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哲学议论文400【推荐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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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议论文400【第一篇】

学哲学用哲学读后感，哲学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下面是网友带来的学哲学用哲学读后感，欢迎阅读!

近期，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认真学习了李瑞环所著的《学哲学用哲学》这本著作，深有体会，受益匪浅。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长期以来，作为一门基础理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人一种很神圣、很正统、很严肃的感觉。

《学哲学用哲学》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结合具体的工作实际谈哲学，使哲学原理的运用，深入浅出，易懂易记，读后使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亲切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主动学习的亲和力。

我们每个人的学习、工作、生活都离不开哲学。

我们要提高自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就必须学好哲学，学了哲学可以使人变得聪明，眼亮，办法多。

学了哲学，懂一点哲学，在处理问题时就能

矛盾现象中分清主次、抓住根本，在变幻莫测的事物发展中把握方向，在困难和问题面前找到解决的基本方法。

李瑞环同志根据自己的体会，提出学习“两论”(《实践论》、《矛盾论》)是哲学入门的一个有效途径。

真正学懂了“两论”，也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

学习理论要联系实际，联系经历过的实际，结合历史的经验来学，是学习理论、运用理论的重要方式。

他提出：“如果把学习与自己熟悉的工作结合起来，拿实践的经验同理论相印证，就容易懂;把基本的观点与具体的形象的东西相联系，印象会比较深刻，就容易学;把书本的东西融入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干什么就从什么里头学、就在什么里头用，就容易活。”一方面强调联系实际，一方面要强调刻苦认真的读书。

要认真地读，反复地读，深钻苦研，努力读懂弄通。

李瑞环同志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各级干部工作要艰苦，思想更要艰苦。

他说：“付出辛苦，不仅仅是胳膊腿勤，很重要一条是思想必须艰苦。事实上，思想的艰苦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讲，才是最重要、最困难的。应该既能深入下去，又能坐得住，看东西，听意见，想问题，憋主意。”这些话一针见血，很有针对性。

现在，有些干部面临事情很多，天天忙忙碌碌，屁股坐不住，如果自己不自觉挤时间学习，不经常翻翻书，就会变成事务主义者。

脑子不补充营养，就会被掏空。

他还要求干部“要力争把文字水平、理论水平和工作水平一致起来，不然，就将是会写的不会办事，会办事的不会写。”当然，作为一名教师，也应该认真学习哲学，要学习哲学原理，注重学用结合，把重点放在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所学哲学原理指导解决实践问题。

这才是正确的学哲学用哲学的态度。

在学哲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用结合，时时用哲学原理来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分析存在的矛盾，抓住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运用哲学的一般原理来解决矛盾，而不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

哲学能教我们如何做人。

做人要正直，李瑞环同志说：“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在领导面前是奴才，干起工作来是庸才，一切活动为了升官发财，一旦掌权就搞独裁。必须防止这种人投机上来。”《学哲学用哲学》中关于人际关系的阐述，到处体现了和的思想，提倡求同存异，体谅包容，不要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要平等待人，诚恳待人，宽厚待人，依理待人。

全书以雅俗共赏、幽默诙谐、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深入浅出、精辟敏捷的创新思维深深的吸引了我。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从初中就开始接触哲学理论的学习，虽然也知道哲学的重要意义，但是总感觉枯燥乏味，离现实生活遥远，因此造成学而不用，学了没用的现象。

然而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却第一次真正引起了我对哲学的兴趣，仅从他阐述学习哲学的巨大作用就能体会到这本书的独特魅力。

他在书中这样总结道：“哲学是明白学、智慧学，学懂了哲学，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不管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都给你方向、给你思路、给你办法。

读完这本书，我有两点体会：

一、任何工作都有轻重缓急之分。

只有分清哪些是最重要的并把它做好，你的工作才会变得井井有条，卓有成效。

凡取得卓越成绩的员工，办事的效率都非常高。

这是因为他们能够利用有限的时间，高效率地完成至关重要的工作。

任何工作都有主次之分，如果不分主次地平均使力，在时间上就是一种浪费。

所以，在关键部位，在主要工作上，我们要用全部精力，将其做到最好。

德国诗人歌德曾说过：“重要之事绝不可受芝麻绿豆小事的牵绊。”要集中精力于紧急的要务，就要排除次要事务的牵绊。

如果不断地被一些次要事务所干扰，那么就会阻碍你向目标前进的脚步。

二、善于把哲学上的方法论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李瑞环同志学哲学、用哲学的又一鲜明特色。

李瑞环同志多次谈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成长过程中的影响：“我这一生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回忆说：“1965年从工人转为干部，从一个工厂的总支书记到中央最高领导集体的成员，中间多次转换工作岗位，有时工作的内容和性质变化很大，但都能很快适应、很快熟悉，并有所作为、有所创新。这都是哲学帮了我的忙。”他的体会是，一个人要成长进步，要有所成就、有所建树，离不开上进心、求知欲、责任感这三条，这是无法代替的。

重要的是学了哲学，掌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养成了分析综合、归纳概括的习惯。

在一次会议上，他还总结了做好领导工作的三句话，就是：学习理论，总结经验，研究工作。

从李瑞环同志的在成长和工作实践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在他手里运用得非常自如、自然，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位。

比如，讲总结经验。

他认为，总结经验的整个过程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总结经验要应用理论，学习理论要结合总结经验。

并强调总结经验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材料，第二要有武器，第三要有加工的本事。

他把唯物论、辩证法和主观能动性运用于总结经验，用活了，用神了。

在李瑞环同志的工作实践中，占主导的是哲学思维。

哲学思维成就了李瑞环同志，成就了他所从事的事业。

我从中也更加感悟到一个真理：“学好哲学，终身受益”。

《学哲学用哲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9月出版的`。

作者李瑞环同志是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全书共分上、下两册，55万3千字，选自作者自1981年至2004年在天津和中央工作期间的有关文章和讲话的摘编。

共分十个专题：一、从客观实际出发;二、坚持实践的观点;三、重视总结经验;四、掌握辩证分析方法;五、注意研究特殊性;六、坚持发展的观点;七、坚持生产力决定论;八、坚持群众观点;九、弘扬中华民族“和”的思想;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这本书反映了李瑞环同志在天津市主政和在中央分管宣传思想、统战、民族宗教、政协工作23年间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真实面貌。

书中谈到的正是我们亲自经历的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事情。

因此，读起来，犹如重温历史，倍感亲切。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长期以来，作为一门基础理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人一种很神圣、很正统、很严肃的感觉。

这本书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结合具体的工作实际谈哲学，使哲学原理的运用，深入浅出，易懂易记，读后使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亲切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主动学习的亲和力。

这本书是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学哲学用哲学》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与中国哲学的智慧和人民群众生动的语言完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是有着鲜明的立场和情感，即哲学应为人民所有、为人民所用、为人民所享。

四是在解决重大思想问题、理论问题、现实问题过程中学哲学、用哲学的一个典型。

五是体现了李瑞环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定信仰。

六是一部思想、观点、文风、语言清新明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时代作品。

哲学议论文400【第二篇】

最近在读李瑞环的《学哲学 用哲学》一书，并且按照院党委的部署，给全体领导班子成员以及中层管理人员每人发了一套。

李瑞环是我国当代少有的一位从草根走到中央最高层的领导干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当中，他踏实肯干，勤勤恳恳，高效廉洁，政绩卓著，作风朴实，为人清廉，备受广大百姓的赞誉。退休后，他依然热心赤忱，心手不闲，在一如既往关注党和国家改革建设事业的同时，著书立说，把自己一生的经验智慧融汇在《学哲学 用哲学》一书中，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教益和启迪我们更好地生活、学习、工作，实在是叫人敬佩不已。

提起哲学，普通人总感到晦涩难懂，枯燥无味，高深莫测，抽象神秘，其实不然。李瑞环同志有着很长时间底层工作经验，走上领导岗位后也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常常深入基层，把许多问题都看得很透彻。他的文字往往一针见血，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在《学哲学 用哲学》一书中，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与实际相结合，将复杂深奥的哲学问题具体化，由事入理，两相结合，行云流水，讲述得生动有趣，非常通俗，好读耐读，叫人一看就喜欢，而且获益匪浅。李瑞环同志还联系个人实际，从现实出发，深刻阐述了自己对哲学的认识和体验：“哲学是明白学、智慧学，学懂了哲学，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不管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都会给你方向、给你思路、给你办法”。“哲学是‘明白学’，许多事情只有学了哲学才能真正明白；哲学是‘智慧学’，学了哲学可以使人变得聪明，脑子活、眼睛亮、办法多。不学哲学，天赋再好也不能算是明白人。不懂哲学的领导者就不可能是一个清醒的领导”。他还坦然表白自己对哲学的深厚感情和浓厚兴趣：“我这一生最感兴趣的一门学问是哲学，下工夫最多的是哲学，对我帮助最大的也是哲学”。正是由于刻苦钻研哲学，李瑞环才练就了一双慧目锐眼，对许多事情都看得很开很透彻。正如：“只有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才有你。”话非常浅，非常直白，却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道理极深奥。它把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遵旨以及密切联系群众、情系于民、执政为民、吃苦在先等大道理都蕴含在里面。又如：“假如你对群众讲的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而群众看到你的行为却是‘好处全占，吃亏不干’；你对群众讲的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而群众看到你的行为却是‘挥霍浪费，铺张排场’，群众怎么能信服你，你讲的还有什么用？”这段话语言直击当前腐败现象的要害，闪烁着深刻的哲理之光：言行不一，说得冠冕堂皇，娓娓动听，实际上却不做人事，贪污腐化，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把老百姓当傻子对待，这让自己的讲话毫无用处，群众不会听你的，你在群众心目里的威信会大打折扣，甚至会适得其反。

李瑞环同志在讲到领导班子的配备时，要求要科学化，要合理，要把各种贤才广纳进来。他说，一个领导班子，如同一个好的乐队， 有会吹的、有会打的、有会弹的、有会拉的，还有会指挥的，否则，就不可能演奏出好的乐章。他还说，现在建筑常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因为它可以承受各方面力量的冲击，而钢筋混凝土是很讲究配比的。钢筋受拉好，受压不行。混凝土受压好，受拉不行。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力量。但如果把配比搞错了，或只用一种、缺一种，所建的建筑物就会出问题，乃至发生事故。班子配比不好，也会出现问题，也会发生事故。这样的比喻实在是妙不可言，叫人久久难忘，印象深刻。

李瑞环在讲干工作要注意研究特点和优势时，用一个人的高矮来说明问题。他强调，一个人个子很高，当运动员你可以去打篮球，不要去搞体操；唱戏你可以扮武生，但不能扮武丑。扮武丑，个子高不划算，翻跟斗半径太大，不方便。相反，个子矮，扮武丑占便宜，扮武生则不气派。“我举这个例子，是想提醒大家，由上到下都要重视研究特点、优势，这是干部提高水平和能力的一个基本途径。”李瑞环长期在基层工作，聪颖过人，好学深思，善于揣摩一些生活现象，由此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悟出许多哲理。他总是用最浅显、最普通常见、人人皆知的道理来启发大家，点拨大家，使得人们豁然开悟，顿时有云破日出之感。——这就是李瑞环的高妙之处。

总之，李瑞环的《学哲学 用哲学》一书妙语连珠，道理浅显易懂，发人深省，回味无穷，非常值得一读。

哲学议论文400【第三篇】

养成个人风格，找出你所喜欢的，不论是衣着或是爱好，哪怕是与众不同的小习惯也好。没有个性的人无法踏入社会的顶层。

学会授权他人，许多人不肯或不能这样做，因此始终被钉在从属的职位上。授权他人是成功的一半，一个事无巨细，不能将工作授权别人的人，注定会遇到极大的障碍。

长相出众最好，如果长得不好，就让自己有才气，如果才气也没有，那就要经常微笑。气质是首要，你的形象价值万美元。

远离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之人，手段高的，用小人以驱驰，能力高的，还小人以颜色，品德高的，待小人以宽容，血压高的，怕只有被小人气死的份儿了，宁得罪十个君子，也不要得罪一个小人。

别为你自己和别人下定论，你所看到听到的可能只是一面，为这个失去可能的朋友，很不值。

你可以看不惯一些东西，但是你应该学会接受，让自己去适应环境，因为环境永远不会来适应你，但要和同流合污划清界限。

要有精英意识，没有不可能的事情，真的没有！莫过于梗直，莫过于圆滑，外圆内方即可。

遇到可相信的朋友时，要好好和他相处下去因为在人的一生中,可遇到知己真的不易

没有什么东西比围观者们更能提高你的保龄球的成绩了。所以，平常不要吝惜你的喝彩声。

把未出口的不改成：这需要时间、我尽力、我不确定、当我决定后，会给你打电话

你在表演或者是讲演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在听也要用心的继续下去，即使没有人喝采也要演，因为这是你成功的道路，是你成功的摇篮，你不要看的人成功，而是要你成功。

不要期望所有人都喜欢你，那是不可能的，让大多数人喜欢就是成功的表现，不要把别人的好，视为理所当然，要知道感恩。

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要学会忍受孤独，这样才会成熟起来。不要因为寂寞而乱了方寸，而去做无聊无益的事情，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要谈论自己，更不要议论别人。谈论自己往往会自大虚伪，在名不副实中失去自己。议论别人往往陷入鸡毛蒜皮的是非口舌中纠缠不清。

写出你一生要做的事情，人生要有目标，要有计划，要有提醒，要有紧迫感。一个又一个小目标串起来，就成了你一生的大目标。生活富足了，环境改善了，不要忘了那张薄薄的单子。

有资格坐轿的人，争着抬轿的很多，你再凑热闹，别人也未必注意你，不妨扶一下旁边那个走得筋疲力尽的人，对于他，每一次帮助都意味着一种人世的温暖。

不论你在什麽时候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之後就不要停止不论你在什麽时候结束，重要的是结束之後就不要悔恨，有理想在的地方，地狱就是天堂，有希望在的地方，痛苦也成欢乐，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

哲学议论文400【第四篇】

中国思想的现代叙述方式正在经历着一场严肃的拷问和危机中的变革。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苦苦追求之后，中国思想仍被拒斥于“哲学”的门外，“中国哲学”的冠名权依然还是一个问题。在现今的大多数中国学者那里，“中国哲学”早已是一个理直气壮的表达，而在德里达们看来，那倒成了一种自作多情的一厢情愿。这一分歧，已不简单是说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也不是直接回答中国思想算不算哲学的问题；而是表现了现代中国思想观念和学术意识的内在困境，以及长久以来无法从既定的系统之中得到化解的危机。“中国哲学”的身份困顿和合法性焦虑，必须要从新的视角加以认知和给予解释，理清了问题的结症，也许才能找到相应的救治之法，从而开出一些光明的前景来。

?一。

???这样一种“哲学”属于西方的观念，不论是作为客观事实的陈述，还是具体内涵的逻辑推衍，都是一桩可接受的事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哲学在东传的过程中，不断地附加着理解和接受的成分，对哲学的认知是在一系列复杂的本土意识的映衬之下完成的。普遍存在的比较心态和对比方式，不断地重塑着哲学的身份性、考量着哲学的意味，使整个移植过程中充斥了解构和重构的拉锯战，最终消减掉的是纯化的可能性。哲学的身份性建构，呈现了特有的欧洲形态的传播和扩张，同时也发生着裂解与销蚀；更为重要的是，它容纳了非西方传统企盼现代性转换的欲望和要求。所以，中国有没有欧洲形态的哲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接受过程之中怎样塑造了“哲学”，以及建构程序上所附载着的厚重的历史诉求和文化密码。

???早在明朝末年，西方的哲学观念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当时有“西来孔子”之称的著名耶稣会士艾儒略，在其《西学凡》（1623年）一书中，介绍欧洲大学所授各科的课程纲要，计分六科，其中理科（理学）即斐禄所费亚（philosophia，哲学）。复分为(1)落日伽（logica，逻辑学）；(2)费西加（physica，物理学）；(3)默达费西加（metaphysica，形而上学）；(4)马得马第加（mathematica，数学）；(5)厄第加（ethica，伦理学）等五支。［4］这里的“理学”，包容甚广，显然是欧洲中世纪各门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之前的“大全”式情景。这一点，很容易使我们想到罗吉尔·培根（rogerbacon）对“哲学”所作的著名分类。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化学、物理学、理性国家学，建筑在思维经验上的普遍原则，以及在被表明为有必要的和有用的东西这个范围内的任何知识，在英国人那里，随处都被叫做哲学。”［5］这个“哲学”，显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对于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起了重要范型作用的那类知识，它本身都还没有经受过近代科学精神的洗礼。正如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等人所描述的，这样的知识还没有学科化和专业化，因而还没有取得知识形态的合法性，还不能构成具有制度化结构特征的现代科学。［6］而经过了现代理性化规则的清晰界定、具有了某种准科学姿态的“哲学”，显然是17世纪以后才在近代西欧产生的，它进入中国则是晚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事情。在这新一轮的传播过程之中，日本实扮演了一个先行者的角色，并且起到了我国之中转站的作用。要想弄清楚“哲学”在现代中国被理解和建构的历程，就需要充分注意到西方哲学东传日本的线索。

???“哲学”传入日本，始于西周时懋（1829-1897）。西周和津田真道两人，于1863年被派往荷兰留学，在那里直接接触到了欧洲的哲学。西周师从莱顿大学的菲赛林（ng），治“五科”（性法、国法、万国公法、经济、统计）之学；又从荷兰哲学界重镇奥普周默尔（er）的著作中，了解到了当时欧洲流行的孔德和穆勒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哲学。他回国后，成为“哲学”在日本传播的主要推动者。他的私塾“育英社”所用讲义《百学连环》，“是把西洋的全部学术加以统一的组织和分类的有体系的第一书”。［7］“哲学”这个译名也是由他在《百一新论》（1874年）一书中确定下来的。我们今天所用的哲学名词，如主观、客观、理性、现象、归纳、演绎等等，都是由他想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是“明六社”的重要成员，属日本早期启蒙运动的中坚份子。他将philosophy定译为“哲学”，而不延用“理学”之名，就是为了与传统的“国学”、儒学等本土学问加以区别。为了打破早年“兰学”之“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文化接受模式和扭转传统心态对西学的狭隘化理解，西周特别彰显了西学的整体性和完善性；这样，“哲学”就成为一种综合的方式，成为能与东洋学问全面比照的对应物。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以传统学术为“虚学”，以西洋哲学为“实学”，表现出了强烈的“脱亚入欧”倾向（如福泽谕吉）。所以，“哲学”的理解和定名，就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观念的移植和接受问题，而是承载了某些深层的情感和愿望：对传统儒学的厌离和批判，对欧洲形态的仰慕和渴望。

???从“启蒙哲学”到“学院哲学”，这种仰慕逐渐由思想情绪的宣泄变成了切实的学术行动，大规模的“哲学”建设工程由此开始。1884年，学院派的奠基者井上哲次郎（1855-1944）被派往德国学习，携回大量的德国观念论著作和黑格尔后学的哲学史知识，［8］在东京大学开设“东洋哲学”课程，揭开了东方（中日）思想叙述之学科化的序幕。在新康德主义哲学史观的影响下，井上用“哲学”的理念和规则来整理东方的思想资料，先后写出了《日本阳明学派的哲学》（1900年）、《日本古学派的哲学》（1902年）、《日本朱子学派的哲学》（1906年）等书，全面开启了用西方哲学的框架和方法来研究中日传统思想的欧化理路。同时，学院派哲学家们还清算了启蒙时期“实学”的实证主义哲学，致力于“纯正哲学”的形而上建设，将德国唯心论哲学的移植与东西方文化的综合提升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为后续具有普遍哲学形式的本土化体系的产生（如西田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和日本相比，中国接受欧洲形态之“哲学”的历史大约晚了30年左右。直到1905年前后，“哲学”译名才获得了身份的合法性，替代“理学”等旧名而流传之。“中国哲学”作为课程在北京大学开设，是1914年以后的事情。用西方哲学框架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学术著作之出现，以及学院化的“哲学”体制之建设，也要晚得多。除了步日本之后尘的种种相似性之外，中国接受“哲学”的过程又表现出了以下特点：一是间接输入。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1905年）一文中早就指出：“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9］当时日本或委派留学生赴德，或聘请西方哲学家来日，与“哲学”的接触是直接的。［10］而中国则基本上是从日本转手，既无往学，也无来教，只能间接地从日本人那里了解和接受西方的哲学。二是启蒙思想的长久影响。以进化论为中心的启蒙哲学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也打开了国人容纳和理解西方之学的心扉。长久以来，“哲学”被视为是开启民智的工具，对哲学的社会改造功能寄望甚厚。这就使得学院派不可能发起对进化论哲学的反省与批判，而学院哲学的建设也就分外的艰难。这同日本“学院哲学”取代“启蒙哲学”的情景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在中国也不一定能清晰地划分出这样两个阶段来。三是“中国哲学”的专业化建构以英美实在论形态的哲学观之影响为主轴。在胡适、冯友兰之前，虽有王国维、蔡元培等人所做的建设工作比较地接近于德国观念论一系，但他们没有完成学科化的“哲学”范式之移植，只留下了一些零星的材料。［11］而现代学术型的“中国哲学”之表达范式，是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问世之后，才宣告完成的。后来的新儒家诸哲，大力纠正实在论之偏，全力引介和消化德国观念论形态的哲学观（如黑格尔之于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康德之于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等），已多少带有“补课”的性质。四是移植过程中的不断变形和创造性转化。从一开始，“哲学”可能就在被“误读”：隐匿掉了一些东西，放大了某些部分。使其面貌长期处在一种朦胧状态，为后续的各种需要和解释预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这种情形，日本不能说没有，但中国尤甚。它一方面表现了中华文明根基深厚的涵化能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却也阻隔着我们真正进入到西方的心灵。

?二。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学习和移植之后，西方哲学不但牢牢地扎根中土，而且也帮助我们获得了对自己传统思想的新的表达形式，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哲学”。实际上，在“哲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哲学”的谋划和建构也就开始了。经过不断的查验、比较、想象和调适，因经学解构和传统学术体系塌散而呈裸露状的中国思想之碎片重又聚拢在一起，穿“衣”戴“帽”，打扮一番，以“哲学”的名份闪亮登场。张岱年先生在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曾认真思考过这一命名的可能性。他将“哲学”分为专名和类称两种情形。就专名言，中国思想不可以称哲学；而就类称看，“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12］所以，把中国思想纳入到广义的哲学里面去，并无不妥。张先生的这一看法，长期以来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可以说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如果从广义上说，中国思想可以称之为哲学，那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也就算是消解掉了。表面看，立此广狭二义，应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追问，所据道理甚明，似乎已无需再费口舌。但“哲学”究竟是什么？中国人所定义的“哲学”是否就是西方文化中的那件物事？这些问题可能见仁见智，永远争不出个头绪来。但换一个角度，我们不去直接追问中国有没有哲学，而是看现有的“中国哲学”是怎样的一个系统，它是如何绾结和表达的，它的可能性的依据何在？如此一来，问题就立刻显现出来。蔡元培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序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13］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开头亦表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14］所以，胡适仿照西方哲学史通行的分类方法，将中国思想切割成了宇宙论、知识论、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六大板块。而冯友兰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细化了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的三分框架，将这一依样画葫芦式的范型最终确定下来。有了框架，然后便是按图索骥，以西方哲学的观念和哲学家标准搜寻或者剪裁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和相关的思想材料，排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这些经圈定后的“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也随之被体系化和格式化了，往往是千人一面。而中国特有的思想观念和范畴，则按照相似归类的原则，被依次排比到既定的框架结构之中，成为能与西方哲学名词进行参比和互释的表达形式。

???显然，这样的“中国哲学”并不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本然面貌，不但在形式构成上是属于人为加工、有意造作的仿制品，就是具体的内容也因经过有色眼镜的选材和西方观念的处理而变的难以琢磨了。正像金岳霖所说的，它是发现于中国的、“在中国的哲学史”，而不是“中国哲学的史”。［15］也就是说，它是在设定了西方哲学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前提之下，依照了这样一种“一般哲学”的观念，来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和思想材料进行拣择、淘漉、转释和重构的结果。按道理来讲，既然是“发现”的过程，那就带有寻找和揭示的意思，被搜寻的对象，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可一旦设定了“中国哲学”的成立是可能的这样一个前提之后，“发现”便具有了某种强制性，带上了一丝霸气。也就是说，你有得有没有也得有，甚至不惜于张冠李戴、指鹿为马。这样一来，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就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怎样使中国拥有这样的“哲学”。于是乎，大大小小的西方哲学体系就变成了仿效的典范，令人目不暇接的西方哲学方法则显尽灵光，一一拿来，纷纷试过，看是不是能套得上去，就像是量体裁衣的一幅模板。最后，中国思想只落得个材料的身份，而“中国哲学”的建构本身也就成了剪裁和拼装的竞技——看谁能拿得出更符合“一般哲学”的衣装。

就实质而言，“中国哲学”这套新装不是为中国人而做——不管你合身与否，而是为了愉悦西方人的眼目，使他们能够体味到自家哲学的普遍性和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快感。但吊诡的是，为了说明中国有“哲学”、证成“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必须要大开“哲学”的门户、放宽“哲学”的尺度，这样才能容纳得了更多的内容，搜罗得到足够的能成气候的东西。所以我们对“哲学”的理解（主要是期望），又往往是出以己意，远远地突破了纯正的西方哲学的框限，把漫无边际、无所不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大词作为“哲学”的基本定语，以便能把“中国哲学”的大厦建设得更宏富些。这样一来，“哲学”对于西方人反而变得陌生起来：这是我们的“哲学”吗？这也许是“中国哲学”的成立给西方所带来的一点麻烦和困惑。固然，西方哲学也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各种形态的变异和发展，也曾有过包罗一切知识、为众多科学之母的泛化状态。就是在今天，“哲学”作为一种凡俗的、广义的人生智慧之定位和理解，在西方也未尝不能被接受。但是别忘了，一个世纪以来传入东亚地区的“哲学”，不仅仅是些浮泛的观念和零碎的话头，而是一整套的建制和规训，是学科化和专业化了的现代学术形态，是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的永久性的制度结构。这套制度结构完全是近代科学的产物，社会知识形态的合法性是在经受了科学精神的洗礼、具有了准科学的姿态和准入条件之后，才被确定下来的。而“人文科学是20世纪对那些遭排拒在自然和社会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现代哲学是由科学形成时清除出来的东西界定的”。［16］正是经过向科学的靠拢和实证精神的洗礼，“哲学”才获得了它的合法性，好不容易挤进现代学术的序列之中，成为大学建制的学科之一。从井上哲次郎到胡适、冯友兰，他们所苦心营建的显然是这样一种经过学科化、专业化之后的“哲学”史，虽说是非西方的，但也是对西方哲学的严格对应和认真临摹，因而是一种具有清晰界定的现代性的知识体系，而不是一般化的泛泛的理解。所以，当我们拷问“中国哲学”何以成立之时，这就成为一个基本的话语背景，也是能够使我们对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得以深入下去的首要前提。

既然“中国哲学”是“依傍”而生、“临摹”而有，那就必然是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唯西方之马首是瞻，彻底地落入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牢笼。它的直接后果是民族精神的隐匿化，思想系统的散乱化，自家叙事功能的衰竭和普遍的失语状态。面对如此沉重的危机，再以回答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相辩，出于民族自尊而勉强首肯，以宽慰己心，那不是太过浮浅了吗？半个世纪以前，先哲们为“哲学”的荣誉而疾呼，为“哲学”的尊严而抗辩，为我们的民族能拥有“哲学”而心香祈求、据理以争，此志可鉴，此情可感！但跨越了几代人之后，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反省、是挖掘出此问题更深层面的东西，而不是继续站在原地，简单地回答“是”与“不是”、“有”还是“没有”。所以，“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焦虑和思考，在当下并不是老问题的简单重现，而是面对新的时代环境和东西方文化格局的变化所逼显出来的新话题。它的关切点在于反思“中国哲学”的建构历程及其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后续影响和消除的办法，以及在现有状况的基础之上怎样地去改变与发展、脱困与开境等等，其意向之深度是以前所没有的，面向未来的姿态也要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坚定的多。

?三。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焦虑，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场危机，而实质上它更象征了一种觉醒，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思想之元叙事的非主体状态的觉醒，是对强大的欧洲中心主义之无所不在的隐层影响和支配权利的觉醒。正像德里克（arifdirlik）所说的：“后殖民性代表了一种对真实渴望所做出的回应，由于旧的范式已经不能解释这个世界，人们急需解决理解上的危机。”［17］仿效西方而成的“中国哲学”架构和临摹式的思想表达方式，越来越严重地束缚着中国心灵的舒展，中国思想的独特性很难在西方式的叙事框架之中得到有效的表现。按照所谓“普遍哲学”的要求提拈出来的问题，或因资源匮乏而尽显其短，或因情景有别而难尽其长，使得一部漫长的中国思想历史好像是一只原地打转的陀螺。这正应合了黑格尔对中国文化所下的“非历史性的历史”、“人类精神的童年”之类的判词。［18］面对这样一种身份尴尬和叙事困境，我们亟需反省一个世纪以来的整体上的欧化理路，对“在中国的哲学史”的建构方式也须做个根本的清理，必须彻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牢笼。做到了这一点，也许才有希望走出对西方模式之简单仿照的幽谷，改变掉“三千年素朴性”的定势形象。德里克曾分析了现代意义上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三种普遍性：一是“全球都有欧美现代性的原则和文化存在”；二是“欧洲中心主义可以借助非欧美的机构播散”；三是共有的历史，即不能设想在欧美之外还有另外的普遍性。［19］西方之“哲学”向东方传播和移植的过程，中国现代哲学专业学科化形式的仿建，以及“中国哲学”的谋划和构造，无不反映着这些普遍性的真实存在和强大的支配性力量。

???在当代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性回应中，后殖民理论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鉴于当今最强大的主导叙述是启蒙时代之后欧洲建构历史的产物，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批评便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20］后殖民批评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西方话语对第三世界主体、文化身份和历史的建构上，这些建构使得第三世界因无法形成和表达自己独立的主体存在和历史意识而不得不屈从于西方的形态，成为政治和文化上的附庸。赛义德（edwardsaid）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分析了西方作者和官方话语如何系统地建构了一个符合西方意愿的“东方”。这个“东方”是在东西方对立的两分思维模式下，以西方为中心而投射出来的产物。不仅“东方”被本质化、定型化，而且“东方人”也被非人化为无个性的抽象概念了。［21］尽管有学者指出，赛义德把“东方”只限定在伊斯兰世界，具有某种“地域独占性”，在刻意营造的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对立冲突当中，中国文化实际上被边缘或弃置了。［22］但抛开赛义德独特的伊斯兰背景和某些视角的局定性，我们还是能够从其《东方主义》一书的论说当中获得不少启发。譬如，“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东西方对立的产物（中译本，,142）；“东方学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具有物质层面的丰富积淀（）；东方叙事中的欧洲霸权、高高在上的审视姿态（,94）；“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展现的是西方的一种表述技巧（,70）；“妖魔化东方”的标准化和文化类型化（,50）；隐伏的东方学和显在的东方学（）；自我身份的建构与“他者”的关系，以及权力运作（）等等。这些话题所涉及到的论域，同“中国哲学”的建构历史、特征、后果，以及所面临的问题，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而其反思的取向和批判的姿态，更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当然，不论是早期的法侬（frantzfanon），还是成熟期后殖民理论的“三剑客”——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他们特殊的少数族裔身份和母国文化的全殖民历史背景，使得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所展开的论域都处在了某种特定的情景之中，这和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半殖民”状况，以及中国文化对待外来事物之特殊的“迎-拒”姿态与特有的涵化功能等，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在某些细节上，甚至有南辕北辙或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如赛义德等特别强调“东方”的被给予者身份，大肆渲染“沉默的东方”，着力描述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在塑造东方之身份性的过程当中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对于“东方”的回响和“东方”自身的姿态却考量不多。德里克检讨了“东方主义”的这一缺失，指出：“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忽略了东方人在这一有关东方的话语之展开过程中的参与……。在实践中，东方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以形象与描述的交流之面目出现的，这与学者和其他人的往来沟通相呼应。先是欧洲人到亚洲，但越来越有亚洲人去往欧美进行反向沟通的趋势。”［23］就“中国哲学”而言，在它的营造过程之中，显然既有西方的引导、汉学家的示范，也有中国学者本之自身文化理解的主动参与，而不纯粹是一个外在性的“给予”的结果。最近十年来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趋势表明，“东方主义”的某些局限性已被意识到并逐步地得以矫正，后殖民眼界和论域还在不断地拓宽；［24］同时，后殖民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和参与者的多样性走向也在加大。德里克就说道：“后殖民，与其说是对一种事物的描述，倒不如说是一种话语，这种话语试图用那些将自己看成是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或者渐渐将自己这样看待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来建构世界。”［25］对百年来中国文化的结构性改变和学科化形式的当下反思，既可以从后殖民批评中得到启发、吸取力量，也可以在独特历史进程的省视当中为之补充新鲜的经验、加厚理论的强度。当代中国，既需要后殖民理论的引进和吸收，同样也需要后殖民理论的参与和建设。

???寻求后殖民理论的支援和部分地采取后殖民的策略，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到民族主义的立场，更没有盲目地拒斥西方的意思。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年）一书中，已经对某些人的狭隘化理解做出了回应。实则，“他是一方面要求阿拉伯世界的人‘不忘其本来之民族地位’，但另一方面在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时，又不应连已成为‘人类遗产的一部分’的西方文化也一并抛弃了”。余英时指出，赛义德的这一立场，其实和陈寅恪所强调的中国“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是相通的，都是主张一种“折衷去取”的文化观。［26］因此，后殖民批评的对抗性色彩所表达的是理性的信念，而不是情绪的宣泄。就表面看来，后殖民批评所针对的似乎主要是对非西方世界起着意识形态霸权作用的西方现代观念，后殖民理论对现代的这种批判锋芒主要是他向的。然而，后殖民文化批判并不只能是他向的，恰恰相反，它像一切真正的对抗性批判一样，永远包含着自向的成分。因为事实上，自向的批判比他向的批判更困难，也更需要批判的勇气。在他向性批判得到充分展开之时，自向性批判的问题也就会随之浮现出来。但显然，对于目前进行的“中国哲学”的反思性批判来讲，还远没有达到要急于去考虑的时限。

?

?注释：

［1］德里达是在《书写与差异》中译本的“访谈代序”中，专门对中国读者说这番话的，所以非随口说出，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且有很强的针对性。见《书写与差异》（张宁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10页。

［2］中江兆民认为，日本本土的“国学”和儒学，在江户时代虽然有一些新的发挥和创造，但那究属于考古学家和经学家的工作；佛教僧侣的思想功果，只属于宗教家的范围。而明治时代深受西方哲学濡染的学院派人物，如加藤弘之、井上哲次郎等，“自己标榜是哲学家，社会上也许有人承认，而实际上却不过是把自己从西方某些人所学到的论点和学说照样传入日本”，所以不配叫哲学家。他说：“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代，一直没有哲学。”（见《一年有半》，吴藻溪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16页）中江兆民的这一观点，在日本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3］如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1923年）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只有渐渐输入的欧洲的哲学，而没有独创的哲学。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只不过是“西洋哲学的介绍”而已（见《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新版）。有关这一流行观点，可参阅贺麟的《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一文（载《中国哲学》第二辑，三联书店1980年版）。

［4］艾儒略的《西学凡》一书，收录到了《天学初函》理编中。此处内容可参见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新版，第112页）和陈启伟的《“哲学”译名考》一文（《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63页。

［6］参阅沃勒斯坦主撰的《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之第一章“从十八世纪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历史重建”，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34页。《学科·知识·权力》（论文集）中的“学科规训制度导论”一文，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34页。

［7］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2页。

［8］井上哲次郎带回的“哲学史”教本，据考是中间派哲学史家厄尔德曼（n）的著作（参见《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第159页，小注）。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之“绪论”中，对厄尔德曼的哲学史著作之取材精审、分析到位，有很高的评价：“在众多完整的哲学史著述中，在这些方面最可靠的莫过于厄尔德曼的《哲学史纲》（grundrissdergeschichtederphilosophie，两卷集）。”（见氏著《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7页。）。

［9］《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10］如美国哲学家菲诺罗莎（osa，1853-1908），1878年赴日，在东京大学讲授哲学、逻辑学十年。德国哲学家布塞（ludwigbusse，1862-1907），1887年赴日，任教东京大学，讲授哲学概论、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另外还有英国人库珀（cooper）、德国人科贝尔（）等，都先后在东大讲授过西方哲学。

［11］王国维研究“中国哲学”的12篇文章，分别刊登在1904-1908年间的《教育世界》（上海）杂志上，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具有学科范式意义的材料，可惜不完整。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1910年）虽较系统，但伦理学之定位仅是支脉，难言“中国哲学”之全体。所以王、蔡二人的工作，均构不成整全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范式。

［1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13］《中国哲学史大纲》序，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

［1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新版，上册，第1页。

［15］金岳霖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之审查报告中，设想“中国哲学史”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传统学术中固有的内容，与现代学术之所谓的“普遍哲学”没有直接的关系；另一种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即用“普遍哲学”的模式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提炼出来可以称之为哲学的东西。他认为前者不具有普遍形式的意义，实际上也做不到；而现代所谓的“中国哲学史”，只能是后者。胡适和冯友兰的哲学史均是“在中国的哲学史”，而不是“中国哲学的史”，即都是表现一个“普遍哲学”的形式。

［16］沃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建芝等编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6页。

［17］arifdirlik,'thepostcolonialaura:thirdworldcriticismintheageofglobalcapitalism',inpadminimongia,ed.,contemporarypostcolonialtheory,newyork:arnold,1996,

［18］黑格尔认为，一个文化仅在时间中绵延并不表示它有历史，只有包含了变化、新的生命、进步等三个因素，才能构成历史（参见《历史哲学》，中译本，第60-64页）。而中国的哲学原则千年不变，历史并没有发生过结构性的调整，所以有绵延而无历史，是“非历史性的历史”。又，人类实现精神的本质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东方属于人类的幼年时期（参见《法哲学原理》，中译本，第354-360页）。

［19］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20］同上，第116页。

［22］杨乃乔：《译者序：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批评的学缘谱系追溯》，见《后殖民批评》（吉尔伯特等编撰，杨乃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23］在这篇名为《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的文章中，德里克检讨了《东方主义》一书的“区域性”局限，针对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近代以来的具体境遇，着重探讨了“东方主义”中的合谋性现象，即欧美的霸权和非欧美的迎合共同打造了“东方”。该文的中译本收入了罗钢等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选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4］德里克认为后殖民应当包括：“第一，冲决欧洲中心模式；第二，确认本土声音在后殖民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第三，确认后殖民文化是一种混杂文化，是辩证法的产物。”（《后革命氛围》，第91页）这一概括显然超出了《东方主义》的论题范围，而将后殖民话语置身于更为广阔的可能想象的空间。

［25］arifdirlik,'thepostcolonialaura:thirdworldcriticismintheageofglobalcapitalism',inpadminimongia,ed.,contemporarypostcolonialtheory,newyork:arnold,1996,

［26］余英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之“自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3页。

哲学议论文400【第五篇】

《学哲学用哲学》一书收录的内容是李瑞环同志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讲话的摘录以及发表的文章，是李瑞环同志多年从事领导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思想观点的荟萃。该书和平常侧重于理论的哲学书籍不一样，像是一本哲学普及读物，语言朴实、深入浅出，易学易懂易记，于平凡中见深奥，于朴素中见真理。读后感触颇深，受益匪浅。

学哲学首先要信哲学。李瑞环同志指出：关于学哲学，还有一句老话，人们不经常讲，但我的体会非常重要，这就是学哲学首先要信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信了才能迷，只有迷了才能钻，只有钻了才能懂，只有懂了才能用，只有用了，在用中尝到了甜头，才会更加信、更加迷、更加钻。这因为这个“信”字，才有了将哲学作为他这一生最感兴趣的一门学问，下工夫最多的是哲学。

学哲学贵在坚持。学习需要积累，学习贵在坚持。学哲学要有一个过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一下子就学懂弄通，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掌握基本观点。李瑞环同志指出：我是从最低层上来的，学哲学也是在最低层干活的时候开始的。起初，我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学哲学也并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但我信这个，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我才去钻研。哲学是明白学、智慧学，学懂了哲学，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不管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都会给你方向、给你思路、给你办法。因此，李瑞环同志从二十几岁开始学哲学，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几十年从未间断，终于做到活学活用。

学哲学先学基本观点。长期以来，哲学作为一门基础理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人一种很神圣、很正统、很严肃的感觉，离普通人比较远。从哪里入手，学哪些书，是初学者面临的一个问题。对此，李瑞环同志根据自己的体会，提出学哲学的方法。李瑞环同志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哲学主要是学好基本观点，如唯物的观点、实践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生产力的观点、群众的观点等等，建议首先从《实践论》、《矛盾论》入手，下大力量把基本观点真正弄懂，并且能和自己的实际工作相结合，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增强工作能力。

学哲学要联系实际学。李瑞环同志指出：如果把学习与自己熟悉的工作结合起来，那实践的经验同理论相印证，就容易懂；把基本的观点与具体的形象的东西相联系，印象会比较深刻，就容易记；把书本的东西融入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干什么就从什么里头学、就在什么里头用，就容易活在学习过程中。他举了不少例子，比如：一块木头是什么？就是一块木头。这个回答并没有错，但它还是什么？这就要看具体情况。拿它来做家具就是原料，拿它来烧火就是燃料，拿它来挑水就是工具，拿它来和坏人斗争就是武器，拿它来行凶打劫就是凶器，拿到法庭就是证据，但还是那块木头。这就是质的多样性。

学哲学不能生搬硬套。李瑞环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等是互相是连为一体的，学哲学、用哲学，应该是学习应用它的原理，学习应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能机械地对号入座，这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常常坏事。比如：不能说某件事情的合理解决，只是应用了唯物论而不符合辩证法，或者只是用了辩证法而没了唯物论，应该是应用并符合全部的哲学。

学哲学要学用结合。李瑞环同志指出：要把哲学原理应用于了解情况、分析矛盾、研究对策的过程之中，也就是应用于一切工作之中，即注重学用结合，把重点放在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所学哲学原理指导解决实践问题。在书中，通过1篇1篇文章、讲话，处处都有理论联系实际工作方法，比如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重视总结经验、掌握注意研究特殊性等，活学活用，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生命力。比如在《要精心再精心地分析和解决矛盾》一文中，运用哲学思想，通过精心地抓矛盾的特殊性、精心地抓事物的主要矛盾、精心的把握矛盾的发展。

炼就“三强”要学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基本的思想武器。学好哲学，掌握了一般规律，有助于认识特殊规律。李瑞环同志指出：哲学是”明白学”，许多事情只有学了哲学才能真正明白；哲学是”智慧学”，学了哲学可以使人变得聪明，脑子活、眼睛亮、办法多。哲学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但是哲学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具体科学。作为中国石化的年轻干部，要想锻造成为“三强”干部，必须牢记党组的殷切希望，自觉增强追求知识的主动性，全方位、多层次丰富和完善知识体系，增强综合分析能力，学好哲学用好哲学是重要的途径。学好用好哲学，有助于提高政治辨别力、工作推动力、持续创新力、自我提升力，提高自身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才能把党组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推进企业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打造世界一流作出新贡献。

哲学议论文400【第六篇】

手型算命，是神秘深奥、纷繁复杂的风水命理学中，又一个令人啧啧称奇的命理预测方式。

通过对手型的观察，能够看出其主人的性格特质、未来前景，十分奇异。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手型算命最基本的一个手型，哲学手。

哲学手，又称木型手，结节手，知识分子手，属于感性，唯美主义，有创造能力的手型。

哲学手的特征为掌平而长，厚薄适中，坚实而具弹力，皮肤色较深，掌背筋肉和血管隆起，骨关节较高，指背纹较明显，手指及指甲均长，瘦削而起节，指端介于方及尖之间，姆指强硬刚正，不易屈曲，掌色带青而明润。

具哲学手手型的人，智慧颇高，好学深思，冷静善于分析事理，有独立思想，忍耐力特强，受得起沉重打击，不会稍遇挫败便心灰意冷，善于组织，为人慷慨大方，对金钱绝不吝啬，但会留意琐事，计较小节，性情傲慢，多迷信于宗教。这类手型者多为忧思伤脾，甚则肺肾受累。

在个性方面，哲学手的人比较择善固执，独立自主，希望往上爬，不喜欢被埋没，没有依赖心，但有排他性，不容易让别人轻易了解自己，也不喜欢搞小团体，习惯于固定的生活模式，不容易适应变动的环境，有自己的想法，能勇于做自已，有强烈的主观，敢于自我表达，能承担责任，照顾弱小。哲学手的人心肠很软，富有同情心，很容易受到感动。此外，他们也颇具好奇心，想要追根究底，尤其在宗教、艺术、哲学、心灵等领域方面，能表现出过人的聪明与才智。

在感情方面，哲学手的人比较浪漫，属于柏拉图式的爱情。他们一般眼光较高，因此除非对象很完美，内外在美兼具，气质仪表出众，还要有深度，才会令他们心动。

在工作方面，哲学手的人不论在哪一个行业中发展，大部分都需要思考，从事一些静态的工作。例如行政管理，市场行销，文化艺术，学术研究，发明创造，宗教哲学，非营利事业等偏向静态的工作。这类型的工作，需要有才华，有理想，能专心，以心灵为导向。哲学手的人，选择从事这类型工作，会比较顺利，轻松，也更能发挥所长。哲学手的人，适宜于宗教家、文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哲学家、园艺家及农业家等职业。

另外，木形手的人容易产生以下的迷思，需要多加改善排解：

一、喜欢思考的人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一般人不容易进入您的内心，所以会比较孤独寂寞。

二、喜欢思考的人缺乏执行力，容易说得多做得少。

喜欢思考的他们，不喜欢争名夺利，不容易经由竞争而成功，但可以经由等待而成功。像是绩效导向的工作，协调整合的工作，领导统驭的工作，或体力劳动的工作，都是哲学手的人比较不适合的工作类型，这些工作会令他们觉得乏味无趣，不愿意做，也做不久。

结束语：手型算命能够推断出手主人的人格特质等客观现实的情况，并且还能从性格方面出发，对手主人的感情走向和职业规划提出建议，是值得人们加以参考的。

哲学议论文400【第七篇】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然而生存的方式却有许多，翻开千年的历史，寻找着曾经的伟人，猛然发现，生存是一种大智慧，一种哲学。

一

楚汉相争，大小战役数百，刘邦屡战屡败，危急之时一骑独遁。然而最终，刘邦竟逼得项羽自刎乌江。尽管后人对这位帝王颇有微词，但我认为他能在一次次失败中吸取教训，愈战愈勇，终成帝王，不失为一代人杰。

——生存就是这样，退让一步，会让你有无尽前进之勇。

二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越王勾践曾败到何种地步？为夫差驾车的马夫！而他却能够忍辱负重，回国后，卧薪尝胆，还令人在宫外每日高喊：“勾践阿！你难道忘了耻辱了吗？”

正是这种坚定的决心，使他们打败吴国，雄霸一方。

——这也是一种智慧的生存，虽然耻辱，但却对后来的成功蕴藏无尽的潜能。

三

名落孙山，寂寞乘船，想着数年的寒窗艰辛，却落得孤寂回乡的下场。行至姑苏，来到寒山寺，领悟人生，放下心头阴影，却扬起了蓬勃的诗——到这里，大家已知道，说得就是张继和他的《枫桥夜泊》。

——换一种生存方式，你会发现生活的美丽。正如高考并不是成功的唯一大门。

四

别样生存，这不能不使我想起李白，这是位浪迹天涯，美酒诗篇作伴的浪漫诗人，虽然幻想达则兼济天下，但却为心中自由的诗魂高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穷困潦倒的生存，结果留下的是“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千古美名。

够了，品读了几位伟人的生存方式，我悟出他们的生存的哲学，生存环境的改变，生存方式也要随之改变。有时，用一种退让，忍辱另类，自由的生存哲学，会让你的人生绽放出绚丽而迷人的光彩！

[简评]。

哲学议论文400【第八篇】

一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禁想起在校时枯燥的政治课：老师在前面高谈阔论，我们就趴在桌子上睡觉，通常大家都把它的乏味度提的比高数还高，数学题至少还有几个“书生”(也就是“呆子”)啃的津津有味，而马列主义noway，noone!

当然，在校园的中惬意、浪漫了几年的我们，终究会走出象牙塔，跌进这个复杂、快节奏的社会，每天在这个充满金钱、利益的“江湖”中面对各种矛盾、处理各种关系。工作、学习、生活的各种问题接踵而至，疲于应付的大脑如果不能将它们完全搞定，就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出现，于是，恶性循环产生了。此时，我们是多么希望有一双洞穿一切的慧眼呀!透过虚假的外在现象直见本质，或是持一柄降妖除魔的利剑，一切困难迎刃而解。

其实，我们最最需要的那双慧眼、那柄利剑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哲学——确切的说就是我们一直认为最没实际应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下面我就将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体会的几个知识点在生活中的应用作以简单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

有人说哲学就是在你不知向左拐还是向右拐的时候，告诉你左有左的好处、右有右好处、左有左的坏处、右有右的坏处。是的，哲学并没有为我们指明向哪个方向拐，却全面分析了利弊，以便权衡得失，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在你选择了任意一个方向后，如果特别顺利，你就应居安思危，提醒自己不能麻痹大意，要注意阳光大路上也可能有坑坑洼洼;如果道路比较泥泞，就要相信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且自己得到的锻炼必然要多一些，可能路边的风景也要漂亮些;倘若没有哲学的全面分析，我们这些急功近利的年轻人很可能会在遇到挫折后就匆匆折回，如果顺利也罢，如果前途还不明朗那?是不是再返回，大好的青春便被这些或多或少的反复磨去了不少;而且，我们在选择了一条路后，往往会怀着“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浮躁，被那些本可以被我们绕过的坑洼、砖头绊了一跤又一跤，大大影响了我们前进的速度。

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从消极方面的方面去看，也可以从积极的方面去看，关键是怎样调整心态：例如，我们这些年轻人刚参加工作，不管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会多做一些工作，许多人便只是被动的抱怨，消极怠工;而另一些人则把它看作是一些学习的机会，主动积极的去做，或是把它看作增加对单位、同事了解的渠道，或是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试想：人的一生有多少机会去做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哪，你的才华和能力恰恰是在这些小事中体现出来的。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无处不在，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辨证法的分析对象、辩证思维方法应用对象。成语中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及英文中的“likeacoin!”(像个硬币，暗指什么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都是这个意思。任何事、任何人都要辩证的去看，这个道理谁都能理解，关键是自己身在其中时要清醒：顺境时要冷静、别浮躁，逆境中要自信、要积极的等待(也就是一边充电一边等待)，而且要从积极的方面看待人或事物。

二、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矛盾”可以泛指为“问题”、“困难”。诗有云：“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可见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是最怕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了，可正是这些坎坷让我们一天天长大、成熟。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正确面对他们，承认“矛盾”的积极作用，既然“问题”在所难免，为什么我们不把这看作一次提高能力的机会哪?反正我对电脑硬件的知识的了解，都是从解决家里电脑的问题学来的。

在与同事、朋友交往中同样难免出现一些矛盾，我们也不要千方百计掩饰或一次次的仅仅通过自己的让步来避免矛盾的激化。我们应该明白，这些矛盾可能会反而促使我们彼此加深了解，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关系，“不打不相识”吗!实际上矛盾的发展只有三种结果：一方压倒另一方;双方同归于尽;一种新的对立统一关系产生。所以我们既不能一再的谦让，也不要拼个你死我活，而是不卑不亢的寻求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关系。

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

处理各种问题要分清主次、考虑轻重缓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大堆问题扑面而来，到底哪个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影响最大的，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集中起来，别的问题到要让路，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是不是其他的就迎刃而解了哪!或者一些小问题办不好就算了，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要没什么大的原则性的错误就行了，完美主义者是最累的。

而一个问题、一个矛盾又有一方起着决定性的，或是一方比较重要，只要把握好解决问题的关键也会事倍功半。比如我们通常会遇到的“工作与学习的矛盾”，而且大家都觉得“越到考试工作越忙!”，分析起来，我们不可能从工作中拿出太多的时间，所以关键就是怎样在业余时间上做文章，少睡一会儿、少玩会儿、提高点效率、平时紧张点不就行了吗?关键之关键有成了平时要控制自己多学一点儿。另外，办事要有计划、合理安排时间就能提高效率。

四、矛盾的双方总是处在不断的转化中;。

这点大家很容易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理解，想想vcd刚出现时，“求”大于“供”，利润很大，大量厂家一窝蜂的生产之后，矛盾就转化了。而对于我们中有些总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金子们”，很多情况下，是在抱怨中虚度了时光，等机会真正来临，又没有能力把握了，变成了“用武之地无英雄”了。所以正在郁闷的我们更要打牢基础，要知道“学业才识，不日进，则日退!”

五、量变与质变的关系;。

我对这点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这也是来自钢琴的学习，因为我这个人兴趣比较广泛，音乐、美术、英语、乒乓球、摄影样样喜欢，但因为小时候没有机会接触，总想找个什么机会弥补，后来终于知道了青年宫有这样的钢琴成人班，便欢天喜地的报了名，开始还挺新鲜，可每天最少得练一个小时，真是没办法坚持，而且老师说至少的弹两年才能像点样子——还得聪颖好学，后来没俩月我就退学了。之后我就琢磨：学点什么才能又省力见效又快哪?钢琴得弹两年;素描、色彩什么的没两年也差的多吧;英语就更别说了，这都学了十多年了不还那样吗?想来想去终于明白了：什么都得慢慢积累，别太急于求成，人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踏下心来认认真真的做好一件事情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如果想在“台上”风光十分钟，还就的能耐得住那十年的辛苦。

这其实也是我们为人处世种的“度”的道理。节俭是一种美德——过分了就是吝啬;忍让是大度——太甚了就是软弱。在生活中，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度”：对人别太苛刻，那样会让人无法与你相处——也不能太软弱、没主见，这样大家总是充当保护的角色，在困难的时候又没法得到你应有的支持，当然也不愿和你呆在一起;对自己别太苛刻，那样活着会很累，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逼着自己比别人强，最后赢了别人输了自己——也不能太放纵，人都有惰性，谁都知道呆着轻松，可还得逼着自己尽量克服这种惰性，在年轻的时候多学一点东西。

六、必然和偶然的关系;。

我们总是抱怨机会太偶然，再轮到自己头上可能性就更小了，却没有想到偶然中又蕴藏着必然。汪国真说过：“实力就是机会!”的确，只要你有实力，在你的言谈举止中，在你处理的任何小事中，群众雪亮的眼睛当然能够辨别出你的与众不同，领导自然也会将难度一件大于一件的事情交给你处理，机会自然多了，得到的锻炼也多了，成功的必然性也就大多了!

七、实践与认识的关系。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而认识则可以指导实践，这可以引申到我们面临的“学习”与“应用”的'关系，通常我们在业余时间学习，都比较辛苦。也许是因为书本上学到的东西真的与实际相差太大，或认为有些科目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数”、“管理学”一类的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总之是没什么兴趣，我们基本上都是被逼学习，单单为了“考”而学。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辨证法的逻辑观点，研究事物的深度和广度本来就是一对矛盾体，正因为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具有指导一切的普遍性，我们才不可能期望它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给出明确的答案。而其他那些看起来没什么实际应用的科目，恰恰也是普遍应用在工作生活之中的。

“高数”最主要的是锻炼了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解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处理各种问题的过程，先对题目进行分析、弄清题意，然后考虑属于哪些知识点，找出关键问题，再搜索一下大脑中有几种方案可以解题，判断一下那种方案最简便，之后便是具体解题过程，最后再检查一下就ok了。在生活中我们也应注意说话办事的逻辑性、条理性。

而像“管理学”，虽然我们不是高层管理者，却仍处在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中，知道如何“管理”也就知道了如何“被管理”，比如管理学中有个“例外原则“：即领导一般只抓最好的和最差的，所以你要想拥有更多机会，就要努力做的最好。

另外，也许一些科目没有明显的作用，或是目前没有作用，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却告诉我们：既然学了就应该努力掌握。所以我们应该树立“学而有用”的思想，相信“艺多不压身”，而且要想办法多应用，在应用中你就会有进一步的认识，在应用中学东西也比较快。

八、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现象必然与本质有一定的联系，哪怕是假象也只是本质的一种特殊表现;所以观察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必然能够了解它的部分内心活动。而我们在认知事物或是了解一个人时，应该全面分析各种现象，因此与一个人交往要注意别过分相信“第一印象”，那只是某时某地某种环境下给你留下的某个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