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良渚 良渚文化实用【参考4篇】
良渚良渚文化【第一篇】
;杭州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航拍。
2002年，大概是所有申遗年份中最热闹的一年。
全国十几个地方好像约好了似的——沈阳故宫、明十三陵、明孝陵、山西晋祠、云南泸沽湖、四川三星堆、南越国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河南少林寺塔群、宁夏贺兰山岩画、北京云居寺、武当山古建筑、浙江南浔、安徽呈坎村等，先后宣布要“申遗”。浙江良渚也是其中之一。
对良渚来说，这只是开始，此后是条漫漫长路。直到2019年7月6日，振奋人心的消息终于传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伴随着良渚申遗的成功，中国超过了意大利，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也以无可辩驳的实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文化圈流行一句话，100年中国看上海;500年中国看北京;1000年中国看西安;5000年中国，就得看良渚了。
良渚遗址，距今5300年至4500年左右。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贡献。
5000年良渚传奇，被世人发现却只有83年。这还得从一个早已被公众忘记的人物说起，他叫施昕更。
1912年，施昕更出生在浙江杭县良渚镇（位于今浙江杭州余杭区）。他在杭州读了中学，毕业后考入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附设的高级工科职业学校。因为曾在艺术馆担任管理员，他对文博充满了兴趣，1930年，进入西湖博物馆从事地质矿产工作。并非考古专业出身，命运却让这个年轻人发现了震动学界的遗址。
施昕更越想越疑惑，干脆拿着铁锹等工具跑回老家，自己开始了田野调查。这一年的11月3日，在良渚镇附近棋盘坟一个干涸的池底，他发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带回杭州。在参阅了大量书籍资料后，施昕更受到1934年发表的《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的启示，猜测“此黑陶既与石器相伴，或者与城子崖相同”。
发现了良渚遗址的施昕更。
命名良渚文化的夏鼐。
西湖博物馆对施昕更的发现很重视，立马组织了3次发掘，并让施昕更负责。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先后发掘出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施昕更非常振奋，发掘工作一结束，就动笔写出5万余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制图百余幅，详细介绍发掘经过、收获，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施昕更发现良渚之后，本来还盼望继续发掘、研究。但日军全面侵华，战火一步步逼近，25岁的施昕更毅然投笔从戎，两年后患了猩红热并引发腹膜炎，因战事紧张、药品奇缺，英年早逝。
因为杭州沦陷，他花费很多心血写成的考古报告，在去世前一年才得以出版。战时山河破碎，施昕更在标题下面专门写了一行字——“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
对当时的考古学界来說，良渚的发现不啻一场地震。
良渚发现时，大多数学者包括施昕更本人，都受此观点影响，认为良渚是龙山文化的一支。新中国成立后，长江流域不断发现新的遗址，人们很快认识到各处文化的独特性。1959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提出了“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命名。
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王”及其上面所刻的神徽。
1986年发掘的反山墓地。
1986年，是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这一年，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有了重大突破。在余杭县长命乡的反山，考古学家清理出11座大墓，共发现了5000多件玉器。
良渚最突出的就是玉文化，其数量、体量、种类以及工艺都达到了中国史前琢玉水平的巅峰，反映了高超的艺术成就。并且这些发掘出来的玉器，体现出良渚文化时期人们在宗教、政治、礼制等诸多方面的信息，拥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最为世人熟悉的当属“玉琮王”。 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中心钻有圆孔。玉琮高厘米，孔径厘米，外径厘米，重千克。“玉琮王”出土于反山12号大墓，上面刻有良渚人的神徽，由神面、人身、兽肚、鸟爪组成：头戴大羽冠的神人，脸面为倒梯形，双手扶持兽头，骑跨在兽身上。獸作蹲伏状，双眼圆睁，有鼻有嘴，獠牙尖齿，前肢屈膝，利爪毕现。神徽融合了阴线刻画和浅浮雕两种技法，浅浮雕还分层次，最精细的地方，一毫米之内刻了四五道线条。
12号大墓还出土了很多绝品。比如“玉钺王”，上面刻有神徽及鸟纹，在所有良渚出土的玉钺中是唯一的。还有一套良渚文化中唯一的玉权杖，同样刻有纹饰。凭借这些无与伦比的出土品，专家推断，反山正是“王陵”。
总的来说，良渚的玉器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围绕神权、王权的玉礼器，如玉琮、玉钺、玉璧及玉冠等;二是玉织具、玉纺轮等生产工具;三是普通的装饰性玉器，如玉珠、玉镯等。对良渚来说，玉无疑是国之重器。
围绕良渚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在持续。
2007年，浙江省文物局和杭州市政府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宣布发现了一个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去实地考察后认定，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可谓“中华第一城”。
这是一个在重要性上不亚于殷墟的考古发现。近代以来，中国上古史屡受中外学者质疑。对三皇五帝、尧舜禹，甚至夏商周，都曾是一片否认之声。1928年，殷墟正式开始考古发掘，成为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则是目前被认为与夏代有关联的文化遗址。良渚古城的发现开启了人们对“良渚古国”的大胆猜想。
远古时期，良渚是像如今威尼斯那样的水城。它的四面城墙上有6个水门。考古学家曾在良渚遗址的西北侧发掘出一条人工堆筑的巨大土垣，长达公里。它匍匐逶迤于农田中，除几处自然山丘，人工营建的痕迹依然醒目。有的分层夯筑，有的以砂砾土堆积。起初大家不知道这条土垣是何用途，随着更多的考古发现，2009年，一个大型水利系统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由11条水坝连接山体构成的大型水利设施，主要功能是作为良渚古城的防洪系统，同时也用于水运和灌溉。从水坝遗址的切面看，夯土中有规则分布的草炭灰化痕迹。专家证实，良渚人已采用了“草裹泥”筑坝技术，这种工艺在后世水利工程中广泛应用，与现代抗洪中依然使用的沙袋筑堰方式原理一致。现代手段评测显示，遗址中的高坝可阻挡短期内960毫米的连续降水。
1981年余杭舟枕上湖村采集的良渚文化石犁。
良渚文化嵌玉漆杯。
1987年瑶山遗址发掘的简化神人纹玉方锥形器。
1986年反山遗址的良渚文化玉鸟。
1986年反山遗址发掘的双孔玉钺。
经过考古学家和水利专家的研究，确定这个水利系统的断代在距今约4700至5100年，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年。
上世纪70年代以后，良渚文化分布区域内各遗址陆续出土了600多个刻画符号，尤其以庄桥坟遗址石器上的刻符最为学界瞩目。6个符号，形态规整、排列整齐，专家推断，极有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
在这些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良渚在古代，恐怕应该是个方国——联合城邦制国家。先秦有本古籍叫《鹖（音同和）冠子》，里面记载了一个“成鸠氏之国”，并说这是一个“玉礼巫政之国”，国王成鸠氏手握王鈇。宋代人解释，成鸠是太古天皇氏（伏羲）的别号。而在考古发掘中，玉礼、王鈇（玉钺）似乎都能与良渚对上号。有学者认为良渚就是伏羲建立的国家，是中华文明的开端。
据考古发现，4000多年前，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突然销声匿迹。盛极一时的良渚古城缘何神秘消失？良渚先民又去向何方？学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推测良渚古城遭受了洪灾，良渚先民的住所、设施、农田都顷刻间毁于一旦;有人推测，良渚古城被大海侵袭。良渚文化晚期，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建立在太湖平原上的良渚古城被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在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厚厚的淤泥和沼泽层似可佐证这前两种推测。还有人推测，良渚古城遭受了战乱之祸。
无论是因为什么而消失，良渚文化都“消”而不“亡”。有学者认为，良渚先民的迁徙是全方位的，有的渡江北上，到达中原;有的从西南进入皖赣、闽粤、巴蜀。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齐家文化遗址，黄河中游的山西陶寺文化遗址，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遗址;珠江流域的广东石峡文化遗址等都出土了带有良渚文化印记的新石器时期玉琮。由此可见，良渚文化不仅滋养了长江中下游流域，其璀璨的光芒也辐射整个华夏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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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是浙江杭州余杭的一个小镇，也许不少中国人还念不准它的名字：良“煮”？良“储”？然而，就在这座小镇下面，隐藏着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线索和证据。经历八十余年的“寻宝”，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此逐步触摸到“中华文明的曙光”。
三枚石镞引发的考古轰动
193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考古学家卫聚贤听闻时任立法委员何遂在杭州购得三枚石镞。对于以卫聚贤和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的吴越史地研究会成员来说，这个消息不亚于“雪中送炭”。因为那时，这群学者正在江南地区苦苦寻找文化遗址。他们如此迫切，其实事出有因。
近代以来，在国际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年代最早为春秋”“中国无新石器文化”以及“中国文明源于巴比伦”等观点甚嚣尘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更是不被认可。因此，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考古学研究方法传入中国，梁思永、董作宾、吴金鼎、卫聚贤、蔡元培等中国爱国学者纷纷积极探寻中华文明之源。
这期间，中国考古发掘工作蓬勃发展，如河南仰韶文化（新石器文化）、河南安阳殷墟（商朝晚期都城遗址）、山东城子崖（新石器文化）及陜西斗鸡台（周代遗址）等遗址的发掘，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年代上推至夏商，并证实了中国拥有新石器文化，而非如西方学者所说，中国文明源自于巴比伦。
但这些发掘之地多位于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这让卫聚贤和蔡元培等江南地区的学者们不禁提出疑问：难道江南地区就没有文化遗址吗？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卫聚贤与蔡元培等人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并与当时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合作，开始探寻江浙地区的文化遗址。
石器和陶是新石器时代的典型器物标志，故听闻何遂在杭州购得三枚石镞后，卫聚贤立即决定前往杭州实地调查。当他查证得知三枚石镞出土于杭州古荡地区（今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附近）时，便组织人员前往古荡地区进行考古挖掘，果然从古墓中发现了石器、陶片等物，实证“江南于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
无巧不成书。当时任职于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也参与了古荡考古挖掘工作。这位青年考古学者惊奇地发现，古荡遗址出土的石器看起来格外眼熟，尤其是石斧在其家乡良渚可谓司空见惯。他第二天便急匆匆地赶回家乡，竟从乡人手中获得许多不同形式的石器，如石戈、石镰、石镞等。施昕更当即断定，自己的故乡良渚可能存有新石器文化遗址。
施昕更的这一判断得到了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的认可和支持。1936年至1937年，施昕更代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先后三次对良渚镇的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古京坟、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进行了试掘，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黑陶上还刻有花纹和符号文字，石器包括石斧、石镰、石铲，形式多样，制作粗朴。在试掘期间，施昕更还发现了以良渚镇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
这是历史上良渚文化遗址的首度科学考古发掘，施昕更也因此被称为“良渚文化第一发现人”。在《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遗址初步报告》中，施昕更将出土的陶器与石器均列为良渚文化，并认定其为五千年前的文化遗存。然而，良渚的考古发掘工作刚有眉目，就因全面抗战的开始而中断，施昕更也在战火硝烟中英年早逝。
烧砖挖出的玉敛葬大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次意外发现又使良渚文化遗址重回人们的视野。
1955年的一天，良渚镇朱村兜的村民们在长坟挖水塘时，意外发现大量黑陶。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闻讯后，立即会同浙江省博物馆对良渚镇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又获得大量黑陶。两年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浙江吴兴邱城遗址发现红马家浜（以红陶为代表）、崧泽（灰陶）、良渚文化（黑陶）和青铜时代吴越文化（印纹陶）遗存四迭压层，证明该地区曾存有四种不同时期的文化。
这一系列考古发掘，丰富了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资料，也使考古研究者们意识到，这一地区的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与同样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山东城子崖遗址）有着明显区别，具有独特的土著性。1959年，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考古学家夏鼐正式提出，将良渚遗址所代表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命名为“良渚文化”。
人们没有想到，上述令人欣喜的发现，原来只是一场考古盛宴的“前菜”。1972年，江苏省吴县唯亭镇（今江苏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砖瓦厂在取土烧砖时，竟意外挖出了琮、璧等玉器。南京博物馆闻讯后首先出动，顺藤摸瓜发掘了草鞋山遗址。随后，南京博物馆联合苏州博物馆和南京大学在草鞋山进行深入考古挖掘，发掘面积共1050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在草鞋山遗址清理了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迹、11个灰坑（窖穴，即地穴）和206座墓葬，出土了陶、石、骨、玉等质料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共1100多件，包括玉琮、玉璧、镂孔壶、四足兽形器等珍贵文物。其中，m198号墓是科学发掘的第一座良渚文化玉敛葬大墓，其出土的外方内圆、刻有兽面纹饰的大型玉琮、玉璧等随葬玉器均为首次出土，惊艳世人。
这些玉器的出土，也解答了一个久悬未决的玉器研究问题。据史料记载，早至宋代，古代金石学家就已研究过良渚玉器。如，元代朱德润的金石学著作《亦政堂重考古图》记录了一件名为“琱玉蚩尤环”的玉器，实际上是一件典型的良渚文化龙首纹玉镯。宋代金石学著作《续考古图》也著录有一件外方内圆、两端有射、光素无纹、外壁刻五字铭文的名为“饮驰尊玉”的玉器，实际则是“琮”。但这些玉器究竟从何而来，产于何时，古代金石学家们都不甚明了。而草鞋山遗址m198号墓的挖掘，无疑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确切答案：“饮驰尊玉”“琱玉蚩尤环”等流传已久的精美玉器，正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遗存。
埋藏数千年的“中华第一城”
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对良渚文化已有了初步了解，也逐渐确立了马家浜至崧泽再至良渚的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但良渚文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其发展程度具体如何？相关认知依旧模糊不清。
1986年，反山遺址发掘出11座良渚文化大型墓葬，出土文物近4000件，其中，玉器就占90%之多，超过所有良渚遗址出土玉器总量的三分之一。故考古学家断定，这11座墓是良渚文化时期的高等级墓葬。此外，从墓葬排列顺序和整体规格来看，位于墓地中心的反山m12号墓葬等级明显高于其他墓主，其出土玉器有647件，包括编号为98的“琮王”。具有如此丰厚随葬品的墓葬，不仅在良渚文化时期少有，纵观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也实属罕见。
反山墓地是浙江省首次发掘到的良渚文化高等级大墓，也是迄今发现等级最高的良渚文化显贵者墓地，具有“良渚王陵”之别称。其出土的琮王、钺王等几件玉器上的完整神人兽面复合图像，被一些考古学家称为“神徽”，这也是人们首次发现的完整的良渚文化神徽图案。
第二年，人们在瑶山遗址首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遗迹，并清理出良渚文化高等级大墓11座，出土玉器数千件。这让人们开始认识到良渚的祭祀文化。同年，人们又在莫角山遗址发现大量块状红烧土和草木灰的废弃堆积。考古专家确认此处为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大型建筑遗址，并推测此地为良渚文化中心所在地。
国际考古界公认，城市、文字、金属器和大型礼仪建筑是文明时代最重要的要素和标志。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强调：“至少要有城市、文字、金属器中的两项，再加上大型礼仪建筑，出现在同一个社会里，才能称之为文明。”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已在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了玉器、墓葬、祭坛和类似文字的符号等遗存，种种迹象表明，良渚文化的发达程度已达文明。而后，新世纪良渚古城的发掘，为评估良渚文明提供了确凿证据。
2006年至2007年，人们在莫角山遗址附近的葡萄畈发掘出良渚古城墙和古城遗迹。自2007年至今，经过十几年考古发掘，考古学家在良渚古城区域确认了由宫殿区、内城、外城组成的面积约为平方公里的城市核心区、外围水利系统，以及城外聚落构成的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的近郊体系。良渚古城堪称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考古学家张忠培称之为“中华第一城”。
终于，一个埋藏数千年且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及其都城形象浮现于世人眼前。如今，良渚文化遗址指代的是一个大规模的遗址群，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总面积约为42平方公里，含有135处遗址点。
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段文明探源之旅。尽管对于良渚文化，学界仍有不同声音，但考古工作者80余年来孜孜以求、细致考证，他们的发现足以证明，中华上下五千年不是中国人的臆想，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良渚文化遗址就是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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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夏天下午，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的良渚遗址公园里的植物被晒得蔫蔫的，一个月前开放的遗址公园目前每天限定3000名游客进入。在这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经存在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权力和信仰中心，它使中华文明的源起跨过夏商周，再往前推了1000年。这里地势低洼，水域密布，孕育了延续至今的稻作文明。
良渚的考古发掘断断续续已经过去逾80年，从最早施昕更发现黑陶并撰写报告后，历经战争、文化大革命，考古队成员更迭了三代，考古所也从吴家埠搭建的小平房搬到八角亭长满爬山虎的两层楼房，再到一幢外墙剔透又崭新的玻璃房子里。王宁远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2000年开始加入良渚考古团队，是第三代核心成员。
除非下雨，考古队要天天待在工地上。“像我们现在是非正常考古状态。”王宁远说。
阿塞拜疆当地时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55项世界遗产。这个城市西北角的小镇上挂满了横幅，喷上了许多庆祝标语。
5000年前，良渚古国诞生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同期，它们都在雨水丰沛的北纬30度。王宁远很早意识到，水利修建对文明形成至关重要——在对抗自然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需要领导人，然后便自然而然诞生了权力、等级和相对确定的空间，发展到一定程度于是有了国家，而国家，如恩格斯所言，是文明社会的总括。
以下是王宁远自述：
十多年前我们只能守株待兔，是撞运的。
2000年，我刚到良渚古城考古团队的时候，我们只有三个人，刘斌、赵晔和我。
那时候大多是做抢救性的发掘，哪个地方破坏了文物，被盗墓挖出来，或者基础建设前找考古队来考察一下，没法组织有计划的全面系统勘探调查。
1979年的时候浙江省考古所刚刚成立，两年后挖了吴家埠遗址，但我们的前辈牟永抗、王明达等先生想做片区的调查，觉得要建立基地，那时候叫作工作站。因为以前我们属于博物馆的历史部，驻扎在杭州，到这里二十多公里，当时公交车来来去去得一天，很不方便。
于是花5000块钱租了一家砖瓦厂旁边的吴家埠发掘现场，盖了房子。
调查范围从东边的勾庄到西边的彭公，据说考古队员当时分成东边一组西边一组，两个组分别拉一个板车，板车上放着锅碗瓢盆，还有铺盖。晚上在路边店吃一下，然后住在供销社的小店。小店的阁楼上面是放货的，下面开店，他们有时候就拿着自己的铺盖住在上面。我们做考古的，因为也没钱对不对，就整天琢磨这种事情，有很多最简易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王宁远 图/受访者提供
当时反山上面有个生产刹车片的材料厂，打算扩建。那边一个技工跑来跟王明达老师报告这情况。当时想要么结合这次盖厂做个抢救性的发掘吧。本来去发掘，业主方材料厂要给钱的，但是那种村办企业很穷，根本拿不出钱来了，那怎么办？当时浙江省考古所的经费，一年大概考古发掘的经费是八千块钱，上半年在海宁挖了个叫三官墩的遗址，花了两千多块钱，还剩五千多块钱。
单位领导就对王明达说，要不然你先挖条探沟吧，看有没有再说。王明达不肯，他写了一个发掘申请书，初生牛犊不怕虎，他直接就定性为“良渚贵族墓地”。
有可能挖空的呀。挖了二十来天，5月份的天气，挖得全是汗，快一米深，挖了11座晚期的汉六朝墓，还是一个良渚墓都没发现。同事来看，说会不会挖反了。可是也没反呀，就很疑惑。第二天下午，他们再挖了一层，挖出了小块白玉珠片粘着红漆。王明达老师一看，哇，一下就跳下去了，找竹签子继续试探，硬的，那就是后来出土的玉琮。
但是那时候不敢声张的，看天快要下雨了，他就让大家把塑料膜盖好，回去吧。果然一场暴雨，把人都支走，找了几个人，因为要下暴雨了，要被水淹掉。在边上用塑料布弄起来盖上。果然下一场雨，把水排掉了，他们就很高兴，觉得这把挖牛逼了。
反山是王陵。最早挖掘的，也就是12号墓，被认为是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国王的墓。
到了2008年以后良渚被列入大遗址保护名录，国家每年拨钱，我们可以每年按照学术目标进行主动性发掘，想挖哪里挖哪里，那十年的进展比以前快得太多了。以前我们正式发掘只能被动地守株待兔，那是撞运的嘛。
当然还是会有操作层面上的问题，2012年我们都知道有古城外围水利工程了，而且年代测出来比古城更早，但我们一直没公布。因为当时古城要申遗，怕把水坝纳进去来不及，当时我和刘斌去做水坝还被老先生批评，意思是不好好先把申遗的部分做好，面铺得太开。到了2015年发现这么低调不行，村里准备把山炸掉安置拆迁户，因为不申报为文保单位就没有法律依据，人家破坏了也处理不了，所以就进行发掘，并做了公布，后来还被纳入申遗范围了。
我现在自己回想一下，第二代考古队员的贡献，实际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挖了反山、瑶山，不是的，他们有两种理念对后来的良渚考古和保护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个是保护的理念，一般考古发掘的规范是要挖到生土为止，如果是反山，除了墓，还要把下边人堆的土台全挖光了，挖到自然层为止。但王明达老师他们不是，他切个小口了解一下地层，剩下的墓坑都用沙子填回去。如果当时全挖完，无非是多了几个墓。如果留一百年，那时候技术手段不一样了，不用挖这么多也能知道了。所以反山其实是没有挖完的，东边还有三分之二，不挖了。
发掘队在反山遗址考古挖掘 图/黄莉
还有一个，就是遗址群的概念。最早良渚算遗址点，四五十个。王明达老师那个时候基于学术认识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他觉得这些点可能是属于一个整体的。这个超级重要，如果按照点的概念划保护区，其他地方房子一造，全完了，按照遗址群才能划出片来。这是后来良渚遗址整体性保护最初的理论依据。
这个理念上世纪90年代以后慢慢被重视起来，也跟当地政府有关，如果当地政府很强势，他非要把你破坏了，你也没办法，良渚其实是个正面的典范。
有一次，国家文物局专家来，讨论良渚遗址保护规划，余杭区政府的人也来了，开了一半会，全体退场，把北京来的专家都晾在那里。管委会张炳火书记——他现在也退休了——据说开完会回去病了一场，太尴尬了。我没去参加那个会，但是谁都知道的，那时候和地方有很剧烈的矛盾，因此保护规划十年没有批下来。
后来徐立毅任职余杭书记的时候，他主导做了一件事情。杭州不是周边都卖地吗？把余杭在绕城高速外边卖地毛收入的10%拿来给良渚补贴，这不是一次性的，是个政策。
其实重要的是理念。历史的落脚点是当下生活，当我们有了物质，也需要有精神层面的东西。你可能永远无法接近良渚那个社会了，我们还有太多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将取决于未来的技术手段。
文明的进展是很缓慢的。
我和别人说，如果你对良渚社会不了解，你就去看看100年前或50年前的江南农村，他们的居住方式、生活模式，一模一样的，除了没有铁器。
在水坝的发掘中，老虎岭水坝的断面也是山下的人挖的，他们要建水库，建水库的土是有特别要求的，粘性、密度、含水率都有要求。他们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合适的土，后来找到那个地方，觉得这个土很好，没报批就挖掘，结果被制止了。后来造西中水库，找来找去找到了一个地方取土，后来知道那就是塘山坝体。老虎岭水坝和塘山都是良渚人外围水利工程中的一部分。现在水利专家说，其实现代人造水坝的方式跟当时一模一样，我们五千年水工技术没根本改变过。
良渚古城宫殿区西侧有一处王陵叫反山墓地，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11座良渚文化时期的高等级墓葬
当然，我们现在对良渚的了解不超过20%，它没有文字。我觉得研究这个很有意思，但如果要我选择去穿越，我不太愿意生活在那个时代。
如果要比喻一下，非常像秦代。秦在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上是多么重要的节点，但是生活在秦代的人蛮痛苦的，很拘谨。良渚是刚刚进入阶级社会，效率很高，但是等级森严，宗教氛围浓厚，阶层固化。
在内城是没有农民的，都是制造玉器、石器、骨器之类的手工艺者和贵族，完全脱离了農业那才叫城市。2017年，池中寺遗址发现了大面积碳化稻谷堆积，灰黑色的，估算有将近20万公斤。它在宫城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仓储区存在的，而且这个仓储设计在一个湖里面，在水中间，是个岛。说明良渚是个国家。
在此之前的崧泽年代，墓的内涵真丰富多彩，你不知道能挖出什么东西来，做的小猪小鸟很漂亮的，刚才用秦代来比喻的话，那它之前的年代就是春秋战国。思想自由，艺术自由，虽然有点乱。良渚是一个高效的拘谨的等级森严的社会。良渚墓不用挖我就知道它头上有什么脚上有什么，这个墓坑应该是小老百姓的墓，你头顶上肯定有个盘子，脚边放着鼎豆罐。如果是个男的，边上有个石钺，女的有纺轮。
我觉得良渚这个时代很伟大。但是从内心的角度，我觉得良渚不是自由和幸福的社会。
我做这么多考古工作，其实最打动我的不是良渚人，因为它太庞大，出现什么东西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倒是有另外两件事。
一次是参观隋炀帝的墓，他已经烂得连骨头都几乎不剩，只有一条腰带。这个历史上存在的人物，你可以直接跟他接触到。这个时候的历史不是书上的历史了，你就在那个时空里面，这个人就躺在那，你都知道他以前说过什么话，那样家喻户晓的一个人躺在这样一个很寒酸的小地方，你那个时候的感觉啊很难表述。我记得那天我写了一个朋友圈，我很感慨，我说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来抱抱我的老婆，跟她说我爱你，其他什么想法都没有。
那个时候感觉什么都无所谓了，吵什么吵，根本就无所谓了。
还有一次是1989年，我还在实习，去宁波的名山后遗址挖掘，挖到了一个商周时期的硬纹陶碎片，经过反复揉捏和高温煅烧制成，硬度极高，是百姓所用器皿。那块碎片上全是指纹，人的指纹。
历史上就一定有过这样一个人。现在我可以触摸到，我跟那个特定的历史上的那个人就会有关联了。或许在这几千年内只有我跟他有过这样一次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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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处发现被评为“全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古城被我国考古学泰斗称为意义不亚于殷墟——在位于杭州西北方向的余杭区，一片丘陵地带芳草萋萋，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初现国家形态的起点，它就是良渚文化。
经过80年特别是近30年来的不懈努力，考古工作者在当地已经发现了一系列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的成果，世界将由此重新认识一个远古的中国。
良渚古城不逊殷墟
1936年良渚文化首度面世，1959年被正式命名；1986年对反山遗址的考古，出土了高等级墓地，其中有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1987年，对瑶山遗址的考古发现了贵族墓地，并首次发现古代祭坛；1992年至1993年，对莫角山遗址的考古发现，它的本来面目是一座人工堆筑的大型宫殿基址。从此之后，良渚文化的地位跃升，1994年，良渚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预备清单。
而到2007年底，浙江省文物局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宣布了良渚古城的发现。它东西长1500米至1700米，南北长1800米至1900米，总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北京紫禁城，一度是中国所发现的新石器时期最大的城址。
对此，中国考古学界两位泰斗级学者均给出高度评价，张忠培教授指出，这一古城的意义不亚于殷墟，严文明教授则认为，它可看作是良渚文明的“都城”，对良渚文化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从1996年到2016年，考古工作者经过20年的工作，又在良渚古城遗址的西北部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距今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的时代还早了约1000年。这组水利工程由1座长堤和一组10座高低坝组成，可以在古城的西面拦蓄出三片累计面积平方公里的水面，比杭州西湖要大将近一半。
“在上世纪70年代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曾说过，良渚应该是‘最古老的杭州’，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说，良渚遗址考古不但发现了5000年前的古老城市，而且发现了中国进入国家形态的起点，因为兴建水利工程，需要有巨大的动员能力。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明新探
良渚古城大型水利工程的消息2016年一经披露，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说，这套庞大复杂的水利系统不但有历史价值，更有科技价值，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西汉海昏侯墓，体现了先民高度的规划、组织和管理能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认为，水利工程是文明的重要标志，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堪比古埃及、古两河流域文明的水利系统，它为研究中华文明的演进进程提供了新资料，同时也进一步证明，良渚时期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国家形态。
早在2015年，“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出。来自英国、美国、日本的学者均表示，从出土玉器看，良渚文化中的神权至高无上，并与王权紧密结合，从中也可以看出良渚文明是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
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勋爵撰写的全球大学教材《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已经刊印到第6版。在2015年底了解到良渚文化后他表示，修订中的第7版《考古学》将加上良渚文化的内容。
良渚先民从何而来，以何为生，玉器的原料来自何方，文明最终为何消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近年来也逐渐浮出水面。
良渚古城水利工程考古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说，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良渚先民应该从源自天目山脉西苕溪的河谷地带逐步向平原地区迁徙而来，在河谷地带他们已经发现了多处遗址点，并在当地出土了专业的稻作农具。
水稻需要热量充足、水源充足、地形平坦、排灌便利、劳动力丰富的种植环境，而太湖平原的低平的地势与密布的水源易于形成合适的稻田，但也极易形成水患，不适于人类直接居住。王宁远说，良渚先民的作法就是在水网地带堆墩，遗址周边的许多“山”，就是堆墩的成果。
专家认为，发达的稻作农业为手工业提供了经济基础，也为先民营建古城提供了物质条件。而在《山海经》中，良渚遗址附近的天目山被称作“浮玉之山”，更远一点的会稽山也在古籍中有“多金玉”的描述，因此，良渚玉器的大部分材料也可以就地取材。
而良渚文明的衰亡，有专家认为可能与当时海平面抬升导致河流下泄不畅有关，也有专家认为，良渚文明可能把过多精力投入到非生产性劳动之中，影响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削弱了抵御灾难的能力。
“良渚遗址考古迄今已经有六处发现被评为‘全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项目，它已经拿出了向世界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系列成果。”刘斌告诉记者，经历了80年的工作，良渚文化考古成果可谓丰硕，但是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答，需要全社会给予更多关注、更多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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