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学论文范例精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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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论文范文【第一篇】

论文摘要在分析野生植物资源开发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应遵循引种驯化的基本原理及园林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能为野生观赏植物的开发和利用提供指导。

我国地大物博，野生观赏植物资源极其丰富，高等植物约3万种，有观赏价值的园林植物达6000种以上。我国不仅原产观赏植物种类繁多、品质优良，而且观赏植物栽培有极其古老的历史，早在公元前11至公元前7世纪的西周，我国劳动人民已在园圃中培育花木了。尽管如此，在我国城市绿化中，应用的植物种类并不多。如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一般为200～300种，上海有近400种。而且，除了生境条件极特殊的区域，如热带、寒带或干旱地区外，全国大多数城市的绿化没有很明显的区别，植物材料单调、雷同，造成千城一面的状况，这与植物资源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1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开发现状

家底不清，保护不力

我国丰富多彩的观赏植物种质资源尚未得到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即资源家底还未摸清。目前，不论野生还是栽培的园林植物种质资源，均由于多种原因而面临许多种类散失和濒于绝灭的严重威胁。野生的如兰属和金花茶系的某些种、变种、变型，栽培的如凤仙花品种，均为最突出的例证[1]。因此，进一步开展资源考察，摸清家底，加强保护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近年来中央和地方主管部门做了些保护和管理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如金花茶20世纪80年代由林业部通令全部种类一律禁止出口，后经再度修改，有些种类已对外开放，并在广西设立金花茶保护区与基因库，在洛阳建立中国洛阳牡丹基因库，在武汉建立中国梅花品种资源圃等。

科技落后，盲目引种

①我国野生观赏植物资源虽很丰富，但大量可供观赏的种类却久居深山无人问，仍处于野生状态，未被开发利用；另一方面，我国育种水平还相当落后，如我国是山茶属的起源和分布中心，有不少优良茶花的传统品种和新品种，但与美国、日本、新西兰等茶花育种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极大，现国际茶花协会登录的品种达万个，而我国山茶栽培品种仅300多个，云南山茶140多个。②有盲目从国外引种的趋势，尤为严重的是我国缺乏对野生植物开发利用的深入研究。各地开发利用缺乏技术支撑，很多个体经营者直接从山上挖掘野生植物；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缺乏长远的眼光或追求短期的政绩效应，造成资源的极大破坏，无异于杀鸡取卵。

“产用研”脱节

①科研与生产脱节。由于科研体制问题，当前科研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生产相脱离，为科研而科研，通常是或课题结题之后就束之高阁，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较低。②生产与应用脱节。生产者由于技术、投入或风险等原因，无力也不愿进行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而是随大流，生产“大路货”；而设计者在园林设计中力求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应用尽可能多的植物种类来创造园林景观，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又因为植物应用的新材料、新品种的缺乏逼迫修改设计方案。

2野生观赏植物在园林中的应用

植物造景是应用乔木、灌木、藤本及草本植物来创造景观，充分发挥植物本身形态、线条、色彩等自然美，配置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画面，供人们观赏[2]。要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植物景观，首先要有丰富的植物材料。因此，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当地野生观赏植物资源，既能丰富园林植物种类，克服各地园林植物种类单调，又能突出地方特色，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丰富植物种类，提高城市品位

虽然我国具有十分丰富的观赏植物资源，但是各地城市园林绿化中运用的植物材料显得单调、雷同，缺乏地方特色，观赏植物能代表城市的例子并不多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运用一些新的植物种类来进行城市园林绿化将成为一种趋势。而野生植物，尤其是乡土植物不仅能体现鲜明的地方特色，更具有适应性强、容易引种成功的优势。现在正是野生观赏植物开发利用的大好时机。

开发野生资源，建设生态城市

城市生态园林主要是指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所建设的园林绿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植物被因地制宜地配置在一个群落中，种间相互协调，有复合的层次和相宜的季相色彩，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植物各得其所。它是现代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最高层次的体现，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小桥流水”、“岁寒三友”之类的诗情画意已不能满足现代人游赏及改善环境生态效应的需要了。在生态园林建设中，不仅要注意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的复层次生态位，而且要尽量丰富各层次内的植物种类。要让苔藓类、蕨类、草本类、藤本类、灌木类、乔木类植物都能在城市园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各自长处。野生植物是植物与环境相适应的最好样板，野生植物资源在生态园林中将起巨大作用。

合理利用野生植物，增加城市物种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的3个层次中，最基本的就是物种多样性。在城市中绿地本身有限，在有限的范围内人工引进野生植物，再现植物的多样性具有更大的意义。在城市绿化中，近年也提出重视物种多样性，如从2000年开始，上海实施城市植物多样性3年行动计划，3年来，使常用园林植物由原来的400种增加到800种。其他城市也都希望能将物种多样性运用在园林绿化的实践中。

3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引种驯化

要将野生观赏植物资源成功地运用到城市园林绿化中，首要的工作是引种驯化。引种驯化是将野生或栽培植物的种子或营养体从其自然分布区域或栽培区域引入到新的地区栽培。如果引入地区与原产地自然条件差异不大或引入观赏植物本身适应范围较广，或只需要采取简单的措施即能适应新环境，并能正常生长发育，达到预期观赏效果的称为简单引种。如果引入地区自然条件和原分布区自然条件差异较大，或引入物种本身适应范围较窄，只有通过其遗传性状改变才能适应新环境或必需采用相应的农业措施，使其产生新的生理适应性的方式为驯化引种[3]。追溯引种驯化理论的历史时，一般都把达尔文学说作为起点，其观点使引种驯化成为可能并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真正在国际上最受重视和应用的是德国著名林学家迈尔（MayrH.）1906年提出的气候相似论。

气候相似论

气候相似理论认为树木引进时，引进地和原产地的气候必须相似，引进的树木才能正常生长发育。这一理论明确了气候对树木引种驯化的制约作用，对树木引种驯化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不失为现代树木引种驯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多成功的引种例证。如杭州植物园从气候相近或相同的天目山、黄山、九华山等地引进大量树种，成活率较高；而南京地处北亚热带，其引种范围则没有浙江、江西等地广，很多常绿树种受到气候的限制，在南京不能安全越冬。

生态历史分析法

这一方法是前苏联总植物园在试验了3000多种植物后总结出来的，并由库里基阿索夫于1953年提出[4]。其理论基础是根据某一植物区系成分起源的分析和揭露这些成分的生态历史，在引种工作中我们可以选择那些外来的区系成分，把它们迁回原来生存过的生态条件下，这些植物不但极容易引种成功而且生产率可以得到大大的提高。最著名的事例是天山苜蓿，它不是天山植物区系的成分，当将其从天山的旱生条件引种至湿生条件下时，它的生长状态比在天山好，而且其后代的植物体结构和功能也由旱生类型迅速地变回湿生类型。许多孑遗植物的推广种植成功是对生态历史分析法强有力的支持，比如，水杉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广布种，但由于冰川的袭击其分布范围变得十分狭窄，目前该种在很大范围内的推广栽培取得了很好的结果。目前此方法对于自然区系植物的引种工作具有特殊的价值。

米丘林学说

米丘林的引种驯化理论是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之上的，因而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把植物引种驯化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理论的基础是有机体与环境是矛盾的统一体，通过改变环境和遗传育种两条途径能够改造植物的本性，创造新的类型，以满足人类的需要。这一理论的提出，米丘林主要是依据他在果树园艺方面的引种驯化经验，所创造的一套研究方法和他所揭示的一系列规律，对于各类植物的引种驯化工作都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例如，他确定的实生苗法、斯巴达式锻炼法、定向培育法、逐级驯化法、亲本选择法、远缘杂交法（包括营养体接近法、混合花粉授粉法、媒介法、杂种培育法及蒙导法）等都是我们现在还在应用的方法。对于植物驯化的定义，米丘林始终认为，驯化必须与改造植物的本性联系在一起。同时，米丘林提出的有关植物引种驯化的许多观点，至今在我们的工作中仍是重要的参考。

区系发生法

本法是建立在对区系成分、区系成分的形成历史和自然生态的研究基础上的，认为引种起源上有亲缘关系的和有某些共性的区系之间的植物容易成功。这一方法可供乔灌木引种时选择原材料之用。南京中山公园从北美大西洋区系引种松属植物的成功率很高，其原因就是该地与北美植物区系在起源上和发展历史上具有较密切的联系，现在植物区系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生态相似法

这一方法由中国学者朱彦丞提出，认为植物引种驯化应从整个植物生态环境出发来分析，在生态条件相似时所选择的植物材料引种就容易成功，生态条件相差悬殊的植物材料引种不易成功。

我国劳动人民在植物引种驯化的理论和方法上也有自己的贡献，早在汉武帝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就提出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引种原则。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总结出“顺天时，量地利”和“人力之至，抑或可以回天”的引种驯化原理，指出了植物是可以驯化的，20世纪30年代庐山植物园的建立使得植物引种驯化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对野生资源的掠夺性利用已经使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在保护的基础上，充分尊重科学的原理，建立引种—繁殖—栽培驯化的完整体系，并充分利用野生植物种质基因，培育新品种，在园林运用上坚持适地适树的原则，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4参考文献

[1]陈俊愉。中国花卉品种分类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

[2]苏雪痕。植物造景[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

[3]程金水。园林植物遗传育种学[M].北京：林业出版社，2000.

植物学论文【第二篇】

关键词：药用植物学；实践性；多重教

实践性教学在《药用植物学》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多角度、多层次地提高实践性教学的效果，彻底改变学生“记不住，易混淆，联系不上，不会用”的尴尬现状，我院创建了药用植物学实践性多重教学平台。

精心设计课堂实验

毕业实习中暴露的问题及毕业生信息反馈的情况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实验教学不仅仅是巩固和验证学生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受到基本技能训练，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科研素质和创新意识，为将来进一步研究、整理、发展中医药学以及开发新药打下一定的基础。因此，在增加实验课时，应适当减少理论和验证性实验，增加综合性、机能性实验，将植物显微结构部分与中药材或中成药的显微鉴定结合起来，提高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重点培养学生基本实验操作、基本实验技术和基本实验技能。在此基础上，还特别强调课堂实验的规范性，从实验准备、学生操作、疑难问题解决、实验评价与考核等全过程进行监控，从根本上保证实验的效果。在讲植物解剖时，我们将其与显微实验相结合，让学生通过镜下观察，将观察到的物像描绘成较准确的显微结构图。课内实验常采取个人操作、小组讨论、典型指导、教师指导与学生介绍经验等方式。

我们努力提高实验室的开放程度，成立了“本草社”，鼓励热爱药用植物学的学生加入到该社团中。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自行设计实验，自己解决问题。例如，无花果的雌雄在不同的工具书中描述差异较大，学生发现后对资料进行了检索，并动手设计实验进行验证。在整个过程中，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

校园实习，现场讲解与实践

我校内有丰富的药用植物物种，达三百余种，其中药圃是药用植物最为集中的地方。我校理论内容与实习内容同步进行，并用理论指导实习教学。例如，讲到唇形花冠和二强雄蕊的概念时，要求学生找到校园中哪些是唇形科植物、哪些植物具有二强雄蕊。

教师现场可讲解植物的名称、所属科属、拉丁学名以及药用部位。如在讲解杜仲时，折断枝、叶，让学生看到银白色胶丝，其药用部位为树皮，为补阳药，能补肝肾、强筋骨、安胎。药圃内一些药用价值小但观赏价值大的植物，我们将其与实际联系起来，进一步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实习过程中，我们还要求学生对校园植物进行拍照，最后制成“中医药大学校园药用植物”课件，供学生学习参考之用。

登山采药，标本大赛

为配合我校举办的校园文化节，也根据药用植物的生长规律，一般在五六月间举行一次登山采药活动。之前举办专题讲座，使学生先初步掌握采药及制作标本的原理与技巧。本着“广泛参与、增加知识、普及科学、发展兴趣”的原则，让尽可能多的学生参与到登山采药活动中来。

在采药过程中，指导教师对每种中草药的生长习性、功效、使用方法、注意事项以及现代中医药研究价值作详细说明。对有代表性的植物进行摄影拍照，随后还举办了标本制作大赛，并对参赛获奖作品进行展示。

快乐的植物园实习

学校与植物园距离很近，园内名木花草上千种，且多为药用植物，是现场教学的良好场所。我校的植物园实习一般安排在绿树成荫的六七月份。植物园有丰富的现场教学资源，如讲授叶和茎的形态和类型时，学生可以现场观察。这样，教师讲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再如，讲到植物分类内容时，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牡丹的特征，而且还要学会区别牡丹与芍药，懂得牡丹园里为什么有芍药这一独特的景观。在牡丹园里，师生不仅会产生“俯瞰四时景，坐观国色香”的感觉，更会叹服“山的凝重与水的轻灵”和谐统一的自然蕴味。另外，植物园里还有观赏温室、水上世界、日本园、音乐广场等休闲娱乐场所，可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接受知识。教师要努力使全体学生都能观察到教学对象，并尽可能地使学生运用多种感官去感知，以加深印象。

现场观察后，要指导学生把观察到的现象同书本知识联系起来，做好总结讨论。在师生共同探索的过程中，双方都获益匪浅。

野外实习，能力提升

我校每年都要组织为期一周的野外实习。通过这次系统且集中的野外实习，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通过广泛接触自然环境中的药用植物学资源，认识药用植物与生活环境的关系；利用各种各样的活材料使课堂所学的抽象分类知识具体化，提高学生对药用植物科、属、种的实际鉴别能力。

教师要有重点地引导学生注意药用植物及其生态特点，不要让学生因野外景致多样、植物种类繁多而分散精力。在组织教学中注意启发学生多看、多问、多记、多动手。每天我们都会带着标本夹上山，遇到好的植物大家都如获至宝，小心地制成标本保存起来。山上野果很多，每到一个地方对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小小的惊喜，也给他们劳累之余带来一些乐趣，使其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学习兴趣。

野外实习临近结束时学生易出现松懈情绪，因此要注意防止实习虎头蛇尾，认真做好实习的最后一项工作——实结。实结包括业务和思想两方面，主要是讨论野外实习的收获和体会，肯定成绩，指出不足，给出改进意见。还可举办报告会（报告实习中取得的科研成绩）和展览会（展出学生的专题论文、植物标本及丰富多彩的实习照片等）。这样，不仅可充分反映实习成绩，还可使学生系统地复习和巩固知识。通过此次活动，大部分学生的实践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总之，通过建立上述全方位、多层次的《药用植物学》实践性教学平台，对传统药用植物学的教育观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管理实施等进行改革，为最终建立《药用植物学》课程开放性、多媒体、立体式教学新模式提供了实践参考。

参考文献：

[1]黄宝康，高越，柴逸峰，等。药学专业野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J].西北医学教育，2009，17（6）：1081-1082.

[2]邓雪华。《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实验课探讨[J].医学理论与实践，2006，19（2）：237-238.

[3]袁王俊，韩远记。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教学初探[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09，18（24）：24.

[4]钱彦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优化药用植物学教学[J].药学教育，2001，17（4）：59.

[5]秦晓群，曾志成，张新平，文建国。综合性大学基础医学教育中心化实验教学平台的建设与思索[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2004，6（5）：525-527.

[6]许亮，王冰。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的教学特色[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10（1）： 155-156.

[7]王捷频，王剑波，谢艳华，等。浅谈《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的兴趣教学[J].西北医学教育，2008，16（3）：527-528.

[8]秦民坚，余国奠，王旭红。加强直观教学 提高药用植物学教学质量[J].药学实践杂志，2003，21（5）：310-311.

[9]詹若挺，潘超美，黄海波，王宏。《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的组织和实施[J].药学教育，2002，18（3）：45-46.

植物学论文【第三篇】

关键词： 日本 植物保护体系 植物保护人才 培养体系

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也是植物保护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之一。通过长期的发展已形成了一个由中央到地方、由政府到民间的非常完善的植物保护体系，其植物保护人才的培养也紧密结合现代农业（即对人类及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发展需要。本文从植物保护体系的构成及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日本的植物保护体系

植物保护（plant protection）作为一个学科，其含义在不同的国家有着较大的差别，在我国植物保护一词广义上指通过各种途径保护植物免受一切不利因素的影响，而狭义上的植物保护仅针对病、虫、草、鼠等有害生物，即应用植物检疫、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及化学防治等综合措施有效控制这些有害生物对农林业的危害，以保证农林业的健康生产。而日语中的“植物保护”一词，则是从植物生态、森林保护、生态环境调节、水利土壤改造、土壤植物营养等角度出发保护植物，防止种的灭绝，维持种的多样性，与有害生物防治有关的词汇是“植物防疫”。为此，日本政府专门制定了“植物防疫法”，作为指导植物有害生物防治的根本法规，内容包括总则、国际植物检疫、国内植物检疫、紧急防治、指定有害动植物的防治、都道府县的防治、杂则，以及罚则等内容［1］。根据该法律，日本构建了一个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间系统构成的完整的植物保护体系。

中央和政府层面有农林水产省消费与安全局下设的植物防疫课，主管全国植物防疫的行政管理工作，下设总务班、防治班（负责病虫害发生预测预报、防治指导、农林水产航空事业及病虫害防治技术的改进等）、国内检疫班（负责日本国内的植物检疫、病虫害的侵入警戒及经济防治等）、检疫计划班（负责国际植物防疫条约、植物检疫措施等国际标准的制定，病虫害危害度分析及调查研究等）、检疫业务班（负责与植物检疫有关的业务调整、进口植物检疫、植物防疫所的管理等）及专家组（负责与两国间进出口检疫条件协商有关的事务及出口植物的检疫）。通过对进出口植物的检查，发现病虫害及时取缔，对病虫害进行调查研究，根据植物防疫法有关规定，对病虫害发生及时预警，加强对药剂和防治的保障。下设的植物防疫所主要承担进出口植物的检疫工作［2］。

而地方上，各都道府县均设有负责植物防疫的农林水产部（或农林部、农政部）及专门从事病虫害防治的病虫害防治所。目前日本全国共有病虫害防治所53个，平均人数在10人左右，其主要职责包括：病虫害预测预报，病虫害防治计划的制订，植物检疫，对基层市町村、农民和农民组织开展的病虫害防治工作进行指导和支持，农药试验示范、药效试验，指导农药正确使用，以及农药市场管理等。病虫害防治所业务经费由中央、地方共同承担，基本上各负担50%。此外，全国还有病虫害防治员4200多人，多由农协、农户和基层政府职员等兼任，接受病虫害防治所的业务指导，负责各市町村的植保工作并在防治所和农民之间起一个技术桥梁的作用。各都道府县的病虫害防治所还与当地的农业试验场、园艺试验场等科研单位、农业改良普及中心等农业团体合作设立“都道府县及市町村防治协议会”，制定整个都道府县的病虫防治实施方针［3］。

日本病虫害防治的民间系统主要是农业协同组织，简称农协（JA），类似于我国的合作社。该组织作为农民的合作组织，在组织农民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购买、金融、共济、技术经营指导等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促进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基层，农协在农业技术推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协的设立上至全国，下至各市、町、村，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网络，触及面很广。各农协几乎都设有营农指导员，作为活跃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技术普及员，以农协会员及其家属为对象，在生产、经营等方面给农民以指导，其指导范围涉及农业领域的方方面面，但以担任研究、制订农业生产与经营计划，指导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推广新品种和新的作物栽培技术等为主，并为农家购置农机和设施提供咨询，在会计业务、税务知识方面提供指导和帮助；向农民提销信息和相关服务。可以说，农协营农指导员是植物保护知识的直接传授者，在日本的植物病虫害防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的植物保护工作本着测报先行、综合治理、安全用药、保护环境的原则开展，实现了由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专家咨询系统、远程咨询系统和远程诊断系统等现代技术构建的植物保护网络化，建立了JPP-NET植物防疫信息综合网，并适时进行大面积飞机喷洒防治［4，5］。

日本是世界上农药残留标准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对各种农药在每种栽培植物上的农药残留标准做出了严格的要求，乱用药、滥用药、使用违禁药物的现象很少。在病虫害的防治中，非常注重化学防治以外措施的应用，很好地体现了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简称IPM）的理念。其农药的流通也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进行。农药企业生产的农药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到达农民手中。其一为农协途径，即通过JA全国农业协同组合经其投资的经济联合会到达或直接到达各地的农协组织后销售给农民；其二为非农协途径，即依次通过农药批发商和零售商两个环节销售给农民［5］。对农药的销售采取严格的许可制度。

二、日本植物保护人才的培养体系

日本的植物保护人才培养也分为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三个层次，其中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由一些综合性的或农业高等院校进行，而专科生由设置在地方的农业大学校（2年制）完成。本文主要对本科生的培养加以介绍。

植物保护一级学科下含植物病理、农业昆虫、杂草和农药学四个方向，目前我国植物保护专业的专业课程有《普通植物病理学》、《农业植物病理学》、《普通昆虫学》、《农业昆虫学》、《杂草学》和《植物化学保护学》6门课程，另有与四个方向有关的专业选修课多门，以青岛农业大学为例，共有《害虫生物防治》、《植物病害生物防治》、《昆虫生态与预测预报》、《植病流行学》、《植物免疫学》、《农药环境毒理学》、《农药毒理学》、《植物检疫》、《昆虫学研究法》、《植病研究法》、《农田杂草控制》、《昆虫生理学》、《农药残留与检测技术》、《资源昆虫学》、《昆虫病理学》、《菌物资源学》、《生物农药》、《农药加工技术》、《植物病毒病害及综合治理》、《分子生物学》、《农药施用方法与技巧》、《植物细菌病害及防治》、《植物线虫病害及防控技术》、《贮粮害虫》、《农螨学》等25门课程，其中前15门为专业限选课。通过四年的学习，要求培养的学生同时掌握与三个方向有关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敢于实践、不断探索和创新的意识，以及自我提高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胜任与植物保护相关的各项工作。

日本与我国不同，其大学均未设植物保护专业，植物保护人才的培养往往结合在农学专业里面，虽然能比较系统的学习与植物病、虫、草害有关的知识，但对农药知识的学习较少，农药相关人才的培养主要通过与化学及应用化学相关的专业来实现。以日本唯一的一所农业本科院校东京农业大学为例，其培养目标瞄准“次生代农业”（即对人类及环境友好型农业），通过学习次生代农学理论与技术，培养能够应对粮食自给、食品安全、地球环境等问题的能力，在农业经营方面敢于挑战现有生产方法，围绕农业可持续生产能够对今后农业生产做出贡献的人才。根据需要在该专业内设置了农学与园艺两个培养方向，其中农学方向共设置课程103门（含毕业论文），即必修课29门，任选课74门。实习从大一开始，《农业实习》课程要求学生深入校办农场，体验食用作物・工艺作物、草地・饲料作物、果树、蔬菜、花卉及农机等领域的农业生产，领略农业生产的快乐与困难；大二开始以解决食品及病虫害问题为目的，通过《生物学实验》等掌握研究的方法；大三开始进入研究室，与指导教师及研究生一起进行专门的研究［6］。该方向的具体课程如下。

第一学年：有《作物生产学》、《土壤学》、《遗传学》、《育种学》、《植物病理学》、《昆虫学》、《园艺学》、《农业实习》、《农学原论》、《信息学基础》、《英语》、《共通演习》和《新生seminar》13门必修课及《健康福祉概论》、《心理学概论》、《艺术》、《日本国宪法》、《经济入门》、《生物学》、《化学》、《数学》、《物理学》、《国际学习》、《英语听力》、《体育》、《基础生物》和《文章表现》24门任选课。

第二学年：有《生物学实验》、《农业实习》和《英语》3门必修课及《农业气象学》、《植物营养学》、《农作业系统论》、《资源植物论》、《食用作物学》、《工艺作物学》、《草地饲料作物学》、《植物育种学》、《植物工学》、《植物病原微生物学》、《昆虫分类学》、《环境科学》、《生物化学》、《动物福祉》、《植物生理生态学》、《生命伦理》、《文化人类学》、《现代社会的问题》、《国际关系思考》、《地学》、《英语会话》、《中国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职业设计》等26门任选课。

第三学年：农学方向有《作物学实验》、《遗传育种学实验》、《植物病理学实验》、《昆虫学实验》、《作物学演习》、《遗传育种学演习》、《植物病理学演习》、《昆虫学演习》8门必修课及《实验计划法》、《杂草学》、《农产物市场论》、《植物防疫论》、《植物病原微生物学》、《昆虫生态学》、《昆虫机能利用学》、《动植物园论》、《生命科学》、《分子生物学》、《知识产权论》、《实用性生命有效利用》、《农业与生态系》、《农业经营学》、《植物生长调节论》、《民族植物学》、《自然再生技术论》、《地球环境政策论》、《科学与哲学》、《TOEIC英语》、《实习》及《商业礼仪》22门任选课。

第四学年：农学方向有《作物学演习》、《遗传育种学演习》、《植物病理学演习》、《昆虫学演习》、《毕业论文》5门必修课及《商业英语》和《科学英语》2门任选课。

毕业后以就职者占多数，为%，其次为攻读研究生占%，自主创业者占%，其他占%。就职者中，以综合最多，技术次之，其他依次为营业、销售、服务、公务员及研究，分别占%、%、%、%、%、%和%，其他%。其中，就职最高的5个行业是零售业、服务业、食品加工业、批发业及教育，各占%、%、%、%和%。

根据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需要，该校的农学方向还设置了作物生产与植物保护两个领域，前者下设作物学和遗传育种学，后者下设植物病理学和昆虫学各两个研究室，为学生的培养提供了保障。

三、一些思考

我国的农业发展正处于由量向质的转变阶段，经过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大力发展，以解决温饱为主的农业发展目标已经实现，目前正在向绿色农业、环境友好型农业、出口创汇型农业、观光型农业、农产品加工型农业等现代农业进行转变，因而对植物保护人才的素质及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所培养的学生不仅具备与植物病理、农业昆虫、杂草及农药学等有关的基本知识，而且具有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的先进理念，善于从生态学、环境科学，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待农林业病虫草害的防治问题，这一要求与日本东京农业大学所遵从的“次生代农业”理念相一致，因而其培养体系对我国植物保护人才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比如，在课程设置方面环境科学、植物生理生态学、动物福祉、生命伦理、昆虫生态学、昆虫机能利用学、农业与生态系、地球环境政策论等课程的设置强调了维系农业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从大一开始的农业实习，以及随后各年级的实验、演习课则着重于对学生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而实践教学的不足正是困扰我国农业院校植物保护人才乃至整个农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因素［7］，今后必须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1］日本植物防疫法，#8.

［3］邵振润，赵永谦，王明勇，等。日本的农作物病虫害防疫体系）.中国植保导刊，2004，24，（12）:41-42.

［4］邵振润，赵永谦，王明勇，等。日本的农作物病虫害防疫体系）续。中国植保导刊，2005，25，（1）:39-40，38.

［5］日本全国农业协同组合的农药事业，.

［6］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农学专业课程，/agri/

植物学论文【第四篇】

关键词：“六强”培养模式；高等农业院校；植物学科；创新型人才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03-0111-03

创新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灵魂，当今社会的竞争，与其说是人才的竞争，不如说是人的创造力的竞争。自20世纪以来，各国高校在重视传授知识的同时，都注重加强适应全球化竞争与科技进步需求的创新人才的培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创新人才必将成为全球竞争的焦点，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基地，更应把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培养置于最突出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新能力对于我国尤为重要，我国要在2050年左右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宏伟计划的实施需要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具有创新精神与能力。

中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大众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教育教学质量问题，如学生的培养质量有所下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亟待加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教材内容与教学手段需要优化和更新、教学手段和方法更待进一步转变等。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高等农业院校的创新人才培养对当今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作为高等农业院校中的基础学科，植物学科的人才培养必须面向“三农”、服务社会。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不断凸显的“三农”问题对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因此，适应当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态势深化教学改革，强化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探索新形势下高等农业院校植物学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势在必行，对培养面向“三农”的植物学科创新人才、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快速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六强”培养模式的形成、内涵与特点

新形势下高等农业院校植物学科创新人才培养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有：①长期以来，农业院校植物学科作为基础课的自我意识牢固，新形势下其创新人才培养应如何强化对接社会需求？②农业院校植物学科以研究生培养为主，同时又作为基础课参与很多专业的本科生培养，植物学科如何通过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互动来培养创新人才？③创新人才的培养由多个环节和多个层次组成，植物学科如何通过强化重要培养环节以协同促进本―硕―博多个层次的创新人才培养？这些问题已经成为高等农业教育迫切需要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湖南农业大学植物学科以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实验教学改革为切入点，在广泛收集国内外高校研究生和本科生创新人才培养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和系统分析国外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现状和发展过程，以及我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条件和高等农业教育的现状与当前新农村建设新形势，实地考察了国内外多所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开展情况，结合本学科教学科研和教学改革的经验与实践，积极探索和认知高等农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发展规律，进而创造性提出了以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高等农业院校植物学科创新人才“六强”培养模式，并在湖南农业大学植物学科予以实施，在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独立学院）等院校推广应用，通过边研究、边实践、边总结，逐步完善了该人才培养模式。

“六强”培养模式的具体内涵为：以面向“三农”和服务社会为宗旨，强化培养目标定位；以优秀团队和杰出人才为主导，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以规划教材和精品课程为载体，强化知识结构更新；以重大课题和创新平台为依托，强化创新能力提升；以国际交流和学科交叉为抓手，强化竞争意识培养；以传帮带送和朴诚奋勉为底蕴，强化学科文化传承。该“六强”培养模式涵盖了培养模式的各个核心要素，首先从顶层设计层面强化培养目标定位，从资源保障方面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从源头控制上强化知识结构更新，从能力本位方面强化创新能力培养，从思维拓展方面强化竞争意识培养，从文化底蕴方面强化学科文化传承，从而协同促进湖南农业大学植物学科从研究生教育到以植物学科为基础的相关专业本科层次创新人才培养。

二、“六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实施措施

1.以面向三农和服务社会为宗旨，强化培养目标定位。湖南农业大学植物学科属于理学学科，其人才培养对象包括生命科学类、植物生产类和环境科学类等30多个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与大农学学科相比，植物学科学生对未来面向“三农”就业的意愿较低，知识结构与“三农”对接能力较弱。为此，湖南农业大学植物学科制定了“面向‘三农’，服务社会”的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充分发挥植物学科基础性强和受众面广的特征，将“面向‘三农’，服务社会”的理念贯穿到该学科研究生及其相关专业本科生的培养过程中。通过强化本学科“面向‘三农’、服务社会”的培养目标，端正人才培养的导向，提高学生服务“三农”的意识和能力，建立有利于“三农”人才培养的学科体系，使之更加适应新形势下“三农”的人才需求，依托植物学科建立了基础学科更好服务“三农”的实践途径，推动基础学科服务“三农”，产生了突出的社会效益。

2.以优秀团队和杰出人才为主导，强化师资队伍建设。针对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需要不断加强的现状，植物学科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合作培养研究生、地方项目和科研合作项目等多种途径，大力推进学科教师的出国深造和国内进修。同时，通过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百人计划”、“芙蓉学者”、“神农学者”等不同层次的人才计划，引进国内外高水平师资。大力加强教师梯队建设，强化教师培养、引进和使用的制度和机制，积极稳妥地做好教学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通过湖南农业大学的“拔尖人才”、“1515”等人才计划，强化植物学科教师队伍创新群体建设。学科团队积极引导教师将自身发展与学科发展融为一体，强化团队意识，创造事业留人和感情留人的良好环境，以优秀团队和杰出人才为主导，建设了一支专业知识和年龄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以彭克勤老师、萧浪涛老师领衔的学科团队先后被评为湖南省省级教学团队、湖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和湖南省省级优秀教研室。目前，植物学科现有教师25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达23人，教授13人，副教授9人，讲师3人。其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生物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人、教育部创新团队核心成员2人、湖南省“121”人才工程人选2人、湖南省“芙蓉学者”特聘教授1人、湖南省“百人计划”特聘教授2人（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1名）、湖南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人、神农学者讲座教授2人、神农学者特聘教授1人、博士生导师10人、硕士生导师22人。

3.以规划教材和精品课程为载体，强化知识结构更新。针对部分教材和教学内容相对滞后、教学方法和手段单一、与创新人才培养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植物学科高度重视知识结构体系更新，以规划教材和精品课程为载体，通过主编国家规划教材和建设精品课程，不断完善课程内容，大力推进网络教学和双语教学，建立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以推动创新人才知识结构的更新。为全校植物生产类各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高级植物生理学、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生长物质等多门课程；新编写全国高等农林院校规划教材及其他教材等9部，其中主编教材《植物生理学》、《生物信息学》获全国优秀教材奖；《植物生理学》、《植物生理学实验技术》、《植物生理学学习指导》等教材被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广泛采用；出版服务“三农”科技书刊“植物生长调节剂”系列专著7部；《植物生理与人类生活》2015年被评为国家视频精品课程，并上线国家教育部“爱课程”网站；建成省级精品课程5门、校级精品课程6门、网络课程10门；发表教改论文37篇，并在海峡两岸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教学与研究研讨会、全国高等院校《植物生理学》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等进行学习交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获得湖南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其他奖项4项。

4.以重大课题和创新平台为依托，强化创新能力提升。针对部分教学科研平台资源相对分散隔离、难以满足人才培养要求的状况，植物学科将实践教学平台与科学研究平台互通，教学科研平台与技术服务平台互通；以国家“863”计划、国家“973”计划和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等解决农业科学与技术问题的重大项目为支撑，激励研究生和本科生积极参与教师的科技攻关。充分利用部级植物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植物功能成分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作物种质创新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植物资源利用湖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植物激素与生长发育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植物遗传与分子生物学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植物表观遗传学国际联合实验室和湖南省植物生产类专业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等服务本学科人才培养的教学科研平台，并建设了4个校内外实习基地。改革课题与平台的运行机制，设立创新课题，激励和吸引学生开展创新性学习和研究，建立了以科研项目、开放基金和创新课题支撑创新能力培养的机制。同时，经实践探索创设的“全国大学生茶艺大赛”、“植物生理生化实验技能大赛”和“研究生创新论坛”等系列素质拓展品牌，分别成为省级和部级素质拓展活动，形成了学科专业教育与素质拓展活动教育良性互动的育人机制，有效培养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竞争力，同时在全国同类高校实验室建设和实践教学改革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示范辐射效应。

5.以国际交流和学科交叉为抓手，强化竞争意识培养。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有助于找准学科创新切入点和培养核心竞争力；深入开展学科交叉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创新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拓宽学科视野，培养竞争意识和促进创新。植物学科紧跟国际前沿，结合自身特色，参与差异化竞争。以广泛的国际交流和跨学科交叉为抓手培养竞争意识，以促进学科核心竞争力提升。学科团队在国内、国际学术交流和学科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年来先后主办国际学术会议3次，国内学术会议8次，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总计238人次；积极倡导学科交叉与跨学科合作，促进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在植物激素测定方法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原始创新性科研成果，为包括中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等在内的几十个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了技术服务。

6.以传帮带送和朴诚奋勉为底蕴，强化学科文化传承。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其研究方向和工作积累均会留下学科前辈的烙印，因而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学科文化是学科的灵魂，关系到学科的质量提升与可持续发展。以往的学科建设大多聚集于条件的改善和规模的发展，对学科文化传承缺乏必要的重视。湖南农业大学植物学科继承了由我国著名植物生理学家胡笃敬教授所开创、由一代代学科前辈所积累的“传帮带送”和“朴诚奋勉”的学科文化传统，创造了“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实验室文化氛围，并将其贯彻到学科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由学科文化传统所营造的和谐环境以及所赋予的拼搏精神是学科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学科团队全体教师互相尊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在工作中同心同德、团结协作，教书育人与科研等各项工作均有序而高效地开展，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并为学科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软支撑。

三、“六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成效

经过6年的探索和实践检验，湖南农业大学植物学科创新人才的“六强”培养模式实施成效显著，在湖南农业大学植物学科创新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在全国同类高校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科先后获批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2009年生物技术专业被评为部级特色专业，2010年获批与国外合作办学的本科专业（生物科学）。项目组先后被评为省级教学团队、湖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和省优秀教研室。近年学科团队承担各级科研项目91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3项，获资助总经费2200多万元。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湖南省技术发明三等奖1项，发表SCI/EI收录论文81篇，获授权国家专利25项，获植物新品种登记权3项。

近年来，共培养本科生1866名，其中大学生村官16名；培养硕、博士生216名。共有40多篇学位论文被评为校级优秀硕、博士论文，6篇硕士学位论文和6篇博士学位论文分别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和湖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人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留学回国人员；10人参与“双百”惠民工程，5人被选派为科技特派员。获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11项、省级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46项、校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128项和院级“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资助102项、省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12项，获各级学术科技奖140余项。参与的“三下乡”、“双百”科技惠民工程等活动已规范化、制度化，为大量涉农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惠及全省几十万农民。2004年起，博士生参与学校组织的“博士团”开展科技下乡活动，先后3次被等六部委评为“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

植物学科创新人才培养“六强”模式的探索和实施为学校其他学科人才培养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学科和学校声誉不断提高，内涵式发展成效显著。湖南农业大学两次荣获教育部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并获批为农业部与湖南省共建省属重点高校和全国首批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试点单位。根据最新的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统计，湖南农业大学植物学科自2014年开始进入世界排名前1%学科。

参考文献：

[1]孙莱祥，王留栓。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J].中国高等教育，1999，（24）：10-12.

[2]夏石头，萧浪涛，匡勇，曾可。“以人为本 和谐发展”的实验室文化建设[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9，28（2）：5-7.

[3]李永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及实施过程的经验与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15，（23）：283-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