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意识形态风险理论研究路向探索与分析

关于对意识形态风险理论研究路向探索与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任重道远，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临风险考验的重中之重，加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问题研究是践行党的二十大“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要求的重要体现。回溯国内相关理论发展道路并探析规律，摸清国内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的基本路向，可以促进党和人民以更自信、更昂扬的态度应对风高浪急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在不断的胜利中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一、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理论研究路向初探

我国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产生于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碰撞中。马克思主义自来到中国，便始终面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攻击甚至诋毁。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式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科学性和生命力。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的意识形态风险理论，但从事实上对意识形态风险问题作出了回应。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严峻的意识形态问题推动相关理论快速发展，知识分子们开始围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及其面临的风险因素展开早期探讨，前后大致可分为两个发展时期：

一是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不同学科领域对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的初步探索。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冷战国际背景以及新中国意识形态斗争实际情况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基于这种认识，党带领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分别立足于各自学科特点，提出意识形态风险应对策略。史学家嵇文甫以其深厚的中国史学功底阐述意识形态的特征及其不稳定因素，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在客观上和某种阶级的要求相适应”的阶级性，［2］强调物质基础对意识形态稳定性的重要作用。经济学家樊弘专门针对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风险指出，凯恩斯经济学为了服务自己的阶级蓄意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不顾科学性地“结合现代资产阶级的追逐最大利润的意识形态，组成一套最虚伪的经济学说”，这些经济发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造成负面影响并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3］通过分析这些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重点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分析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危害，同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进行辩护，以扫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残余为主要任务。时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的张际春同志也在此时提出要“在全体人民中彻底肃清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呼吁学者们的理论研究要契合冷战国际背景下维护新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需要。［4］这段时期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批判为后期分领域进行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二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理论研究的发展困境。这段时期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决定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的研究内容基本上都是围绕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关系展开，研究角度局限性相对较大，对于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概念、议题形成以及内涵拓展等基础性理论研究相对匮乏，方法路径的研究也相对单一。党内相关理论囿于“批判斗争”的传统意识形态化解方法，强调必须通过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整体上存在将意识形态斗争简化为“思想上的改造与反改造”的倾向，缺少现代化的防范化解路径探索。这种倾向是对意识形态风险来源理解单一的表现，反映出国内意识形态问题基础理论研究的短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中也包含中国共产党应对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的重要历史经验，其中涉及大量意识形态斗争心态问题和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的研究，使国内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必须做好长期斗争准备，呼吁“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5］这些最终都成为党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重要历史经验，对于化解国内矛盾、防范重大风险发生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重要启示。

二、我国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的发展困境与深化演变

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大胆尝试也使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进入理性沉淀期，发展思路的整体转型促使国内学界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斗争路向进行整体反思，相关理论探讨一度陷入沉寂。但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即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意识形态风险挑战，尤其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文化最厚重的国家，必然遭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渗透和攻击。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是有风险的事。”［6］（Ｐ113）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们开始普遍意识到全球意识形态斗争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告终，相反以更加隐蔽、专业和强势的形态出现。国内很快出现了“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概念，并且在学术研究方向上呈现明显变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广泛吸取西方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的相关经验。江泽民同志指出：“西方国家都有一套系统的方法和手段，来对他们的官员、学生、群众、军队灌输资本主义的思想、价值观和政治信条。”［7］（Ｐ86）在党的引领下，国内学界开始批判性学习借鉴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全面总结苏联意识形态斗争失败原因，并着力推动国内相关理论研究突破困境，拓展新发展思路，对于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认识也更加深化，尤其是对意识形态风险的非传统传播方式的研究深刻影响党的理论和学术发展方向，为接下来学者们批判网络时代西方思潮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起到重要的理论准备作用。西方发达国家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理论经验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的理论视野，对国内理论研究突破困境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二是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与现代化发展相结合。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网络高科技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稳定性等新的风险领域开始受到关注，特别是网络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引起党的高度重视。胡锦涛同志提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等概念，指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8］（Ｐ559）党中央对相关问题的重视引发国内理论研究热潮，出现大量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例如，学者仲崇东从经济角度研究了全球化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关系，指出西方思潮伴随经济全球化涌入国内，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形势严峻。［9］在分析意识形态风险传播路径时，他指出网络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正反两方面影响，提出“建立网上马克思主义阵地”的创新性理论，对国内相关理论研究具有明显的开拓性作用。张衍前等学者也对网络时代意识形态斗争局面复杂性以及执政党如何把握话语权等问题做出研究，在国内较早地分析了网络信息高速传播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形成的挑战。［10］2006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之后，学者们有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如何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起广泛关注。张骥和张爱丽等人率先从价值观着眼，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必须以文化自信抵御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探索文化自信与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之间的关系。［11］

另外，这段时间也有学者们针对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的基础理论进行深入探索，对社会风险基本概念、意识形态风险议题形成等方面的研究亦有所拓展。

总之，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国内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受到改革开放后经济政策变革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现代化走向，这对党的十八大以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问题的理论发展路向具有关键性影响作用。

三、我国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的多元视角与方向共识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理论研究迅速升温。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取得决定性成就，推动相关理论研究进入成熟发展期，具体表现为“多元视角”与“方向共识”两大特征。

首先，国内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的多元视角。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大为拓展，包括基础概念性研究、经验总结性研究、体制机制探索性研究、路径方法拓展类研究、理论整体性研究以及国外相关理论的批判与借鉴、等等。在基本概念方面，“信息边疆”概念出现，杨文华、李海艳等学者强调用技术手段设置信息边疆预警以防止网络负面信息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的冲击。［12］在路径方法研究方面，专门针对网民群体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的研究大量出现，学者们总结了加强网络监管、提升价值观认同等具体路径，尤其是杨永志、吴佩芬等学者提出，从社会环境建设方面着手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创新性观点，较早的触及到虚拟与现实相统一的前沿问题。［13］此外，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入手探讨意识形态风险化解路径的研究也大量增加，学者们普遍认为文化自信对我国抵御意识形态重大风险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要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宣传，利用科技手段加强突发重大风险事件的信息沟通，通过合理的技术手段增强监控预警预判能力，为构建科学的风险防范机制创造新空间。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孙大伟、王夏杰等学者认为，应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突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重大危机事件当中的重要作用，将“制度威力”作为新时代防范化解风险的着力点。以上这些研究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反映出新时代国内学者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的多维度拓展。

其次，国内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的方向共识。党的十九大以后，建党百年临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的要求。国内学者自觉将党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基本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共识。诸多学者从党的领导视角出发，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坚持把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强调要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挑战的组织效能。同时，也出现大量从马克思主义人民性视角出发的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共产党人战胜危机和风险的强大底气和力量来源，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调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对党的风险防控政策的关键影响。但较为遗憾的是，目前关于党民联动防范化解风险的具体实践经验研究尚不多见，而事实上在党的百年历史中，党民携手、联动防控是取得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胜利的关键因素。

“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规福于未萌。”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作为党和人民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必然引起国内学者广泛关注。目前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研究已经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自我认知”“被动抵御”到改革开放后的“主动防范化解”，以及建党百年的“历史经验总结”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周期，表现出国内学者们对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化和日趋成熟。经历建党百年的全面经验总结以及中共二十大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全新部署后，国内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必将开拓新一轮研究周期，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路向上展开多维度探索呈现更新的研究高度和更宽的理论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