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论文【最新5篇】

马克思主义论文【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回顾历史，如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算，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要成就。2012年，党的吹响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号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意义重大。

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萌芽于其学生时代和青年时期，并且受到了当时社会经济环境和哲学研究思潮的影响。在早年时期，由于加入黑格尔派，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认为人类与自然界的动物不同，人类能够主动地去面对自然、改造自然，改变自身命运。当时的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类的自由，认为人类不能被自然所束缚。不久，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转向唯物主义，反对人与自然背道而驰，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马克思不同，青年时期的恩格斯主要是通过揭露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抨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表达其初步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等著作中辩证分析了生态保护等问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正式形成。在上述著作中，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重要关系，强烈批判了资本主义异化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强调要时刻注重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的生态哲学主要体现在与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主张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

在晚年时期，随着对人类社会等各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也逐渐走向了成熟定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内容全面、意蕴丰富、逻辑缜密、系统科学，具体涵盖了人与自然的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等各方面内容。这一思想为我们重新认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对人与自然定位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内容之一就是对人与自然定位的深刻反思。恩格斯在其所著《反社林论》一书中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离不开自然，人类只有依靠自然才能生存发展下去。此外还要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不是毫不相关的独立体，二者有着共生共荣的联系。人类要发挥主动能动性去改造自然，这样才能改造自己。但是，这种改造的过程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前提和基础的，人类无权支配自然界、掠夺自然界。

(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

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产生以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高度推崇“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理念，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类才是宇宙的主宰。长期以来，在这种错误理念的影响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破坏，最终导致了人类的生存危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强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开创性地提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主张人类要节制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满足自我需要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保护自然、保护环境，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永续发展。

(一)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

理论指导实践，伟大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党的指明的全面建设生态文明道路上阔步前行。站在这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在全社会树立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价值理念，从而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为此，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要求，在全社会树立绿色消费观，倡导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要建立健全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法规，加大对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等行为的惩罚力度，把保护环境的各项举措纳入到法治轨道上来。

(二)为人类的永恒持续发展提供哲学基础。

人类共用一个地球，共有一个家园。显而易见，没有哪个人喜欢自然灾害，没有哪个人不畏惧恐怖和死亡，人类追求的是永恒持续发展。为此，人类就要达成共识、统一行动，彻底抛弃原初的“人类中心主义”落后理念，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发展观念，主动维护生态平衡，构建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这是人类实现永恒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

参考文献。

[1]韩哲。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与中国环境问题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4(34).

[2]李小倩。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探讨[j].金田，2014(6).

[3]朱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马克思主义论文【第二篇】

摘要：本文是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论述课题。文中在分析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当今社会经济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强调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关键词：价值经济发展意义。

通过对商品关系的深刻分析，马克思阐明了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价值的质和量的规定性及其变化规律、价值形式的发展和货币的起源、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及其作用，形成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创立至今，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多年，经济社会与人类劳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揭示商品内在矛盾的科学理论，它所揭示的市场经济规律是指导我们认识和解决现实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指针。但由于在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使劳动价值论成为人们近年来讨论的热点。因此要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全面把握它的主要观点，了解其重要现实意义，并使它在指导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观点。

（一）使用价值与价值。

马克思从分析商品二因素入手分析了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内在联系，指出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人的具体劳动和物质资料是形成使用价值财富的源泉；人类的抽象劳动则是形成价值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者的一定体力和脑力的凝结则是构成价值的实体。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

（二）价值源泉。

人的生产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是指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而各种生产资料不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但却是价值创造和形成的必要条件和物质基础。

（三）价值量。

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商品价值量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四）价值转化为价格。

价值的创造是在生产过程进行的，商品的价值转化为商品的价格则必须要依靠市场，在流通过程中得于实现，从而使商品的本质形态转化为现象形态。因此，就出现了价格与价值、现象与本质的不一致，甚至出现现象掩盖本质的假象。价值的本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超额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因此，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在市场机制和利益驱动的作用下，必然会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加强劳动管理，提高劳动效率，以降低商品的个别价值，并按高于个别价值或按高于个别价值但低于社会价值的价格销售商品，企业因此就会获得超额价值，即“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样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这就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了社会的使用价值量；二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复杂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例增大，新的产业和新的部门不断涌现，从而全社会的劳动总量不断增大。其结果，不仅增加了社会的使用价值量，而且也增大了全社会的价值总量，即增加了社会财富，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确运行的指导作用。

根据价值规律原理，商品的生产者要想在市场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使其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同样适用，这要求生产者要自觉地不断改进技术，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数量和提高产品质量，进而促进整个整个国民经济的又快又好地增长。按照价值转化为价格的理论，商品的价值要转化为价格则必须依靠市场，在流通过程中得于实现。所以，营造一个良好、有序的市场环境，对于企业生产的正常运行乃至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一个良好、有序的市场环境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商品交换中充分体现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原则。二是有健全的各类商品和要素的市场，并形成了完备的市场体系。这也是现阶段市场建设应遵循的目标。

（三）解决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的指导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今天，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收入分配不公、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岐视社会弱势群体及其劳动等。我们不能把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管理制度跟不上，深层次的原因是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导向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界都热衷于追捧西方经济学，这难免在意识形态导向上出现偏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危险，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及金钱万能、蔑视劳动等思想。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难发现，其症结在于淡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此，我们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路来解决这些问题，在意识形态上要重树“劳动光荣”的观念；在分配方式上坚持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通过各种政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通过立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等等。力争形成“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团结友爱”的社会环境，踏上共同富裕之路。

三，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是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时代。现在人类进入21世纪，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新的情况，必须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的认识。一要深化对创造价值的劳动认识，对生产性劳动作出新的界定，二要深化对科技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在社会生产和价值创造中所起作用的认识，三要深化对科技、知识、信息等新的生产要素在财富和价值创造中作用的认识。四要深化对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关系的认识。

持的基础上继承、丰富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论文【第三篇】

摘要：中国价值哲学的序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序幕是同时开启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因此，我们可以说价值哲学的研究与现代化的推进有着内在联系，所以当下我们要研究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去探求发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深刻内涵，来更好地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价值问题是哲学中一个高层次的、全局的普遍问题。价值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实践中一个普遍的、基本的内容，具有重要的世界观方法论意义。其中以价值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哲学领域——价值论，也已像传统本体论、认识论一样，成为哲学基础的一个基本分支。所以哲学的发展和规律也就是价值论的产生和发展，价值论对一些问题研究的观点看法也直接地影响哲学对待某事物的态度。但我们研究价值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是由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从这里切入使得人们能够对哲学的本质以及传统的已经定型的认知模式进行一个对比和反思，并探究和创造出一套更加符合当前实践和认知水平的，更有助于人类发展的理论。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哲学一直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和社会意识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发展却是在一个不正常的政治理论氛围中成长和发展着。这种哲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旨，而且是用马克思所批判过的直观唯物主义思维去理解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即“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之后，唯物主义和“对象决定主义”之间就被画上了一个等号，认识的对象决定认识的性质，一门学科的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决定这门学科的性质，人的活动的对象的规律决定人的活动的性质；这样一来，人就离开了唯物主义中主体的位置，不仅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到了限制，人甚至丧失了原有的地位，即使在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人也只是成为了其中实践的一个环节。导致这种主客颠倒的思维方式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当时人们把用来认知自然科学领域的所使用的方法当作是唯一合理的模式，把人与对象之间原本复杂的关系过度抽象得仅剩下单一的一种“理论关系”，把认识者假想成为一个与现实环境脱离了的、不受客观条件约束的、甚至毫无感情的单纯的“理论人”。近代的哲学研究都会犯这个错误，西方的研究也深受其影响。不过这里的问题却是，当西方学术界开始用价值论的视野对当时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加以批判和重新思考时，我们却在教条地巩固和加深这个错误。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价值论的兴起，使我们看到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个层面，即客体对主体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和二者意义的层面；探究出了人作用于对象除了认识这一种关系以外，还有一层更为重要的实践与对象的关系，即对对象的评估和选择。能够成为人的活动实践对象的原因，首要的是它必须对人有意义并有其存在价值，也就是说这个对象在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它存在的意义、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人生活在两种世界，一个是一般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又存在于一个因为有了主客体价值而具有意义的价值世界。作为自然界主体的现实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以实践的方式改造自然，这一活动过程构成了感性世界的现实基础，并且也主宰着意义世界的存在与变动。这种以客体为基础的思维方法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但当处理所有的问题时，如果把它放大为一种唯一合理的思维方式，这无疑是不全面的并且无益的。

在价值论的研究过程中，基于上述错误的思维方式研究问题的弊端的显露，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哲学本质的新思考。哲学是作为世界观的一种观点一种理论的形态，并不是直接地去认识研究客观世界而下的结论，也不是对现有的知识的整理和归纳，它本质上是人类自我产生的一种意志，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对自己的思想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一些反思所产生的结果；但是它的产生固然要以人类自己的知识为基础背景，从一定的视角上来研究整个客观世界，但它不是用来揭示所谓的世界一般规律，而是要以一种辩证的方法，在人和世界、主体与客体辩证关系之间，以科学知识为背景，以人类实践的最新成果为基础，来揭示人类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发现的最普遍和最一般的规律，从而为人类自身在以后的活动中提出一般性原则，以及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来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是人活动的基本原则，而规律和真理所揭示的只是物的尺度。人的实践活动作为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既要尊重对象的客观规律，又要以对象对人的价值为目的，以真善美的统一为依归。因此，就像实践范畴一样，价值虽然只是有了人之后才产生，但它同样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即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意义。

所以当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加以研究有巨大而又深远的意义。

一、有利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研究。

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是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将人类与自然界密切地结合起来，为价值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车轮不断前进和发展的系统理论科学，本文结合现实的环境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中被遗忘、被扭曲的东西重新梳理，以科学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环境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结合，有利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拓展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研究范围，发展人的生态价值，同时也是对西方环境哲学研究的一个回应。

二、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马克思认为，“人类是对象化的类存在物，人类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自然界通过劳动这种人类实践的根本形式和原初形式，“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自然界进化的同时人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人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是大自然演化的结果，他的产生是一种价值的实现，即人的本质发生着对象化的变化。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不断地通过实践去改造自然的同时，自然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自然无情地制造着灾难的同时又孕育着世间的万物。人类表现为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统一，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以实践的方式改造自然。实践是有目的的改造自然的活动，是社会化的活动，实践的对象包括自然世界，人与人以及其自身意识。自然界进化的同时人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人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是大自然演化的结果，他的产生是一种价值的实现，即人的本质发生着对象化的变化。自从人类开始认识自然以来，二者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人的发展使得自然自身去改变去适应，自然的演化又促使人们去更深刻的去认识自然，去不断实现、创造人的新价值和自然的新价值。

三、有助于指导解决现实问题，加强价值观教育，拓宽价值观教育视野，实现思想解放。

价值观的形成源于实践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是对现实的价值运动状况的反映，会随着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价值观受社会生活的制约，同时又积极地反作用于后者。

如果我们仍不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环境继续遭到破坏，随之一同而来的只有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的继续恶化；各种资源浪费导致能源供应紧张，使得经济发展滞缓、矛盾尖锐，更无从谈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了。所以，我们必须运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前提下，指导实践，解决棘手的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党离不开强调价值观的教育，特别是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各种问题不断涌现出来。当今，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必须要有正确的价值观的指导，才能对人们的活动起到约束、限制或激发、鼓励的作用。我们更应该立足于广大干部群众的现实价值观念和思想觉悟的实际水平，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层次、结构作深入的研究，用研究出来的成果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我们的最终理想。

马克思主义论文【第四篇】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第一经验。“吃透理论”与“搞清实际”并重是结合的基点，立足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结合的关键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结合的切入点，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结合的终结点。

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的过程，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把这种结合称为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把这种结合称为“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江泽民把这种结合称为我们党80年最基本的经验；十七大把这种结合总结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第一宝贵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落实到结合上。结合的实质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只有结合，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巨大力量才能得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真正得到坚持和巩固。

一、结合的基点：“吃透理论”与“搞清实际”并重。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就在于它是和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如列宁所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方面要使实践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不断发展，另一方面要推动理论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结合”本身是人的活动辩证法与客观事物辩证法的统一。人的活动的辩证法也就是实践的辩证法或社会的辩证法，它是人这一主体有意识的社会化行为，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的辩证法；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则是自然界自在运动的辩证法，它是一种无意识、无目的的自发运动过程，在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自发运动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理论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但是始终离不开蕴含在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之中的客观事物辩证法。所谓“吃透理论”和“搞清实际”，就是要求达到人的活动辩证法与客观事物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吃透理论”与“搞清实际”之所以是并重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现实历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人类思想史之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现实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次，马克思主义按其本性而言，要求指向当下的现实生活。它根植于当代的社会生活之中，反映并表现这个时代，从这个时代中获得勃勃的生机和活力。它在社会生活的广阔舞台上实现自己和扩展自己。因此，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教条，绝不是从外部来规定社会生活的僵硬的意识形态，它丝毫没有那种超乎生活、超乎历史的神圣光环，它与社会生活始终血肉相连。最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向当下的社会生活，而且还指向人类的未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现实主义的，而且是理想主义的，它把新世界的建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看作自己的神圣使命。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点，就是既要着眼于“吃透理论”，更要立足于“搞清实际”。因为，只有在“搞清实际”的前提下“吃透理论”，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开辟新境界，达到新高度。

二、结合的关键点：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基本历史条件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内在矛盾、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运动。从理论上来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高度发展，随着阶级关系的日益明朗化，随着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之经济根源的逐渐显露，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条件趋于成熟；从实践上来说，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整个社会生活的异化以及尖锐的阶级对立，都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契合了历史的需要，不仅作为科学的理论和学说，而且作为使整个无产阶级行动起来的自我意识，作为建设新世界和创造未来的实践纲领，参与到新的历史过程之中”。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中国传播绝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思想背景和历史条件的，它是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同各种错误倾向、思潮的斗争中逐步孕育、发展的。近代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帝国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世界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一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准备了社会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夺取无产阶级政权时期，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得到新的运用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再度结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在正确把握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前提下，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我们由此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并在中国得以传播、发展、壮大，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科学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在于它在中国的立足和发展是以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为前提的。同一粒种子，放在不同的土壤里会结出不同的果实。马克思主义这颗真理种子，放在中国这片土壤里结成了中国化的果实——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和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传统文化的结晶。这既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其最基本的底蕴，又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丰富的内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形态下的延续。

三、结合的切入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就必须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所谓实际问题就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暴露和提出的具体问题，和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中国实际问题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切人点，首先是因为中国实际问题是凝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涉及的两大要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剂。中国实际问题的发现，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要弄清中国实际问题，就要弄清产生问题的客观环境即实际状况。实际问题就像磁石一样，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吸引到一起，为实现对称性、匹配性结合创造了条件。其次是因为中国实际问题的分析研究和解决处理就是两大要素的结合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和实践过程。

面对横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征途中的实际问题，不仅没法回避，而且不解决就无法推进革命事业。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剖面临的实际问题，弄清问题的性质、产生条件和过程等，结合已有经验，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再次是因为实际问题是实践中产生的客观存在，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以实际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切入点，“可以避免主观主义的影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时，实际问题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基本与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以实际问题为切入点，就可以更好地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去，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大军”。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切入点的实际问题，并不是任何问题都在其列，只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运动（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才算在其列。纵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实际问题的提出往往有如下两种情况：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接二连三地遭到挫折或失败的新情况，会迫使人们思考，寻找新的出路，这样实际问题就产生了。比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们采取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外国经验，结果导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失败。

失败的挫折，使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者不得不怀疑以中心城市起义掀起革命高潮的可行性，不得不提出探索新的道路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彭湃、__等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海陆丰农民革命根据地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做法就是提出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新的正确探索。二是在实践中直接暴露出来的，不需要概括的现实问题。这类实际问题一般具有直观性、不可回避性和单一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各层次都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比如，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就是我国最新的现实问题：“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地区发展越来越不不平衡；制约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的‘三农’问题和贫困问题；严重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腐败问题；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和生态问题。”

随着实际问题的解决将引发一系列相关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领域不断拓展。正是在此背景下，胡锦涛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才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科学性。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发展，实际问题还会不断出现和得到解决，马克思主义就借着这些载体不断得到发展并结出丰硕的成果。

四、结合的终结点：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不断结合的历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蕴含在党的“结合”思想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对旧中国国情的深入研究、科学分析后紧紧抓住“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的殖民地”这一根本的社会性质，科学地阐明了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党明确指出，中国当时正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需要一段时间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在党的“八大”明确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后，毛泽东根据实际国情，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建立等同于社会主义建成，应该把社会主义分成“建立”和“建成”两个阶段。然而，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难度相对就大多了。毛泽东在结合中超越了历史阶段，导致了““””那样全局性的错误。可见，“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

历史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个“接力棒”交给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对中国的国情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准确地、牢固地把握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伟大理论，并强调指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正是基于对我国国情的科学分析，认定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生产力还很不发达，其发展也不平衡的阶段，在理论上以它为基石和逻辑出发点，构建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宏伟大厦。”在实践中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社会发展战略，初步解决了国际共运史上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有机结合。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改革开放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明确指出：“我们解决一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面对在经济、科技领域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都作了新的战略部署，确立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把“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写进宪法，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做好了“结合”这篇文章，使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迈向新的台阶。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础是发展着的实践，新的实践又需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不仅提出了要求，同时也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发展的现实可能。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力的思想保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论文【第五篇】

高校校园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地与集散地，其文化活动开展的情况不仅直接关系着国家整体文化战略的实施情况，而且关系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更是关系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宏观上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在微观上对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一、校园文化活动的目标应是促进学生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造就高度文明的人，就是“培养社会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这正是马克思对文化的社会目的和意义的阐释。恩格斯认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创造出的无限可能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并且促使人摆脱了自然局限性，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应将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核心目标，具体而言，包含两方面：

1、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应充分考虑阶段性。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人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从人的依赖阶段到人的独立性阶段，再到自由个性阶段，人的发展表现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高校在组织校园文化活动时，应充分考虑到不同年级学生发展的阶段性，从而开展针对性的引导。

2、处理好全面发展与自由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自由发展”是指人的人格、个性、独立性和创造性最大程度地发展；所追求的“全面发展”，不光是人的能力、个性和知识的，全面发展，也是人的社会素质、精神素质等的共同提高。高校在组织校园文化活动时，既要充分考虑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又要考虑综合素质的整体提升。

二、校园文化活动的形式应追求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学者历来重视形式的重要意义。形式不仅仅是把事物的内容各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者外部表现方式，其本身就包含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在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中，就应充分考虑到文化活动形式对于不同文化活动的意义，权衡得失，并且在形式的选择上要坚持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统一，这将有助于拓展文化活动的意义。目前高校每年的校园社团文化节就很好的阐释了多样性与丰富性相统一的原则，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校园文化创新意识。

三、校园文化活动的内容应做到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有机融合。

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经典问题。一般来说，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既有抵触的一面，又有相互借鉴的一面。“把本民族文化片面地视为唯一优秀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成果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和做法，这是与文化的发展相反动的。”因此，随着高校的日益开放，办学越来越国际化，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也应与时俱进，在内容的选择上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融合。既要坚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利用传统文化类社团积极开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与传播活动，赢得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为中华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活动奠定基础；又应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活动的精髓，特别是与留学生社团保持交往，参与他们的文化活动，共同创作兼容并蓄的文化节目。

四、校园文化活动应以科学和理性为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