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论文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优秀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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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思想论文【第一篇】
摘 要：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就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形成了解释、理解与重构三条路径。这三条路径在研究的主题与形式、目的与焦点、背景与坐标等方面既有相近之处，也有较为鲜明的差异。深入探讨其间的联系与差异有助于进一步把握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的变迁和研究方法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中的作用。
关键词：路径；解释；理解；重构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1-0044-04
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一大研究热点。这一研究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互有联系而又各具特点的不同路径，近十年来，随着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的推进，不同路径的联系和特色逐渐得以彰显。综观国内外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可以大致标示出三条路径，它们权且可以称为解释、理解与重构。这三条路径在研究的主题与形式、目的与焦点、背景与坐标等方面既有相近之处，也有较为鲜明的差异。深入探讨其间的联系与差异有助于进一步把握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的变迁和研究方法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中的作用。
一、主题与形式
直接而又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不同路径的研究主题与形式，简略回顾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研究史，可以发现，最先将这一问题视为一个独立的课题加以论述的大概是梅林。早在1897年出版的《德国社会史》（第一卷）中梅林就辟专章讨论《莱茵报》和《德法年鉴》等，探讨了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而后，在190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中梅林也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特点做了简单的分析；比较集中体现了梅林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是1919年出版的名著《马克思传》。在《马克思传》中，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轮廓比较鲜明地呈现出来了，不过，梅林着重的仍然是青年马克思思想的一般性勾勒而不是发展特点的细致考察。例如，在梅林的书中常见大段引证马克思的话，却较少分析，少量的分析一般也只限于指出“马克思还完全站在黑格尔主义者的立场上”、“相当明显地反映着他的唯心主义的观点”或“马克思仍然遵循着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说”，等等。
梅林的拓荒性研究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解释路径的特点：一方面，解释路径的研究主题一般是比较松散的，虽然它也力图把握马克思某一文本或某一阶段思想的整体特点，但它认为摘引的原文都能分别完整地体现整个文本的整体思想；另一方面，解释路径表现出来的研究形式往往是对马克思的原文引证多而分析少，这一般是因为解释路径认为它摘引原文的意思是清楚明白的，因而只需加以定位而无需过多分析。
1962年，苏联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出版，这一著作具有较强的总结性，对苏联的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影响较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也具有强烈的解释路径色彩：在探讨马克思某一文本或某一阶段的思想时，奥伊则尔曼是分作几个论题或方面来论述的，虽然这些论题或方面论述时互有关联，但在总体上是并列平行的关系。如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分析分为“哲学与宗教”、“自我意识和经验现实”、“理论和实践”、“哲学与革命”和“辩证法与哲学史问题”等论题。在具体的论述形式上，奥伊则尔曼相比于梅林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就使奥伊则尔曼的论述具有一种串讲的性质，就是说，在论述某一论题时努力打通马克思关于这一论题的所有观点，在论述某一文本或阶段时努力打通马克思关于所有论题的不同观点。
由此可见，解释路径有一个理论预设，即马克思的某一文本或思想阶段在整体上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个统一的思想通过各个论题展现出来。因此，虽然不同研究者介入的视角不同，看到或选择的论题也不同，但这不应该影响对整体的统一的思想的认识。奥伊则尔曼对论题的选择不是草率的，对论题的探讨与分析很多地方都相当细致，然而，这种研究路径所取得的成果难以达到自己的期望。因为视野不可能是全方位的，论题不可能毫无遗漏，论题之外还有论题。另外，为什么是这些论题而不是另外的论题值得探讨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虽然解释路径或许也认为一定的不同的视野和论题具有一种互补的作用。
与解释路径不同的是，理解路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在视角问题上认为解释路径预设中的整体性、统一性是成问题的，或者是未经证实的，这种整体性、统一性与总体性至少没有很好的分清。因此，理解路径采取了比较谨慎的策略，相比于解释路径可以说是后退了一步：现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具有某种统一性，青年马克思的某一文本或某一思想阶段具有某种整体性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它们可以作为可能的结果悬置起来，但不允许直接进入研究过程。
较能体现理解路径的是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由于理解路径认为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阶段划分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或者说，这种划分对一个研究过程而言主要应该作为研究的结果出现。这一差异在《马克思恩格斯传》的章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来，虽然也有“转向共产主义”这样的标题，但科尔纽一般是直接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如《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为章标题，而在这样做有困难时就干脆以“卡尔•马克思在巴黎”等为章标题。与解释路径相比，理解路径在研究主题与形式上的主要差异在于：解释路径主要关注马克思的观点即马克思说了什么，理解路径更关注马克思是怎么说的。也就是说，理解路径不太关心根据表现马克思思想的程度对马克思的话进行某种划分，而重在弄清楚马克思具体所说的话的意思；解释路径一般都需要把马克思的一个文本分成几个主题，理解路径一般不会，因为它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一个文本，以致乍一看似乎没有明确的论题，理解路径在研究主题上的这种特点表现在形式上就是努力按马克思的意识或意思叙述。因此，理解路径也不太关心对马克思的话的概括、评价或定位。
虽然理解路径与解释路径之间有这些差异，但其间的联系还是可以辨识的：二者都以某种连续性或整体性为研究基础，只不过，理解路径认为马克思不同文本之间的连续性是有问题的或有待证明的，而单个文本内部的连续性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既然理解路径已经开启了这一否定过程，那么，这一过程也就不会止于理解路径。既然不同文本之间的连续性是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单个文本内部的连续性就不会有问题呢？这一追问让理解路径继续否定自身而进到重构路径。正如同理解路径把解释路径没有看到的为什么马克思论述的是这个论题而不是别的论题视为问题，重构路径把理解路径没有看到的为什么马克思是这样论述而不是别样论述视为问题。
因此，重构以差异性作为自己的基础，差异不仅存在于马克思的不同文本之间，而且存在于单个文本内部，正是差异使得对马克思的单一文本以及作为整体的青年马克思思想的阐释成为可能。从表面上看，重构路径对马克思的文本与思想的阐释的看法与解释路径是一样的，然而，在解释路径那里是预设的、不证自明的前提在重构路径这里却是作为问题而开放的。
从国际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来看，重构可以说始于阿尔都塞，正是他提醒研究要回到历史；就中国而言，最能体现重构的应是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
二、目的与焦点
主题与形式之中渗透的是研究的目的与焦点，可以认为，解释路径的主要目的在于定位，最关注的焦点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萌芽。定位就是确定马克思观点的性质，萌芽即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因此，在解释路径看来，马克思的文本中到处都有马克思主义的萌芽，关键工作就在于辨析萌芽的程度。一般而言，解释路径的研究程序是这样的：第一步，先区分出相对有意义的论题和相对无意义的论题；第二步，区分出相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萌芽的论点和相对没有体现的论点；第三步，筛选出相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和相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问题是，这些相对不同的事物为什么可以以及怎么共处于一个文本、论题或论述当中？
最能体现解释路径的研究目的与焦点的是它的评价。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为例，奥伊则尔曼在评价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与黑格尔思想的关系时，一方面指出，“马克思的出发点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这一切使得马克思的认识论观点同黑格尔的泛理论十分接近”、“所有这些关于自由、关于报刊的实质、关于人民精神的论点，都是抽象的、唯心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尽管如此，马克思从唯心主义立场所写的、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已经显现出他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但是，马克思确认了事物的实际状况，毕竟是接近了唯物主义”，“这篇文章证明马克思的论据在日益接近唯物主义方面所起的重大变化”，等等。奥伊则尔曼的这些评价大多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这些评价实在是过于空泛。重要的不在于“接近”，而是如何接近。奥伊则尔曼有时也指出“必须更具体地规定这些唯心主义观点的特点”，而且也做了不少这种“具体地规定”的细致工作。因此，既然必须更具体地规定具体观点的特点，那又要那些空泛的评价干什么呢？
这表现了解释路径某种无意识的焦虑。奥伊则尔曼说：“在马克思当时的著作中我们还没有看到对这些社会关系的具体分析，没有看到例如说这首先是经济关系的指示”，“有些研究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论点就是对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的理解，这当然是不能同意的。但是，马克思的这一论点清楚地表明了他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低估这一论点的意义就要犯更大的错误”。这些评价较为典型地表现了解释路径的特点，以至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评价艺术，其中，主要的一种艺术就是把马克思的话分为马克思的主观意识和客观意义。
理解路径意识到了解释路径的这一焦虑，它不再把定位视为自己的目的，而代之以通释。它既不求确定马克思某一文本或思想阶段的地位或性质，也不求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而是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研究范围设定为一个一个的文本，它关心的只是马克思的观点、意思、含义。这里体现了某种扎实、乐观而又客观的态度。理解路径相信，马克思说过的所有的话都是有解、有所指的，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努力接近马克思的话的含义。在这样的视野中，马克思的话就被分为两大部分――含义比较清楚的部分和不太清楚或比较复杂的部分。一般说来，马克思关于具体问题、实际事物说的话含义是比较清楚的，对它们的一般性概括含义也不会太复杂，含义比较复杂的主要是那些比较抽象的论述。理解路径的焦点是把握这些抽象论述的具体含义，这一问题仅仅在单一文本之内通过含义比较清楚和不太清楚部分的相互参校恐怕还解决不了，其视野必须扩及文本之外如马克思的思想环境，而这一扩及又会带来新的更大的问题。因此，解释路径中不同论题、论点、成分之间的问题现在被含义比较清楚和不太清楚部分之间的问题所取代。这把理解路径置于这样一个难题之前，它如果要坚持彻底的客观化立场就很难不转到自己的反面，即相对而言又具有某种主观性色彩的重构。
从解释路径到重构路径转了一圈。一方面，重构路径认为一览无余的视野是虚妄的，每种视野都有某种非法性；另一方面，它认为清楚明白的客观是虚幻的，每种视野都有某种合理性。因此，重构路径认为文本是一个无涯的意义之海，研究是一段无尽的搜索之旅，在旅途上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看法、见解、观点、意见在碰撞中改变对方也改变自己。在这里，重构路径关心的与其说是主观与客观的性质与关系，不如说是视野的碰撞与融合。因为，研究一经开始，含义向意义的演变也就开始了，重构路径锁定的正是演变的踪迹。
三、背景与坐标
解释路径携着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断前行，马克思主义作为目的虽不一定要现身，却无时无刻不在场，从而在解释路径研究之后不断蔓延为一层背景，背景通过定位的作用成为一种坐标，这一坐标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原本要探索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而在解释路径那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作为结果在后面等候，而且与研究一路同行――这是不折不扣的自我观照。这虽足以解释马克思的思想不是无中生有从天而降，但却完全不足以说明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关键不在于解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形成的，而在于形成本身，在于什么是形成，在于为什么形成于马克思、恩格斯。
理解路径努力把研究置于青年马克思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特别是思想背景中，希望在时代背景、思想背景的映衬下理解马克思。但是它很清楚它们只是背景，只是提供理解的契机而不是坐标定位。如果说理解路径的研究中有坐标的话，它的坐标也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定的。可见，理解路径与解释路径对青年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思想背景的理解与处理有很大的差异。以法国启蒙思想为例，解释路径也注意到了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而法国启蒙思想也处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照定位之下，经过这一观照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便成了某种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同质的东西；而理解路径却要求尽可能地从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状况等入手具体把握法国启蒙思想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
重构路径对背景与坐标做了某种区分：背景就是马克思生活的历史，坐标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作出这一区分的前提是重构路径认为，它的研究对象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这一区分出发，重构路径认为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就是以青年马克思自己思想的具体发展过程为坐标来把握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含义和性质。这一研究无疑是动态的、开放的，它对马克思的文献有较大的依赖性。列宁关于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经典论述实际上遵循的也是重构路径，只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确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但不可能是全部。
四、小结：远未结束的旅程
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从解释路径经理解路径到重构路径经过了一个类似于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因此，从表面上看，重构路径与解释路径有不少的仿佛相同之处。比如，重构路径也把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视为一个过程，也认为其中有某种连续性，只是这种过程是历史性的，而连续性是由差异构成的，其中，有许多冲突、转折、取舍、反复乃至断裂。任何研究都只能从今日出发，不过，在重构路径看来，今日所提供的主要应是契机、启发或推动，而不应是坐标定位。
从解释路径到重构路径体现了某种前进，当然，这种前进丝毫不意味着解释路径毫无价值或只有陪衬的作用，更不意味着重构路径已经解决了全部的问题。毋宁说，它引起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比如，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的性质、青年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文本的地位与边界、重构的具体路径，等等。以青年马克思的经典文本问题来说，青年马克思的某些文本被视为经典。经典文本表明或意味着什么？在解释路径看来，表示它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处在某种关节点上，是以前思想发展的某种总结，其标志、特征一般而言是提出了某些新的更接近或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理解路径看来，一般只意味着某种新颖性、丰富性，而在重构路径看来，经典问题的出现和经典文本的确定本身就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的重要性主要是由青年马克思在理解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重要性决定的，研究中不可避免会有方法的演进、路径的更迭。因此，只要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仍然被视为一个问题，这种演进与更迭就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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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论文【第二篇】
一、意识形态与价值观 关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关系，目前我国有众多理论分析。有的观点是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或者把意识形态称作“高端价值观”。[7]这显然是在特定的政治层面上使用意识形态的含义。有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意识形态是以价值观为导向和核心的，不同的意识形态相互区别的本质在于其价值观的不同。”[8]有学者对二者作了区分：“意识形态是执政党和国家的意志，价值观念代表社会共识；意识形态主要靠政权的力量加以维护和推行，强调宣传和灌输，价值观念认同中自觉自主成分为主。”[9]由于价值观更主要地决定于一个社会本身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积淀，而意识形态则更多为当时的社会形态所决定，所以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相对于意识形态来说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民族性。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迄今最先进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也有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10]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其意识形态无疑应该是反映真实普遍利益的，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应当高度一致。与以往剥削阶级的价值观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要求：把最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价值主体；通过改造人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多种实践方式实现人类解放；以实现共产主义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党的十报告中强调的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等都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原则。由此可以弄清楚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其一，价值观是指主体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评价标准、意义及其重要性的根本看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价值观念系统，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原则。其二，意识形态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并体现统治阶级思想的一整套精神观念的系统。广义的意识形态也可指思想、观念，但其本质在现代社会主要还是特指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理念系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观念体系，体现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举的旗帜和走的道路。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辩证统一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凝练和理论概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决定和统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取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灵魂。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必须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由于我国当下还处于并将长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多重性质决定了社会利益的复杂性，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难以回避以下一些问题：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究竟应该从哪个视角、站在什么层面去建构一套作为观念和意义系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存境遇出发对“人何以为人”进行探究的价值思想。这一价值思想的立足点就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劳动。我们知道，劳动对人和人类历史的生成和发展具有绝对的意义。人通过劳动创造了人类世界，并在与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出人自身的价值。而在私有制生产条件下，人类劳动呈现出的却是对人的价值的贬低，造成人与人之间单一的交往关系以及多方面的不和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1]如何消除各种关系的异化，在劳动关系中真正实现人的价值，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致力破解的迷题。“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2]人类历史进入19世纪下半叶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复制，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中愈发凸显其强势地位。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虚伪性就是因为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在社会关系中根本无法真正地实现自由、民主、平等。马克思致力于阐明的是，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形态下，在人类劳动关系平等的层面上才能真正推进自由、民主、平等的深入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揭示商品价值的来源，确立劳动价值论，旨在立足于历史上的广大劳动者的境遇，毫不留情地掀开长期以来被商品和货币遮蔽下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指明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并不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我国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相对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客观上无法避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长期存在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现实。“人们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本质上揭示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内生于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范畴中，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现有的经济关系使得“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当代的社会价值观。马克思反对把人从“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4]我国物质生产关系的多样性、社会关系的多重性、利益矛盾的复杂性的现实存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面临现实的困境。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对进一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变革实质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的产物。哲学本身就是人类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反映了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就在于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具有虚假性。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就在于它本身具有的“自反性”使其跳出了以往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怪圈”。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阶级性”，指向“一般性”；摒弃“市民社会”，立足“人类社会”；要求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消解无产阶级本身超越“阶级性”，达到“一般性”。“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15]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旨在消灭一切阶级和剥思想理论研究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已经把人类解放的实现寄托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他指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中，任何一个阶级的解放只是换来新的剥削和奴役形式，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则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指出：“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6]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解放全人类，要消灭阶级就必须先消灭自身。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摒弃了“市民社会”，立足于“人类社会”探究人类解放。“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7]市民社会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起来的，是由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马克思把犹太教精神，即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理解为市民社会的精神特质。“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18]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9]所以，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也就是说对市民社会的解放，不是完备意义上的、彻底的人的解放。而只有人类解放才是真正的、现实的解放。通过摒弃“市民社会”，立足“人类社会”探究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再次突破以往所有哲学的局限性。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实质是消解“所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独占一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无产阶级则一无所有，其本身没有什么必须保护的东西，因而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只有彻底废除私有制，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才能使自身获得解放。“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20]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实质上并不是一种“所有制”，而正是因为不为任何人“所有”，所以为每个人“所有”。“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1]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维护任何一个掌握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从根本上消解成为统治阶级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消灭无产阶级本身、消灭私有制、摒弃“市民社会”而消灭哲学，解构了自身的同时使“哲学成为现实”。 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对进一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仅必要而且意义深远重大。当下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培育出一套切实地发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作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观践行中促进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应该清楚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必须呼应大众。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利益关系作为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真实基础。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理论研究者不能把自己视为“剧作者”去导演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而是要明白劳动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真正“剧中人”同时又是“剧作者”，只有切实体察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聆听他们的真实心声，了解他们的伟大梦想，在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才能合适地把握住现实性和超越性，而非只是在人民群众头顶上悬置些无限美好的价值理念。第二，必须立足中国当前所处历史阶段。“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逻辑在根本上指向的是现实生产关系的变革，但也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3]必须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这个历史进程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国把这个阶段定为一百年左右是非常务实和科学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力地证明了这个阶段“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而且还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必须立足于中国当下的历史阶段，而不是好高骛远，企图超越于这个现存的最大实际。第三，必须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植根于现实、反映现实，又自觉地导向未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思想体系，同样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超越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伟大梦想，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它的实现需要最广大人民群众发挥力量和智慧，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拼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在这一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中引领整个中华民族生出无限的勇气、创造出无穷的智慧，把梦想变为现实。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必须立足现实又怀揣理想，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绝不仅仅是纯观念、意义系统内的建设。“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问题是打破资本逻辑的支配、是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问题，绝不是纯粹观念世界的变革问题。”[24]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社会的主导理想信念，有其现实性和理想性两面。现实性由时代的整体的物质生产水平和各种关系决定，理想性则是在此基础上被赋予的指向性和超越性。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当然可以让“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但绝不能背转身不去看“粗暴的事实”。若脱离现实社会关系，那价值观建设的指向也不过是退回到了前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 作者：孙舒景 吴倬 单位：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马克思理论论文【第三篇】
英文摘要TheglobalismandorientalsocialdevelopmenttheoryinMarx’ovedagainthegenerallawofsocialrevolution,’takin,thebackwardcountriescanstrideacrossnotonlythe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hipbutalsoitsproductiveforces.
关键词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跨越/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力developmentalapproachoforientalsociety/strideacross/worldcapitalistsystem/productiveforces
关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论（即东方社会理论），理论界、学术界有过不少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在对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及其发展道路的具体理解上，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入深入分析，以期给世纪之交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法论。
一、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及其东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验证了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规律：社会革命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地区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认为：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由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享用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界在阐析这一理论时，总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普遍性与不排除个别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首先发生社会革命，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作为立论依据。这虽然是有道理的，但还不能从根本上令人信服。其实，要说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只要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加久远的人类历史长河，便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形态的变革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的国家。
人类最早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共产主义。在这一社会阶段，发达的地区是中国。散布中国各地的古文化遗址都是明证。以沈阳新乐文化为例，可窥见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发达状况。这是有距今7000年和5000年的两层遗址，在这块高地上，当年竟居住了12万人之众。他们有供上百人用餐的巨大陶鼎。这里还有7000年前使用煤炭为燃料的余渣，把人类使用煤炭的历史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这里还有大量精致的印纹陶器，还有新乐人的图腾标志——木刻大鹏鸟的完整遗物。这一切说明，当时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的管理机制较完善，社会交往已有可观的规模，社会运转稳定有序。其他各遗址，也揭示了当时中国原始社会相对发达的事实。在世界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如此繁荣完善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证据。这说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中国是较发达的地区，其他各地区则是相对落后的地区。
在进入奴隶制的社会变革中，到底是原始共产主义发达的地区还是落后的地区最先进入新的社会阶段呢？历史选择了后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较为落后的地区如埃及、两河流域、印度首先发生变革，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而原始共产主义较发达的中国则较迟。
在奴隶制阶段，先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和国家是埃及、巴比伦王国、印度以及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共和国的奴隶制度。中国奴隶制度则相对落后。这不仅由于它地域狭小，延续时间短，严格地讲只有一千年的时间，同时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影响强大的意识形态，连中央都城都是不断迁徙的。
然而，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变革中，正是奴隶制较落后的中国最早发生了成功的封建主义革命，把世界其他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这是又一次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发生革命的史实。
在封建主义社会，遥遥领先，十分发达。自秦朝开始便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的，设立郡县制的发达局面。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令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相形见绌。
但是，当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先进和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步履艰难，而封建制一直落后的欧洲却首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并获得成功。英法诸国封建社会成熟较迟，又不典型，时间也短，相比之下谈不上发达，但革命却恰恰又一次发生在这种落后地区。
在资本主义阶段，西欧、北美是发达地区，并且由于资本主义把世界联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所以一切民族都很难改变列强的布局，除非打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俄国、中国等国家，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较迟且不充分的落后国家。
在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大变革中，再一次出现了落后国家首先发生革命并获得成功的事实。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纵观历史，没有一次以一种社会代替另一种社会的革命发生在其原来发达的地方。相反，这种革命总是首先在原来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因而这可视为一条规律。
二、“跨越”并非是指取消资本主义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首先，马克思在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个理论命题时，是把它与外部世界，尤其是把落后的俄国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俄国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
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就。”[2]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中才能实现。
如果说跨越论在某种程度上修正或补充了同时发生论、首先发生论，那么跨越论与它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只有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看成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过程才是可能的。它始终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得到发展。
跨越论也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把俄国村社问题放进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的联系中形成的。跨越论的这一理论命题的前提条件，是进行跨越的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必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3]，这就为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改造跨越前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可见，跨越“卡夫丁峡谷”离不开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
其次，这种“跨越”本质上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开创了世界历史，使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超出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界限，以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本主义运动和作为其否定物的社会主义运动都不能不具有世界的历史性。东方社会落后的国家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超越，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结果。理解这个问题的历史观深层基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历史发展“普照的光”的思想。他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他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卷入了文明之中。从这个视角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普照的光”的照耀下，东方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能不带上资本主义的性质并由之决定。所以，虽然一切社会主义革命根源于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但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因而，“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些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类似的矛盾”[5]。由上可见对“超越”应当作辩证的分析，不可作僵死的理解，绝对的、纯粹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东方落后国家恰恰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已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在与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
三、“跨越”虽然绕过了资本主义，但并非是指直接进入到马克思所称的社会主义，这其中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马克思主义鉴别社会形成及其历史分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社会技术尺度为核心的“三分法”，它涉及到彼此相关、相互对应的一组情况，即以劳动与生产工具的结合类型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全面自动化社会（社会技术形态）；以劳动与劳动的交换方式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社会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社会交换形式）；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社会主体形态）。另一种是以社会经济尺度为核心的“五分法”，即以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第一阶段）等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有其相对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由“三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但对特定的国家来说，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由“五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阶段却是可以超越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可以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跨越到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形态上接近于（仅仅是接近）由后资本主义转变过来的社会主义，它们都处在历史发展的同一序列——社会主义，但在反映生产力发展的三个社会基本要素方面却有很大不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属于全面自动化社会，在社会交换形式上属于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全面发展）。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则属于工业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体形态属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片面发展）。这就
是说，跨越后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历史链条中还有整整一个阶段的差距。正是社会基本要素的这些差距决定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等方面不能采取纯粹的社会主义形式，而是采取现在这种非纯粹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形式。
我国社会主义在社会根本制度上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有着质的区别，但从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和社会主体形态方面看，却与资本主义近乎同一形态，处在历史发展的共同进程中，执行着同样的历史转化任务，即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以及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向现代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由于我国现代化发展较晚，无论是在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上，或是在社会主体形态上，其起点都比资本主义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社会基本要素上赶上，更不用说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根据。
上述定位明确告诉我们：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并没有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究其实质还只是处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阶段，由“不够格”到“够格”的社会主义，其间必须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还要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其竞争对手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认识到这三个历史系数，就能看到以往笼罩在人们思想上的迷雾，即只看到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上的差异性，而忽视二者在社会基本要素上的相通之处。这是一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上的原因。
四、“跨越”不仅是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本意中也包含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超越
在我国理论界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解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超越，但资本主义生产力不能超越。就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具有不可逾越性。然而，在资本主义降临人世之后，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生产力发展的国际化，使“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6]这种国际间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世界生产力的总体联系，使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马克思说：“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7]第二，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在前资本主义形态落后的生产力和分工的基础上，不可能形成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普遍交往的格局，历史只能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因而在这种封闭状态下，其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单线递进；而当世界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时，这种单线递进必然受到世界整体生产力发展的规定和制约，它的最终结果必然表现为“合力”的结果，从而打破其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所以，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无法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循序渐进性，却使某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有可能借助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力量，绕过一切从头开始来实现生产力发展个别阶段上的超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提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时，曾针对俄国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象西方那样先经过一般很长的机器生产发育的孕育期呢？”[8]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对生产力不能超越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否则，在理论上必然把它教条化；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执行传统发展战略或爬行战略，使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只能等距离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永远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当然，这种超越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对其作出科学的分析。既不能随心所欲地跨越历史必由之路，又不能完全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必须结合具体国情，走自己的创新之路，否则，在理论上必然离开唯物史观，陷入“空想论”，在实践上必然导致不切实际的瞎闯蛮干。［收稿日期］1999-11-12
参考文献
[1][2][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1;431;431-432;43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5.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马克思理论论文【第四篇】
摘要题理论与方法
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系统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质或精神，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世界是系统的世界，我们所涉及的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找出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一般规律，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工业和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P281)。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P86)。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P276-277)。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P276)。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
3.“世界”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P37)。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P417)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发展图式
在世界历史时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紧密相联与相依的整体。世界历史整体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巨大系统，不平衡性是它的最基本属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而对于世界历史系统内在而言，虽然存在着诸多的内在矛盾，但是，在马克思所阐述的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历史系统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展现给我们的是世界历史系统中各个基本要素(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不平衡性就成为世界历史系统发展的内在的基本动力。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具有了丰富多彩的、千姿百态的发展过程；也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走在一条逐渐进步、不断优化的光明大道上，使人类不断趋向一种理想的未来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