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论文（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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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论文1

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剖析了和谐社会，认为任何一个社会要想维持良好的运转而不发生大的问题就必须具备十个基本条件。提出，我国的发展既有机会又有风险，因此在当前，要特别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并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要协调好社会的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学会化解新生社会矛盾、解决新生社会问题，还指出了社会结构调整的长期任务。

关键词：和谐社会条件利益群体关系社会学视角

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这个提法很好，既符合我们民族长期的文化传统，也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追求和建设和谐社会也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长期主题。虽然在用词上，以往的社会学并没有频繁采用和谐社会的说法，但是，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功能、社会整合、社会协调发展等，在价值取向上与和谐社会的观点是十分相近的。

笔者以为，社会学对于和谐社会的探讨历来有两种基本的视角，一种是正向的视角，即探讨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基本内容、基本目标以及实现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另一种是负向的视角，即探讨社会不和谐的问题，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冲突的视角”，即探讨不和谐或冲突的原因、内在机制和外在因素、表现以及缓和或解决社会冲突的途径等等。本文的前两部分主要是从正向的视角讨论，第三部分主要是从负向的视角讨论。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想阐述，什么是和谐社会，特别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够实现和谐社会，换言之，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一、“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

对于什么是和谐社会，总书记在他的讲话里提出了六条标准：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条标准，体现出新一代领导人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从共和国的历史上看，几代领导人都对于理想社会有过他们的表述。主席比较强调的是“所有制”，所以，解放后，他比较强调农村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平均分配，后来他又在农村里推动创建了“”的体制，在城市里，通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建成了以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城市里的单位体制。后来，到了晚年，的实验偏重于“”式的政治模式，他的实验并没有成功。邓小平同志非常讲究实际，他对于未来社会的描述主要使用的是经济指标，他提出在20世纪末，中国达到小康社会的经济水平，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应该说，改革26年来中国社会确实在按照邓小平描述的模式在发展。和谐社会模式的特点是，在经济有了初步的发展以后，比较强调社会建设的方面、社会关系的方面。

如果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看，社会学是如何理解和谐社会的呢？和谐社会的提法，与社会学的社会整合思想、结构功能思想、社会秩序思想比较接近。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众多部分所构成的统一体，每一部分都为维持社会整体的平衡发挥着一定功能。例如，经济系统的功能是将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提供给社会，而教育系统的功能是将知识、技术提供给社会成员。社会的稳步发展有赖于各个组成部分功能的正常发挥。任何一个社会要想维持良好的运转而不发生大的问题就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传统上，社会学曾经提出过和谐社会的十个基本条件[1][1]。这些条件是：

第一，社会与物质环境相适应。这一点看起来简单，实际上，也相当复杂。这是讲社会的支撑体系，要想实现社会的和谐，首先要有相当水平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的支撑，如果由于物质产品的稀少，社会成员的生计都难以保障，那当然谈不上和谐。我国改革以前，经济不发展，物质产品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社会就不和谐。当然，近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社会与物质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那就是过度地攫取资源，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所以，这里讲的是社会与物质环境两者的相适应，既不能经济滞后使社会成员出现生存危机，也不能因经济的过度发展破坏了自然环境。

第二，适当的社会人口再生产。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体会最为深刻，我们现在的人口达到13亿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对于我们这样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是超载了，所以，我们才于80年代初，采取人口急刹车的作法，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虽然采取了独生子女的政策，但是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要到2035至2040年期间，才会达到中国人口的峰值，按中方案估计人口峰值为亿人，此后人口总数才会下降。按照宋健先生的估计，中国的“适度人口”人口是7亿人[2][2]，那么，在峰值期，亿人就超过了亿人，人均资源当然就显得十分紧张。此外，由于人口急刹车，造成的人口老化的到来就会比较迅速。据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到了2040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50年为%。所以未来又会出现人口老化比较严重的局面。所以，教训惨痛，先是人口的放任政策，导致人口急剧膨胀，后来又人口急刹车，导致老化严重。人口过多和过少都会产生不和谐的问题。

第三，基本社会群体和社会角色的适当安排。从结构的角度看，一个社会的群体结构、职业结构、社会角色结构是要比例适当的，比例不适当就会不和谐。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曾片面突出重工业，一段时间甚至出现全民都大炼钢铁，结果产业严重失调，社会出现灾难。社会的劳动者之间也是有一定比例的，比如人们常常计算，多少个劳动者中有一个干部，如果干部比例太高，就好比人的脑袋太大，身子太小，比例不适当，社会就会出问题。同样，近年来，一方面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出现劳工短缺的现象，很多企业雇不到操作型工人，特别是技术操作型工人，而奇怪的是另一方面，很多失业下岗工人又找不到工作。其中一个不匹配的原因就是，从国有企业失业、下岗的工人在职业结构、社会角色结构和区域结构上都不能与就业需求结构相适应。所以，和谐的社会需要实现就业方面社会需求结构与社会群体结构之间的互相匹配。

第四，社会成员之间信息等的沟通。这一点对于我们国家尤其重要，我国是个大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信息之间的沟通并不容易。自秦以后，我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统一国家，这有利于地区之间的协调。但是，由于国家大，上下之间的层级体制重重叠叠，层级越多上下之间的信息沟通就越困难。所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上下之间的信息怎样能够畅达。我国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下面的信息往往不能够顺利地传达到上层决策者。地方管理者比较容易报喜不报忧，上级来检查工作，往往是事先安排好了，表现的是比较好的一面，其结果是上面比较难于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传统上，上层管理者也曾尝试一些手段了解民情。比如，皇帝、高官微服私访，但是，即使是再英明的个人，仅仅凭借自己个人的观察，所了解的情况必然十分有限。所以，在我国要实现信息的沟通，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下层向上层顺畅传达信息的体制，比如，我国近来在加强信访制度的建设等。其实，自古以来，我们就尝试过各种下情上达的制度，比如古代就有“击鼓鸣冤”的作法，政府设立“鸣冤鼓”，有冤屈的老百姓可以将信息直接传达给上层。今天，信息沟通的手段比古代多多了，可以创建更多的信息沟通渠道。

第五，对社会基本事物之涵义有一致的认识。如果人们对于基本事物的涵义都产生分歧，社会群体必然分裂，社会无法稳定。历史上，东周春秋战国时代曾经诸侯纷争，人们对于社会基本事物涵义的认识有重大分歧，秦开始将列国统一起来，并试图建立统一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体系。秦始皇虽然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到秦二世很快就亡国了。这就证明，一套完整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体系的建立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倘若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对社会基本事物之涵义一致的认识，如果人们在基本事物的认识上严重分歧，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到了西汉，为了实现社会稳定，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如何建立一套政治法律与思想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体系。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最终选中了儒家的思想体系。西汉董仲舒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曾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3][3]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儒家思想作为社会标准的基础。当然，今天，我们也遇到了难题。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26年了，改革本身就是改变了很多社会事物的基本含义。比如，改革以前，“倒买倒卖”被认为是违法行为，所谓“倒买倒卖”就是先用比较低的价格买入，再用比较高的价格卖出。我们知道，所有的商业行为都是“低价买高价卖”以获得利润。改革以前，之所以将“倒买倒卖”被认为违法行为，是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所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26年来中国人们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而改革本身就是对于改革以前的社会事物定义的修正。而社会基本事物定义的修正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从负面的影响看，它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学有个概念叫做“社会失范”，是指社会失去了规范，而如果社会真的失去规范，那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所以，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很艰难的时期，一方面我们必须推进体制改革，因为理顺体制确实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推进改革，必然带来对于社会事物基本涵义的修正，必然造成人们认识上的混乱，这样，社会当然难以和谐。所以，今天，社会上的很多矛盾、冲突等都是因为人们的基本观点不一致而引发的。思想认识上的混乱，甚至导致违规、犯罪行为的增长。所以，我们今天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逐步建立一套政治法律制度与思想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思想体系。

第六，社会群体奋斗目标的基本一致。这一点与上面一点是有联系的，上面一点强调社会基本事物的定义，或者说文化认同。这一点强调更宏观的、高层次的目标。这里讲的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文化模式制约下，一个社会所产生的社会目标，它与政府的政策有关，但也不完全是政府可以控制的。该目标一旦形成，就会制约着普通百姓的行为，社会学家帕森斯称之为：目标实现（goalattainment）。比如，改革以前中国社会是政治主题的社会，社会所规定的主要是政治目标。当时，追求富裕不是社会目标。人们积极地表现，希望能够政治进步，人们追求能够入党、入团，并以此为荣。在中国传统社会，家族宗族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强调的是家庭伦理目标，人们追求的最高荣誉是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再比如，一些重视宗教的社会追求的是宗教目标等等。今天的中国社会，经济目标变得异常重要。社会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以追求富裕为目标。据报载，新近的一次青年人的网络投票显示，青年人将追求“更多的钱”排在了第一位，占投票者的%。[4][4]当然，老百姓追求发财这无可厚非，但是，由于我国的社会转型太快，从过去的政治目标，一下子就转到致富目标，这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跟得上的，人群中很容易产生分歧，甚至出现社会群体奋斗目标严重分歧的情况，这就会产生冲突和争论。另一方面，财富的目标如果与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理念发生冲突，也会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与混乱。此外，设立了社会目标，还必须解决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目标，这是第七点所要谈的。

第七，建立了社会规范以限制追求上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这里所说的对于行为的限制，与第六点讲的目标是联系的。当一个社会设定了社会目标以后，还必须规定和提供实现该目标的手段。实现社会目标可以有多种手段，社会必须规定人们只能够采取那些合法的、合理的、公平的、正义的手段去实现目标，而不能够采取不合法的、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不正义的手段。比如，改革以后，我们提出一部分人先富的口号，如上所述，追求财富成为很多人的奋斗目标。那么，用什么样的手段追求财富呢？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对于实现目标的手段有严格的限制。目前，社会上一些人为达目标不择手段，甚至采取违法的、违规的手段追求财富，这样，社会当然就不会和谐。此外，由于社会转型、由于社会变迁迅速，社会规范本身就不清楚、不清晰，比如，河北省的孙大午事件，抓的时候说是有罪，判刑几年，放的时候又说没罪。一时间，社会上争论得沸沸扬扬，到底是否犯罪也说不清楚。一个社会如果连犯罪不犯罪的标准都产生分析、出现含混的话，社会规范就出了大问题。

要注意，和谐的社会，目标和手段必须协调。社会学认为，目标和手段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调整的。比如，如果追求财富的目标设立得太高了，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太强烈，而社会又不能够提供给人们比较充分的手段去致富，那么，就可以降低一些财富的目标，以适应社会上很多人无门路致富的现实。

第八，对感情表达方式的限制。这里强调的还是人际关系，任何一个和谐运转的社会，其文化就规定了人们相互之间交往和情感表达的方式。比如，历史上，中国人讲究的君臣父子、讲究特定的夫妻关系。不同时代会产生不同的表达方式，世界各国也会有所不同。社会学的研究证明，在不同民族中，两个人交谈时，相互之间接近的距离都有所区别，所以，这方面的和谐要符合各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

第九，对社会新成员实现了社会化(Socialization)。“社会化”在社会学中是个专门的术语，指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年，不断接受社会文化、社会规范的过程。我们知道，社会和谐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够遵守社会规范，如果人们不遵守社会规范，哪怕是轻微地违规，比如在城市里乱扔垃圾，社会也难以和谐。那么，怎样做到人人都严格遵守社会规范呢？是不是靠严格的管理就能够实现呢？管理固然重要，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有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里，如果仅仅依靠管理，即使建立一支巨型的管理队伍，也难以“看住”每一个人。所以，关键还是需要人们的内在约束。而怎样实现内在约束呢？社会学认为，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做好“社会化”。让人们从小就训练得非常成功，长大了自然就遵守社会规范。

事实证明，在人口高密度的社会里，对于人们的规范的训练要比人口稀少社会的更加严格。因为，在人口高密度社会，违规造成的人口“乘数效应”后果太严重。比如，在实际人口1650万的北京，即使仅仅四分之一的人乱扔垃圾，那也会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所以，良好的社会化形成的内在约束比什么都重要。

第十，有效地控制了分裂性社会行为。这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最后防线。在发生重大社会冲突的时候，任何政府都会采用强制手段制止冲突。当然，有效的控制可以防止社会局势的恶化，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社会的稳定。它可以防止社会发生混乱，但是，如果到了这一步，社会仅仅依靠控制手段，要想实现和谐就很难了。

二、为什么在当前要特别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自党的四中全会以后，中央特别突出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新的理论观点。总书记在最近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的重大意义，他说：“从国内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5][5]这就是说，我国的发展既有机会又有风险，可以说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了高风险的时期。本文这一部分就是试图从社会学理论角度分析，为什么说我们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时期，以及为什么特别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

从1979年到2005年，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已经有26年了，年均GDP增长超过了8%，持续增长的时间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2003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万亿，到2005年3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2万亿元。这些当然都是好的消息。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1000至3000美圆之间的时候，也是社会结构高度紧张、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高风险阶段。

为什么呢？难道“不发展”反而结构稳定、矛盾不容易激化、社会风险反而小？发展反而会带来不稳定吗？事情确实如此！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社会学理论。关于经济发展、政治自由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动荡的观点，最初是由法国大思想家托克维尔提出来的。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发现，经济越是繁荣，政治自由越能在一些地区获得广泛基础，这些地区的不稳定特征就越突出。

托克维尔的研究发现，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以前的一、二十年时间里，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受到了尊重，国王开始关注贫困者的疾病问题，政府很少对于穷人采用暴力手段，反而减免他们的税额或给穷人以救济。在这一时期，法国经济比较繁荣，增长率比较快，个人比过去也更为富裕。于是，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由于萧条、衰退和条件恶化。一个习惯于忍受的民族，根本不知道有压迫的存在，而当这种压迫减轻了时，他们反而意识到了压迫，于是开始反叛。被革命摧毁的统治，往往就在它作出改进和改善的时候，往往就在它接受恶劣统治的教训的时候，往往就在它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时候，革命却发生了。”[6][6]

自托克维尔以来，不少研究者都曾经用一些国家的资料和史实证明：发展带来了不稳定、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风险。比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和格尔等就用很多资料证明了J曲线理论，他们用这种理论阐释，为什么在经济处于繁荣的时候会发生不稳定[7][7]。J曲线理论解释说，客观生活状况的改善会导致人们产生更高的期望值。当期人们望值增长得比客观状况改善的速度还要快时，就会导致人群中更高程度的被剥夺感。该研究认为，动乱常常发生于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之后突然萧条的时候，因为，这时人们的期望值已经被繁荣的经济鼓动得很高，而实际的经济条件却又难以满足人们的较高期望，于是，社会上不满情绪便高涨起来。所以，J曲线理论认为，人们的高期望与期望难以得到满足之间的巨大差距导致了动乱的发生。如果针对中国的情况，就是说，只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不稳定就难以发生，但是，如果在高增长之后出现经济滑坡，那么就要警惕动乱的发生。

对于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产生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库兹涅茨是用“倒U形曲线”理论解释的。他认为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是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发生的现象。如果用他的理论解释中国改革的话，那就是，在改革以前经济不发达的时候，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也不大。改革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体制不完善，漏洞很多，从而导致了不公平的增长。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逐步健全，贫富差距又会缩小。

此外，解释高增长期的高社会风险的理论还有：赫西曼的“隧道理论”和

朗西曼的“ABX理论”

[8][8]。与上述戴维斯和格尔、库兹涅茨等的理论相比，赫西曼和朗西曼的理论更偏重于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解释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动荡产生的原因。简言之，他们认为，人们满意不满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相对比较的结果。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某一个人如果看到自己的朋友、亲戚、熟人的收入不断增加了，而总没有自己的份，他就会感到不公正，甚至会采取过激行为或违规行为。有时候，其实，这个人的收入水平也增长了，但是，增长的速度没有别人快，而这个人的欲望却比别人强烈得多，他总是与更高的收入者比较，结果，他还是不满意，甚至是极大的不满。所以，赫西曼和朗西曼的理论说明，即使在照顾了一些人利益的情况下，矛盾和冲突还是会发生。

总之，上述理论说明，发展与不稳定、不和谐往往是共生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人群中利益格局的变化与调整，所谓利益格局的变化和调整必然是有些人获利多一些，有些人获利少一些，有些人利益相对受损，有个别人甚至会出现利益绝对受损的情况。获利的当然会沾沾自喜，而受损的或获益较小的却常常会发生心理失衡。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情况。

经济是基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带来与经济相关连的其他多方面体制的变革问题。比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财富的积累，而财富的积累和集中带来了金融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的问题。所以，在当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候，我们要居安思危，要随时发现潜伏着的问题和危机，及时调整社会利益结构，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一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

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在中国改革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提出的战略构想。二十多年来，我们进行的是在全世界都有重大意义的实验，正因为如此，中国也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验中，可比较的有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他们也是一种实验的模式，他们采取的方式和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国家采用的是邓小平同志的制度设计，邓小平使用“改革”一词，改革这个词意味着，在经济与社会的改变中，是用渐进和改善的方式来进行的，而不是完全打碎原有的体系，重建一个体系。“打碎原来国家机器”的方式，在历史上和全世界也不乏其例，其损失是很大的。“打碎”之后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去重复原来的许多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从1979年以来的变革跟苏联和东欧就很不一样。他们采用了打碎原来的国家机器然后重建的方式，这就好比是一个人，把他的心脏做了手术，同时也将肝、脾、肾，全都换了。那么这个人，没有很长的时间肯定是恢复不了的。而且还得有个前提，就是他的每一项手术都做得非常成功。在这种社会实验中，苏联和东欧是一种模式，我们中国实际上是给世界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发明者应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实践证明，中国目前所进行的这种渐进模式的改革实验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所以，构建和谐社会既是一个过程，也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只有理解了这个关键时刻，才能理解和谐社会对于我们的重大意义。26年的经济迅速增长一方面成绩很大，另一方面，迅速膨胀的经济，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贫富差距严峻、社会保障缺失、犯罪问题严重等等。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改革实验就难以成功。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协调好社会的各群体之间的关系

如上所述，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全面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所以，本文第一部分谈了和谐社会的十个基本条件。当然，这十个条件只是一般原则，在不同时期也不是没有重点的，在当前，笔者认为，核心问题或关键问题是特别要协调好社会的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要着重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问题。所谓协调利益关系，最为核心的还是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有关群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关键是财富、收入在各个群体之间如何分配。我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从收入分配入手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先富的观点，他的目的在于启发经济的动力。26年后，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解决了，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持续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动力不足，反而是动力有些“过度”了。当然，事物总是辩证的，在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带来经济发展动力的同时，贫富分化的问题日益变得突出了。

那么，今天中国大陆的收入分配、贫富差距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应该说，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我们知道，测量贫富差距国际上通用“基尼系数”的方法，中国的经验也证明采用这个方法能够比较好地反映真实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改革以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基尼系数是，改革以后不断攀升，1988年达到了的水平，1994年达到，1997年为。根据最近做的一些研究，比较了2004-2005年的一些调研，笔者认为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的水平。

基尼系数的水平，在国际上比较应该是比较高的差距水平。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十个国家是：塞拉利昂，巴西，危地马拉，南非，巴拉圭，哥伦比亚，巴拿马，津巴布韦，智利，几内亚比绍。我们国家虽然还没有达到这些国家的水平，但是，从发展趋势上看，我国在改革以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贫富差距从上升到的水平，确实是上升速度太快了。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确实是严重的问题。上述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大多分布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些国家均因贫富差距过大而带来了社会动荡，最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吸取这些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的角度看，我们国家目前基尼系数的水平，确实到了应做出政策调整的时候了。

从另一个极端看，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是：奥地利基尼系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德国。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确实比较低，它们的情况比较符合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所描述的高收入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大体都在万美圆以上，其贫富差距之所以小，重要原因在于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养老、失业救济和贫困线等社会保障体系。而我们国家的人均GDP只有1千多美圆，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水平确实无法与这些国家相比较。而且，我们已经有过经验教训，在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用计划体制强撑着建立高覆盖的福利保障体系，其结果是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整个国家变得更穷了。

所以，笔者以为，贫富差距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处理贫富差距问题要考虑的因素也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做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探讨。第一，造成中国贫富差距大的原因。中国的贫富差距大与中国的区域差异大和城乡差异密切相关。那么，有人会反驳说，改革以前区域差异也很大，为什么贫富差距比较小呢？笔者曾有《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一文解释，证明改革以前中国是政治分层社会，当时人们政治地位的差异并不小。第二，贫富差距与公平效率的关系。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确实与该社会的效率有关。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率看，以及从各国之间的竞争角度看，贫富差距也不是越小越好。如果讲贫富差距小，中国改革以前贫富差距小，时期甚至最小，但是，我们都知道改革是对的，不能回到改革以前，不能回到“”政策。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改革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有很大提高，这与收入分配的刺激有关。从国际经验看，前述的高福利国家贫富差距确实小，但是，经济的竞争力也不强。而经济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比如美国，贫富差距也是不低的，近年基尼系数约为。所以，这里关键是要把握好一个“度”，既保证经济的持续高速度增长，又不使得贫富分化太严重。第三，当前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如果仔细考察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的话，自改革以来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的政策与坚持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思路是一致的，26年来，这项政策取得了重大的成绩。目前，基尼系数达到的水平，是否意味着，在政策上应有所调整呢？其实，如果仔细阅读党的16大报告，报告在关于“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一节中，已经提出：“再分配注重公平”的观点，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微调。如果细心考察中央2003年以后的政策，也可以看到政策上的调整，比如：2004年中央关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决定，又如中央关于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2005年对农村合作医疗增加中央拨款的决定等，都体现出了在收入分配上的调整。总之，在继续坚持效率优先的政策的同时，在再分配中重视公平，实行通过再分配向低收入者转移支付的政策。第四，从长远的政策取向看，笔者以为，有五个方面的对策不可忽视：其一是城乡关系的调整，中国最为主要的贫富差距还是出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所以，解决“三农”问题才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出路；其二，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与贫困是孪生关系，所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下岗可以缓解贫困；其三，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这是调节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渠道；其四，通过税金调整，完善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等多种调节手段；其五是推进基础教育，以往的研究证明，一个国家的平均教育水平与贫富差距呈反比例关系，所以，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可以缩小贫富差距。

第二，各种社会利益群体的关系问题。中国当前的社会的不和谐问题比较突出地表现为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方面。什么是利益群呢？笔者以为，所谓利益群体就是“在物质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或有一致的利益要求的人所构成的群体”，这里所说的物质利益核心是经济利益。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社会的群体差异或矛盾问题，绝大多数是以利益群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实，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社会学家就开始用这个概念分析[9][9]。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曾采用利益群体的分析方法[10][10]。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采用利益群体的分析方法，比较能够反映中国社会矛盾的真实情况。

再比如，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就是两个有着利益差别的群体。近来的一些研究证明，我国城市外来人口或流动人口的总数超过了一个亿，其主体是城市农民工。2003年以来，中央对于城市外来人口和城市农民工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强调要保障城市外来人员的合法权益，取消了对于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要求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多渠道安排农民工子女就学等。然而，在调整城市外来人口的政策后，新的矛盾又暴露出来。过去，采取的是强控制政策，在高度控制之下，矛盾处于潜伏状态。现在采取的是宽松的政策，在环境宽松的时候，矛盾反而暴露出来了。笔者近来的调研证明，流动人口统计处于失控状态，城市流动人口的犯罪率明显上升，街头抢劫、盗窃等案件频仍发生。笔者近来对于市民的访谈发现，市民方面有较大的不满和怨言。可见，城市是一个有限的空间，城市里生活的两部分人——本地市民和外来人口——共享城市空间内的有限资源，当政策调整对一方面有利的时候，另一方就会感到利益受损。所以，要想实现和谐就必须妥善调节有利益差异的群体之间的关系。

第三，化解新生社会矛盾，解决新生社会问题。在处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方面，我们曾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同志还专门就《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了著作。但是，改革26年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与过去比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新的形势下，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矛盾、新的社会问题，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难题，在有些方面，矛盾甚至变得更为尖锐了，而且传统的处理方法已经失效。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创新，不断提出新的解决思路和解决办法。

近来，在社会关系不和谐的问题上，导致社会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比较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发展向农村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二是工程项目移民引发的社会矛盾；三是城市建设拆迁引发的矛盾。三种矛盾有共性，我们先以城市发展向农村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为例，作一个简单分析。

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步伐大大加快，随着城市向郊区的迅速扩张，随着全国各地经济开发区扩张的热潮，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而在征地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对农民的补偿标准偏低、社会保障措施不配套、盲目上马导致“征而不用”、“暗箱操作”而滋生腐败、征地补偿安置费分配混乱等多方面问题。这些问题成了基层农村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导火索，利益受到损害的农民甚至不得不采取集体上访、诉讼等手段，甚至采取一些过激行为来保护自己。“失地农民”的问题难以解决与经济体制的转型也有很大关系。在我国城市化的早期，失地农民的问题并不严重，因为当时国家的安置方式包括了就业安置，这在计划经济年代非常有效，农民能够很快在国营企业内转为工人身份。当时的农民甚至盼望国家开发，希望国家安置、希望转变身份，因为一旦国家安置就成为“铁饭碗”，终生有了保障。随着时间的推进，市场经济带来了企业用工方式的变化，政府再也无法采取就业安置的办法把农民“塞”进企业，于是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突出起来，并逐渐演变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这里就要研究，为什么当年农民盼望开发、安置，核心是有国家的“保障”。今天对于失地农民再想采用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保障是没有可能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够采取其他的保障形式。比如，为失地农民建立新型社会保障基金。河北省秦皇岛的开发区就尝试建立征地补偿的新型社会保障基金，实践证明还是很成功的。所以，不是说开发征地就一定会引发社会矛盾，关键还在于我们能否研究新的情况，提出符合新的实际情况的对策。

至于工程项目移民引发的社会矛盾与征地的矛盾有相似之处，关键还是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移民的补偿要合理，使得移民在迁移以后，生活水平不能低于原来的水平。二是保障问题。上文已经指出，过去的“安置”政策之所以成功，心理上的安全感起了很大作用，核心在于被征地或被迁移者得到了保障，解决了后顾之忧的问题。今天的征地和移民之所以常常激化矛盾，是因为被征地者或被迁移者心理上总没有安全感。总感到将来未来有不测风云，因此，总是在补偿费用上发生争执。而我们的管理者，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总想简单化处理问题，采取“一笔买断”的方式处理问题，付一笔钱了事，使得被征地者或被迁移者总有被欺骗、被抛弃的感觉。其实，有时候付给被征地者或被迁移者的补偿费用也并不少，如果用这笔钱来建立社会保障计划，也是够的。所以，关键问题在于一部分管理者总是不能够从被征地者或被迁移者的角度看问题，不能够以民为本，工作方法上又总是图省事，结果激化了矛盾。

至于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与上述征地和工程移民的情况有一些区别。城市的被拆迁群体往往是城市市中心区域居住的老居民。由于中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他们的经济地位比前述的失地农民和工程移民要高很多，因此，处理上难度还要大一些。从以往的拆迁工作看，拆迁所激化的社会矛盾此起彼伏。在城市改造中，由于拆迁管理工作不到位、拆迁补偿标准测定机制不完善、滥用行政裁决和强制拆迁的行政行为等原因，引起大量群体型上访事件甚至引发恶性事件，威胁到社会稳定。当然，虽然与农村比，城市拆迁者的经济地位高很多，但是，在城市市民中，被拆迁者的一部分又往往是经济收入比较低的城市居民，比如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下岗职工、小生产者、个体户、不充分就业者等。如何有效保护这种城市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成为城市管理中的新的难题。

第四，社会结构调整的长期任务。要认识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特别是通过对社会结构的研究更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社会结构。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和表述，社会学家常常采用类比的方法。如：“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橄榄型”或“纺锤型”社会结构等。传统上我们说，中国社会还是“金字塔”结构，指经济地位比较低的农民占人口的多数。笔者最近的研究证明，问题比金字塔结构还要复杂。[11][11]

笔者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Socio-EconomicIndex,简称ISEI）的研究方法，该方法是综合了人们的多种社会经济因素而排列的顺序和分值，是一种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该方法采用的是国际标准化职业分类体系，而且在形成该指数时，将教育的和收入的指标也作到了国际标准化，从而解决了国别差异问题。所以采用该方法测量，是能够反映实际社会经济地位的。笔者使用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既下面是一条比较长的“横杠”，得分是23分占了全部就业者的%，而组成该分值的职业群体基本上就是农民，包括从事大田、棚架等农作物种植的人员、农副产品加工人员和其他种植养殖业从业人员、畜牧业生产人员、家畜家禽等从业人员，收垃圾为生者，清洁工等。其中的主体，占该组%的都是从事大田劳动的农民，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即在上述的%中，58%都是大田农民，另加上%的其他一些体力劳动者。这些人构成了丁字型社会的最下面的一个巨大的群体。该群体反映了中国的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社会下层的比例过大。

其他各阶层形成一个大体上是“立柱”的形状，竖在这个“横杠”上面，所以，总体形状是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型的结构。其实，这个数据模型反映的是一个很简单的现象，即中国城乡分野的现实：作为人口中多数的农民形成一个“横杠”，而城市就业者大体上形成一个“立柱”。

笔者以为，丁字型的社会结构是造成社会不和谐问题的根源。丁字型的社会结构，由于其下层群体过大，而且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一种两极式的（或直角式的）连接方式，因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以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目前，中国社会运行的巨大难题就在于，丁字型结构造成的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中间阶层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设施，在丁字型结构的下层群体看来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来谋生的途径。总之，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犯罪问题、秩序问题、治安问题、贫困问题、艾滋病问题、问题等等，都可以从丁字型结构和结构紧张上得到解释。

笔者认为，如果要想从紧张型社会进入宽松型社会，最根本的还是要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那么，如何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呢？笔者曾经提出过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真正实现第一产业就业群体向第二产业就业群体的转变，即实现目前已经进入工业领域的乡镇企业工人、城市农民工的正规化就业的任务。目前，任务的焦点还在于第一步，所以，社会政策的配合主要还是在于为第一步的转变服务。比如，第一步对于教育的要求还在于国民普遍受到9年以至于12年的教育，强调操作型专业技术的培训，所以，教育的投入，应主要导向于中、小学领域。第二步，实现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完成扩大中间阶层的任务。从历史上看，从1982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在跨度约20年的时间里，中间阶层里的两个典型群体，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变化很小，所以，也很难指望这两个群体会在短时期里有较大增长。而中间阶层的增长主要依靠商业、服务业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增长。所以要培育适于这些阶层发展的社会环境，比如，提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技术与文化水平。此外还要研究如何培育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

综观我国改革26年来的社会结构转型，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目前的进展也还算顺利，唯一的问题就是，不可能指望速度很快。中国社会属于人口巨型社会，农村的包袱又如此沉重，社会转型必须要有耐心。虽然，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在进行，但是，转型的时间是相当长的，笔者曾经计算，所需时间，从2000年算起，大约需要40年时间。这就告诉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长久的过程，需要我们全民族为之长期奋斗。

注释：

[1]郑杭生、李强等：《社会运行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05页。

[2]宋健，宫锡芳，宋子成，孙以萍：“中国理想人口目标的定量研究和优化分析”，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集，《人口研究》增刊，1981年。

[3]转引自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4]报道：“中国青年第一欲望：发财”长春：《新文化报》2005年7月20日第6版。

[5]：“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第一版。

[6]AlexisDeTocqueville,The:Harper&Brothers,1856,p214.

[7],,Volume27,,1962,p5-6.

[8],EssaysinTrespassing:EconomicstoPoliticsandBeyon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1966,

[9]参见顾杰善、刘纪兴等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分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11月第4页。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山草香为大家整理的3篇和谐社会论文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可以帮助您更好的写作关于和谐社会的论文。

和谐社会论文2

关键词和谐美学/和谐社会/和谐关系/和谐人格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这为和谐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大机遇，也给和谐美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和谐美学认为“美是和谐”，而和谐是历史的、动态的，它由古典素朴的和谐美，经近代对立的崇高美，向现代更高、更新的辩证和谐美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方面为现代和谐美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这种新型和谐美的现实展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主体与对象高度和谐统一的社会，从和谐美学看，和谐社会就是更新、更美的社会。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美的时代”，但那是古代人未充分发展的一种和谐，是一种不完满的完满，是无法与今天全面发展的现代人与现代和谐美相比拟的。现代社会主义新型的和谐社会，既超越了古代农业社会田园牧歌式的和谐，超越了历代儒家期盼的太平盛世和大同世界，也超越了毕达哥拉斯数的和谐宇宙、柏拉图的“爱情”世界和“理想国”。这个新的和谐社会，是在现代科技基础上，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的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的过程中构建的，它的形成将意味着从近代开始一直在主体基础上对立、分裂中演进，不断向现代、后现代极端化发展的动荡不安的时代将逐渐成为过去，而新的和谐社会将开辟出一个新的美的时代，它将总结和超越过去一切的和谐社会，它将是一个自觉的充分发展的和谐时代。

如生产劳动过去被狭隘地理解为只是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而从和谐美学看来，它应是一个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和谐的关系性的概念，劳动实践的涵义非常丰富，它不只是人类创造工具、使用工具，作用于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而且是创造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不断发展的活动。但迄今为止生产劳动的和谐却是有限的，原始劳动的和谐是素朴的，是在强大自然威力压抑下唤醒的神话式的和谐。农业社会的劳动是依附于自然、依附于土地、田园牧歌式的和谐。工业社会的劳动，一方面是异化的劳动，是物对于人的奴役和控制；另一方面是主体的膨胀，借助工具理性粗暴地征服，摧残自然，导致生态失衡与自然的分裂对立。只有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与物、人与工具才逐步走向新的和谐，才真正开始全面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们的劳动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人们才在劳动对象、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中，创造并感受到和谐，体验到快乐，劳动才超越了生存的需要，升华为一种人生的享受。同样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不但生产活动是和谐的，产品的流通、交换、消费的活动也不只是一种商业行为，而同时是一种审美活动。人们购物不但是为了满足使用的需要，同时越来越重视产品的审美含量，购物的过程变成一种观照体验快乐的过程。买方与卖方也不单是交易的关系，而且是一种互助合作的关系，交易的过程也变成在互动中不断提高彼此审美素养的过程。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9年我在《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一文中曾说：“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已逐渐失去作用，正在被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相适应的新规律所代替”①。当然，适应不是没有矛盾，不是没有不平衡，而是社会主义社会能自动调控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使之在动态中不断达到新的适应，新的协调，更高的平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实践，必将进一步把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以及一切精神文化生产，在动态中平衡、有序、全面地协调起来。我们更应该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艺术生产、精神生产与和物质生产相互适应和谐发展的新规律，以有力地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而当前人们的一切日常生活也正在朝和谐适宜、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着。食不只是胃肠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我国古代晏子早就有“和如羹”、和五味的思想，并且认为和羹有“君子食之，以平其心”的作用，中国的饮食文化始终体现着一种中和意识和趣味。现在各种食品更讲究造型的独特、色彩的搭配、口味的调和，使人们吃出一个和谐来，吃出一个美来；衣着不单是遮体御寒，已越来越注重个性化、人格化和亲和力，注意新颖而得体，时尚而靓丽，让人们穿出一个和谐来，穿出一个美来；房屋不单是为了居住，追求实用而美观、温馨而舒适的美化装饰，已渐成为家居的普遍风气，它为人与环境、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和谐创造了更多的物质条件。一位美学家曾形容审美的愉悦像坐在家里那样自由自在，这种自由自在的家居正在中国大地兴起，让人们住出一个和谐来，住出一个美来；行也在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不但自行车王国正逐步为轿车所挤占，而且逐步追求快捷、便利、舒适和惬意的出行，逐步让人们行出一个和谐来，行出一个美来。总之日常生活正在审美化、和谐化、人文化。但我这里所说的生活审美化，与有些同志所说的“审美生活化”不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把生活升华到精神的审美的高度，而所谓“审美日常生活化”是让审美与生活看齐，把理性的精神的审美降至感性的物质的日常生活的水平，实是把审美感性化、快感化、生理化，越来越淡化了其人文精神和理性内涵，这是后现代消解和否定审美与日常生活差别的一种反映。审美自然包括感性的快感，但它又必须超越感性，使感性与理性、生理感受和心理体验和谐地统一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审美境界。

生产劳动、日常生活的背后是人与对象、人与人的关系，和谐社会的理想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现代和谐，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原始时代也曾产生过一种团结互助的关系，但那是未分裂的、素朴的和谐。我国古代儒家也曾设计过人与社会和谐的方案，如在家庭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举案齐眉；在国家讲君明臣忠，将相谐和，君民同乐，长治久安；在社会上讲睦邻友好，交友诚信，“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关系。但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是为适应宗族关系和封建等级秩序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主体依赖于客体、个人依附于社会、心理意识服从于道德律条的不自由。古代梦想的和谐社会是片面的、虚幻的，甚至冲淡和掩饰了阶级对立的现实。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突破和扬弃了古代的和谐，把一切社会关系置于厉害对立的基础上，二元对立也成为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的根本特征，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一直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嬗变的。荒诞是二元对立极端化的产物，它一方面把对立推向两极，另一方面又与“无差别”相关联，消解和抹杀一切矛盾、差别，是一个矛盾的悖论。在这个悖论中，前期的荒诞侧重于向两极对立的极端发展，后期的荒诞，特别是其近来的动向，更侧重于走向消解和抹杀矛盾，甚至走向另一极端，否认和消解一切差别。诞生于后现代语境中的生态主义和生态美学(西方称环境美学)，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同样表现了这种消解矛盾否认差别的思潮。因为在这种“整体和谐”中，侧重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界生态发展的一个环节，人与动物是平等的。在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旗帜下，人与自然的差别，人的社会性、主体性、能动创造性消失了，以人为本不见了，而突现出来的实是以自然为本，实是人统一于自然的整体和谐，人与自然无差别的整体和谐。新的和谐社会关系，将结束近、现代的绝对对立，吸收、融合后现代趋向和谐的有益观念，重新创造一种和谐自由的社会关系。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是现实的规律性的真实存在，远远超越了古代虚幻、片面、素朴的和谐。它以新的互助互爱、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关系代替利益对立和相互争夺的旧关系，开创了人类和谐处理自身关系的新时代。社会美是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将创造一种更新、更高的社会美。

人与社会的和谐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又是人的无机躯体，自然与人的和谐在实践中产生与发展。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没有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就没有物质基础，人与社会的和谐就难以实现。当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又依赖于人与社会的和谐才能完成，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②。没有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难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学家诺曼·万尔顿曾说，“只有与地球和谐相处，才能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而只有人们之间和谐相处，才能做到与地球和平相处”③。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自然美和生态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人与自然向更高的和谐发展，也将不断促使自然生态日益变得更新、更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落脚点是人，人与自身的和谐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关键与核心，只有人与自身的和谐，只有人自身全面和谐发展，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实现。试想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身心畸形、灵魂与肉体分裂、理性与感性失衡，哪里能谈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呢？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人，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构建和谐社会实践要落实到人，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归宿也是人，都是为了要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的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造就，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成熟，和谐社会是现代和谐人的摇篮。现代和谐人既富有突出的个性，又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一切社会关系和谐自由的内涵内化为自己的真正的人的本质。他是感性与理性都充分发展，而又和谐统一的人。现代全面和谐的人远超越了古代人，古代人的和谐是原始的未充分发展的，是单纯的、不丰富的、有限的。他也超越了西方近代、现代、后现代人，从近代开始人们就在理性与感性、灵魂与肉体二重性格的裂变和斗争中备受煎熬，而随着现代、后现代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对立的极端发展，一方面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使理性虚构了自我迷信，理性主体的妄自尊大，无度的粗暴的征服和摧残自然，陷于自然的无情报复之中；另一方面人文精神的丧失，感性主体的膨胀和沦落，人或异化为“甲虫”、非人，或裂变为“单面人”、碎片人，或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和谐社会为后现代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构建了美好的精神家园，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有家可归了，人类漂泊无依的时代也将成为过去。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是非人时代的终结，将是理性妄自尊大时代的终结，将是真正现代自由人的新生。他把必然升华为自由，把受动转化为主动，具有充分的创造活力，成为最有主体主动性、历史创造性的现代人，成为既有主观目的又合“客观目的”的真正的历史的主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指出：“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类历史的“目的本身”④，从根本上说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本身”。现代社会主义的自由人，将是和谐全面发展的人，将是社会美的核心和主体自身，将是自然美的创造者，艺术美的立法者。艺术美源于现实美又高于现实美，艺术和谐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艺术概括和审美创造，是新型的现代和谐自由人，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新型和谐关系的典型反映和理想的表现，它也将随着和谐社会、和谐人格的不断完善，不断发展，日益走向至真至善至美的境地。

总之，和谐社会的精神是把社会和谐化、审美化，从美的本质上说和谐社会就是美的社会，和谐的关系就是美的关系，和谐的人就是美的人。和谐的精神照亮了我们社会整体的美，也点亮了我们社会一切个体的美。当然这是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我们现在和这个理想还有不小的距离，但可贵的是和谐社会的提出和构建，已朝这个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个光辉理想一定会逐步变成明天灿烂的现实。

注释：

①周来祥：《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原载《文艺报》1959年第2期。后收入《周来祥美学文选》(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3—1265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2页。

和谐社会论文3

旅游产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相辅相成，二者在目标、主体及扶持政策上存在许多交互点和相同点。

（一）目标和任务一致性

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旅游业是在利用本地资源的前提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进而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两者都是为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缩小城乡、区域的发展差距，保障社会就业的充分性。

（二）主体一致性

第一，二者所涉及到的主体基本一致，都包括调控主体、参与主体、中介组织和监督机构等。第二，各个相应主体在和谐社会建设以及旅游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和功能基本一致。政府起到扶持和调控的作用；农户和社区居民主要发挥参与服务的功能；监督机构和旅游协会主要起到监督的作用；企业组织连接了对象和市场。第三，二者主体参与的前提和意愿均是因为和谐社会建设及旅游业发展能带来各方面的效益。中新网贵州频道2013年4月15日报道，贵州省旅游业在过去五年全省总收入、接待总人数平均增幅分别为%、%，大力推动了贵州省经济的发展。据省假日旅游办汇总各地统计数据显示，仅清明小长假实现旅游总收入亿元，同比增长%。①在贵州省各地区旅游业发展取得成效的同时，旅游收入对贵州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政策的相互衔接

《关于金融支持旅游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2012]32号中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坚持区别对待、有扶有控的信贷原则，加强和改进对旅游业的信贷管理和服务，要根据旅游项目的风险和经营情况，创新发展符合旅游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和模式，合理确定贷款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确保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获得方便、快捷的信贷服务。《贵州省旅游条例》指出要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维护旅游市场秩序，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很多政策更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的相关政策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两者一脉相承、不可分割。

二、贵州省和谐社会建设中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旅游业与其文化融合程度不够

贵州省旅游资源丰富，且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但是没有形成独具一格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旅游资源优势尚未转变成旅游产业和旅游经济优势。目前看来，贵州省并没有深度挖掘贵州的酒-茶文化、遵义的红色文化、黔东南的民族特色，没有结合自身的优势突出文化内涵和文化品牌。和谐社会视角下的贵州省旅游业发展与贵州省文化必须相互统一，不能相互脱离，各行其是。

（二）旅游业管理体制有待优化

近年来，尽管贵州省对旅游业发展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但是旅游景区普遍存在着经营体制不畅、权限不清、利益冲突等矛盾，形成了景区多头管理，[1]政企不分、缺乏市场化的管理机制，造成旅游资源的不公平竞争，导致资源开发效率低下。并且由于旅游产品是公共性产品，各行各业纷纷涉足，造成旅游市场供过于求的不良局面。

（三）旅游业结构单一，旅游行业服务质量不高

旅游业一个明显特征是旅游客体（旅游资源）的不可移动性和旅游主体（游客）的选择性，随着全国乃至世界旅游资源的不断开发，旅游供给明显大于旅游需求，导致旅游者的选择性（注意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他们对旅游的目的地的选择越来越趋向于区域整体形象信息，而非分散的景点信息。[2]第一，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水平的发展，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单一型的观光旅游产品阻碍了旅游产业的优化发展。而贵州省大多数景区仍然停留在一般的观光旅游层面上，缺乏对现有资源的深度挖掘和利用，缺少长久吸引顾客深度参与的互动体验旅游产品。第二，贵州省属于西部地区，相对不发达，许多管理部门水平低下、人员素质不高、缺乏服务大众意识，还没有形成长期有效的服务管理监督机构。旅游市场混乱，游客的安全和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这些都破坏了和谐社会建设中贵州省旅游业的整体形象，降低了贵州省旅游业的品位，影响了人与人和谐相处关系的形成。

（四）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贵州省旅游产业地位仍需提高

近年来，贵州省委、省政府把旅游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来培育和发展，但是在具体的实施细节上仍然有很多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1.缺乏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旅游业是一门集历史、地理、人文、语言、艺术和环境等多门学科在内的综合性很强的学科。[3]贵州省旅游业起步相对较晚，同时受经济条件的制约，旅游开发资金有限，旅游管理和技术人才缺口很大。据分析，目前贵州省旅游业较为紧缺的人才主要有两类：一是旅游企业经营管理高端人才。二是随着旅游业发展需要一些新的专业人才，如电子商务、分时度假旅游、会展旅游、旅游资本运营等人才。2.缺乏资金的投入，旅游业宣传力度不够。第一，随着改革开放发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总体来说贵州省仍然属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财力资金有限，而旅游业本身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政府投资方面能力有限，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投入该省旅游产业的水平急需提高。第二，随着贵州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对外宣传力度不断加大，近年来旅游业出现了快速良好发展，但是贵州省旅游资源较为分散，中小景区众多，龙头景区较少，缺乏有效的整合，品牌效应差。具体来说，“黄果树”瀑布驰名中外，却只有这一种产品冠名；人人皆知洛阳牡丹甲天下，却不知贵州省毕节市是杜鹃王国。从此角度来看，贵州省2014年第8期下旬刊（总第562期）时代金融，2014（）旅游业利用品牌效应的力度亟待提高。

（五）旅游产业交通设施不便利

交通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是旅游业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十二五”期贵州省公路水路交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存在较大差距，还不适应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战略的需要，与综合交通体系的建设发展要求还不相适应，同时，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不强。贵州省运输通道建设明显滞后，不适应资源开发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要求，经济发展不上去，旅游更无从何谈起。（六）旅游业发展引起生态环境恶化贵州省旅游业的发展面临着资源结构改变、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系统失调、文化冲突加剧、传统文化湮灭等问题：随着自然区域内旅游活动的开展，生态环境面临着人工改造，贵州特有的喀斯特地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交通工具带来的大气污染，游客丢弃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随处可见的游客不文明行为；传统文化的过度商业化；旅游业发展对当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等。如黄果树瀑布下游7km处的天星辰景区，其内修了一个体积过大、黄色玻璃瓦屋顶的茶室，与景区似一个天然喀斯特盆景公园特色很不协调，破坏了自然之美。[4]

三、促进贵州省旅游业和谐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推进旅游业与旅游文化的紧密结合

强化文化理念，以文化视角审视旅游，以文化品位提升旅游，以文化传播带动旅游。第一，以喀斯特地质山水风光为基础，经典的遵义红色文化、历史文化为载体，多样化的黔东南民族风情为着力点，铜仁的佛教文化为支撑，带动酒文化、乌蒙文化、屯堡文化的发展，充分发掘和提炼人文旅游资源的精神意蕴、自然旅游资源的文化价值，达到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第二，以贵州省100个旅游景区为重点抓手，整合演艺资源，发掘特色演艺；如利用“好花红”这首出名的民歌，让更多的人了解荔波茂兰的绝美、都匀毛尖的香气、平塘掌布的神奇、水族文化的惟一，打造黔南“好花红”的丰富文化内涵。[5]第三，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行业优势，积极申办博览会、交易会、花卉展等，并以此为平台凸显贵州省民族文化的独特优势，推动贵州对外开放，促进贵州省与各省的交流合作，从而更好地打造贵州旅游发展升级版。

（二）遵循旅游产业规律，健全区域旅游创新机制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严格遵循旅游产业的形成规律与演进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健全区域旅游创新机制，推进区域旅游产业的创新进程，对于贵州省旅游产业的创新发展十分重要。第一，贵州省应坚持“全省统一规划，属地行政管理，部门行业指导，企业自主经营”的原则，建立专业的旅游产业发展组织。第二，进一步梳理旅游行政管理中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切实提高政府对旅游行业的管理水平。第三，培育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旅游集团，如贵州与海南旅游创新合作，定期组织旅游集团研究旅游产业中“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行业间的协调发展问题。

（三）推进技术创新，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大力发展旅游电子政务、电子商务，规划建设一批“智慧旅游城市”和“智慧旅游景区”，实现服务手段信息化，[6]服务品质人性化。第一，丰富营销手段，利用微博、微信等新技术，形成多渠道、高密度的宣传叠加效应。第二，借助媒体加强影视制作，依托贵州旅游文化资源，建设具有一定吸引力、集聚力和辐射力的影视基地，打造一批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影视作品和品牌节目。央视曾热播的《奢香夫人》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毕节，贵州省应以此为契机，拍摄更多类似于此的剧作。第三，统筹建设数字旅游查询系统和网上预订系统，减少中间环节，方便异地游客，满足游客个性化服务需求。第四，进一步完善管理服务机构、安全保护机构和医疗机构，配备安全保护人员、医护人员、志愿者等，为游客提供综合性优质服务，切实维护景区秩序，保障游客旅游安全。

（四）注重旅游人才培养，设立旅游发展科研基地

旅游人才战略规划是旅游业和谐发展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省应实施人才兴旅工程，实现旅游人才资源持续开发与旅游业长期稳定增长的良性互动。第一，院校培训和定岗培训相结合，邀请高校、专业机构资深专家对旅游从业人员开展质量、营销、安全、导游、接待礼仪等业务知识培训，举办乡村旅游从业服务、旅游安全质量监督等各类培训等。第二，积极引进市场营销、旅游娱乐管理、旅游规划、旅游景区管理、旅游物业管理等人才，造就一支高素质旅游职工队伍。第三，以贵州大学等高校为骨干，发展旅游科研，以创新的思维探索多样化多模式旅游产业。

（五）进一步加强旅游交通建设

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行业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强以交通为重点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第一，加快发展旅游交通建设，根据贵州省现有交通规划体系及“十二五”规划“六横七纵八联线”的高速公路网规划和“一干十六支”航空网络规划，②强化交通旅游功能，构建以公路、航空、铁路为骨架，以水运为重要补充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第二，对通乡油路建设规划范围内的旅游景区的公路项目尽快实施，消除断头路，增强景点的可进入性。第三，提升交通营运管理模式，不断完善交通配套辅助设施的建设，以方便、快捷、安全、舒适作为旅游交通的服务宗旨。

（六）实施旅游项目带动战略

第一，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做好旅游项目的建设工作，加强社会各界各组织的资金融合，大胆引进台资港资，积极开展户外体育运动基地建设、度假酒店投资等项目。第二，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协调服务及产业链的研究，搞好产业项目的储备。第三，鼓励与扶植旅游商品设计与生产、旅游用品设计与制造等新型产业。第四，不断创新、提高传统观光旅游产品的内容和品位，加快度假休闲旅游产品及特色旅游产品的开发，如加大力度开发建设毕节地区的金沙安底温泉、毕子海子街温泉、阿西里西等一批休闲旅游产品，让更多的人体验贵州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气候之美、饮食之美、服务之美。

（七）合理开发和保护资源，实现贵州省旅游资源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