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范例【推荐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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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第一篇】

然而，也让无数人都大跌眼镜的是，魏征去世后没几天，李世民就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还把已经答应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的衡山公主给要了回来。

这确实让人很难理解，几天前还如胶似漆，恨不得把对方当镜子，这才刚死了没几天就立马砸了人家的墓碑，还不顾皇家的脸面公然毁约。不过，从另一个人的事来看，倒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魏征死后六年，也就是贞观二十二年，中书令(相当于宰相)马周去世。这马周也是一位很有传奇色彩的贞观名臣。当年李世民搞了一次征文大赛，让大臣们每人写1篇文章，结果一位武将出身的常何拔得头筹。李世民当然知道这个常何有几斤几两，要让他写出这么有水平的文章，就是杀了他也办不到，于是就问他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这常何也是个直肠子，直接就把家里的门客马周给供了出来。李世民一听常何府中还有这样的奇才，忙派人去请。可没想到的是，派去的人灰溜溜地回来了，说连马周的面都没见着。李世民只能又派第二个人去请，马周还是不露面。

李世民一看，这还遇上个大爷，我就陪你玩到底，于是又派了一个人去请。直到第四个人去，马周才洗了把脸，跟着那人来到了皇宫。李世民问了他几个问题，马周对答如流，让李世民大喜过望。

这次见面后，马周连连升职，不到一年时间就被提拔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李世民曾背着皇后说：“我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而马周也尽职尽责，给李世民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在魏征之下。

马周去世后，李世民为他举行了国葬，还把他的遗体陪葬在自己的昭陵，极尽殊荣。这跟魏征死后砸墓碑相比，一个死了都要爱，一个死了都不放过你，真是有着天壤之别！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李世民给予这两位齐名的谏臣天壤之别的待遇呢？且来看看两人在临死前的所作所为吧！

魏征在临死前将这些年来给李世民提过的意见整理了一遍，郑重地交给史官褚遂良，以备参考。

褚遂良一看，好家伙，条理清晰、内容翔实，这哪是一个快死的人能做得出来的。如某年某月某日，魏征提了某条意见，李世民不愿意，被魏征强制采纳；又如某年某月某日，李世民想出去放松放松，被魏征声色俱厉地批评了一顿方才醒悟，不再玩物丧志。

再来看马周。马周在临死前，让家人把他十几年来给皇帝的奏折都翻出来，颤颤巍巍地划了根火柴，亲自将奏折一把火通通烧光。家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春秋时的管仲、晏婴经常数落国君的过错，显得自己很伟大，还让史官都记录下来，让自己千古留名。这样的事我不做。”

看到这儿，我们就该明白了，李世民为什么会爱马周而恨魏征。

一个是死了都要爱，辅佐他，就要尽心尽力，就算死后也不能彰己而贬人，公开他丑的一面；另一个则是死了都不放过你，生前不怕给你提意见，死后也要有勇气把你丑的一面公之于众。

魏征【第二篇】

此时，作为全唐的主要股东，魏征志得意满，无论是声誉还是回报，都已赚到钵满。不仅深受集团大佬李世民信任，业界更是人人敬畏，赞其投人之准，操作之精妙，直指人心。

要论其投资精妙处，一言以蔽之：并！

魏征早期的投资投入金额都不大，要点在于看人看发展。他投入的创业企业，创业者都属于“豪强”型人物，有一定凝聚力，企业基本面大体都不错。投资后，他在投后管理方面看似不显山不露水，但对发展中的问题却非常敏锐，一旦发现所投企业存在不可逆的重大问题，便施展手段，想方设法运作同业兼并，自己抽身而出或持股并购后的新公司。

纵观其投资案例，手法可谓愈发老辣，最大一笔投资秦王公司并助力李世民MBO成功，名垂后世。各位看官，这位经历了乱世到盛世的投资人可谓大智若愚的“幕后金手指”。

兼并中成长

魏征老家在河北，好说也是一个家族企业，但魏征却对经营实业兴趣不大，青少年时为了逃避继承家族事业，还神叨叨地当过一阵子道士。当是时，反隋产业正是投资热点，创业企业层出不穷，各显神通。

魏征的投资人生涯起始于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武阳邵丞元宝藏决定辞去公职、下海创业，意图投入反隋产业中分上一杯羹。元宝藏是魏征的朋友，一方面可能出于对朋友的支持，一方面是自己对资本运作的兴趣，魏征离开道观，摇身一变做了“VC”，投资了元宝藏的创业企业。投资金额并不大，在公司里算个小股东。

但是，正式进入投资行业之后，魏征并不是抱着“玩票”的心态，他开始专注研究各种投资案例以及金融运作的可行性。

“瓦岗寨公司正需要迅速扩大自身规模，元宝藏企业规模虽然不大，但产品地域优势突出，此时价格也非常合理……”不久后，魏征在给瓦岗寨公司CEO李密的方案里这样写道。

这是因为，他通过一段时间观察看出，作为一个创业者，元宝藏是合格的，但作为一个企业家，元宝藏缺乏战略眼光和领袖气质，小打小闹可以，但很难真正壮大。何况，位居行业前列的已有李密领导的瓦岗寨公司、窦建德领导的大夏公司、王世充领导的郑国企业、李氏氏族领导的大唐集团等，仅靠自身发展，无论在资源上还是产品实力上，都无法与这些竞争对手相提并论。

为了实现自己的投资回报，权衡之下，魏征决定选择扩张气势最盛的瓦岗寨公司作为并购方，所有的并购计划与并购方案，直至洽谈，都是魏征一手操作。元宝藏一方，尽管并购后失去企业控制权，但新生力量靠着大树好乘凉，还能小赚一笔，倒也乐见其成。并购成功后，魏征进入瓦岗寨公司董事会，李密对他非常器重，企业方针上经常征询他的意见。

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依仗第一笔投资所得的收入，魏征在担任瓦岗寨公司董事的同时，还投资了窦建德领导的大夏公司。

事态很快出现了变化。家世显赫的西北李氏家族领导的大唐集团异军突起，短时间吞并了多个反隋产业中的中小企业，大有垄断之势。相比瓦岗寨公司，大唐集团凝聚力更强，企业制度和管理更为完善。从领导者来说，目光看得也更长远。此时，瓦岗寨公司却因为高层大多是草根出身，企业快速扩张后，权利与利益分配成为企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也制约了企业架构的调整与竞争实力，表面看着还风光，事实已频临破产。

看到问题的魏征在一次与好友徐世勣的谈话中说：“优胜劣汰是市场规则。尤其是一个新兴产业在发展壮大的阶段。作为投资人，不被‘劣汰’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运作收购兼并，实现市场集中度和利益最大化。”

他认为，瓦岗公司最大的优势产品就是“人”，管理团队内藏龙卧虎，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这点是吸引心有大格局的李氏管理层最关键之处。在这位幕后董事的参与下，大唐集团用创下当时纪录的估值全面收购了瓦岗寨公司，一跃成为市场份额最大的产业领袖，魏征对瓦岗的投资自然也得到合理退出。

并购基金操作MBO

操作并购不仅是资本战，也是心理战，时机更是重要。如果不是瓦岗寨公司由于人事斗争走了下坡路，大唐集团急于扩大规模站稳脚跟一搏IPO，后者的兼并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在大唐集团的IPO一战中，魏征并没有获得多大福利，他募集成立了自己的并购基金，同时主要精力投入在了之前投资的大夏公司身上。大夏公司的领导者窦建德也是草根创业者，艰苦朴素，一心创业，但是缺乏远见，耿直有余，变通不足，属于“一条道走到黑”的性格。魏征此时作为小股东介入企业发展，并没有来得及扭转企业破产的命运，这轮投资成为他投资案例中一次非常遗憾的失败项目。

当他的目光重新回到大唐集团时，最好的投资机会已经错过。但大唐集团负责核心项目的子公司东宫建设掌门人李建成，在之前的并购战中，跟魏征交好。李建成是集团总裁李渊的大儿子，在家族其他成员控制的子公司里，控制着最核心的产品线。

这位并购专家对李建成建议：“尽早以东宫建设实现MBO，否则大股东李总裁耳根子软，其他兄弟的子公司，尤其是秦王公司实力雄厚人才济济，未来大唐集团如何发展就不好说了。”

正在春风得意的李建成摇摇头，尽管接纳了魏征的股权投资计划，但对MBO这个提议却吓了一跳，事实上他对事态的估计非常乐观。后来魏征以并购基金的名义几番提出方案，李建成都不为所动。

很快，秦王公司CEO李世民羽翼丰满，通过对董事会、产品渠道、地区市场的控制，在兄弟之间的竞争中拔得头筹，一举吞并了包括东宫建设在内的几家主要子公司。见到李世民，魏征只说了一句话：“如果李建成听了我的建议，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局面了。”

一时间，周围的人都为他捏了把汗，要知道李世民雄心壮志，却也心狠手辣，刚刚完成一系列收购兼并，正要整肃企业架构和管理人员。但正力图实现全行业称霸的李世民却对魏征的建议非常有兴趣，反而邀请他以更优惠的价格入股新公司，参与企业战略的制定。魏征的并购基金为李世民一手策划了秦王公司MBO的布局，最终奠定了全唐产业集团的诞生和鼎盛。

魏征【第三篇】

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李建成、李元吉死后，其党羽纷纷逃亡民间，李建成原势力所在的崤山以东地区更是人心惶惶。尽管朝廷数次下令，对二人余党“一无所问”，但一些心怀侥幸者仍争相告捕以邀其赏。为平定人心，李世民再次下令，重申对李建成、李元吉余党不得告发，违者以诬告罪论处，同时派魏征宣慰崤山以东地区。

魏征来到河北磁州时，正好遇到地方官员枷送原李建成、李元吉部下李志安、李师行前往长安。此时，一个巨大难题摆在了魏征面前。按说，朝廷已经数次下令，对李建成、李元吉余党不得追捕，问题似乎很简单，直接将二人释放即可。但事情实际上又很复杂，原因就在于，魏征特殊、敏感的身份。

原来，玄武门事变前，魏征在李建成手下任职。不仅如此，他还几次劝说李建成早除李世民。事变后，李世民特意召见魏征，责问他“为何离间我兄弟”？魏征从容答道： “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幸运的是，李世民向来看重魏征的才华，不仅没有对其治罪，相反委以重任，并在日后成就了一段君明臣贤、从谏如流的佳话。

但是，此时的李世民与魏征还远不是日后君臣无间的亲密关系。尽管李世民似乎对魏征不计前嫌，但玄武门事变刚刚过去，一切仍充满变数与不安。曾是李建成旧属的魏征，自然不能不考虑，如果下令将李志安、李师行释放，会不会让人生疑甚至向李世民举报，自己仍与李建成旧部藕断丝连、心怀异心？

面对这两难处境，魏征坦然说道：“我出发之时，朝廷已有敕令，前太子及齐王左右皆赦免不问。如今你们却要将李志安、李师行绑赴京城，则谁不自疑？以后朝廷纵然再派人宣告诏令，谁复能信？我自知此事敏感，但却不能只为自己避嫌，而不为国家考虑。况且我既蒙朝廷以国士遇之，敢不以国士报之乎？”于是慨然下令，当场释放李志安、李师行二人。同样幸运的是，当这个消息传到长安，李世民不但没有心生嫌隙，相反十分高兴，赞赏了魏征的做法。

应当看到，魏征这样做，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充满了极大的政治勇气。极有可能，此举不但将失去李世民来之不易的信任，也意味着将从此了结自己已经坎坷半生的政治生命。而魏征之所以能够成为魏征，之所以能够成为令人敬仰的诤臣，也正在于当面临这种艰难的抉择时，他能够将个人得失、进退、安危置之度外，坚持原则、义无反顾地做出行动。这也正是人们常说的敢于担当的精神。

魏征的担当，反映出来的是无畏的勇气。魏征当然清楚，在这敏感的时刻，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如果下令继续将李志安、李师行押送至长安，可以“旗帜鲜明”“立场明确”地表明与李建成余党划清界线，表明自己对李世民的“忠诚”。但这样做，损害的无疑是国家政令的威信以及社会人心的安定。而如果不这样做，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身家性命又可能受到影响。一边是国家公义，一边是个人命运，魏征最终选择了为国为公而不是为己为私，选择了负责担当而不是推诿逃避。有责才能有为，无私才能无畏。这种无畏勇气的背后，是对国家大业崇高责任的坚守，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无私情怀。

而担当的反面，是不敢作为、不敢负责，遇到矛盾问题装瞎子当聋子，能推则推，能躲则躲，致使小事情酿成大事件，局部问题蔓延成全局问题；是不讲原则、不守规矩，如同墙头草，哪里风刮来就倒向哪里；是不敢批评、不敢“唱黑脸”，奉行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的“太平官”“老好人”，现实生活中难道还见得少吗？

魏征【第四篇】

一千四百多年前出生于燕赵大地的一代名臣魏征，就像一座文化富矿，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和淘洗，愈发显示出夺人光芒。无论是其“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还是其“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的治国理念；无论是其“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哲人睿思，还是其“创业难，守成尤难”的至理名言，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深刻的历史启示。

满腹经纶 敢讲真话

隋朝末年，伴随着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隋王朝的统治堤坝迅速垮塌。此时，饱读诗书、素怀大志的魏征决心投奔义军，想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和智慧去建功立业，但终因客观条件的限制，其文韬武略难以得到施展。即使是在李建成府上任洗马期间，他的满腹经纶也未能被采纳和接受，以至于玄武门事变李建成被诛之后，作为先太子的僚属，面对李世民的厉声喝问和殿前武士的巨斧利刃，魏征毫不畏惧，慷慨陈词：“如果先太子听从我的劝告就不会出现今天的结局。”这不能不让人在赞叹他的忠贞耿介之心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他对自己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愤懑和遗憾。也恰恰是这一点，魏征赢得了李世民的激赏和垂爱，不仅赦免了他，而且委以重任，由此拉开了君臣之间“契协云龙，义均鱼水”历史奇观的序幕。

李世民之所以不计前嫌，除了看中魏征所具有的忠贞不二、直言敢谏的品格和贯通古今的才学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心里明白，自己大位初登，国家百废待兴，如果没有一批有真才实学、敢讲真话的“左膀右臂”支持辅佐，终将一事无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世民重用魏征，是他顺应时展的要求，为开创千秋大业而做出的历史性选择。

实践证明，自被李世民授任谏议大夫起，魏征在此后十几年的御前生涯中，先后向李世民谏陈二百余事，而且多被采纳并付诸实施。

安国利民 犯言直谏

魏征是自古以来杰出的谏官代表。他“事有必犯，知无不为”，即使是李世民发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

李世民统一中国后，天下升平，各公卿大臣一致建议太宗到泰山“封禅”，告成功于天地。魏征独以为不可，坚决谏止，并指出：“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疾苦虽已义安，未甚充实。”在这种情况下，搞封建禅之类的事，实为劳民伤财之举。最后终于使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建议，结束了“封禅”一议。贞观二年，许多地方发生蝗灾，甘肃一县令盗用官粮。李世民闻奏大怒，下令处斩，魏征认为罪不当斩，三次抗驳诏命。贞观三年，李世民曾下令免除关中地区租税两年，但不久又决定已经交纳的就从明年算起。魏征认为朝廷如此出尔反尔，失信于民，因此不顾太宗的震怒，几次拒绝在通告上签字。

贞观初年，唐太宗借鉴隋炀帝覆亡的教训，进一步保持了节俭、谨慎的作风，实行了不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经过十几年的治理，经济得到发展，百姓生活也富裕起来，加上边防巩固，内外无事，唐太宗逐渐骄奢忘本，大修庙宇宫殿，广求珍宝，四处巡游，劳民伤财。魏征对此极为忧虑，他清醒地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后面隐藏着危机，在贞观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因此也称“论时政第二疏”。唐太宗看了猛然警醒，写了《答魏征手诏》，表示从谏改过。这篇文章被太宗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贞观十三年，魏征又上《十渐不克终疏》，直指太宗十个方面行为不如初期谨慎，被太宗书于屏风之上。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魏征体国情深的“双十上疏”，集中代表了他治国安邦的政治见解。但这常常让李世民下不了台，以至于不止一次说出“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下佬”这样的激愤之词。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征正是看准这一点，往往引用隋亡史实来促他警觉。李世民也深知魏征的用心，所以气话说完回过味来，也不得不慨叹：安国立民，犯颜直谏，唯有魏征。

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李世民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也难免有生气和犯糊涂的时候。魏征先后上疏二百多件，即使是备加小心，也难免百密一疏，况且又给过李世民那么多难堪，所以受冷遇、遭训斥甚至被威胁杀头的事也是常有的。可他批评皇上的底气一直没有受到影响。其原因在于他自己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却能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正因为如此，当他被人嫉妒，并有人告歪状说他结党营私时，他能心地坦然，神色不变。李世民捎话让他注意检点言行，免得别人议论。魏征理直气壮地说，如果只顾注意言行细节而不主持公道，那么国家的兴亡就很难说了。还有人说他侍奉过的三个主子都先后灭亡了，挑拨太宗不要重用他。李世民则反驳说，那并不是魏征的错，而是因为三人未能正确任用魏征。

魏征曾多次劝告李世民要时刻牢记隋亡的教训，戒奢倡俭，而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朝为官二十多年，被封为郑国公，赐位特进。举朝上下能享受到此等待遇的也没几个人。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家居然简陋得连间接待宾客的正厅都没有。李世民前来探视病中的魏征时也感到吃惊，慨叹偌大繁华京城里的国公府第居然如此简朴。魏征过世后，李世民要赐其一品仪仗。身穿一袭旧粗布短衣的魏征之妻谢绝道：魏征一生俭朴，如此厚葬非其生前所愿。可见对于戒奢以俭的主张，魏征不只是说给皇上听的，而且自己身体力行。

“以人为镜” 流传千古

魏征死后，李世民经常对身边的侍臣说：“用铜镜可以端正自己的衣冠，以古史作为镜子，可以知晓兴衰更替，以人作为镜子，可以看清得失。我经常用这样的方式防止自己犯错，但现在魏征去世，我少了一面镜子。魏征去世后朕派人到他家里，得到他的一页遗表，才刚起草，字都难以辨识，只有前面几行，稍微可以辨认，上面写道：‘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衰败，公卿大臣中，感情有爱有憎，自己憎的就只看见他的恶，自己爱的就只看见他的善。爱憎之间，应当审慎，如果爱而知道他的恶，憎而知道他的善，除去邪恶不犹豫，任用贤人不猜忌，国家就可以兴盛了。’遗表的大意就是这样，然而朕思考这事，自己恐怕不能避免魏征所说的这些过错。公卿侍臣，可以把这些话写在手板上，知道朕有过错一定要进谏。”当时，唐朝大臣能够自由地上书言事，唐太宗也能够虚心地听取臣下意见。政治清明，国富民强，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同年二月，李世民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魏征位列第三。

历程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