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论文 关于中国近代史人物评价的论文【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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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人物传记心得体会论文【第一篇】
这次,我选择的人物传记是《拿破仑传》,它的前言是歌德的‘我们潜心数个世纪;在恢宏的精神之光下遍览无疑;渺小之物尽离去;唯海与洲凝重伫立。’《拿破仑传》是埃米尔路德维希的作品,这是拿破仑传汜中的经典之作,是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全面的拿破仑生平传记。路德维希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依循时间为线索,以史实为基础,讲述了拿破仑从1779年10岁入军校,以少尉军衔毕业;到1799年发动政变,而后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再到1815年退位,被放逐圣赫勒拿岛,直至去世的传奇经历和心路历程。这本书描述了拿破仑叱咤风云的一生中经历过的各次重大战役及其辉煌的军事成就。拿破仑代表一个时代,被称为一代“军事巨人”,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天才。
拿破仑沉默寡言、勤奋好学。他对于抽象的科学他能够运用自如,其数学和地理知识扎实。他安静而孤独,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傲慢自大、雄心勃勃和抱负不凡。拿破仑一生体现出了人类的超越性,他是个愤怒的理想主义者。他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改变整个欧洲的丰功伟绩,还有他的勤奋与荣誉。拿破仑自己这样形容:“事业和前程的大门是向有才华的人敞开的,而不论其出身或财产如何。”对于我来说,如果可以归类的话,自己的永不满足和大胆的欲望可以归类到野心。野心是拿破仑心智的原动力和他意志的永恒实质,它是如此紧密,以至不能同他本身区别开来,甚至有时还达到了不知不觉的程度。
拿破仑传读后感
拿破仑1769年8月15日出生在意大利的科西嘉岛,小时候家人叫他拿波里昂尼。父亲夏尔·波拿巴,是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母亲莱蒂齐亚·波拿巴,是一个坚忍不拔的女子,也是一位严酷的母亲。
1778年,拿破仑9岁那年,为了生计,他跟随父亲、舅舅约瑟夫·费舍及兄长约瑟夫离开母亲从阿雅克肖港出发前往法国。从此以后,兄长约瑟夫走向了神甫,拿破仑去了军校,舅舅做了神职人员,四人去法标志着拿破仑的少年时代从此结束。
少年时代的拿破仑没有波澜起伏,但军校的生活却开始改变他的人生。家庭的清贫使得他过早的成熟,刚刚进入军校仅仅9岁的他便深知,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努力,他在这个世界上将一无所有,当时他的成熟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在军校时,他相信他的意志力注定会使他成功。为了毫不怀疑的取得成功,他充分利用军校提供的一切优越性,无论多么谦卑也在所不惜。
近代史人物评价论文范文汇总【第二篇】
同志们:
关于中国近代史人物评价的论文优秀11篇
一、中国共产党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不懈奋斗的__年。
二、党史中的几次重要会议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飞跃。
三、从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1、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最后一天由于暗探的干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的。出席大会的12位代表包括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选举出以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的党的领导机构,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
2、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的针对国民党的分共政策而发起的武装反抗。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3、扭转危局的遵义会议。1__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揭发和批评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作了必要的调整,推选毛泽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 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中共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4、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__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全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毛泽东在回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时曾说:"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1__5年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__8年的六中全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从而使全党达到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极大地加强了党的战斗力,促进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 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战乱频仍的局面。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个独立、统一的新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标志。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会议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
关于中国近代史人物评价的论文优秀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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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近代史人物评价的论文优秀11篇
关于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想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全国政权?
二是怎样去看待毛泽东当年所进行的各种探索?
三是领悟我们党成立的第二个30年中所培育的时代精神和所得到的教训。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全国政权?为什么能打倒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原因很多;在延安的时候,有一些事能够说明问题,什么事情呢,大概是1940年前后著名的南洋华侨陈嘉庚先生从海外回来了,支持祖国的抗战。他首先到了重庆,中国人的习性是来了客人请他吃个饭,所以蒋介石也很热情的请他个饭,吃的不错,花了800块钱,当年花800块钱吃个饭多少有点奢侈了。后来陈嘉庚先生又到了延安,我们毛主席当然也请陈嘉庚吃饭了,不吃饭也不行呀!但是毛主席请陈嘉庚吃饭,就花了2毛钱,这2毛钱怎么吃成的呢?说那蔬菜是毛主席自己在院里面种的,当然也不是老是蔬菜,还是要吃点荤菜,毛主席杀了一只鸡,当时这只鸡是老百姓送的,那2毛钱就是买调味品花了2毛钱。最后得出的结论呢就是说2毛钱的共产党打败了800块的国民党。有没有道理呢?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共产党人当年是坚苦朴素的,这种作风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的发扬。但是我们又说,这是我个 应当说我们打败国民党原因很多的,过去我们也有种看法,说为什么蒋介石失败呢?蒋介石这个家伙太笨了,国民党全是一帮饭桶,蒋介石是一个笨蛋,你看我们的毛主席好厉害的,只要和蒋介石一交手蒋介石老打败仗。最后得出的结论,所有的人才都到了共产党里面,所有的笨蛋都到国民党蒋介石一边去了。蒋介石是笨蛋吗?不是的,就是智商的话我想他和毛主席差不了多少,国民党里同样也有很多的人才,但为什么他失败了?其实我觉得根本的还不在这个地方,还在于有没有民心。共产党能取得全国政权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民心,当然民心是通过多方面争取。那么,我们党是怎么样取得民心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好的理论;一个由于革命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形成了一个成熟的革命理论,叫做新民主主义理论,为革命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一点很重要,今天我们有些同志可能忽视理论、看不起理论,说理论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那是虚的。理论固然是虚的,但理论来自于实践,一但成熟的理论形成了,它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就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了。当然这里我加了一个前提,叫做革命经验的不断积累,为什么我
加这么一个前题呢,因为我们民主革命的28年的这个历史非常有意思,前面14年、后面14年好像截然不同,同志们学党史的时候好像有个感觉,说1921年党成立到1__5年遵义会议我们这个共产党它老犯错误,有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土地革命初期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有土地革命中期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还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尤其是王明路线统制党中央长达4年之久31年到35年。35年遵义会议之后呢,我们党应该说没有出现大的方面失误,革命的事业发展是非常顺利的,于是大家在想为什么前后有这么强烈的对比呀,最后我们说因为有了一个毛主席。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已经在中央当权了,当然也不完成是他一个人,是他集中了我们全党的智慧,就在总结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共产党的发展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些文章我们好些同志可能都读过,那么这些文章它最大的特点在那里?他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说明了中国革命即不是以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是苏联十月革命那种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说我们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过去有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老是把资本主义当做革命的对象,结果最后发现搞错了。因为长时间没有搞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就在那里开始搞革命了,那当然有点稀里糊涂的搞了。所以,毛主席说我们要搞的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个理论的提高就标志着我们共产党形成了自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我们后来叫毛泽东思想,当时我们叫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个理论非常之了不起,为什么?因为他成功的解决了中国这种特殊的国家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革命到底要怎么搞的问题。因此,我们说这确实是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正因为有了这个理论,所以我们才制定了一系列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我们党取得民心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对我们夺取全国政权制关重要。那些政策呢?第一个政策就是三三制政权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什么说它与我们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革命事业,是我们无产阶级领导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去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做斗争。但是,当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不是我们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来掌握政权,而是要各个革命阶级共同来掌握政权,也就是说我们革命成功之后要建立的政权是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那么这个联合专政,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就叫做三三制政权。三三制政权就是在抗日根据地和各级参议会当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政界分子主要是开明绅士也占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这个政权是我们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江山是我们共产党带领老百姓打下来的,但是打下这个江山建立政权之后,不是所有的位置都是我们共产党把着,我们共产党顶多只能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要由非共产党的人去担任,其中三分一归进步分子,另外三分之一归政界分子。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当年我们就有好多同志想不通,说:何必要这样干呢,江山是我们自己打的当然要我们自己去坐江山嘛。毛主席对此做过解释,他说:为什么我要把决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呢?因为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屋住、有书读,总之要各得其所。当年我们党是非常严格的、非常自觉的遵守了三三制原则的,我们当年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还是比较精简的,只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按照三三制原则,主席由我们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林伯渠同志担任,副主席由戴瓜皮帽的著名的陕北的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担任,李鼎铭先生担任我们边区的副主席,说他是个开明的绅士其实他就是个地主,当然他本人也是个中医,但是他与一般的地主不同。他担任我们边区的副主席以后没有改掉我们边区政府的性质,而且还做了很多对我们有益的工作,其实他提到一个很好的建议,叫精兵简政。1940年以后我们抗战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最严重的困难,解放军吃不饱饭没有衣穿,财政状况很遭糕。有一年我们陕甘宁边区开政府会议,开着会突然下雨打雷了,结果一个雷劈下来把我们盐川县的一个代县长给打死了,打死了之后老百姓发牢骚讲怪话,说:“这个老天爷怎么不长眼呢,把这个县长打死有什么用呢!怎么不打那个毛泽东给打死呢”。听到这个话我们陕甘宁边区的保卫部门,就把这个说怪话的妇女给抓起来了,毛主席了解之后说:不能抓人家,人家讲怪话是有原因的,因为老百姓的负担太重。当时我们的陕甘宁边区大约有150万人口,而我们脱产的工作人员大约有15万,这就意为着老百姓有10个就负担着1个我们政府脱产的工作人员,负担实在太重。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大生产运动,我们把那些可以精减下去的政府工作人员、非战斗的部队人员精减下去。后来我们党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进行了精兵简政。果然效果非常的明显,所以说这个政策实行下来应当说对团结全国的特别是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各个阶层的参加抗日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我们说共产党人在这过程当中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是深得老百姓的拥护的,包括我们的三三制政权。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呢?我们就明确的提出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就是要把国民党原来的那个一党政府,改� 第二个政策就体现在我们在解放区实施了广泛的民主,使普通老百姓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同志们可能有一首歌多少还会唱一点,叫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有时候就感觉到,那解放区的天就天天出太阳,国民党的天那就天天下雨?那也不是这样的,是重庆的雾是多一点,但重庆也有出太阳的时候,我们延安也有下雪的时候也有刮风的时候,自然环境未必比国民党那边好。但为什么老百姓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呢,他是心情不一样、情绪不一样,感觉共产党来了以后变了一个世界,那是怎么变的呢,其中一条就是我们共产党能让老百姓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我们老百姓,或者说老百姓支持共产党也是至关重要的。注意在那一个年代我们党非常强调民主,毛主席讲了很多关于民主的话, 所以黄炎培等六名参议员就来到延安了,来到延安访问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延安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临走之前黄炎培同志和我们的毛主席进行了一段著名的关于历史兴亡周期率的谈话。黄炎培同志对毛主席说:我们访问了将近一个星期,延安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延安到处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片新的气象。但是他说我现在都60多岁了,经历了好几个朝代,也了解历史上的一些事情。说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是刚刚建立政权的时候朝气蓬勃,官员们也廉洁奉公,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官员们就腐化堕落下去,历朝历代都无法逃出这个历史周期率。黄炎培先生已经意识到共产党要执政了,而且他也希望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但是他也担心啊!你能不能长期执政呢,现在你干的很好,执政以后你能不能继续干好,所以他希望真正找出一条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种担心毛主席给他解答说,“说我们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是什么?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毛主席说我们怎么跳出这个周期率,就是让老百姓当家作主,让老百姓来监督我们的政府、让老百姓来当我们的主人,这一点非常之了不起的。可能有时候说领导同志讲话也难呢,中央党校有位老先生前些年写了1篇文章,说毛泽东这个民族还有很大的问题,其中有个字就很成问题,不知道在坐的各位看出来没有,他们说有一个字就很不好,就是“让”字,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说:共产党执行的还不是真的民主,说这个民主是口袋民主,说你想让老百姓监督政府的时候,从口袋把民主掏出来给大家,你不想让老百姓监督政府了,又把民主从老百姓手中收回去,放到口袋里面去。不知道毛主席是不是这样想的,不管毛主席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都觉得他已经看到了民主问题的本质是人民监督政府,这个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其实我们对比一下国民党的领袖在同一问题上的表态。蒋介石也是对黄炎培同志讲的。说:“各方民主潮流之高涨是抗战7、8年来一种收获,如果不借此攻击政府,除此一点外,民主潮流越搞越好”。蒋介石说民主我也喜欢,但是有一点不太好,你们老拿民主来攻击我们政府,只要你们不批评政府的话,你们想怎么民主就怎么民主。那大家说,不批评政府能叫民主吗?批评老百姓他不叫民主嘛!所以一对比就可以看到在一样的问题上究竟谁更高明。当年我们的共产党不是光要求人家的,在自己领导的地方也是忠心实意的实行民主政治的。在我们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晋察冀边区的妇女们在进行选举,由于当年条件很简陋,当年老百姓的文化水平很低,但是我们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实行自己手中的民主权力,于是就发明的流动票箱这样的办法。我们土地改革完成以后,黑龙江省绥化县的人民们在选举政府委员,前面的一排是侯选人,后面的一排是选民,侯选人的屁股后面都放一个碗,老百姓你相中谁,就在谁后面的碗里放一粒黄豆,谁碗里的豆子越多谁就当选了,这种选举方式当然有一点原始,也不利于保密。侯选人回过头来还能看到,多少是有缺陷的,但是我们说他能够想起这种办法,这已经做的非常不容易。当年有一个老同志在后来他的回忆录里讲了一段话,他说:社会群众文化水平低的投票方法很有创造性,有的是在每个侯选人名字下放一小盆,赞成谁就在谁的盆里放一棵豆子,有的在侯选人名字前放一小篮,赞成谁就在谁的篮里放一筷子,有的在侯选人名字下放一张大纸,赞成谁就用香烟点燃的小头在那人名字下烧一小孔。
我们在这里各位同志可能也经常参加选举,现在选举可能更多的是画圈圈,据有人考证我们这个画圈圈是怎么画来的呢,就是由用香烟头在名字下烧小孔慢慢演变而来的。
所以由于我们共产党人对民主问题的真诚认真态度,使我们根据地人民实行了当家作主的权力,就成为了他们拥护共产党的重要力量和源泉,历朝历代没有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行使过自己手中的权力,我们共产党来了以后,第一次让老百姓选举自己的当家人,使老百姓感到我是这个社会的主人了。
但是,实事求是的讲我们执政以后在一时间里面,在怎么样让老百姓行使民主权力的问题上是有欠缺的,我们现在也正在努力改进这些不足。
第三个政策就是我们采取了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政策,调动了广大人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减租减息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推行的,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特别是46年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时候,我们实行的土地政策叫做耕者有其田。要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也就是说要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农民。
那么我们到底该不该土� 我们为什么只有3年多的时候把一个强大的国民党给打败了,不是蒋介石很笨,不是这样的。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的时候蒋介石是400万军队,我们只有120万,如果单个的解放军士兵和单个的国民党士兵对抗的话,很显然我们是打不过人家国民党的。
第一,国民党的军队基本上是训练有素的,我们基本上刚刚动员他参加军队就上前线去了;
第二,国民党的武器装备要远远好于我们。
那为什么我们打败了国民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解放区的士兵他是为自己的利益在进行战斗,什么利益呢?因为我们解放区已经分地了,我们教育我们的解放军战士,你不把国民党军队打败、不把南京的蒋介石打倒,那么蒋介石指挥他的军队占领我们的解放区,我们刚刚完成土改的地区,还乡团就要回来,就要把自己手中的土地给要回去。
所以,我们提出要是我们农村的这一个个小蒋介石永远不回来,就一定要打倒南京的那个蒋介石,一开始我们老百姓不太理解,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个蒋介石和我无怨无仇的,我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呢?他在南京我在村子里面干嘛我要去打他呀?
后来老百姓说,“你要我去参军也可以,你必须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我”。能不能满足人们对土地的要求,那就关系着我们能不能动员人民参加革命战争。实际上我们经过土地改革,把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我们搞革命不是到那个地方,去一喊口号一贴标语老百姓就跟着我们来了,当年我们的共产党要动员老百姓搞革命,老百姓也是讲实惠的,你叫我去打仗凭什么?我们凭的就是把土地分给大家了。
我们党取得民心的第三个原因应当看到我们有一个以毛泽
前面是讲政策,有了政策还要有正确的战略与策略。这个领导集体是遵义会议之后逐步形成的。
毛主席是在1__1年4月在6届五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的,到了1__5年遵义会议他进了政治局常委,正式的进入了中央领导集体。到了1__6年12月的时候毛泽东担任了中央革命军委会的主席,简称为中革军委。
实际上当时的军事工作对于我们党来讲是第一位的,所以到了这时基本上毛主席就成为了党内的主要领导同志了。
到了1__8年6届6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就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为什么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呢?就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专门指示中央要求我们全党要团结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周围,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袖地位。
1943年3月份中央机关做了调整,3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方案。经过几天的讨论,3月20号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决定》。文件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 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是我们毛主席真正第一次名正言顺的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
45年6月份一中全会选举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除了他们三个同志以外还把周恩来和朱德同志也选进了中央书记处,所以他们这些人就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这些中央领导集体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形成的,被全党所公认的领袖,他们各有自己独特的领导才华和相互的亲密的团结合作,不断充分发挥出了集体的智慧而且保证了全党的团结统一。
关于中国近代史人物评价的论文优秀11篇
我认为呢,其中的原因也是很多的,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是靠革命起家的,我们靠革命取得了全国政权,但是我们建
立全国政权以后,特别是1956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们没有及时的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错误的将阶级斗争做为党的中心任务,一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当然这里面原因也是很复杂,1956年起我们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搞,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来讲,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一种全新的探索,没搞过。
没搞过就有一个探索的问题。
怎么评价毛泽东?
邓小平:《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九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35年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应该说没有出现权制性的失误,革命的事业发展是非常顺利的,于是大家在想为什么遵义会议前后有这么强烈的对比呀?
最后我们说因为有了一个毛主席。是不是因为有了个毛主席我们党或者说我们的革命事业就那么顺利?如果没有毛主席那我们革命就一定要失败?毛主席当然他个人的作用我们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就如果仅仅是有了一个毛泽东恐怕也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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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有时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那么厉害的一个人,怎么搞社会主义建设他就老犯错误了呢?按理来说他的年龄越大经验越丰富、理论水平越高呀?
其实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讲毛主席不是我们党的第一个领导人,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讲他是第一个领导人。
社会主义建设毛主席没搞过,他是领导我们党第一个进行探索的,既然没搞过当然就要有个积累经验的过程。
同样我们可以来个假设吧,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毛主席就对小平同志讲:“说我56岁了年记有点大了,小平同志呢你还不到50岁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光,你来当党的主席”。于是毛主席就休息去了。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叫小平同志第一个去闯。那么,毛主席晚年犯过的错误,小平同志能够完全避免吗?我觉得恐怕也难。为什么?因为对谁来说都没搞过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毛主席曾经讲过一段很实在的话,他说:“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切不要信,没有那么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一股劲的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再革?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认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认清楚”。
小平同志也曾讲过:“要摸着石头过河”
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任何探索的过程,都有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有这样去看待我们党的历史才比较客观一些,才能够理解我们的前辈们为什么会犯错误。
我们党是一个光明磊落,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勇于纠正错误的党;是一个认真总结经验,并善于总结经验,敢于从困境中奋起的党。
纪念毛泽东主席,从人民的角度来说:主要是集中在毛泽东的人格魅力上,毛泽东的人格魅力的核心是他的牺牲精神。
毛泽东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有六位亲人(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二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长子毛岸英、侄儿毛楚雄)献身革命。其中在建国之后,他还把毛岸英送到抗美援朝战场,并牺牲在了战场上。
他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国民党用重兵进犯延安时,他坚持不离开陕北,与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率很少的兵力在陕北山路里转战,并不时发出信号让胡宗南知道毛泽东仍然在陕北,以牵掣敌兵的注意,达到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目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婉拒了“大元帅”的头衔。在三年困难时期,他自降工资还和其他领导人一道,自降粮食定量。等等,等等。这就是人民领袖毛泽东。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自有历史作结论,可是他的牺牲精神,永远受到百姓的怀念和敬仰。
相比之下,百姓对现在的一些领导干部就有看法了。金融危机,香港都立法给公务员减薪,为什么内地没有领导干部自降工资?为什么没有人宣布只要还有职工在下岗,只要还有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上房,我就不加工资,我就不坐豪华轿车,我就不吃豪华宴席,我就不公款出国考察……?
毛泽东艰苦朴素佳话
■一条毛巾
毛泽东的节俭,往往出乎人们的想像。在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只用一条毛巾,早上洗脸,晚上擦脚。说是毛巾,其实早就没毛了,像块麻布片。卫士长李银桥说:“主席,领条新毛巾吧,这条毛巾实在太旧了,以后就用它擦脚吧!再说,擦脸与擦脚应该分开嘛!”毛泽东略微思索了一下,说:“不要分了!现在每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分开就不平等了,脚会有意见的。”
“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毛泽东,在生活上不拘小节。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的话平添了几多情趣,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一件大衣
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思齐结婚。简单朴素的婚礼结束后,毛泽东拿出随身带来的一件黑色夹大衣送给他们。这件大衣是毛泽东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穿过的旧衣。他对儿子和儿媳说:“我没有什么贵重的礼品送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
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毛泽东把艰苦朴素的传统,把对子女的慈爱,把做人的达观,用诙谐风趣的话语,统统传给了他人和后人。
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赛奇2009年对毛泽东的评价:“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尤其尊重你们中国的‘毛’,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伟人,他将他和他所有亲人都献给了这个民族的劳苦大众。无论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更应该值得你们中国人了解、尊重和学 我很遗憾在我们西方世界将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时候,在你们国内却出现了大量忽略、诋毁甚至是造谣中伤毛先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三是领悟我们党成立的第二个30年中所培育的时代精神和所得到的教训。
1、领悟我们党成立的第二个30年中所培育的时代精神
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近30年的一个时期里,全党上下万众一心,坚定理想信念,大力继承革命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培育和弘扬体现时代特色的精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使全党保持了良好精神状态,使全社会形成了良好社会风气,进而转化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物质力量。
这29年间,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集体和英雄模范人物,培育和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影响巨大而深远的时代精神。
诸如体现高度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国际主义的抗美援朝精神;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
“爱国、创业
、求实、奉献”,“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爱憎分明”、“言行一致”、“公而忘私”、“甘当螺丝钉”的雷锋精神;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可以说,举不胜举,难以尽书。
30年中,党和人民以独有的精神风采和风貌,给这段历史烙下深深的印记。从中我们触摸到那个时代跳动的脉搏,感受到了精神的力量,看到了这些精神所折射出的伟大光芒。
伟大的时代和事业,呼唤和造就伟大的精神。
这些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的重要政治资源。
今天我们学习党史,应该继续接受这些先进集体和英雄模范人物事迹的教育,继续经受这些精神的洗礼。
虽然时代不同了,社会已经转型,但这些先进集体和英雄模范人物永远不朽,其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仍然会给我们教育、启迪、感动和激励。
2、牢牢记取和把握我们党在第二个30年所得到的教训
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是党史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也是党史的价值和学习党史的意义所在。
如果对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近30年的历史,进行全面总结和对其基本经验作简要归纳和概括的话,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二是从基本国情出发,正确判断把握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三是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四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
五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
六是按照民主和法制紧密结合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七是重视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八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
九是要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变化,制定和及时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积极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
十是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我们党这30年,经验丰富宝贵,教训深刻沉痛。
对于教训,原因多重复杂,具体讲有以下几点:
一是我们党执政时间短,缺乏治国理政与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思想理论准备,对其客观规律还没有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二是党内的民主制度不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渐遭到破坏,党内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现象。国家的法制也不健全,某些封建主义的思想遗毒未能肃清。
三是革命胜利后,党和党的一些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出现了脱离群众的现象。
四是外部不利环境造成的压力,使我们一段时间对国际形势作出了不准确的判断和过度的反应,等等。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对于30年付出沉重代价而获得的经验教训,我们要牢牢记取,永远铭记。
恩格斯曾经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的快。”对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自身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宝贵财富和前进的动力。
邓小平也曾多次强调:“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他还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关于中国近代史人物评价的论文优秀11篇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1956年2月故地重游,在上海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时的题词。
这八个字引自《庄子》内篇《人间世》,“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意指有些事开始时极微小,后来会发展壮大。
董老引用这句话作为题词,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从简到巨的历史过程,也指出了正义事业从弱小到辉煌的真理。
其实,对这句话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有些事情开始时很简单,但是要把它进行到底、落实到位却会很困难、很艰巨。
董老参观题词的时候,是1956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35个年头,那时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火红年代。
如今,__年,又是58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祖国的面貌发生了更加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成就固然灿烂辉煌,令人振奋。
然而,它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最终实现、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相比,又是十分渺小的。
毛泽东当年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现在,我们最多也只能说又走了第二步、第三步。
中国还有句老话,“行百里者半九十”,一百里路,走了90步也只能算走了一半。这就警示人们凡事都要持之以恒,不可麻痹懈怠、掉以轻心,否则将功亏一篑、功败垂成。
建党__周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意义深远的历史时刻。
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至今尚未出现一个百年大党。苏联共产党存在__年,执政74年,没能达到100岁,社会主义事业更是毁于一旦。
这里的经验教训不能不令人们深长思之,我们学习党史,它深远的意义就在于此。
谢谢大家!
近代史人物的论文:《对慈禧的评价》【第三篇】
内容摘要: 中国的近代史中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她不像武则天那样直接当权,也不像吕后那样干涉朝政,她用了一个新的词,叫“垂帘听政”。她曾经是咸丰的妃子,从咸丰末年得势开始,历经三朝皇帝,倘若计上她临死时钦点的宣统帝溥仪总共是四代人,她——就是慈禧。对于她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慈禧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她对爱心觉罗氏的江山其实“孝心可鉴”。自1861年当政,到1908年驾崩,慈禧太后控制中国实际政治近五十年之久,其间处理应对了很多大事: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善后、平定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新政改革,等等。在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里,她是中国的实际掌舵人,她的功与过是与非,都有太多的总结价值。
关键词:慈禧 改革派 政治家 知人善用 铺张浪费
正 文:
他曾是咸丰的妃子,鼓励过咸丰进行鸦片战争,她相信中国地大物博,是天朝大国。因此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她不断进行战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反对新的技术和观念,即使一次次失败也还是坚持。慈禧当权时期,清廷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主权面临来自内部及外国的种种威胁,她从捍卫清帝国权威及其本身权力的立场出发,所作之举很少成功。自鸦片战争以来,来自欧美列强的挑战,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等民间反抗势力,慈禧皇太后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地方上开办洋务运动,是中国发展近代化工业的开始。在洋务自强运动成果的支持下,清廷得以暂时镇压内部反叛势力,在帝国体制下维系中国相对稳定的局面,并且建设近代化陆海军军备,造就“同治中兴”的气象。
纵观慈禧的一生,上苍压根就没把她当做女人看待,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一系列多如牛毛的战乱纷争变革贯穿始终。慈禧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格局,治理国家的难度要远超历代的帝王。按这一点来说,武则天也好吕后也罢又或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故我认为,我们应从理性的基础上客观评价慈禧。
毫无疑问,她可以称得上是晚清时期最重要的一名政治家。她对于中国发展在某种角度上来说是起促进作用的。
首先,慈禧还是知人善任的,且不说曾国藩,象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都是为慈禧所重用的,客观的说,慈禧还是勤政有为的。从她垂帘听政,就能看得出她的能力可见一斑,切她当权以后,很快扑灭了太平天国,及时调整了统治政策,在她统治的四十八年时间里,除了革命党,维新派,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果她真是桀纣之辈,怎么可能稳坐四十八年的江山。
其次,慈禧晚期也是改革派。不错,慈禧确实镇压过百日维新,那是因为她长期隐居深宫,对真正的国内形势并不了解,事实上,如果没有慈禧的默许和支持,光绪皇帝的新政一个月都维持不了,在维新变法的初期,是得到了慈禧的赞同的,当然后来在周围守旧派的挑唆下,慈禧镇压了维新派。两年后,当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被迫西逃的过程中,她终于看到了真正的社会实际情况,她怒斥大臣们说:国家坏到这种地步,你们怎么忍心骗我母子。回京以后,慈禧立即着手改革,其力度实际上远远超过光绪的维新。延续了上千年的六部制度被新式制度所取代,户部改制成为大清银行,这是中国新式银行的发端,毅然排除守旧派的阻拦,大兴铁路和开矿,著名的中国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就是得到慈禧的支持得以开工的,废除了科举制度和各种酷刑,开始准备实施君主立宪,派大臣出国考察外国制度等等,只是她死了早了一些,所以没有彻底完成。
再次,对于政务掌握相当严格,即使在病中亦然。在她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勉力维系并且牢牢掌控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局面,中国因得免于陷入割据乱局。此外慈禧太后家人除袭“承恩公”一虚爵外,并无家人能干涉朝政。相对当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歪风,慈禧于这方面尚算公私分明。
最后,她能体验民间疾苦,她是从民间选入宫中的秀女,对民间生活有直接的了解,这种出身使她不同于自嘉庆之后历代出身深宫的皇帝,这对她的政治决策作用很大。
当然,她也有不足之处。第一,个人的人格方面,从宫廷斗争中夺得政权。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后,甫成为皇太后的叶赫纳拉氏,联合恭亲王奕等皇室近支,发动政变从以皇室远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为首,实际以能臣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八大臣集团手中夺得政权,并将其中三位(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后为建立及维系其独裁权力,慈禧皇太后对于政敌之整肃绝少留情,即使对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以及继位皇帝光绪皇帝操纵及管制,亦极为高压严竣。
第二,慈禧皇太后的选择,一直是以妇人之短见议和与接受耻辱,这在体现其政治之干练的同时,也多次恶化了近代中国的前途。1885年在对法战争中赢得镇南关大捷,并成功阻止法军登陆台湾的优势局面下,却以主动求和、签订令清帝国丧失安南宗主权的中法天津条约来结束战争。此外,令中国丧失重大利权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条约等之缔结,肇因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战败,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失败。慈禧皇太后的执政及决策,于此二事件之发生,均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慈禧皇太后虽然政治上非常干练,但其最高目的仍然是维系满清的对中国的统治。
第三,慈禧个人于早年当政之初尚知节俭与励精图治,但后来即日渐奢靡。。
“同治中兴”的太平表象下,慈禧皇太后的铺张浪费,花费巨资重修和扩建圆明园(后为恭亲王等大臣所阻)、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用以庆祝自己的六秩大寿,给包含海军军费在内的国家财政带来无建设性的负担。甚至在战败签约、割地赔款之后,1895年又大兴土木,重新修建自己的陵墓,整个工程长达13年之久,直到她死前才完工;重修的慈禧陵虽成为清代最豪华独特的皇家陵寝,然而耗资巨大,放在清季国事日非的历史脉络下,无形中使晚清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更加恶化,民生凋敝,更突显出慈禧皇太后重视个人虚荣以及清廷威仪,甚于国家兴衰的贵族心态。且对于皇帝及大臣等对其进行讨好之作为,慈禧并不加以劝止却反而多有纵容。
第四,慈禧皇太后对于李鸿章等汉臣的重用,以及对于洋务运动的接受,均乃出于维系清廷统治的现实需要,而非出于真心支持。因其本身的保守心态及揽权私欲,慈禧皇太后表面上虽让光绪皇帝于1894年起亲政,并容许皇帝及一班主张维新的臣僚在1898年实施变法,实际上对于政局的掌控及干涉却从未放松。终于,帝后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一场帝党方面仓皇筹划的流产政变中爆发;皇太后大权在握,在守旧派亲贵朝臣以及近畿军权的支持下,顺势从皇帝手中收回政权,实际上等于后党政变成功。于是,史称百日维新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实验,尚未及实施,即嘎然中止;嗣后朝政愈趋保守,对于当时中国的近代化革新造成强大的阻力。
总之,既然历史已经过去,我们就应该正视历史。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因此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同样的道路不要再走一遍。一个人的好与坏,不能单从一个方面去考虑,慈禧既是我们的政治家,但同时亦是导致国家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的罪人。
近代史人物的论文:《近代著名儒将曾国藩》【第四篇】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作为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中兴”的第一名臣,拜相封侯,全国景仰;也是湘乡近代最知名的大人物,号称曾湘乡。他自幼熟读经史,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又点翰林,学问相当了得,可以说是一位传统的高级知识分子。正当曾国藩在仕途上不断攀升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势如破竹,攻克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天国政权。于是,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办团练,组建统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几经反复曲折,艰苦奋战,终于取得镇压太平天国的全面胜利。他可以说是极具典型意义的一名儒将,值得研究。我对本县这位先贤没有专门研究过,却也颇感兴趣,颇为敬仰,或亦有些惋惜。个人有几点粗浅认识,提出来就教于学者方家。
一、保卫传统与学习外洋
太平天国与清朝的斗争,原是农民起义与封建王朝两个对立政权的斗争;而曾国藩却从文化的角度,说他所率领的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是保卫传统文化——儒家名教与学习外国文化——拜上帝教的斗争。在《讨粤匪檄》中明白指出: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 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之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为之所也。[1]
曾国藩又揭示太平军“焚彬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此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曾国藩号召湘军及军民人等,为保卫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而战。这样的口号对于官僚士绅和一般读书人,自然都有极强的鼓动与号召力量;即对于长期在儒教和传统思想风俗熏陶下的民众,同样有相当的召唤力。正因为如此,湘军从两万人出征,迅速扩大,虽经不少曲折挫败,还是取得了战胜太平军的巨大胜利。
洪秀全所领太平军,学习外国,提倡一种朦胧的平等观念,认为天下民众都是天主的子民,皆以兄弟姊妹相称;又提倡剪辫留长发,故俗称“长毛”;还提倡放脚。这些都有积极的意义;起义之初,能激起长期受压迫剥削的农民手工业者及下层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因而队伍迅速扩大,战争进展顺利,势如破竹,先后打败了满清王朝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的江南江北大营,占据南京,改称天京,建立了与满清相对峙的天国王朝。
应该说,他们学习外洋文化是不错的。但他们只学到了皮毛,并不真正了解耶教的本义。而更大的错误在于全盘抹煞传统。“凡民之父母皆称兄弟姊妹”之说,否定了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等传统美德,加上欺神灭道等行径,使所学外国的东西,难以被本国民众所接纳,也就不可能在本国生根。其实早期(或耶稣教),曾反映被压迫的奴隶阶层对奴隶制度的憎恨,但后来也曾为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所利用。而洪秀全本身也曾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的侵染,是多次应考失意的下层小知识分子。进入天京以后,竟完全搬用封建王朝的那一套,他做“天王”,自称“万岁”,其实质等同于做皇帝,奢靡享受,后宫竟选用有数十位“姊妹”,供他一人淫乐享用,与众多“妃嫔”无异。天国封了许多王,大多奢侈骄横,争权夺利,民众对这些王稍有不敬,便要遭杀头惩处,并没有什么平等可言。凡此种种,
曾国藩既中进士,又点翰林,是清代道咸以后,正统派一路文人。他崇尚儒学及其后续的程朱理学,传承了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良好道德风尚。如孝道、宗亲之情;师道、友道;对乡邻的关切,乡间社仓积谷的热心,以及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等等,都有良好的表现,不必赘述。
曾国藩所尊奉的儒学,确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适应中国封建主义专制王朝的需要,也曾促成封建社会的安定和谐。然而时移世异,清道咸以后,世界早已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儒学已不适应近代世界的发展,而且蔽固思想,阻碍革新,致我堂堂中华日趋衰惫,屡受外敌侵凌,割地赔款之事屡见不鲜。究其根源,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儒学便难辞其咎。而曾国藩这时却说:“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2]大加吹捧,这就显得十分保守,近乎顽固的了。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曾氏在某些地方也曾突破儒家的藩篱。如他本来是科举出身,官运亨通,却也开始意识到科名进学的道路不合世用,“此中误人终身多矣”。在家书中谓纪译儿“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3]。又说他“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毋徒汲汲于进学也”。[4]而更重要的是,曾国藩在实践中也开始感受世界潮流,主张向外国学 早在咸丰年间,他已经认识到“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5],并尝试创办军械所,造小火轮;同治二年(1863)派容闳赴美购办机器,随后即在上海建立并扩充江南制造总局,在国内自己制造兵器和轮船。曾氏的这些举措,不仅仅是为“可以剿发逆”,而且为的是“可以勤远略”[6],即振本自强的长远谋略。同时为了振本自强,曾国藩曾几次上书朝廷,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7];“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日,曾氏又与李鸿章专门合奏《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摺》,并订有章程12条,为具体实施办法[8]。他们希望把幼童培养成人才,归国以后,“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凡此种种,不必讳言,也表明了曾国藩思想和行为的某种进步意义。
二、尊崇孔子与帝王专制
作为儒将,曾国藩在根本上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和践行者;他要保卫的传统文化,也主要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他对孔子的尊崇,是相当真诚的,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曾国藩颂赞“孔子,圣之盛也”[9]。在《圣哲画像记》中,称赞周文王、周公、孔子为“三圣”;又肯定“宋之贤者”以为《孟子》可以配《论语》,即以孟子为“亚圣”的说法。同时,选择“文周孔孟之圣”以下古今圣哲三十二人(主要是儒家的继承者),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称赞他们“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并谓“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10]在孔孟儒学的诸多继承者中,曾国藩特别推重程朱理学。他说:“有宋程子、朱子出,绍孔氏之绝学,门徒之繁拟于邹鲁。反之躬行实践,以究群经要旨,博求万物之理,以尊闻而行知,数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宋师为大,其说允已。”[11]清乾嘉之间,“汉学”兴起,有人以实事求是的观点,“薄宋贤为空疏”。曾国藩批评说,“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谓即物穷理者乎?”而且责备这些汉学家“名目自高,诋毁日月”。[12]其说不无可议,却也可见曾氏对程朱理学的褒爱。在《圣哲画像记》中,也曾有过这样的批评,肯定有宋五子(周敦颐、二程、张轼、朱熹)“上接孔孟之传”,并谓“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13]
曾国藩所表彰的文周孔孟以下儒家的思想家们,确实承继了儒家“修齐治平”的道路和宏远理想。曾国藩自己也是努力这样做的。他曾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同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已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14]
他是因六弟为“小试不利”,有些牢骚,笑“其所忧之不大也”,故在家信中发了这番议论,表达的是正统儒家那套“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曾是这样表白,他一生确也是这样做的。按孔子教导的那样克己治家,那样治军治国,从而与诸多同仁一道实现了所谓“咸同中兴”。
然而,儒家的后继者一直到曾国藩,他们所尊崇的孔子,在自己生活的春秋时代,其实也是很平常普通的儒者;他所代表的儒家,只不过是当年百家争鸣时代较为突出的九家中的一家而已。他后来之所以成为“圣人”,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样阔得可怕的头衔,正如鲁迅所说,“完全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15]从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6], 孔子儒家学说是在小生产经济的条件下,总结东周以来的思想意识形态,成为封建思想的集大成者,故能适应君主专制社会的需要,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能独占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长达二千余年。后继的许多思想家们自然也有发展与完善,承传并发展了儒家的优秀成分,故促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及康雍乾等鼎盛时段的出现。然而儒家思想的根本——三纲五常,君主专制,却也一直传承下来,长期适应并服务于封建专制社会,而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灵魂。它对人性的压抑,对个人自由的束缚与摧残,对外的闭关锁国,愈到后来愈加发展到极至,以致中国社会的专制主义也特别严酷,残忍和保守。如前所述,近代中国也便愈加落后而衰惫,不断被外敌侵凌欺辱。曾国藩尊孔,正处于这样的时代,也便和帝王专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他难以超越的时代局限。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升任翰林院侍讲,感激涕淋,说“受君父皇上天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惟当竭力尽忠而已。”[17]他要努力尽忠并维护满清封建王朝。即如他的征讨太平天国所要捍卫的以孔子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是为了挽救清王朝的危机。在《讨粤匪檄》中,有明白的表述。曾国藩之所以“卧薪尝胆”,统湘军征讨,“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同时赞颂“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18]这就把尊崇孔孟与忠于君父、颂赞君主,完全统一起来。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太平军围逼集贤关,安庆形势紧急,曾国藩在家信中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19]这位孔丘信徒,已经把自家的命运,与清王朝的安危连成一气,不可分割了。
辩证法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两面或多面,孔子及儒家思想也不例外。曾国藩也知道孔子最初并不时行,“仲尼干诸候不见用,退而讲学于洙泗之间”。[20]那时诸子各家自由争鸣,到汉武帝以后,孔子儒家思想才一家独尊,终止了自由争鸣的时代。二千余年来,孔丘既有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面,也有与封建帝王专制相伴而行,不可分割的一面。正如李大钊所说的,孔子是“历代君主所塑造之偶像”,是“专制政治之灵魂”。[21]以史为镜,凡尊孔的时代,多是封建帝王专制的时代。民元以后,实现共和,而袁氏尊孔,接着便上演复辟丑剧;张宗昌尊孔,便是辫子军企图扶溥仪复辟坐龙廷。国民党政府明令规定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令全国举行“孔诞纪念会”,说如此可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胡适批评说,这是“做戏无法,出个菩萨”。[22]而紧跟着国民党便提倡所谓“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制。由此可见,既要继承孔子儒学的优秀传统文化一面,又要批判其封建主义灵魂的消极一面;只热加追捧,而不正视并批判其负面,便有思想文化倒退复辟的危险。验之历史,屡试不爽!
三、曾国藩湘军传统的正面与负面
曾国藩及其所统率的湘军,既有优良的传统,对后世有良好的影响,但也有其负面的不良的影响。试分述之。
其一,曾氏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传统,统率湘军,而“以爱民为第一义”。在咸丰十年(1860)四月,《致沅弟》信中说:
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理学迂阔之语时时与弁兵说及,庻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致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易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23]
这是曾国藩的真心话。刚隔一年,又说到同样的意思[24];其他地方还多次提到。咸丰十一年(1861)旧历除夕,在军中遇大雪,外间饥民甚多,故而放赈的举措;[25]皖南亦有设粥厂放赈的事[26];对湘军统领营官哨弁的教诫,第一条便是“禁骚拢以安民”,指出“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27]。又说:“凡为将帅者,以不骚扰百姓为第一义。”[28]他看到大乱之世,“一片荒凉之景”,凋丧不忍耳闻情境所表示的同情[29]。以上数端,都可见曾国藩戎行之间对百姓的关心。而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则是他所作的《爱民歌》,歌前有“禁扰民之规”的引言,其中说:“用兵之道 [30]歌词中的扎营不要“取门板”,“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鸡鸭,“切莫掳人当长夫”,“号令要严明”,“军士与民如一家”,及后作的《解放歌》中优待俘虏的政策等优秀传统[31],对后世影响更为明显。毛泽东早年崇拜曾国藩,受过曾氏影响。他创建领导红军,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便体现出受曾氏影响的痕迹。自然,毛泽东点石成金,其思想境界的高度,表现的完整缜密,影响的广大深远,则与曾国藩所言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二,曾国藩认识到,“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32],因此特别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使用。他曾说“凡将才有四大端”,第一条便是“知人善用”;再加上“善觇敌情”,“临阵胆识”和“营务整齐”。他自己这样考察人才,也希望弟弟曾国荃于这四大端下功夫,并以此“考察同僚及麾下的人才”。[33]他曾告僚属“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尤以习劳苦为办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34]总之,人才是办事之本,也是战争胜利之本。
怎样才能罗致人才?曾氏总结说,“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曰慎用,曰勤教,曰严绳”[35]。他的部下多有良将头目,即其幕府,便集有近百人,多为才士,可谓广收。同时他又认识到“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36],故对手下人才绝大多数能量才使用,相当慎重。至于“勤教”,曾国藩主要是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他“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并私心立誓,总不肯做官发财以遗后人”[37],强调家中子弟要读书自立。因此曾家后人多不是什么“富二代”或“官二代”,如曾纪泽、曾纪鸿等多人,都有各自的长处。这一点很值得后人学习借鉴。此外,曾国藩有相当严格的生活习惯,坚持早起;对待部下则“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泰而不骄”,且经常“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38]。这样,部属也就好治理了。最后的“严绳”,即谓严格地惩罚错误,使趋于正。只要看看《曾国藩全集》中的许多革职查办的奏稿摺片,就可明白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惩处的例很多,如咸丰十年(1860)七月,曾氏因战功刚举荐任皖南道员的李元度,(李本是曾的儿女亲家);事隔月余,却因徽州失陷,“贻误大局,责无可辞”,便又请旨将李“革职拿问,以示惩儆”[39],可见其惩处不问亲疏远近,秉公执法。对贪腐尤为痛恨。安徽涡阳县知县沈镰,借清查田亩为名,敛钱肥己,“差役四出,鱼肉乡里”。又造言生事,残害善类,诸多劣迹。“非从严参办,不足以示惩儆”,故奏请将沈“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为贪劣不职者戒”。[40]
曾国藩以为“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乃是“君子之乐”[41]。他的知人善用,成绩最显著者,莫若对李鸿章,左宗棠的选拔,培养与支持。李鸿章,安徽合肥人。道光年间进士。原在本籍办团东,后投靠曾国藩充任幕僚。曾对其赏识有加,影响良善。咸丰十一年(1861),李初组淮军,曾国藩便多方关注支持,说“少荃一军……新军远涉,孤立无助,殊足危虑”[42];曾对九弟说,“少荃欲再向弟处分拔千人,余亦欲许之,不知弟有何营可拔?”[43]一个“再”字,可见支援帮助之多。这是因为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是一个可任封疆大吏的干才。说李研核兵事,于水师尤有心得,故向朝廷奏请派李“前往淮扬,兴办水师,择地开设船厂”;又请旨擢授两淮盐运使,“以济舟师之饷”,代其筹划周全[44]。使李鸿章的淮军得以迅速成长,发展壮大,连外国人戈登的“常胜军”对李也不敢怎么样。曾在家书中赞扬说,“此间近事,惟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戈登虽屡称欲与少荃开仗,少荃自度力足制之,并不畏怯。戈登亦无如之何。近日渐就范围矣”。[45]李鸿章后来的建成淮军劲派,称霸北洋水师,与曾国藩的爱赏、支持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李也始终对曾国藩感恩不忘,待以师礼;曾死后,在《曾文正公神道碑》里犹极加颂扬。而左宗棠则有所不同。左系湖南湘阳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后,几次会试皆不第,便不再去应考。每自比诸葛亮,出语令人感觉狂放。曾为胡林翼所赏识,后入骆秉章幕府,赞助湖南军务。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攻克武昌,因左宗棠“济师济饷”有功,曾奏请朝廷升任兵部侍郎,加四品卿御,入曾营襄办军务。期间,湖广总督官文“为蜚语”攻击左,曾国藩胡林翼等皆奏左无罪得免。曾国藩在后来的奏稿中,对左有分析,还有评价。说他“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深中左氏缺点。另又褒扬宗棠“其才可以独当一面”,且“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又说他“素知大局,勇敢任事,必不肯舍难而就易,避重而就轻”,故奏请留左宗棠襄办江皖军务[46],优点评论也相当精当。曾在家信中也说,“与左季高同行,则以气概识略过人,故思与之偕,以辅吾之不逮。”[47]这些都说明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赏识和器重。然而左宗棠后来却自己说有些意气用事,以致八年与曾国藩不通音问。曾国藩却还是从大局出发,在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西征叛回过程中,曾国藩以两江总督之重 并强调“甘肃艰险情形,实为各省至苦之区,权衡缓急,不能不先尽甘饷”,“每月仍筹足三万两,全数解交甘肃”。[48]左宗棠之所以能荡平新疆,并取得新疆建行省的历史性胜利,与曾国藩的协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让左十分感动。最终结果是大家所知道的,左氏终于在赠曾国藩的联语中,上联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这样的话从左宗棠这位战功卓著,又睥睨一切的人口中说出来,对曾是极大的慰安,尤其可见左对曾国藩是从心底折服了。
其三,曾氏组建统领湘军另一显著特点,是多用书生领兵。湘军的四大名将,曾自己是道光十八年进士,左宗棠是道光十二年举人,彭玉麟是附生,胡林翼是道光十六年进士。名将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江忠源,道光十七年举人。湘乡人罗泽南,诸生,讲学乡里,他的学生李续宾也是诸生,李续宜系文童,王鑫诸生,许多弟子都跟随老师出征;所谓“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学”。[49]这是罗泽南师生提兵破贼的特点,也大致可以概括儒将治军的特色。语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虽不一定是所有儒将能够做得到的,但曾国藩提出的将才四大端,则基本上都能具备;特别是“知人善用”,“善觇敌情”,可以说是儒将的长处。曾国藩还因知识丰厚,往往善于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能讲求舆地,相度山川脉络,审慎行军;断言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50];又能从大局出发,顾瞻战争全局,如同治《湘乡县志》所说:“其治军,则不分畛域,湘、鄂、江、皖、苏、浙诸军,联为一气,而粮台之军火饷糈,以时分应他军,接济邻省”[51]。这正是曾氏之所以为各地各军将士拥戴,湘军迅疾凝聚扩大,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然而,曾氏及湘军不僅有优秀传统,如前所述,也有重要的不良方面,对当世和后代都有突出的影响。
统领湘军的儒生,曾国藩以下诸人,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饱受“四书”“五经”的熏陶,“三纲五常”那一套牢不可破。他们无论领军打仗,治理民众,或提倡洋务,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所谓“咸同中兴”的短暂光焰,其实正敲响了满清王朝统治崩溃的丧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任何人也阻挡不住民主共和取代帝王专制的历史潮流。
曾国潘标榜“不要钱,不怕死”[52],他也曾严惩贪官,这些自然很好;他自己大致也做得不错。但到后期,湘军中腐败现象却也逐渐滋生发展,甚或相当严重。打破天京以后,曾经抢掠数日。洪秀全的天国金库,原来传说金银多多,后来竟无有下落,不僅朝廷怀疑,国人也不无疑问。留下一个大谜团。有些人讽称曾国荃为“老饕”;而湘乡后来流传俗谚云,“打开南京发洋财”,大概都是这谜团中的事例。
湘军最大的负面传统影响,主要还是开启了地方武装势力割据的源头。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之外,当时还有李鸿章为首的淮军;湘军也兼及楚军,《清史稿》及一般人都以为是左宗棠为首;还有鲍超建川军,朱洪章的黔军,胡林翼的鄂军以及沈葆桢的闽军;等等多种说法。到了民国,更是各种军阀割据:奉系,直系,皖系,川军,黔军,滇军,桂系等等,指不胜屈。军阀横行,鱼肉百姓,国家不能统一,且往往被外国帝国主义窥伺侵凌。故中国革命进程中,曾突出“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口号和实际运动。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方才统一政令军令,后来称八路军、新四军,再后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再有畛域之分,真正结束了军阀割据的恶习。我们今后还能去搞什么川军、湘军,再去提什么桂系、皖系,倒退到地方割据的思路上去吗?
四、研究儒将曾国藩需有一定的知识准备
曾国藩一生读书甚多,经史百家,涉猎广泛;后来军旅生涯,仍坚持每日读书数十页,很少间断。应该说他的知识相当广博,而且丰富;生活阅历也十分充裕而多经验。但大半生戎马倥偬,学问成就不突出,不足名家。而要研究他,却需有多方面的知识,否则容易出偏差。湘乡出版的《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2012年第一期所刊曾氏手书日记若干篇的文字移译,便有不少的纰漏,大多由于知识准备不足。我并未全部接触过曾氏手书日记,更不用说研究,仅就上述若干篇按刊发顺序说点个人意见。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温《诗经》《鼓钟》《楚茨》。三者不能并列。前面是总书名;后者是《诗经》中的两篇。可于《诗经》后用冒号,或不用标点。 “伦仙”,应是“崙仙”。《汉书》后可用冒号或不加标点。马官传,应为《马宫传》;为《汉书》中三人合传的末篇,先天读完了前两人传,接着又读下1篇3人合传,这是曾国藩读经史的特点,1篇接1篇点读,基本上不间断,很值得后人学习。可胜“概”哉,应为“慨”。“初虞日”,应是“初度日”,出自《离騒》,后即指称生日。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大人“寿履”反菲,应是“寿辰”,系指本月初九日,父亲“大人寿辰”,“酒食太菲”。自己生日反而“酒食较丰”,故觉得“颠倒错谬”。下面“应酮”,系“应酬”之误。“天头”以下数语,是国藩的前辈好友,倭仁字艮峰的批语,整句应加括号。他的日记写好后,请师友传看,并求批评指教。艮峰看过后加批语,“自寿诗”是否改为自警诗或自勉诗,如何?故断句应为:“寿字,易警、勉等字,如何?”“次于自寿诗韵”,“于”应为“予”,《正韵》与“余”同,即“我”。次韵,亦称步韵,即根据我的自寿诗的韵及用韵的次序来作和诗。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夜月如画”,似应为“夜月如昼”。繁体畫与晝两字易混。用昼可与夜对照,因夜月如昼光明,可以清楚观览南山雪景、渭水寒流诸美景。“伺”以过此,当是“何”以过此。
[咸丰八年十月十一日]书籍字“面”,是书籍字“画”。“树立于孙”是“树立子孙”。这反映曾国藩不积家财遗留子孙,而要让子孙自立的思想。
[咸丰十年十月十一日]“鬯谈”误为“久谈”。鬯谈与久谈二者在曾的日记中均多次使用,却有区别。颜师古注《汉书》,谓鬯同畅。久谈只表谈话的时间长久;而鬯谈则可能表谈话的对象相悦,谈话的内容投机,含感情色彩。两者一般不应混同。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因国割未满百日”,“国割”系“国制”之误。咸丰帝(文宗)于本年七月十七日(癸卯)崩,朝廷规定百日丧制礼,全国遵行,不得娱乐宴请等。因百日丧制未满,故曾的生日也“谢绝请客”。旋改水陆各军克复“无力”运漕等处摺一件,“无力”系“无为”之误,地名。又“隋”心泉“朴”安庆府摺一件,系“陈”“补”之误,手书繁体“補”。本日所改另二片,合计四件,并皆见于《全集·奏稿三》整理本此日均不误。
[同治元年十月十日]《尔雅义奠》,是《尔雅义疏》,书名,为我国古代解释词义名物的专书,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各家注疏颇多,而以清代郝懿行(字恂九,号兰皋)的《尔雅义疏》较为详审。写祭帐四幅,“帐”系“幛”之误。幛,在较长宽的整幅绸布上题字或词句,用作庆贺或悼唁用。帐则是蚊帐或帐(账)册,《全集·日记》整理本亦错。
后面几日日记文字移译,大多不误,只有几处衍字、漏字及标点不甚妥当处,不赘述。
以上若干篇的纰缪,或者出于对经史不太熟悉,或者由于社会风俗礼制知识缺欠;或由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知识未备,或对古代各种书画文体了解不多,等等。除有些纯粹由于粗心所致外,大多是知识准备不足。这些缺憾对于研究作为著名儒将的曾国藩,应该是有妨碍的。补救的办法,看来还得向曾国藩学习,勤字当头,“总以发愤� 此所谓耐也。”[54]自然,还得在实践中学习,充实阅历,丰富社会知识,熟悉风俗习尚等等。说得如此头头是道,在下做得怎么样呢?实未能至,心向往之,愿与诸君共勉。
注释:
[1]《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以下凡引是书,均简称《诗文》、《家书》、《日记》、《信札》、《奏稿》等。
[2]《书学案小识后》,见《诗文》,第166页。
[3]《家书》,第292页。
[4]《家书》,第87页。
[5]《奏稿》三,第1603页。
[6]《奏稿》三,第1603页。
[7]《奏稿》十二,第7191页。
[8]《奏稿》十二,7331—7335页。
[9]《书学案小识后》,见《诗文》,第165页。
[10]参见《圣哲画像记》,《诗文》,第247-252页。
[11]《送唐先生南归序》,《诗文》,第167页。
[12]《书学案小识后》,《诗文》,第166页。
[13]《诗文》,第249页。
[14]《家书》,第39页。
[15]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4—316页。
[16]《汉书·董仲舒传》。
[17]《家书》,第62页。
[18]《诗文》,第233页。
[19]《家书》,第673页。
[20]《送唐先生南归序》,《诗文》,第167页。
[21]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后收入《李大钊全集》。
[22]胡适:《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载《独立评论》第117号,后收入《湖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23]《家书》,第540页。
[24]《家书》,第548—549页。
[25]《日记》,第699页—670页。
[26]《家书》,第814页。
[27]《诗文》,第437页。
[28]《诗文》,第456页。
[29]《日记》,第632页。
[30]《诗文》,第466页。
[31]《诗文》,第429—432页。
[32]《家书》,第868—869页。
[33]《家书》,第352页。
[34]《家书》,第559页。
[35]《日记》,第740页。
[36]《诗文》,第393页。
[37]《家书》,第183页。
[38]《日记》,第391页。
[39]《奏稿》二,第1247页。
[40]《奏稿》九,第5506—5507页。
[41]《日记》,第421页。
[42]《家书》,第814页。
[43]《家书》,第808页。
[44]《奏稿》二,第1188—1189页。
[45]《家书》,第1061页。
[46]《奏稿》二,第1181—1182页。
[47]《家书》,第585页。
[48]《奏稿》九,第5799—5800页。
[49]《诗文》,第307页。
[50]《家书》,第723页。
[51]《湘乡县志》(同治本)人物志·名宦篇。
[52]《家书》,第388页。
[53]《家书》,第11页。
[54]《家书》,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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