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论文 近代史人物论文【汇集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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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人物论文【第一篇】

关键词延安青年；史学教育；史学教材；史学课程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6―0074―07

抗战爆发后，针对大批奔赴延安的青年开展史学教育，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凸显史学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张力，是延安时期史学教育的重要特点。然而翻检近年来的相关成果，其中论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比比皆是，关于延安教育的成果也不乏佳作，但针对延安时期史学教材与课程设置却没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谫陋之究，以期抛砖引玉，冀望学界能有更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

一、史学教材编纂的背景与基础

1930年代初期，日本就开始利用从武力到文化的一切力量，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作为文化部门之一的历史学，自然也被积极地动员了”[1]。鉴乎此，一些有识之士呼吁：“中国的青年迫切地需要教育，需要最健全最有效能的教育。”[2]348通过史学教育为抗战服务，自然就成为其中的一环。

抗日战争的总目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需要利用各方面的知识来为抗战服务，“我们需要关于自己本国的社会历史的知识，也需要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世界各国的社会历史知识，在我们决定斗争的战略策略的时候，这一切社会历史方面的知识对于我们是有很大帮助的。”[3]而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4]534革命教育家吴玉章也说，历史科学不仅“能十倍地坚强我们奋斗的信心和给我们这种胜利条件的知识”，而且还能“激发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也就是说“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常常是从历史中动人的事迹得来”。[5]因此，“在这个很需要发P爱国热忱，继承革命传统的时候，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有特别重大的意义”。[6]1一言以蔽之，“光荣史迹足以激起爱国心的作用”。[1]史学教育与抗战的关系可见一斑。而延安史学的发展兴盛，则为史学教材的编纂与史学教育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一些有良知的史学工作者与广大爱国学人，自觉地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通过历史研究回应时代的需求。中共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也开始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倡导史学研究，使得延安史学逐渐发展兴盛起来。

1937年3月，由组织建立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可谓延安时期最早的史学研究机构。由他编纂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就是一本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书，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开创之作。1938年5月，马列学院（后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在延安成立，范文澜任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室分设三个组：近代史组、农民土地组和民族组。其中叶蠖生撰写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利用各解放区负责人集中在延安学习之际，“分头访问，搜集资料，并同《红色中华报》和《向导》杂志上的材料相印证，编成初稿”。[7]75这部书稿亦是中国共产党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比较全面反映内战期间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著作，该书第一次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巩固与扩大及苏维埃政策之转变的全过程。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其他研究室也结合各自的学科特点，开展专门史研究。与此同时，、、刘少奇、等领导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开展中共党史研究。1942年至1943年间，为适应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需要，中共中央编印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二部党史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此前中共党史的基本状况，促进了党史研究的深入。

除此之外，延安史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极大发展。早年曾治经学和中国古代史的范文澜辗转到达延安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作了首创性的系统总结。值得一提的是由范文澜撰述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在新史观指导下编纂的一部新型通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系统地研究中国史，其开创的功绩，是不能否认的”[8]339。延安青年史学工作者尹达著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如他自己所说：“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原始社会的著作大都还未能及时吸收大批新的材料和学术界之新的成果；在这里我把新的材料贡献给同好的学人，也许还会有一点益处。”[9]222在中国近代史方面，陈伯达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研究，何干之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都-山草香§ 是非常有益的探索。何干之于1937年撰写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是较早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之一。在近代通史方面，由范文澜编写的《中国近代史》上编，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显著的特色，体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两度结合， 由范文澜所奠定的中国近代史基本框架，更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10]

总之，抗战时期延安史学，在中国抗战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大背景下获得了巨大成就，在鼓励史学研究的政策下，延安史家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为教材编纂与史学教育的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史学教材编纂的原则和课程的设置

延安时期，大批青年怀抱激情理想奔赴延安，然而他们（甚至是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党员）在理论上却没有太多的基础。因此，针对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特点编纂教材，设置切实可行的课程体�

战时教材的编纂，要坚持“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4]356。就史学教材而言，就是“教材要抗日化”，在内容上增加抗日的比重，在组织编排上适应战时环境，“历史课本的编排是先今后古，中外混合的。”[11]130在历史观方面，要坚持唯物史观，“只有辩证法唯物论，能把唯物论的观点彻底推广起来，能正确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的规律，能把社会历史严格地当作科学对象来研究，能使我们在社会历史领域上掌握到精密的科学理论，以便于指导我们的革命的实践。” [12]要注意借鉴苏联历史教材的编写经验。师哲曾专门就此撰文指出，历史教材的编写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的历史事实相结合。“教科书及教授本身，都带着抽象的和公式的性质，提供给学生们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而不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和依照年代的次序，讲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特点等以教授本国史，这样就以抽象的社会学的规式，代替了本国历史之有系统的讲述”。因此在编纂教材时，要按照历史年代的次序讲述历史事件，且使学生牢固地记忆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和年代月日，“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正确的分析和正确的总结历史事件（这都是使学生对历史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才有可能”。[13]在注重事件的同时也要注重论理，“由历史的到论理的”，在大纲和提纲的编制中，“在体系上，须使历史的叙述同论理的说明之间，保持有机的辩证的联系”。[14]

中国的抗日战争既是民族战争也是革命战争。历史教材的编纂既要注意世界革命运动史，也要注重中国革命运动史。“学习马列主义，必须研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生与发展不可分离的世界革命史，特别是联共党史。研究联共党史，是解决精通马列主义任务的最重要的道路。”学习马列主义，“还必须研究共产国际纲领。共产国际纲领，给我们以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战略与策略的知识。”当然，“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我们的党是中国共产党，我们中华民族已有数千年历史，自然有它自己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和许多宝贵的遗产。我们如果不认识自己的民族，接受它数千年历史的宝贵遗产，就无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5]208更为重要的是，要注意编写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共党史。要“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16]298根上述原则和方针，延安时期编写出版了供青年学生学习的历史教材，既有通史类教材，也有断代史教材，既有中国革命史教材也有世界革命史教材。其中颇有影响的教材主要有以下几本：

通史类教材中最著名的是由范文澜等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当时范文澜受党中央委托主持编写这部中国通史读本，目的是便于学习者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貌。《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和中册分别于1941年、1942年在延安出版。这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中国历史的通史著作，也是唯物史观指导下新的中国通史体系的初步研究。对这部教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17]170作为一本教材，该书还兼具文字精练纯熟、通俗易懂、“文史兼通”的特点，从而减少了青年读者阅读的困难。

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分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教本，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重要开创之作。编写《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学习，汲取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理解并掌握当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这本教材中最精彩的篇章，就是对各次历史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这也是该教材最见功夫的地方。虽是一本教材，但由于“深厚的理论功底、良好的文字素养，对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历史的深入研究，使得这本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著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政治思想史上，及其《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都有一席之地”。延安时期的各类院校，无论开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课程，还是“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共党史”课程，一般都把这本书作为教材或蓝本。此后，范文澜等许多人写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方面的著作，都参考了这本书。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它先后出版了10多个版本，印行20次以上。由此足见它是一本深受读者欢迎、适合干部学习的教本。[18]451-452

关于世界革命史教材，有较大影响的当属由编写的《近代世界革命史》。该书共2卷，第1卷主要记叙资本主义发展前期西欧各国革命运动史；第2卷主要讲述十九世纪中叶、二十世纪初期欧美各国的革命运动史。在该书的长篇“绪论”中，针对为什么要研究近代世界革命史这一问题，开宗明义地指出：“简明的答复，就是为了中国今天的革命，同时也为了中国将来的革命。”认为，无论是中国现实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以至中国社会最终必须走向共产主义社会，都必须借鉴近代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就是研究和学习近代世界史的根本目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善于发掘这些革命中的经验教训以供今天以至将来中国革命之参考。”[19]9但是也指出：“中国革命也有中国革命的许多特点”，我们只能根据中国国情，“恰当地运用那些过去各国革命中可以运用的经验教训”。《近代世界革命史》可谓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近代世界革命史专著。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是延安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教材。这部教材于1939年5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是延安青年学生的必读历史教材，必须“学到底”，要“不偷、不装、不吹”，认真阅读。因为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并且“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只要有空余时间，“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20]242。在中央的大力倡导下，这本党史著作在延安和各� ”[21]

青年学员中还有文化水平较低者，上述教材毕竟有一定的理论深度。针对一些人“难于阅读大型书籍，并且不易获得这类书籍。所以需要为他们编辑一批必要的通俗的小型读本，这样的读本又可作为下级干部的教科书” [22]。于是延安史家还编写了不少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读物。这些书籍在内容上大多围绕抗战的需要，选取抵御异族入侵的抗敌素材，体裁和语言上尽可能适应文化较低人群。“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党报，就还是党的教科书。党报的每一个写作者、编辑者、校订者，就是党和人民所聘请的教师。”[23]因此，延安出版的报刊、中央领导的讲演、报告、论文以及《解放》《共产党人》《新中华报》上的重要文章，都是青年学生的学习材料和教科书。

延安时期的史学课程，主要有“中国革命问题”“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史地常识”等。

“中国革命问题”是青年学生的必修课，这门课程主要是从中国革命运动史讲到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救国政策以及论持久战的有关部分。课程特别注重讲授中国近百年来怎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

“中国现代革命史”这门课程，是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并对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而设立的，这门课程主要讲授党在过去的战略策略，使用的教材是由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社会发展史”是在上述课程讲授基础之上开设的一门课。这门课程在一些学员中有一个有趣的称呼――“猴子变人”。主要内容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普遍规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权的更迭，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和帝国主义阶段矛盾重重，因而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在讲授社会发展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人类最崇高、最理想、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的愿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课程，主要是讲授第一、第二、第三国际的发展历程，使学员们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大概。课程特别注意讲授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最高领导机构等问题。

“革命文选”课所包括的内容，大致涉及宣传劳动、斗争、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反小资产阶级情感，反自由主义、反教条主义等。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引导学员逐步建立革命的人生观与正确的思想方法。同时，为了能够引起学习兴趣，所选文章偏重“行文的生动、泼辣，并涉及各种体裁、以资调剂”。革命文选的学习主要是为配合教员的讲授，“以自己阅读为主，阅读后再进行漫谈”。[24]185

“边区建设史”课主要包括“边区革命及建设史略”“三三制及政权问题”“文教政策”“经政策”“司法政策”等内容。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员了解边区建设历史、现状、前景及具体任务，培养他们对边区建设的思想感情和献身于边区建设的决心。

“史地常识”是一门文化课，其中历史课着重讲授中国近百年史，即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斗争简史。文化水平较高者酌量讲些中国古代史，使学员认识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及发展过程。中外地理概况的授课对象是全体学员，其中中国地理着重使学员了解抗战形势，世界地理则着重讲授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

当然，史学教材与课程的学习只是青年学生学习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在课堂之外广泛涉猎，抓住一切机会去学习，去读书，形成读书和学习的高潮。曾建议抗大的青年要开展读书竞赛活动。他说：“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但不能一目十行，三国中那个庞统能一目十行，我是从来不信的，那是神话。读书先是粗读，有个大概的印象，然后是复读，重温一下重要章节，也叫精读。在这个基础上再写点读书笔记，问几个为什么，联系实际思考一下周围的事情。这样才能防止教条主义。”[25]56

三、史学教育的成效及时代特点

延安青年在接受教育之前，知识背景千差万别、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通过统一的史学教育，无论是他们知识的扩展储备，还是思想文化水平，都有了显著提升。但是，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毕竟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还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专门教育，因而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时代烙印和特点。

不少初到延安的青年学生，知识结构与文化水准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储备严重不足。安吴堡青训班学员入学测验时，“有许多大学生连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或是简单的政治常识都不大熟悉，也竟有些初中学生由于自学的努力，政治了解程度远在大学生之上”[26]76。陕北公学对刚入学的青年学生进行测验后，同样发现“入学测验的政治问答很多是不及格”。[27]546再加之思想背景复杂，社会成分多样，“对这样复杂的教育对象来进行教育，当然会感到极大的不便与困难，这是任何学校所寻找不出来的现象，恐亦为许多教育家们所难于理解甚至无法理解的问题”[28]。但是经过较为系统的教育，学员们的成绩都有了显著的提升。陕北公学原来入学测验不及格的学生，“毕业时多数能答对90多分以上” [27]546。抗大在一次总的检阅中，他们各方面课程的测验结果，不仅总的成绩是很优良的，并且还发现了一个奇迹，“这就是他们个人与个人之间、班与班之间、队与队之间平均分数的差别，全部都没有超过十分以上，这就是说，全体学生的测验成绩都在八十多分到九十多分之间”。原来千差万别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把那种程度不一的距离逐渐缩小，一直缩小到很小的限度。”这种教育进度的平衡发展，在罗瑞卿看来，“就在一切的学校，恐怕都很难找到这种情形的吧？另一方面，程度不一的现象，任何的学校都不会有如我们这个学校的差别之大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么？” [28]36

不仅如此，学员们的知识储备也有了极大的拓展。青年学生奔赴延安，虽然学习热情很高，但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社会发展史、以及唯物辩证法等，一般都知之甚少。许多学员后来都回忆说，他们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史学课程，因而当时听起来是很新鲜的。特别是“社会发展史”这门课，不少学员都是第一次知道“猴子变人”这一人类进化史的问题。抗大学员陈鹤桥在学习“社会发展史”和“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这些课程时，就是第一次了解了“猴子变人”的学说，从而“懂得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感到既新鲜又解渴。他像久旱的禾苗吸吮雨露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拼命汲取革命知识养分”[29]248。等中央领导给陕公青年学生讲课的内容，学员们更是“闻所未闻”。他们在讲课的过程中，经常联系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他密切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深入浅出地讲授中国革命与党的历史，“学员们听了耳目一新，参加过实际斗争的干部，思想震动更大，多年来心中的疑团，豁然冰释，对党内斗争的种种问题，找到了思想根源”[30]31。

初入延安时，有不少学员曾对学习历史课程存在不同看法。特别是已有过一定工作实践的青年学员，认为不学习历史照样可以工作，对于历史学习产生过疑惑。甚至有学员说：“我们满腔热血，不顾一切艰苦，跑到延安去学习一切抗战知识，哪晓得他们却教了我们些马克斯（思）主义，统一战线，还要我们加入共产党。试问这些玩意和打日本鬼子有什么关系？”[31]21但是经过较为系统的历史学习，正如成仿吾所说：“在灌输历史科学思想方面，我们也收到了相当的成绩，使青年们了解了社会进化的法则，和应该怎样来改造这个社会。”[32]22王平凡回忆自己在陕北公学的学习经历时就指出，当时讲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的何定华老师，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生动而深刻地阐述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一真理。王平凡说，何定华老师在讲授太平天国时，提到石达开败走四川，到达安顺后，被清政府反动武装包围，遭到全军覆没的厄运。红军长征时，也有一路武装是从安顺场地区渡过大渡河的，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巧合。但何定华老师斩钉截铁地说：“历史是绝不会重演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怎能与石达开相提并论呢？”正是由于“何定华老师这课生动的历史课，使我们进一树立了中国革命必将取得彻底胜利的坚强信念”。不久他就体会到：“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就不会正确地认识世界；也很难顺利地进行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任务。有两段马克思主义的名言，一经接触，并用以观察现实的革命斗争，就发现了它的无比威力，成为我们铭刻在心、永远不忘记的真理。”[33]244-245

更为重要的是，史学教育也极大地影响了延安青年的人生历程。举凡在延安学习和战斗的青年，无一不对当年所接受的教育感怀不已。一位抗大学员就说，他在抗大接受的教育，“有广泛的普遍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抗大的“每一项实际活动，都是实实在在，活生生的人生教育，丝丝入扣，刻骨铭心，触及灵魂，令人经受脱胎换骨的改造”。在数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最值得回忆的就是在抗大受到的人生教育。在青少年时期，经过抗大的洗礼，奠定了终生走革命道路的信念，至今仍是激励他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神支柱。之所以能够如此对待生活，而且生活得充实有意义，在他看来，就是与在抗大教育的深刻影响分不开。[34]273、279一位陕公学员也深情地说道：“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我的每一个足迹都刻有陕公的印记。陕公，她把我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这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庄严仪式、入党的誓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至今仍然给我鼓舞和力量。我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漫长历程就是从陕公起步的。”他高度称赞陕公的教育效果：“三个月的时间虽短，但学风很好，联系实际学习，很能解决问题。”[35]34

综观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其成效无疑是极为突出的。它不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青年学员自身的精神塑造和人生历程，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也不可避免的带有当时条件下的历史烙印和时代特征。

就总体而言，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很难称得上是专门的史学教育，而是涵括在革命政治教育范畴内的一种特定的教育模式。延安青年所接受的教育，所要学习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方向”[36]119。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实际上就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教育。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特别强调教育为革命服务的问题。他说：“一次伟大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伟大的革命战争教育运动与之相辅相成。”这就需要通过教育“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这一伟大的任务”。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之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战士。”[37]就是说，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不是单纯书斋里的学问。何干之即说：“一切历史的东西，只是学究书痴子的玩意儿，实一种极偏颇的看法。” [38]121-122，268叶蠖生也说：“抗战推动一切学术更走向实践之途，它的理论斗争和实践更密切的联系着，历史学自然也是如此。”具体体现为：“一方面，抗战派则从历史的发展规律中证明抗战胜利的可能性及今后建国应走的道路，或者从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光荣史迹来鼓励抗战的信心，或者从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投降份子的警惕性。”[1]由此可见，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实际上就是“革命的政治教育”。成仿吾说：“我们的政治教育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和旧学校根本不同，我们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革命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30]31正由于如此，贯穿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延安教育，皆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基础，所谓史学教育实际上是涵括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下展开的。

从教材与课程体系来看，当时的教材主要侧重的是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史以及中共党史方面，因此课程的设置是较为单一的。当年延安大学校长周扬在与美国记者冈瑟・斯坦交谈时，也不否认课程设置的单一。他说，延安青年原本“需要以^高的学术标准为目标”，但是因“没有财力和时间，只能办短期的特别训练班来满足军队和总动员的最迫切需要”，因而学员的知识结构“当然是肤浅的。”[39]252-253实际上，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不仅课程单一，而且具体内容也是有所侧重的。当时的史学教育主要是从现实出发，从革命斗争出发，因而在当时一些人看来：“中古以下的历史，则大部均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而改编。倘说中国的旧史是依着‘成王败寇’的观点而写的，则延安版的国史恰取着相反的观点。凡是旧史上的‘寇’，差不多都翻身而成为阶级斗争的革命英雄了。因为这样，所以越写到近代就越难写。”[40]164个中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也反映了当时史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缺陷。

从教育的过程来看，“短、平、快”是当时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一般而言只是接受几个月的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尽管适应了战时需要，但却与教育规律背道而驰。叶圣陶曾指出：“学校里课程的设置，通常根据三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一种是训练价值，还有一种是文化价值。古书具有文化价值，让学生读些古书，了解‘固有文化’，实在不是没有道理。”[41]45如果以此来看，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显然更多关注的是“实用价值”和“训练价值”，而无法关涉到“文化价值”。注重实用技术，注重社会实践，本无可厚非，但在具体执行的中也有偏向，比如有时狭隘地了解实际，勉强地联系与实际，使教学内容陷于支离破碎；过多地强调生产劳动和参加社会活动，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课堂教学，影响了学员文化水平的提高。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在开展史学教育的过程中体现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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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M].中国人民大学校刊编辑部编，1987.

[36]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7]教育上的革命[N].解放日报，1942-01-13.

[38]何干之文集：第1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39]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0]赵超构。延安一月[M].上海：上海书店1992.

近代史人物论文【第二篇】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作为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中兴”的第一名臣，拜相封侯，全国景仰；也是湘乡近代最知名的大人物，号称曾湘乡。他自幼熟读经史，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又点翰林，学问相当了得，可以说是一位传统的高级知识分子。正当曾国藩在仕途上不断攀升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势如破竹，攻克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天国政权。于是，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办团练，组建统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几经反复曲折，艰苦奋战，终于取得镇压太平天国的全面胜利。他可以说是极具典型意义的一名儒将，值得研究。我对本县这位先贤没有专门研究过，却也颇感兴趣，颇为敬仰，或亦有些惋惜。个人有几点粗浅认识，提出来就教于学者方家。

一、保卫传统与学习外洋。

太平天国与清朝的斗争，原是农民起义与封建王朝两个对立政权的斗争；而曾国藩却从文化的角度，说他所率领的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是保卫传统文化——儒家名教与学习外国文化——拜上帝教的斗争。在《讨粤匪檄》中明白指出：

曾国藩又揭示太平军“焚彬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此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曾国藩号召湘军及军民人等，为保卫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而战。这样的口号对于官僚士绅和一般读书人，自然都有极强的鼓动与号召力量；即对于长期在儒教和传统思想风俗熏陶下的民众，同样有相当的召唤力。正因为如此，湘军从两万人出征，迅速扩大，虽经不少曲折挫败，还是取得了战胜太平军的巨大胜利。

洪秀全所领太平军，学习外国，提倡一种朦胧的平等观念，认为天下民众都是天主的子民，皆以兄弟姊妹相称；又提倡剪辫留长发，故俗称“长毛”；还提倡放脚。这些都有积极的意义；起义之初，能激起长期受压迫剥削的农民手工业者及下层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因而队伍迅速扩大，战争进展顺利，势如破竹，先后打败了满清王朝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的江南江北大营，占据南京，改称天京，建立了与满清相对峙的天国王朝。

应该说，他们学习外洋文化是不错的。但他们只学到了皮毛，并不真正了解耶教的本义。而更大的错误在于全盘抹煞传统。“凡民之父母皆称兄弟姊妹”之说，否定了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等传统美德，加上欺神灭道等行径，使所学外国的东西，难以被本国民众所接纳，也就不可能在本国生根。其实早期（或耶稣教），曾反映被压迫的奴隶阶层对奴隶制度的憎恨，但后来也曾为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所利用。而洪秀全本身也曾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的侵染，是多次应考失意的下层小知识分子。进入天京以后，竟完全搬用封建王朝的那一套，他做“天王”，自称“万岁”，其实质等同于做皇帝，奢靡享受，后宫竟选用有数十位“姊妹”，供他一人淫乐享用，与众多“妃嫔”无异。天国封了许多王，大多奢侈骄横，争权夺利，民众对这些王稍有不敬，便要遭杀头惩处，并没有什么平等可言。凡此种种，

曾国藩既中进士，又点翰林，是清代道咸以后，正统派一路文人。他崇尚儒学及其后续的程朱理学，传承了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良好道德风尚。如孝道、宗亲之情；师道、友道；对乡邻的关切，乡间社仓积谷的热心，以及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等等，都有良好的表现，不必赘述。

曾国藩所尊奉的儒学，确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适应中国封建主义专制王朝的需要，也曾促成封建社会的安定和谐。然而时移世异，清道咸以后，世界早已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儒学已不适应近代世界的发展，而且蔽固思想，阻碍革新，致我堂堂中华日趋衰惫，屡受外敌侵凌，割地赔款之事屡见不鲜。究其根源，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儒学便难辞其咎。而曾国藩这时却说：“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2]大加吹捧，这就显得十分保守，近乎顽固的了。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曾氏在某些地方也曾突破儒家的藩篱。如他本来是科举出身，官运亨通，却也开始意识到科名进学的道路不合世用，“此中误人终身多矣”。在家书中谓纪译儿“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3]。又说他“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毋徒汲汲于进学也”。[4]而更重要的是，曾国藩在实践中也开始感受世界潮流，主张向外国学 早在咸丰年间，他已经认识到“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5]，并尝试创办军械所，造小火轮；同治二年(1863)派容闳赴美购办机器，随后即在上海建立并扩充江南制造总局，在国内自己制造兵器和轮船。曾氏的这些举措，不仅仅是为“可以剿发逆”，而且为的是“可以勤远略”[6]，即振本自强的长远谋略。同时为了振本自强，曾国藩曾几次上书朝廷，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7]；“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日，曾氏又与李鸿章专门合奏《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摺》，并订有章程12条，为具体实施办法[8]。他们希望把幼童培养成人才，归国以后，“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凡此种种，不必讳言，也表明了曾国藩思想和行为的某种进步意义。

二、尊崇孔子与帝王专制。

作为儒将，曾国藩在根本上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和践行者；他要保卫的传统文化，也主要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他对孔子的尊崇，是相当真诚的，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曾国藩所表彰的文周孔孟以下儒家的思想家们，确实承继了儒家“修齐治平”的道路和宏远理想。曾国藩自己也是努力这样做的。他曾说：

他是因六弟为“小试不利”，有些牢骚，笑“其所忧之不大也”，故在家信中发了这番议论，表达的是正统儒家那套“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曾是这样表白，他一生确也是这样做的。按孔子教导的那样克己治家，那样治军治国，从而与诸多同仁一道实现了所谓“咸同中兴”。

然而，儒家的后继者一直到曾国藩，他们所尊崇的孔子，在自己生活的春秋时代，其实也是很平常普通的儒者；他所代表的儒家，只不过是当年百家争鸣时代较为突出的九家中的一家而已。他后来之所以成为“圣人”，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样阔得可怕的头衔，正如鲁迅所说，“完全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15]从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6]， 孔子儒家学说是在小生产经济的条件下，总结东周以来的思想意识形态，成为封建思想的集大成者，故能适应君主专制社会的需要，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能独占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长达二千余年。后继的许多思想家们自然也有发展与完善，承传并发展了儒家的优秀成分，故促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及康雍乾等鼎盛时段的出现。然而儒家思想的根本——三纲五常，君主专制，却也一直传承下来，长期适应并服务于封建专制社会，而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灵魂。它对人性的压抑，对个人自由的束缚与摧残，对外的闭关锁国，愈到后来愈加发展到极至，以致中国社会的专制主义也特别严酷，残忍和保守。如前所述，近代中国也便愈加落后而衰惫，不断被外敌侵凌欺辱。曾国藩尊孔，正处于这样的时代，也便和帝王专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他难以超越的时代局限。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升任翰林院侍讲，感激涕淋，说“受君父皇上天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惟当竭力尽忠而已。”[17]他要努力尽忠并维护满清封建王朝。即如他的征讨太平天国所要捍卫的以孔子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是为了挽救清王朝的危机。在《讨粤匪檄》中，有明白的表述。曾国藩之所以“卧薪尝胆”，统湘军征讨，“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同时赞颂“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18]这就把尊崇孔孟与忠于君父、颂赞君主，完全统一起来。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太平军围逼集贤关，安庆形势紧急，曾国藩在家信中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19]这位孔丘信徒，已经把自家的命运，与清王朝的安危连成一气，不可分割了。

辩证法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两面或多面，孔子及儒家思想也不例外。曾国藩也知道孔子最初并不时行，“仲尼干诸候不见用，退而讲学于洙泗之间”。[20]那时诸子各家自由争鸣，到汉武帝以后，孔子儒家思想才一家独尊，终止了自由争鸣的时代。二千余年来，孔丘既有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面，也有与封建帝王专制相伴而行，不可分割的一面。正如李大钊所说的，孔子是“历代君主所塑造之偶像”，是“专制政治之灵魂”。[21]以史为镜，凡尊孔的时代，多是封建帝王专制的时代。民元以后，实现共和，而袁氏尊孔，接着便上演复辟丑剧；张宗昌尊孔，便是辫子军企图扶溥仪复辟坐龙廷。国民党政府明令规定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令全国举行“孔诞纪念会”，说如此可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胡适批评说，这是“做戏无法，出个菩萨”。[22]而紧跟着国民党便提倡所谓“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制。由此可见，既要继承孔子儒学的优秀传统文化一面，又要批判其封建主义灵魂的消极一面；只热加追捧，而不正视并批判其负面，便有思想文化倒退复辟的危险。验之历史，屡试不爽！

三、曾国藩湘军传统的正面与负面。

曾国藩及其所统率的湘军，既有优良的传统，对后世有良好的影响，但也有其负面的不良的影响。试分述之。

其一，曾氏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传统，统率湘军，而“以爱民为第一义”。在咸丰十年(1860)四月，《致沅弟》信中说：

这是曾国藩的真心话。刚隔一年，又说到同样的意思[24]；其他地方还多次提到。咸丰十一年(1861)旧历除夕，在军中遇大雪，外间饥民甚多，故而放赈的举措；[25]皖南亦有设粥厂放赈的事[26]；对湘军统领营官哨弁的教诫，第一条便是“禁骚拢以安民”，指出“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27]。又说：“凡为将帅者，以不骚扰百姓为第一义。”[28]他看到大乱之世，“一片荒凉之景”，凋丧不忍耳闻情境所表示的同情[29]。以上数端，都可见曾国藩戎行之间对百姓的关心。而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则是他所作的《爱民歌》，歌前有“禁扰民之规”的引言，其中说：“用兵之道 [30]歌词中的扎营不要“取门板”，“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鸡鸭，“切莫掳人当长夫”，“号令要严明”，“军士与民如一家”，及后作的《解放歌》中优待俘虏的政策等优秀传统[31]，对后世影响更为明显。毛泽东早年崇拜曾国藩，受过曾氏影响。他创建领导红军，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便体现出受曾氏影响的痕迹。自然，毛泽东点石成金，其思想境界的高度，表现的完整缜密，影响的广大深远，则与曾国藩所言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二，曾国藩认识到，“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32]，因此特别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使用。他曾说“凡将才有四大端”，第一条便是“知人善用”；再加上“善觇敌情”，“临阵胆识”和“营务整齐”。他自己这样考察人才，也希望弟弟曾国荃于这四大端下功夫，并以此“考察同僚及麾下的人才”。[33]他曾告僚属“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尤以习劳苦为办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34]总之，人才是办事之本，也是战争胜利之本。

曾国藩以为“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乃是“君子之乐”[41]。他的知人善用，成绩最显著者，莫若对李鸿章，左宗棠的选拔，培养与支持。李鸿章，安徽合肥人。道光年间进士。原在本籍办团东，后投靠曾国藩充任幕僚。曾对其赏识有加，影响良善。咸丰十一年(1861)，李初组淮军，曾国藩便多方关注支持，说“少荃一军……新军远涉，孤立无助，殊足危虑”[42]；曾对九弟说，“少荃欲再向弟处分拔千人，余亦欲许之，不知弟有何营可拔？”[43]一个“再”字，可见支援帮助之多。这是因为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是一个可任封疆大吏的干才。说李研核兵事，于水师尤有心得，故向朝廷奏请派李“前往淮扬，兴办水师，择地开设船厂”；又请旨擢授两淮盐运使，“以济舟师之饷”，代其筹划周全[44]。使李鸿章的淮军得以迅速成长，发展壮大，连外国人戈登的“常胜军”对李也不敢怎么样。曾在家书中赞扬说，“此间近事，惟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戈登虽屡称欲与少荃开仗，少荃自度力足制之，并不畏怯。戈登亦无如之何。近日渐就范围矣”。[45]李鸿章后来的建成淮军劲派，称霸北洋水师，与曾国藩的爱赏、支持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李也始终对曾国藩感恩不忘，待以师礼；曾死后，在《曾文正公神道碑》里犹极加颂扬。而左宗棠则有所不同。左系湖南湘阳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后，几次会试皆不第，便不再去应考。每自比诸葛亮，出语令人感觉狂放。曾为胡林翼所赏识，后入骆秉章幕府，赞助湖南军务。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攻克武昌，因左宗棠“济师济饷”有功，曾奏请朝廷升任兵部侍郎，加四品卿御，入曾营襄办军务。期间，湖广总督官文“为蜚语”攻击左，曾国藩胡林翼等皆奏左无罪得免。曾国藩在后来的奏稿中，对左有分析，还有评价。说他“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深中左氏缺点。另又褒扬宗棠“其才可以独当一面”，且“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又说他“素知大局，勇敢任事，必不肯舍难而就易，避重而就轻”，故奏请留左宗棠襄办江皖军务[46]，优点评论也相当精当。曾在家信中也说，“与左季高同行，则以气概识略过人，故思与之偕，以辅吾之不逮。”[47]这些都说明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赏识和器重。然而左宗棠后来却自己说有些意气用事，以致八年与曾国藩不通音问。曾国藩却还是从大局出发，在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西征叛回过程中，曾国藩以两江总督之重 并强调“甘肃艰险情形，实为各省至苦之区，权衡缓急，不能不先尽甘饷”，“每月仍筹足三万两，全数解交甘肃”。[48]左宗棠之所以能荡平新疆，并取得新疆建行省的历史性胜利，与曾国藩的协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让左十分感动。最终结果是大家所知道的，左氏终于在赠曾国藩的联语中，上联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这样的话从左宗棠这位战功卓著，又睥睨一切的人口中说出来，对曾是极大的慰安，尤其可见左对曾国藩是从心底折服了。

其三，曾氏组建统领湘军另一显著特点，是多用书生领兵。湘军的四大名将，曾自己是道光十八年进士，左宗棠是道光十二年举人，彭玉麟是附生，胡林翼是道光十六年进士。名将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江忠源，道光十七年举人。湘乡人罗泽南，诸生，讲学乡里，他的学生李续宾也是诸生，李续宜系文童，王鑫诸生，许多弟子都跟随老师出征；所谓“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学”。[49]这是罗泽南师生提兵破贼的特点，也大致可以概括儒将治军的特色。语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虽不一定是所有儒将能够做得到的，但曾国藩提出的将才四大端，则基本上都能具备；特别是“知人善用”，“善觇敌情”，可以说是儒将的长处。曾国藩还因知识丰厚，往往善于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能讲求舆地，相度山川脉络，审慎行军；断言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50]；又能从大局出发，顾瞻战争全局，如同治《湘乡县志》所说：“其治军，则不分畛域，湘、鄂、江、皖、苏、浙诸军，联为一气，而粮台之军火饷糈，以时分应他军，接济邻省”[51]。这正是曾氏之所以为各地各军将士拥戴，湘军迅疾凝聚扩大，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然而，曾氏及湘军不僅有优秀传统，如前所述，也有重要的不良方面，对当世和后代都有突出的影响。

统领湘军的儒生，曾国藩以下诸人，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饱受“四书”“五经”的熏陶，“三纲五常”那一套牢不可破。他们无论领军打仗，治理民众，或提倡洋务，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所谓“咸同中兴”的短暂光焰，其实正敲响了满清王朝统治崩溃的丧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任何人也阻挡不住民主共和取代帝王专制的历史潮流。

曾国潘标榜“不要钱，不怕死”[52]，他也曾严惩贪官，这些自然很好；他自己大致也做得不错。但到后期，湘军中腐败现象却也逐渐滋生发展，甚或相当严重。打破天京以后，曾经抢掠数日。洪秀全的天国金库，原来传说金银多多，后来竟无有下落，不僅朝廷怀疑，国人也不无疑问。留下一个大谜团。有些人讽称曾国荃为“老饕”；而湘乡后来流传俗谚云，“打开南京发洋财”，大概都是这谜团中的事例。

四、研究儒将曾国藩需有一定的知识准备。

曾国藩一生读书甚多，经史百家，涉猎广泛；后来军旅生涯，仍坚持每日读书数十页，很少间断。应该说他的知识相当广博，而且丰富；生活阅历也十分充裕而多经验。但大半生戎马倥偬，学问成就不突出，不足名家。而要研究他，却需有多方面的知识，否则容易出偏差。湘乡出版的《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2012年第一期所刊曾氏手书日记若干篇的文字移译，便有不少的纰漏，大多由于知识准备不足。我并未全部接触过曾氏手书日记，更不用说研究，仅就上述若干篇按刊发顺序说点个人意见。

近代史人物论文（优秀9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大人“寿履”反菲，应是“寿辰”，系指本月初九日，父亲“大人寿辰”，“酒食太菲”。自己生日反而“酒食较丰”，故觉得“颠倒错谬”。下面“应酮”，系“应酬”之误。“天头”以下数语，是国藩的前辈好友，倭仁字艮峰的批语，整句应加括号。他的日记写好后，请师友传看，并求批评指教。艮峰看过后加批语，“自寿诗”是否改为自警诗或自勉诗，如何？故断句应为：“寿字，易警、勉等字，如何？”“次于自寿诗韵”，“于”应为“予”，《正韵》与“余”同，即“我”。次韵，亦称步韵，即根据我的自寿诗的韵及用韵的次序来作和诗。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夜月如画”，似应为“夜月如昼”。繁体畫与晝两字易混。用昼可与夜对照，因夜月如昼光明，可以清楚观览南山雪景、渭水寒流诸美景。“伺”以过此，当是“何”以过此。

[咸丰八年十月十一日]书籍字“面”，是书籍字“画”。“树立于孙”是“树立子孙”。这反映曾国藩不积家财遗留子孙，而要让子孙自立的思想。

[咸丰十年十月十一日]“鬯谈”误为“久谈”。鬯谈与久谈二者在曾的日记中均多次使用，却有区别。颜师古注《汉书》，谓鬯同畅。久谈只表谈话的时间长久；而鬯谈则可能表谈话的对象相悦，谈话的内容投机，含感情色彩。两者一般不应混同。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因国割未满百日”，“国割”系“国制”之误。咸丰帝（文宗）于本年七月十七日（癸卯）崩，朝廷规定百日丧制礼，全国遵行，不得娱乐宴请等。因百日丧制未满，故曾的生日也“谢绝请客”。旋改水陆各军克复“无力”运漕等处摺一件，“无力”系“无为”之误，地名。又“隋”心泉“朴”安庆府摺一件，系“陈”“补”之误，手书繁体“補”。本日所改另二片，合计四件，并皆见于《全集·奏稿三》整理本此日均不误。

[同治元年十月十日]《尔雅义奠》，是《尔雅义疏》，书名，为我国古代解释词义名物的专书，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各家注疏颇多，而以清代郝懿行（字恂九，号兰皋）的《尔雅义疏》较为详审。写祭帐四幅，“帐”系“幛”之误。幛，在较长宽的整幅绸布上题字或词句，用作庆贺或悼唁用。帐则是蚊帐或帐(账)册，《全集·日记》整理本亦错。

后面几日日记文字移译，大多不误，只有几处衍字、漏字及标点不甚妥当处，不赘述。

以上若干篇的纰缪，或者出于对经史不太熟悉，或者由于社会风俗礼制知识缺欠；或由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知识未备，或对古代各种书画文体了解不多，等等。除有些纯粹由于粗心所致外，大多是知识准备不足。这些缺憾对于研究作为著名儒将的曾国藩，应该是有妨碍的。补救的办法，看来还得向曾国藩学习，勤字当头，“总以发愤� 此所谓耐也。”[54]自然，还得在实践中学习，充实阅历，丰富社会知识，熟悉风俗习尚等等。说得如此头头是道，在下做得怎么样呢？实未能至，心向往之，愿与诸君共勉。

注释：

[1]《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以下凡引是书，均简称《诗文》、《家书》、《日记》、《信札》、《奏稿》等。

[2]《书学案小识后》，见《诗文》，第166页。

[3]《家书》，第292页。

[4]《家书》，第87页。

[5]《奏稿》三，第1603页。

[6]《奏稿》三，第1603页。

[7]《奏稿》十二，第7191页。

[8]《奏稿》十二，7331—7335页。

[9]《书学案小识后》，见《诗文》，第165页。

[11]《送唐先生南归序》，《诗文》，第167页。

[12]《书学案小识后》，《诗文》，第166页。

[13]《诗文》，第249页。

[14]《家书》，第39页。

[15]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4—316页。

[16]《汉书·董仲舒传》。

[17]《家书》，第62页。

[18]《诗文》，第233页。

[19]《家书》，第673页。

[20]《送唐先生南归序》，《诗文》，第167页。

[21]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后收入《李大钊全集》。

[22]胡适：《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载《独立评论》第117号，后收入《湖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23]《家书》，第540页。

[24]《家书》，第548—549页。

[25]《日记》，第699页—670页。

[26]《家书》，第814页。

[27]《诗文》，第437页。

[28]《诗文》，第456页。

[29]《日记》，第632页。

[30]《诗文》，第466页。

[31]《诗文》，第429—432页。

[32]《家书》，第868—869页。

[33]《家书》，第352页。

[34]《家书》，第559页。

[35]《日记》，第740页。

[36]《诗文》，第393页。

[37]《家书》，第183页。

[38]《日记》，第391页。

[39]《奏稿》二，第1247页。

[40]《奏稿》九，第5506—5507页。

[41]《日记》，第421页。

[42]《家书》，第814页。

[43]《家书》，第808页。

[44]《奏稿》二，第1188—1189页。

[45]《家书》，第1061页。

[46]《奏稿》二，第1181—1182页。

[47]《家书》，第585页。

[48]《奏稿》九，第5799—5800页。

[49]《诗文》，第307页。

[50]《家书》，第723页。

[51]《湘乡县志》（同治本）人物志·名宦篇。

[52]《家书》，第388页。

[53]《家书》，第11页。

[54]《家书》，第55页。

近代史人物论文【第三篇】

余英时（1930―），安徽省潜山县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唐奖首届汉学奖[1]。余英时虽多年求学、执教于海外，然其学术旨趣仍深植于故国文史之中，其学术论著带有浓厚的中国情怀。作为当代史学巨擘，余英时治学不求杂而无统的“博雅”，也不由“专”而“通”，而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期望为中国文化传承贡献一己之力。随着余英时学术著述的引进出版，学界对其政治制度史、学术思想史、中外关系史、新儒学思想、红学探佚学、知识分子观、学术人物论、历史哲学观立论甚多；而关于其文化层域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现有研究成果仅有侯宏堂[1]的《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李梦云[2]的《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思想述略》、王新强[3]的《论余英时文化史观的三维向度》，故仍有深挖探析之必要。鉴于此，本文拟对余英时关于文化方面的言说详加评析，以展现这位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化情结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考。

一、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何谓文化？其内涵如何界定？它又有什么特征？这些是探究余英时文化观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经过多年的深度运思，余英时对文化的内涵、特征，以及文化与文明之关系进行了独具慧识的理论思考。

1.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含意极其广泛的概念， 比如，英国文化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5]；现代新儒家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4]；《现代汉语词典》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7]。诸种观点可谓歧义纷呈，难以定论。而余英时在文化内涵的界定上显得特别清醒和理性，体现出一位史学大家的特有气质。文化是什么？余先生坦言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故其不企望给文化下一个让人普遍接受的定义，而是于现有释义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理解。他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精神生活方面的事，如思想、学术、宗教、艺术之类，而关键尤其在‘方式’两个字上。”[8]493他进而指出，文化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包括人类活动的一切成果；后者则专指社会的精神层面，包括学术思想、艺术成就等。按照这种理解，余先生认为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五四’文化精神”“文化工作”“文化运动”便是狭义文化，而“文化接触”“中西文化”“文化融合”则是广义文化。在此基础之上，余英时继而强调，文化内涵的广义、狭义之分并非中文的独有现象，英文世界同样如此，可见文化的内涵具有歧义性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只有多加留心，才能够分辨其内涵之广义与狭义。

2.文化的基本特征

由于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对其特征的界定同样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以至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余英时秉持着理性的治学态度，先从国内外学者关于文化的诸种定义入手，由此条分缕析出文化的基本特征。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文化是各种风俗习惯的一个复杂体，它具有维护它自己的倾向”[9]；英国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显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工具和消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制度宪纲、人们的观念和技艺、信仰和习俗”[10]；国学大师钱穆则强调，“文化指的是人类生活之总体，而人类生活则是多方面各类部门之配合”[11]。在余英时看来，上述文化定义中的“复杂体”“有机整体”“人类生活之总体”等表述无疑表明文化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关于文化的特征，学界已有多种说法，余英时何以唯独偏爱“整体性”？深究其因， 余英时进而指出：“由于文化是整体性的，所以一种文化接受另一种文化时便不能不采取使外来的文化因素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途径，如果撇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不顾，一味地两眼向外面祈求，则结果一定是失败的。”[12]144循着这种思路，我们可以解释佛教何以能够在中国存活乃至绵延不绝，�

3.文化与文明之异

细致研读余英时的论著可以发现，他对文化的解读是与其对“文明”的解读联系在一起的。在《文明论衡》系列文章中，余英时不仅花费大量篇幅谈论“文明”“野蛮”“传统”与“自觉”，还对“文明”与“文化”之差异作了细致入微的学理辨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余英时以研治中国文史著称，何以对“文明”如此青睐？答案恰恰源于他对中西方历史学的深刻领悟。据其陈述，西方史学家如汤因比笔下的“文明”比“文化”的意义广博，而中文语境中“文明”也远较“文化”的内涵丰富。基于这种认识，余英时对文化与文明之异作了较为精细的分析。在他看来，“文化”在古代中国具有鲜明的居高临下的意味，如《说苑・指武》所谓“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即含有挟文以凌人之意，南朝文学家王融所谓“敷文化以柔远”亦含有侵略弱势民族的口吻；而“文明”之“明”具有光明、朗明、高明之意，颇能衬托出一种至上的人生境界。从词源学角度来看，“化”字单独地只能表示某种性质或状态，作为后缀，必须借助词根方有意义，其词义的褒贬完全依其词根而定；而“明”字与后儒所谓“虚灵明觉”之“明”相通，《大学》首章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故含有“自觉”之义。依其之见，“自觉”又恰恰承载着文、明两重精神的含义。需要说明的是，余英时一再申明其抑扬“文化”与“文明”完全出于个人的偏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从字里行间仍可感知他在两者差异论定上的态度相当严谨慎重。

二、文化危机的深度剖析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和强势文化，使近代中国国势陵夷、文化传统难以赓续，引起国人普遍的行为失范和心理焦虑，中国陷入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双重危机之中。如何消解民族、文化危机进而建构现代国家，成为近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深切忧思的时代课题。作为极具忧患意识的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对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文化危机作了颇为细致的学理探讨，对文化危机产生的背景、形成的原因及其深层次的心理因素进行了深刻剖析。

1.文化危机产生的背景

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西方史学界长期盛行着“冲击―回应”说和“挑战―应战”说，认为西方经济文化的强势入侵导致了近代中国民族与文化危机的产生。此论乍看起来确有充分理据，毕竟西方列强的侵略导致近代中国震荡与激变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它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况且尚不足以完整而深刻地说明中国何以采用这样或那样方式“回应”西方的冲击。对于欧美史学界的理论假设，余英时表示不能完全接受，因为这个假设最多只能适用于军事及外交领域，却不能充分解释社会、思想方面的变动。缘于这种认识，他抛开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外铄说”，着力探寻其产生的内在理路，即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才是文化危机产生的主要推手。在他看来，百余年以来的文化危机实则与民族认同密切相关。“一个世纪以来，文化危机和文化认同在中国相伴而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互相激荡。”[13]44在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上，无论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全盘西化论者抑或民主革命领袖，无不以西方为认同模板：胡适的“西化”以美国为范本；国粹派认为现代西方的价值观念（中国）“古已有之”；孙中山早年主张“迎头赶上”西方，晚年则转向“以俄为师”（孙中山认为1917年后的俄国代表了新西方）。对于寻求中国现代认同的人而言，“西方”似乎永远是中国文化认同的核心内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直接决定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研判和论定所持的立场。基于这种情形，余英时痛心直言：“民族主义在中国已成为彻底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力量了”，“比较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不承认自己的文化传统还能在民族的认同中发挥什么积极的作用”[13]47。言下之意，余英时认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路径选择，恰恰导致了民族文化危机的产生。

2.文化危机形成的原因

民族文化危机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多数文化学家认为它是后发现代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或结果。在社会转型中，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系统受到现代力量的侵蚀而逐步解体，而新的文化价值系统又未能及时取得与传统文化同样的地位，文化危机由此泛起并绵延。然在余英时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危机却远甚于其他国家，他心怀忧惧地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随着时序的迁流而不断加深，一直到今天还看不到脱出危机的迹象。”[13]32究其原因，余英时分理出两大诱因：一是仰慕西方文化。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浸染下，晚清以来稍明国际形势者无不主张仿效西方，他们“一心一意以‘西方’为范式，并借助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来重建中国”[13]48，中国传统文化非但无法获得应有的位置，反而被视为现代化的阻碍。二是反传统。仰慕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长期忽视，以至于20世纪以来中国历经两次大规模的反传统浪潮。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以及1949年后极左思潮的泛滥，遂使传统文化失去生存的政治社会环境，许多传统道德，诸如仁义、慈孝、中庸、和谐、容忍等，不是遭到唾弃就是受到歪曲。旧的价值系统已残缺不全，新的价值系统尚未形成，于是出现了极其可怕的思想文化“真空”状态。鉴于此，余英时沉痛地说：“我们的文化遗产在现代反传统和慕西化的双重打击之下，已没有多少剩下来了。礼乐教化早已被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鄙弃不必去说，即使琴、棋、书、画这一类艺术修养也被看作‘旧式士大夫’的清闲活动而被嗤之以鼻。以戏剧而论，不但典雅的昆曲早已没落到难以挽救的地步，即使流行了一两百年而且是‘雅俗共赏’的京剧，现在也已少有问津者了。”[13]251

3.导致文化危机的心理因素

论及导致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心理因素，� 余英时认为，这种说法固然没有什么破绽，但只能简单地说明近代以来国人长期以西学为范本，却无法诠释中国现代转型背后的深层次的迂回和曲折，而社会学中“羡憎交织”理论则可弥补人们对文化危机认识的不足。他说：“‘羡憎交织’的心理状态起于企羡和憎恶的情绪受到压制，而又不可能得到满足。”[13]51这种心理状态的形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民族（或国家）自认对于它所企羡的对象基本上是平等的；二是在现实上它同对方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以至于这一理论上的平等几乎没有可能实现。在他看来，“羡憎交织”心理因主观和客观条件相异虽有不同的表现，但它的存在和影响则相当普遍，如法国之于英国、德国之于英法、俄国之于西欧诸国。通过对法国、德国、俄国历史进程的比照，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近代中国完全具备“羡憎交织”生成的情境：其一，中国的文明足以与西方比肩，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其二，中国在19世纪与西方强弱悬殊，处于绝对不平等的地位。这种情境给中国知识分子滋生“羡憎交织”的心理提供了温床，倘若遇到客观形势发生变化，它就会以种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国粹派在正面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侧面对西方文化流露出一种仰慕的意味；西化派在正面宣扬西方文化的同时，却在侧面仍未能忘情于中国传统文化。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余英时着力阐述的“羡憎交织”理论虽然不是解释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唯一根据，但它确实开辟出一条理解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新路径，仅此一点，就足见他对现代历史社会学的卓越贡献。

三、文化重建的基本主张

当代历史学者郑师渠认为，在近代中国，文化危机是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14]。倘要化解民族危机，根本着力点在于重建民族文化以增强民众的民族文化认同感。百余年来，有识之士无不致力于谋求民族认同和文化重建以消解文化危机，余英时亦然，其基本主张主要体现以下五个方面。

1.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是文化重建的理论前提

在现代科技和全球化浪潮的助推下，各国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互文与融合已是无可辨驳的事实。在此情形之下，中国文化的重建工作显然不能无视世界各国的文化精华，故余英时认为文化重建的理论前提是正确处理好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近代以降，列强欺凌、西学冲击，致使中国纲颓纪紊、传统文化式微，然中国文史传统的固有价值犹在。虽说传统文化纷繁博杂、良莠不齐，但我们决不能笼统地对待并作简单化处理。故在文化重建上，一方面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为重建主体，借助传统文史的诸种内在理路，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学理剖析，发掘其蕴含丰富且历久弥新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西方的优秀文化应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今天中国所谓文化重建决不仅仅是旧传统的‘复兴’”，“如果我们所期待的文化重建无可避免地要包涵着新的内容，那么西方的价值与观念势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7]435。我们需要做的是秉持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学习借鉴和采撷西方文化的精华。面对西学的挑战，余英时认为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契机，中国文化应借机不断调整和更新。只是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必须保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即中国文化因采撷西方文化得以重建，却不能因汲取外来的文化元素而丧失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只有经过现代文化洗礼仍能持守自己的文化特色，中国文化方可获得真正的新生，进而为文化重建扫清理论上的障碍。

2.重拾“五四”文化精神是文化重建的逻辑起点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派高举的两面旗帜，余英时认为二者使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明确方向的思想运动。虽然“五四”时代的人物在思想文化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民主与科学确实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主要趋向，在国人思想解放上确曾发挥过重大作用。民主与科学虽是近代西方的文化观念，但它们与中国文化并不相悖。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多次强调，中国自有科学传统，民主也与儒家和道家的政治理念有相通之处。当然，我们重拾“五四”文化精神，将民主与科学作为文化重建的逻辑起点，并不意味着重蹈全盘西化的覆辙。需要说明的是，余英时所谓的“逻辑起点”有两重含意：一是离开民主与科学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现代中国文化重建的基本保证；二是现今毕竟与“五四”时代的情境存在差异，民主与科学显然不能穷尽文化重建的所有领域。例如，近代以来中国学界一直处于急迫的亚健康的心理压力之下，遂使“五四”人物的视野和胸襟不够开阔，故而不能对中西文化在道德、宗教等精神层面所遇到的现代危机产生深刻的同情和理解。所以我们在肯定“五四”启蒙思想的同时，需要超越“五四”的思想境界，重释“五四”的时代价值，“这就是中国文化重建在历史现阶段所面临的基本情势”[8]437。

3.坚守学术独立是文化重建的基本原则

儒家学说向来主张道统应建立在政统之上，即学术活动较之政治活动是更具基础性、根本性、独立性和决定性的人类活动。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政统一向居于中心位置，尤其是“汉代经学与利禄相结合”以后，学术思想旋即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治学一般不为繁荣学术，大多是为了个人仕途，将其作为一种入世之梯。在此情形之下，知识分子往往视学术为“治国平天下”的工具，乃至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价值观念绵延后世。囿于“学术是政治的工具”的观念，近现代以来的历次文化运动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余英时认为，“学术政治化”是中国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一大传统，重建中国文化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要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政治领域转移到学术领域上来[4]432。应当说明的是，余英时此论并非将学术与政治相对立，亦非将“学术孤立”，而是谋求学术的自立，意在强调学术独立乃是文化重建的基本原则。但也要明白：学术独立并非朝夕即可实现的，它需要特定的情境和条件作为支撑，如1940年代胡适曾提出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就很快被战争的阴霾所掩盖。或许正因为学术独立之不易，故余英时语重心长地说：“今后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彻底改变看法，牢牢地守住学术文化岗位。”[8]433-434惟其如此，才能为民族文化重建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4.重构价值系统是文化重建的主要路径

文化重建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文化体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故文化重建的路径选择尤为关键。在文化重建的路径选择上，余英时始终保持理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认为重构文化价值系统是其主要路径。在余英时看来，中国文化重建的首要工作就是要重构新的价值系统，依托新的价值观念，分辨出中国文史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找寻其中有益于文化重建的现代性因素。他指出：“只有建立了新文化价值系统之后，不合时宜的旧文化价值系统才会让位。传统是无所不包的，其内容也是随时在改变的。文化只能推陈出新，既不能无中生有，也无法完全从外面移植过来，有志于文化重建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便要认真地去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在传统中找寻有助于现代化的精神资源。”[9]165-166他着重强调，这是西方近代以来启蒙运动带给我们的一项重要启示。纵观其生平治学，余英时不仅是重构价值系统的理论倡导者，还多次著文挖掘明清学术思想中的现代性资源，力图“从价值系统的核心出发，疏解中国文化在现代的转化”[9]43。

5.知识分子是文化重建的主导力量

知识分子历来是思想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文化价值系统的厘定、维护和传播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盖因清末民初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羡憎交织所造成的，故文化重建亦有赖于现代知识分子。他说：“现代的民族认同必须先由每一社会中的文化精英阶层在思想上从事奠基的工作，这是各国历史所共同昭示的。民族观念的界定、厘清及传播，是知识分子的中心任务。”[13]49在他看来，英、法、俄三国起主导作用的是贵族阶层中的知识精英，德国则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中国的情况稍有差别，大致可分前后两个时段：在清末寻求民族认同的是传统士大夫，而民国则代之以现代知识分子。虽然前后名称有异、重建方式有别，但他们在消解文化危机、重建民族认同上可谓殊途同归。

余英时重视知识分子之原因，大致说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知识分子大多能够超越经济利害，一般不会因经济利益而丧失或违背其道德良知，更不会为了特殊的经济问题而与其他社会阶层发生冲突；其二，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想主义气质，往往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引导，促使整个社会风清气正。正因为知识分子淡泊名利且秉持理想主义，余英时将文化重建的厚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然而仅此两点似乎还不够完备，故其又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两项更为高远的要求：一是文化上需有所建树，这是知识分子胜任文化重建工作的必备前提；二是能够做到身体力行，不能如过去那般只会坐而论道。如若知识分子不能身体力行地做好文化工作，那么就难以获得社会民众的敬仰和尊重，更无法引领和担当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余英时以对文化概念内涵的界定为立论起点，深刻剖析了我国近代以来文化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援引西方社会学的“羡憎交织”理论透视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对于中国文化重建问题，余英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为我国当前的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首先，应摆正中西文化，审慎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其次，应构建文化价值系统，将其视为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任务；再者，应让广大知识精英积极参与，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和社会关怀，正是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指引。现今，我们再谈余英时的文化观，意在以其指引，认清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态势，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稳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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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人物论文【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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