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多元化范例【推荐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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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多元化【第一篇】
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增收和经济发展的“推力器”—对我县劳务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我县是个典型的农业大县，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劳动力资源相当丰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农村劳动力纷纷跳出农业粗放经营的圈子，加入转移的行列，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了全面掌握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情况，探求新形势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制约因素与对策，促进劳务经济发展，县委政研室、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农调队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此进行了专题调研。一、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特点据抽样调查推算，我县20xx年农村劳动力达42万人，转移2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其中县内转移15万人，占转移劳动力的％，县外转移13万人，占转移劳动力的％，二者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和％。进行转移的劳动力从性别上看，男劳动力比例高于女劳动力，占总量比分别为57％、43％；从各年龄组构成来看，以青壮年为主体，90％以上的劳动力在16－48岁之间，其中30－39岁的比重最高，占％，其次是20－29岁的占28％，40－49岁的占％，19岁以下及50岁以上的占％。县内转移以自发转移为主要方式，主要转向我县的建材、竹木加工、建筑等第二产业和进城镇从事商贸、餐饮等服务业。县外转移的形式主要有四种：1、由劳动等有关部门和机构直接组织输出；2、通过劳务市场获取信息外出；3、依靠乡友和亲属联系外出；4、纯粹的自发转移。具体有以下特点：（一）转移的流向以省外为重点。多年来，我县农村劳动力向省外转移高于省内转移，省内转移只占县外转移总量的％。省外以广州、深圳、珠海、浙江等沿海地区及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为劳动力转移的热点，转向东部沿海地区及大中城市的劳动力占87％，转向西部地区的只占％。如泗里河乡在东莞市厚街镇务工的劳动力就达4000余人。
（五）参与转移的劳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总体来看，我县北部地区转移劳动力比南部地区多。其中马迹塘、泗里河、武潭、大栗港、乌旗山等乡镇是劳务输出的重点地区，泗里河乡外出劳动力占该乡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武潭、马迹塘、乌旗山等乡镇外出务工者均达到各乡镇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8％；灰山港、河溪水、石牛江等乡镇的一些偏僻村也有部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县城周边乡镇出县务工者相对较少。
（六）转移的劳动力文化素质以初中及相当初中文化程度为主。我县外出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部分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有初中文化的占％,高中文化的占％，大中专或中等职业技术以上文化的占％，小学文化的占％。我县劳动力转移情况（据县农调队对100户农户抽样调查推算）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促进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实行转移，是“不冒烟的工厂”，投资少，见效快，是一种隐形经济。农民外出劳务不仅给自身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而且对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促进我县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一）增加了农民收入。在各产业中，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所获得的实际报酬往往要大于农业，产业之间的这种收入差异，成为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动力。近年来 ，我县一产业收入在占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1995年为％，1998年下降到％，20xx年降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20xx年增加88元，达到2349元，其中外出务工收入857元，占％，在增加额中劳务输出的工资性收入就占75％；农民外出务工收入远高于从农业获取的收入，如20xx年在家从事一产业的劳平纯收入仅1827元，而转向省外劳动力的劳平收入达到4736元，二者相差1909元。因此，我县农民收入在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业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仍有所增加，主要是劳务收入的增长。据推算，我县仅转移到县外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收入每年在6－8亿元之间，剔除在外消费，每年回流县内的资金在5亿元左右。武潭镇劳管站与北京中国建筑设计院中建总公司联系输出劳动力127人，每人月工资达1800－2500元，除留足务工人员基本生活费外，该公司20xx年直接汇入武潭镇劳管站的劳动力工资共达128万元(由镇劳管站再分发给劳动力家属)。
（二）加速了经济结构调整。劳务经济来源于二、三产业，劳动力转移的程度越高，对二、三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拉动效应就越明显。从县内转移看，劳动力从比较效益低的第一产业转移到比较效益高的二、三产业，促进了二、三产业的发展；从县外转移来看，转移的劳动力在完成资本积累后，纷纷返乡创业，投身二、三产业，扩大了产业规模。同时，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转移劳动力带回的资金为加大农业投入提供了保障，提高了种子、种苗、化肥、农药、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力，从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大批的农民外出劳务，可提供大量的耕地转包给种养能手和大户，为加速土地的流转、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增加农业竞争力创造了条件。
（三）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促进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外出务工者中，一部分人员完成了资金的原始积累，同时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带回了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及市场信息，为返乡创业发展“回流型”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几年来，我县相继涌现了一批回乡创业发展民营企业的农民老板，如武潭镇农民蒋国文在东莞打工几年赚回80多万元，先在深圳办起了电子厂，后回乡投资100万元开办了桃花江纯净水有限公司，成为当地民营企业的典型。大栗港镇何介中打工完成资金积累后，建起了湘中皮件厂，安置本地劳动力120多人。据县农调队调查统计，20xx年我县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达亿元，其中用于发展企业的投资亿元，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其中有半成以上为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投资。武潭镇20xx年外出劳动力返乡创业投入资金550多万元，创办企业37个，安置劳动力1000多人。
（四）扩大了消费内需。劳务收入的增长，提高了农村购买力，激活了农村消费市场。20xx年全县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其中农村亿元，占％。农民开始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居住、医疗卫生、文教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明显加大，20xx年人平生活消费支出2693元，其中居住消费增长％、医疗消费增长％、文教娱乐消费增长％。
（五）缓解了就业压力。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农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压力增大，农村不稳定因素增多，而在县内消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能为缓解就业压力起到积极作用。20xx年我县农村劳动力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仅为％，在县内转移到乡镇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和进城镇从事商贸、餐饮等服务业的为％，而出县劳务的达％，相当于提供万个就业岗位。随着我县国有及乡镇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增多，就业形势将更趋严峻，而有序组织劳动力转移可成为我县扩大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三、影响我县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我县劳务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组织化程度、管理和服务水平、劳动力素质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
（一）对劳动力转移的认识不高，重视不够。尤其是一些乡村基层组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和偏差，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民自己的事，与政府无关。同时，未充分认识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所潜在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把劳动力转移摆到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议事日程上来，没有把劳动力转移作为一项经济工作来抓。虽然我县24个乡镇都设立了“劳动服务管理站”，但大多数只挂了个牌，有其名、无其实，特别是在乡镇劳管站与企业办合并后，由于存在债务、编制、归口管理等问题，大多是分灶吃饭，导致体制不顺，经费短缺，工作难以落实。
（二）政策措施未配套，管理工作乏力。我县劳务输出虽然起步较早，但有关政策措施未配套，劳动力市场发育缓慢，机制和制度不健全，导致劳动力流动渠道不畅、有效组织化程度低，加上赢利性中介机构较多过滥，严重扰乱了劳动力市场秩序。一些所谓劳务输出的中介机构，根本不具备劳务输出条件，对劳动保障政策、法律法规等知之甚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往往只求把劳动力送出去，很少为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合法权益考虑，导致许多农民上当受骗。如去年一对夫妇到高桥、三堂街等乡镇假劳务信息，在骗取劳务介绍费后却不知去向。
（三）一些农民外出劳务被侵犯合法权益。目前农民仍是弱势群体，进城务工时工资被拖欠、无端遭搜身、殴打及由于工作环境恶劣所致工伤得不到赔偿等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同时一些用工单位要求交纳保证金、签订不平等合同、克扣劳动者工资等现象较多，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四）一些农民外出劳务影响子女教育。由于农村外出打工的大多是青壮年农民夫妇，其子女正值上学求知的年龄，生活不能自理，只得寄放在年迈的父母或亲友身边，对子女学习和身心健康的培养不能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子女教育问题成为外出打工农民的一块心病。
（五）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我县转移的劳动力的文化、法律、道德、技能等各方面素质参差不齐，整体偏低，所以大部分外出劳动力主要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目前，劳动力市场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术技能型转变，这给我县劳动力转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四、促进我县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对策建议
劳务经济是一大产业，大有潜力可挖。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城镇化水平将大幅度提高，必将促进大量农村人口的转移；我县具有“美人窝”的品牌优势，一些中介和培训机构与外地许多用人单位建立了稳定的劳务输出合作关系；加上我县基础教育扎实、职业教育长足发展，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这些给我县劳动力转移带来了良好机遇和有利因素。因此，必须转变观念，拓宽思路，主动积极地制定和实施中长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
（一）制定有利于劳动力开发就业、创业的发展政策。各级政府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考虑，把农民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加以部署，进一步提高就业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将农民的转移就业率作为政府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将劳务经济作为一个重要产业来抓，强化目标考核。要出台劳务输出的优惠政策，营造劳务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培训。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同走出去的劳动力比、同城市的居民素质比，整体上有一定差距，影响了劳动力的外出转移。要通过各种渠道和现有的各种教育设施，积极推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培训，制定岗位培训标准，加强职业证书考试的管理，使各类岗位培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千方百计提高劳动力素质。要实施品牌战略，培养和储备一技多能人才，使外出人员在激烈的人才市场竞争中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三）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管理。为形成政府和社会多方为农村人口提供就业信息、技术培训、咨询、中介和合法权益保护的服务网络，一是要采取措施，增加投入，加强城乡沟通的劳动力市场硬件、软件建设，规范社会中介、培训机构的管理，培育多元化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载体。二是要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重点，加强转移劳动力的跟踪服务和管理，对转移的劳动力比较集中的地方，要引导建立党团等组织和计划生育管理网络，并在劳动力转移密度大的深圳、珠海、广州等地区设立“劳务管理办事处”。三是劳动、公安、工商等部门要紧密配合，加大打击地下中介、非法中介的力度，规范劳动力市场。四是要加强基层劳管站建设，培育一支强有力的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工作队伍；加强乡、村两级信息联络员队伍建设，及时掌握和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提高组织化程度，减少农村劳动力的盲目和无序流动。五是要培育和维护品牌形象。组织劳动力输出的部门和机构，既要替用人单位把住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关，又要为输出劳动力把住用人单位的合法关，维护好双方权益，严防弄虚作假和欺诈行为，培育良好的品牌形象。
（四）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据有关资料反映，我国劳动力资源占世界劳动力资源的五分之一，而劳务输出仅是世界劳务输出总量的3％左右，两者极不相称。面对入世带来的新机遇，政府有关部门要放宽政策，积极开辟输出渠道，努力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劳动力多元化【第二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正面效应；负面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2-0095-04
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由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二三产业或者本地非农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所引起的城市和农村经济和社会状态发生的变化，被称为转移就业效应，这种变化对于社会整体效用来说是提高的，但是具体到某个方面，有正面效应，也可能出现负面效应，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就是要通过人力资本投资避免出现那些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行驶。
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走出农村转移到城镇和本地非农就业，对于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一定的条件，增加了农民的人均收入，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转移后的就业市场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促使农村劳动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主动习得一定的技能，将先进文化和理念带入农村，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观念差距。但是由于转移就业的劳动力多为农村中的优秀人才，所以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失，若缺乏有力的补偿机制会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农村的“386199部队”现象，留守儿童和老人比例过高，农村人口整体人力资本存量下降等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正面效应
(一)转移就业的收入增加效应
农村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效率较高的二三产业就业，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城镇组织，都增加了转移主体的收入。尽管整体的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但是事实上转移就业农民的收入是增加了。转移就业的工资水平较转移之前从事农业更高，这既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动力，同时也是转移就业的一个结果。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是依靠农业生产经营，主要是以粮食作物等实物形式为收入来源，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进程变化，农村居民收入中农业经营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少，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比重逐年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推动农民增收的主要力量。
据统计，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已经由1985年的％增加到2006年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占比由1985年的％下降到2006年的54％。虽然农业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但是转移就业的收入已经成为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逐渐增加的趋势，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的扩大，转移就业收入将成为农村家庭总收入增长的新动力。
据不完全统计，在有外出成员的农户家庭，户均外出务工的收入已经占到家庭收入的近四成，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而同年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均年收入达到6471元，年均寄带回家现金3411元，由此推算2004年年初劳动力转移就业收入约为12942亿元，年均寄带回家现金6822亿元。这种通过转移就业实现的资金资本的积累增强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不仅提高了生活质量，而且增加的收入还可以投入农业生产和农村非农产业生产，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效应
劳动力地区之间和产业行业之间的转移流动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在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过程的投资，人力资本水平得到了提高。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促进城乡信息的交流，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通过外出就业、二三产业就业、工作中的培训和经验的积累，“干中学”的过程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转移就业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了农村之外的城市生活、开阔了眼界，能够初步打破二元经济社会造成的落后观念，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品观、财富观、效率观、价值观、竞争观、人才观等现代观念，有利于二元经济中社会结构的转变。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后不仅是收入的增加，资金的回流，由于特有的“两栖人”的特点，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还有人力资本的回流示范效应。现有转移就业的主体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转移后收入的增加、生活的变化，会影响到未转移的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观念，加强对自身或者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延长受教育年限或者主动接受更多的技能培训，也会增加健康投资或者进行迁移投资，从而使得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得以提升。正所谓“农民在流动中改造了自己，也在改造别人”。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是通过推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来实现的。由于历史原因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加快，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远低于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二三产业就业后，不但满足了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转移劳动力对基本生活的消费，带动了城镇交通运输、餐饮业等服务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建设和发展，有助于加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步伐。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有显著的提高，由1949年的％到1978年的％上升为2008年的％②，而城市化水平的变化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步伐，尽管由于历史原因造成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功不可没。对照钱纳里(1998)的研究结果，我国2008年的人均GDP为3300多美元，应该处于6、7阶段的52％一60％之间的城市化水平，而我国只有％，若根据我国实际80％多的非农产业结构看，城市化率应该在60％以上，但是若根据60％左右的就业结构的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看，城市化率应该在50％左右。可见城市化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同步的，而落后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因此，我国还应该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进一步的城市化水平。
根据2007年和2006年的城市化率和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变-化，可以计算出2007年我国的城市化与非农从业人员偏离系数为，说明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推动着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进程。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高级化变化过程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通过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之后，形成农村土地规模相对扩大的效果，以及转移劳动力寄带回现金的经济支撑，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以劳动力为代表的生产要素的自由的有限理性流动无疑已经提高了要素的生产效率，农村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效率较高的非农
部门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到了认可。据世界银行统计，就业结构变革的进程为中国1978-1995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而劳动力转移就业可以解释16％的GDP增长。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的负面效应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所带来的个体收入增长效应、外溢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效应、整体的经济增长效应显示应该大力推进该项工程的进行，然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同时也为移出地和移人地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方面，会出现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负面效应，应该更为关注这些负面效应，正确分析对待，并尽力制定一些政策措施来抵御这些负面效应产生的不利影响。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能产生移出地的农业发展减缓的 负面效应
由于工业化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特点和人力资本水平导致的能力和素质差异，相对于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城镇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资料统计，2006年11891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平均年龄为岁，男性为％，有％的转移劳动力是初中以上的受教育程度，具体见表2所示：
正如上表中所示，年轻力壮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比较大，而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是老人(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占％)、儿童(义务教育的力量不能使所有的孩子都读书上学，有些儿童过早成为农业劳动力)、妇女(因为孩子和老人要照顾，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女性转移就业的比例低于男性)以及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农业劳动力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可以想象，这样的劳动力结构肯定会影响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这个结论与上面提到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矛盾，确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转移者个体的收入，也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移出地来说，资源优化配置的属性使得转移就业的流动是理性的，但留给移出地的无疑是一种优质资本流出之后的荒凉与无奈。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和越来越宽松的户籍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转移劳动力选择留在城市，寄带现金数量和资金回流效应已经减弱。
对于移出地的负面作用更为直接的后果是土地荒芜现象，由于现有土地政策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一般不会转让原有的土地，有家人的就简单维持，没有家人的甚至撂荒，尤其以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安徽、重庆、湖北等地最为严重，一些地区的撂荒率甚至达到20％，总体的撂荒水平也在5％一6％之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后的土地撂荒的现实影响了我国的粮食生产，不利于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能产生移入地的二元分割效应
如此之大规模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到城市劳动力市场，由于能力、技能、素质等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他们只能进入到不稳定、工资水平较低、受尊重程度不高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受雇于非国有经济部门或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6年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月收入为元，而同期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平均月收入为元，后者仅为前者的一半多一点。如果按照小时工资计算，考虑转移劳动力的加班加点和工作时间的延长情况，则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就更低，仅为元／小时，低于城市劳动力元／小时的平均水平，且每一类岗位都要低。而且就是这种比较低的工资还经常被克扣、被拖欠，其他的劳动权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在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市场上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转移的农村劳动不仅就业上受到歧视，生活状态同样也不容乐观。衣食住行中，穿衣可以不讲究、吃饭可以简单对付、交通可以步行或乘公交或骑车，但住房是个大问题。凭借转移后只能维持生存的收入，在房价飞速飙升的城市中要想买房是不可能的，租房也只能是到偏远的城乡结合带租住简陋的房屋，基本生活条件比较差，治安较乱，而且逐渐形成了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聚居区，或成为城中村，造成了城市中的二元分割状态，就连农村劳动力的子女也受到分割状态二元教育的影响，不能与城里孩子一样享受同等资源的受教育权利。
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内部二元分割的状态中，一方面是比较差的生活质量和艰苦条件，另外还承受着来自鄙视的屈辱，文化娱乐本身的匮乏和法制观念的淡漠，经常出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扰乱社会治安甚至违法事件。有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就业的影响，是通过增加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增加二级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共同作用形成。总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在为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确实为移人地增添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对城镇劳动力的就业状态和工资收入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城市原来的中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且对于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影响大于就业率影响，城市劳动力会降低保留工资而不是放弃就业，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没有对城市中高收入阶层造成影响，说明转移就业活动将会使得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距更大，会产生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城市二元分割现象。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能导致差距扩大效应
尽管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对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同时和各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的关系，在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各种收入差距关系上，学者们也有着不尽相同的研究结论。
1.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如前所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转移的个体有收入增加作用，这种效应同时会增加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原本贫穷的农村地区。富裕地区中转移的劳动力一般出自低收入家庭，而贫困地区的转移劳动力一般出自中上收入的家庭。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二三产业的就业，在乡镇企业或者城镇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工资收入。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6年转移就业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1375元／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00元，增长17％，对农村居民纯收入增加总量的贡献率为60％。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扩大应该源自于各地区之间、各家庭之间、各劳动力之间所获工资性收入的差异。
2.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由于我国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二三就业，对一级劳动力市场基本不产生影响(当然，可能会因为一些社会管理问题而产生管理岗位，会增加对一级市场劳动力的需求，工资会更高)。工资等薪酬是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体现，既然是价格，就会受到供给的影响，由于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增加了分割状态的二级市场的劳动力供给，造成城市非技术工人的工资率下降，从而会扩大原有的一级与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别，形成城镇组内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
3.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我国每年新增的转移农村劳动力中，有一半在省外就业，这种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于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影响是复杂的。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对移入省做出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正如经济学家厉
以宁教授所言“没有广大农民工的南下和东进，沿海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得如此之快”。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就业，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相应地导致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扩大。我国地区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逐渐扩大，随着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7年的18394元，总体地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从上升到。由于农业更易受到自然变化等非人为因素的影响，农村的地区收入差距大于城镇的地区收入差距，且波动更为明显。城乡收入差距是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形成和变动的主要原因。越是落后地区，其内部的地区差距越大，西部地区的内部收入差距最大。
4.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解释，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向二三产业就业能够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同时降低或者抑制二三产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如此循环缩小城乡差距，抑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进而达到二元向一元的转化。然而我国的城乡差距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扩大同时在发生，学者的实证分析也证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没有缩小城乡差距，并没有实现理论预期的效果。我国劳动力大规模乡城流动与城乡差距同时扩大是个“理论悖论”。
不管是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数还是城乡收入差距倍数都在显示，自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愈加明显，见图1所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元增加到2008年的4764元，增长了3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元增加到15781元，增长了46倍。事实上，我国城乡差距可能比人们普遍接受的程度还要更大，目前的计算是按照统计局个人收入的概念，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较，并没有真实反映城乡之间实际收入或者实际福利水平的差别。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其所享受到的像公费医疗一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城乡之间实际的收入比可能比三倍多要高。如果考虑非货币因素进行估算，我国城乡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尽管形成这种实际城乡差距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实证研究和现实情况却显示，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滞后于城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日益扩大。
劳动力转移就业和收入差距之间有一个正向的反馈机制，收入差距既是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个重要拉力因素，同时也成为一个明显的结果，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转移就业，制造业不断向发达地区集聚，内陆地区和农村发展受阻，会产生更大的差距也就形成更大的转移就业的动力，如此循环往复，不积极面对加以限制会造成极端的收入差距。
劳动力多元化【第三篇】
关键词：战略；战术；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业化；城镇化
一、庞大的“劳动力蓄水池”——中国经济发展的负累
农村中的隐性失业被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论》中称为“劳动力蓄水池”，主要指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他指出：劳动力蓄水池是二元经济形成的结果和特征，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劳动力蓄水池发挥供给作用并逐渐被消耗掉。它的存在状态关系到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状态，如果城市的劳动力供给满足不了工业化的资本扩张所需要的劳动力需求，则将加快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步改善二元经济的结构。如在19世纪西欧主要国家在进行工业化时，工业人口要比城市人口的比例大。1856年法国只有10％的人口生活在两万人以上的城市中，而有20％的劳动力在制造业中工作；1870年德国这两个比率为12％和30％[1]，工业化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然而，从中国来看，尽管在1953年开始的工业化初期，城乡人口的比率分别为13．3％和86．7％[2]，城市人口同样比率很低，但由于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城市一直是实行严格的进入控制，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一直发展平稳，加之工业化发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的重化工业战略，制造业并没有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强大吸引力。同时，由于城市过快的人口增长率，使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十分丰富，城市劳动力增长的速度也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所以，建国后的工业化进程几乎没有对城镇化起到多大作用，根本无法像西欧发达国家那样在工业化进程中来顺理成章地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依然是刘易斯所描述的典型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庞大的劳动力蓄水池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负累。从劳均产值来看，按“国际美元”（1979—1981年价），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1994年生产的农产品产值仅422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1 080美元，日本为4 547美元，荷兰为44 339美元，美国为51 561美元；从劳均谷物产量来看，1998年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年均谷物生产量1 194公斤，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0％，日本的1／3、法国的1／39、美国的1／84、加拿大的1／111；从劳均肉类生产量来看，1998年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年均肉类生产量136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88％，法国的1／32、加拿大的1／51、美国的1／84；从劳均生产农产品养活人口数来看，目前，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年生产的农产品仅能养活3至4个人，1998年以色列为90人，2000年美国为128人[3]。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米国，但就人均产量而言，在同比单位情况下，中国仅为0．15％，泰国则跨过0．38％，我国农业的效率不到泰国的一半[4]。
那么，蓄水池里到到底有多少水呢？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算一般采用两种：一是基于刘易斯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基础上的被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派认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法 ；另一是由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劳均耕地面积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上提出的被部分中国经济学家认定的劳动力合理负担耕地法。就两种方法的优劣比较而言，第一种方法计算比较复杂而且只能计算增量，但是比较精确一些；第二种方法虽然计算的数字不够精确，但是计算简单而且能够计算存量。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第一种方法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这实际上是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这种方法会造成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多少，其结果就值得怀疑了。第二种方法存在的主要缺陷是，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它完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它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仅是考虑了地—劳的关系，因而缺乏量化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就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在实践中两种方法都有所采用。运用前一种方法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2000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亿人[5]。采用后一种方法农业部课题组估算出我国1998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亿人[6]。杨韵新估算2000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为亿人[7]。 这样看来，保守地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以上，“3个人的饭5个人吃”。可见“蓄水池”里的水是够满的。
未来，随着农业集约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技术与管理水平从事农业生产，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会大幅度增加。我国现在和美、德、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发展阶段差不多，都是处于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1000美元左右，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村劳动力份额约为25％左右。但是如果考虑到发达国家农村就业量在社会总就业量中的比重都低于10％，中国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将达到3～3．5亿人[8] 。
劳动力多元化【第四篇】
一、特色劳务经济发展情况
作为龙江重要的国家一类对俄陆路口岸，**县辖6镇102个村，农业人口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万人，富余劳动力万人；耕地面积万亩，人均亩。近年来，通过境内外互动，转移、中转、吸纳并举，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2004年共转移万人，占富余劳动力总数的%，其中，就地转移万人，向境外及国内大中城市转移9200人，分别占转移总数的73%和27%。具体呈现以下趋向和特点。
1、转移领域由埠内向境外转变。充分发挥口岸中龙头带动作用，扩大对外投资与合作，扩张农村富余劳力就业空间。大力开拓俄罗斯市场，先后在俄十月区、乌苏里斯克、海参崴等地建成16处以轻工产品、果菜、粮食为主的综合批发市场，有1700多名农村劳动力在此从事境外营销，人均年收入1万多元。积极推进跨国投资，目前边贸企业已在境外创办各类实体52家，其中加工型38家，投资额达亿元，涉及轻工产品、木材加工及金属冶炼、装璜建筑等领域，承载农村劳动力近千人。扩大对俄农业科技合作，县政府在俄罗斯租赁土地1300公顷兴建农业技术合作基地，在俄远东地区创办13家中小型农场，年输出县内外农民劳务人员2000多人，收入近2000万元。2004年，向俄、韩、日等地转移县内劳动力4300人，占转移总数的13%。
2、转移渠道由单一向多元转变。做精做强县域经济，广辟转移渠道。围绕壮大口岸进出口加工业，深入实施“落地生根”工程，累计投资亿元，兴建对俄进出口加工、绥阳进口锯材加工及华宇工业园区，已承载企业37户，26户建成投产，华海木业、宁城渔业、顺风松仁加工厂等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相继投产，安置农民进城务工1700多人。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培养产值超百万元、就业超百人的乡企45户，安置农村劳动力2400余人；绥阳镇创办木材加工企业28户、黑木耳加工企业15家，安置农村劳动力1000多人。加速发育农村第三产业，吸纳富余劳动力到小城镇经商、务工，**镇依托城郊优势，常年从事餐饮、运输各业农民4000多人，占农村劳动力50%以上；绥阳镇投资1800万元建成全国最大的黑木耳集散中心——绥阳黑木耳批发大市场，带动6000多名农民专门从事黑木耳销售、运输及其它关联产业。发展“能人”经济，县内及境外已有4000多名经纪人脱离土地，常年或季节性从事农产品贩销。
3、转移方式由输出向吸纳转变。培育壮大特色农业，发展袋栽木耳亿袋，耳农7000余户，年产量达万吨；建成果树、蔬菜生产基地万亩，年产鲜品17万吨，成为全国黑木耳生产销售第一县和沿边较大的出口果菜生产集散地。黑木耳、出口果菜、特色养殖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兴起，对本地和外埠农民产生了强劲的吸纳力。据不完全统计，4大农业主导产业年以“离土不离村”方式就地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2万余人，吸纳穆棱、林口等周边县（市）民工1000多人。绥阳镇绥西村218户农民，今年发展袋栽木耳1200万袋，冬春两季户均雇佣附近农村劳动力4人，全村年劳务费支出达到80多万元。启动建设以加工为主的中俄**——波尔塔夫卡互市贸易区，中方一侧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的商品交易中心主体工程完工，仅建筑一项就吸纳外地民工2000余人。走出国门创建吸纳基地，在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十月区等地兴建劳务点300多个，面积达到万亩，长期雇工4000余人，其中外地民工达2500多人，来源多为吉林、山东及本省齐齐哈尔、龙江、海伦、巴彦、兰溪、绥化、呼兰等地农民，人均纯收入1~2万元；吉信工贸集团分别与温州达芙妮、盛宏达鞋业合作，投资3000万元在俄乌苏里斯克兴建11条鞋业生产线，日产皮鞋、旅游鞋4万双，仅此吸纳温州籍农民工400人，月收入均在2000元以上。
4、转移农民由体能型向技能型、管理型转变。着眼提升转移农民素质，以县农广校为中心，利用县职教中心、劳动培训中心、农技推广中心、农机驾校的师资和设施，对农村准备从事非农产业和进城打工的初高中毕业生开展劳动预备制培训，协调县内26户企业与各镇签订550余份用工协议，举办黑木耳栽培、木工、电工、土木工程、俄语等专业培训班53期，受培训人员万人次，占农村剩余劳动力76%。对外出务工人员开展《劳动法》、《合同法》、安全知识、境外风俗、礼仪常识及专业技能培训，为打造外向型劳动力品牌奠定了基础。一批转移出去的高素质农民逐步从操作层步入管理层，由受雇于人变为雇人务工的经理人。俄十月区200多个中国劳务点中，90%以上的承包人都为**本地农民，建成俄罗斯最具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之一，产品全部直销俄市场，投入产出比1∶2，每人年净收入50万元。大肚川镇胜利村农民赵彦铭投入100万元，在十月区、西伯利亚承包菜田500亩，雇佣国内民工50余人，年收入超过100万元。
5、组织形式由无序向有序转变。成立劳动力转移领导机构，确定镇村专人管理，对农村劳动力全部登记造册。加强埠外劳务市场对接，组织参加海林劳动力转移洽谈会，召开有60余个企业、800个民工参加的劳务供求洽淡会，安排劳动力600余人，占总数75%。三岔口镇泡子沿村组织村民与俄十月区星火公司签定300公顷土地承包合同，两批派出驾驶员、农业指导员98人，月工资1300~1500元；分别与华宇集团、宁城渔业、绿林牧野养貂公司及建筑企业多方联系，转移劳动力600余人，占全村劳动力6成以上，人均月工资1000元~2200元，仅此一项年可增纯收入100万元，人均增收430元。高安村发挥亲缘优势，主攻对韩劳务输出，村委会为出国农民统一办理各种手续，全村500名劳动力已赴韩350多人，年纯收入高达400多万元。制发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实施意见、方案及考核办法，放宽户籍管理，为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办理城镇户口；对农民从事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给予政策、资金扶持，设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小额贷款，三岔口镇2004年落实农贷资金2010万元，其中劳务输出专项资金达320万元，占总额16%。
二、主要成效及影响
1、提升了农民生活质量和水平。2004年，实现劳动力转移收入亿元，占农村经济总收入%，占全年人均纯收入30%以上，劳务收入成为许多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一些镇村出现了“外出一人、致富一家、带活一方”的可喜局面。三岔口镇4个朝鲜族村60%的劳动力长期在俄、韩、日从事跨国劳务，今年该镇又通过边贸公司向俄输出劳动力500余人，人均年收入在万元以上；依托能人带动向韩国输出劳动力400多人、向日本输出100多人，人均年收入达5~15万元。高安村农民权仁培在俄罗斯承包了120亩菜田和5000平方米棚室，带动本村80余名农民到境外出劳务，年收入达130万元；当地农民金吉男承包了赴俄务农村民留下的200亩土地，发展绿色水稻种植，年收入近10万元，实现了境外土地开发和村域资源利用的良性互动，今年该村人均收入高达2万多元，成为依靠境外输出致富的新亮点。
2、推进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村劳动力转移带动全县万亩耕地流转，有效盘活了农村人力资源，推动了耕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了地产优势农产品的专业、规模、区域化生产。将已转移农民弃耕的土地及山场、水面、滩涂，及时进行转、卖、租，一批专业村、种养大户脱颖而出，带动发展黑木耳、烤烟、果菜、优质米、特色养殖等生产基地万亩，其中绿色食品万亩；木耳专业村发展到98个，占行政村总数96%，辐射农户万户，吸纳农民富余劳动力2万余人，其中绥阳镇绥西、三道河子和大肚川镇石门子村黑木耳示范区摆放规模分别达到1200、1500、1600万袋，纯收入实现1162、1329和2080万元。三岔口镇幸福村农民王会仁，通过合理流转土地，从45户外出农户手中承包了330亩土地种植圆葱，总产达1300吨，纯收入超过50万元。
3、加速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以县城为龙头、中心镇为依托的小城镇发展体系初步形成，一批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在城镇有了稳定职业，并购房落户，去年以来已有1900名农民变“市民”，示范带动更多的农民入城安家置业。部分外出打工者致富不忘家乡，纷纷返乡回城投资创业，又反哺了“打工经济”发展。进城、返乡农民共同构成农村城镇化的建设主体，助推了城镇第三产业及公益事业发展。三岔口镇农民金圣范赴韩务工多年，回乡后投资20多万元建起一流的韩式餐馆，雇工20多人，带动全镇发展餐饮服务业170余家。绥阳镇红旗村农民董玉臣通过打工完成原始积累，现投资100多万元，建起了占地1000余平方米的木材加工厂，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56人、下岗职工15人，吸纳周边县（市）民工31人。**镇大城子村民毕希铭打工致富后不忘乡亲，多方筹措资金48万元修建长642米的便民路，解决了困扰村民多年的行路难问题，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高票当选为村主任。
三、存在问题及制约因素
一是受传统观念束缚和旧的小农生产方式制约，农民不会转移、不懂转移和不想转移现象仍普遍存在；受域内黑木耳等特色、高效产业快速崛起的吸引，一些农民产生小富即安、看家守业等狭隘思想，不考虑潜在的发展，不愿离土创业，部分外出务工人员甚至回流，给资源合理利用、调精做强产业增添了压力。
二是农民整体素质不高，脑力型、技能型的高素质农民还占少数，近90%的农村劳动力均为初中以下文化，接受过技术培训的也较少，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专业技能和市场意识，转移出来后大多只能从事苦、脏、累的工作，更难向新兴产业转移，制约了就业结构调整，在与城市劳动力的竞争中也往往处于劣势。
三是除对外输出劳务趋于有序外，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仍较低，大多还处在自发、无序状态，主要途径限于“亲靠亲”、“邻帮邻”，制约了劳务经济的深层次发展；一些中介组织运行不规范，存在着信息不准、管理不细，重利益、轻服务，影响农民合法权益等现象。
四是随着近年来改革的不断深化，城镇下岗职工有所增多，导致城镇对农民工的容纳能力没能有效提升，甚至出现“吐纳”现象，阻碍了劳动力转移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具体操作部门受职能、权限等掣肘，仍限于抓引导、拢情况、报数字，综合管理、协调力度不够。
四、对策及建议
1、深化农业结构调整，提升特色产业吸纳力。着眼创建全省重要的农村劳动力中转吸纳基地，牢固树立“抓调整就是促增收”理念，坚持发展区域性特色农业不动摇，促进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打造外埠农民吸纳平台。稳定、有序扩张黑木耳生产，力争2005年发展袋栽木耳亿袋，建成部级食用菌生产基地；以创建全国黑木耳菌种生产管理规范化示范县为契机，组建世界上首个黑木耳DNA标准指纹图谱和数据库，强化菌种研发和系列食品精深加工，争取绥阳黑木耳批发大市场跻身部级龙头企业行列，将**建成黑木耳生产、加工、销售、效益的全国第一县，仅此一项产业年承载埠内外农村劳动力3万人以上。推进农业标准化、产业化、精准化，统筹发展烤烟、果菜、特色养殖等主导产业，完善部级苹果梨示范区、万头优质马鹿核心群基地建设，合理扩张发展规模，兴建绿林牧野裘皮加工厂、**对俄出口果菜批发市场等一批加工、储运龙头，壮大龙型经济，延伸产业链条，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的强势载体。
2、全方位拓展劳务输出，打造劳务经济强品牌。深度发掘口岸中转功能和现实潜力，突出境外市场信息与地产农产品、域外资本与地利条件、国外丰富土地资源与县内富余劳动力三项整合，迅速将向境外输出劳务这块“蛋糕”做大，促进农民成规模、跨区域流动就业，建成全省最大的劳务中转基地。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规模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的劳务输出新模式，推进对俄劳务输出产业化，发挥外贸企业对俄市场开拓的先发优势，吸引联合香港、江浙名企、名牌，共赴俄建企兴业，创办境外实体群、创业园，带动埠内外农村劳动力批量输出；扩大对俄经济技术合作，夯实农业种植、养殖，拓展轻工产品加工、家电装配、建筑承包、矿产开发等优势及新兴领域，为农村劳动力境外就业构筑适宜平台。广借跨国企业、驻外机构、海外亲属等媒介联络接洽，对口输出高素质“产业工人”，树立国际信誉，叫响**劳务输出品牌，促使更多农民走出国门。
3、着力发展非农产业，开辟转移吸纳新渠道。将培植壮大非农产业作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长效转移的重要抓手，活商兴工强企，形成农民增收致富的骨干支撑。倾力推进中俄**——波尔塔夫卡互市贸易区建设，运营中方一侧商品交易中心，鼓励吸引两国企业相对投资，促成中俄对应建设、对等开放，建成以加工为主的特色互贸区，形成巨大的跨国商流、人流、物流，带动周边运输、餐饮等配套产业快速发展，最大限度扩展农村劳动力的承载空间。着眼创建沿边重要的轻工产品、进口木材、绿色食品加工基地，深入推进“工业兴县”，整合在建“一区五园”，规划建设带状中俄国际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型跨国连锁加工园区，促进项目集聚、企业簇群，形成特色块状经济，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容量。发挥民营化程度高、原始积累雄厚的优势，引导全民创业，壮大民本经济，扶强做大劳动密集、技术密集结合型中小企业，加速发展与区域支柱产业密切相关的商贸、饮食服务、休闲娱乐等第三产业，使农村劳动力实现可靠的职业转移。
4、实施城镇拉动战略，为转移提供广阔空间。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落实“小城镇，大战略”，加速发展一批产业密集、商贸发达、承载力强的精品小城镇，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以铁路建设、园区扩张为契机，拉大城市框架，扩展中心城区；坚持量力而行、分步实施，建设城郊型、工贸型、商业型、资源利用型等各具特色的小城镇，聚集商机、物流和人气，缩小城乡差别，进而加速实现全面城镇化，降低外向转移成本，消化吸收富余农民。注重小城镇建设同二、三产业发展相结合，鼓励村办企业、乡镇企业和民营资本逐步向中心镇（区）集中，释放产业聚集和扩散效应，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带动农民离土进城、务工经商，成为新一代的城市居民；推动闲余土地向种养能手及大户合理、规范流转，促进以适度规模经营为特征的“农庄经济”快速发展。深化城镇户籍、土地使用、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改革，完善城乡统一的就业体制，为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加速“农民变市民”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