案的通过。

此次反对加价运动，呼声最高、反应最烈者，莫过于为数众多的华人用户。纳税华人会等团体、工部局华董、华人电话专家积极参与其中。这在客观上，使租界当局在进行电话价格论定时不得不有所顾及。1919年后兴起的市民权运动也不时撼动着租界市政制度。但华籍纳税人在租界参政议政中的弱势地位却局限了其影响力。纳税华人会与纳税西人会同为公共租界工部局议政机关，理论上均可对工部局实行行政监督，但在实际上，“纳税人会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华人完全排斥在外，华人纳税但毫无权力，只是到了后期，在华人的强烈抗议与要求下，才点缀性地增加了一点华人董事的名额”[5]，纳税华人会和纳税西人会、工部局华董和外籍董事未享有同等权力和地位，前者作用远不及后者。

在沪日侨在公共租界市政议决机制中的制度优势、有利地位以及合力力争，使纳税西人会展缓电话加价提案得以顺利通过，日籍专家介入电话调查事项。工部局和电话公司不得不多次调整价格方案，按次收费被迫延缓实行，电话增价亦被限幅。结果没有使各方完全满意，反对电话加价运动到1936年7月仍在继续，但是，此次运动可谓取得了较大成果，市民意见反馈与工部局市政议决形成了较为良好的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对此次反对电话加价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近代以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日本通过外交周旋、商业渗透、军事突袭等手段，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介入中国。到20世纪30年代，先后发生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上海为亚洲通商大埠，战略地位重要。七七事变前夕，在沪日侨的许多外交、民间活动均打着保护日本居留民在华利益的旗号，不断要求在上海市政管理中占据重要席位。1915年上海各界反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发起抵制日货运动。日侨借机向工部局施加压力，要求增添两名日籍警官，由此奠定日后万国商团日本队的基础。30年代，这种趋势愈发明显。1934年，日侨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掌管租界事务的主要职务，如财政、收纳、消防、警察、卫生、工务等课，均“任用多数日人，充任重要地位”，某些部门不仅要增员，而且要升职；甚至于财政课这一较为重要的职位，明确要求“应在财政次长以下之重要位置，安插日人”①。从某种程度上说，1935至1936年日侨纳税人、工部局日籍董事以及后来日籍电话专家等对电话加价问题的介入，不仅有利于维护日侨电话用户的利益，更为重要地，符合了近代日本人在上海全面干预的总方针。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战略也无疑促成了日侨在租界电话价格议定过程中的发言权。

由前文探讨可知，日侨作为被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者，争取权益的过程同样艰难，但却也取得一定成效。原因为何？究其根底，作为一种时代的特殊产物，公共租界属性为英美，各项制度注定为少数“权贵”服务，“地方自治”只是在一定人群范围内的有限自治。华人长期被排除在市政管理之外，其他国外侨也只有名义上的意志表现。随着“市民权”意识的增加，中外民众的抗争，包括制度外和体制内两种权益的争取，使得租界英美“专权壁垒”逐渐松动，民众意愿的表达和实现还是体现了“民主”的趋势。当然，日本在华战略客观上为这种抗争提供了技撑，此种“民主”的程度亦不可高估。

参考文献

[1]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45.

[2] 上海市档案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6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 杨哲明。现代市政通论[M]//民国时期市政建设史料选编（第2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322-323.

公用电话【第二篇】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曾经是许多京城老百姓的梦想之一。如今，北京的手机普及率已经达到部／百人。从跑上几个胡同接个电话，到现在用手机和朋友来个视频聊天，60年的变迁中，北京市民不断享受着通信业发展所带来的乐趣。

公用电话――从匮乏到遍布大街小巷

1949年前夕，北京市内电话分支局共12处、局营公用电话共41处。新中国成立后，北京26个邮政支局全部安装了公用电话。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公用电话成为北京市民与他人沟通的重要通讯手段。

“那时，七八个胡同才有一部传呼式公用电话，接个电话经常要跑上几个胡同。”家住东城区王府井大纱帽胡同的赵大妈说，因为电话稀罕，接个电话会高兴很长时间。除了满足附近居民的需求，这部传呼式电话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位于胡同中的小工厂，因为当时的普通工人几乎不能使用厂长电话，而他们的需求只能通过传呼式公用电话来解决。

1951年5月15日，北京电信局按照邮电部的指示，在居民区大力发展私人代办的可以呼人找人的传呼式公用电话，而这种模式也逐步在全国进行推广。当年年底，北京市公用电话发展到了287部，其中设置传呼式公用电话159部。传呼式公用电话的开办，极大方便了未装电话的普通用户。

“1951年，北京城八区除中南海之外的159个派出所均装有传呼式公用电话，覆盖了3000多条胡同，基本只要在电话里面说出门牌和地址就能找到人。”为公用电话奋斗了30年的常士荣师傅回忆道，由于是计划经济时代，传呼式公用电话代办户的挑选也比较复杂。电话局首先会通过各居委会找合适的对象，然后经过派出所审查，若无问题才能确定下来。按照要求，代办户需要政治可靠、服务热情、地点合适，而且会优先考虑军烈属。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北京市公用电话市场迎来了高速发展期。1982年9月22日，西单北大街安装了第一座投币电话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投币式公用电话按通话次数收费，每次只需要5分钱，所以很多人打起电话来没完没了。为消除这种行为，1984年6月，北京市第一批限时投币式电话亭正式启用。一年之后，限时投币电话占全部投币电话的八成多。

1994年，50部新式IC卡电话在北京多家四星级宾馆饭店接通试验，北京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使用IC卡公用电话的城市。1996年，200部IC卡公用电话首次安装在东单、西单的大街上，一年之后开始在北京大街上批量安装。目前，北京市各类公用电话已经达40余万部，遍布大街小巷、机场和车站等公共场所。

移动通信――从万元“大哥大”到千元3G手机

与公用电话相比，移动通信的启动晚了几十年时间。尽管如此，随着网络的不断升级完善及资费的不断下调，移动通信发展的势头已全面盖过了“老大哥”公用电话。

1988年3月，北京模拟网进行首期放号，初期的放号主要是针对企事业单位，个人的发放十分有限，主要是一些名人或老板。用户当时需要购买的移动电话厚实笨重，状如黑色砖头，而且重量都在一斤以上，因此被形象地形容为“大哥大”。

“那绝对是身份的象征，我当时可是被叫做‘高级倒爷’!”回忆起20年前手拿“大哥大”招摇过市的情景，在生意场上打拼多年的杨晓光还是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他说，当时大家都认为，所谓的有钱人就是“开着桑塔纳，打着大哥大”。

据杨晓光介绍，当时“大哥大”电话光机器费就得万元，用户还得交纳6000元的入网费并预存1000元的话费，算下来一共万元，当时一般人的月收入只有几百元，买一部“大哥大”绝对称得上是“天价”。从性能上看，“大哥大”除了打电话没别的功能，而且通话质量不够清晰稳定，常常要喊。它的一块大电池充电后，只能维持30分钟通话。尽管如此，“大哥大”当时还是一机难求，并不是用户交了钱就立马能拿到机器，因为“大哥大”需要购买指标，必须要有单位的证明才能买，所以用户交了钱还得等，就算等上半年“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这样的情况直到1996年才有所改变，第二代的GSM、CDMA手机开始逐步“落人寻常百姓家”，手机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已经不再是奢侈品，且消费者在购买手机的时候可以选择的种类也越来越多。

从2008年开始，一个被称为“3G”的新名词开始走进京城百姓的生活。通过3G这个新鲜玩意儿，用户可以体验到视频通话等多个特色业务，而且使用手机上网的速度也有了明显提升。2008年4月1日，中国电信北京公司同时启动了3G试商用测试和社会化测试，9个月后，工信部正式发放了3G牌照，三大电信运营商的3G业务相继在北京地区上市。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尽快扩充3G用户数，3G手机相关产品的价格已经降低到千元左右。

电信资费――从高额收费到价格坚冰打破

“在传呼式公用电话最初发展的时候，市民打一次电话只要4分钱，传呼一次电话的费用为白天3分钱、晚上5分钱。”常士荣师傅说，这样的收费标准，当时与一个烧饼的价钱相差无几。

让人遗憾的是，传呼式公用电话合理的收费标准并未延续到后来的手机上，而双向收费的模式更是让一些用户在使用手机时显得很谨慎。

已经从大学毕业4年的小陈说，他是在2002年世界杯前买的第一部手机，当时选择的是神州行号段，无论是拨打还是接听电话都得花钱，所以小陈基本上不拨打电话，如果有电话打进来就挂掉，然后使用201卡拿公用电话打回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他和球友之间的交流基本靠短信来进行。

当年的小陈，只是众多因为高额收费而不敢使用手机业务的用户之一。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北京地区手机资费偏高，是部分省市的2―3倍，价格不合理的问题经常引来消费者的猛烈抨击，而电信行业也常被公推为十大霸王现象突出行业评选的“座上客”。

直到2007年，北京地区的手机双向收费才开始有所松动。2月8日，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全球通“畅听99套餐”正式问世，一举成为京城手机单向收费改革的先驱。此后，该公司相继推出了面向神州行和动感地带的单向收费套餐，实现了旗下所有品牌的单向收费。另一家移动运营商北京联通，也针对旗下子产品迅速推出多个系列的单向收费套餐。

“现在就是拨打视频电话，也基本没有什么顾虑。”已经就职于某研究所的小陈说，目前，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已经实现了携号转品牌，自己将原来的神州行号码转成了全球通，并申请成为3G用户。经过这一番折腾，在通话时间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他每月的手机费不超过100元，而且还能免费使用手机报和飞信业务，这与大学期间的捉襟见肘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被称为“最后一块坚冰”的电信市场，一旦出现价格松动就瓦解得异常迅速。随着中国电信的加入，京城电信市场的竞争势必更加激烈，而这有望进一步拉低包括手机在内的一系列电信资费，像小陈一样的电信资费改革受益者也将越来越多。(摘自《中国科技纵横》2009年第9期)

关键数字，

截止2009年上半年，全国电信行业累计完成业务总量为亿元，实现电信业务收入亿元，

2009年上半年，电话用户总数达万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达到亿户；移动电话用户达到亿户。

1949年，我国的电话普及率仅为％，电话用户只有26万。

1978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不及世界水平的1／10。占世界人口1／5的人口拥有的电话不到世界话机总数的1％，每200人拥有电话不足一部。

1987年11月，广州开通了第一个移动电话局，首批用户700人，

1988年底，移动电话用户仅为万户。

1994年底，广东省首先开通了GSM数字移动电话。

1995年4月，中国移动在全国15个省市也相继建网，GSM数字移动网正式开通。

1997年7月17日，中国移动第1000万个移动电话客户在江苏诞生。

2001年5月底，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数突破1亿。

公用电话【第三篇】

因打造阳光政府、规范政府、便民政府之需，近几年各类社会公开电话应运而生。这些公开电话的设立，进一步拓宽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渠道，在传递群众呼声和要求，及时为民排忧解难，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从社会公开电话资源利用现状以及发展前景看，还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有待进一步整合和优化。

一、我市社会公开电话现状与存在问题

据统计，我市目前设立各类公开电话近40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是综合类：主要以63312345市长公开电话为主，还有63396666机关效能投诉电话。

二是报警类：有110报警电话、119火警电话、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120急救电话、63323119森林防火电话等。

三是举报投诉类：有12315消费者举报投诉电话、12358物价投诉电话、96520运管投诉电话、96177烟草举报投诉电话、12365技术监督产品质量举报电话、63001900文化市场举报电话、63318301环境保护举报电话、63321110国土举报电话、63330456旅游投诉电话、96323农业执法电话、96196国税举报电话、96311药品监督举报电话、63322554计划生育举报电话等。

四是服务类：有__电话号码查询、96112气象查询电话、95598电力服务电话、12348法律服务热线、63362110农业技术服务热线、63331111城建服务热线、63324135自来水抢修电话、63322312煤气抢修电话、63323878有线电视维修电话等。

综观所有开通的社会公开电话，虽然相对独立，却又互相联系。每个公开电话受理电话数量有多有少，工作范围有大有小，但其工作的目的和宗旨是一致的，即接受社会监督、更好地为市民服务。勿庸置疑，它们在各自的岗位与领域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工作实践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开电话名目多、号码杂。除个别特殊号码外，多数不易记，市民难以区分专业电话功能；二是许多公开电话由于多种原因处于闲置状态，未得到充分发挥，造成资源浪费；三是公开电话多以个体存在，涉及范围广，缺少系统管理，对部分紧急或重要来电，缺乏必要的快速反应和应变能力，以致贻误时机、恶化事态；四是公开电话个体之间缺乏联系，未形成合力、高效、快速的服务功能以及完善的联动机制，存在多头办理和重复交办，造成职能部门不必要的负担。

二、整合社会公开电话资源的[:请记住我站域名/]必要性

首先，整合社会公开电话资源，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本，提高资源利用率。社会公开电话分属不同部门，占据着一定的资源，除个别应急常用电话以外，大多数公开电话处于半睡眠状态，一年也受理不了几个电话，造成资源闲置，达不到设立的初衷。整合社会公开电话，理顺机制，能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发挥最大功效，更好地为市民服务。

其次，整合社会公开电话资源，有利于及时办理来电，有效保护市民利益。由于各类专业电话大多分设于各主管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举报电话难免要触及部门行业本身利益，为保护自身利益，对投诉电置之不理，结果导致部分市民电话石沉大海、永无音讯。整合后，通过部门行业外介质接受市民投诉与举报，及时办理市民反映的各类问题，避免部门利益保护，能有效维护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

再次，整合社会公开电话资源，有利于提高部门办事效率，提升政府形象。由于机制理顺，公开电话职责进一步明确细化，各公开电话各司其职，全社会形成一张纵横而下的“梳”状公开电话网络，办事效率将得到明显提高。整合后的公开电话，信息、人力集中以及渠道畅通，窗口、减压阀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并以快速、流畅、高效的办事程序和办事效率，在市民心中赢得更高的满意度。

三、整合社会公开电话资源的几点思考

1、统筹社会公开电话，构建合理运作体系。要以“少设不可不设、合理快速有用”为原则，统筹组织社会各类公开电话，建立以市长公开电话为核心，运作

规范、处事迅速、社会信赖、群众满意的覆盖各领域的社会公开电话体系。充分利用市长公开电话的“三方通话”功能，做到投诉人、市长公开电话、应受理方直接通话，使投诉人与有关部门直接取得联系，少走弯路，提高办事效率。2、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完善电话制度建设。成立公开电话领导小组，定期不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加强沟通与交流，相互借鉴和学习好的经验与做法，促进和提高社会公开电话的整体水平。对一些重大或疑难问题，及时召开联席会议，召集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充分发挥公开电话的整体功效，使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及时妥善解决。围绕市长公开电话工作，建立完善的责任、职责等方面制度，使公开电话运作体系有章可循，规范操作。

公用电话【第四篇】

1、现阶段移动电话与固定电话不同的发展特征

全球移动通信发展强劲，固定电话相对萎缩

世界上移动电话密度最高的四国——冰岛、芬兰、挪威和瑞典拥有移动电话用户的比例已分别达到了65％、64％、63％和57％。去年瑞典移动电话用户数量首次超过固定电话用户，但移动电话通话时间则仍远远低于固定电话。瑞典全国移动电话用户去年比上一年增加了将近24％，达到640万户，而固定电话用户则减少了3％，降至580万户。这也是固定电话用户第一次呈下降之势。在亚洲，日本的移动通信规模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日本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家中使用移动电话的用户比例高达48％，逼近固定电话，可显见日本即将进入移动通讯为主的时代。又如，香港总人口仅为690万的香港，移动电话的用户数量已经从去年的350万上升到2001年6月份的460万。而与此同时，香港固定电话的线路，仅从2000年的370万条上升到390万条。由此可见，移动电话业务的上升与固定业务的滑坡已是一个普遍现象。

全球移动电话用户将超过固定电话用户

目前全球有接近7亿多移动电话用户，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以每天70－80万的速度增长。预计到了2003或2004年，全世界的移动电话用户将超过固定电话用户。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将赶超固定互联网

到2005年－2006年前后，移动互联网用户数据将超过固定互联网。到那时，使用移动设备接入互联网的用户，将在数量上超过使用固定设备接入互联网的用户。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将赶超固定互联网。对于网络运营商来说，这意味着需要更大的容量。现在的移动网络是针对传统语音电话设计的？当被用于传输数据时，这些网络的速度相对较慢。而即将出现的3G网络将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移动用户数将超过固定用户数

2001年10月底，中国移动电话用户已达1．36亿户，而固定电话用户则已达1．746亿户，差3000多万户。2001年以来，中国平均每月新增500万移动电话用户，全国电话普及率已达到每百人24．4部，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9．2部。据专家预测，到2002年中国移动的用户总数将超过中国电信的固定用户总数。

2、国外固定运营商如何面对移动的替代性竞争

针对移动电话的大规模侵入，国外固定运营商又是如何对待的呢？

固定运营商经营移动业务

例如，NTT不仅占据日本固定电话市场主导地位，而且经营的I－MODE，效率也很好。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NTT在国际电信市场中仍然保持第二的位置。2001年10月份有64．6％的固定电话被叫服务由NTT公司来经营。NTT控制了90％的电信连接业务，并从像KDDI和日本电信这样大的提供商那里获得了交互连接的业务。同时，NTT公司也经营做移动业务。

又如德国电信也是一个全业务公司。1996年底和1999年的二次上市，筹集资金额几百亿美元。经过上市筹资后，德国电信手中有了大量的资本，于是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发展策略，使其迅速成为雄霸全球的电信集团。自以111亿美元收购英国121公司后，又提出以814亿美元并购意大利电信的计划。最近，德国电信又以507亿美元出价投标收购美国公司Voicestream；另一方面雄厚的财务实力也使其在英国、德国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牌照竞标中获胜，取得了在下一步无线通信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权。通过一系列的改革，目前德国电信已是欧洲最大、世界第三大电信运营商，在29个国家和地区拥有71个分公司、子公司、联盟公司和合资公司，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化电信运营集团。

法国电信原为法邮电部电信总局，1996年成为股份公司，但仍垄断着全国的电信业务。在1998年法国开放电信市场后，法国电信在竞争中求发展，采取了移动电话、因特网和国际化“三管齐下”的战略，尽管话费一降再降，但实力却不断壮大。该集团公布的数字统计显示，到2001年6月30日，其用户已达到8600万，比一年前的5980万增加了43．8％，其中移动电话入网数为3550万，比一年前增加52％。在法国电信上半年的营业额中，移动电话营业额为70．82亿欧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1％；因特网服务营业额为6．42亿欧元，同比增加49％；国际业务营业额达到69亿欧元，在其营业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20％上升到三分之一以上。

目前，法国电信已成为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电信企业之一，其麾下的Orange电信（移动通信）和瓦纳杜公司（因特网服务）分别仅次于英国沃达丰公司和德国T在线公司而居欧洲第二位。

2．2 固定电话公司发展增值业务，尤其是移动增值业务

日本

1、日本推出固定电话上网服务L-mode。

日本NTT东日本与西日本公司最近推出利用固定电话连接因特网的L型（L－mode）服务，只要使用适当的电话机，就能得到银行转账、股票买卖、网上购物等多项服务。“L型”是相对于“i型”移动电话上网服务而言的固定电话服务。利用装载着液晶画面的电话机和传真机，就可以阅览网上主页，并接受电子邮件。两公司计划一年内向150万部“L型”电话机提供上网服务，以此来推动备受移动电话排挤的固定电话业务。

2、IC卡公用电话接入互联网服务

日本电信运营商NTT所属的专营都道府县地方通信的东部日本电信电话公司（NTT东日本）和西日本电信电话公司（NTT西日本）日前宣布将从明春开始提供IC卡公用电话接入互联网服务。由于移动电话步步紧逼，曾风靡日本街头的公用电话的已经面临着越来越艰难的境地，NTT两地方公司的此举意在重振公用电话的往日雄风。

韩国

韩国即将推出通过有线电话机上网的业务。从2001年10月起开始提供通过安装有液晶画面？LCD的有线电话机接收电子邮件，因特网检索，证券、天气、房地产等信息的服务。新亮相的服务主要包括可接收电子邮件，与移动电话联动的简单短信息？SMS等；而因特网检索，证券、房地产、天气等信息检索服务将从明年初开始分阶段进行。

进行资产重组，购入移动和互联网资产

2000年6月，法国电信公司并购了英国第三大移动电话公司Orange。这是英国Vodafone电信并吞德国Mannesmann电信后的产物，在1999年被Mannesmann并购的Orange转了一手落入法国电信口袋。

2000年，Orange France ／ Itineris在法国的营收成长率为38．2％，达到53．4亿欧元；而用户人数则从1千万人成长到1千4百万人，成长率为42％。法国之外的欧洲地区，营收成长则有87．9％；用户人数从275万成长到1千6百万，成长率高达476％。而欧洲之外的其它地区，也有103％的用户人数增长。

目前，法国电信集团从1999年下半开始，就已经规划了WAP服务。目前市场上最受瞩目的则是GPRS服务，这个服务的试验也已经进行一段时间。GPRS之后，迎面而来的将是第三代行动电话。

发展互联网和有线电话业务

自从在1984年实施私有化之后，英国电信一直被禁止从事广播业务，不过，这项禁令已经在2001年1月份过期。债务负担沉重的英国电信，可能和BskyB公司、Granada媒体公司、或者OnDigital公司组建一家合资企业，来确保其电视服务项目的内容。英国电信公司可能会通过它的电话网络提供电视和互联网服务，向英国主要的有线电视运营商——NTL公司和Telewest公司发起挑战。

推出不同的优惠价格

法国电信对传统的固定电话服务，推出数十种不同的优惠价格，包括：本地电话优惠，在25公里半径内的本地电话通话费用，一个月只需10法郎，可以打六个小时；国内与国际长途电话优惠，用户选定一组电话号码（长途或国际），所有打到这个电话号码的通话费都打七五折，而每月也是多交10法郎。这些优惠方案推出频率相当高，平均每三个月就有一项新优惠费率出现；而且广告CF马上就随着电话费帐单寄到用户家中，用户只需拨一通电话服务马上开始。即使在国内电信市场日渐开放，国外大电信集团逐渐在法国攻城掠地的情况下，法国电信用户的固定式电话通话量还是呈现稳定成长，从1998年到1999年，总话务量由1379亿分钟增加到1469亿分钟，成长率为6．5％；从1999年到2000年，成长更为快速，达到10．7％。

3、中国电信的应对策略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受电信资费调整和市场竞争、业务分流的双重影响，今年以来，中国电信的业务量、业务收入出现两极分化特点：一方面，业务量持续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业务收入增幅仅为5．8％，不仅大大低于全行业的平均增幅，且首次低于GDP增幅，增幅降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

造成中国电信增量不增收、收入大幅下降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固定电话话务量被移动电话大量分流的替代性竞争也逐步加剧，如广东省，2001年新增用户130万户，但本地话音业务却没有增长。

争取成为全业务公司

未来通信业的发展就是移动通信的发展，移动通信超过固定通信成为通信市场的主流是无可否认的。未来通信业的竞争核心是移动通信市场的竞争。目前的通信运营市场的发展情况也充分地显现了这一点，固定电话用户的增长趋缓，高端用户大量下降，而移动通信的用户量增长迅速，高端用户大量地流向了移动通信市场。虽然目前的话费率移动通信远远超过固定电话话费率，但是用户对移动电话的费率容忍程度远远高于对固定电话的费率容忍程度。2001年上半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而中国电信却只有创新低的5．8％。尽管联通已经拿到了固定电话的经营牌照，而联通就基本上放弃了固定电话市场，而在移动市场上却是花尽力气，不仅发展GSM，又开始建设CD停痢

这种情况下，全业务的意义就是非常重大，全业务意味了中国电信等固定运营商应可以拿到移动牌照，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上竞争不仅仅是两个公司，而是3－4大公司。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竟争，也才能真正使中国电信成为有竞争实力主导运营商。

尽快走向资本市场

对于中国电信来说，IPO对中国电信来说实在是意义巨大。中国电信不仅需要资金，更需要的是机制转变，需要通过海外上市，实现资产重组。

目前，国际股市不景气对中国电信海外上市并没有绝对的影响——中国电信是个业务齐全（移动除外）的综合电信服务商，也是国内最大的电信企业，100亿美元的IPO规模远比中国移动？HK0941、中国联通？HK0762大，任何要进入内地电信市场的外资电信都必须同中国电信合作，认购中国电信股票是许多外资电信都渴望得到的事。所以，中国电信应做好前期的资产、人员剥离等工作，以准备尽快上市。

发展增值业务

固定短信系统的出现，为固定电话用户的信息服务带来了根本变化。对固定用户而言，传统的固定电话网不再是单一的语音通道，而且成为文字消息交互平台。对社会来说，固网短信业务实现互联网、固定电话网、移动电话网之间的信息传递，使电话机成为一种全新的信息媒体。无论从短信系统所能服务的目标客户群和业务发展方向上看，该系统将为固定电话网注入新的活力，为我国现有的1．7亿固定电话用户带来更多更好的信息服务。日前，中国固定电话短信业务的行业标准出台，这标志着不久的将来，用固定电话发送短消息将成为现实，从而结束我国固定电话只能传送声音不能传送数据的历史。

与无线网络争夺短信息市场已成为当前中国电信的一项重要工作。按照中国电信的计划，首期将在天津、上海、云南、湖北、辽宁、浙江、湖南和山东这8个省市中选择两个开通固话的短信业务，根据业内人士估算，首期总的投资金额将达到1亿元人民币。

固定电话要继续发展

中国电信固定电话在“硬”的指标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竞争基础和能力，网络规模在世界上坐二望一，网络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信息产业部最新统计，截至2001年9月底，固定电话用户数也已经达到了1．7亿户。

各种新业务的需求必将急剧地增加，而固定电话是许多电信业务的根基，这无疑为固定电话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其次，随着电信增值服务业的开放，增值服务运营商的数量将逐步增多，固定电话的相关服务功能和业务品种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挖掘和开发，这又为固定电话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广阔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