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盘镇警事结局 诗经采薇翻译【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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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采薇翻译【第一篇】

[关键词]颜色词 联想意义 文化

一、引言

英汉之间存在各种层面的不对应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由两种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不同造成的。一般情况的不对应采用相应的意译基本可以解决。但是颜色词汇在应用中的不对应却不能简单的用某种方法来解决。

二、颜色词的不对应

颜色识时务的一个重要属性，人们对颜色的认知也是最早最基本的。虽然对于颜色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由于不同的民族风俗文化、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对颜色的象征意义完全不同的现象，这就是本文要研究的颜色词不对应现象。这些颜色词意义上的不对应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文化内涵上的不对应。

在汉语中，由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发展，红色在汉文化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拥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一颜色被广泛用来表达喜庆、成功等含义。并且由于这个词的这种含义，很多相近的颜色也被称为红色。例如红糖、红茶，而这两种东西的颜色其实并不是红色，而英语用更准确的颜色来表达，brown sugar和black tea。但是在汉语中，红糖，红茶是和白糖，绿茶相对应而取的名字，如果我们把红糖和红茶叫做棕糖和黑茶，估计没有人回去喝他们了。在汉语古诗词里，颜色词常带有很大的模糊性，经常“变色”。如通常我们把“青”、“苍”、“碧”、“绿”四色对应地英译为“blue”、“grey”、“bluish—green”、“green”。但在不少诗文中，根据语境和作者的表达方式，这几种颜色的"本色"却另有所指。如：(1)《尚书•禹贡》“厥土青黎”和李白《将进酒》“朝如青丝暮成雪|中的”青“,皆非蓝色或绿色，而是”black“(黑色);(2)《诗经•秦风•黄乌》”彼苍者天”杜甫《述怀》“摧颓苍松根”中之“苍”也不是灰色，跟“grey”是不对等的；(3)温庭筠《瑶瑟怨》“碧天如水夜云轻”和江淹《拟休上人诗》“日暮碧云合”中的“碧天”、“碧云”自然不可能是“绿天”、“绿云”;(4)杜牧《阿房宫赋》“绿云扰扰，梳晓鬟也”中的“绿云”指女子美丽乌黑的头发。这种由于视觉本身的通感变色而造成的颜色词所指意义与语用意义的不对应在汉语中相当普遍，在其它语言中也并不鲜见，因为“通感”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它是具有世界性的。由此可见，汉语表达比较模糊，但是更加传神，比较注意人的感受，比较人性化，蕴含的文化内容更加丰富。而英语则比较客观真实、准确。

其次，感情色彩上的不对应。

由于民族文化、风俗民情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中国人和西方人面对同一颜色时，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感情色彩的不对应可以分为很多种情况。主要是同一颜色，不同感情色彩；不同颜色产生相同感情色彩；同一颜色表达的感情色彩既有相同的，又有不同。还以红色为例，在汉语中红总是一个褒义词。例如红娘、红运等。而在英语中有关红色的词汇，基本都是贬义。例如，see red, in the red,等。再例如白色，汉语表达反动，悲伤，恐怖等。如白军、白色恐怖、白事等。在英语中，白色表达纯洁、甜蜜等，例如white spirit。还有表达同一感情色彩用不同颜色的不对应，例如汉语的眼红，英语用green-eyed。还有同一个词汇产生的感情色彩不同，例如黑色，英汉语中黑色都有贬义的含义，但是又不尽相同。英语中黑色没有反动的含义，但是汉语中，黑恶势力，黑帮就是反动的含义。

三、颜色词的互译策略

1.转换颜色词

就是根据译入语的习惯，用译入语惯用的颜色词汇来翻译原语颜色词。主要对应感情色彩不对应的词汇。例如black tea和红茶，black and blue与“青一块紫一块”的互译；blue films与“黄片”的互译；白发与grey hair的互译等。

2.意译

对于习惯用法中的颜色词，可以完全忽略原文颜色，而是用目标语中表达相同含义的词汇来对应。例如 green hand,直接对应新手。再如下面这句话：mr. brown is a very white man. he was looking rather green the other day. he has been feeling blue lately. when i saw him, he was in a brown study. i hope he will soon be in the pink again.本句中出现了五个颜色词，white、green、blue、brown 和pink。在本句中，这五个单词分表代表不同的含义，而不是本身的颜色含义。所以要想把它翻译成比较通顺的汉语，必须根据其含义来表达，而不能按照颜色来表达。参考译文为：布朗先生是一位忠实可靠的人。前两天他脸色不好，近来他还是闷闷不乐。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心事重重。希望他早点振作起来。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颜色词的使用广泛，除了本身具有的色彩意义之外，还有许多抽象的象征意义。同时可以看出，汉英两种语言存在的文化差异决定了颜色词语的表达形式及词义，这类词语所体现的不同内涵都与本国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汉英语言对比，实际上就是比较汉英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和语言习惯方面有何异同。因此，在翻译颜色词语的过程中，译者必须了解不同民族社会文化体现在颜色词汇中的文化内涵，充分理解颜色词语所蕴涵的独特文化意味与感情色彩，在不违背原文语言表达的基础上，再现原文颜色词语的文化意蕴，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并且尽量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形式及艺术特色。

参考文献：

[1]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增订本[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陈宏薇。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赵海平。颜色词翻译点滴[j].龙岩师专学报，1984,(02).

诗经采薇翻译【第二篇】

关键词：文化因素；意象；中国古代诗词

abstract: image is a very important concept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m. image is not only carrier of the poet’s emotions, but also representation of profound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only when translators go deep into the chinese culture can he or she translate the imag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correctly.

key words: cultural factor，image，classical chinese poem

1 引言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古代诗词，这个丰富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受关注的部分，也是“东西方其他民族流连咀嚼、体味这个古老民族悠远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津梁” [1]()。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象，是承载中国深厚文化传统的载体。正确翻译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象，传达意象中蕴涵的深刻文化意蕴，是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目前从文献上看，中国古代诗歌翻译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然而意象中的文化因素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本文拟从文化因素角度看中国古代诗歌翻译，旨在揭示文化因素在中国古代诗歌意象中的体现。

2 关于意象

意象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一个固有的概念，从古到今，有不少文艺理论家给出了关于诗歌意象的论述：

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刘勰 《文心雕龙·神思》）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司图空 《诗品·缜密》）

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深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日生思。（《唐音癸签》卷二引王昌龄语）

意象应生和，意象乘曰离。（何景明 《与李空同论诗书》）

所谓意象即是诗人内在之意诉之与外在之象，读者在根据这外在之象试图还原为诗人当时的内在之意。（《十二象》引余光中语）

意象是客观的生活场景和诗人的主观的思想感情相交融，通过审美的创造而以文字表现出来的艺术景象或境界。（《十二象》引李元洛语）

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的主观感情。（袁行霈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意象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意”即诗人的主观感情，二是“象”即客观物象。诗人把他们的感情寄托在客观的物象上，通过描写客观的物象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例如，“美女”这个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并非仅仅是指美人。在《诗经邶风》中有“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的句子，这里的“美人”拓展为一个人心中怀慕的对象。在屈原的《离骚》中，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句子，在这里，屈原把自己比喻成“美人”。所以《乐府诗集》指出：“美人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在这里，“美人”这个意象就有了明确的文学意象。

3 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的文化历史关照

对于中国古代诗词中意象，如果脱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很难把握和体验其中的含义。例如“杨柳”这个意象。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柳树，但是在他们的语言中，“杨柳”没有意义上的牵连。而在汉语中，由于“柳”与“留”同音，从《诗经》开始就把“杨柳”作为惜别的特征。在《诗经下雅采薇》中，“昔我往也，杨柳依依”，这句话定下了离愁别绪的基调，以后就被历代文人所使用。在王维的《渭城曲》中，有“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千古绝句。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说“风吹柳花满店香”；杜甫《和裴迪送客》说“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在这些诗歌中，杨柳已经不再是普通的植物，而是人们惜别的媒介物。在翻译中，如果把“杨柳”翻译渭 “willow”，这仅仅是做到了语言上的转换，只是在英语中找到了“杨柳”这个词的对应符号，而没有把深层次的文化意义翻译出来。所以钱穆说：“一考中国文字之发展史，其聪慧活泼自然而允贴，即足以象征中国全部文化之意味。”[2]()

4 实例中分析文化因素在意象翻译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象是诗人的匠心与智慧的体现，是诗人凭着审美直觉或灵感在生活中得到的，它凝聚着被人们所默认的某些特定的内涵和情思，是中华民族心理文化结构的物态化，属于中华民族文化象征系统的一部分。以下将通过实例来分析文化因素在中国古典诗词意象中的体现。

（1）a: 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

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

（王昌龄：《西宫秋怨》）

b: the lotus bloom feels shy beside the lady fair,

the breeze across the lake takes fragrance from her hair.

an autumn fun cannot conceal that she is bored.

in vain beneath the moon she’s waiting for her lord.

“秋扇”在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义为，扇子到了秋天就没有用了。在这里比喻妇女因年老色衰而失宠。早在乐府诗中就有：“妾身似秋扇，君恩绝履纂。”在这个译文中将“秋扇”译为“autumn fun”就不能充分传达出诗中这一层文化意义。

(2) a: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

(杜牧：《金谷园》)

b: dusk comes, the east wind blows, and birds pipe forth a mournful sound;

petals, like nymphs, from balconies, comes tumbling to the ground. [3]()

“坠楼人”指的是西晋富豪石崇的宠妾绿珠。据说绿珠有倾国倾城之貌。孙秀欲占为己有，就派人向石崇讨要，但是遭到石崇的拒绝。因此孙秀假传诏书来捉拿石崇，这时石崇正在楼上举行宴会。绿珠因石崇为自己获罪，说道：“当效死于君前”，然后纵身跳下楼台，香销玉损。在这里诗人用“坠楼人”暗示出美人与花一样，其结局都是悲惨的。译文中用“nymph”这个词来翻译“坠楼人”。而 “nymph” 指的是在希腊罗马神话中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同“绿珠”给读者的印象是两个不同的人物。原诗是一位美貌而忠心的宠妾，而译文却让人联想到像一位雅典娜一样的女神。

又如在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中“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张廷琛等译为：

how is it, when flowers fall,we meet again,amid these lovely southern scenes? [4]()

在这里“落花”象征李龟年的遭遇，李龟年是颇受王公贵族所喜爱的歌手，然而几十年之后，他却颠沛流离，以卖唱为生。曾经的辉煌就像落花一样随着岁月流逝而不再有。诗人在这里借别人的遭遇来感叹自己的景况。在译文中，没有传达出这一悲凉的色彩，却给人一种老朋友久别重逢的高兴。

(3) a: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

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温庭筠：《商山早行》)

b: journeyed forth with tender thoughts of home,

at break of day of travelers’ bells are heared.

behind the thatched inn, crowing cock and setting moon;

upon the planked bridge, footprints in the frost,

mountain paths strewn with oak leaves,

orange blossoms bright against the outpost walls,

remind me that i dreamt of du ling.

there, the wild ducks must be massing on the curving shores. [4]()

这首诗是运用意象叠加的成功典范。“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山路”、“枳花”、“驿墙”这些意象叠加在一起，给读者描绘了一副远行图。游人住在茅店里，听到鸡声，便动身起床，在月色之下赶路。天气凉了，降霜了，游人走在桥上，脚印印在了霜上。山路上铺满了落叶，让游人涌起了一股乡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月”勾起人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李白在《静夜思》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苏轼在《水调歌头》中说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月”已经打上了深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霜”这个意象带有悲凉的色彩，代表了秋天。在这个译文中，译者把这些意象直译了出来，像原文一样叠加在一起，创造出的意境就逊色了一些，这样诗中的文化意义就有所走失。

从上述这些实例来看，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这个融合了中国古代诗人主观感情的物象，在写入诗中的时候，就融入了诗人从生活中获取的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内涵。而这些意义随着历史的前进就成为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成为了民族的象征。在翻译意象的时候，就必须深入到中国的文化传统的中去，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古代诗词中意象的含义，才能正确翻译出意象的深层意义。

5 结语

本文简单介绍了文化在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翻译中的体现。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色彩纷呈，意义深远，是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翻译中国古代诗歌意象，就必须注意到文化对意象所产生的影响，这样才能真正欣赏意象的含义，准确翻译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 参考文献：

[1] 汪涌毫．骆玉明，中国诗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2]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2002.

诗经采薇翻译【第三篇】

之又少，从早年的朱光潜到后来的汝信、阎国忠、蒋培坤和陈中梅均是其中代表。而王柯平先生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凭借自己深厚的学养和孜孜不倦的探索，对柏拉图研究做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贡献，诚如有评论所言“王柯平先生对柏拉图诗学的讨论集中在了《理想国》，且侧重于单卷研究，这种精耕细作的方法开启了柏拉图诗学研究的新路径。……因此，《〈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可谓对国内柏拉图诗学思想的研究做出了转折性的贡献”。[1]

正是在这样一个雄厚的基础上，王柯平先生在完成《〈理想国〉的诗学研究》研究后，一鼓作气又完成了《〈法礼篇〉的道德诗学》研究并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基金出版，实现了对柏拉图中期诗学思想研究到晚期诗学思想的全面探索。

《〈法礼篇〉的道德诗学》侧重对柏拉图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法礼篇》中的“道德诗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本书的开篇，王柯平先生就凭借他深厚的中西语文学功底，以及对《法礼篇》的文本内容和已有的译名翻译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指出“柏拉图的最后这部对话作品，原名为Nomoi，英译名为Laws，德译名为Gesetze，法译名为Les Lois，意译名为Le Leggi，比较流行的汉译名为《法律篇》或《法篇》，近年来也有学者将其汉译为《法义》与《礼法》。……总体而言，柏拉图笔下的立法过程，也是教育过程。在此过程中，法律与习俗并重且并用。……有鉴于此，我尝试将此部对话的名称译为《法礼篇》，借以涵盖法规律令（法）与习俗惯例（礼）两大部分。在我个人看来，此译名一方面显得比较恰切和包容，另一方面也较少《法律篇》或《法篇》等译名所给人的那种单一刻板的印象。”（第1―3页）因此，《法礼篇》这一译名全面准确概括了柏拉图此书的主要内容和意蕴，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柏拉图《法礼篇》中的“道德诗学”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特别是城邦中的自由人――公民，而最重要的是从公民的童年时期就开始“道德诗学”的教化，这是至关重要的起点，也是根本。因此，王柯平先生就《法礼篇》的主旨之一指出“后者属于晚期对话作品，代表其晚年的道德诗学思想，主要依据城邦立法的需要，探讨青少年教育的心理学基础，塑造有助于身心健康发展的精神特质、良好习性、审美趣味与实用技能。在我看来，若从‘公民德行’教育的可操作性角度审视，后者因其比较接近现实更值得关注和昭示。”（第5页）据此，王柯平先生在全书各章中，从各个理论角度和维度展开了深入细腻的论述，颇为启人心智。

《法礼篇》全书除“前言”外，一共有八章内容。第一章“绪论：《法礼篇》与方法论”重在“破题”，对柏拉图晚年的这部对话集的译名进行了考辨，最终提出自己的译名《法礼篇》，正可谓“名正而言顺”，接下来就《法礼篇》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从《理想国》到《法礼篇》的变化而言，王柯平先生就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五个变向”：第一是城邦政体变向；第二是治邦方略变向；第三是教育目标变向；第四是心灵说变向；第五是宇宙本体变向。“六点补充”：其一是对美论的补充；其二是对摹仿论的补充；其三是对乐教论的补充；其四是对快乐论的补充；其五是对适宜原则的补充；其六是对审查制度的补充。“两种新说”：实际上是柏拉图以“悲剧”和“游戏”这类诗性话语，构成自己特有的叙事方式，在戏剧性明显弱化的语境中，借以阐述他对新城邦制度、立法程序与公民教育的构想。

在第二章“‘至真悲剧’与‘次好城邦’”中，王柯平先生指出，相对于《理想国》所描述的“最好城邦”，《法礼篇》的主旨是建构“次好城邦”，确立法礼体系，培养公民德行，健全管理机制，因此，柏拉图将其喻为一部“至真的悲剧”，其意在于“摹仿最美好的生活”，用意深刻而幽微。所以，柏拉图在《法礼篇》中所言的“至真悲剧”，实属一种喻说，迥然有别于《理想国》第十卷里所说的“悲剧”。这部“悲剧”之所以“至真”，是因为它在政治体制上是“对最美好生活的摹仿”。

为了说明以上内容，王柯平先生在第三章“道德诗学与政治哲学”中指出，在城邦建构中，道德与政治密不可分，相应地，道德诗学与政治哲学也密不可分，当柏拉图基于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的立场，试图探讨这两方面的问题时，情况更是如此。其中，道德诗学的两翼即为心灵与身体，因此，可以把柏拉图强调道德修养的艺术教育思想称之为道德诗学，这种诗学主要基于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的原则，主要由心灵诗学和身体诗学两个有机联系的维度构成。总之，柏拉图的道德诗学主要关注的是以美启智和以美养善的艺术教育方式或实践理路。除此之外，王柯平先生还在本章中，对“诗学与哲学的变奏”“‘医生喻说’中的法理原则”“‘渡河喻说’引发的哲思”“‘玩偶喻说’与人性弱点”“‘克罗诺斯神话’的政治寓意”等富有理论深意的柏拉图命题进行了全面准确的论述。

如何实施“道德诗学”？这就是第四章“道德诗学的实践理路”的内容。王柯平先生认为，心灵诗学与身体诗学共同构成柏拉图“道德诗学”的两翼，就《法礼篇》的相关论述来看，心灵诗学在实践过程中，主要涉及正确性准则、审查制度与垂范作用等构想；身体

诗学在实践过程中，主要参照模仿理论、适度原则与实战实用等依据。具体而言，在儿童的理性成熟之前实施这种“特殊训练”，显然不宜采取抽象的道德说教，而只能进行“游戏式”教育或歌舞训练，而这种具有游戏特性的歌舞形式起源，柏拉图认为是源于诸神的馈赠，是诸神的创举。柏拉图对诗乐教育的重视，远胜过其他艺术形式，因为音乐是一种直接诉诸心灵的艺术，在陶冶人的心性和情操方面具有特殊的效用，可谓人格塑造和道德教化的关键所在。为了进一步充分论证此观点，王柯平先生就“美乐斯”的结构、诗乐融合的特征与功能、古希腊音乐、诗歌和舞蹈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酒神歌队的妙用、节庆狂欢：战争之舞与和平之舞等做了语源学、史学和诗学的深入研究，同时还就“误区与正确性准则”“硬性与软性审查制度”“会饮习俗的德行教化”“模仿理论的多重向度”“尊重身心的适度原则”“美善兼备的完善公民”等理论命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论述，将这些理论命题推向了新的深度与广度，对我们今天的“道德诗学”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而在第五章“诗歌传统与剧场政体”中，王柯平先生指出，本章为了说明“剧场政体”的生成缘由及其相关问题，将先从古希腊诗歌的传统形式及其历史流变谈起，随后再从政治文化与公民德行的角度予以分析。为此，王柯平先生就“古希腊诗歌传统”“混融诗：史诗”“叙事型：抒情诗与酒神赞歌”“戏剧型：悲剧与喜剧”等展开论述，并进而引申到“雅典剧场文化的成因”“‘剧场政体’的乱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剧场政体”问题本质上属于城邦政治问题。

由“剧场政体”引到“城邦政治”，因此，第六章就专论“从城邦净化说到悲剧净化说”。王柯平先生认为，本章通过城邦净化说，试图揭示其对悲剧净化说的相关影响，借以证实这两种学说的因果关系。在对柏拉图的“基于诗乐审查的城邦净化说”“意欲排除异己的城邦净化说”“旨在挑选公民的城邦净化说”等理论进行阐述后，进而将其联系到“疏泄怜悯与恐惧的悲剧净化说”“净化说的思想渊源与影响因素”以及悲剧净化说的理论进程与批评反思，王柯平先生借助自己深厚的学养，旁征博引、全面细致地将西方诗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悲剧净化说”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在第七章“心灵教育神话与诗性智慧”中，王柯平先生将《理想国》中的“厄尔神话”与《法礼篇》中的“劝诫神话”从目的论角度将它们都看作“心灵教育神话”（psychopaideiamythoi）。这类神话内涵神性、诗性与哲理性等三重维度，意在塑造人的心灵，启发人的理智，培养人的德行，落实“人之为人，在于像神”的道德理想，引致“人向神生成”的精神追求。而柏拉图采用这种手法，意在通过神话的隐喻功能，进而推动自己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具有显著的“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神话或诗的哲学式复写，由此创构出玄秘的意象和戏剧性效果，用于表达和传布那些言不尽意的哲理。在最后一章――第八章“余论：走向现实的理想”中，王柯平先生就柏拉图《法礼篇》与现实的关系展开论述，对以上所论述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与批判。

以上的八章内容围绕着全书的主题展开，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将《法礼篇》中的“道德诗学”论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其中关于少儿的“道德诗学”教育的相关论述，极具现实价值。这正如王柯平先生在其《〈理想国〉的诗学研究》（修订版）中所言：“柏氏在《理想国》里所力倡的‘七科’教育中，诗乐与体操堪称‘蒙学’，前者照看心灵，后者锤炼身体，两者互动互补，造就了古希腊‘正常的儿童’（马克思语），或者说奠定了‘整全人格’或‘全面发展之人格’的根基。重估这种古典教育模式，可以了解既往、关照古今，对培养正常的中国儿童和提高素质教育的水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10页）

除了以上研究内容外，作为一部深具学术自觉的扎实厚重的学术专著，王柯平先生在其中阐扬的治学思路和方法也给治学者以深刻的启迪，如在《〈法礼篇〉的道德诗学》中，王柯平先生提出，在研究思路上，要采用文化历史的方法来研习古希腊经典（尤其是柏拉图的对话作品）时，至少应当考虑以下三个要素：其一，我们要正视研究时的“前见”，要坚信符合逻辑推演的想象活动是思想的现实与研究的过程。通常，我们不能断定，但我们可以假定，这假定既要建立在言之有据的论证基础上，也要经得起反驳与批评的严格考验。其二，对于文化历史的研究应当采用一种超学科的宏观视野，应当将文化历史视为人类精神活动的发展史与演变史。其三，我们在审视柏拉图对待人生与人类生存状况的态度时，也会将其视为我们现代人重思自己价值诉求时借以踩踏的垫脚石或支撑点。这样，我们就会自觉地反思其中蕴涵的道理与值得传承的价值，由此进入一种鲜活而动态的历史体验之中。有鉴于此，可将上述方法称作跨文化历史方法，以此来研究柏拉图的经典文本，这更需要我们从语言、文献、神话、艺术、文化、历史、学识、判断乃至思想与行动等方面，尽可能做好全方位的准备。而在研究方法上，王柯平先生提出，无论是读者还是研究者，其相关的解读方式与问题意识，首先发端于认真研读经典原作，其次佐证于现有的经典研究成果，唯有循此路径踏实前行，方能确定解读的合理性与问题的实然性，同时规避重复性劳动或误导性的解读，进而探寻推进研究与匡正谬见的有效方法和切入点。其实，王柯平先生以上的论述，不光适用于柏拉图的经典研究，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古典经典研究，乃至于其他严肃而认真的学术研究，正可谓“且把金针度与人”。

总之，王柯平先生在此书中，不仅凭着自己厚重博大的学养充分地诠释了柏拉图在《法礼篇》中的“道德诗学”的思想，而且还以自己严谨端正的治学思路和方法给治学者以深深的启迪，同时，全书中所散发出的优雅、淡定、从容的学风和文风也让读之者如饮甘饴，不忍释卷。

（本文系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项目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成果。）

注释

诗经采薇翻译【第四篇】

关键词：译诗；美；创造性翻译

许渊冲和庞德这两位文学巨匠，都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介绍到国外，让世界了解中国，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他们的诗歌翻译都可谓硕果累累，其中许先生翻译的《楚辞》被誉为“英美文学的高峰”，而庞德的译著《华夏集》(Cathay)，包含19首中国古诗，在英美诗坛引起轰动，被认为是意象主义的代表作。他们两人在进行诗歌翻译的同时都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和主张，本文通过比较发现他们的翻译理论既有各自的特点和不同，又有创作方式和原则上的相通之处。本文认为他们的翻译理论都是以“美”为原则的创造性翻译。

一、以美为最高原则的译诗

许渊冲先生认为，诗是文学最优美的表现形式，译诗是创造美的艺术，所以他提出了“三美”的译诗标准，即“意美、音美、形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三美”的重要性并不是鼎足三分的。意美是第一位的，音美第二，形美第三。要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音美；还要在传达原文意美和音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形美；努力做到三美齐备。如果三者不可得兼，首先可以不求形似，也可以不求音似。但无论如何，都要尽可能传达原文的意美和音美。为了传达原文的“三美”，译文的“意似”有时只好浅显些。也就是说，文学翻译的低标准是求似或求真，高标准求美。

庞德把自己“诗艺的最终成就”写成：1、描绘我们看到的事物；2、美；3、脱离说教；4、重复一些他人写得较好、或较简洁的东西是好的写作方式。

由此可见，“美”是庞德诗艺的最终成就之一，是他译诗的标准之一。

庞德也是非常看重传统的，他说：“传统是一种我们要保存的美，而不是一套束缚我们的镣铐。”在庞德看来，传统自远古就有，很难确定其具体日期。在传统文化中，最令庞德关注的是希腊诗歌和普罗旺斯诗，从希腊诗歌几乎诞生了‘古代世界’的所有诗歌，从普罗旺斯诗几乎诞生了所有现代诗歌。庞德还将诗的传统置于世界文化之中，将英语诗的发展与埃及诗、中国诗和日本诗联系在一起。

庞德作为意象派和漩涡派的代表人物，十分注重意象的塑造，他在《诗刊》上发表的《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中首先指出：“一个意象是在刹那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他的许多意象主义诗篇都是采用出人意外韵名词意象的结尾，以达到瞬间所诞生的理智与情感的复合物效果，增强读者的联想力与诗的开放式结尾的艺术效果，塑造了最贴切的、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美的意象。福特。马多克思。福特称赞说：“《华夏集》的诗篇具有至上的美，诗是怎么样，他们都做到了”。

二、创造性翻译

许教授从郭沫若提出的“好的翻译等于创作”中取了一个“创”字，从自己提出的“发挥译语优势”中取一个“优”字，从傅雷提出的“重神似不重形似”中取一个“似”字，“竞赛”即“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文学翻译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这一文学翻译理论。简单说来，“三美”是文学翻译的本体论，“三化”，是方法论，“三之”，是目的论，“艺术”是认识论。而“优”则是“三美”合而为一的本体论，“创”是“三化”合而为一的方法论，“似”，是“三之”合而为一的目的论，“竞赛”则是包含在“艺术”中的认识论。可以说，这十个字不仅是许渊冲教授对中国文学翻译理论高度而又精辟的概括，也是他进行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所遵循的文学翻译理论和原则。

关于“优势竞赛论”，许渊冲认为，创作和翻译都可以比作绘画，创作以现实为模特，所以翻译就不能只以原作为模特，而要以原作所写的现实为模特。两种不同的文字要表达同一内容，总有一种文字表达得好一点，一种差一点，或者两种文字不相上下等三种可能。表达得好一点的就处于优势，差一点的就处于劣势，不相上下的就处于均势。一般说来，原文多占优势，很少占劣势，译文却一般占劣势。西方文字之间差距较小，做到均势比较容易，中西文字之间差距较大，要做（）到均势就不容易。因此，译者要扭转劣势，争取均势，尽量发挥优势。这就要求译者发挥创造力，挖掘原作内容所有而形式所无的深层含义。许渊冲译论中最富有特色的就是他的优势竞赛论。发挥译文语言优势，可以说是他整个译论核心，要达到三美必须发挥优势，可以运用三化的方法，发挥了优势的译文，可以让读者知之、好之、乐之，和原作竞赛甚至胜过原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优势竞赛论”的核心实质上是译者以“美”为指导原则和追求目的而进行的创造性翻译。从他对柳宗元的《江雪》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创造性翻译观：原文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译文是：

Fishing in snow: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straw- cloaked man in a boat, lo!

Fishing on river clad in snow.

原诗的“绝”与“灭”在许译里创造性地被ni曲t和sj异ht巧妙而又合辙押韵地替代。这两个英文单词用得极为传神达意。可以说，许译在音韵和意义上达到高度的统一。不难看出，许渊冲用完美音韵巧妙而雅致地表达了原诗的风格。第一行和第二行对仗工整，并且所有名词均使用单数形式，登峰造极地表现了原诗作者刻意追求的那种宁静与禅意。我们可以看出，许渊冲教授的中诗英译通过等化、浅化和深化这些方法求真求似，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再创造，取得了与原文形似、意似和神似的效果，他的创造性翻译既强调音韵等形式上的创造又注重于内容和原诗意境的创造。在这一点上他与庞德有相异同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庞德的创造性翻译观集中体现在他的著名译著《华夏集》中。艾略特称“庞德是我们时代的中国诗歌的创造者”。叶维廉先生说：“《华夏集》作为翻译可以看作一种再创造，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不能期望找到所有细节(包括联想意义，地方风味，修辞趣味)的再现，相反我们发现‘基本诗篇’以透明的细节保留着，这些诗篇在意义上与原文有不同之处：某种字面的细节要么被取消，要么被改变，原来的地方色彩做些修饰或者甚至改变来满足英语读者的理解，某些典故被去掉以便读者免受注解之苦。”叶维廉先生的分析很好地诠释了庞德诗歌翻译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创造性的翻译

理念，庞德的前期诗歌中还有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的内容，有些是根据原诗的翻译而改写的，有的是借中国的内容而发挥自己的创作，不过这些诗都带有意象主义诗歌的特色。庞德译的李白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突出地表明了他翻译诗歌的艺术原则。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庞德的译诗为：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长江别)

Ko - jin goes west from Ko- kaku - to,

The smoke - 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

这首译诗显然没有拘泥于原诗的韵脚等外在的形式，是一种典型的创造性翻译，它一方面充分表现了中国诗歌的特色――诗中有画，画中有情，亦即所谓的“一切景语皆情语”，“西方读者可以透过诗中突出的语言意象了解到异域文化，潜移默化地领会到诗中所蕴含的情感意味。中国古诗这种融情于景，借景抒情的特点在他的译作中表现得很充分。”同时，通过创造性翻译，译者充分发挥了目的语的“优势”，以“美”(包括形式美和意境美等)为原则，实现了其翻译艺术追求。

三、创造性翻译观的文化背景和美学目的

早在1984年，在《翻译的艺术》前言中，许渊冲教授就提出“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就是把一部分外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中国文化中来，同时把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世界文化中去，使世界文化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光辉灿烂”。有来有往，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况且，与中国翻译史上四次翻译高峰对外国科学技术以及文学的译介相比，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工作明显滞后，事实上，所谓的语言沙文主义，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文化自恋倾向与文化帝国主义仍然存在于翻译领域；英语常常被翻译成其他语言，而有些“低等的”语言很少被翻译成英语。这种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也许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其他诸如发行额，民族意识和双边政治关系的不平衡等因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许渊冲教授选择了翻译中国古诗――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最大最持久的贡献之一――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换句话说，许渊冲教授之所以选择中国古诗是因为他将目标定位在了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的文化成果，从而使得世界文化更加光辉灿烂。许渊冲教授对于具体诗歌的选择标准，在更大程度上不但与原诗作者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其个人的经历与爱好密不可分。

庞德翻译中国诗歌的目的：第一，寻找拯救社会弊病的良药。庞德有感于西方社会步入20世纪之后所出现的危机和各种矛盾的日益激化，作为一代思想家，他总是寻找拯救这些弊病的良药，他把大学看作改造西方社会的一种主要武器，他在1937年写道：“如果我的《大学》译本是几十年中所作的最有价值的工作，我只有期待读者来发现，因为每个人都会发现其对‘现代世界’的价值。”他继续说：“我们西方人需要从《大学》的第一章开始，不仅仅是给我们的伦理或者我们的思想偶尔补充一点。这章里根本不会西方人所认为最好的东西，而西方人事实上已经最大程度上摧毁西方最好的思想。官方的基督教是污水沟，天主教走向了虚无――整个的西方理想主义是一片丛林，基督教神学也是一片丛林。要想把这片乱七八糟的丛林削出一点秩序来，没有比《大学》这把斧子更好的了。”

因此，他把复兴欧洲文明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去发现，他说：“上个世纪重新发现了中世纪，有可能这个世纪在中国发现新希腊。”鉴于此，他的文学生涯中重要部分就是翻译《大学》、《中庸》、《论语》和《诗经》。

其次，应合他所领导的英美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要求。庞德得到费诺罗萨的手稿时，正是英美意象主义文学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从费氏手稿中他发现中国诗所注重“意象”、“神韵”、“简洁”、“音乐”等主张与他所领导的意象主义运动的诗学观不谋而合，中国文论强调“含蓄无垠”的境界，这些思想与庞德的主张是相通的，所以庞德说道：“中国的诗人们把诗的实质呈现出来便很满足，他们不说教，不加陈述。”《华夏集》中选择的大多是表现愁思离苦的诗篇：《采薇》和《胡关饶风沙》的战乱苦；《长干行》和《玉阶怨》的怨妇愁；《别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元二使安西》、《送友人人蜀》是朋友离别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是怀旧绪――这些哀愁离恨、厌战愁时的主题可以震撼欧洲人的心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一年后庞德的《华夏集》出版，这部作品无疑是欧洲人心灵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