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文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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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论文1

自反性，是一种涉及现代化领域研究范围的社会学知识，超越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束缚，对现代工业社会形态进行抽离，并按照自己的模式进行重新排列、组合。中国的五四文化思想启蒙属于正统现代化的范畴领域，自反性主要是针对在运动之后萌发的另一种新型的文学形式进行描述。通过对五四思想启蒙运动里收获的文化形式和文学手法，进行科学总结和灵活运用，结合自身的写作形式和特征，展开了另一个新兴思想领域的论述。其中包含对美学现代性的批判与否定，也包括解放美学现代性的限制，开拓另一片现代性的浩瀚星河。这些行为都是以自反性、现代性为基础，力图彻底摆脱传统文学的束缚。在质疑和否定五四思想文学的现代性的同时，表达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现代性诉求，多个文学巨匠的不同个性的彰显，共同构成了现代新文学的反传统意识的自反性系统。

1.在文学革命热潮中寻找思想启蒙的手段

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对写实主义、文学的抒情手法也比较看重，主张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和自由性，不过，由于强大的启蒙现代性话语的强势压迫，使得这种审美现代性诉求并未得到有效的推广，也正是这个原因，造就了五四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性。通过具体考察五四文学革命所处的历史情境，深刻探究当时思潮的主要倾向，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的性质的确定，意义重大。当时的文学中心以文化批判为主要行文途径和思路，通过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切的出发点，都来自新旧文化的冲突，以反封建为主。五四文学革命的这一主题思想，是贯穿整个启蒙运动的基本依据，这主要是由于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唤起文学革新。那个时候的新文化人主张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启蒙手段，表达文艺和思想不可分割的联系作用，一方面有效地记录了欧洲文化思想的进步，另一方面强调文学对时代思想的影响作用。因此，文学家通过文学作品，试图总结这个时代思想文化的特点，有助于加强各个文学爱好者的认识，巩固这一革新运动的历史意义。胡适，作为那个年代文学改良的优秀领导者，主张以白话行文，体现了启蒙运动在现代性方面的强烈诉求；陈独秀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以及通俗的明了的社会文学”。虽然这只是一个固定的原则要求，但却得到了广大从事文艺事业人的认同，这一举措大大地修正了凌乱的、陈旧的古板行文思路，开拓了文章构建的自由性，并适应了未来现代化文学的新要求。

2.五四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的弊端之处

五四启蒙运动之后，不少文学作家仍沉醉在思想启蒙下的绝对化、理想化的自我价值，这样的愿望，面对现实的考验，必然会导致幻想破灭，并带来绝望。丁玲的小说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特点，记录了知性青年在痛苦和矛盾中的绝望哀号。只盲目停留在启蒙思想意识形态之中，不懂得以浪漫冒险的态度去投身在革命事业中，带来的结果必定是差强人意的。这些提倡文学改革的作家，已伴随时代的脚步沦落到无路可走的地步。这些陈旧的作品中，的确展现了一定的现实色彩，却也以个人悲剧的真实写照展现社会与时代的症候。这些青年不同的命运遭遇，在现实中体会到与理想的落差，使得不少文学作家开始对五四的思想意识形态产生了质疑，在时光的积淀下，转变成了一种文学化的批判与质疑五四思想的热潮。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首先，过于理想化、乐观化、完美化的思想主旨宣传，使得大多数人忽略了个人认知能力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局限性。涉及具体的民主、科学意识的形态等没有做到理性的、具体的描述，不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大多数以自我意识的宣扬为主，因此局限性相当明显，这一定会使得启蒙思想运动的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的空泛性。其中，相对认知水平较低的知识青年，无法做到对个性主义的启蒙思想的价值作用的有效分析，只能盲目地跟随大众，并将这种思想奉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不思进取，自己的真正思想意识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并失去了一定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其次，过分强调对传统的绝对叛逆，忽视了现实中家庭、社会、道德构成的合理意义，盲目鼓励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虽然做了一定的价值性和合法性叙述，但忽视了个人主义的负面作用。由于过分地宣扬个性，使得家庭、社会、道德等相关的好的传统观念被丢在一边，严重影响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和交流，一切行为全部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趋势，会造成自身与社会文化的隔离，使得周围的人无法接受，造就自己孤独终老的一生。正是由于盲目信任，才造成了对这一现象的忽视，所以当现实的大山压过来时，自己已手足无措，只能发出痛苦的哀号。

另外，中国五四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们，尚不具备专业、系统的价值理念意识，在思想工具的理性运用上极度贫乏。伴随着文学主流的激流勇进，很多文学思想家已无法顾及其可行性，而盲目地接受顺从，并深刻地陶醉于其中，而无法自拔，对真理的认知已严重地脱离现实的衡量标准，使得他们只能一味地发表自己的感受，在现实的应对方案上却无计可施，加深了自身的困惑性。总的来说，对思想和精神力量的非理性夸大，是五四启蒙运动产生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共同原因。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没有考虑到思想精神的具体限度，也忽视了他们需要结合具体实际状况，才能得到好的发挥，作为孕育思想的现实土壤——社会，它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五四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很多人由于长期沉陷其中，而无法适应新的生活，因而在自己内心的印照下，创作了许多与时代脱轨的作品，失去了一定的现实意义，更无法适应现代化文学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对期待结果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忽略了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下蕴含的新的局限，和五四运动时期一样，无法接受现实诸多元素的考验，最终，他们也将被历史淘汰和遗忘。工具的理性运用上极度贫乏。

伴随着文学主流的激流勇进，很多文学思想家已无法顾及其可行性，而盲目地接受顺从，并深刻地陶醉于其中，而无法自拔，对真理的认知已严重地脱离现实的衡量标准，使得他们只能一味地发表自己的感受，在现实的应对方案上却无计可施，加深了自身的困惑性。总的来说，对思想和精神力量的非理性夸大，是五四启蒙运动产生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共同原因。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没有考虑到思想精神的具体限度，也忽视了他们需要结合具体实际状况，才能得到好的发挥，作为孕育思想的现实土壤——社会，它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五四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很多人由于长期沉陷其中，而无法适应新的生活，因而在自己内心的印照下，创作了许多与时代脱轨的作品，失去了一定的现实意义，更无法适应现代化文学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对期待结果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忽略了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下蕴含的新的局限，和五四运动时期一样，无法接受现实诸多元素的考验，最终，他们也将被历史淘汰和遗忘。

二、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对五四启蒙运动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

审美现代性一直是以一种批判性地位而存在的，可以具体理解为审美现代性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原则，使得审美建立在社会的对立角度上，具有一定的客观意义。而自反性就是维持这种现象的主要工具，使得审美现代性能够针对自身的自反性逐渐地向现实的、客观的方向发展，并作用于自身。因此，一些自由主义的文学作家也对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的具体的主题思想产生质疑，他们在作品中集中表现了对五四主体思想的自反倾向，主要表现在：通过融合底层人民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国家意识形态，著名作家老舍，主要通过适应时代要求的理念进行中西方文化思想的对比，具体结合实际分析各方面的不同状况，在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感的激励下，完成各个小说的著作。他很能运用生动的语言和幽默的叙述方式，并且可以深刻地揭示中国的各种病象，深刻地阐述国民的错误的思想意识，急迫渴望那种现代性的理念能尽快地投入在当时陈旧思想下束缚的中国，具体表现为他对中国古老的精神形态的深恶痛绝，使得在主体思想表达上，和五四启蒙运动的主旨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其底层社会的出身现状，和对现实的体会，使得他在表达思想的同时，更注重于国家和国民的实际操作和这种思想的实效性，具体如何进行实施，在他的作品里并没有明确规划。这种市民阶级的思想结构和形态，必然令他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具体现实意义产生质疑，在老舍的作品中，关于现代化事物的描写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对政治教育文化、学习思潮和外来新思想上，都认为是一种胡闹，是一种荒诞的把戏。他彻底地否认大学教育的现实意义等负面性的语言，揭示了作者对中国实现改革的绝望态度。

而后继的作家，同样在他的基础之上，对外来事物给予否定，使得现代文学离启蒙思潮的愿望期待越来越远，并逐渐地形成一个对启蒙运动思潮的自反性叙事的系统。而乡村出身的沈从文，在对思想启蒙运动的质疑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和深刻，在自反性上更高人一筹。他善于利用感性和理性综合的叙事手法，在对新生事物的质疑上的叙述也比较全面，他形象地勾勒出了乡村与都市的区别，另外，也包括对形象世界的反差的肯定，使得他的小说在当时文坛上独树一帜。在理论依据上，它主要借助不同时间的现实状况和人性的价值标准的肯定。在他的作品中，主要对不同于城市的乡村的自然之美和当地的人性之美加以正面宣扬。作者的主要表现核心以“人性的美和善良”为基准，所有被现代文明看扁的、落后的东西，都呈现不同的人性和传统之美，是完善人性的福地。而面对现实的抨击，他的思想更加偏激，认为时代的进步，带来的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完善，而是对周遭美丽自然和善良人性的泯灭。而都市中的人大多数存在人性的扭曲，在道德上要求放松，毫无自制地堕落着，无论城市的建筑多么发达，在自然的考验下永远一文不值。沈从文的作品，在思想上大都与五四文化的主旨相违背，而他具体表现的这种对现实的颠覆形态和对社会现代化的美学否定意识，却形成了一种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的期盼与追求。五四文学思想启蒙运动总的来说是一段颠覆和反思传统的历史，集中表现在历史、传统和现代性的重要冲突。

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主要宣扬的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寻找完美的突破。在阿拉文库上开拓了文坛的新地位，使得这种语言选择固定地被文学历史所认同，而具体文章表现的特点，则是一种对传统反叛的对立的姿势，使得文章表达的思想更加直接。而对传统的反思，绝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和摒弃，像胡适、沈从文等作家在时代的冲动下并不盲目地乱下定义，对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肯定态度还是会有所保留的，无论在作品中如何强调现代性，始终甩不掉的是一份对传统思想的牵绊，无法完全地适应西方现代化思想的渗入，所以五四运动下的代表者都没有彻底的适应现代性，那么一味盲目跟从的人们又如何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具体定义和发展方向呢？因此，这种自运动开始就伴随诞生的自反性，体现了我国文学现代化的局限性。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一直在传统问题方面进行讨论和研究，角度相对单一。而具体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要求，就要求文学能够开拓新的人文精神，拓宽我国人民的视野，吸取西方国家人文精神优秀的部分，改善人的心灵，协调好人与自然、科技、社会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实际分析我国文学理论的现实发展情况。这是一种相对比较系统的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研究，在理论确立上也比较全面，符合一定的客观性、现实性，对我国文学理论的进一步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这些文学家都在宣扬这样一种思想，现代性一方面的确给人们带来了福祉，却也伴随着一些消极的后果。而怎样才能摆脱现代性携带的这些消极元素，使人们不再经受理性的压迫，那么审美的现代性就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有效途径，因为审美的现代性拥有着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保持乐观的态度，不再因为生活的压力而墨守成规，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充分扩大人们想象的空间，从而使得因长期封闭而无法表达的原始人性精神能够恢复原貌，开发人类无限的潜能。

三、结语

五四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个性主义与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种新文学的内部，却产生了关于对这种价值观质疑的文学主题和叙事。各个作家借着自己不同的角度描述不同的价值思想，对具体的个性主义思想等进行了一定的质疑，并做了适当的价值重估。这种新文学自然产生的自反性叙事，筑成了新文学的新的主题思想，为人们客观地认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和伴随产生的新文学艺术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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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论文2

1．1中国生命科学技术伦理研究现状

生命伦理学在中国经过30余年的发展，已逐渐成为伦理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和最活跃的学科之一，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其中，对生命科学技术伦理的关注尤其是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相关伦理问题的讨论一直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旨归。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各种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从多重领域和视角出发进行了深入而审慎地探讨，不同领域学者观点的碰撞和交流为我国生命技术伦理研究提供了优秀的思想和学术资源。例如，邱仁宗集中讨论了异种移植和基因治疗中的伦理问题，认为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某些高新生命技术不会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前，应该对这些高新生命技术采取“有罪推定”，暂停人体试验，而用动物实验和体外实验代替。姚大志和陆树程对克隆人的合理性以及相关的道德伦理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商榷和探讨。姚大志从没有生育能力的人有权要求借助生殖性克隆享受生育繁衍后代的权利和人们的道德观念会随着历史发展、技术进步而改变两个角度切入，分析总结了人们反对克隆人类的三个道德理由：

（1）克隆人类破坏了人的尊严和神圣性；

（2）克隆人是否能够健康成长；

（3）以“非自然”的方式创造人挑战了上帝的权威。陆树程对姚大志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人们对应用于优生优育、诊断和治疗疾病及器官组织移植的治疗性克隆，在伦理上是宽容的；人的生殖性克隆即使有很高的技术可行性，仍然会引发侵犯人权等严重的社会伦理问题，违背目前的生命价值论和道义论等伦理原则。张明国认为生命技术是一种风险技术，在其应用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安全和伦理风险，进而导致相应的伦理问题；分析和研究了生命技术风险的本质、特征、存在方式和成因，提出应建立和完善有效规避和控制生命技术风险的制度和伦理原则规范。方兴着眼于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伦理委员会建设，分析了我国伦理委员会发展受制约的原因：隶属关系混乱、组织形式和人员构成不规范、审查依据的法律规范不统一和法律定位模糊等，认为应在一定范围内授予伦理委员会行使部分行政职权的权限，建立独立的审查系统，充分发挥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有效作用。除了生命伦理学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在法律法规方面，近年来，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和引导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填补我国生命科学技术相关政策领域的空白，我国在重要的生命科学技术领域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例如，原卫生部1993年颁布的《人的体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1999年的《新生物制品审批办法》附录九“人基因治疗申报临床试验指导原则”和2003年的《人基因治疗研究和制剂质量控制技术指导原则》。这些政策法规的内容仍是主要侧重于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对相关的伦理问题关注度不够，缺乏伦理道德规范方面的详细内容和规定，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2009年3月2日，原卫生部出台《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我国医疗技术创新和医疗抉择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从国家政策层面对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伦理和法律问题的界定和解决给予了官方解释。然而，现代医疗技术发展面临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往往十分复杂，《管理办法》并不能有效解决和消除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和法律困境。

1．2生命技术伦理研究的中西差异

作为顺应生命科学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兴学科，生命伦理学于1971年在美国出现，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并逐步影响到欧洲、亚洲等其他地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生命技术伦理研究在认识“人”的问题时，往往局限于“人是目的，而非工具”和“人是道德的主体”等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基础上，认为应该充分尊崇个人的自由意志，并要求对个体自的尊重。“以人为中心”的极端后果是在思维里刻上了“人之外的万物皆为工具”的烙印，造成对非人类生命主体的轻视和不尊重，将其视为实现人的目的而可被利用的工具。例如，恩格尔哈特在其论著《生命伦理学基础》中论述“行善原则”时，区分了“尊重”与“行善”，认为人不应理所应当地对动物进行利用和索取，提出了人对动物负有行善义务的观点，但仍是基于“人是道德的主体”的前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墨家学说中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中蕴含着人类行为不应只考虑人类自身的利益，还应尊重和关照动物的生存权利的先进理念，如“天地好生”、“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合一”，表达了爱护尊重除人之外的天地万物的观念，提倡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发展，比西方传统的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伦理思想更具有关怀性。另外，中国传统伦理中有很多与西方类似的原则或价值，如不伤害、有利、尊重、公正等，这些价值根源于中国本土的哲学和文化传统，其哲学文化基础和实现方式与西方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某些落后传统思想与当今生命伦理思想存在矛盾甚至激烈冲突，会对生命科学技术研究进步造成一定的阻碍，应予以摒弃和改革。例如，清代名医王清任历时40余年通过观察和剖视乱葬岗瘟疫致死儿童和行刑场死囚的尸体，绘成和刊行《亲见改正脏腑图》和《医林改错识要》，为中国解剖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却因质疑中国传统中医的脏腑理论而遭到众多中医名家的批判，被视为“离经叛道”、“毁坏祖制”和“哗众取宠”的异类，认为他解剖、毁伤他人身体“极其不仁”、是“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中国解剖医学进步的脚步也因此停滞不前，大大落后于西方。中国的生命技术伦理研究应该辩证地看待传统思想文化，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良资源，如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和以“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道教“重人贵生”的生命观，佛教“因果”、“轮回”、“慈悲”、“福报”等宗教思想，更加注重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境，实现生命技术伦理学研究的本土化。例如，在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个人与家庭、社会群体的关系要比某些崇尚个性与自主的西方国家紧密得多。因此，在中国等亚洲国家地区推进和实施知情同意等原则时必须重视和考虑家庭和社会群体因素。

1．3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对当代生命技术伦理困境的疏解

恩格尔哈特认为，当今西方世俗社会面临着经济与文化双重危机，主要指“由于西方社会—民主制福利政策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及西方文化由于家庭解体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以恩格尔哈特为代表的众多西方生命伦理学家认为儒家智慧能为这双重危机的疏解提供强有力的帮助。儒家思想既有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道德意识和道德主张，也有随着历史沿革和社会进步历久弥新的普世道德考量。儒家思想和学说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资源，其伦理观念和规范影响深远，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现代社会伦理生活中仍然有着持久影响，尤其是在家庭、社会群体、人际交往和个人道德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学说对现实生活和人事的关注及其独特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等，符合我国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客观现实需求。当代中国的道德观应该与儒家的优良传统有机结合起来。生命伦理学具有人文性和人文精神，它不仅解决现实的生命技术与人的需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还研究人和其他生命体的生命伦理问题。而儒学在本质上也是关于人的学问，如天人合一、仁者爱人等思想，蕴含着对天理与人性的透彻看法和对生命意义、人性价值的终极思考，以及人与天地自然万物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台湾学者李瑞全尝试建立了一种儒家生命伦理学，分析生命生殖和基因技术等生命伦理问题，对我国当代生命技术伦理研究具有十分有益的参照作用。其理论框架如下：以“不忍人之心”作为道德根源和动力；在此基础上阐发出以“仁”为核心的自律（自主）、不伤害、仁爱（有利）、公义（公正）四个基本原则；由以具体化为咨询同意（知情同意）、保护主义、保密、隐私权、诚实、忠诚等规则；当原则或规则在具体情境中发生冲突时，以儒家的“经权原则”来寻求反思的平衡，作出道德判断。

2加强我国生命科学技术伦理规制的设想

我国若想在生命科学技术研究中取得先机，应灵活采纳和融合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观念等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如“以道驭术”，从我国的实际问题出发，积极应对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伦理难题。

2．1“以道驭术”的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实践

尽管“道”与“术”在我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引申意义，但从技术伦理学层面看，我国古代从一般意义上对技术与道德关系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以道驭术”，其中“驭”的意思是驾驭、节制，“以道驭术”指的是“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的驾驭和制约”。“以道驭术”强调人与技术、人与世界多方面关系的协调解决，已经成为解决当代技术社会各种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以道驭术”注重技术应用的正负效应，主张技术要合乎“道”和“利人”的标准，技术活动各要素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和谐发展，以技术道德规范约束技术相关人员的技术活动，通过对技术的有效道德控制，消除和限制不适当的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上述理念同样适用于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规制：生命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从事科研活动合乎于“道”，追求崇高的道德精神境界，遵循科技伦理规则和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道德规范，而不是迷失和屈从于追逐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服从于“道”，以造福人类、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避免和消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道德滑坡和伦理困境；人们看待高速发展的生命科学技术要顺应于“道”，改变严重阻碍生命科学技术进步的落后错误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理念，增强反思，建立和完善引导生命科学技术健康有序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

2．2构建生命伦理治理机制

现代文学论文3

在家族制度中，父亲的权威是不容置疑、不能反抗的、必须顺从的，否则就是违背了伦理，就是不孝。父亲强调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是不是就完全可以证明父爱的缺失呢？答案是否定的。父亲的权威在爱的角度上考察，其实是不可或缺的。依据迪克•戴依的理论，权威因为父母使用方法的不同而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专制型和关系型。专制型的权威是控制、支配和操纵孩子，孩子没有任何自由意志，成为家长的傀儡；关系型的权威是建立在尊重平等的基础上让孩子明白规矩的约束，进行指导，给孩子充分的自由选择空间。很明显，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父亲的权威是专制型的，一味地要求孩子必须按照规矩做。“规矩若不是建立在良好的关系上，就会导致反抗”。父亲的专制型权威导致父爱缺失的文本数不胜数，下文以典型文本作分析。虎妞和小福子是老舍《骆驼祥子》中的两个女性形象。虎妞替父亲管理车行有条不紊，各色人等的车夫都被管得服服帖帖，休想占她的便宜。首先，生活的环境和父亲刘四的言传身教，使她养成了不可移易的市侩习气。虽然虎妞喜欢祥子的勤劳、诚实和健壮的身躯，但其中夹杂了太多。她不懂得尊重祥子，视其为自己的猎物，而祥子和她在生活等观念上完全不同，这些原因都为她婚姻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她想获得自己理想的生活而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对祥子的骗婚，虽然卑鄙，却又有几分令人同情。虎妞被父亲作为廉价的劳动力使用，得不到丝毫父爱。她的父亲只是在虎妞顺从、达到自己要求时，才接纳她。描写刘四想到虎妞要结婚时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老头子把这点事存在心里，就更觉得凄凉难过。想想看吧，本来就没有儿子，不能火火炽炽地凑起个家庭来；姑娘再跟人一走！自己一辈子算是白费了心机。”由此可见，刘四对女儿更多的是利用。虎妞在父亲那里没有得到过关爱，而婚姻没有带给她真正的幸福，反倒加速了她的死亡，最后因难产而死。小福子的父亲二强子虽然和刘四不一样，处于贫民市民阶层，但是对于小福子的父爱，在文本中也是无从体现的。生活艰难，二强子把小福子卖给军官；小福子回来，又逼着她出卖肉体养活他和家人，最终小福子自缢身亡。这可以解读为对社会的最后的抗议，也可以解读为对父亲的无声的反抗。

二强子虽然也在喝醉酒郁闷的时候打两个儿子，但在清醒、内疚时，还怀有一点内疚之情，会买一些吃的补偿儿子，但是他把小福子当成私有财产。他给儿子的父爱是缺失的，给小福子的父爱更是缺失的。二强子作为父亲虽然在场，父爱呈现出了严重缺失的状态。自觉努力地步着鲁迅后尘的张天翼，运用讽刺的艺术手法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高尔基在《谈谈小市民风气》中指出：“小市民的心灵特点之一就是奴性十足，对权威顶礼膜拜。”写于一九三四年的《包氏父子》提供了这样的父子形象。善良的、处于社会底层的老包，在家中没有自觉地使用父权制的权力，在外也没有像阿Q一样向更弱者发泄，但是也没有对现状做任何反抗。生活的一切希望寄托在上洋学堂的儿子包国维身上。他对儿子包国维倾注了所有的爱。那么，包国维是什么样的呢？在家从来就没有给过好脸色，开门总是用脚踢开，对自己的父亲说话永远是连喊带叫，没有丝毫尊重。但是在郭纯那里，他是奴性十足的可怜可悲的奴才形象。出现这样的反差，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有父亲方面的原因。因为在文中讨论的论题是父爱的缺失，所以原因中的父爱是要讨论的重点，但不意味着这是唯一的原因。老包没有如《家》中高老太爷那样对家庭成员实行专制，没有家长制的影子，对小包百依百顺。他为有这样上洋学堂的儿子而感到发自内心的喜悦，他在内心是全面、无条件地接纳小包。他对小包通过具体的事件倾注了关爱和时间，他也在别人面前夸赞自己的儿子，虽然有着浓重的虚荣心的缘故。在父亲的如此呵护下，小包对父亲却没有丝毫尊重可言。小包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是与他的父亲有着重要关系的。老包对于孩子的爱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孩子的成长没有呈现出理想的状态，恰恰是缺失父爱中权威原则造成的。

父爱中的权威原则能对孩子持守长久的道德秉性，辨别是非起着决定性意义的作用。可见，权威可以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判断力。从《包氏父子》这篇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出，虽然父爱有所呈现，但是小包的性格特点还是更多地凸显了父爱的缺失。父亲在场，但父爱缺失的状况，不只在张爱玲的诸多小说中是普遍的存在，在其散文《私语》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她的父亲是个典型的封建遗少，吸鸦片、养姨太太，用封建家长制的专制和冷酷对待孩子，对孩子的爱一开始也是极少的。在一次受到挑唆后，对张爱玲疯狂地大打出手，给孩子的童年带来梦魇般的记忆。张爱玲的出逃，是对自己父亲的彻底的绝望和无声的还击。父亲的残忍让张爱玲没有父爱可言。张爱玲的爱的缺失虽然不只是父爱，但是在出逃以后，无论是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对于父亲，她都很少正面提起。父爱的缺失性体验，使张爱玲的作品中，传统文化意义的高大有权威的父亲形象被肢解、被颠覆。在文本中，父爱亦是缺失的。曾被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高度评价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⑧”的《金锁记》，曹七巧的残疾丈夫作为长安、长白的父亲有着短暂在场，但是对于孩子的爱却是文本中没有出现的。父亲在场，但是父爱缺失对于长安、长白的性格及人生有着深刻的内在的影响。父亲本是男孩的典范，是男孩的模仿对象，但是没有父爱的存在，就造成了文本中孩子情感发展的一种缺陷和不平衡。

二、结语

现代文学论文4

一、现代文学理论与现代艺术实践互文性线索

在现代艺术的实践过程中，绝大多数的现代艺术实践都能够与现代文学的理论内容相互呼应。因此笔者根据现代文学理论与现代艺术实践两者之间的历史线索进行分析。

（一）形式本体论

当现代艺术从20世纪的初期流传至中期的三大思想潮流，成为了西方国家的？术主流。其中以凡高作为现代艺术的向导表现思想，又以高为艺术的象征思想[2]，然后以塞尚为先导构成现代艺术的主义。而这三大思想潮流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又主要表现为三大发展走向：其一就是探索现代艺术的发展自律性，其二就是追求现代艺术的非理性。现代艺术自律性的探索往往以实践为主要载体，而后艺术的非理性是艺术的超现实主义载体。两者艺术的特性可以将其总结为如下学派：现代艺术的具体实践中具备了表现的立体学派、抽象主义的艺术形式、用艺术符号代替生活实践的艺术形式；另外一种就是表现主义为主的艺术形式，此种表现方式具体在上文所提到的凡高为代表的艺术表现方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与现代艺术的表现实践所对应的文学理论有：直觉表现论、还有从艺术实践所发现的幻觉主义。

（二）观念本体论

现代艺术实践的后期发展主要集中于二战之后为代表，在20世纪后半期的发展历程中，现代艺术改变了原有的实践理念，在传统的理念之上发展了新兴的思想潮派：比如行为艺术、极简艺术、超级写实艺术还有观念的实质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而此类艺术实践表现方式则主要具备了以下特点：对传统艺术观念的颠覆，消除了艺术的隔阂[3]，实现了多元化的艺术实践格局。而此种格局又主要分为两大种类阶段：其一就是现代艺术的主要过渡形式，在艺术进行过渡的过程中，主要有纽约画派的抽象表现艺术形式，比如西方国家著名的抽象表现艺术家康定斯基。该艺术家的艺术表现形式主要有对艺术的主要色彩描绘，对各类学者的艺术进行理论反应。其二就是后现代艺术的实践阶段递进，“达达-波普-观念”的艺术实践发展历程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实践。通过将现代艺术从达达阶段开始发展，从而构成了一条上下求索的艺术追求方式，反映了艺术后期的发展历程中，对于广义的艺术观念的具象理解。

而以上所提到的艺术发展历史都有相应的现代文学理论与之相照应，其中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理论学家有利奥塔、哈桑、斯潘诺斯等诸多学者的文学理论[4]。当然现代文学理论与现代艺术两者之间虽然具备了互文性，但是并不代表两者之间可以互相代替观察，也就是不可以通过其中一种来观察另一种的发展，现代文学理论也只能被当做现代艺术实践的发展观念支撑。

现代文学论文5

（一）语言含蓄

通过诗歌本身，作者往往并不完全赋予感情的表达，而是通过大量事实或景色的引用起一个侧面烘托的作用，关于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情感重心则是采用少量简略的语言描述，为读者留下一定的悬念，但读者又可通过钻研和思考揣摩出作者向表达的思维和情感技巧。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诗歌给人的印象主要是含蓄、委婉却又不失节奏的强烈。

（二）塑造典型形象

无论是古代诗歌还是其他的文学作品，大多都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来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的生活状态，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次，通过意境的构建来渲染气氛，将所要表达的典型形象赋予艺术性和代表性的涵义，深刻具体，比如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通过自我的形象塑造将自身的那颗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心尽情显露，也让后人对他的报国壮志所折服。

（三）增强语言效果

在古代诗歌中，大量的诗人都善于运用优美的语言表达，通过唯美的画面展示出丰富的内容主题，通过语言效果的增强，让意境变得形神兼备、五彩缤纷，在一些诗歌中，恰当的语言表现会让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

二、现代文学的创新

与古代诗歌相对应的是现代文学，大致是从“”开始产生，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得到广泛的推崇。虽然在形式上，现代文学在很多角度都延续了古代诗歌的表达方式和类型结构，然而纠其本体来看，现代文学与古代诗歌是大不相同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中，现代文学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更多的时代特征，如小说、新诗杂文、散文诗歌，新的文学题材不断产生，并加强了抒情、议论、描写、叙事等多种方式的完善，在叙述手段方面也是更加多种多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大量普及，并进入人们的生活中，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通讯工具迅速产生，使世界开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的现代文学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我国的现代文学正在以一定的发展速度向世界范围内融合，通过体现现代思想的阿拉文库和科学民主思想的带动和支持，现代文学正在积极地“走出去”，向更广阔的舞台发展。纵观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其风格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国外的先进文化传播，如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也都为我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经验奠定了基础。现代文学作品已经从不同的题材和不同的分析角度体现出了独特的文化传承内涵，在作品的情感坐标和价值取向上都让广大读者产生了共鸣，一些现代文学作品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发表途径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谓我国的现代文学的地位和影响是多么的不可估量。

三、古代诗歌在现代文学中的应用

（一）古诗的思想发祥性代表

古诗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能代表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无论人们追求的或憎恶的是什么，总是可以通过某篇章或某一类型的诗歌得到恰当的体现，如《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结，收集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05篇，在诗歌中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是记录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人的审美欣赏，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经典语句，无一不显示出作者所处社会的和平与美好。而《离骚》诗中却形象阐释了作者对小人的厌恶，对社会恶劣环境的不满，比如在看到秋天花落之时会让人情不自禁联想到生命的脆弱。杜甫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八月里秋深，屋外狂风怒号，狂风卷走了我屋顶上好几层茅草，这首诗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当时杜甫已经处于晚年，报国无门的那种悲凉的心境通过诗中进行流露彰显，表现除了深深的忧国忧民的情感。通过他的诗，很容易引发人们的深思，吸引人们探究杜甫的生活现状，也进一步现实出了古诗的思想发祥性，这一点对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和创作有很大的作用，当前有大量的人都将屈原、杜甫或其他的古代著名诗人作为论点进行分析，融入现代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让人们领悟到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及其发祥地。现代文学作品的很多境界都是从古代诗歌中的诗境和思想中吸收进来的，由于古代诗歌层次鲜明、内容大方，且作者在写作时大多善于结合自身的处境和经历，能将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让现代学者不断领悟不断当时的思想和文化发源，也为历史文化的传播和现代化推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写作方法的运用

在古代诗歌的写作中，十分注重虚实结合，无论是对人或事物形象的刻画还是对情感的表达，都是本着“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原则，给人以无限遐想，且这种写作方式融入了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如拟人、排比、形象比较等，有时还会采用留白的方式让读者自行理解，这些写作方式都沿用到了现代的文学作品当中。古代诗人注重寓情于景，经常是在欣赏到优美的景象或饮酒之后有感而发，如“诗仙”李白，他一生创作990多首诗，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酒后所作，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辞采高华，一个主要的特点是自由奔放，不受诗歌格律形式的束缚，尽情抒发自己的内心，灵活采用乐府诗和古风体的形式创作了大量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如我们熟知的《将进酒》，李白借酒消愁，并通过诗歌发泄出了自己的愤懑不平，对功名利禄的不屑一顾和对美好生活的无比向往；《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显示出了他奇特的想象力，善于运用比喻和夸张的修辞手法，将人间的事物、天上的星辰自由发挥并淋漓尽致地运用到了诗歌中，形象鲜明，引人深思。不仅如此，我国古代大量的诗歌创作者都注重写作方法的运用，不同的诗人有着自身独特的写作特点，但是大体都是采用特定的修辞手法，如比喻、通感等，为诗句本身赋予了形象化的表达，让诗歌渗透到生活中，让大自然为之敞开怀抱。古代诗歌大多强调对仗工整，而现代诗歌也是在这一结构的基础上加入了线索并立，让议论文的写作更加注重起承转合，通过古代诗歌想象力的指导为现代文学作品增添了新的韵味，也为现代文学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打开了大门。

（三）主题思想上的应用

艺术作品的创作都是来源于个人的思想主体，无论是古代诗歌还是现代文学，在创作上都是为了体现一定的主题、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在古代诗歌当中，诗人大多善于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达问题所在，通过诗歌主题展现出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对现实社会中不良现象的抨击、对英雄事迹的歌颂之情等，通过这些主题思想，读者很容易了解到作者的写作目的，即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诗歌或作品？他想表达一种怎样的主题？通过作品可以显示出作者对生活怎样的期待等等，这也是古代诗歌对现代文学的应用方式之一，现如今，众多散文家家、小说家、畅销书作家络绎不绝，在现代文学史上创造了卓越的成就，如鲁迅、老舍、沈从文、余光中、莫言等，都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增添了璀璨的光芒。拿鲁迅、闻一多这类爱国主义作家来说，他们的主题思想很多时候就来源于杜甫、陆游、屈原等爱国诗人的灵感和创作方式，汪曾祺、林清玄等近代文学家笔下的传统民俗特征也都是借鉴了陶渊明、欧阳修等人的主题形式。以现代诗歌为例，虽然在创作手法和艺术形式上相比古代诗歌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都是对作者真情实感的形象刻画，显示出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人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通过现实主义的内容主体显示出了劳苦百姓生活的贫困，以及对统治者滥征苛捐杂税的不满，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力是十分显著的，鲁迅的大量作品都采用了这种语言风格，成为一种主流的现代文学代表。

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