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故事（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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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的故事【第一篇】

司马迁和司马光不是哥俩，两个人一个在西汉、一个在北宋，相差了1000多年。之所以他们的姓名里面有两个字相同，是因为他们的姓是“复姓”，姓就有两个字。作为姓氏的“司马”来源于古代的官职名称――“司”有“主管、负责”的意思，“司马”就是管马的官。可是您千万别小看了这个官，同样是管马，它和孙悟空当的那个“弼马温”是有天壤之别的，它是负责军务的国家最高官员之一。

怎么会这样呢？管马就那么重要吗？回答是：对的！因为马进入军队后产生了一个新的兵种――骑兵，这对战争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对原先的步兵来说，骑兵的出现是一场噩梦，他们速度快、机动性强、冲击力大，还可以用马拉动战车――简直就是古代的坦克。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常用“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来形容一个国家的强大实力，比的就是战马和战车的数量。所以司马是最高官员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最先用“司马”作姓氏的人，不是做过司马，就是祖先有人做过司马。这样的家族在最早的时候有教育资源上的优势，后来也往往传承了重视教育的家风，所以子弟中成才的比例也会很高。司马家族出来的大人物就有司马迁、司马光、司马相如、司马懿等等。然而，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并不一定会成为人才，他们能够成才还是因为具备了优秀的品质。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最棒的史书，作者司马迁因此被称为“历史之父”，他又有哪些过人的优秀品质呢？

司马迁从小就是个刻苦、自立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司马迁就在父亲的启蒙下开始习字读书。还不到十岁的时候，父亲就到京城担任记载史事、编写史书的太史令，而留在家乡的司马迁一边学习种地、放牛，一边自己刻苦攻读。后来，他的水平越来越高，但仍不断学习，被两位大学者孔安国和董仲舒接受为学生。孔安国是孔子的十世孙，他和董仲舒都是当时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在他们的指导下，司马迁的学问更加深厚，并且建立了成熟的历史价值观。

司马迁也是个十分勤勉、认真的人。长大成人后，司马迁到京城投奔父亲，在父亲身边学习历史知识，对史学的兴趣更加浓厚。20岁的时候，父亲让司马迁去游历天下，搜集流散在民间的遗闻旧事。他从现在的陕西西安出发，足迹遍布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水陆交通是远没有现在发达的，出门旅行是一件特别艰苦和危险的事情。但司马迁不怕苦累，在游历中印证自己所学，并采集了书籍上没有记载的大量史实。

司马迁还有着正直、求实的性格品质。游历归来后，司马迁在朝廷担任了官职，用心结识天下贤能之士，其中包括贾谊、樊哙、冯唐的子孙。后来又担任了太史令。在他47岁的时候，将军李陵在西北与匈奴作战时被俘降常汉武帝十分愤怒，群臣也都声讨李陵的罪过。只有司马迁说：“李陵对父母孝敬，与人交往讲信用，为国打仗奋不顾身，一向有国士之风。况且他带五千步兵，深入敌后，吸引敌军主力，杀敌上万，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他之所以被俘未死，是想建立曹沫那样的功绩呀。”曹沫是春秋时鲁国大将，因劫持齐桓公而要回了鲁国被占领的国土（故事见2016年第7-8期《武艺高强的刺客们》）。但汉武帝没接受司马迁的说辞，而将他定了死罪。

司马迁在面对困境时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为了人生追求而忍辱负重。当时的死罪可以有两种办法赎代，一种是用大量金钱赎买，一种是用宫刑代替。但很多没有钱的人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意受宫刑的屈辱。司马迁没有钱，也不想受辱，但他想到没有完成的史学事业，想到孔子在困顿时作了《春秋》、屈原在流放时作了《离骚》、左丘明在失明之后完成了《国语》、孙膑在被切掉膝盖后编纂了《兵法》，于是他选择为了追求而活下来。

《史记》是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之首，也是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年间3000多年的历史，无论从体例上、叙事手法上还是思想价值观上，都对后世史书有巨大影响。它还兼具极高的文学价值，被现代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能完成这部恢弘的巨著，正是刻苦、自立的性格为他打下了学识基础，勤勉、认真的态度为他积累了史学知识，正直、求实的品质为他确立了写作原则，坚韧不拔的精神为他铸就了人生辉煌。

司马光的故事【第二篇】

宋代时期，在“孟子升格运动”中，伴随崇孟思潮的兴起，也出现了一股疑孟、非孟的思潮，这股思潮是孟子升格运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展现了宋儒对待孟子的不同态度，也是两宋孟学史及中国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不容忽视。而司马光作为疑孟者思潮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对孟子提出质疑的角度和立场颇具有代表性。

关键词：司马光；孟子；王安石

司马光 （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人，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北宋时期，在王安石的大力推动下，使孟子其人其书的命运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孟子得以受封爵号，入孔庙配享，《孟子》由先前的子部上升为经部，列入“兼经”，立为官方教材。司马光撰写了《疑孟》等文章批评孟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司马光的疑孟除了单纯学术之争和思想分歧外，还带有釜底抽薪，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政治色彩。归纳起来，司马光主要是在《疑孟》等文章中对孟子的性善论、君臣观、孟王霸观、义利观四个方面进行了质疑。

一、对孟子性善论的质疑

孟子全部思想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内容，是他的性善理论。主张人性善，是孟子思想的最大特色，也是孟子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司马光继承扬雄了的性善恶混说，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是人的所有社会性表现，有仁义礼智，也有暴慢贪惑，反对孟子单一的性善论。例如，他说：“孟子云：‘人无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长，所日见者尧舜也，不能移其恶，岂人之性无不善乎？”司马光认为，孟子主张性善，认为恶是外物引诱的结果；荀子主张性恶，认为善是圣人教化的结果。其实，他们“是皆得其偏而遗其大体也”。这个被遗弃的“大体”，就是他所主张的性善恶混。例如，他说：“夫性者，人之所受于天以生者也，善与恶必兼有之。是故虽圣人不能无恶，虽愚人不能无善，其所受多少之间则殊矣。”在司马光看来，善与恶实际上共存于天性，就如同种田一样，稻粱与藜莠总是并生的，所以也才需要耘其藜莠而养其稻梁。只有扬雄的性善恶混才是最恰当的性论。因此，他说：“故杨（扬）子以为人之性善恶混，混者，善恶杂处于身中之谓也。顾人择而修之何如耳，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 则为恶人。斯理也，岂不晓然明白哉！”司马光尽管力图用扬雄替换孟子，使“性善恶浑说”成为宋代心性讨论的理论基础，然后宋儒们还是舍弃了扬雄而最终选择孟子作为自己的“正统”的。

二、对孟子君臣观的质疑

司马光疑孟，固然有振兴君权，强化宋朝天子权威的至上性和至尊性，巩固宋朝统治的目的，但是其最终目的却是指向王安石的。

孟子的君臣观主张君主必须尊德乐道，要礼待有德望的臣子，在君臣关系中，臣可以根据君主的作为与态度选择自己的行为取向。王安石受孟子思想的影响，主张君尊臣卑，臣下尽心效忠事君。对于德才兼备之臣，君主要尊德乐道，不能以势相压，必要时，要勇于破除君尊臣卑的僵死观念，屈尊相问。

处于维护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君主的统治的目的，司马光在《疑孟》中借批孟子的君臣观来批评王安石。例如他说：“孔子，圣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 俟驾而行，过位，色勃如也，足蹊如也，过虚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适乎？孟子学孔子者也，其道岂异乎？夫君臣之义，人之大伦也。孟子之德，孰与周公？其齿之长，孰与周公？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负之以朝诸侯，及长而归政，北面稽首畏事之，与事文、武无异也。岂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齿，可慢彼哉？”司马光认为孟子拔高德齿的重要性，轻视君主的尊严，是对孔子的背叛，君臣相处，是要遵循孔子守礼正名的思想的。例如，他说：“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 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批评孟子的君臣观，但他只强调“贵贵”，而忽视“尊贤”，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短见。

三、对孟子王霸观的质疑

孟子继承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明确主张王道政治。王道而非霸道，心服而非力服，这是孟子所倡仁政的主要特征。而司马光在《疑孟》中，质疑孟子作为臣子却不为国民百姓着想，批评其对涉及民之生死国之存亡的军旅大事出言不慎，袖手旁观，不负责任。例如，他说：“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齐无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齐之君臣不谋于孟子，孟子勿预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劝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怀而未进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军旅大事，民之死生，国之存亡，皆系焉，苟动而不得其宜，则民残而国危，仁者可忍坐视其终委乎？”孟子主张王道而非霸道，而马光却主张“王霸同质论”，他说：“所谓性之者，天与之也；身之者，亲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内实亡也。尧舜汤武之于仁义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则强焉而已。夫仁义者，所以治国家而服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顾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远近、多寡之间耳。假者，文具而实不从之谓也。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于霸乎？虽久

假而不归，犹非其有也。”其实，自西汉中期以后，伴随着儒家思想的发展，就开始出现吏服雅驯，儒通文法的现象， 霸王道杂之就成为一种统治手段，司马迁的王霸观其实也客观第反映了历史的实际情况。

四、对孟子义利观的质疑

孟子的义利观重民利，主张行仁礼之义，以导民之利；在义利关系上，主张先义后利，义以导利，义重于利，而司马光在义利关系上却强调义利统一，例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通过孟子和他老师子思讨论义利的记述，发表自己的义利观。他说孟柯“尝问牧民之道何先？ 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 ’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 此为不利大矣！” 他引用《易》曰：“利者，义之和也。”他又以“ 臣光曰” 的形式评论说： “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因此， 在司马光看来，义利是一致的。司马光虽然与孟子的义利观有差异，但总的来说，他并不反对“言利”，他反对的是王安石的“言利”，认为王安石的“理财”实质是“聚敛”搜刮民财以充国用。他主张明确并合理分配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否则就会“财聚则民散，下怨则上危"，希望统治者宽恤民力。

总之，在宋代崇孟与疑孟的争论中，尽管崇孟派最终获得了胜利，但作为宋代孟子升格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的疑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还是占有重要的地位的，探究司马光的疑孟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解释孟子，重新探索孔子创立儒学的原儒精神，弘扬儒学，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3]张荷群：《朱熹对疑孟的总结与回应》，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3（4）.

[1]陶懋炳：《司马光史论探微》，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林汉仕：《孟子探微》，文史哲出版社，1978.

司马光的故事【第三篇】

“诚”是司马光终生追求的信条，是他为人处事的准则。这个“诚”指的是为人诚实忠厚、讲究信誉，做事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以“诚”命字

司马光字君实，他用“君实”为字还有一个故事。幼年的司马光是一个顽皮淘气的孩子。在他五六岁时，别人给了他几个青核桃，他求姐姐将外皮剥掉，姐姐摆弄了好一阵子，却怎么也剥不开。姐姐走后，一个女佣把青核桃用开水一烫，那层青皮便脱落了。姐姐回来时见核桃皮已脱，就问是谁剥掉的，司马光逞能地说是自己。这件事正巧被父亲碰见了，父亲训斥司马光道：“小小年纪就撒谎骗人，怎么得了！”父亲的严厉批评给司马光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极深的烙印。

司马光下决心再也不说假话，并用“君实”作为自己的字。司马光想用自己的“字”提醒自己时时要“实”，处处要“实”。他一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以“诚”育人

司马光不仅要求自己“诚”，而且用“诚”来教育学生。他晚年居洛阳，有个新科进士刘安世不就任朝廷授给的官职，专门赶到洛阳拜司马光为师从学。他向司马光请教做人最要紧的是什么？司马光只回答了一个“诚”字。

刘安世思考了三天，仍然不得要领，便再次向老师请教：“前日蒙先生指教以‘诚’，然而从何门而入呢？”司马光回答：“从不说假话入门。”后来，司马光做宰相，来和他拉关系的亲朋故旧很多，而刘安世却一无所求，司马光就推荐他担任馆阁学士。

以“诚”待人

司马光一生为人诚恳，在交友过程中更是充分表现出这一品格。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治观点不同，但二人都光明磊落，从不在私下里说别人的坏话。王安石开始变法的时候，司马光给他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希望王安石能领悟并改正。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不从个人感情出发，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他。

司马光的故事【第四篇】

唐代韩愈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奋是成功的的基石，勤奋是成功的前奏，勤奋是一个人才出现的告白。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与欧阳修同名的政治家司马光，想必大家都知道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司马光，自幼天资聪慧，加上勤奋好学，才智过人自然是其一大优点。司马光长大从政，这种勤奋好学的态度影响了他的一生。司马光由于爱睡懒觉，早上如果起迟就会耽误好多事情。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晚上睡觉前多喝点水，那么就能被尿给憋醒了。可事实是，第二天早上不但没早起，反而还尿了床，引来了同龄人的冷嘲热讽。于是，他动用他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一种名为“警枕”的圆木枕头。如果他怕睡迟误事，那么那么他就枕着这个私人定制的枕头睡觉。因为枕头本身是圆形的，所以只要一翻身，枕头便会脱离脖子，脑袋就会狠狠的磕在床木板上，从而立刻惊醒，就不会有起迟偷懒的行为了。司马光最著名的作品是《资治通鉴》，为了编撰这本书，司马光耗费毕身精力和心血，将自己后半辈子的生活付诸于此，每天起早贪黑，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他往往编书编到半夜才肯睡觉，每当仆人伺候自己是，他总是先让仆人睡去。他早上五更左右就起床继续编撰。正是因为有了司马光的勤奋努力才成就了今天的《资治通鉴》。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要永远尽你所能，永远不要气馁；永远不要小看自己。”坚持自己道路，不变胜利的初心，在自己奋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即使自己天资过人，但如果不努力不奋斗照样泯然于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