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社会现象论文样例【参考8篇】
如今的社会现象论文【第一篇】
摘要：课堂教学规训主要表现在课堂教学仪式规训和课堂教学秩序规训两方面。对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的规训与控制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师生权力的不对等导致师生交往中学生话语权的缺失。教师在学校场域中应注意从教师权威的惯常思维中跳出来，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从而形成新的良性交流习惯。
关键词:课堂仪式;规训;教师权威。
“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活动，教师乃是社会的代言人，是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重要道德观念的解释者。”［1］教师的制度化身份要求他必须要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目标取向的人。但是，“教师与学生在学校组织中互为异质成员”［2］的特征使教师和学生在社会地位、行为方式、角色特征、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规训与被规训的角色成为必然。
一、课堂教学规训的内涵。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交流的关系，在互动交流中，有和谐，有冲突，有平等的交流，也有严厉的规训。在冲突性的师生交往过程中，学生会通过对抗行为来表达对教师权威的抗议或不满，如违纪、不尊重教师、教室内不适当行为等显性行为，以及沉默等隐性行为。对学生的这种表现，教师作为“社会的代言人”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学生进行规训，以实现其对课堂这一特有空间的“治理”。课堂教学规训往往以多种方式呈现，并以不同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一)课堂教学仪式规训。
课堂教学仪式是使课堂教学活动变得神圣与严肃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教师在完成教学职责过程中的一种权威表现。例如，课堂教学每天必须进行的上下课仪式，其流程和顺序简短、快捷、迅速，但又不乏严肃性。教师的身份在课堂教学仪式的呈现过程中会一次次得到学生的重新确认，通过这个过程，教师权威得以树立，这也是教师权力实现的重要途径。如果课堂教学仪式出现不严肃的情形或学生中出现类似“嬉皮士”的行为，多数教师会产生恼怒情绪，并将这种行为看作学生对神圣课堂的不尊重，对教师权威的忽视，或者是对学校制度的反叛。他们大多会重复课堂教学仪式，或者以沉默对待学生的“不端行为”，直到学生“自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遵从教师的权威为止。这种对抗性的冲突行为看似以教师的胜利结束，学生达成对仪式的认同，实际上反而促成仪式负功能的实现，具体表现为:师生之间缺乏真正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冷漠而疏离，课堂教学仪式呈现出机械化、程序化的趋势，充满规训意味。“仪式使一种关系权力得以运作。这种关系权力是自我维系的。它用不间断精心策划的监视游戏取代了公共事件的展示。”［3］仪式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深刻的涵义。课堂教学仪式预示着一种强制和服从，它作为一种规训的手段、口令来维持课堂的规范和有序，实现教师权威的顺利达成。教师是仪式的执行者，学生被动地恪守仪式的每一个细节，不能进行自我意愿的表达。整个仪式过程暗含着一种指导思想，即个体必须依附并听从于教师，仿佛只有通过这样的仪式，体现师生之间关系和地位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才能得以维持。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人在进行仪式，而是仪式在控制人。课堂教学仪式规训体现了学校强调对学生进行规则的灌输，对权威的尊敬，对学校时间和空间的遵守。其最终的结果是仪式惩罚和规约了具有独特个性的学生，鼓励了服从的和规矩的学生。
(二)课堂教学秩序规训。
课堂教学的正常运行需要相应的秩序和规则，其内在的秩序和外在的规则需要一定的权力来维持与保障。课堂是一种特定的时空场所，也是一种“制度化场所”，需要一定的等级和权威来控制。社会赋予教师特有的权力，使课堂教学秩序弥漫着“控制与服从”的气氛，从而使规训成为教师进行管理的一种方法与手段。在学校实践中，课堂教学秩序维持的管理主义倾向往往比较严重。学生一旦出现某种不良现象，学校或教师首先采取的措施常常是加强管理和控制。“叫家长”成了学校规训学生的“杀手锏”。这种“警察式”“家长式”的管理思想被简单地运用于以非成人为主体的学校和班级群体中，运用于正在成长和发展的孩子身上，致使教师成为课堂唯一可以自由发言的“掌权者”。教师对学生在班级中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决定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霸权，这是制度赋予的权力。对学生来说，这种由教师主导所建构起来的制度具有一种制约性的力量。［4］太多的规训与呵斥会使学生缺乏动力与自由。这就要求教师的工作只有较少的规则，以及较少的控制与监控，并且给予学生自行决定的空间，尤其是在教室空间范围内。但是实际情况正如洛堤(lortie)所指出的，在“紧闭着的门”的后面，“教室是由教师控制指挥的宇宙”。［5］教师以成人所能达到的标准来要求学生，学生达不到教师所提出的要求时，只能承受来自教师的呵斥和批评。在接受惩罚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表现是不同的，大多数孩子基本上是沉默的，但是当他们处于自己的沟通圈里时，又会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对教师和制度的叛逆或抗议。
二、课堂教学规训的原因分析。
造成师生之间规训与被规训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师生权力的不对等。尽管现代社会强调师生之间的民主与平等，但是教师的权威是客观存在的。师生之间的互动也是不对等的，教师并不总能听取学生的意见或认真对待他们的困惑。
(一)师生权力的不对等。
权力出现在课堂教学这个场域中，它不再是一个单一、抽象和孤立的概念。课堂教学仪式的规约与服从实际上表达的是师生权力的不对等。权力通过仪式促使组织与管理的正常运行，甚至是以此来进行教化与规训。课堂活动之外的仪式也常常被作为课堂教学规训的补充。例如，在校园内学生遇到教师，会有相应的敬礼仪式，一般教师会点头表示回应，但也有教师漠然走过，没有任何回应。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沉默的东西在师生之间流淌，这也体现出教师的绝对权威。同时，仪式表达中也有很多教条式的运用，如学生正在用笤帚扫地，当教师走来，他慌忙举着笤帚行少先队队礼。在这种仪式表达中，学生被潜在的指导思想指引着，即在任何情况下，学生都应该尊敬教师，对教师行队礼。处于这种规训教化秩序下的学生会慢慢地顺从并接受教师的权威角色。他们被现有的规训制度驯服，接受了“教师就是权威”的理念。长而久之，学生变得越来越顺从，不认为自己应该具有独立选择与行动的责任。尽管许多教师表示他们理解学生逐渐成长为独立的学习者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又认为自己需要控制学生，控制课堂教学过程。他们之所以不给学生过多的“自由和空间”，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无法掌控课堂，“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课堂教学意识特别强烈。学生无疑也已经观察与体悟到教师发出的这种信号。就这样，服从取代了商讨或协商，学生扮演了从属的角色。学校的环境或班级氛围也支持教师权力，并在学生中产生了协商缺失。一名高中生指出:“我们是笼中鸟，门开着，但是外面有只猫。”［6］当然也有人指出，教师也是身不由己，他们根据社会赋予的神圣权力来管理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和学生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实际上是处于离异状态的。对教师和学生来讲，他们都是在各自位置上进行着惯常化的教学和学习行为。在这种固有的、习惯的、自动化的模式中，若有学生试图改变，则会被归为另类或不顺从者。随着日复一日的“好学生”训练，学生日渐服从于学校和课堂规则，并从属于教师的规训。教师建议的肯定性标签引导学生做出适当的反应，包括如何遵守或执行教师说过的话。通过课堂和课外零散的实践，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传统角色被清晰地再生产出来。
(二)学生话语权的缺失。
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秩序中权力的不对等，必然导致学生话语权的缺失。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既没有发言权也不会被咨询。即使有问卷式的咨询或访谈，学校最后的决定也很难充分吸纳学生的想法。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学校和教师对儿童观的认识。学校和教师一般认为学生是不成熟的，其想法也是需要成人加以修改和完善的，以至于当学生的提议与他们的议程相矛盾时，他们往往忽略或摒弃学生的建议。这也是学生试图建构和提升他们在学校里的群体地位但效果并不明显的'原因。研究显示，典型的课堂讨论也是教师引领的、具有约束性的，并且是控制学生的。很多学生认为他们在学校和教室里几乎没有权力和影响力。［7］在这种剥夺学生权力的体系中，学生被动化的行为和经验在没有发言机会的控制力量下“潜移默化”地形成了。通过规训纪律的实施，由教师主导来定义合适的和不合适的行为，学生很快就学会了成人社会的法则，如他们明白了什么行为被允许做，什么行为不能做，什么时候能做，什么时候不能做。在课堂教学的其他情境中，学生也是作为不平等的和缺少竞争性的参与者被建构的。他们“被期望”听从教师，回答教师的问题，以显示他们学会教师所教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被要求是安静的和被动的。他们只需要对教师的问题给予反应即可。从表面上看，他们主动地参与到开放的协商活动或决策制度的过程中。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观察这些互动模式，就会发现他们的参与是被动的，甚至是一种无效的参与。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严格按照既定的教学要求确定学生在什么阶段应该学习什么，以什么方式学习，以及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等，甚至包括决定他们坐在哪里，怎么坐。这种控制具体表现为教师对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方法和学习活动的选择等方面。教师几乎完全控制学生在学校里的学习生活和细节。这种习惯化的教学制度使学生连基本的质疑和反抗的意识也渐渐消退。学生们普遍表示:“我总是在听从老师的吩咐”，“我完成老师交给我的所有任务”，“我通常完成班上布置的事情”。大约有55%的小学生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过选择自己在班上做什么。大约2/3的中学生认为他们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8］也正是因为受到这些控制因素的影响，师生关系的情感基调往往是平淡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教室里往往缺乏更多的热情和笑声的原因之一。
三、结论与反思。
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场域中出现的权力不对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与不和谐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教师对课堂教学规训有什么样的理解，并如何付诸行动，主动改变由传统课堂教学规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进行开放而有效的沟通。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应该是开放性的、持续性的、有效的。格林在《教师的存在性交往》一书中指出，教师不断增长的认识和意识，使他们能够有效地与学生交往、与学生对话，并且帮助学生依靠教育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与他人并存，并努力成为他自己。［9］在课堂教学仪式过程中，教师应该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互动与沟通。教师在学校场域尤其应注意从惯常思维中跳出来，与学生形成新的良性交流习惯。教师和学生只有在开放、自由的交流中，才能建立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和谐的人际关系，才可能真正成为彼此“有意义的他者”，从而达到一种教无止境、学无止境的教学相长的境界。教师在与学生交流或沟通时，如果凭借的是教师自身人格的力量，而不是压制性的话语或惩罚来平息学生与教师之间产生的冲突，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在教师与学生共同构建的班级规范秩序中会明显反映出由教师积极的习惯积淀而成的人格特点。也就是说，教师不能从外部强制施行权威，权威只能来源于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源于教师对其职责的认同与尊重。教师只有认同与尊重自己的职责，才会通过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将教育意图悄然地传达给学生。
(二)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
教师的权威对学生潜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惧怕惩罚与尊重权威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效果。惧怕惩罚并不能使学生对教师的权威产生真正的信服。真正的权威也并不存在于某种外部的、客观的权力机制中。学生虽然会受到教育者的规约和控制，但是他们是一个个充满复杂性的个体，具有自己的思想。有的学生的想法在成人看来或许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以至于与教师所执行的主流话语相冲突、相抑制。他们也会选择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如顶撞教师，与教师争吵、挑衅等冲突性行为，或者对教师的提问不理不睬、冷漠等回避性行为。面对学生的种种做法，充当传统制约者角色的教师首先要做的是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使学生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教师与学生在此时此刻是平等的对话者与沟通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教师对学生的规训所引起的冲突与矛盾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这种冲突与矛盾为师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互动交流方式，促使师生积极寻求解决冲突的策略与途径。这样，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之间会是一种既无冲突又不快乐的风轻云淡的感情关系，但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教师在关心学生方面的惩罚或权力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学生对教师的这种评价将有利于师生之间良好的情感交流。当然，我们期望有更多的正向评价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会一直处于规训的状态中。
参考文献:。
［1］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7.
［2］鲁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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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格索.谁控制了教师的工作［m］．庄瑜，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1.
[6]瞿葆奎.教育与教育学［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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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古得莱得.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m］．苏智欣，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17、117.
［9］范登堡.解释的教育理念与规范的教育理念［a］．。
如今的社会现象论文【第二篇】
摘要仇富现象是当今社会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社会公平的呼声不断高涨之时，对于仇富现象的探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热点话题。本文将根据社会各界对仇富这一现象的理解，简要探讨何为仇富现象，并从社会学的视角，即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互动关系出发，对仇富现象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进行全面而深层次地分析。最后，本文创新地看待仇富这一社会现象，并探讨仇富现象将会对今后的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仇富现象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互动一、仇富现象含义与分类。
如今，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仇富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对于仇富的本质有不同见解。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其实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穷虽也有不公，但穷人往往是不公的牺牲品，是被动的，不得已而穷之。但富人，则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动的，是得已而富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认为，仇富是一种怪现象，仇富现象可概括为：员工仇恨老板、学生仇恨老师、病人仇恨医生、接受社会帮助的人仇恨做慈善的人。谢静教授角度新颖，将仇富现象与媒体中的富人与穷人的不同形象联系起来，认为媒介形象中的穷人通常是正面的形象，而富人以负面形象居多，这本质上也是一种仇富现象。以上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其实仇富的本质是仇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仇财富的不合法积累。这一说法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也是对上述观点的概括总结。根据近年来的一些社会热点，仇富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恐怖行动。
这是最为极端的一种仇富现象，是由内心的焦虑与愤怒的长时间积累造成的。北京机场爆炸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引爆炸弹的男子叫冀中星，家中经济条件困难，曾在广东打工生活，因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上访十多年，他通过投诉、网络博客等各种方式进行控诉都没有结果，于是只好采取极端行为报复社会，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还有“仇富男”杀死“宝马男”等类似案例，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由于内心积累了太多的不公平感，愤恨无法及时排解，对法律也失去了信任。
（二）扰乱社会治安。
还有许多人通过扰乱社会治安来表达仇富心理。比如在富人居住小区将停车场里的奔驰、奥迪等高档车辆砸坏或刮花；专门偷盗、抢劫富人的财富；聚众殴打有钱人；恶意散播关于富人的谣言等。这些行为的最大特点就是组织性。他们通常是由三五个甚至更多人组成的团伙，并且按照计划行事。个人的仇富心理再加上群体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会让他们更加胆大妄为。
（三）网络舆论。
通过网络来表达仇富心理是最为普遍的仇富现象，尤其体现在微博、博客、微信等新兴网络交流平台，发表几句仇富的评论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而有些人则专门通过发表一些仇富的文章，曝光一些富人的负面行为而博取大众的关注，从而表达自己内心的不公平感，同时也起到了带动作用，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共鸣。
二、仇富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
（一）社会制度层面。
首先，中共十四大后，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对资源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市场经济一方面优化了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就会引起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单位体制下，每个人都归属于一个单位，资源配置上几乎遵循平均主义，贫富差距不大。然而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它以创造财富为导向，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利用投资、股票等方式赚取巨额财富，从而造成这些人的财富与他们付出的劳动不对等的状况。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促进市场发育，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方针。这样，行政与市场的力量结合在了一起，都成为产生社会不平等的因素。
第二，国家有许多制度无形中强化或保护了富人的利益。
仇富背后的制度原因就是有一个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的制度。例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更加重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优先发展；在三大产业中，国家大力扶植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初衷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然而较低的起征点以及缺乏必要的“限高”政策，已经违背了初衷。教育制度中也包含了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很多法规指向不够明确，许多人可以利用这些法律漏洞、投机取巧地攫取巨额利润。
（二）社会结构层面。
第一，仇富现象与社会阶层流动不畅有很大的关系。
杨继绳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后致性因素的作用有减弱之势。先赋性因素加强、后致性因素减弱，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现象。”我国近年来出现了精英整合的趋势，权钱开始统一，这会更加强化社会资源流向精英。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人，也很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多地是成为“蚁族”，而那些出生在权贵家庭中的人，即使不用付出努力，就能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中的上层人物。李友梅等人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在严重分化的同时，形成的是一种具有庞大底层社会的‘尖塔式’社会结构。”然而每个人都希望能向上流动，当向上流动的途径畅通时，有利于化解阶层矛盾。但是，当今社会缺乏这样畅通的渠道，努力得不到收获，这种状况必然会造成底层人们对上层人的仇视和愤恨。
第二，我国贫富差距过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是财富分配不公和利益关系调整不平衡的重要表征，也是社会弱势群体产生仇富心理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直线上升，2006年就已经达到，这表明，我国经济多年来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所共享，而是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这显然违背了社会公平。收入较低的人群或地区为自己所处的劣势地位感到不公，于是就会对高收入群体产生仇恨心理。然而贫富差距并不等于社会公平的丧失，而是我国当代社会还没有找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均衡点。所以许多弱势群体对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地区收入差异怀有不满情绪。
（三）社会互动关系层面。
首先，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对等的互动是仇富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现代的地位不一致的消费行为上。我们平时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就是当一名顾客走进一家高档品牌服饰店，店里的服务员首先就会对顾客的穿着打扮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再根据顾客现有的打扮来决定有没有必要认真为他服务。在公共场所中，富人通常会比穷人受到更多的尊重和关注。这些现象就很能说明在社会互动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富人与穷人区别对待。
第二，富人阶层的失范行为严重。
大到轰动全国的郭美美事件和近期曝光的官员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事件，小到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富人的炫富行为。我国已进入一个以炫耀性消费为代表的畸形消费机制当中。近年来新闻频繁报道关于有钱人举办的超奢华婚礼，对大众来说确实是一种震撼。富人阶层失范行为还表现在为富不仁。例如“我爸是李刚”事件，利用自己父亲的地位在公共场所为所欲为。然而，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有多少钱拥有多少套别墅，而是他能否利用自己的财富为社会作贡献，可如今能像李嘉诚这样将自己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都捐献给社会的富豪屈指可数。
三、如何看待仇富现象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富人真的可恨吗。
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在为了过上富足的日子而奋斗。我们不能否认有许多富人是由于自身的不懈努力而发财致富的，他们背后付出的勤劳和艰苦奋斗已经被财富的光辉所掩盖，而发财致富后想要过上比别人优越的日子也是正常心理。所以我们在看到富人风光的一面的同时，应该回想一下他们的致富手段是什么，有什么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和倡导的。虽然有的富人确实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可还是有许多富人时刻谨记着做人基本的道德原则。当然，具有仇富心理的人并不都仇恨所有的有钱人，例如袁隆平、李嘉诚等人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富人反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尊敬与支持，所以，真正理智的人不是仇“富”，而是仇社会的不公正。
（二）穷人真的可怜吗。
仇富现象大部分原因归结在富人身上，但并不是所有原因都在富人。新闻媒介总是喜欢将穷人塑造成为贫苦善良、受压迫的形象。许多穷人怀才不遇，一直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近年来关于穷人的负面消息也屡屡让大众心寒，例如偏远地区的孩子得到人们捐赠的衣物时，并没有感谢，反而埋怨这些衣服太劣质。可见在仇富之前应该先思考一下，自己为什么不能成为富人阶层呢，我相信还是有许多人是由于自身还不够勤奋。所以真正理智的人不是一味地去怨天尤人，而是分析和学习致富的方式。
（三）仇富现象不一定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乱。
仇富现象虽然蕴含着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因素，但是，我国社会总体而言还是会保持着基本稳定的状态，短期内不会爆发巨大的社会动乱。这是由于大众虽然有仇富心理，但是仍然在单方面地接受社会不公正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不断地改善社会治理方式，颁布了多项法律都是用来缓解社会矛盾，平息社会冲突的，政府的及时调控使社会不公平感降低，所以不会使社会落入一个混乱不堪的境地。再加上我国经济一直以来保持着快速增长的状态，总体来说大家都是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的。并且，仇富心理也不一定是坏事，会仇富的人是对提高自己的地位充满向往的人，还会激励这些人不断奋进，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循环。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仇富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应该相信政府的处理能力和社会本身的平衡力。
四、结论。
可见，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将仇富现象归结为富人的为富不仁，应该辩证地看待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客观地分析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状况，从全局着眼，站在社会大背景中来看待仇富现象。仇富心理虽不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乱，但也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总之，要想彻底地消除这一现象是不可能的，在注重效率的同时，还是要重视社会公平的实现途径是否畅通，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要想达到这种状态就需要政府部门、人民群众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并且需要大众对社会保持应有的信任与支持。
如今的社会现象论文【第三篇】
摘要仇富现象是当今社会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社会公平的呼声不断高涨之时，对于仇富现象的探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热点话题。本文将根据社会各界对仇富这一现象的理解，简要探讨何为仇富现象，并从社会学的视角，即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互动关系出发，对仇富现象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进行全面而深层次地分析。最后，本文创新地看待仇富这一社会现象，并探讨仇富现象将会对今后的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仇富现象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互动。
一、仇富现象含义与分类。
如今，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仇富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对于仇富的本质有不同见解。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其实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穷虽也有不公，但穷人往往是不公的牺牲品，是被动的，不得已而穷之。但富人，则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动的，是得已而富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认为，仇富是一种怪现象，仇富现象可概括为：员工仇恨老板、学生仇恨老师、病人仇恨医生、接受社会帮助的人仇恨做慈善的人。谢静教授角度新颖，将仇富现象与媒体中的富人与穷人的不同形象联系起来，认为媒介形象中的穷人通常是正面的形象，而富人以负面形象居多，这本质上也是一种仇富现象。以上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其实仇富的本质是仇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仇财富的不合法积累。这一说法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也是对上述观点的概括总结。根据近年来的一些社会热点，仇富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恐怖行动。
这是最为极端的一种仇富现象，是由内心的焦虑与愤怒的长时间积累造成的。北京机场爆炸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引爆炸弹的男子叫冀中星，家中经济条件困难，曾在广东打工生活，因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上访十多年，他通过投诉、网络博客等各种方式进行控诉都没有结果，于是只好采取极端行为报复社会，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还有“仇富男”杀死“宝马男”等类似案例，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由于内心积累了太多的不公平感，愤恨无法及时排解，对法律也失去了信任。
（二）扰乱社会治安。
还有许多人通过扰乱社会治安来表达仇富心理。比如在富人居住小区将停车场里的奔驰、奥迪等高档车辆砸坏或刮花；专门偷盗、抢劫富人的财富；聚众殴打有钱人；恶意散播关于富人的谣言等。这些行为的最大特点就是组织性。他们通常是由三五个甚至更多人组成的团伙，并且按照计划行事。个人的仇富心理再加上群体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会让他们更加胆大妄为。
（三）网络舆论。
通过网络来表达仇富心理是最为普遍的仇富现象，尤其体现在微博、博客、微信等新兴网络交流平台，发表几句仇富的评论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而有些人则专门通过发表一些仇富的文章，曝光一些富人的负面行为而博取大众的关注，从而表达自己内心的不公平感，同时也起到了带动作用，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共鸣。
二、仇富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
（一）社会制度层面。
首先，中共十四大后，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对资源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市场经济一方面优化了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就会引起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单位体制下，每个人都归属于一个单位，资源配置上几乎遵循平均主义，贫富差距不大。然而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它以创造财富为导向，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利用投资、股票等方式赚取巨额财富，从而造成这些人的财富与他们付出的劳动不对等的状况。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促进市场发育，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方针。这样，行政与市场的力量结合在了一起，都成为产生社会不平等的因素。
第二，国家有许多制度无形中强化或保护了富人的利益。仇富背后的制度原因就是有一个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的制度。例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更加重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优先发展；在三大产业中，国家大力扶植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初衷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然而较低的起征点以及缺乏必要的“限高”政策，已经违背了初衷。教育制度中也包含了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很多法规指向不够明确，许多人可以利用这些法律漏洞、投机取巧地攫取巨额利润。
（二）社会结构层面。
第一，仇富现象与社会阶层流动不畅有很大的关系。杨继绳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后致性因素的作用有减弱之势。先赋性因素加强、后致性因素减弱，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现象。”我国近年来出现了精英整合的趋势，权钱开始统一，这会更加强化社会资源流向精英。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人，也很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多地是成为“蚁族”，而那些出生在权贵家庭中的人，即使不用付出努力，就能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中的上层人物。李友梅等人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在严重分化的同时，形成的是一种具有庞大底层社会的‘尖塔式’社会结构。”然而每个人都希望能向上流动，当向上流动的途径畅通时，有利于化解阶层矛盾。但是，当今社会缺乏这样畅通的渠道，努力得不到收获，这种状况必然会造成底层人们对上层人的仇视和愤恨。
首先，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对等的互动是仇富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现代的地位不一致的消费行为上。我们平时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就是当一名顾客走进一家高档品牌服饰店，店里的服务员首先就会对顾客的穿着打扮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再根据顾客现有的打扮来决定有没有必要认真为他服务。在公共场所中，富人通常会比穷人受到更多的尊重和关注。这些现象就很能说明在社会互动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富人与穷人区别对待。
第二，富人阶层的失范行为严重。小到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富人的炫富行为。我国已进入一个以炫耀性消费为代表的畸形消费机制当中。近年来新闻频繁报道关于有钱人举办的超奢华婚礼，对大众来说确实是一种震撼。富人阶层失范行为还表现在为富不仁。例如“我爸是李刚”事件，利用自己父亲的地位在公共场所为所欲为。然而，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有多少钱拥有多少套别墅，而是他能否利用自己的财富为社会作贡献，可如今能像李嘉诚这样将自己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都捐献给社会的富豪屈指可数。
三、如何看待仇富现象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富人真的可恨吗。
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在为了过上富足的日子而奋斗。我们不能否认有许多富人是由于自身的不懈努力而发财致富的，他们背后付出的勤劳和艰苦奋斗已经被财富的光辉所掩盖，而发财致富后想要过上比别人优越的日子也是正常心理。所以我们在看到富人风光的一面的同时，应该回想一下他们的致富手段是什么，有什么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和倡导的。虽然有的富人确实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可还是有许多富人时刻谨记着做人基本的道德原则。当然，具有仇富心理的人并不都仇恨所有的有钱人，例如袁隆平、李嘉诚等人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富人反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尊敬与支持，所以，真正理智的人不是仇“富”，而是仇社会的不公正。
（二）穷人真的可怜吗。
仇富现象大部分原因归结在富人身上，但并不是所有原因都在富人。新闻媒介总是喜欢将穷人塑造成为贫苦善良、受压迫的形象。许多穷人怀才不遇，一直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近年来关于穷人的负面消息也屡屡让大众心寒，例如偏远地区的孩子得到人们捐赠的衣物时，并没有感谢，反而埋怨这些衣服太劣质。可见在仇富之前应该先思考一下，自己为什么不能成为富人阶层呢，我相信还是有许多人是由于自身还不够勤奋。所以真正理智的人不是一味地去怨天尤人，而是分析和学习致富的方式。
（三）仇富现象不一定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乱。
仇富现象虽然蕴含着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因素，但是，我国社会总体而言还是会保持着基本稳定的状态，短期内不会爆发巨大的社会动乱。这是由于大众虽然有仇富心理，但是仍然在单方面地接受社会不公正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不断地改善社会治理方式，颁布了多项法律都是用来缓解社会矛盾，平息社会冲突的，政府的及时调控使社会不公平感降低，所以不会使社会落入一个混乱不堪的境地。再加上我国经济一直以来保持着快速增长的状态，总体来说大家都是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的。并且，仇富心理也不一定是坏事，会仇富的人是对提高自己的地位充满向往的人，还会激励这些人不断奋进，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循环。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仇富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应该相信政府的处理能力和社会本身的平衡力。
四、结论。
可见，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将仇富现象归结为富人的为富不仁，应该辩证地看待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客观地分析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状况，从全局着眼，站在社会大背景中来看待仇富现象。仇富心理虽不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乱，但也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总之，要想彻底地消除这一现象是不可能的，在注重效率的同时，还是要重视社会公平的实现途径是否畅通，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要想达到这种状态就需要政府部门、人民群众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并且需要大众对社会保持应有的信任与支持。
注释：
毛寿龙。仇富的本质是仇不公。学习月刊。2006(7)。
亦叶。钱文忠：仇富是中国社会怪现象。经济学人。2011(10)。
如今的社会现象论文【第四篇】
摘要：在实际社会生活里，人们因为各自的社会地位及所处的社会阶层不一样，导致在语言使用、交流过程中出现一些有心或无心的带有歧视性的语言词汇。面对种种语言歧视，正确的面对和修复是社会义不容辞的职责，以确保语言使用的纯工具性。
关键词：语言；歧视。
在现实社会中，歧视无处不在，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不同地域之间的歧视，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歧视等等。这些观念借助功能强大的媒体、文学作品、社会舆论以及人际传播，歧视的态度和情绪被强化并推行开来，更加剧了这些不平等的隔阂和隔离。歧视和偏见作为偏离客观事实的看法和态度，是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社会文化中，人们选择一种说法，排斥另一种说法，是由于主流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它的形成被经济上政治上占绝对优势的群体所掌控，与权力有关。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一种文化霸权。福柯(foucaul)的著名权力理论也指出，语言与权力密切相关，语言是一个充满压迫和斗争的场域。语言里面出权力，现实是语言的现实，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语言中的各种歧视实际是社会现实中阶层歧视、文化歧视、民族歧视的表现。
一、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话题。
男性被认为是人类的原型，汉语中的“他”也正能反映出人们的这一认识。“他”在语用上完全偏向于男性，不论在书面语中还是在口语中，可以指代男性和女性，而“她”只可指代女性。在指代一群人时，即使只有一个男人，也不能用“她们”，仍然要用“他们”来指代。这种完全以男性的视角来定位的语言现象就是男性语言泛化的表现。
不独称谓词，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词语也在将女性丑化，这正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居高临下和歧视，如“妇人之见”、“婆婆妈妈”、“女流之辈”、“最毒妇人心”等，而对那些不被男人群体接受的男人的评价却是“女里女气”、“娘娘腔”、“伪娘”这类与女性相关的词语。
女人的价值似乎与男人联系在一起，与青春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岁月流逝，年华老去，女人似乎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身价大跌，成了令人生厌的人。于是，女人被描写成“人老珠黄”、“弃妇”、“失宠”等。
汉字是表意文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体系。汉字积淀着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对1997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的包含有“女”字的简体字做了一个简要的分析，其中表贬义的字就有十几个之多。
如“耍”字从“而”从“女”，它的本义是玩弄女性，因为“而”是象形字，指男人的胡须，“而”与“女”合起来表示是男人把胡须垂到女人的脸上，对女性进行戏弄；“妥”字从“手”从“女”，指男人以手，即以武力驯服女人；“妾”从“立”从“女”，有学者认为其中的“立”字像一把倒悬的刀，一把刀始终悬在女人的头上，随时有可能落下来，可见女人处境的低下。
二、社会角色歧视。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具体说来，它包括以下四方面涵义：角色是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角色是人们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角色是人们对于处在特定地位上的人们行为的期待；角色是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的基础。
最近很多年，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不断高速成发展，很多农民离开土地来到城市，从事建筑、维修、运输等工作，成为时代的新工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一一“农民工”。“农民工”一词频频出现于各种媒体，成为人们熟知的名词。
“农民工”这个词汇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玉林教授1983年提出来的。这词语取代了最初的“盲流”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社会的进步和宽容。不过近些年社会对“农民工”这一称谓越来越多地提出疑义，主要是针对这个词语背后的歧视意味。
其实，“农民工”一词并不规范，这个称呼既不是职业的标准分类，又不是社会分层的正式的概念。按以往的标准说，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按现行标准，农民工应划分到劳动职业阶层。这一不规范的概念之所以仍然长期存在，主要缘于人们对于城乡这一最大差别的优先分类。
人们通常以所从事的社会工作来标识社会身份，区分职业属性，而很多农民兄弟们即使告别了土地，也不能与工人并称为现代工人。社会的这种定性式的称呼带有社会歧视的意味，使这些农民兄弟时刻意识到自己身份的卑微。
三、地域歧视。
地域歧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歧视”就是“区别对待”，地域歧视就是基于地域差异而形成的一种“区别对待”。它是由地域文化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人类心理活动等因素引发的一种刻板、片面的观念和错误倾向。
语言中的地域歧视在地理行政区划上表现的较为明显，以前，苏北人被称为“江北赤佬”、“上海人的陪衬人”、“江北猪秽”等。已经作为特殊专有名词的“河南人”、“四川民工”、“湖北佬”、“外来妹”、“乡巴佬”以及描绘河南人、苏北人、四川人、湖北人的种种文字，都透露着这样一种信息，这些新词语的生成实质上是发达文化群体将边缘地区、贫困地区人作为陪衬和附属来看待，而这些被歧视的人则终日躲在发达地域人们的阴影下生活，暗淡着而又无奈着。
地域歧视是“贱贫”心理的体现。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出现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如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问题比较多。特别是因为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而造成的“仇富”心理和“贱贫”心理，使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拉大。贫穷地方的人到了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省份谋生，容易遭到歧视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他们的家乡太穷，富人看不起穷人，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才产生了歧视，其骨子里、在内心深处仍然是小农心理在作怪。
四、职业歧视。
语言中的职业歧视主要表现在对从事低等职业的人的称谓上，如将回收废品和垃圾的称做“收破烂的”，将清扫街道的人称为“扫大街的”，将照看孩子的人称做“看孩子的”，将靠唱歌为生的人称为“卖艺的”，将清扫厕所的人称为“掏大粪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类称呼虽然仅是口语词汇，并未进入书面语，不过也很不规范，是将一些生存群体在尊严和人格上予以矮化，这些人在主流文化中屡屡被轻视，甚至被当成了嘲讽的对象，没有稳定的社会定位和相应的社会价值。这些职业称谓包含着人格歧视。简言之，就是一类职业的人看不起另外一类职业的人，也就是什么职业吃香，什么职业不吃香，从事吃香职业的人看不起从事不吃香职业的人，说到底就是一种高贵和低贱较量的产物，而评判的标准就是“权”与“钱”。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职业歧视现象在一些公开场合逐步有所淡化，人们也开始正视分工不同的职业在社会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互融关系。于是在语言方面也自主取消了带有歧视性的语言，特别是对一些所谓“低贱职业”都重新加以换名，如“打大街的”己被“环卫工人”取代、“失业下岗人员”被“自由职业者”所代、“剃头匠”也逐步转化为“理发师”、“美容美发师。
五、人格歧视。
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对人格权认知方面的缺陷，许多人还严重缺乏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自觉性，或者，即便有一些认知，也是属于初级阶段，在不以为然的心态支配下就侵害了他人的人格尊严，“人格歧视”就是这样产生的一种不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违法行为。所谓“人格歧视”，是指具有某一方面优势的个人或者群体，出于对他人的不平等心态，公然实施的轻蔑或者轻侮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通俗地说，就是凭借自己的优势，不把他人的人格尊严放在眼里，并且以一定的行为表达对他人的人格尊严的蔑视。
称呼具有区隔的作用。近些年汉语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称呼语，这类称呼大多将被称呼者的某类特征作为标志，屡屡被突显出来，比如“留守儿童”、“艾滋孤儿”、“特困生”、“问题青年”、“弱势群体”等，着实值得人们思量。
至于像“女强人”这一流传多年的谓呼，实则是把女人事业上的成功与女性的美好品性对立起来，冠上了“女强人”的帽子就意味着失去了贤良、温柔的特性。上文提到的“农民工”，其实就是新劳工，社会却偏偏要在称呼上将其出身标注出来，这充分反映了人们认知方面的局限性。
称呼成为一条鸿沟，使彼此无法逾越，成为不同类别的人们之间很深的隔阂，也造成了新的社会歧视。凡此种种，都提醒人们，要小心使用称谓。在突显一种特性的时候，要注意是否会暗淡另外一种特性，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和新的歧视。
一是语言有二元分类的特性，一是大众集体心态和观念的影响，还有就是文化霸权，或者说是“权势概念”在起作用。如果说语言性别歧视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那么观察语言中的地域歧视现象和职业歧视现象则可看出现代人的集体心态。
有学者指出，对诸如“河南人”这种类似的丑化与歧视的称呼，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它背后隐藏着的东西要比已经暴露出来的东西可怕得多，反映了在这个社会经济急剧变化的时代，人们以取笑羞辱贫苦百姓为乐趣、为时尚，以歧视穷人、落后者为能事，以“经济”作为唯一标准来评判一切，这不能说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时，在传播这种歧视的同时，人们的口舌相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己则偏安一隅，泰然观看事态的发展，这也是一种看客心理。如果任由这种集体心态发展下去，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很多社会变化都是从称呼的改变开始的。改变称呼是为了改变称呼的特定内涵。上文提到的几个称呼的改变也说明了社会的宽容、进步和对某类人的理解。称呼的改变使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身份不固定的人群获得了应有的自我价值，进而实现了自我的中心化。一个社会的结构、制度不是一时能改变的，但是称呼却可以在较为短暂的时间内，引导社会观念，淡化歧视色彩，在一定的氛围内改善关系，在这方面语言可以发挥一定的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贾彦德。汉语语义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晓义。言语交际[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杨春。性别语言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4]张承平，万伟珊。汉语语言歧视现象散论[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4(3).
[5]高朝阳。从历史文化视角看英汉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j].攀枝花学院学报，2009(5).
如今的社会现象论文【第五篇】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地从土地上游离；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发达地区流动成为重要的劳动力市场流动形式。按照经济社会学的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受到经济方面的影响，还有来自社会经济因素、社会关系和信息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户籍制度、文化障碍和农民工自身的障碍，农村劳动力在流入城市地区之后也存在很多问题。农民工始终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物，难以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享受到城市人的同等待遇，农民工的边缘化，无法实现身份认同，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城乡二元化的趋势。我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资源集中在少数城市地区，导致在城乡及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劳动力从较不发达地区转移到较发达地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待遇问题引起学者广泛的关注，流动人口如何融入当地城市，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城乡二元化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二元结构不仅仅只在经济层面体现出来，更应当体现在社会层面（庄士成、王莉，）。因而，不能仅从经济层面去关注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在经济和社会多层面关注，才是理解经济发展应有的态度。
二、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
社会行动是韦伯社会学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中，经济社会行为不同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中的经济行为。经济社会行为不单单是受到物质利益和理性驱动，行为的其他方面也是韦伯关注的重点。根据韦伯的说法，有四种主要的社会行动：传统的，感情的，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的。在经济行动中，没有使用暴力并且经济目的是主要导向。在经济取向的行动中，或者目标是经济的但使用了暴力，或者目标不是经济的但经济方面的因素被考虑进去。经济社会学既研究经济行动也研究经济取向的行动，而经济学传统只研究了前者（胡雅梅、韩克庆，）。相比于市场分析和文化分析，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同时包容了经济和文化的作用，而且承认历史的影响。
在刘易斯的二元论述中，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劳动力将出现从农业部门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现象。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为何要从农村流向城市，这是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对经济收入的预期和迁入地、迁出地之间的经济差别是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重要原因。然而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社会因素值得探讨。1、社会经济因素我国城乡之间的差别早已有之，仅仅用经济学的推拉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外移的`原因。在传统上，我国以家庭伦理为中心，注重家庭及家族的延续，家族财产是延续家族的物质基础。在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绝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在迁入城市地区之后依然是以家庭为单位。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农业收入低，在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时候还需要承担养育家庭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家庭更好的生活条件，许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成为了农民工的一员。2、社会关系因素人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员，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到网络关系的影响。在农村劳动力向外流转的过程中也受到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首先，面对众多的城市，农民工选择进入的城市往往是熟人介绍，因而在一个城市之中往往会形成同乡聚集的情形。如果个人能够通过他的关系网络得到帮助，那他将某地作为选择的意向动机就会更加强烈。其次，对初次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而言，城市的陌生感使得他们需要同伴的结伴来减轻这种不熟悉和不安。3、信息因素社会关系是农民工信息传播的最主要来源。社会关系网络为农村劳动力带来大量的有用信息，这些信息是政府和媒体无法提供的，并且也更加可靠。一个农村劳动力首先流向城市，有关打工的信息接着会传到农村的其余人那里，并促发他们进城打工的心理。而其他人会通过已外出者来增加经验并且获得帮助，这就大大提高了他们要向外流动的可能性。在信息的有效性方面，亲友、老乡所提供的信息也更为可靠。
四、农民工为何难以融入城市。
虽然我国目前已有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但时至今日，农民工始终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物，难以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享受到城市人的同等待遇。这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户籍制度障碍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了限制人口的流动而制定了户籍制度，户籍规定了人的身份，也由此规定了与身份相关的权利和待遇，即使发生了人口的转移，户籍却未随之改变。由于受到户籍的限制，农民工不能像当地居民那样平等地享有本地的各项权利与待遇。与此相对应地，农民工没有户籍身份的认同，便会疏远这个城市，从心理上产生排斥。2、文化障碍市民和农民工不同的社会化过程，造成了二者的文化分化。对城市居民来说，社会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社会化的结果就是现代性和城市性的获得。这种匮乏恰恰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也是歧视产生的重要前提（卢国显，）。3、主观障碍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困境也有其主观原因。首先，农民工经济资本普遍短缺，经济收入较低，在物质生活上与城市居民相差较远，住房、生活质量都受到限制；其次，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大多是由老乡结成的小圈子，社会参与的障碍较大；再次，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而城市之中的农民工普遍具有较低的文化水平，所从事的工作也对文化水平要求不高。
五、总结。
经济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动，它不可避免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念等。因此在分析农民工流动问题时，运用经济社会学的思想，要从经济、文化、历史、制度等多方面着手。
参考文献。
[3]卢国显.农民工:社会距离与制度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如今的社会现象论文【第六篇】
标签和反标签，是近年来网络常见的现象，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可以来说是关于代际划分的标签。尤其是九零后，因为处于互联网迅速发展阶段，成为风口浪尖人物，多次产生巨大的网络舆论。
“九零后”这个词一度指九十年代后出生的这部分群体非主流，自私，自我，也成为一个贬义词，但随着时间发展，这部分群体身上原有的标签被撕去。
他们在国人面前，身上带有的品质出现，年轻，活跃，勇于接受新事物。不过值得会心一笑的是，零零后标签固化初现端倪。
我们处于网络浪潮中，在见证着标签固化的同时，也看到反标签的论战。但就整体趋势而言，反标签似乎占了上风，这和我们网络的主要群体有一定关系，九零后们更强调个性。
韩少功写过一本书《马桥词典》，写到马桥人对味道形容的词“甜的”，只要是他们认为好吃的味道都用“甜的”来形容，他们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而西方人的吃到辛辣，或者对舌头刺激性食物，则用“hot”形容。
一定程度我们可以看出标签固化的原因，由于时间或者地域的局限性，彼此无法深入沟通了解，从而形成固有印象。
那么标签固化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交流接轨，为了让世界更好记住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功夫，长城，故宫，兵马俑等成为我们的文化名片，在让世界其它国家记住中国的同时，无意间也把中国的形象固化，现在也对中国输出其它文化产生困难。
同样在网络里面，由于信息瞬息万变，标签固化有助于网友加深对自身的印象，于是我们看到了“最有故事的女同学”“最美xx”等系列网络人物，一时风头另他人难以企及。
娱乐圈的人设更是屡见不鲜，比如“老干部”“耿直”“蠢萌”“逗逼”等等形象，我相信在我说出这几个标签的时候，读者脑海中自然也勾勒出相应的明星形象。
过犹不及，相应的负面影响随之而来，过分地渲染一个标签，会使网友产生厌烦之感，同时也会面临限制，在要转型时候付出更大努力，甚至可能导致失败。特别是人设一旦崩塌，难以再挽回形象，更会让人觉得“作”。
那么又该如何减少乃至消除这种标签带来的标签固化影响，最根本应该是做到自身的强大。
比如近些年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更加深入交流，展示的是一个多元化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京杭大运河还在历史中砥砺前行，几千年古老智慧的二十四节气还在叙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美好愿望。更有高铁载着经济发展，移动互联网独领风骚。
胡歌撕去标签人设的过程是值得小鲜肉们学习，虽然有无数自媒体人夸耀他，但是笔者依旧以他为例，毕竟除了他，要真正提高实力的明星我真的不知道几个，也许陈晓还在修炼过程，彭于晏是一直都很出色，把演员职业做得很赞。
回到开头所说的零零后，有意思的是批评他们最多的大概也是来自当初被标签固化严重的九零后，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而笔者也会在下周分享相关见解。
大江东去浪淘尽，时间最为公平，也能让大家记住最该记住的。
如今的社会现象论文【第七篇】
议论文是高中学生写作需要掌握的一种文体，很多学生平时积累了大量的事实论据，但总写不好议论文，为此很苦恼。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有了米也未必就有美餐。议论文重在讲道理，通过事实材料和逻辑推理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材料的积累只是第一步，还得学会对材料的叙述与分析。不少学生在使用事例论证时普遍存在以下缺点：叙例不当，文体走样；堆砌事例，有据无论；分析肤浅，不够深入；油水分离，脱离中心。这些失误的共同点在于不会紧扣中心论点处理论据，在叙例与析例方面缺少方法和技巧。为此，笔者结合自己在指导学生议论文写作中的一些感受与做法，谈谈议论文叙例与析例的方法。
一、有效运用事实论据进行论证。
1.定向转述，一例多用，根据论证中心论点的需要灵活选择、处理论据。
学生积累的许多材料是可以多方面多角度使用的，同一则材料可以服务于不同的观点，特别是一些关于人物的材料，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叙述的角度，就可以为不同的观点作论据。因此，叙述需要“定向”，这个“向”是论据证明论点的指向、方向。
“滥竽充数”的故事为人们所熟悉，故事中有南郭先生、齐宣王、齐湣王及其他演奏者等几个对象，在作文中，我们可以根据不同观点的需要，对这一则材料进行不同角度的转述。
观点：俯下身子，聆听他人的教悔。李白俯下身子，聆听老婆婆的教诲，于是才有了“铁杵磨成针”的意志，成就了一代“诗仙”的美名；蒲松龄俯下身子，聆听过路人的'述说，于是才有了“写鬼写妖高人一等”的文言小说；唐太宗俯下身子，聆听房玄龄、魏征的直言，于是才有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毛主席俯下身子，聆听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才得以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俯下身子，聆听他人的教悔，使得我们内心变得更加澄澈而明亮、圣洁而宽敞。
这一段叙例，结合排比的句式举例，穿越时空，把同类的论据串成论据链，增强语势，加大了论证的力度。
二、做好例后分析，力求“点”的深刻。
所谓“点”是指那些具体的、有代表性的、能深刻反映观点的重点事实。“点”的材料能否有深度，关键在于是否对材料进行利用和分析，即“析例”。学生写的议论文往往只是叙述事例，而不进行分析，形成“论据+论据=观点”的错误形式，这种“不讲道理”的议论文，论点无论怎样正确，也不足以服人；论据无论怎样充足，也不过是一堆零碎的材料。
其实用事例论证法写议论文好比用砖砌墙，事例是“砖”，而分析议论则是砖与砖之间的“泥”，离开这些“泥”，“墙”就不牢固。析例的方法有很多种，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因果分析法。
因果分析法就是抓住论据所叙述的事实，并据此推求形成结果的原因的一种分析方法，把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讲出来，它的标志性词语通常为“为什么……因为……”、“正因为如此……所以”、“之所以……是因为……”等。
如今的社会现象论文【第八篇】
地域歧视是歧视的一种。由于人类的活动范围大多在同一个地域，对其他地域的人民通常不熟悉，所以会产生偏见甚至妖魔化，如中国人对北京人、上海人、河南人等的刻板印象；日本东京人和关西人之间的偏见，以及台湾人对东南亚各国人民的丑化。当外地人来到这一对他不熟悉的地域时，当地人便会依社会上的偏见来解释其性格，因此而可能产生偏见和妖魔化。若某一地域有较多人移动到另一地域时，偏见和妖魔化的问题便会开始明显，并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很多新疆人流浪全国铤而走险，导致国民对新疆人，特别是新疆少数民族体貌的人士有恐惧心理。
地域妖魔化在网络上多表现为地域贴，地域笑话等。当偏见和妖魔化以制度性的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或者污辱性言词等个人行为出现，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或者名誉的时候，可以认为这些行为属于歧视行为，称为地域歧视。地域歧视不同于地域妖魔化，地域歧视对被歧视人的利益和名誉造成实质性损害，因此不再是个人印象或者开玩笑那么简单，地域歧视一般需要诉诸法律程序解决。
自然造成地域性歧视其背后也是有着它的根源性的，那么是什么造成中国人这样一种地域性歧视现象的呢？其实，如果你只要仔细的分析思考，你会发现，这种地域性歧视不单是因地域而分，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是范围或者表现形式不一而已。
我们先把地域性扩大，把省份上升到国家，那么你就会发现，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像什么河南人、上海人、东北人的地域性区别是被抹煞的了。取而代之的是骂美国人，骂日本人，骂韩国人。我们再把眼光的地域性进一步放大，从国家上升到东西方，于是你又可以发现，这个时候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之间的区别又是被抹煞了的，角度开始换到东西方文化优劣的比较上来，自然东方文化又是要被我们盛赞自夸一通，而西方文化自然也是要被贬低下的。这是地域性歧视扩大方面的一个现象。
反过来，我们再把地域性缩小，从省份的地域性降到县城，我们也同样会发现同一个省份，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也会因为县城这个原因呈现出地域性歧视的特点。到镇到村也是如此，就是到了家，同一个村子里人家与人家之间也是会一样的，我们家比他们家如何如何，他们家又怎么样怎么样。总之也还是免除不了有色眼镜的存在的。
地域性歧视不单存在于省份，只要有地域的区别，那么这种歧视是存在于各个角落的。那么没有地域性区别，是不是就没有这种歧视的存在呢？也不是。比方说，我们时常见着很多大学生嘴里动不动就是：“我们清华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北大怎么样怎么样。”“他们那个学校怎么样怎么样。”又或者某些公司的员工也会这么说：“我们公司如何如何。”竞争对手的“公司又如何如何”。
也就是说，于中国人来说，只要有分类属性的存在，就必然有一种与分类属性相配的范围类的歧视存在。从这个结论角度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各类这样的现象了。诸如过去文学界的“海派”和“京派”之争，今日的“80年代后”作家和“80年代前”作家之争，又如历史上的各种党派学派之战，无非都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特性。
2、社会危害。
地域歧视的社会危害显而易见。以河南为例，地域歧视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一部分河南人的生存权，形成了社会不公，而且还容易使一些素质较低的河南人破罐破摔，从而对社会构成新的危害。流言飞语，重于利剑。如果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大国，有一亿人口被不公平对待，这些人被激怒之后所产生的“爆发力”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对于地域歧视，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高度重视。
地域歧视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公平、平等、正义的理念是相悖的，它不利于人权的保护。任何一个社会，不要说发展，就稳定来讲也是起码的基础。一个公平的社会起码有三个层次的公平：一是起点的公平，二是过程的公平，三是结果的公平。如果一个人处于被歧视的境地，会给个人造成消极的心理影响，甚至会使个人采取一些极端的报复社会的行为。我们现在要构建和谐社会，而地域歧视会孕育一些潜在社会矛盾，很容易给和谐社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第一，地域歧视不利于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地域歧视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对被歧视者是不公平的，是缺乏正义的。公交车上的对方言的蔑视，一些商店打出不卖某地货的牌子，招工单位声称不要某地人，去年深圳某派出所扯出“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的大横幅等地域歧视现象，都是同公平、正义相违背的。
第二，地域歧视不利于建设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诚信要求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社会规则、规章制度和公共秩序，友爱强调的则是要在全社会倡导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地相处。地域歧视则使人们彼此失去信任，由隔膜到隔绝，甚至相互敌视，严重者更可能会发展到引发纷争，造成冲突。
第三，地域歧视不利于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局面。地域歧视会使社会处于一种难以整合的状态，矛盾激化后，极易导致社会出现撕裂状态，也就是社会学家所讲的“断裂社会”。“断裂社会”绝不可能是和谐社会。
3、原因初探。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存在方式是很矛盾的。我们都知道，儒家思想一直提倡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种由小而大的方式过程。如果从哲学角度来说，这很符合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但是，这过程里却隐含着一种很矛盾的东西。
这种矛盾体现在道德的个体性和思想的群体性上，儒家思想很着重个体的道德修养，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符合儒家思想标准的完人，你就必须从自身做起，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的存在最为体现的是道德上的个体性，而不是随波逐流，那么什么才不算随波逐流呢？自然，社会上的一切现象，你得思考辨别它们的存在是不是符合儒家标准。作为个体性修养来说，儒家思想要求你学会思考学会辨别。但是从大的层面，群体性即国家天下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又是抹杀了个体的思考的，只有儒家思想才是一统天下的思想，任何其他的思想都是异端邪说，这时又必须是抹杀了个体思考的。这样的一种矛盾性造就了中国人的另外一种特性，传统文化思想个体的修身过程决定了中国人个体性的自我特征，而传统文化一统的思想对思考的抹杀又造就了中国人自卑的特征。自我和自卑这两个矛盾的特性就在中国人身上融合在了一起。
自然，由此而及的地域性歧视也就很自然了，地域性的歧视其实就是自我的特性，一切只有自己的优秀，那么别人的自然就差了。同时，因为思想的自卑性，所以这些地域性歧视的人群在地域性歧视的时候都绝对不会是以个体的方式个体的思想存在的。所以，王朔在骂80年后的时候，自然是要拉上50、60、70年代的作家的，这是骨子里思想自卑的自然反应，同样80年后回应也是要以80年后这个群体作为思想的支撑的。所以，骂河南人或者上海或者山东人的人，同样也是要拉上一个自己省份的人的。所以学派之间的论战拉上同样级别的学派也就正常了，自然当男人说女人怎么样的时候会加上句：“我们男人”，女人反驳也是会带上“我们女人”这样的话语的。至于那些动不动就“我代表多少什么人”都无非是思想自卑的一个反衬。
也就是说，这种地域性歧视的真正根源并不在地域性，而在于这个自我的范围，以地域性自我为范围属性那么就有地域性歧视，以年代自我为范围属性就有年代属性，以学术观点自我为范围属性那么就有学术性歧视。
归根结底，这是中国人自我和自卑的体现而已，而这自我和自卑都是独立思考的丧失。这真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参考文献：
[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翻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2]刘易斯。科赛等。《社会学导论》杨心恒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
[3]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页。
[4]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