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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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1

1935年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在瓦窑堡成立，首任局长王首道，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1936年2月周兴接任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后，一直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兼任保安部队副司令员，长达14年，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由于保安处占据了延安古城的“半壁江山”，所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戏称周兴为“周半城”。

在周兴看来，这个绰号不是荣誉，而是重大的责任。他在公安保卫战线上殚精竭虑，兢兢业业，遵照、关于剿匪的训令，在政治争取的同时，对顽固土匪实行武装镇压，并通过法制与思想教育、劳动改造、行政处罚等手段，使延安和边区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在延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为现实。这充分显示了周兴的聪明智慧和领导才能。对比统治区的腐败混乱，凡到延安参观访问过的外国人和国统区人士，无不称赞陕甘宁边区是抗日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

揭穿“进步青年”阴谋 迫使杀手潜逃台湾

1938年4月，国统区的重庆大学组成教授访问团访问延安，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艺、抗大等学校，观看了延安留守部队的训练，受到、、等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在访问团中，有个名叫肖致平的教授，他带有一个名叫沈辉的私人助手，年龄不到30岁，在重庆一所大学工作。访问结束后，沈辉主动要求留在延安参加抗日，得到批准后，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此后，他常用积极的态度和进步的语言，向同事打听中央领导人的情况，甚至对领导人的个人生活也很关心，还曾独自一人去过住地杨家岭。沈辉这些反常的表现，很快反映到保安处，立即引起了周兴的警觉，为了慎重起见，他委托副处长王范找其谈话。

经过近半天的闲聊，沈辉终于露出了破绽：他自称是河南人，却讲一口江浙话，追问之下，说是小时候曾在上海舅舅家生活了几年，至今难改口音。此说并没有消除周兴、王范对他的怀疑。

经过审查，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头子戴笠手下的骨干分子，并从拘捕的延长县县长周景龙的供词中得知，他可能就是奉军统陕西站站长毛人凤之命潜入延安的所谓“高级杀手”。但他到延安后，见布防严密，与王范交谈后更是惶恐不安，为保护自己，便主动中断了与特务组织的联系，侥幸漏网。后潜逃台湾，官至中将“安全局”局长。

“化敌为我服务” 捣毁军统“汉训班”

1939年9月，军统在陕西汉中开办特务培训班，简称“汉训班”。培训的大批特务都被派往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进行潜伏。

1940年初春的一天，21岁的吴南山受同事推荐，从老家甘肃庆阳到陕西汉中找一个联络人帮助他去重庆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读书。到了汉中后，那个联络人却把他带到汉中郊外一个大宅院，进来这里的人不准和外界联系。几天后，吴南山才明白自己被骗了，原来这是军统开办的训练班。于是，他为离开这里暗中做了许多准备。

1940年6月，第三期培训结束，吴南山受命回家潜伏。这时，共产党已掌握了庆阳县政权，吴南山也很快在新筹建的陇东中学当了一名教员。他一边想要摆脱身上肩负的秘密任务，一边又对共产党的政策存有疑虑。思虑再三，下决心向党组织交代了这段历史，并交出了供特务使用的万能显影液等器材，表示与特务组织一刀两断。党组织决定将其留在原岗位“为我服务”。

几个月后，吴南山被任命为庆阳县教育科长，而他的上级领导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部。

一天，吴南山从延安参加边区教育工作会议回庆阳县途中，恰遇汉训班第三期同学祁三益，由于两人都是西锋镇人，祁三益便把此行的任务等情况和盘向吴南山托出。吴南山得知军统已有大批特务打入延安，暗自吃惊。为了钓到这条大鱼，他对祁三益说：“你通过驻扎榆林共党友军邓宝珊部开的证明信去延安是不行的，因为现在国共关系紧张，延安查得很严，不如先随我去庆阳再说。”由此成功拘捕了祁三益。

祁三益同样也是一位抗日热血青年，误入军统训练班结业后，留班当了4至9期学员的教员，他并有爆破技术专长。

为了摸清戴笠的“汉训班”底细，周兴于1941年10月指派保安处侦察科长布鲁去庆阳县与吴南山他们接头。

布鲁，原名卢茂焕，又名陈泊，是我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他和时任中央社会部治安科长的陈龙、总政治部负责锄奸工作的副部长钱益民并称延安三大“侦察专家”，还戏称布鲁是延安的“福尔摩斯”。布鲁为了验证祁三益交代的真实程度，指令他在庆阳寻找有无“汉训班”的学员，一周内认出了2人。经审讯，与祁三益交代完全吻合。随后，布鲁又带他到延安。利用“五一”劳动节集会的机会，布鲁等身穿便衣，以工作人员的身份，故意放慢入场速度，使隐蔽在一旁的祁三益便于指认。入场完毕，祁三益共指认了24人。

数天后，保安处抓捕了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32人，他们分别打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50多个单位，且大部分已混入党内，有的甚至进入了机要部门，有的女特务还嫁给了我党的领导干部。将他们拘捕后，对其中31人进行反用，“为我服务”。边区其他县也先后抓捕24人，其中多数人都向我投诚。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祁三益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保安处历时三年侦破被称为陕甘宁反特第一案的戴笠“汉训班”，引起了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对时任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及周兴说：“这个案子给我们上了一课，特别是给那些对存有幻想的人上了一课。可惜我们的布鲁太少了，今后要多调几个像布鲁这样的干部，来加强延安的保卫工作。”

“以夷制夷” 巧施连环反间计

抗日战争期间，边区保安处接到富县报告称：有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岐来投诚。而据该县内线掌握的情况，王忠岐是个顽固的中统特务，他的投诚极有可能是中统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单不移设计的圈套。为了弄清虚实，周兴向保安处特派员赵去非授以“以夷制夷，巧施反间计”的策略，以八路军三五八旅的参谋身份来到洛川县。

酒席上，赵去非首先坦诚地向王忠岐打听驻洛川特务情况，王忠岐为取得共产党的信任，如实讲了一些内情，接着，赵去非故意放话，郑重地说：“王先生，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的那个人，你们的主任没有怀疑吧？”言下之意是告诉王忠岐：那个自称是共产党叛徒的人，原来是共产党的间谍。

王忠岐回到洛川，向单不移作了汇报，单不移听后，大喜过望，以为挖出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很快就把这个共产党的叛徒处决了。

几天后，王忠岐又自称来送情报。赵去非借机迫使他又交代了八九个隐蔽在边区的中统特务和拟发展为特务的名单。旋即，赵去非把他软禁又设法让他逃回洛川，上演了一场特务“窝里斗”的好戏。果然，王忠岐从富县逃回后，引起了单不移的怀疑，追问之下，王忠岐只好承认已向赵去非提供了几个隐蔽的特务名单，当单不移通知这几人转移时，发现他们都已被共产党拘捕了。气急败坏的单不移立即下令将王忠岐活埋了。

单不移活埋王忠岐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延安，人们都高兴地说：赵特派员演出的这场“借刀杀人”的反间计戏，真是比三国时的“蒋干盗书”还精彩，还过瘾！而在洛川，官绅们都纷纷对单不移表示极大不满，使得单不移灰溜溜离开洛川。不久，中统方面即安排系中共秘密党员的石志文出任中统驻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

乔装“中央社记者团” 驱逐顽固派政权

在边区活动猖獗的土匪，其根子都是因为有顽固派把持的伪政权支持，但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驱逐伪政权的任务，只能由斗争经验丰富的保安处有理有节地去完成。于是，周兴派出侦察科长布鲁、八路军干部邹瑜、地方干部阎夫等人，乔装组成“中央社记者团”赴各县视察。

一日，各县先后来了一支衣冠楚楚的检查团，成员中，除有朴素的八路军军官和陪同的边区干部外，还有一位来自重庆的“中央社记者”，特别引人注目，他风度翩翩，身穿皮夹克、大马靴，一副大都市人的派头，每到一处，都受到县政府的恭迎和接待，委任的县长更是格外亲近。那个“中央社记者”总是找机会单独溜到县党部，与书记长闭门窃窃私语。“中央社记者团”由此把中统方面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

“中央社记者团”带着各县中统特务名单回到延安，直奔保安处向周兴作了详细的汇报。于是，一场驱逐伪政权的行动，有计划地在边区各县展开。

在甘泉，以特务在1939年利用我方警卫班长张凤彩作内奸，策动部队叛逃的确凿证据，召开声讨顽固派瓦解抗日队伍的罪行大会，搜查了政府县党部，拘捕特务分子，并于1940年春将县长杨烈等“护送出境”。

在富县，以县长蒋龙涎于1940年11月派凶手刺杀我炮兵营长匡裕民的罪行证据，缴了保安队的械，于1941年把蒋龙涎“护送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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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2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许多热血青年响应抗日救亡的呼唤，纷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这使得当局又急又恼，他们害怕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增长，对己不利。于是在1938年1月，以“抗日救国”为名，在武昌成立了“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工作训练团”,简称“战干团”。兼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桂永清任教育长。“战干团”打着“抗日救国”幌子诱骗爱国青年，对入团学生进行法西斯式训练，企图把他们培养成反人民的工具。“战干团”学员多是从沦陷区逃到武汉的青年学生。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战干团”南迁陪都重庆。这时，“战干团”已经有两个学员总队和一个女生队，共4千余人。团部及特务连驻在江津广兴乡彭桥村綦河岸边的兴隆场(今江津市广兴镇彭桥村兴隆店子);政治部和桂永清驻在不远的桥河场；两个总队则分驻河下游的广兴场和五福场，下属各大队和中队分驻在附近的农家大院。

早在“战干团”南迁时，就有部分学生已经开始觉醒，感到“战干团”的真正目的不是抗日救国，而是为了对付共产党。这使他们很是惶惑、忧虑。于是，团内一些文艺积极分子沿途就通过表演文艺节目，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迁徙途中的气氛。教育长桂永清当时很欣赏这一行动，在“战干团”进驻广兴场等地后，经桂永清批准，学员们成立了“忠诚剧团”。广兴场离重庆很近，在当时重庆文艺界著名戏剧家马彦祥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剧团于1939年底开始排演新编历史话剧《李秀成之死》。1940年1月，该剧开始在学员驻地的河坝操场搭台向百姓演出，同时还到綦江县城的剧院进行了公演，甚至还到陪都重庆的“国泰”大剧院演出了。这是一部以古鉴今的话剧，用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来警示当时的抗战。因此，演出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称赞和进步文艺界的高度评价。但这却引起了驻在兴隆场的特务连的注意。他们向桂永清诬告说《李秀成之死》是在宣传共产主义，忠诚剧团不“忠诚”,内有共产党在利用电台开展地下活动等等。桂永清不敢怠慢，上报陈诚后立即令特务将剧团里的50多名男女演员秘密逮捕，由总队长杨厚彩等人负责审讯。被抓的学员都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但巧合的是前不久广兴场街上出现了“打倒军阀周化成”、“打倒土豪乡长幸攀贵”、“到前线抗日去”等标语，加上“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漏掉一个”的训导，特务们深信剧团里一定有“共党”分子，于是对演员大下毒手，除饰演忠王娘的女学员等少数几人逃脱外，李秀成的扮演者李英惨遭活埋，胡思涛等22名演员惨遭杀害。而这仅是血雨腥风的“綦河惨案”的第一夜。

事实上，广兴场街上出现的那些标语是广兴场时化中学的进步师生所为。这所学校是在重庆和成都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后，疏散到这里的进步文化人士、戏剧评论家、《华西晚报》主编赵铭彝所办。

按说风波本该就此平息，不想4月份一个叫李可林的学员因受不了“战干团”法西斯式的训练开了小差，他与忠诚剧团往来频繁，总队部就将与他较为亲密的学员舒汉仪关押审讯。舒汉仪惨遭毒打，并被灌以烈性白酒，在昏昏然中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并胡乱招出了所谓的同党。

由于“清共”有功，桂永清下拔了6千多元“清共”经费。这下，特务们的胃口越来越大，魔爪也越伸越深，凡在团部刊物上发表过抗日文章、写过抗日诗歌、阅读和宣传过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忠诚剧团有往来以及家中来信和汇款汇物遭扣押或吞占后提过意见的人，几乎都被抓去审讯和殴打。甚至赞扬《李秀成之死》剧本写得好、戏演得好，对该剧内容、人物进行过评论的也概莫幸免。特务们对被抓的人实施6种酷刑逼讯：一是棒打，二是鞭抽，三是悬吊，四是电击，五是灌烈性白酒，六是挖眼挖鼻。许多人熬不过这样的折磨，只好屈招并供出所谓同党。对被“招认”是共党的人，特务们一是枪杀，二是沉河，三是活埋，四是乱刀戳杀。残酷的逼供使受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全团上下人心惶惶，朝不保夕。特务们常趁着夜色将“共党”分子押到广兴场綦河下游的“丁岩石”边捆石沉河；有的则押到广佛村的庙岗、红碑岗和五福场的青山岗等地活埋。深更半夜，广兴总队部里常常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有些被关押的学员因忍受不了酷刑而跳楼投河自杀。

虽然屠杀是在秘密进行的，但由于剧团里逃走的演员到重庆后，向文艺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阳翰笙、陶行知等人控诉了特务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杀害青年学生的滔天罪行，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属的《新华日报》立即对此进行了披露，一时舆论大哗。新任军政部长张治中命令教育长周振强，迅速彻查此案并限期拿出结果。最后，清查结论是“共党案”证据不实，处理结果是桂永清降职调离“战干团”;“凶手”杨天威等7人送军法司惩办；通缉在逃的第一总队长杨厚彩等人；释放在押学生并慰问伤残的学生；重新组建大队……

“綦河惨案”中，在册可查的被害学生210名，没有名册可查的50多名。此外，受刑致残的有40名，被认为有“共党”嫌疑受到监视的有300多名。这批渴望奔赴抗日前线的热血青年，想不到还没有走到抗日战场就先落入了特务的魔掌。

而后来发生的事则更为荒唐。军政部第一厅厅长批示查办此案的周振强：被害学生只报20名，其他以开除、逃跑等名义分期上报备案；对桂永清、杨天威、杨厚彩等名义上降职或法办，实际是调任他职。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3

关键词：历史教学 学习兴趣 情境 自学 讨论 作业

关注生命的教育，是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初中历史学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比认为是”副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认可。如今随着新课标的实施，新教材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方式，给我们的历史教学带来了希望和光明。新教材降低了难度，淡化了知识体系，增加了许多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的内容，给学生亲自动手操作，探究实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结合多年的教学实际和对课程标准的理解，如何提升历史课堂效率，让历史课堂”活起来”，让学生”乐起来”，课堂效果”好起来”。我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究：

一、注重情境创设，培养学习兴趣

历史教学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是丰富多彩的，在教学中，我会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教学目标，结合学生的特点选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创设各种情境，从课堂导入到作业的设计，我都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多种方式去刺激和感染学生，使之对所学内容产生兴趣。录像、投影、音乐、图片、实物、歌曲、故事、谜语以及角色表演等，都是我课堂教学中常用的方法，目的就是再现历史情景，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进入学习主人翁的角色，并贯穿课堂的始终。如在学习七年级下册18课《和抗击沙俄》一课时，我精选了有代表性的四句历史诗：“青山有幸埋忠骨，留取丹心照汗青。未敢忘危负年华，开辟荆榛逐荷夷。”借助诗歌的魅力，通过多媒体的形式，形象地展示出了如下问题：

“青山有幸埋忠骨”颂扬了谁为之献身的怎样的事业？”留取丹心照汗青”体现了谁名垂千古的怎样的气节？”未敢忘危负年华”展示了谁深明大义的怎样的志向？”开辟荆榛逐荷夷”记述了谁吞吐山河的怎样的斗争？

这些问题，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把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四位英雄志士的志向和胸怀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激发了学生的思考和想象，使得学生的思维异常活跃，引发了学生的热烈讨论。

二、注重学生自学，培养阅读理解能力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主动地担负起这个责任，主动地寻求知识、利用知识，做出自己的发明创造。在教学中，我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方法和能力，教给学生阅读方法，通过阅读思考，将教材内容问题化，答案内容要点化，要点内容条理化。为此我在导入新课后，首先出示明确的自学目标，给学生10分钟左右的自学时间，指导学生感知教材和理解教材。自学提纲一般包括简要提示、教材基本线索和具体要求。如讲授七年级下册16课《中外的交往与冲突》一课时，①以主要内容作为提示：A、郑和下西洋B、戚继光抗倭C、葡萄牙占澳门②基本线索：郑和──七下西洋，最伟大的航海家，促进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戚继光──抗倭英雄，平定倭寇，永载史册；葡萄牙占澳门──我国领土遭破坏③具体要求：阅读教材、划出重点知识、分析郑和远航成功的主要原因和戚继光抗倭取胜的主要原因。让同学们带着问题看书，对于不明白的问题标记出来，在讲课中注意听。通过精心设计自学提纲，使学生在阅读和讲述的自我学习中，既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也锻炼了他们的能力。

三、注重问题讨论（包括辩论），培养思辨合作能力

课堂讨论或辩论，就是教师或学生提出有商榷性或探讨性的问题，然后由教师组织学生全班或分组进行充分讨论，经过教师的诱导、点拨，得出结论的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学生的思维；便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有利于对知识的理解。在课堂讨论或辩论时，对于问题的设计要立足教材，体现知识的综合运用，加强学科渗透，强化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和思考，拓展思维空间。

例如：在学习七年级下册第4课《科举制的创立》一课时，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内容：“你对古代科举制有什么看法？你所期盼的考试改革是怎样的？结合现在的考试制度，提出对考试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就这个问题，学生在分组讨论的基础上畅所欲言，很有见地进行交流展示。发现了很多问题，使学生看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课堂效果明显有了质的的飞跃。

四、注重作业设计，培养综合归纳能力

作业设计也是非常重要的，适当的作业对于学生巩固知识是有益处的，而有些设计较好的作业又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为此，我在教学中常采用多种形式加以训练：

一是通过教师设计多种形式的练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整体优化的效果。如设立快速抢答、请你来判断、图说历史、放飞思维、展示才华等小栏目，题型有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读图题、材料题、简答题等，通过多媒体演示，学生不仅兴趣高，而且巩固了所学知识。

二是学生自主演练习题，就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自己设计（或编制、改造）一些习题，然后由学生有选择地进行练习。这是一种学生自主参与式学习，重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机，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开发学生的潜能，而不仅仅是以巩固知识为主要目标的课堂练习。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4

免死金牌之谜

1960年的一天，台北的“总统府”前跪着一位身穿旗袍的妇人。此人年龄约在六十岁左右，她跪倒在地，流着泪，双手举着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口中大呼：“总统开恩，刀下留人！”

当时总统府前围观的人很多，这位妇人很快被警卫带进总统府。

此人叫柳碧云，是已故上将黄百韬的妻子。1957年，台湾发生一桩轰动岛内的杀人案，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一个叫黄效先的与一个叫杨士荣的发生同性恋，因杨要摆脱黄效先的纠缠，两人发生矛盾，黄效先一时想不开，由爱生恨，竟杀死了杨士荣，并残忍地进行了焚尸。案件几经曲折，终于告破，依据中华民国宪法，杀人偿命，黄效先被法院判处死刑。

黄效先就是黄百韬将军的独子。其母柳碧云进了总统府，跪在面前，哀求看在他父亲为国捐躯的份上，饶其不死，为黄家留下仅有的血脉。

一脸为难：“自古杀人抵命，我虽为总统，也不能置于法律之上。”

“不是还有特赦法吗？国家元首拥有赦免受刑人的权力，行宪至今也有不少大赦特赦和减刑的例子。这是总统在黄泛区大捷后，亲自授给先夫的青天白日勋章，可否以勋章抵命？”柳碧云拿出黄百韬的青天白日勋章。

沉吟片刻：“你绐法院写一份呈文送上来吧！”

原来，这是知情人给柳碧云出的高招，通过告御状可保独子不死。柳碧云回去即写了呈文，交给了司法行政部。再由司法行政部专呈行政院院长俞鸿钧，俞鸿钧据此，而为判死刑的已故陆军上将黄百韬之子黄效先请命，呈请俯念黄百韬死事之哀烈，恩及遗雏，依特赦法规定，特免黄效先一死。

这份公文呈到面前，批示：“照准！念其先父，勋绩彪炳，承其嗣续，援予减刑”，将黄效先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1957年11月12日，司法行政部批文下来：“以宪法第四十条和赦免法第四条规定，特赦黄效先。”就这样，黄效先逃过死劫，于1969年获假释出狱。

1983年，黄百韬夫人柳碧云因病去世，与黄百韬合葬一穴，埋在台湾五指山公墓中的上将区。1987年，五指山公墓增辟“特勋区”，又称为上将一区。而原上将区改为上将二区。按规定：曾获颁青天白日或国光勋章者可人特勋区，但黄百韬的墓却仍在原来的上将区。于是有不少人为黄百韬打抱不平，认为“国防部”亏待了这位为党国捐躯的功臣。

有人说，黄百韬根本没有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还有一种说法颇为流行，即黄效先杀人分尸，其母柳碧云拿黄百韬的青天白日勋章作为免死金牌，换得儿子的一条命而被总统府注销，这样，黄百韬就不能葬在特勋区。当时的出于反对的目的，也越闹越凶。立委李镇楠、蔡同荣指出，领过青天白日勋章的一代名将黄百韬的勋章被收走了，政府有必要还原真相，并将黄百韬移葬到五指山公墓“特勋区”。

有人还到“国防部”查阅档案，得知黄百韬在1947年黄泛区大捷(即豫东战役)后，的确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而且该勋章没有被收回。“国防部”高层官员出面辟谣：黄百韬未葬在特勋区，不是错置，更非降级。具体原因是1982年5月五指山公墓启用时，只有一个上将区，1987年增辟“特勋区”，原上将区改为上将二区，因为黄百韬家属未曾要求迁入特勋区，所以“国防部”不敢自行搬动。而且在上将二区内，还葬有十位与黄百韬情况相同的已故上将，都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但也未迁“特勋区”。因此外界质疑军方“亏待”黄百韬不符合事实。

这件事说明：黄百韬埋在台湾五指山公墓，这是他的一个墓穴。

南京城东北太平门外的蒋王庙，有明代歧阳王李文忠墓。李文忠(1339～1384)明太祖朱元璋姊子，曾为太祖养子。赐姓朱。19岁为将，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封曹国公。卒后追封岐阳王，谥武靖，赐葬钟山之阴。此地已和明孝陵一起，为世界文化遗产，系明清皇家陵寝。在李文忠的墓后，立着一个硕大的长方形广告牌，牌上有党徽和孙中山、等人的像，赫然写着：“将军黄百韬长眠于此”。旁边有一个挑檐飞角的古色古香的亭子，亭边有蓝底白字的铁皮牌子，写着：黄百韬(1899～1948)字焕然，原籍广东，生于天津，高级将领。淮海战役时任第七兵团司令，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阵亡。其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是在担任兵团司令中唯一非黄埔系的将军(其实这种说法不对，与黄百韬同时任兵团司令的还有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作者注)。坡后有一小径，拾级而下，约5、6米，来到下面，林木环绕，有一半圆水泥墓冢。前面有石碑，上刻“黄焕然之墓1899―1948”。

如果台湾五指山黄百韬墓是夫妻合葬，那么，南京李文忠墓后隐藏着的这个黄焕然墓应该只是一个衣冠冢。但事实究竟如何？

网上有台湾材料说，1949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追授黄百韬为陆军上将，并于南京钟山举行国葬并由蒋中正亲自主持，并再追赠其青天白日勋章。同年3月(4月)，中国人民攻占南京，中华民国政府再将其骨骸迁葬于台湾五指山公墓上将区。

而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词典》人物部分关于黄百韬的辞条如下：

黄百韬(1900-1948)，字焕然，号寒玉，祖籍广东梅县，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1900年9月9日)生于天津。三十七年五、六月间，匪众反扑，豫、鲁、徐州，岌岌不可终日，首都震撼，奉令发徐州，以战以进，造成中原大捷，先总统蒋公特为亲授青天白日勋章。十月，任第七兵团司令官。屯海州、新安镇间，时国共和谈调处，东北、华北形势大坏，苏、鲁、豫、鄂之共军，纠众号七十万，蠢蠢以向徐州。黄受命西移，难民逃塞于途，匪乘机来袭，兵团陷于碾庄，苦战兼旬，军长以下死伤殆尽，于十一月二十二日自戕殉国。翌年元月，潜迎忠骸归，政府国葬于钟山之麓，并明令追赠上将。

那么，究竟哪个墓里葬着黄百韬的遗骨呢？

走笔及此，不能不提一提黄百韬之死。

黄百韬之死

1948年11月6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联手，发起淮海战役。是日下午，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命令向徐州撤退的黄百韬第七兵团在新安镇暂停撤退，等候并掩护海州方向的第四十四军李延年部，待其到达新安镇后，再一同向徐州撤退，并令四十四军归第七兵团指挥。

黄昏时分，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偕总统府参军、战地视察官李以，由海州乘车赶到新安镇的黄百韬第七兵团司令部。黄百韬指着敌我态

势图，对李延年说：“共军主力十多个纵队南下，的部署是想先打我第七兵团，现我兵团的战略位置非常不利。我如在这里打，则孤军无援，如侧敌西进，到不了徐州便会遇敌。徐州工兵团迄今未来架设运河浮桥，十几万人马和老百姓一下子怎样过得去？”

李延年说：“现在看来，转进太迟了，要赶快行动，不能再贻误戎机了。”

黄百韬气愤地说：“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先让我们走，又令我们停。贻误战机，处处被动，正所谓将帅无才，累死三军！”

黄百韬考虑到五个军如果拥挤在一座运河桥上，肯定耽误时间，于是命令第六十三军陈章部，先期从新安镇出发，南向窑湾方向而去，企图从窑湾镇渡河。谁知该部刚刚行军40余里，便被华野一纵追上，第六十三军边打边逃，撤至窑湾。军长陈章在渡河时负伤，到西岸后拔枪自杀，全军覆灭。

7日凌晨5时，黄百韬第七兵团各部才开始行动。第二十五军、第四十四军、第六十四军及第一军缓缓西撤，公路上烟尘腾空而起，连绵十几里。由于张克侠、何基沣战场起义，让开运河防线，整个陇海路东段暴露在山东的华野面前，各纵队直扑运动中的黄百韬兵团。

8日下午2时许，黄百韬兵团第二十五军、第一军刚刚到达运河东岸，南面枪声大作，如从天而降，横扫过来。黄百韬急令两个团担任掩护，自己率兵团部好容易抢过了拥塞不堪的运河桥。望着桥上人马拥挤、自相践踏，他知道很快就要追到桥东，于是面无表情地断然下令工兵：“炸桥！将西岸的船只立即烧掉。”

随着“轰隆隆”的巨响，运河桥飞上半空。黄部后卫的两个团被隔在东岸，喊声、骂声、哭声乱成一片，打到天黑，全部成了的俘虏。

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渡过运河后，经古邳向西北斜插至离碾庄约5公里的土山镇，设立了前敌指挥部，指挥6纵王必成部、9纵聂凤智部、11纵胡炳云部，由南向北，积极配合陇海路北四纵陶勇部、8纵张仁初部、13纵周志坚部，由北向南，合围西窜的黄百韬兵团。

侥幸过了运河的黄兵团，拥着、挤着，狼狈不堪地逃到碾庄。眼看离徐州不到100里了，惊魂略定的黄百韬喘了口气，下令部队在碾庄一带整顿，明早再行。通讯兵在村庄里架起了电台，黄百韬边擦着脑门上的冷汗，边向徐州的刘峙报告：“连日战况惨烈，各部损失约九千余人，仰赖钧座德威，幸未遭匪算，兵团脱离险境，现已到达碾庄。”但他万万没想到，就是在碾庄停留的一个晚上，使他和他的第七兵团永远失去了逃回徐州的机会。

9日清晨，黄百韬召开各军军长会议，多数人已成惊弓之鸟，主张兼程前进，可安全抵达大许家。第64军军长刘镇湘因已构筑了防御阵地，不愿马上走。第25军军长陈士章急了，大声嚷嚷：“西进一里好一里，豫东战役时，25军与72军只隔20里，炮火相接，最终冲不开共军的阻隔。现在不快走，被围就来不及了。”

正在商议时，黄百韬接到空军侦察通报：“共军约有三万佘人，正从离碾庄圩西北约20里宿羊山跑步南下；另有万余人正从铁路南向西疾进。”

“行动！行动！”黄百韬立即下令。

说时迟那时陕，八义集方向枪声大作，已及时赶至黄兵团的前面。黄百韬急红了眼，急令部队突围，激战一天，不能向西前进一里。

10日，华野10纵逼进徐州东北的东贺村，第7纵控制大许家、单集之间地区，13纵攻占曹八集，彻底切断了黄百韬撤回徐州之路。后面的4纵、8纵、6纵、9纵，千方百计渡过运河追了过来。11日，将黄百韬兵团4个军团包围在碾庄地区，如铁桶一般。

黄百韬被围后，以碾庄圩为中心，纵10公里内，村村设防，形成集团固守态势，在空军的掩护下，加强地面火力，固守待援。

则亲笔给黄百韬写信，为其壮胆：

焕然司令弟勋鉴：

此次徐州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务希严督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干，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是为至要。顺颂戎祺。中正。

13日，敌东进兵团倚仗强大的火力以及飞机、坦克的援助，突破大庙、苑山线以西盛山、董庄线的阵地，向前推进了3至6公里。

徐州东进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连战8天，损失近万人，被击毁坦克数十辆，消耗炮弹12万发，把徐东的土地打得滚烫，像犁过一样。最多的一天进展几公里，少的进展一二公里，阻击打得顽强，就像铜墙铁壁。

徐州到碾庄大约百十里，照这样的进度，猴年马月也打不过去。急得邱清泉直蹦，骂道：“我们拼老本，黄百韬不能坐等吃现成的。”于是，他在电报中对黄百韬说：“甚盼兄部向西出击，在曹八集附近会师。”

此时的黄百韬，别说是出击，连招架之功也丧失了。攻坚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利用挖坑道办法，推进到离碾庄圩不到100米处。11月21日晚，总攻开始了，碾庄圩的夜空，各种炮弹明灭闪烁，机枪步枪流弹如梭，令人眼花缭乱。冲锋号“滴滴嗒嗒”，从四面八方响起，华野6纵王必成部、7纵陶勇部、9纵聂凤智部、8纵张仁初部，一个比一个打得邪乎。黄百韬的据点接二连三被爆破，敌人好像掉进一个巨大的簸箩之中，来往瞎撞。

黄百韬逃到大院上，到处都是“缴枪不杀”的喊声，堂堂的兵团司令，十几万人马，如今成了光杆司令，身边只剩下第25军副军长杨廷宴。漂亮的美式军装、大盖帽，闪闪的中将领花都不见了，两人穿着士兵又脏又臭的破棉袄，躲在一个茅棚中。“这是什么地方？”黄百韬问一个当地的老乡。

“叫油坊。”

黄百韬听完，长叹一声：“我大限已到！”

杨廷宴说：“胜败乃兵家常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司令官何必出此言？”

“你哪里知道，我有个小名叫黄豆，现在掉到‘油坊’里，还有救吗？”

黄百韬躺在茅棚里，望着外面的天空，过了一会儿，又喟然叹道：“我有三不解，死了心也不甘。第一，我为什么那么傻，我用4个军在新安镇等1个军，白白花去两天时间，不然我早到徐州了。第二，我在新安镇等了两天，却为何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多架一座桥，我也跑回徐州了。第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东进援助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掩护我西撤？古人说：‘胜利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做不到，我们是打不过共产党的。”

他拿出一张名片，在背后写上“黄百韬尽忠报国”，交给副军长杨廷宴，请其转交。然后掏出手枪，朝脑门上开了一枪，颓然倒在血泊中，全身抽搐，兀自不肯咽气。杨廷宴又补了一枪。

黄百韬遗体偷运南京

1974年11月初，开封市总工会与开封师院、驻汴第一军三家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淮海战役的战场情况。参加人员有开封师院历史系教师郝立本、朱维

娴，一军有一位郑参谋，开封总工会有孔岩老师，和我们几个来自空分厂、化肥厂和缝纫机厂的几名工人理论小组成员。我当时20多岁，是缝纫机厂的工人。我们调查组一行共7人。

淮海战役是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1949年1月上旬结束的，发生在以徐州为中心的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达临城(今薛城)，南至蚌埠的广大淮海地区的一场决定国共命运的大决战。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约60万，与军80万人经过二个月的鏖战，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

淮海战役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歼灭黄百韬的第七兵团；第二阶段是歼灭黄维的十二兵团；第三阶段是消灭杜聿明兵团。

我们第一站是从开封到商丘。这里是淮海战役的西至地域。从1948年11月6日，我军就在商丘消灭了敌米文和的第181师，拉开淮海战役的大幕。据说敌兵团副总司令邱清泉原驻商丘，后来他认为自己姓邱，商丘音伤邱，对己不利，遂调离此地。我们在商丘住了一天，在军分区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我们到了徐州，在一军郑参谋的联系下，住在离淮海战役纪念塔后面山沟里的一个部队驻地。我们先到淮塔纪念馆参观，大量的照片、实物，尤其是我参战部队发明的用汽油桶改装，放上炸药包，被军称为“没良心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部队首长专门给我们配备了一辆面包车，我们坐车到了离徐州一百多里的碾庄。

那时的碾庄与1948年的碾庄没有什么大变化，庄边有土圩子，土圩子外有河水，护卫着庄子。进庄后是土路，街心有少数的石板路，街上的房子大多是土墙的草房，也有为数不多的瓦房。黄百韬的司令部还在，这是庄子里比较大，看上去也较结实的一个土财主的院落，三间上房，两边还有厢房。院子的墙上、房檐下、门板上，密密麻麻地留着一个个清晰的弹洞，看着这些累累伤痕，不难想象当年战争的激烈和残酷。

一位老年人还能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们黄百韬的模样和激烈的战况：当时庄外满是水的濠沟里，躺满了尸体。死尸的绑腿上都插着一双筷子，这是的尸体。

离碾庄车站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不太大的陵园，有一块不太高的纪念塔。看陵园的负责人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者。他向我们介绍了碾庄战斗和黄百韬之死的情况。

他说：黄百韬带着副官和副军长杨廷宴逃出碾庄后，跑到大院上，发动最后攻击的时候，黄百韬换上了士兵的服装，跑了一夜，最后万念俱灰，举枪自戕。

他的副军长杨廷宴找到当地一个老头，谎称：“我俩是一个村子的。出来当兵时家里人让我们互相照应，现在他被打死了，不把他埋葬了我怎么对得起他的家人？”

老乡问：“死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杨廷宴说：“是个伙夫头！”

于是老乡带着他的儿子，帮杨廷宴把黄百韬埋在一棵大树下了，杨廷宴又在旁边做了记号，然后逃离战场。后来回到了南京。将此噩耗告诉了国防部和黄夫人柳碧云，并把黄百韬的埋尸地点告诉了国防部有关方面。在柳碧云的哀求下，国防部派黄的副官等人身着便衣，回到碾庄，找到了老头，到埋尸的地方挖出了黄百韬的尸体。当时他们让老头跟他们一起回南京，老头没去，却让自己的儿子跟着去了。

这十来个人用担架抬着尸体，昼伏夜行，好容易到了蚌埠车站。一到这里，老头的儿子看见这些人把整车的伤兵统统赶下车，把这具尸体抬上了火车，才知道这个死去的人不是一般人物。12月8日，车到了浦口，那个场面就更令人震惊了，月台上站满了高级将领。老头的儿子才知道这个人原来就是鼎鼎大名的将军、兵团司令黄百韬。黄夫人柳碧云对老头的儿子感激不已，要留其在南京读书或当官，他儿子不愿意；黄夫人遂给了他100块大洋，派人送他回蚌埠，后辗转回到碾庄。

解放后，老头对此事守口如瓶，但也有少数人知道此事。“”时，老头遭到批斗，被迫害致死，银元也被抄走。看烈士墓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老头的儿子还在，这都是他儿子交代的。

1998年，我去徐州参加淮海战役50N年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时，又听说了黄百韬之死及尸体偷运到南京的其他版本，但肯定有演义的成分。

国葬黄百韬？

黄百韬的灵榇运到南京后，暂厝中正路(即解放后的中山南路)中国殡仪馆。

1948年12月8日，是日明令褒扬黄百韬：“陆军中将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志行忠贞，器诚英毅，精研兵韬，夙隶戎行。抗日剿匪诸役，屡当劲敌，并赞戎帏，卓著勋劳。由团、旅长、战区参谋长、整编师长、膺今职。此次徐州会战。匪倾全力图扰江淮。该司令官身先战阵，坚强阻遏，全军奋力，力撑艰危，卒使凶焰摧夷，战局日臻稳定，厥功甚伟，不幸壮猷未竟，授命成仁，披览遗言，良堪痛惜。特予明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交行政院转行国防部，从优议恤。平生事迹，宣付国史馆，用彰忠烈，而示来兹。”是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光荣战死之黄百韬将军》，称其死重于泰山。

12月16日，明令国葬黄百韬：“陆军上将黄百韬，前于徐州之役，督战战场，中丞坚卓，著有特殊勋劳，取义成仁，允为军人楷模，应予国葬，以示优隆，着行政院转内政部，依法筹备，定期举行。此令。”

两次为黄百韬题字，一为：“焕然同志不朽：河岳英灵蒋中正题”

一为挽词：“大仁大义”

国防部长何应钦的题字是“焕然将军殉国纪念：浩气长存何应钦”

居正为黄百韬撰写发扬黄埔精神祭文。

1949年1月18日开始，一连几天，《中央日报》头版刊登了首都各界追悼黄百韬大会公告：定于1月19日、20日、21日三日为黄百韬举行公祭。

1月25日，《中央日报》刊登：黄百韬忠骸定于明日安葬。

1949年1月26日，黄百韬灵榇在曹古山国葬区下葬。曹古山在南京岔路口附近，因修建312国道，已经将该地铲平，曹古山不复存在。而当时黄百韬第一个墓穴就在这里，但已经找不到了。我想，黄百韬下葬前，已经下野，去了奉化，他是不可能亲自主持黄百韬的葬礼的。而且。当时兵荒马乱，黄百韬的遗体怎么可能被国防部再掘出运往上海，再运往台湾呢？

2008年寒露，我独自去找黄百韬墓。在李文忠墓大门口，我询问看门人：“黄百韬家有后人来扫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