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范例 社会学论文范例优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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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论文【第一篇】

为了更好地掌握“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现状，探讨大学生经济价值观实现的方法与途径，我们对河北省部分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了“当代大学生经济价值观”的抽样调查。此次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笔谈和访谈为辅。运用典型抽样方法，在河北省内抽取了河北联合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六所本科院校进行问卷调查，所做问卷调查的对象覆盖文科、理科和工科专业的各个年级，同时在调查过程中注意性别比例、政治面貌比例等情况。问卷调查采用不记名填写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数量3000份。回收问卷2850份，回收率95%，问卷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问卷总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反应被调查者的性别、专业类别、政治面貌、年级等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为问卷的主体，涉及经济价值观取向、诚信观、竞争观、金钱观、消费观五个方面内容，每方面三个问题，每个问题分为赞同、基本赞同、不赞同三个答案，如表2所示。

（一）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现状

受社会转型的影响，当代“90后”大学生的经济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90后”大学生今后的生活、学习既有积极又有消极的影响，根据整理的调查结果，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1.经济价值观取向功利化，理想模糊化在对待金钱和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社会地位的问题上，分别有%、%、%的大学生反对“一切向钱看，理想是次要的”“改善经济状况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经济条件的优劣是社会地位的体现”这些观点，这说明大部分“90后”大学生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追求，他们希望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不断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分别有%、%、%的大学生赞同或基本赞同这些观点。说明当代“90后”大学生充分认识到必须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2.诚信观念深入人心对“诚信是一切价值的根基”“言必信，行必果”“宁可失钱，不可失信”问题的回答中，有%、%、%的大学生给予了赞同或者基本赞同的回答，有%、%、%的大学生给予了否定回答。说明大部分大学生都能将诚实守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认识到诚信在学习、生活中的重要性。3.竞争观念不断增强在对“在竞争中求生存”“实现经济目标的最好方式就是竞争”问题的回答中，有%、%的大学生给出了赞同或基本赞同的答案，充分说明大多数学生有较强的竞争意识。但仍有%、%的学生对这些问题持否定态度。在回答“公平是竞争的必要条件”这一问题时，%学生持赞同或基本赞同的态度，%的学生持否定态度。说明“90后”大学生认识到公平是竞争得以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挖掘自身的潜力，才能充分实现自我价值。4.金钱观趋于理性对“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的回答上，有%的学生给出了赞同或基本赞同的答案，只有%的学生持不赞同的观点。说明“90后”大学生已经认识到物质基础的重要性，这对于其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有着重要影响。对“努力寻找各种赚钱的方法”这一问题的回答，%的学生持有赞同或基本赞同的看法，%的学生持不赞同观点，说明在如何采用合理和合法的途径和方法获取经济利益，很多学生认识不清。在“收入水平体现个人能力”这一问题的回答中，%的学生给出了赞同和基本赞同的观点，%持不赞同的观点。说明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把收入看成了衡量自身能力的重要标准，这可能导致大学生能力培养的不平衡。5.消费观念多元化在“只要有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追求时尚和名牌消费”问题的回答中，%和%的学生持有赞同或基本赞同的观点，%和%的学生持不赞同的观点。说明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勤俭节约意识淡薄，攀比、享乐思想严重。在对“毕业后考虑贷款买车、买房”这一问题的回答中，%的学生给出了赞同或基本赞同的答案，%的学生给出了不赞同的答案。说明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已经充分的认识了社会现实，并做好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准备。

（二）“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出现这些特点的原因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产生了双重影响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效率经济、竞争经济、法制经济，但是市场经济也有盲目性、自发性和逐利性的特点。所以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对“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产生了双重影响。（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从微观角度看，市场经济强调每一个经济主体的价值和独立性，这就为大学生追求自我价值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市场经济的这种要求能够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重视自我、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完成社会所赋予的责任。从宏观角度讲，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这种竞争已经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调查结果来看，“90后”已经明白“适者生存”的道理，他们通过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积极参与竞争，在竞争中求得更深、更广的发展。“90后”大学生的公平意识在不断增强。市场经济是公平经济，它为每一个经济主体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平台，每一个经济主体根据自身经济利益进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就能够使经济主体的效率尽可能发挥到最大。正是市场经济的这种本质要求为“90后”大学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使得每个人平等的享有抓住机遇的权利。（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传统的经济体制模式存在很多限制自由竞争的因素，比如原有的国有企业垄断带来的行业间的资源占有、员工收入差距等问题，在社会中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些现象使“90后”大学生的竞争观念发生了扭曲。导致很多学生在入党、评奖过程中寻找各种捷径。2.高校教育方式、方法的影响学校教育是大学生经济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高校教学中，教学内容要根据实际变化不断调整，如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企业失信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反腐败问题、就业问题等等。学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公平、竞争等相关内容，帮助其树立正确的经济价值观。教学方法上，仍然以传统的灌输方式为主，缺乏增加师生的互动，实践教学模式陈旧，学生仅限于课堂学习，不能真正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学生不能够独立的运用相关知识去分析各种社会现象，不能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觉的意识。考核方法上，大多数学生都可以通过突击的方式过关，影响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达不到应有的效果。3.“90后”大学生自身的特点从人的成长角度来看，“90后”大学生价值观体系正处于形成的关键时期，思维较为活跃，敢于创新，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所以成长环境的不同和个性化差异都会导致其产生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如不同的消费观念、不同的金钱观等等。从青少年思想形成过程来看，“90后”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比较强烈，他们注重学习生活的独立性、追求自我、要求公平竞争，这是他们思想逐渐成熟的表现，但是崇尚独立、追求自我容易形成以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这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背道而驰，只有不断加以正确引导，才能真正形成适应社会需要的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现行的高考体制下，中学阶段的学习模式，让他们在经济价值观的形成上存在很多弱点。进入大学校园，各种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显示出与社会现实的不协调。这也是很多大学生已有的价值观体系和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90后”大学生树立正确经济价值观的对策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是比较健康成熟的，但也存在着官本位至上、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因此，应加强对大学生的经济价值教育，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金钱观，正确处理好金钱、权力与理想的关系。帮助大学生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树立正确的经济价值评价标准。帮助他们培养经济自控能力，强调获得财富的合理化和合法化，形成正确的经济价值手段。

（一）加强信仰教育

针对“90后”大学生理想模糊的现状，高校应加强信仰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远大理想。教育他们将个人理想和社会需要相统一，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服务社会。对“90后”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使他们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同时，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充分利用高校各种校园文化形式、网络等手段提升他们的道德水准，以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主体的需要。

（二）转变经济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方法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经济价值观形成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的转型，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变化通过课堂传达给学生，并转化为学生的思想意识。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要根据实际变化不断调整，使学生能够理解什么是适度消费，什么是正确的金钱观，如何正确处理公平和竞争的关系等等，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经济价值观体系。从教学方法上来看，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加强师生的互动，探索创新实践教学模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河北大学开展的微电影实践教学模式。考核是对教学效果的检验，可以将考核和实践教学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并掌握知识。

（三）拓宽高校进行经济价值观教育的渠道

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借助于宿舍文化建设、学校网络平台等多种途径开展经济价值观教育，加强经济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积极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提升学生的竞争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采用“引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引进来”即采用报告和讲座的形式，将学者、知名企业家请入校园，以亲身经历讲述市场经济为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帮助学生加强市场经济意识。“走出去”即走出校园，深入企事业单位，亲身体验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的决策过程，感受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四）引导自我教育，挖掘受教育者的内在潜力

社会学论文【第二篇】

1.社会实践开展现状。

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次数过少。调查结果显示，有%的大学生没有参加过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参加过一次，%的大学生参加过两次，参加过两次以上的大学生相对较少。高校对于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经费支持不足。仅有%的大学生在开展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得到了学校的经费支持。大部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不高。调查显示，%的大学生是自觉参与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初衷是因为学校组织，%的大学生是因为完成大学的课外学分。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方式大多为实习和兼职。针对用人单位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的企业接收过前往企业进行实习的学生，%的企业接收过前往企业进行兼职的学生。

2.对社会实践的认识。

第一，大学生对社会实践的认识。大学生在开展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分别有%、%、%的大学生认为当前大学生开展的社会实践广泛性不够、持续时间短、操作不规范。导老师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指导力度不够。%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过程中指导老师的指导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但指导老师的实际指导次数有限，指导效果不明显。大学生社会实践没有得到社会的足够支持。%的大学生认为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和认可。第二，用人单位对社会实践的认识。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不高。%的用人单位认为制约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蓬勃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学生参与率不高。社会实践普遍存在持续时间短、广泛性不够、操作不规范、功利心过强的问题。%的用人单位认为当前学生在开展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持续时间过短，未能达到实效，%的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广泛性不够，且操作不规范，%的用人单位则认为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大学生的功利心过强。社会实践内容缺乏创新、规划不够科学。%的用人单位认为当今大学生所开展的社会实践主要问题在于社会实践内容形式缺乏创新，%的用人单位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社会实践缺乏科学规划且社会实践制度落实不到位。社会实践后期宣传工作呈现良好态势。数据显示，仅有%的用人单位认为社会实践后期宣传不力，说明用人单位高度认可当前社会实践的宣传效果。

3.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社会实践有助于大学生开拓视野。调查显示，%的学生对“坚持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这一社会实践的核心思想的体现表示较为赞同，%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有助于大学生个人走向社会，另外，分别有%、%、%、%和%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有助于大学生能够了解民生、促进专业知识的学习、投身志愿服务活动、了解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这直观的说明了社会实践有助于大学生开拓视野。社会实践对大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有利于大学生社会角色的转变，%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社会实践能够使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数据显示，%的同学认为社会实践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之间关系较大。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有助于其就业。数据显示，%的用人单位均认为企业更愿意招收社会化技能高的大学生，他们具备较强的发展潜力，对社会也更加了解，进入企业以后会更加务实肯干，这对企业来说能够减少初期培训成本。在大学生应聘时，%的用人单位最看中大学生的学习成绩，%的用人单位最看中大学生的参与竞赛情况，而%的用人单位最看中大学生参与的各种实践活动，这些数据表明大学生在校期间不能一味的关注学习，还要积极参与各种实践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化技能，这样才能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有助于其综合能力的提升。与大学生的看法不同的是，%的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对其自身的成长非常有帮助，%的企业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表示支持。表明绝大多数的企业对得到过社会实践锻炼的学生表示高度认可，并赞同高校引导学生大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4.社会实践与社会化技能之间的相关性。

大学生的团体意识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得到了良好体现。%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团队在整个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作用较为明显，这也充分说明大学生在开展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自身的组织、协调、合作能力得到了提升，即社会化行为技能得到了提升。社会实践能够使大学生的社会化技能得到提升。数据显示，%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能够锻炼大学生的交流能力，即社会化语言技能，%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能够锻炼大学生的合作能力，即社会化行为技能，%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能够锻炼大学生的适变能力，即社会化思维技能，这足以说明，社会实践能够不同程度地使大学生的表达、交流、沟通、组织、协调、合作、观察、适变、创新等综合能力得到锻炼，即社会化技能得到提升。社会实践能够提升大学生的社会化技能。数据显示，%用人单位表示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与其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联系很大，%的用人单位认为社会实践有助于锻炼大学生的交流和沟通能力，%的用人单位认为社会实践有助于锻炼大学生的适变能力，综合起来即大学生的社会化技能，同时也有少部分认为社会实践有助于锻炼大学生的表达、组织、协调、合作、观察和创新能力等。这表明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有助于提高其社会化技能。

二、对策与建议

1.规范管理，引导大学生自觉有序参与社会实践。

高校作为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主要管理和指导部门，可以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洞悉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现状和学生的相关需求，加强对社会实践的指导和引导，使社会实践能够最大限度的提升大学生的社会化技能。同时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解决大学生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实际困难，注重社会实践指导老师的重要地位，尽可能地为学生解决实践基地、资金等实际问题，并需要通过规范管理，从而引导大学生自觉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2.加强选题指导，提升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社会实践选题对于社会化行为技能的培养至关重要。不同的选题，其重点难点不同，对象不同，实践方式不同，实践效果不同，对于社会化行为技能的培养自然不同。因此，高校应制定政策，鼓励大学生以团队形式开展实践，加强组织、协调、合作能力的培养；在实践选题上，引导学生注重与社会热点相结合，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与创新创业相结合，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社会民生相结合，增强实践的科学性和培养能力的针对性。同时，指导教师对于社会实践的实效性发挥着重要作用。指导老师应注重指导大学生观察与思考社会现象，带领学生认真分析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思考所学专业与社会工作的关系、思考自身职业规划，从而指导大学生主动调整自身的学习重点，实现自主创新发展；在社会实践后，应注重指导学生总结提炼实践成果，以研究报告或论文的形式将实践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层面，并积极将理论成果向相关单位反馈，从而对社会发展和工作推动发挥更大的作用。

3.加强学生能力培养，积聚实现大学生梦想的强大力量。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第三篇】

一 元代社会史研究

族群关系：元朝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会，萧启庆（清华大学台湾新竹）的《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以师生关系为主干，论述了蒙古、色目族群中士人群体的形成及其与汉族士人在文化上频繁的互动关系。饭山知保（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用地域史的研究方法，结合大量石刻资料，探讨了金末元初蒙古统治在华北确立过程中汉地精英层的变化以及他们和蒙古的关系，指出这一阶段不同地区历史变迁的不同面貌（《蒙元统治与汉地地方精英层的变动——以山西忻州定襄县的事例为中心》）。洪丽珠（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以《至顺镇江志》为主要资料，通过统计的方法分析了镇江路及其所辖州县的长官、佐贰官的族群组成，论述了元朝在江南地区进行统治的特点（蒙元镇江路官员的族群分析刍议——地方基层统治文化的讨论）。张沛之（天津师范大学）的《元代汪古马氏的汉化问题》通过社会交往、诗文作品、礼俗、信仰等方面分析了汪古马氏的汉化倾向。

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刁培俊（南开大学）在《试论元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兼与宋代的比较研究》中从元朝乡、都等乡村行政管理体系、乡村家族与宗族、乡村中的游离分子等几个方面讨论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过渡阶层，指出这些社会群体对于社会控制的重要意义。许守泯（成功大学台湾？）从士人网络的角度对元代浦江郑氏的经营发展做了详细的研究（《江南第一家：元代浦江郑氏的发展及其士人网络》）。吴小红（江西师范大学）注意到江西抚州地方势力在进入元代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指出当地政府中有大量官员出自平民，这可以从元代官制、抚州的地方性来进行解释（《元代布衣阶层的兴起——以抚州路为中心的探讨》）。

社会经济：孟繁清（河北师范大学）的《元代的契本》将文献记载与黑城出土的元代契本残件相结合，论述了元代的商业税收制度及其社会影响。赵华富（安徽大学）集中讨论了明抄本《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中的元代契尾，对它的标题、年代、文字做了说明（《〈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三点说明》）。王秀丽（华南师范大学）的《元代文人笔下的江南贾客》一文利用大量元人诗文集、笔记的资料对元代江南地区商人的活动及其日见增长的社会地位做了论述，颇有新意。

社会生活：吴海涛（安徽阜阳师范学院）注意到自然灾害对社会生活造成的重要影响，指出元代黄河水患造成皖北地区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秘密宗教的流行（《元代河患与皖北社会》）。周萍萍（南京晓庄学院）利用来华外国人的记载，讨论了元代的酒文化（《蒙元时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饮料——酒》）。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王风雷研究了元朝政府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法再探》）。

婚姻与妇女问题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王晓清（武汉电视台）的《元代赘婿婚制述论》讨论了元代比较常见的赘婿婚制，对出舍女婿、养老女婿等类别进行了研究。马彩霞（河北师范大学）论述了元代和尚娶妻的现象，从教义、物质生活等方面分析了原因（《试论元代和尚娶妻现象普遍的原因》）。谭晓玲（首都博物馆）的《元代列女人数之分析》指出《元史列女传》中列女数量的提升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修史者的观念、元代的社会变乱和妇女的从众心理等等。

二 元代文化史研究

通贯的文化问题：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元代出版史略论》中指出元代的书籍出版比较自由，没有严格的管制。蒙古国时期的编修所、经籍所不是元代出版事业的开端。该文对《元史艺文志》、《元史艺文志辑本》的优缺点做了评论。白翠琴、杜倩萍（中国社会科学院）从蒙古习俗与汉地传统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元朝的皇家建筑，讨论了藏传佛教、中亚和西亚文化对元朝居住文化的影响（《论蒙古统治者居住理念的演变及元朝建筑特点》）。杨硌堂（南开大学）提出对于元代文人绘画中体现的“士气”不应仅从“书法入画”的技术范畴来理解，而要从画家心理层面的精神追求来把握（《元代文人画士气精神论略》）。

儒学与士人的研究：王建军（华南师范大学）的《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分析了至元前期设置国子监的经过，指出汉族官僚集团坚持设置国子监是为了坚守汉法文治的政治方向。沈仁国（江苏教育学院）用丰富的史料对元延祐年间的进士做了考证，并对钱大昕《元进士考》的性质做了新的说明（《元延祐进士再探》）。元代儒士是儒学的积极传播者，周鑫（南开大学）以抚州儒士为主，分析了仁孝思想得以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原因（《出处进退必有道——宋元之际抚州儒士研究》）。士人中的“隐士”引起了学界较多关注，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许佳君（河海大学）《元朝前期北方的汉族隐士》、申万里（武汉大学）《元代江南隐士考述》分别研究了元代北方、南方的隐士问题。申万里从隐士特征、谋生手段、心态、社会活动、社会地位等方面对江南隐士做了深入研究。高荣盛（南京大学）则注意到元代士人积极入世的方面，他通过对元代“游士”北上自荐，求取功名的分析，揭示了元代文化史另一个复杂侧面（《元代“游士”论》）。张斐怡（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从《录鬼薄》、《青楼集》入手，论述了元杂剧的创作群体和消费群体，分析了元代士人的生活状态和创作活动（《创作与消费——元代杂剧文化中的士人生活》）。

部分会议论文研究了元代儒学的重要人物。刘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遗民张本事迹考》考证了金末儒士张本的生平和寄予遗民思想的作品。张帆（北京大学）从刘因《退斋记》入手，考证了刘因对许衡的抨击确为事实，指出两人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可以从人生经历、性格、思想和政治背景等方面找到原因（《〈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王梅堂（国家图书馆）通过对赵孟頫与西域籍大臣的文化交往探索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元人赵孟頫与朝中西域籍大臣》）。

元代宗教：宗教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热点之一。在佛教方面，陈育宁、汤晓芳（？）研究了蒙古统一战争前后西夏的藏传佛教（《13世纪蒙古统一战争与藏传佛教》）。乙坂智子（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的《西藏佛教与元代汉族社会》也对元代藏传佛教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杨琏真加掘毁宋朝帝陵的事件及其对汉人的影响。马明达（暨南大学）从诗文、佛道关系等方面研究了元初少林寺长老性英（《金末元初的少林寺长老性英粹中》）。王頲（暨南大学）的《清凉着奇——五台山与元代的佛教崇奉》以五台山为中心，论述了五台山在元代宗教活动和生活生活中的影响。

在伊斯兰教方面，姚大力（复旦大学）对元代泉州清净寺碑碑文做了比勘和复原（《元代泉州清净寺碑的文本复原》）。杨晓春（南京大学）指出河北定州清真寺的所谓元碑《重建礼拜寺记》实际上是明人所作，时间下限是正德十六年（《河北定州清真寺所谓元碑〈重建礼拜寺记〉为明人所作再考》）。马娟（南开大学）用三通元代清真寺石刻资料对当时的伊斯兰教信仰、经典翻译、文化认同做了分析（《试析元代汉人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以清真寺碑刻资料为例》）。刘迎胜（南京大学）从元代回回人的称谓、分类、语言文字、谋生手段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元代回回人的文化面貌和社会适应能力（《有关元代回回人语言问题》）。

在道教方面，樱井智美（日本明治大学）用石刻资料研究了上都的早期建设和北方道教中正一教的地位问题（《〈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考释》）。在基督教方面，佟洵（北京联合大学）研究了元代景教的传播与消亡（《也里可温在蒙元帝国的再次传入以及消亡原因初探》）。

元代科技技术：刘秋果（河北邢台郭守敬纪念馆）通过对元代历法的研究，肯定了王徇对元代科学的贡献（《浅谈王徇对元代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韩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元人邹铉的著作为主，论述了汉族养生保健科学的发展（《邹铉及〈寿亲养老新书〉》）。陈广恩（暨南大学）以泾渠为主，研究了元代的水利建设和相关社会问题（《〈长安志图〉与元代泾渠水利建设》）。尚刚（清华大学）的《蒙元织锦》分别研究了汉地蜀锦和自西域传来的撒答剌欺的织造及匠作机构。杨玲（南开大学）运用大量实物资料研究了元代一种特殊的服装“辫线袄”（《元代的辫线袄》）。

三 元世祖忽必烈研究

陈学霖（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元史》中的忽必烈形象进行了分析，并与历史文献中的唐太宗、金世宗进行了对比（《忽必烈汗的“皇帝”塑形及评价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舒振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陈志英分别研究了忽必烈中统至元初期的统治政策（《元世祖忽必烈与中统至元之初治》、《元世祖朝转运司沿革及其职能衰落原因考》）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卢明辉和北京联合大学朱耀廷分别从个案分析和宏观视角研究了忽必烈时期的文化取向（《浅谈元世祖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征服与被征服——从忽必烈“治天下”的制度措施看军事政府与经济文化征服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李迪、河北邢台郭守敬纪念馆的胡考尚、谢剑荣研究了忽必烈时期的科学技术状况（《论忽必烈的科技政策》、《从郭守敬的伟大看忽必烈的英明》）。杨德华、石坚军（云南师范大学）以云南行省为例，分析了忽必烈对边远民族地区的政策（《忽必烈与云南行省》）。

郭万平（南京大学）介绍了日本学术界关于忽必烈时期元朝入侵日本的研究情况（《日本的“蒙古袭来”研究》）。中岛乐章、四日市康博（日本早稻田大学）利用日本海出土的元军战船遗物分析进攻日本的元军构成及装备情况（《元朝新附军与海外经略》）。向正树（日本大阪大学）的《忽必烈时代的朝贡与元朝的南海信息》研究了忽必烈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

四 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一直是元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在政治制度方面，洪金富（中央研究院台湾台北）对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究竟是死后的庙号还是生前的尊号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问题》）。舩田善之（日本东京大学）利用石刻资料，研究了元代圣旨的翻译和传递过程（《灵岩寺执照碑碑阳所刻公牍之价值》）。李治安（南开大学）的《元代的官吏贪赃》从蒙汉二元的官僚体制和蒙古旧俗等方面研究了元代官吏的贪赃现象、惩贪政策和有关政策失败的社会原因。屈文军（暨南大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元朝君臣关系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王敬松（广播电视出版社）研究了元朝频繁出现的大赦和有关原因（《浅谈元代的赦》）。党宝海（北京大学）的《论元朝的站户制度及其性质》通过对站户制度各层面的分析，指出其制度根源是蒙元时期汗权的强大与主奴关系的泛化。特木勒（南京大学）利用明朝和高丽文献，研究了高丽与北元、明朝错综复杂的关系（《高丽在北元明朝之间》）。

在重要的政治人物和家族的研究方面，张金铣（安徽大学）考证了泰定帝的生年与排行（《元泰定帝生年及其他》）。王献军（海南师范学院）的《元文宗图帖睦尔出居南海考》考订了元文宗出居南海的时间、年龄、原因、侍从人员、历史影响等。王晓欣（南开大学）考证了海都之父合失的“太子”身份问题，并对海都政治影响力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说明（《合失身份问题再考》）。内蒙古大学的瞿大风研究了元代山西蒙古诸王的封地、待遇和社会影响（《有元一带山西地区的蒙古诸王》）。内蒙古师范大学贺咏梅对以木华黎家族为代表的札剌亦儿部的政治地位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不同入世途径对蒙古人的影响（《札剌亦儿部勋臣世胄的仕进情况及其与蒙元政治的关系》）。赵文坦（山东大学）的《大蒙古国时期的顺天张氏》研究了张柔家族在当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张国旺（南开大学）利用新出墓志对真定史氏的姻亲家族崔氏进行了研究（《元代真定崔氏家族及其与史氏相关的两个问题》）。

在行政区划的研究方面，薛磊（南开大学）、杜立典（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分别就东北地区和福建台湾地区的政区建置进行了探讨（《元代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再论澎湖巡检司与台湾岛的关系》）。赵琦（南京大学）对《元史》中的“朵怜赤”、“大千户部”、“野马川”等名词进行了考证（《释〈元史〉中的几个与蒙古相关的名词》）。内蒙古大学薄音湖对包头市明隆庆四年美岱召泰和门汉文石刻中的人名、称号、国名做了详细的考释（《关于美岱召泰和门石刻》）。

社会学论文【第四篇】

关键词：医患关系；医患冲突；增能；场域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决定，此次会议首次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含义，认为建立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它不仅可以更快更好地实行现代化，而且可以将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更广大人民。而提高全民卫生水平，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1]。党的执政能力加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服务水平。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医患冲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和谐稳定将产生重大影响。要建设和谐社会，不能忽视医患之间的关系发展。医患之间和谐相处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要重视医患之间关系。通过了解如今医患关系的情况，并进行描述性分析，对医患关系之间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解释性探讨，为有效解决医患纠纷提供建议和措施，为立法及其他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这将对减少社会冲突、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社会长期和谐稳定发展。

一、淮北市H医院调查结果分析

（一）对医患关系的总体评价

笔者运用访谈法和问卷法调查医患双方对目前医患关系的总体认识，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医患关系现状和造成医患冲突的原因。具体调查结果如下。医院医患关系现状如表1所示，本次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200份，医务人员94份，患者106份。在调查中发现认为医患关系十分紧张和比较紧张的有162人，占总体比重的81%。医务人员和患者都认为如今医患关系不紧张的只占总调查人数的5%。从表1中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医务人员和患者都认为目前的医患关系总体上是趋于紧张的。2.医患冲突的责任从表2中可以看出，%的患者认为医患冲突的责任在医方，%的患者认为医患冲突的责任在于患方，只有%的患者不清楚是谁的责任；而51%的医务人员认为医患冲突的责任由谁承担是说不清的，%的医务人员认为责任在于医方。3.医患冲突的原因如表3和表4所示，%的医务人员认为与患者沟通困难是导致医患冲突的主要原因，当然有%的医务人员认为目前患者自身维权意识增强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而%的患者表示医患冲突的责任在于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差。4.医务人员道德素质问题的突出表现如表5所示，大部分医务人员和患者都认为服务态度差和工作责任感差是目前医务人员道德素质问题的突出表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人权被提到重要位置，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医务人员和%的患者认为不对患者告知病情也是医务人员道德素质建设的关键点。5.医患沟通情况的满意度如表6所示，%的患者对医患沟通不满意，占比最高，然而，%的医务人员对目前的医患沟通情况满意。可能在患者眼里不满意的沟通在医护人员那都是正常的，比较满意的沟通。可见，医务人员与患者在医患沟通满意度方面尚存在较大分歧。6.医患沟通困难的原因如表7所示，%的患者认为医患地位的不同导致沟通困难，而%的医务人员则认为是受教育程度不同使得医患沟通困难。

（二）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对淮北市H医院医护人员和患者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总体来说H医院的医患关系是紧张的，患者认为主要是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差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态度差导致医患沟通出现困难，患者不理解自己的病情以及医生的治疗方案。这样会对医务人员产生误解，导致彼此关系差。第二，对于医患冲突的责任方面，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由于医务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高，对医学知识也很熟悉，因此看待医患冲突的责任时就会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不确定最后是哪一方的责任。大部分患者的教育水平相对于医生要低，看问题不够全面，所以倾向于认为是医方的责任。第三，在医务人员道德素质问题的突出表现调查中，笔者发现医方认为主要表现在工作责任感差和不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比如让患者送礼、充话费等。患者认为主要体现在服务态度差，对待患者态度“冷”“硬”“没耐心”。这些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第四，在医患沟通情况满意度的调查中，淮北市H医院医护人员和患者的调查结果有很大的不同。医护人员比较满意的沟通状态，在患者看来是不满意的。医护人员的沟通意识不强，更关注于治疗患者的疾病，对患者的人文关怀欠缺。绝大多数患者认为医患双方扮演的角色地位的不对等，医务人员处于主导地位，可以支配患者的时间、精力、金钱，患者自身不愿意被支配，导致与医护人员的沟通出现问题。第五，医患沟通困难原因的调查中，笔者发现H医院的医生反映很多患者都是当地的农民、工人，他们的教育程度比较低，跟他们解释很久也不能懂。而且医务人员需要面对很多患者，时间有限，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做解释，导致患者对自身的病情不够了解，为后来进一步有关治疗方案的沟通加大了困难。因此医务人员认为教育程度的差距是导致双方沟通困难的主要原因。患者认为是医患之间不平等地位，医务人员处于主导地位使得双方沟通困难。患者普遍认为现在看病的费用高、看病难，导致患者倾向于将医护人员当作自己的“出气筒”，造成医患关系紧张。而医务人员则认为是医疗制度不完善的原因。医务人员和患者都普遍反映政府应该加大对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解决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将有利于医患关系健康发展。

二、医患冲突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与国家层面

1.医疗法规政策制度不健全

在对淮北市H医院医务人员的访谈及问卷调查中，笔者发现不少医务人员认为目前的法规政策更倾向于保护患者的权益，比如颁布的《执业医师法》《民事诉讼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国家在制定法规政策的时候，没有将医患两者放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看待，导致医务人员觉得当自身的正当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并没有机构部门愿意帮助他们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时候，医务人员为了能够保护自己，常会对一些患者的一般性疾病进行全面的检查，担心出现误诊。这就加大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使得患者对医务人员不满。“我们也没有办法，像之前颁布的法规都是在保护患者的利益。我们也算是打工的，也怕出事情啊。想让检查能够更加准确，就会要患者进行全面的检查，开一些大的药方，怕出现误诊，到时候患者找碴儿。”（A医生，2018年3月28日）

2.公共卫生领域资金投入不足

笔者调查的淮北市H医院是一所公立的三级甲等医院，被定义为非营利医院，自己承担盈利和亏损风险。在现行体制之下，医院被政府推向了市场，政府投入资金不足，出现只有政策支持而不提供资金的情况。医院发展速度慢，医疗资源多流向大城市、大医院。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讲述了稀有资源总是处于争夺状态之中，优质的医疗设备、技术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患者看病倾向于选择大医院，使得大医院人满为患，存在排队挂号等候时间长、床位紧张等现象。患者常会出现对就医环境、医务人员服务质量不满意的情绪，导致医患之间的冲突。

3.医疗管理不健全

不健全的管理主要包括医疗风险管理和保险分担制度不完善。医院是一个对专业性要求高并且充满风险的地方，疾病的复杂性和目前医疗技术的有限，没有哪一个治疗方案是零失误、零风险。通过调查笔者发现H医院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医疗风险管理机构，患者不满意治疗效果时，会直接找医护人员处理，这就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压力和包袱。保险分担制度不健全即医疗赔偿制度不健全，出现医疗纠纷都会让医院来承担责任，保险公司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小。“医院的管理也有好多问题，一出现事情，不管大小，患者就来找我们医生闹事，看病的人要来找医生，处理事情的也来找医生。我们精力有限，也处理不过来，有时候还会把事情越搞越复杂，到最后也都不会出现什么好的结果。”（B医生，2018年3月28日）

（二）医院层面

1.人文关怀缺乏

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看作是由低到高的五个阶梯：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诺认为人们各层次之间的需要是层层递进的，当人们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时，会追求较高层次的需求。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上升，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方面的需求，患者看病的时候不仅要解决身体方面的疾病获得安全的需要，同时也注重得到医生的尊重。医务人员对待患者“冷”“硬”等，患者不能从医务人员那里满足尊重等发展性需要。医患之间相处时，纠纷、矛盾会增加。

2.医务人员职业倦怠情绪严重

医务人员的教育投资比其他很多职业都要大，本科要读五年，在校实习阶段也没有工资，还要自己交钱给医院。毕业后去医院工作时，工资也不高。笔者调查的H医院主治医生一月只有三千多，法定的收入与之前高额的付出不成正比。而且在医院工作量也很大，每天要面对很多患者，晚上还经常会加班。此时医务人员极易产生职业倦怠，没有耐心对患者及家属做有关病情方面的更多解释。“我一个月工资三千多，基本上只够自己用，更别说买房买车了。刚毕业那会有的是激情，但是现在发现没点关系想升职很难，自己现在很想跳槽了。”（C医生，2018年8月28日）

3.部分医务人员人文素质低

在调查过程中，据患者反映虽然现在中央反腐倡廉，但是还是有些医务人员素质比较低，比如收红包、让患者送购物卡、充话费、请吃饭等。将患者看成是自己谋取利益的工具，为了弥补法定工资被金钱蒙蔽了心智，这种“补偿心理”是医务人员素质低的一个重要体现，应加强医务人员道德素质建设。“有的医院医生人很好，有的就不管了。前几天我做手术后，就让家里人给麻醉师和主刀医生都送了红包。没送的时候，医生早上查房都不怎么来我这床位。因为手术后，不能吃东西，要用药水来提供营养，没送红包的时候，药水用完了，医生也不给加。人不能吃饭，也没药水，一点力气都没有，后来送了礼，查房早上也来问问怎么样了，药水也给加了。现在的有些医生就是素质太低了，还没人管。我们老百姓也没法子。”（A患者，2018年3月28日）

4.医院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

笔者在访谈的时候发现患者抱怨当自己不满意治疗效果的时候，没有人管理，投诉电话打了之后也没有下文，并没有得到处理。在患者看来，医院里医务人员处于主导性角色，自身为了治愈疾病，让医务人员安排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其实潜意识当中患者并不愿意被医务人员支配，对医务人员心理就有一定的抵触。医务人员每天很忙，通常将患者看作是疾病的载体，关注点在于患者身上的疾病，对患者的服务也是“冷”“硬”“不耐烦”，没有运用合理的病情告知方式，使得患者对自身的病情严重程度不了解。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不到位进一步加剧了医患之间的冲突。“我还没有多问几句，那医生就不耐烦，皱着眉毛讲，说了你也不懂，问那么多干什么，按我说的做就行了。我看到那医生就头都痛，都有点怕他了。”（B患者，2018年3月28日）

5.医疗技术水平低

医患冲突最主要的原因是患者对治疗效果不满意，治疗没有达到患者的预期，或者出现了误诊导致患者没有恢复健康，病情反而更加严重。医生这个职业对专业性要求很高。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低、医疗资源差都会加剧医患之间的冲突。“我一般看一些小病来H医院，要是严重的病我都会去坐汽车到徐州大医院看的。徐州经济比淮北好些，医院里面设备也齐全，一些好的进口医疗设备都有。H医院就不行了，看病人多，政府也不给钱给医院买新设备回来。花了钱看病还看不好，老百姓就会闹事。”（C患者，2018年3月28日）

（三）患者层面

1.对医疗效果不切实际的期望

患者自身对医疗知识的缺乏，忽视医学的不确定性、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对医务人员提出较高的期望，更有甚者会提出手术等治疗零风险这样的要求。通过问卷和结构式访谈，笔者发现患者常会认为自己花钱了，还治不好病那就是医务人员的原因。这些无理要求的提出，也会导致医务人员“不敢行医”，影响医患之间的互相信任感。“花那么多钱来看病，医生就要把我治好，不然钱就白花了。”（D患者，2018年3月28日）

2.法律意识淡薄

患者法律意识淡薄，出现医疗问题、不满治疗效果时就将责任推到医务人员身上，而不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渠道解决问题。据调查发现大部分患者遇到医疗问题时常会在医院门口“摆花圈”“放鞭炮”“砸医院设备”。一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维权，二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注意。但是这种破坏性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医患之间的冲突。“投诉电话那些打了都没有用、办事慢，拖很久都不处理，在医院闹事，放个鞭炮，很快医院就会有人来管了。”（D患者，2018年3月28日）

3.医疗费用压力大

笔者在H医院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患者都不是工薪阶层。科技的发展、新型药物和治疗手段都需要高额的费用。一般患者并不能承受这些医药费和检查费。医疗费用是患者及其家属的敏感话题，给他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4.社会信任缺乏

社会信任的缺乏主要表现在对医务人员开的处方、检查单和治疗的措施不信任，还对医疗管理部门的不信任。对医务人员开的处方持怀疑的态度，不利于医患之间的沟通。出现医疗纠纷的时候，不愿意找医疗管理部门处理，总是觉得处理的程序复杂并且会偏向医务人员，因此职业性的“医闹”事件层出不穷。

5.对疾病治疗失去信心

笔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一些慢性传染疾病的患者心理承受很大的压力。由于是传染病，他们不得不和别人隔离，社会交往活动相比生病之前减少了很多，内心孤独。还要长期服用药物，导致患者内心压抑，对治疗失去信心，产生消极悲愤的情绪，也不愿意接受治疗。“我这病是慢性病，治不断根，钱花掉了，还没什么用，我都不想治了，再也不想来医院，也不想看见医生了。”（E患者，2018年3月28日）

（四）社会媒体层面

如今，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的飞速发展，各大媒体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一些媒体为了博得广大群众的喜爱，不顾职业操守和道德，不切实际地报道一些与民众有关的医疗事件，夸大事情的经过。故意将患者描述成弱者，把矛盾集中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身上。比较正常的医疗问题经过炒作也会颠倒是非黑白。加上医疗知识的专业性，普通大众在这方面都比较欠缺，所以大众辨别是非能力不强，很容易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社会媒体的报道、舆论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当前的医患关系。“我平时玩手机都会看见微博上面不少关于医疗事故的报道，大都是医院的责任，所以我打心底就不喜欢医生，我觉得他们就是来赚钱的。”

三、改善医患关系的对策

（一）政府与国家

1.落实好宣传工作，正确加以引导社会媒体进行报道

社会媒体的宣传对人们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根据人在情景中理论，人是在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成长改变的。社会媒体的舆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制定一系列规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2.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有效控制医疗费用

政府要切实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普及更多的人，将药费、检查费各种费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减少因医疗费用给患者带来的压力。

3.改善医务人员的执业环境，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

金斯利•戴维斯和威尔伯特•莫尔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一个职位比另一个职位更重要，要想最有能力的人为最有挑战性的工作做出牺牲，必须给占据社会重要职位的人实质性刺激，比如权力、声望、财富来保证这一点。因此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医务人员的败德行为，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

4.健全医疗风险分担制度

现在的医患冲突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医疗风险的分担制度不健全。对于一些重大疾病，患者和医务人员都参保，如果出现了意外，可以由保险公司支付赔款，这样医务人员大可放心地去尝试新的治疗方法，也可减轻患者的经济压力。

5.大力发展社区卫生事业

积极发展社区诊所，培养一些全科医生，有效为大医院分流一部分患者。同时可以利用社区医院开展一些疾病的预防、安全知识讲座，提高人们对疾病的预防意识和认识到医疗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鼓励社会对社区医院进行资助，将社区医院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二）医院

1.建立完善的患者投诉管理系统

据调查发现医院的评价系统里面很多信息都是内部医务人员自己填的，并不是对患者真实想法的反馈，其实就是一个面子工程，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的作用。因此医院要改变这种状况，有效收集患者的意见，可以将矛盾冲突在萌芽阶段就消除，为接下来的有效治疗奠定基础。

2.加强医德宣传，提高医务人员道德素质

医风医德建设是解决医患冲突的重要途径之一。良好的医风医德表现在医务人员不将患者看作是自己弥补合法收入低的工具。对待患者要耐心地解释倾听，将患者的目前身体状况详细地用通俗的语言传达给患者，让患者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3.鼓励医务人员加强沟通，争取医患信息对等

沟通可以增进患者对疾病状况的了解，提高患者和医务人员之间的信任。医务人员要处处为患者考虑，将患者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这是建设和谐医患关系必不可少的。

4.提供科学的就医指南，为患者开设急诊绿色通道

现代医学知识具有高度专业性，因此很多患者不了解医学知识。一些患者甚至面对五花八门的科室都不知道自己要挂哪个科室的号，这个时候就需要导医为患者耐心指导，让患者就医有一定的方向性，以免花钱还没治好病。因此医院应为患者开设绿色通道，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让患者深切体会到医院的人性化服务。

（三）患者

1.转变就医理念

一直以来传统的就医理论是年龄越老的医生医术越高明，大医院的治病效果越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很多慢性疾病和常见病都可以在社区医院治好，现在的社区医院已经有这个水平了。患者自身要纠正对基层医院的偏见，在社区医院不用出远门就可以治疗一些常见病，治疗效果可能会更好，有效推动分级诊疗的实施。

2.提高自身的医疗法律知识

患者自身对医学要有正确的认识。积极配合医务人员的治疗，提供详细的资料给医务人员。尊重理解和信任医务人员，不将医务人员当作自己发泄不良情绪的工具，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积极主动提高自身的素质，学习掌握一些法律常识。

参考文献：

社会学论文【第五篇】

进入当代社会，教育社会学经历了较快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在英国取得了空前的知识地位和政治影响，英国的社会学家在“新”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处于“领跑”地位，并于70年代晚期建立了教育社会学的专业课程。教育社会学成为现代西方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主要流派，产生的原因也由于世界的全球化进程而具有国际性。当今世界学术传播、交流的国际化的现实也决定了其必定与“传统”教育社会学有很大区别。首先，对传统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挑战。功能主义建立在社会进步和工业发展的乐观主义背景中，主张通过特定道德价值的社会化，使学校教育制度成为促成个体适应社会并整合到社会系统中的最合适工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他在对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中认为，学校是典型的社会化的现代环境，他将班级视为社会体系的子系统，认为其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秩序，而学校和家庭是承担传递价值和规范责任的机构，塑造个体人格和符合工业社会要求的特定发展。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文化运动的发展，“新”教育社会学研究以“冲突理论”为武器，矛头直指功能主义。主张以社会冲突来考察教育现象，批驳功能主义的技术功能理论，认为无法把学校教育的发展直接归因于经济与技术变化的结果，也无法把学校教育的主要作用归结为对学生进行从事未来职业所需技能的训练；学校的主要作用在于传授社会支配集团的身份文化（statusculture），学校教育发展的动力来自不同身份集团之间的冲突。其次，对传统教育社会学“教育平等”观的超越。传统教育社会学承认教育不平等的合法性，认为教育竟争是一种民主政治的机制，不平等本身是教育系统外在的因素，人们职业上的差别是社会职业结构变化的结果，教育系统中的不平等是从外界带入的偶然的无能为力的东西，学校本身是公正的、中立的，教育是获得成功的钥匙，人们可以通过工作和教育保持或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新”教育社会学则认为学校从表面上看是公正的、中立的，其实它却是处于统治阶级控制下，“不仅学校制度、教育价值观为统治阶级所控制，而且连学校教什么、教谁、如何教也是如此；教育竞争也不是公正的，首先，具有不同阶级等级背景的学生在受教育的条件方面有优劣之分；其次，学生的成就动机也不是中立的因素，它受着阶级结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再次，学校里传授的知识以及掌握知识成败的标准对中、上层阶级的学生有利，对下层阶级学生不利；另外，从总体而言，教师的操作性价值判断也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学校并不能产生教育平等。

二、“新”教育社会学发展趋势及其批判

（一）“新”教育社会学的学科融合

吴康宁教授认为，从60年代末开始，西方教育社会学逐渐繁衍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出现了形形的学派，从而使教育社会学进入一个学派争鸣的时期。而到了90年代以后，教育社会学虽然存在多元化发展，但各学派之间的论争渐渐少了，出现了多元共存共融和形成教育社会学共同体的发展态势。米歇尔·扬的《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的新方向》一书将教育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作为传授知识主要渠道的学校课程纳入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在70年代中期，美国一些学者也参加了“新”教育社会学的讨论。如阿普尔作为课程论领域中的政治———社会派激进主义的“重构概念论者”运动的领袖出现的，他是从课程论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开始的。在70年代末，他在《新教育社会学：分析的文化与经济再生产》一文中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激进的教育社会分析概括在“新”教育社会学之中。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二）学科继续发展的批判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