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论文 大学生马克思论文优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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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思想论文【第一篇】

论文摘要：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以“资本”为核心概念，揭示了现代性的困境及其成因，实现了对传统现代性的批判超越。这种批判超越，是现代性研究范式的变革，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为人类解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哲学现代性资本现代性批判

“现代性”作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语，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们从时间意识、历史观、社会状况、哲学思维和美学艺术等不同视角对其给出了斑斓多彩的界定。由于现代性本身的多维性和复杂性，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无论是“作为历史分期的现代性”、“作为启蒙的现代性”还是“作为审美的现代性”，往往是从客体的角度而非主体的或实践的角度来诠释“现代性”的。马克思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透过现代性制造的种种“幻象”和“迷雾”，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

一、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实质的指认

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领域的总体性概念。马克思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多维透视，指明现代性内涵于资本的逻辑之中，处于历史的流变之中，展开于社会的矛盾裂变之中，呈现于全球性的视域之中。

第一，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紧紧围绕资本逻辑的分析来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说到底是在现代生产基础上资本运动的产物，是随着资本运动而发展起来的。而资本是以不断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逻辑的，利润驱动着资产阶级不停地变革、创新，资本的内在本性刺激了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

第二，现代性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一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性有其不同的重点。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现代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现代性不同于工业革命时期的现代性，而工业革命时期的现代性又不同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发展阶段，同一种现代性因素在性质、作用和特点上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第三，现代性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曲折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因而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是在“血与火”中发展的。从根本上说，现代性的内在分裂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第四，马克思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分析，并未局限于“传统与现代”的框架，而是将其置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视域。首先，现代性生来具有国际性。其次，现代性蕴含着现代文明的特质与标志，有其共通性和普适性。再次，现代性具有开放性。

二、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困境的分析

现代性在把人类带 马克思清醒地看到，现代社会“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像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1．现代社会“虚无性”的根源——资本的虚无性

首先，资本把一切“价值”都还原和等同于市场“价格”，结果“价格”取代了“价值”，并最终导致“价值”的丧失。一方面，在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人的生命的一切丰富的因素，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内容，其存在“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它们必须到市场上贴上价格标签，作为一种商品获得其存在的理由；如果不能被换算为市场价值，就等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只要他愿意按照商品的价格支付货币，就可以从市场中购买到所需要的一切。换言之，只要是可以“买来”的，就是有“价值”的，只要支付货币，一切便都是可能的，“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显然，按照这种逻辑，任何真正的价值都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资本具有毁灭一切价值、破坏一切价值秩序的本性。马克思指出，“资本”具有融化一切确定性、使一切固定的东西都摇晃起来的冲动和本性，由此破坏了稳定的价值秩序和价值基础。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断实现自身的增殖，这决定了它具有不断膨胀、骚动和扩张的欲望和冲动，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永不停息的动荡与不安之中。

再次，资本的无限膨胀、骚动不宁使其陷于白相反对、自我摧毁的逻辑，这种逻辑具有破坏一切价值的虚无本性。资本的不断扩张是以不断让自己的创造物过时、贬值和毁灭为前提的。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资本的创造物必须过时、贬值和毁灭，这是它积蓄、充实和强化自己力量的源泉和继续存在与扩张的条件。而这种继续存在与扩张又必然会带来更大的贬值和破坏性结果，创造是为了贬值和破坏，贬值和破坏推动创造，如此充满内在悖论的恶性循环，构成了资本特有的存在和运动方式。这种创造与破坏的循环，体现了资本基因中所蕴含的非理性的逻辑，同时表现了资本反价值和反文明的本质。

2．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现代社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永无休止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释放自己的能量。然而，与此相伴随的是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资本创造了丰富的财富，充分展示了人的力量，然而资本的创造物却像一个魔鬼一样，挣脱了人的控制，把人的生活带向了毁灭的深渊。资本所统治的社会是一个失控的风险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则受着外在于自身的盲目力量的支配。这表明，风险社会源于资本所统治的经济秩序，只要存在着这种经济秩序，风险就会与之如影随形，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

3．资本扩张是现代社会危机和冲突的主要根源

马克思认为，资本支配和使用着三种“自然力”：一是劳动力，即人类生命体的“自然力”；二是自然界的自然力，如水力、矿藏等自然资源；三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即人们的劳动关系所蕴含的生产力。资本通过上述自然力而转化为不断膨胀的物质生产系统，从而创造了现代化产业结构与现代生活方式，整体地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全面生产活动”。资本在创造现代社会物质与精神成就的同时，也在制造着社会各个层面的冲突与危机，成为现代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首先，资本对人的“自然力”(人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产生了过剩的贫困化人口，减少了市场的有效需求，逐步丧失资本扩张的市场空间，由此形成资本主义日益深刻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冲突。其次，资本对自然界的“自然力”(自然资源)的无止境消耗，造成生态环境日益遭受破坏，由此引起人类与自然界的冲突。资本主义积累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上的，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一定的雇佣劳动能加工比以前更多的原材料。

经济的不断增长，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增加，对资源的开发力度就会不断加大，使原料在不变资本的支出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从而加剧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枯竭。再次，资本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社会关系)的无止境开发，形成了导致人片面发展的社会分工体系与相应的社会文化系统，使人日趋沦为“单面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展生产的一切手段成为支配和剥削劳动者的手段。剩余价值的增加，是靠牺牲工人的利益来实现的。它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它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加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活动与工人相异化。

4．资本逻辑控制下人的生存危机

资本逻辑的控制，使人失去了自由自觉的生存品性，人沦为与物无异的“现成存在者”。在对私有制、社会分工和异化劳动的分析中，马克思描述了人类的生存处境。在现代社会，人们之间建立起了全面的关系，但是商品的普遍抽象只是形成了一种形式的全面性和多样性，通过商品交换建立的社会关系不是人们之间的自由的联合，人的独立性是建立在�

以“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克服了古代社会那种单纯的原始丰富性，通过抽象劳动建立起丰富的社会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在异化劳动中是作为外在的力量与人本身相对立的。在资本的统治之下，现代社会呈现出如下一幅形象：

三、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困境的解决

马克思是现代性问题的深刻批判者，但他并没有因此走上彻底否定现代性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危机和困境，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内涵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然失效，更不意味着现代性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只是表明了人们赖以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为此，必须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重新设计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道路，为现代性的发展指明方向。

1．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超越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所实现的变革是一种现代性研究范式上的变革，而这一变革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赋予了商品、资本、异化等概念以新的含义，它们作为现代性的基本范畴，同马克思进行批判的观念工具是一致的。马克思以“资本”为核心对现代性进行阐释，使现代性批判第一次进入社会革命的维度。

首先，马克思以生存论革命确立了实践关系思维，超越了现代性的“理性批判”范式。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是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相联系的。马克思的哲学现代性变革，不仅抛弃了抽象本体论哲学的创构努力，而且也将传统认识论从现象界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从而实现了从超验的、抽象的实体存在向感性的存在的转换，进而实现了从传统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到生存论的转换。

其次，马克思的批判透过逻辑的表象深入到历史的真实。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作为逻辑的现实对应物而出现的。马克思将历史作为哲学思考的重要领域，并在历史生活基础上对现代性展开了反思。当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视角触及到社会生活世界的时候，显然不是回到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因为这样的生活世界只是指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其中是没有历史差异的。马克思也不是要一般地回到社会生活世界，而是要回到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社会生活世界即资本主义社会，把对现代性的理解建立在具体解剖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样，马克思就把现代性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从“历史深处”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解剖和批判。

再次，马克思的批判从现代性抽象主体转向真实社会的主体。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是主体和主体性问题。现代性的发端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发现，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选择性。马克思对这种抽象主体观进行了彻底解构。他认为，主体、自我不过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人的主体性不能脱离主体而存在，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主体，把人的自由自觉的自主活动看作是人的“类本质”。马克思强调这种“类本质”的实践生成性，把人置于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之中。这样，对主体问题的考察，就由理想存在的类本质的分析，深入到了对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本质的分析，实现了从抽象人到现实人、具体人的转变。

2．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辩证继承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既肯定人的主体性，又强调人的活动的受动性。现代性对理性的张扬，实际上是把人的主体性推向了极端。马克思通过对实体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理性观的批判，抛弃了各种抽象本体和形而上学的先验预设，立足于具体的感性世界，强调了具体的历史性过程。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总体性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也是人的存在本质。人通过实践而使自身成为“类存在物”，并由此使自身具有普遍性品格。在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中，内在地包含着人对自然界以及人对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实践概念也因此而具有能动和受动两种规定性。马克思正是基于对实践的理解来分析现代性问题，并立足于经济活动过程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考察和揭示了私有制和劳动对立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的现代性反思，既注重感性经验世界的认识，又强调超验性(理想)的合理性。马克思虽然超越了传统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哲学基础，超越了传统现代性的“先验性”，但没有完全否定“超验性”。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因此，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或作为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对人来说的真正实现”””。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的本质”、“合乎人性的人”、“共产主义”等关键词，都是在一种必然性的意义上对人的规定。这种规定既是逻辑的，更是历史的。正是后者标志着马克思所说的现代性不同于以往现代性的特质，它不仅是对现代性的“实然”的描述，而且包含着“应然”意义上的超验性规定。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统一。无论是在传统现代性那里，还是在当代西方的反现代性那里，理性与价值都是割裂开来的。从“休谟难题”，到康德、韦伯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界分，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对立，都没有走出这种理性与价值的“二律背反”。马克思将理性和价值置于社会生活条件之下，把它们看作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理性和价值既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人类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同时还是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特定方式而存在着的。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马克思将对现代性理性精神的分析与对人的生存的分析结合起来，不仅肯定了理性进步在人类发展中的意义，而且指出了这种理性进步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并由此指出了扬弃人的异化、使理性与价值走向统一的道路。

马克思既把现代性看作是一元的，又不排斥多元性的存在。现代性起始于西方，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出现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整个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不仅使经济出现全球化趋势，而且使“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现代性的一元性。但是，马克思从来就反对将现代性仅仅理解为一元的观点。当资本按照自身的逻辑跨越国界而打开通往非西方国家大门的时候，加剧了非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和陷阱的全球化时代里，必然推动着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就一般意义而言，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理性指导下的能动的选择过程，人对现代性的选择不仅意味着理性的进步过程，而且也是各民族自主选择的过程。

马克思理论论文【第二篇】

一、从“对象性存在物”的视角向“对象性活动”视角的转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以及人的劳动出发，指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人又并非像动物那样与自然物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它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感性、对象性是在劳动中产生、实现和得到确证的。鉴于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是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最根本标志。“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也正是因为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使人的本质不仅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是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更是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

在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发现了费尔巴哈思想体系的局限性，渐渐对其唯物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845年春，以批判费尔巴哈作为发挥自己理论的主要形式，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正式宣告了自己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彻底决裂，新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五条又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完全克服了费尔巴哈的错误，开宗明义地表明了“实践”是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然后又以“实践(人的感性物质活动)”的视角来考察人的本质，实现了从把人仅仅看作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到把人看作是“对象性活动”的转变。、从“静态的感性直观”视角向“动态的历史发展”视角转变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批评了费尔巴哈。“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这就是说，费尔巴哈所说的“类”，是一种抽掉了个别性和特殊性的普遍性，它指的是与人的社会关系无关的把许多人结合在一起的人的“共同性”，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费尔巴哈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生来就有的，默默无声地潜藏在人心深处，由许多个人以纯粹的自然方式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普遍性”并不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个人应该是彼此区别的，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像费尔巴哈认为的那样是纯粹自然的、静态的、永恒不变的。

人的本质是变化发展的，这是由规定它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决定的。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已不再用人的本质去解释历史，而是用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来解释人的本性，用实践的人代替抽象的人，强调实践的人是由物质生产及其造成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本质也不再是凝固的、静态的、永恒不变的，已转变成变化的、动态的、历史发展的。

三、从“既成论”视角向“发生论”视角的转变

马克思思想论文【第三篇】

一、作者言说与读者理解之间的涵变

马克思认为，出现在历史发展中的各类文本的思想以及人们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并不是一回事。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思想反映和著作言说绝对不能离开主体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类似革命性的文本、思想要唤起广大人民的热情和关注，还需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当这种对文本的社会解释学说明转换成为一种认识论的解释时，马克思要求我们把文本这一认识对象的考察和理解与理解者自身状况的分析统一起来。文本的可读性及其被解释者在何种意义上当成解读对象，取决于文本的性质和解读者自身性质的具体联系。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对象如何对他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页)要在文本和解释者这一对象与主体之间建立互生成关系，除了上述提到的作者、读者必须具有某种利益一致和思想取向的共识之外，阅读者还必须在知识水平、经验储备、思维能力等方面，达到或接近文本的思想要求。包括文本在内的一切对象性的事物，都是主体本质力量的投射和复现，是主体的有别于自身又观照自身的一种精神外化的“另在”。文本成为主体的对象而以特定的方式被阅读，这既决定于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及其对阅读者的肯定或否定的性质，又决定于解读者的思想文化品格与文本具体构成的某种同一性。有了某种同一性，则主体能与文本发生肯定性对话，形成一种言说与聆听的互动。否则文本或者不能成为解读者的对象，或者只能遭遇解读者的质询、批判、拒斥等否定性的理解，阅读者以一种反对的方式在文本上投射自己的理智力量，复现自己的精神世界。

文本作者言说与读者解释之间的涵容与变异，还体现在人掌握书与书掌握人这样一种文本意义的自在与因变和主体的能动与受动的关涉中。

马克思是在批判某种文本崇拜、教条主义的时候提出这一问题的：“不是你们掌握着这些书籍，而是这些书籍掌握着你们。你们成了书的附属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页)显然，这是对本本主义的理解态度和方式的否定，但从解释学的一般意义上却道出了一个普遍现象：包括文本解读这样一类“对象化”的活动，都是主体与对象之间能动和受动的统一。人“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能动和受动，因为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当阅读者把书“读进去了”之后，掌握了文本，同样也就是文本、作者进入了读者的思想，掌握了读者。读者主动地进入文本，却无形地作为受动者被文本在某些方面同化，成了文本的俘获者。甚至不在一定程度 另一方面，作者的思想理念一旦铺陈于文本，成为由媒介负载的持存，那么，在物理时空中主体就将脱离他的言说而退场。其言说内容的复现和思想的激活，全在于文本的被解读。作者在其中的话语权力和思想生命，也就只能通过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去实现。读者的立场观点和理解方式直接影响着他对作者思想意旨的理解和陈述，真实地制约着文本意义的再度建构和表达。

因此，解释文本的活动，即是文本为解释者提供“问答”对象和视域、提供思想规范、提供精神享受、也生成主观受动性的过程；文本在成为主体的对象时，也让主体成了文本的言说对象；主体在作为文本解释的主体聆听文本言说时，也让自己成为受动于文本言说的对象。解读者与文本之间能动与受动的双向统一，永远是解释活动的一个摆脱不掉的涵变关系。

对此，马克思指出：“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不同的精神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页)事实的确如此。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甚至不同境遇中的同一读者对同一文本，都会形成不同的理解。“对精神事物的理解是个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1页)同样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如李嘉图的著作，在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那里，引起的解释方式和结论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前者的视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实行的是德国抽象思辨哲学的历史传承与英法社会进步之间现实反差的观念消解和视域融合；后者的视域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实行的是对下层小生产者的同情与对资产阶级的财富及其生活方式的暗恋两者间的精神杂烩。这种因主体的不同社会角色和精神状态对同一文本产生的不同解释，生动地体现了文本解读的建构性和个性化意味。

基于解释活动对于文本意义之理解、掌握、传达和实践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十分强调对文本的合理解读。他在早年针对德国书报检查制度的专横，郑重地强调要严肃地对待著作的阅读：“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因此，读者有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称号也是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9页)马克思确实看到了阅读文本内含着对原作者意谓、思想的建构和再生。阅读、解释对于文本思想的理解和传达，几近乎有原著创作中的某种作用，因此著作的阅读与批评要公正合理。马克思指出，对于著作的批评“当它不是作为理性的利刃而是作为专横的钝剪的时候，当它只想进行批评而不想受到批评的时候，当它由于自己的实现而否定了自己的时候，以及当它由于批判能力尚差而错误地把个别人当作普遍智慧的化身”的时候，批评本身就必然“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质”。(同上，第68页)在马克思看来，文本的解读必须坚持科学理性而反对政治专横，坚持“群言堂”的相互批评而反对“一言堂”的话语独断，对文本要有足够的尊重和充分的理解。

二、理解的前提与前提的理解

这是解释活动中一个经常被人们关注和阐述的重要命题。马克思认为，一切解释活动都是有某种思想前提的。他在批判施米特教条式地对待某些文本、思想而提出“没有前提的思想者”的命题时指出：包括施米特(此处称“桑乔”)所处其中的现实社会环境，“这些现实的前提也是他的教条公式前提的前提。……只要他还没有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去承认现实的前提是他的思维的前提(如果承认，那末教条式的前提的基础就会完全失去)的时候，不管桑乔愿意还是不愿意，总之他是在有这些现实的前提时才又有那些教条式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0页)这段批判性的文字告诉我们，人们对文献的理解和思考总有某种前提。人们对文本中思想的理解和批判也势必首先要考问文本得以形成、思想得以提出的种种前提。马克思这样看待文本解读中之前提的追问：“对任何科学的最初批判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8页)而要对文本内容的前提亦即创作者立论或言说的前提提出质疑、反思和批判，也必然地要求并表明文本的解读者、批判者有了与文本作者不一样的前提，或者有了对与之类似的自己的思想前提的审视和反思。文本的解读和批判，是在一种对于作者和解读者自身思想前提的双向反思过程中展开的，是解释者在解释活动之前提方面的“自觉觉他”。马克思用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解释的思想前提与被批判对象的思想前提之本质差异，说明他的思想前提对阐释方法的规定性：“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8-579页)正是因为马克思在“主义”方面意识到了自己的思想前提与文本作者思想前提的差异，并超越了解读对象的思想前提，才有了他对黑格尔哲学及其大量文本的科学扬弃。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理解的前提似乎又是双重存在的：它们既包括使某种“主义”或使主体某种观念结构、知识背景和价值态度这些解释活动赖以进行的意识基底成为必然、成为可能的现实生活环境，又包括解释活动之意识基底本身；亦即既包括现实的前提，它是思想前提的前提，又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前提本身。马克思对理解前提的认定和分析，与海德格尔所言的“前有”、“前见”语异义近，也与伽达默尔的“成见”理念十分接近。仅此一点，表明马克思早在这些解释学家苦苦研究解释活动、建构解释学理论之前，就已深刻地触到了解释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强调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去说明现实的前提是思维和理解之主观前提的前提：“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若借用解释学的语言，我们应当说，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解释活动之前提中“前有”对于“前见”的客观规定性。他在自己的解释实践中，经常运用这种方法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解释和评价各种理论文本和社会思潮。例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就十分明确地谈到了研究法律及其文本必须注重其社会前提的分析，从前提证明结论的合理性。他指出：“如果从立宪的前提出发，黑格尔的证明还是可信的，但是黑格尔没有从这些前提的基本观念来分析这些前提，从而证明这些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0页)正是因为对立宪的基本观念及其社会前提没有分析，所以黑格尔的法哲学只能是绝对精神的自传。

自然，马克思在揭示解释活动的思想前提对主体生存的现实前提的依赖时，并没有走向绝对主义。他十分重视对解释者的主观世界、思想前提本身的分析。在对雾月十八波拿巴活动中“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政治代表及其代言人彼此攻讦的社会解释学现象进行致因分析时，马克思中肯地指出：“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1页)马克思对人们理解某种社会现象、文献之现实前提与思想前提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十分中肯的分析。他在解释并回答奥格斯堡《总汇报》对《科伦日报》的攻击文章时，更是明确地指出了思想结构对于言说者的限制：“正如同不能要求任何一个人跳出他自己的躯壳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个人……跳出他们自己的精神躯壳，要求他们大胆跳出自己的智力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91-192页)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因素、思想前提对社会现象和思想文本的理解所具有的重大影响。

马克思还十分深刻地分析了解释者类似于认识的“前结构”、“前见”、“成见”一类的思想前提对文本理解所构成的具体规定和作用。在马克思的解释学视域中，偏见即一种偏执的“前见”或固守的“成见”，常常以文化无意识的形式存在于主体思想深处。它让解释者们把自己主观世界的思维定势、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带入文本的解读中，给文本的意义陈述多方面地打上解读者的主观印记。马克思具体论述了德国的社会现实和思想环境，作为一种解释的“前结构”深深影响了德国著作家们对英法社会思想文献之解读的内在机制。当年德国的政治经济大大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的历史水平，但德国的哲学却毫无逊色地在世界思想史上充任了“第一小提琴手”。德国的思想家们是在“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历史的”；他们“是本世纪的哲学的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同上，第458页)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许多世纪以来哲学词句都占有一定的势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4页)这样的文化语境和主体思想结构，决定着德国的思想家们大多是从自己的社会弱势和哲学强势这一主、客观对立的“前结构”出发，去解读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文献和政治经济学著作的。例如，对于英法两国的政治经济学这种“作为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页)他们不恰当地把法国社会发展的真实内容和阶级斗争的实际要求“翻译”成超阶级、超历史的所谓“纯粹人类意志的本质规定”。“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的统治的扬弃’，等等。”在这些德国式的无谓思辨中，著作家们完全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对此，马克思痛斥“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9页)，这是一种“从事物的哲学的尾巴上来抓一切事物”的言说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1页)正是由于这种解释学的语境，常常使得马克思在解读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文本时，不得不沿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著作的书名所表征的方法，从“经济学-哲学”的结合上去进行经济学的清源和哲学的正本。这从一个重要方面实际地说明，文本的性质及其赖以生成的语境，先在地要求解读者具有某种能与文本对话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水平，才能透视其内在的隐秘，理解其思想的本旨。理解者的思想前提，在另一端也规定着他对文本作者之思想前提的理解。文本作者言说的思想前提，与文本解读者的思想前提之间形成的涵变关系和非线性作用，生动地影响着解释主体对文本解读中“问答逻辑”的具体操作。

三、文本为作者存在与为读者存在

解释学家利科尔认为：“文本就是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语言”。(利科尔，第115页)语言的特质自然 而在马克思看来，语言及其文本与人的意识、思想在交往中同在，“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语言、文本必须为别人存在，因此才能也为言说者自己存在，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解释学命题。马克思在此前的著述中为这一解释学理念预制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原点。他指出：“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而都是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7页)基于这样一种作者、出版物与社会在精神创造中的特殊关系，马克思认为“出版物是个人表现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法。它不知道尊重别人，它只知道尊重理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0页)。文本高度地自我，隐藏着著作者执著的精神追求、强大的思想张力、鲜明的是非判断和个性化的价值主张。文本的撰写是主体意情理的深度动员和全体参与，是思维和言说、内在心声和笔底运动的高度一致。诚如青年说的：“著书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早期文稿》，第248页)文本是作者的自我、作者的目的、作者的一种“精神存在”。

马克思不是文本的自我中心论者，他使用近乎只有为聆听者存在才能为言说者存在那样一种逻辑和语式，谈到了作者在文本中的精神存在之己与人的辩证关系：“如果我没有权利成为别人的精神力量，那末，我也就没有权利成为自己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0页)这一见解是相当睿智而深刻的。马克思后来的解释表明，作者在文本中的种种精神劳作与努力，都是在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思想成为读者、他人的精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样一个趋势。由于文本能够为他人、为社会存在，所以“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同上，第74页)。在马克思的解释理念中，文本的问世、与读者见面，也就是著作者的思想和言说向社会扩散的过程；是著作者个我转换成阅读者的“群我”的过程。因而文本既是作者表达自我、理解和说明社会某种事件与某种道理的精神造物，为阅读者提供一面用不同于他的主观自我的某种思想、言说去鉴识和观照其自我的精神镜子，同时又是作者在阅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反馈中认识自己、了解群众和社会的一面精神镜子。文本客观上存在这种交流和激荡思想的作用与意义，对于一切有某种社会责任感的作者，他们在文本生成过程中多少会具有一种“为斯民立言”的意念与气概。即使是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他写作的社会动机也曾得到马克思的充分肯定：“激励蒲鲁东去写作的不是自满自足的批判的利益，不是抽象的、人为的利益，而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是超过简单的批判的利益，也就是导致危机的利益。……因此比起任何一个批判的批判家的拙劣的作品来，它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页)

马克思的解释学分析不止于此。他还在更细微、更具体的层面上关注着文本的作者与读者的思想关系。他认真地区别了文本言说的真理性内容和真理被言说的主体性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解读者的影响。文本言说的“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这一段很值得细细赏析的解释学文字表明，文本之所以能为他人、为读者而存在，从其客观依据而言，是因为它揭示和表达了那具有普遍性意义、并且“为大家所有”的真理性内容。文本那普遍意义的理性内容被个别的读者所理解和掌握后，真理性的思想发现便突破了发现者、陈述者个人的狭隘场域，而成了一种社会性的、众多他者的共识。作者在文本中陈述的个人意见、理性智慧和价值主张，也在文本被众多解读者反复激活的过程中获得了持存的物理、心理时空。文本的“为他人存在”，客观上实现了文本对于作者以及对于文本自身的“为自己存在”。然而，文本内容的普遍性也不能遮蔽文本作者个性化的作用和意义。作者的精神个性永远凝炼在文本之中，作为文本的风格、言说的方式、独特的逻辑操作和个性化叙述而持存，而发生作用。它们作为文本作者精神特质方面的一种难以让渡的“为自己的存在”，也会对文本的解读、文本为他人的存在发生影响。例如，文本“作者的名字可以使1篇文章和另1篇文章明显地区别开来，正如身体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区别开来一样，可是他的名字也会使每篇文章的作用——仅仅作为构成整体的一部分——化为乌有”。(同上，第212页)因为文本的作者作为经验的个人存在，其地位、声誉、信仰、影响力及其与阅读者可能具有的某种世俗关系，会使读者在文本中表面化地看到说话的人，而忽略所说的事理；不能更多地以作者的言说内容所构成的“精神人格作为自己判断的尺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2页)培根曾经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言说者、作者的某种强势，这个命题在聆听者、理解者的心中往往被扭曲为“力量就是知识”、“畏大人言”，成了权力真理论。这一现象完全验证了马克思对文本作者与读者之因变关系的解释学分析。

马克思关于文本既为自己存在又为他人存在，并且只有在为他人的存在中才能为自己存在的解释学思想，在当代比利时解释学家乔治·布莱的解释学叙述中，得到了几乎是原汁原味的复述和精致的确证。他的叙述告诉我们：被我阅读的“书已经不再是一个物质的现实了。它变成了一连串的符号，这些符号开始为它们自己而存在。这种新的存在是在哪儿产生的？肯定不是在纸做的物中。肯定也不在外部空间的某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可能作为符号的存在地点，那就是我的内心深处”。(布莱，第255页)这一理念再次表明，当作者的思想成为文本的内容之后，作者与他言说的思想发生了某种疏离，他言说过的话语成为物化形式的精神存在，其思想的意识遭际和复现全在阅读者的理解中。文本思想当下言说的主体已由阅读者取代。阅读者在对文本的理解中，用自己原有的思想与文本对话，文本的思想融入他的思想，他思考着文本的思想。他或者以思维的主位立场，不仅思考着作者的思想，而且用作者的思想来思考。在文本思想成为他的存在中，他的思想成为文本的存在。他或者以反对和批判的态度对待文本的思想，把非我的思想当作精神自我的对象化存在，以客位思考的立场暗自维护着自己的批判力量和独立思考。他出让自己的心灵空间，以精神方式扮演着作者和自己进行论辩。因此，在文本的被阅读中，解读者无论是处于顺应的主位立场，还是处于同化的客位立场，作者及其文本中的思想相对于他，客观上都处在既为自己存在又为对方存在这样一种互生成的对话关系、转代关系中。

最后，我们还得回到马克思关于文本普遍性的真理内容和文本言说的个体性形式之辩证联系的命题上来。文本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存在，其真理内容的普遍性意味着文本内容具有时空稳定性和变换性的统一。真理的普遍有效，不仅让文本有了为他人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还形成了某种理解真理的公度性。它们使文本有了在时空转换中持存的客观根据，有了不可任意赋义和释义的思想确认和理性尊严。而真理发现和言说的文本个体性形式，则使文本作者具有话语的优先权和思想本义的原始规定性，解读者对其不能随意曲解、恣情演绎。总之，文本的本真意义和解释者的赋义与释义，作为作者和读者难以休止的对话，将历史地、具体地规定着文本意义的现实表达。

参考文献

[1]布莱，乔治，1993年：《批评意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利科尔，1987年：《释义学和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1957年、1960年、1972年、1979年，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思想论文【第四篇】

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笼盖四十年的总纲领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文前引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表明了“改变世界”这个支配了他的思想研究工作的总纲领，此时已然确立。三十八年之后，当他的全部工作划上句号时，恩格斯在他的墓前道：“以某种方式参加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显然，这毕生使命的，就是马克思早年所定目标即“改变世界”的具体化。

如果只是看到马克思在二十七岁上一语定平生，而忽视他人生抉择的理性思考依据，那就把马克思神化了：他一个主观动念，居然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事实上，马克思1843年开始“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2]，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运用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完成了社会结构、现存社会价值批判、人生及未来社会价值确定，以及历史转化必然性的初步认定，改变世界的整体思路於1844年已初具轮廓。这就是马克思于1845年做出人生抉择，1846年便投身社会实践运动[3]的理性心理基础。由此看来，“改变世界”这一轮太阳在马克思心中升起，整整照耀了他四十个春秋的人生行程。

一个主题愈是历久不衰地被奉行，其对奉行者的人生覆盖面便愈益宽广。只要略作审顾便不难发现，“改变世界”这一主题不仅统一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思考，同时也是统一其理论与实践的灵魂。

马克思的理论业绩，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举其大要，谓有两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这两大发现，前者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后者构成他的经济学。从思想内容看，这两大学说占据了马克思理论的主体部分；从研究时间来看，这两项研究则基本前后相续，纵贯了马克思改变世界四十年工作之始终，其中凝结了他毕生的主要精力，耗费了他四十年中绝大部分光阴。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两大学说由于具有科学的性质，因而其作用超出了特定目的界限和实践范围，在学术和实践的实用中伸展，马克思也因此得 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科学普遍性是很容易掩盖其当时的实践目的性的。罗素就在《西方哲学史》中批评说：“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它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的问题上。”[5]这是一位思想史家对马克思的中肯批评，然而却道出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性特征。马克思的研究课题不是得自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在社会的斗争和思考中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群服务的。他说《资本论》“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6]所以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时， ”[7]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样也是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只要回顾一下该原理的发表过程，就可悟出他的良苦用心。本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作了正面、系统、全面的表述，从学术价值上看，是无论如何应设法出版的；但从宣传价值上看，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争，就不如直接诉诸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所以，马克思“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8]，而不惜另外花费精力，将原理放到《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用劳动》等著作和演讲稿中去宣示。这些著作和演说正是直接面向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哲学的贫困》虽然是批判蒲鲁东个人，但由于这个人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群众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批判他实际上也就是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作宣传，其意义非一般的批判可比。

这些最具科学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却具有如此明确的现实实践目的，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方面。

如果说，马克思在书房里研究所得的科学发现都是着眼于“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那么，作为他伟大业绩的另一面即社会舞台的活动，那就更是直接从属于“改变世界”的工作了。正是由于社会实践对于“改变世界”是直接而现实的实务，所以它才能那么强烈而大量地吸纳思想家的时间和心智。弗兰茨·梅林告诉我们，“我们事业的所有伟大先驱者们”都对马克思有这样“一致的看法”：“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9]只有真诚地把“改变世界”当作现实任务奉行的思想家，才能这样安排思考与行动的主次。而这种实践第一的倾向，又必然规定着他理论思考的从属性。

“改变世界”这一非常的任务，正要求它的奉行者具备非常的思考深广度和非常的实践意志。所以，当革命潮来时，马克思能慨然投笔，出海导航；而当革命潮退时，他又能及时退回书房，下帷穷经。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合思想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创世者。作为思想家的革命家，他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家，其目标不在于夺权坐天下，而是要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作为革命家的思想家，又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家，其目标不是要解决思想史上遗留的问题，从而填补思想史的一个环节，而是要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探求改变世界的原则和机理。作为思想家和作为革命家的这种互相规定，导致了马克思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当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G·A·柯亨对此也有共识，他说：马克思“理论的目的在于产生与实在符合的思想。实践的目的在于产生与思想符合的实在。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共同之处是渴望建立思想和实在的一致。”[10]

从马克思后四十年思考与实践内容来看，“改变世界”足以提挈他这段人生。如果说，在他的前期也有这种思想苗头的话，那还只是朦胧的愿望和没有整体目标的局部摸索。进入后四十年才形成“改变世界”的整体目标，并进入有目标的实质性操作。而今，马克思贡献予这个宏伟纲领的实践活动已经消逝，而其经天纬地之思考却借文字传留给了我们。但我们在解读他的遗文时，如果忽视或撇开他那宏大的实践意向，坐在经院书斋中作纯学理之猜度，或牵就别种目的强作理解，那都不是接近马克思的做法，而是以“经”注“我”，肢解、重构马克思的做法。

二、改变世界的实践思维

马克思的全部思考既是围绕“改变世界”而展开，而不是对思想史上某种问题作纯学理的逻辑推演，那么，这种特定类型的任务就必然要求特定类型的思路来解决。“改变世界”这个任务的实现最终要取决于实践，因此，一切认识与思考都必须围绕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实践而展开。因此，这里的思路，这里的唯一有效思路，只能是实践性的思路，只能是切合实践、服务于实践、解决实践认识问题的思路。迄今为止的思维科学未能提供这种思路的名称，我们且称之为“实践思维”。“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1]。马克思很早就用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这是一个肩负“改变世界”使命的人而必然的思维倾向。

实践思维既是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思路，那也就是我们理解其整体思想的必由之路，是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一把唯一的钥匙。有鉴于此，实践思维之要略不可不首加辨识。

如果把逻辑思维、解释性的理论思维、幻想性的形象思维与实践思维加以排列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思维内部规律超越思维引入存在超越存在引入理想超越理想引入实现（或实践）”这样一种依次递进的层级性：

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只在概念、判断、推理之间运行，即它只解决思维内部的问题，只解决思维内部的正确性问题。逻辑思维正确性（亦即真理性）的判断根据，只在思维内部先在与后有的思维结果之间；逻辑思维不关心思维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考虑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解释性的理论思维（理论思维除了解释客观存在之外，还有以建立价值原则为目标的）解释性理论活动中虽然也充斥着逻辑思维，但却引入了逻辑思维所不加考虑的因素——客观存在；而且被引入的“客观存在”还成了思维活动的主导因素——思维结果必须符合客观存在。所以理论所追求的真理性与逻辑所追求的真理性并不相同：前者要求用外在于思维的“客观存在”去检验；后者只用思维内部先在或后在的思维结果去检验。由此可见，逻辑思维并不能完成理论思维的任务，理论思维是超越逻辑思维的一种独立思维方式。

幻想性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也还有非幻想而模拟现实的）幻想性形象思维也与客观存在事物有着直接间接的密切联系；然而这种思维并不遵守客观存在的规定，它超越了规定理论思维的客观存在，而引入了思维主体的情感意愿：思维的走向由思维者自己的情感意愿牵引。这种思维的结果再不表现为普遍原理而表现为具体的意象；其价值也再不在于“真”，而在于“善”，在思维结果的理想性。这种形象思维的目标当然也不是理论思维所能完成的，因而它也是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

实践思维实践思维是一种最具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它在运思过程中，需要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或它们的成果。但是，实践思维作为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不在于它综合运用各种思维方式，而在于它超越各种思维方式的范围，引入“在现实环境中实现所追求的目标”的思考内容，即引入“实践”的思考内容。这是前述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所不能考虑也不必考虑的任务。实践思维直接是在幻想性形象思维基础上的超越，因为实践思维是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但实践思维不是象幻想性形象思维那样满足于获得理想的意象，而是要获得理想的现实，因而引入了把理想意象变为现实的“实践”。实践不仅是实践思维一项新添加的内容，而且是规定思维导向的因素。正如符合存在是解释性理论思维的导向、符合理想是幻想性形象思维的导向一样，符合实践要求是实践思维的导向。正由于“实践”在思维中具有导向作用，使得实践思维在其它思维方式时附加上了特别的要求：——实践思维在认识实践环境和材料对象时，要用客观存在去校正思维成果，这很象解释性理论思维；但实践思维所认识的内容必须是客观事物中可被实践操控的实体因素，而不是客体被人感受、识别、理解的意象、意念或它们的文字记录，所以实践思维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不是象理论思维那样仅凭语言引述事实的现象特征，而是必须通过实践动作操控事物实体。这不同于理论思维所要求的认识。——实践思维在设定实践目标时，尽量满足人的利益、理想要求，这很像幻想性形象思维；但实践思维想象的目标，却必须是可经实践造作而化为现实存在的意象，而不是仅供观照以求心神娱乐、无法实现也不打算实现的意象。这又不同于形象思维。由此可见，实践思维既具有综合性，更具有独立性。我们不能因为实践思维中包含其他思维方式而取消它。将这样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与人类实践同样普遍、人类养育自我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类独立的研究对象列入思维科学，正无可非议。

说明实践思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立性，还不是本文此节的目标，它不过是进而探讨这种思维方式系统规律的立足点；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结构，去据以审订他的思考结论。

即使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不是采用实践思维，或者偏离了实践思维，我们也必须用实践思维去读解和批判他的著述，因为这是解决他的“改变世界”这一思想课题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马克思偏离了实践思维，那就说明他的思路出了问题，错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正如面对一份数学答卷，人们只能以正确的解题思路去审阅它一样。

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问题无可徊避；人类也实在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系统知识。奇怪的是，人类建立了逻辑学去研究逻辑思维规律；人类也有许多关于形象思维规律的研究专著；可是，我们这里提出实践思维，却不知去哪里引录经典定义；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系统规律，却不知去哪里参阅专门资料。

好在实践思维是凡人皆有的切身经验。因为人类实践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根本手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而实践思维不过是筹划现实实践的心理活动而已。因而关于它的性质与内容，即使缺乏权威的研究结论，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可

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实践活动，有许多是无需多加思考的习俗、习惯或模仿性活动；有许多是片断的不完整的活动（如工厂里的分工劳动）；实践思维在这类实践活动中难以体现其固有的全面性与系统性。系统性实践思维存在于整体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尤其是在新创性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例如，创建一个工厂，修建一条铁路，制造和发送一艘宇宙飞船，乃至打一场战争，变革国家体制等，每一项具体目标的实现都会有一个系统的实践思维过程。

对于这些大型的实践目标，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和物力，需要组合复杂的实践活动，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人们通常把这种实践系统称为“工程”。实践思维在对工程的运思活动中最具有系统性的特征。

三、工程思想的问题系统

工程思想是一项有效实践的全部思考和研究，其思考和研究的课题是由有效实践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项有效实践或工程，有哪些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求于思考呢？

工程作为人类自觉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这种活动得以有序进行，思考必须提供两个直接的依据：一是工程目标，二是实施方案。有目标，知道做什么；有方案，知道如何做；实践活动于是可以进行了。但是，工程目标与实施方案的制订决不是盲目的、任意的，必然各有各的依据。人们制定工程目标虽然也要考虑实现的可能性问题，但确立目标的主体内在动因则是人们自身的利益需要。工程效益是工程目标的价值所在，是工程构想和工程实践的目的，在工程思考程序上应是最先成熟的。工程的施工方案也不会冒然制定。人们必须在预想中彻底排除失败或无效劳动的顾虑之后，才肯付诸实行的具体考虑和行动。这就要求对整个实践过程所涉及的诸多方面作一番可行性研究。

由此看来，有关工程思考的必要内容就由这几个方面构成：

（一）工程目标；（二）目标效益；

（三）可行性研究；（四）施工方案。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工程才得以确立，才能付诸实施。这是对工程思考的普遍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四位一体”的问题系称作——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

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虽然是一切工程思考都必须遵循的，但它的内容却并不一定都成为每项具体工程的研究课题。这是因为研究课题的设立是为了解决未知任务的，而人们在不同的实践领域所具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不同，因此，研究的任务也就有多少繁简之别。一般说来，常规工程中研究工作可省略的方面要多一些，而首创性工程的研究任务就全面而繁重。

工程策划中研究课题的省略与增加，并非工程思考范围的缩小或扩展。研究上的省略，只是由于思考所需要的内容已经确知，可以直接进入工程构思与运作。而研究上增设的课题，则不过是共同完成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某一方面问题。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是固定的，而工程研究的课题则是随具体工程而变化的。

那么，人类一般工程思考范围结构，在马克思所选定的工程中，即在改变世界的工程中，必然具体化为一些什么样的研究课题呢？这需要弄清改变世界工程所涉及的领域和这些领域的已知状态才能确定。

马克思所欲改变的“世界”，其实指的是整个人类社会。把整个人类社会的改变作为工程目标，其涉及面则广矣：

第一，由于人类社会是整个人类共同的生活环境，因此对它的改变涉及到全体人类的利益。而且这利益不是以经济数字衡量的利益，而是不好衡量、不好论定优劣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问题。

第二，由于人类社会是人类唯一的生活环境，所以，新社会不能在另一空间重建，而只能在现有社会的基础上“改变”。因此，工程牵涉的客体就有旧的即现存的社会，和新的即未来的社会。后者是工程建设的最终目标，前者是工程实践的前期对象，两者都是工程的客体对象。

第三，工程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甚至发动和组织工程队伍的这个前期阶段都须投入大量的人力。而在旧社会的解体工作时期，只有剧烈的斗争，并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

这三点说明改变世界工程在利益主体、实践客体、实践主体几方面牵涉之广。而从知识基础上看，人间幸福之主义，异说纷呈而未有确论；现存社会与理想社会之考究，思理万千而未有实践真知；改变世界、解放人类的社会运动，徒有空想而迄无成例。马克思的工程研究，几乎全在昏暗的知识地界起步。

面对这苍茫昏暗的未知界，“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12]我们只有在工程思考范围结构要求与工程实践所涉领域的未知状态之间往返勾联，才能获得工程思考的具体课题。

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首先应确定工程目标。在这里也就是要确定未来社会的形态。然而，要确定未来社会形态，先须弄清一系列问题：

⒈现存社会为什么不好而须加以改造？这好与不好根据什么标准？这个标准能被全人类接受而贯彻到未来的社会中去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人生、社会价值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即工程目标的效益确定。

⒉现存社会是如何不好？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导致不好的？其最终的根源是什么？改变其根源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性质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社会形态性质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形态本身即工程目标的确定。

由此可见，在改变世界这项工程的研究内容中，工程目标的确定，必然连带着工程效益问题和现存社会的形态与价值批判问题。这当中现存社会批判是基础性工作，不是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直接需要的资料。但确定工程目标过程中必然连带解决的工程效益问题，却是范围结构的直接内容。从研究上来说，现存社会批判、社会效益论定、社会理想目标确定，这些相互牵涉的问题难以绝然分开，我们结合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和研究工作的必然联系，可以将这个系列研究的课题综合为：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这就把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所要求的工程目标和工程效益两项问题，结合成了一个研究课题。

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接下来应考虑的是工程的可行性问题。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其功能或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澄清顾虑，确定信心。整个工程从实现的前提、条件，到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凡有疑虑的地方都必须细加考察研究。因此，可行性研究就其工作内容来说，不是一个研究课题就能解决的。按照构成工程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来看，可行性研究可以分为客体作的可行性和主体操作活动的可行性两个方面。客体作是可行的，人们就可以放心的制订主体的行为计划或施工方案了；施工方案明确以后，才可能产生主体操作可行性的问题。

客体作的可行性，在常规工程或仿造性工程中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工程客体已被成功的操作过了。但在马克思的工程思考中，要有意识地改变社会的性质而不仅仅是更迭政权人事，这还没有人做过。所以，人类社会作以改变其性质的可行性，这是必须研究的一个大题目，而且是前无古人的新课题。

尽管可行性问题已经缩小到客体作的可行性，但由于作为工程实践客体的人类社会，不仅广泛复杂而难于把握，而且它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活机体，并不能像一台机器或汽车可以使它停止运转然后进行改造重装；对于社会只能在它的运动中进行改变。这样，客体作可行性问题，就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以把握操纵要点，还要研究它的动态发展趋势以便因势利导。动态结构研究和动态趋势研究在研究思路和考察范围上并不相同，难于结合在一个课题中进行研究。这样，客体作可行性在研究课题上还要再分解。

对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要求对一切社会作结构原理分析，其目的是通过剖析社会结构的历史生成，掌握决定社会变化的根本因素。试想，社会这个人类全部现存的总称，空间上东南西北，四散广延，结构上虚虚实实，方方面面，如此庞大复杂的对象，若不找到它的定性的关键部位，改造的实践如何下手呢？汽车轮船很大，它的操纵室却是很小的；牛马体大力大，穿上牛鼻子、络住马嘴却能让它们乖乖听话。这是人类控制庞大对象时通用的。然而，决定社会性质命运的这个“穴位”在那里呢？社会的“牛鼻子”在那里呢？这是必须对整个社会的生成结构作全面透彻的分析才能确定的。只有认准了社会结构的要点，抓住要点实行变革，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半而功倍。抓住了要点，社会变革的目标才能集中、明确、具体化，才能把庞大的目标转化为可以计划、可以操作的具体事务。所以，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课题，可以表述为：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

对社会客体的动态趋势研究，并不需要研究历史，只要研究现实社会今后的发展趋势。因为马克思的社会工程要改变的只是现实社会。这需要对现实社会状态有切实的考察。如果通过对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找到了变革社会的要点，那么对现存社会发展趋势的探讨，考察的目标也就可以相应集中为：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这是必须确定的问题。假如欲加改变的社会目标是不断发展的，那就不可改变；或者欲加改变的社会目标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就不可能彻底根除，那么改变社会的实践就是徒劳。只有社会目标必然或可能的发展趋向与工程实践的取向一致，改造社会的工程才是可行的。

如果社会可作，而现存社会可能变质甚至必然变质，那么，客体作的可行性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构想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最后一个方面——社会变革的行动方案问题。

至于这个行动方案的可行性问题，亦即主体操作可行性问题，则要视方案涉及的具体内容有无可顾虑的问题，才能决定是否还有需要研究的可行性课题。

到此为止，我们结合改变世界工程的具体情况，把工程思考范围结构四个方面中的三个半方面——工程效益、工程目标、施工方案、可行性研究中的客体作可行性——落实到研究课题中去了。我们因此共得到四个研究课题。范围结构中剩下的那半个方面——可行性研究的主体运作可行性，或施工方案的可行性，作为一个悬置的问题暂列于后。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改变世界工程必须研究的课题系统：

（一）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

（二）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

（三）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

（四）变革社会行动方案问题；

（五）行动方案的可行性问题（？）。

改变世界这项工程研究的课题是否必有或只有这些问题？只要站在工程实践和思考必然要求的立场上，这是可以讨论的。

假如这些问题对这项工程思考是充分而必要的，是任何人面临同样任务都必须思考、不可回避的，那么，我们就获得了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客观必然依据。我们不是根据马克思著作的文字材料，而是从工程思考的必然要求出发，从马克思“改变世界”工程的具体任务出发，得出这个工程思想问题系统的。马克思曾否明确提出过这些问题，这并不重要；我们只看他是否实际解决了这些问题。马克思思想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如何，只能用这个问题系或工程思考的要求去衡量，而不能轻信任何权威的判断，包括马克思本人的科学自信。

四、解决的各门学说

当我们用上面探讨出来的工程问题系统来征求马克思思想的答案时，很容易发现马克思思想中有四门已被广泛研究的学说，正好分别具有解决上述问题系中前四个问题的功能。它们是：

理想及其合理性问题——人道主义社会学说；

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唯物主义学说；

现存社会的要点趋势问题——资本主义学说；

变革社会的行动方案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如此排列的这份问题与学说清单，可能会激起成堆的疑问：右列各门学说能够分别解决左列各项问题吗？各门学说正是为解决各自相对的问题而创立的吗？“人道主义社会学说”这种提法有根据、能成立吗？把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整体思想中来莫非要把马克思人道主义化？五个问题——四门学说，莫非暗示马克思思想作为工程思想体系还不够完整？如何看待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份的划分？这种“四分整体观”置辩证唯物主义于何地？……？

全面澄清这些疑问不是本文承担得了的任务，愿诸公把上面这份清单权当假说存疑待证。本文下面主要说明笔者所理解的各门学说的核心结论，以显示它们解决各自相对课题的功能。至于这些核心结论如何展开为各门学说，或各门学说通过怎样的论证过程而达到各自的核心结论，以及各种理解上的疑问，则待另文详明。

（一）人道主义社会学说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是马克思工程思想的工程目标和工程效益。人道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第一次以文字宣示他主张共产主义社会时，就说他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3]共产主义是理想社会的制度名称，人道主义则是其价值所在。社会制度是工程实践的目标，社会价值就是目标的效益。

关于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联，这里引证1844年手稿里的话是否足资立论？笔者不能认同流行至今的“青年马克思”概念，把1844年手稿视为不成熟的青年马克思著作，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当作马克思成熟的标志。即使按照这种区分标准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实际研究过程也始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批判》，而非突发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4]。如果保留工程思想体系的假说，那么，进入工程整体思维的马克思，就是成熟的马克思。从这个角度看，1844年手稿在马克思整体思想中的地位更无可怀疑。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由马克思的人本观、人道观、社会观构成。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就是他异于动物的各种能力。这各种能力（即人）的现实存在方式、也就是人实现为人的唯一方式就是活动。人对于这种现实存在方式（即活动）的普遍愿望，就是进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是人的“类特性”。这些看法构成马克思的人本观。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类特性被压抑，他作为人的能力被出卖，由别人控制强制运用，在这种不平等中人所丧失的是他作人的根本——人的能力、人的类特性，人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这是极不人道的。把人从这种普遍的不人道境地解放出来，满足他们的类特性，使他们自由地有意识地实现和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能力，亦即使 这就是马克思的人道观。

这种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这种人道生活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制度加以保障才能实现。马克思根据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考察，认为造成人的非人道状态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倡导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以保障其人道原则的实现。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观。

马克思的社会观以人道观为依据，人道观以其人本观为根据。人本观——人道观——社会观，这构成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基本框架。

人道主义作为马克思总体思想中的价值理论，它的功能既不在于用以解释历史、社会，又不能作为变革社会的手段。马克思生前一再批判那些以人道、人性、道德改良为手段的社会变革主张。在马克思看来，变革社会只能通过改变经济基础才能有效地实现目标；主张思想革命、道德改良的社会革命家都不过是空想家。有些空想家也有现实实践热情而不象家那样耽于幻想；但是他们的实践却只开花不结果。那个徒有实践热情却无实践思维的唐·吉轲德，因此被马克思当作这类人物的代表而反复嘲笑；马克思斗争对象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革命队伍中的唐·吉轲德。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他为共产主义设定的价值，是工程目标的效益所在，是工程的目的。因而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理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期拒绝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造成了十分荒谬结果：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们长期丢失了共产主义的理由！当然，建设共产主义总得有理由；不过，后人为共产主义设定的理由就不是马克思所设定的理由了。

我们听见一种说法，说共产主义是科学，是历史的必然归宿，所以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必然性是不能代替合理性以解释实践动机的。因为我们并不能欢迎一切必然的东西：我们并 人们对目标的态度，不在乎它是必然还是偶然，只考虑它对我们有益还是有害。共产主义到来的必然性，只说明建设共产主义是可行的，并不显示它的优越而值得追求；值得追求的优越性是由它提供的社会效益决定的。

我们曾听到一种颇动人心的说法，说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物资丰富，人们可以“按需分配”。这倒是说的社会效益。不过共产主义的这种社会效益马克思并不曾着重强调，也没有论证共产主义满足这种分配原则的必然条件。我疑心这是后人许诺给穷汉和懒汉的一块奶油面包。因为对物质的拥有和贪欲，这恰是马克思一贯鄙视的人生态度。冲着“按需分配”而为共产主义奋斗，这比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高尚不到哪里去。

把无产阶级利益作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理由，那不是最高的理由。马克思主张解放无产阶级，那是“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15]。意在解放全人类的工程目标即共产主义，其效益理论是应该撇开阶级性而以人的“类特性”立论的。普天之下人共其乐，这才是足以号召天下的理论。

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为实现人道社会理想而设定的过渡性目标，不是终极目标。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马克思人道主义社会工程的改造对象，处在实现人道主义道路的起点上。因此，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统一性和接近性，资本主义同它的对立性和疏远性，这在马克思看来都是显然的道理。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理论冷淡，而资本主义世界却对之充满热情，这可能出于同一种认识原因：以为马克思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同一或可以混同于一的。这是一种遍及世界的误解！笔者愿另文加以澄清。

（二）唯物主义历史学说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研究动机、过程和，笔者已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三部曲》一文中粗陈拙见[16]。这门学说能否解决工程问题系统中的“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呢？这里只须从马克思对这门学说的经典性说明文字中摘引几句话便可明了。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够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的和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17]这些话正是在揭示社会生成结构的同时，又揭示社会结构的根基，也就是社会变革的要点，或者也无妨谓之社会的“牛鼻子”。

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理论，二是历史发展机制理论，三是历史分期理论。

社会的结构原本可以作各种不同的与建构。如从施政角度看，可以把行政社区、部门或群体组织作为构成单位，把整个社会视为由行政首脑统帅的社群层级组织。再如从信息传播角度看，可以把各类传播渠道和传媒中心作为构成单位，把整个社会视为由这些渠道和中心组成的组织。还可作多种不同的划分。但是这些类别的社会结构都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操作要领，以改变社会的性质。马克思分析社会结构，却是为着要改变社会的性质。这种特定的实践目的，只有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分析特定性质的社会结构的生成，得出社会的生成性结构，或者说社会发生学结构，才能满足目的的要求。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所揭示的社会结构，正是那种生成性社会结构：人们吃喝住穿需要物质获得生活资料必进行生产进行生产必然结合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特定生产关系产生特定国家特定国家产生特定意识形态。在这样一种生成性社会结构中，便极容易看出决定整个社会特定性质的初始因素——生产关系。显示决定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这正是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目的所在，抓住了这个根本因素，改变社会性质的工作就有了切实集中的目标，就可把理想愿望落实为实行方案。

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其社会观基础上的。历史衍变的机制，是整个社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也是由经济基础亦即生产关系的不同形式来决定的。唯物史正是社会结构性质的生成衍化史。这个学说中历史的叙述原本不是目的，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建立之前和之后，马克思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历史。

我们从工程问题系统的要求来看，有了上述社会观，已能回答“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这个问题了。那唯物社会观为什么还要发展为唯物历史观呢？历史的叙述有两大功能：第一是以史实来证明社会结构的科学性，用人类的历史实践来证明社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这样做也是不同于哲学认识的实践认识方式的特别要求。我们在前面说过，实践认识要求认识结果必经实践检验。可是社会变革规律这种认识结论，不可能通过现实实践来验证，只好用已有的整个人类历史实践来验证。第二，历史叙述同时还具有另一种功能，就是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说明一种特定社会形态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变革是必不可免的，从而在这种一般意义上昭示，对现存社会的变革是势在必行的。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生产力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引入，正是适应这种论证要求的结果。

历史叙述的这两种功能的第一种，实际是为社会观功能服务的，即是证实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的，也就是解决社会变革的“可操作性”问题。历史叙述的第二种功能或目的，则超出了可操作性问题，进入了变革可能性问题。让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兼具这两种功能，马克思似乎想通过它，指着现存社会告诉人们说：这头牛是一定会向前走的，喏，牛鼻子就在这儿……。

正由于从动机到理论功能所贯注的这种实践性，所以马克思当年竭力要将该学说宣传到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群众中去。星移斗转，这一具有强烈实践性的学说，今天早已作为科学，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南，作为一种解释模式，悠然踱进了学者们的书斋，在历史的思考中载沉载浮。唯物主义历史学说诚然能够解释历史，但马克思著述当年是极不满于只是解释的。他说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这种现存的东西。”[18]“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拂去薄薄的历史尘埃，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实践锋芒显然可辨，它当年可是象作战地图一样，高挂在无产阶级革命大军帅府会议厅里的。

（三）资本主义经济学说

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是解决“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的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告诉我们：“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9]那是一种怎样的规律呢？马克思在该书“第二版跋”中引述了一段他自己认为很“恰当”的评论说，马克思“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20]这可说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从目的到内容，都在于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并为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命运。;

在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马克思虽然从历史发展规律上昭示了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暂时性，但这只是一般的历史趋势，还不足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必然性，所以必须对当代社会发展趋势作具体研究。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既已揭示社会根源于经济关系，马克思就把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命运的聚光灯，对准了该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角——资本。因为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命运，维系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

在这项研究中，马克思把黑格尔用以分析精神与现实之关系以及现实之发展的辩证法，移植过来分析劳动与资本之关系和资本之发展问题（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论，并非一门独立的学说）。资本作为积累的劳动，通过剥削活劳动而发展自己。但资本实现自己的发展却又须依赖劳动者的购买力所形成的广大消费市场。每个资本家加重剥削自己的工人，却希望并依赖别的工人多买自己的产品。资本就在与劳动对立又依存这种自身矛盾中奔向其极限——生产过剩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的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的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21]这就是现存社会要点亦即根基的必然趋势。

上面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前期思路。在继续研究过程中，他的辨证思路遇到了困难。今天我们看到的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二、三卷，对资本命运的限制，不是来自他与劳动的对立和依存关系，而是来自资本本身的社会盲目性，以及资本自身发展导致的其有机构成提高。资本的社会盲目性造成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两大部类间的失衡，从而导致社会流通障碍而使社会生产停滞。这是第二卷的主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增加了成本，导致社会“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资本失去运转的动力，其保值增值的前途可忧。这是第三卷前3篇的主题。至于第三卷后面的内容则是一个“补论”，说明其他类别资本由于依存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与资本的命运相连。《资本论》二、三卷由于脱离了资本与劳动对立矛盾的辩证关系，所以虽然揭示了资本的危机，但无法达到辩证法规定的“否定之否定”即资本被扬弃的必然结论。但这是后来的事。

当初，马克思看到资本与劳动落入辩证法规定的对立矛盾关系之中，资本否定了劳动，是无法逃脱被再否定的命运的。[22]这正是工程问题系统中“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的答案。

（四）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与“变革社会的行动方案问题”的对应性十分明了，这无需多说。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以其确定的价值系统观念批判了现存社会制度，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23]即理想社会形式，从而确定了变革社会的必要性和目标；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指示了变革社会的要领；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则证明现存社会的根基日趋穷途，不变革是不行的。于是，社会变革的理由和根据都齐备了。

根据辩证法的理解，资本是劳动的积累所至，是对劳动的否定。它在与劳动的对立依存关系所构成的自我矛盾中，走向自我否定，即对否定的否定。通过否定之否定，资本要复归于劳动才能获得新的存在与发展。但是，资本如何摆脱私人贪欲的羁绊，弃暗投明，站到社会需要的立场上来，回到它的创造主——劳动者的怀抱中来呢？马克思将这个过渡环节诉诸人力完成。于是，以无产阶级为过渡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实现手段纳入了他的改变世界的工程思想系统。他为唤醒无产阶级所作的论述，他投身社会革命实践所制定各种文件，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奠定了基础。

（五）“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变革社会性质的行动方案，它本身是不是可行的？马克思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可行性问题。至于马克思的工程系统思考中该不该有“行动方案可行性”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可行的问题，虽然这都已成为历史，但在笔者看来，其中并非没有讨论的余地。但这已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从上面的说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四门学说具有回答工程思考系统问题的功能。我承认，马克思进入系统工作时并没有明确的工程思考结构意识，他的进入方式受其所处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因素所驱使。但实践思维的必然性潜在地规定着他的思考，规定着他的思考去完成工程思想结构的要求。我们只有从工程论证功能出发，才能掌握他各门学说的灵魂和思路，才能理解贯通他的各门学说，才能评判他各门学说的结论和价值。完成工程思想结构的要求，这决不是他的思想的潜在功能，而是明显的直接功能。我们还没有见到有别种动机和结构，能如此全面的解释马克思整体思想的发生与联系。

这是一个以共产主义社会为实践目标的完整的工程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可

罗素在介绍马克思的思想时曾经抱怨，说“他很难归类”[24]。这话确实不错。马克思作为思想家却不从思想史的发展中去选定自己的课题，这先就让思想史家迷失了考察的线索。进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又不按思想家们惯用的各种序列结构来安排，谁料到他的思考会从哲学思想的天宫下凡到工程实践的工地上，去接受工程实践思考的必然逻辑呢？小打小敲的工程，自古以来不曾劳动思想家的大驾，又谁想到要实现上帝的目标，把整个人世变为工地呢？他这一番经天纬地的思考，给思想王国送去一座飞来峰，给人间工程师们树立了一个永难超越的界限！

五、思想学说的表述系统

当我们用上面所叙的整体思想框架征诸马克思的原著时，无论是在篇目内容的系统化上，还是在时间的分段上，迷惑依然大量存在。然而，这里的迷惑不是思想结构方面造成的，而是表述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只有进而分析马克思的表述系统，才能将我们的理解贯通。

思想理论的思考、研究与对它的表述，也许在有些思想家那里是统一的，但在马克思这里却被区别对待。他强调“叙述的方法必须与研究的方法不同。”[25]如果说在理论本身范围内需要这样，那么，当理论来到实践领域，叙述者就更会身不由己了。

马克思的超常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独自完成了改变世界这么一项伟大工程的系统思考，而且更在于他在有限的时间内成功地把自己的设想推向了现实世界。这是两种不同的事业，而且后一种事业更为不易。理论制作只是在思考中完成，而思想的现实化却要到现实中去征服和占领。即使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意识，也并不是一块等待播种的空地，而是荆棘草莱丛生的待垦之域。所以书房和社会舞台是马克思一生两个基本的工作场境。在不同的场境中工作，思维所接受的主导因素是不同的。在书房里搞理论研究，思维只接受理论制作目标的主导，著述追求的是逻辑的连贯性和理论的系统性。在社会舞台。他要面对各种思想和现实问题。在这里，其任务不是制作理论，而是宣传理论或运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具体对象和具体事务成为理论引入和的取舍尺度。

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存在着两个部分重迭的理论表述系统。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理论主导系统和实践主导系统。

理论主导系统的主干著作，由前期的三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后期的《资本论》构成。这四部著作之间以结论和课题相衔接，构成一个连贯的系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直承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批判结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26]，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7]马克思于是就从分析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流行观念即黑格尔法哲学入手，将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念颠倒过来，论定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根据异化论原理[28]，市民社会产生了支配和制约自己的国家，这必是社会内部有问题。于是1844年巴黎的经济学研究解剖了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揭示了这样一种现实关系：工人的劳动产生出资本这样一种支配劳动的敌对力量。

以上两部著作是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和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共同胎场，而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胚胎。

《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在上两部著作研究的基础上，专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发展出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当然，马克思的这个发现与黑格尔思想笼罩下的整个德国思想界的见解是对立的。将自己的思想发现放到这种对立环境中加以叙述，这是理论主导下杂入的实践动机。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基础决定性原理作一般叙述，《资本论》则是对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资本——的命运作专门的探讨。《资本论》的课题、论旨和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形成，只不过是在远离实证材料的思辩中作了初步的思考。这种思辩的结论，实际上奠定了作者1846年投身革命实践的坚定信心。1848年面对整个旧世界气概豪迈的《共产党宣言》，其的信心来源正在于此。《资本论》是这个思辩结构深入现实社会，与大量实证材料相结合的产物。

由此见出，这四部著作的理论联系和连续性。理论主导系统中的其他著作，如《论犹太人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只是这四部著作中个别理论方面的准备性研究。

马克思著述中的实践主导系统，是他投身革命实践适应实践需要的产物。马克思在大体完成了改变世界工程的系统思考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向世界公布，就带着满腹经纶匆匆踏上现实化的征途。思想一投身的急流，就使得它在借文字显露自己时，染上了满纸的社会风云。工程思想在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的情境化即兴之作中，化身为1篇理论大散文——形散，然而神并不散。

马克思几十年间的革命实践斗争，所历情境万千。然而其中亦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思想斗争，其主要情境对象为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社会主义思潮各派别、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封建主义及小资产阶级等类人物的思想观点、主张；另一类为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斗争，其内容、对象为内部组织事务和外部阶级斗争与社会政治斗争事件。在前一类斗争中产生了大批正面宣传和反面批判著作，其实质都是要用工程系统思想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去占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意识领域。这一类著作对于理论的功能，主要在于宣传作用，而不在于建设作用。相对于马克思已完成的思考来说，这类著作的建设性理论内容不多。

第二类斗争是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是直接与改变世界工程目标相联系的实践行为。在这类斗争中产生的著述内容，包含着无产阶级队伍的组织原则，无产阶级革命纲领、阶段性目标、斗争方向、策略原则。这些，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内容。这个系列著作的首要篇目，当推《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这篇《宣言》，是马克思改变世界工程的开工文告，是无产阶级对整个旧世界的公开战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纲领。它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由、最终目的、阶段目标、对现实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以及斗争的基本手段，宣示得理直气壮而斩钉截铁。由于实践因素的主导，这个系列的具体著作之间结成一种散文性联系，因而，它们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有待系统化的丰富材料。

对马克思著述系统的这种分类，包括前面对整体理论结构的厘分，都是以它们的功能区别为依据的。由于这些功能之间具有互补关系，并不互相排斥，所以被我们析分开来的内容，在实际著述中有可能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会给原著的阐释和分类工作造成麻烦和困难。但这种麻烦和困难已属于操作问题或技术问题，而不是认识上对内容的分类原则问题了。

今天，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早已成为历史，而作为这一历史运动之灵魂的思想，却仍在世界各地百家争传。然而马克思思想在今天的传播，却绝非其当年的功能在行世。以解构或重构马克思自任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不过是从马克思的遗物中撕块布片作旗帜。笔者坚信，只有从工程思想的角度，才能理清马克思思想的内在联系。只有明确工程实践思维规律，才能获得批判马克思思想的客观依据。只有从社会实践思路上超越马克思，才可能象马克思那样去时代的社会实践。钻进文本世界建立一个小圈子窃窃私语，必然被社会历史所抛弃。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574页。

[2]、[8]、[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4，82~83页。

[3]马、恩1846年2月在布鲁塞尔组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可视为改变世界工作的第一个组织行动。

[5]、[24]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43，336页。

[6]、[7]、[19]、[20]、[2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15，11，23，23页。

[9]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页。

[10]G·A·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5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马克思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过“对世界的……实践—精神的掌握”。这都表明他对实践思维具有一定的自觉性。

[12]、[13]、[1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7，58，84页。

[14]、[16]参阅拙文《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三部曲》，《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4期。

[18]《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4页。

[22]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6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26]、[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