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事迹【精彩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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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事迹【第一篇】

书信，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宋庆龄书信选编》收录了宋庆龄从1927年至1981年间的294封书信，记录了她与国内外政要、朋友、亲属、故旧的交往情况，从侧面反映了其政治观点、人生经历、社会实践、思想情感等。其中，不少书信在对待群众问题上，深刻阐述了为民、务实、清廉的思想。

为民情怀：“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前进，在这条道路上绝不回头”

出生于1893年的宋庆龄，与孙中山相差27岁，但革命让他们走在一起，共同生活和战斗了10多年。孙中山逝世后，在他的许多追随者纷纷背叛革命，走向人民对立面之时，这名伟大的女性，却始终继承他“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革命遗志，投身于为广大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革命事业，至死不渝。

1927年，对中国革命而言至关重要。号称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在这一年背叛革命，彻底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大革命宣告失败。是年12月，汪、蒋作出与苏联断交的决定，公然违背孙中山与苏俄紧密合作的临终遗愿。消息传来，正在苏联访问的宋庆龄立即推迟返国计划，作为对断交决定的道义抗议，并写信痛斥背叛革命的行径。在23日致信汪、蒋时，宋庆龄严词指出：“此举若实行，必将使中国陷入自杀性的孤立，阻碍中国的进步。对此，历史将追究你们的责任。”同日，在给蒋的信中，她庄严声明：“如果我决定回国的话，唯一的目的就是参加工农斗争”，“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前进”，“我在这条道路上绝不回头”，“我将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目前的血腥的反动派”。

铿锵有力的语言，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与劳苦大众一起革命到底的立场。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的冰天雪地里，宋庆龄那颗因反动分子的背叛而义愤填膺的心并不寒冷，而是因革命的历史责任感而愈加坚定。

这种为广大人民谋幸福而斗争到底的情怀，是伴随宋庆龄一生的革命情感基调。阅读她众多的书信，可以体味其中所包含的三个层面的内涵：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

让我们来读一读1947年8月30日她写给《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孟长泳（）的信。信中她这样说：“人民是理智的，他们会去寻求真理……人民必将胜利。他们将在全中国赢得自己应有的位置。他们迟早会冲破枷锁，在全中国获得言论、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我们必须牢记，如果不给他们民主，他们有朝一日会起来把民主争取到手。”她深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写者。

在次年4月9日写给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信，她再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信中她告诉尼赫鲁：“我们的人民，像世界各地的普通人民一样，有着不可摧毁的本质，有着一种绝不允许失败的伟大的内在力量。从长远来说，这将是拯救我们的东西。这就是为我们提供基础，使我们能奋起赢得自己的自由的东西。”字里行间充满对群众的敬仰，人民群众是她坚信的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相信群众，是宋庆龄在实际工作中依靠群众的基础和前提。1947年5月10日，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秘书胡卡姆夫人致信宋庆龄，邀请其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并发表演讲。由于事务繁忙，她未能成行。在《致胡卡姆夫人》回信中，宋庆龄对全世界的青年谆谆善诱，号召他们投身民族解放斗争，并告诉他们要紧紧依靠群众。她写道：“（青年）第一个责任就是要认识自己的根本。根本必须深深地埋在人民的心里。第二，必须熟悉自己的根本，你们必须走到人民中间去学习。第三，你们必须和人民一同前进，捷径是没有的……如果你们和人民背道而驰，他们就会毁灭你们。他们是原动力……你们必须和人民完全配合起来，你们应该和成千上万的人民永远踏着同一步伐。”到人民中去、和人民一同前进，这就是宋庆龄依靠群众的方法论。

宋庆龄革命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群众。她在1943年6月16日写给美国上校弗农的信，敞开心扉，直抒胸臆：“让普通人提高素质、走向富裕、受到教育、变得高尚，这是我们唯一可走的道路。我们必须毅然决然、毫不怀疑地走这条道路。这是我们应当为之奋斗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已经被打败了。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是我们有权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在此，她深刻道出，“为了群众”不仅是革命事业奋斗的目标，更是成功的前提。

与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为民情怀始终贯穿宋庆龄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如其所言，这是不断前进的原动力。

务实作风：“由于我没有秘书，一切安排都由我亲自来做”

宋庆龄是个务实的革命家。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后，作为孙的助手，担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秘书工作。在革命生涯中，她先后组织发动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保卫中国同盟”、“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尤其是长期致力于妇女解放和儿童救济事业，很多时候均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生动诠释了务实的精神内核。

宋庆龄的务《》实作风从她给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到“没有秘书”这一事实中可见一斑。1946年9月2日，在《致斯潘塞・摩萨》信中，她告诉他：“由于我没有秘书，一切安排都由我亲自来做”。1947年8月30日，在《致孟长泳》信中，她说：“我没有秘书，并且还要从事我的福利机构的工作。鉴于此，我没能及时答复你那些发人深省的提问”。言语之间透露的不是埋怨，而是务实风格。试想一下，作为革命领袖的遗孀、有着如此高声望的革命家，配备一个秘书，应该不是困难之事。

她长期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更将其务实作风展现无遗。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是宋庆龄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1945年12月迁到上海改为此名，1950年更名为中国福利会。据不完全统计，在全书294封书信中，提及这一机构多达50余次。1948年后，解放战争局势日渐明朗，美国援华理事会出于政治动机，决定终止对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长期支持。为此，宋庆龄一方面频繁写信给有识之士，利用其名望争取支持，1949年她密集去信的就有利尔泰德、克拉克・福尔曼、阿黛尔・肯辛格、玛丽・C・赖特、詹姆斯・贝特兰等；一方面部署在美另起炉灶，自力更生，做了大量卓越而艰巨的工作，使得中国福利事业并不因此而受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宋庆龄当选国家副主席，国务繁忙。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最熟悉、最钟情的人民福利事业上。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改革、计划、管理、人员配备、经费等方面均躬身实践、亲力亲为。1950年，仅就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改组她就给去信达8次之多。可以说，中国福利事业的继承与发展，与她的务实工作息息相关。正如她在1949年10月《致中国福利基金会全体职员》信中所写那样：“让我们谨记，每一天的辛勤劳动都使我们离光明的未来更近一步”。

为了把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传达给世界人民，宋庆龄还在建国初期亲自主持创办了《中国建设》英文版本杂志。她在此杂志创办过程中的务实作风，令人钦佩。其中有一个细节特别令人感动。《中国建设》第一期仓促推出后，宋庆龄不甚满意。她在1951年12月17日，致信该杂志社社长金仲华，专门就杂志改进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1）我想在封面上除印明第几期外，还应标明出版日期。（2）我了解，精品图片是很难得到的，但我希望以后能作出某种安排，使《中国建设》能优先得到所有可用的图片。（3）就整个杂志而言，我觉得它不够生动。（4）有些文章相当长。”一位国家的副主席对一本杂志提出了如此细致的意见！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她如此重视是由于杂志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自己务实的工作，全世界人民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有更全面、更美好的认识。

清廉高品：“上次在家当掉皮货的钱都用光了。”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为人民奋斗终身，他们历经生死考验，追求崇高理想，始终清廉淡泊。宋庆龄就是具备这种高贵品质的其中一员。这可从众多书信中几处不起眼的地方得到印证。

1952年2月16日，在《致罗叔章》信中，她写道：“这次由北京送来的工薪金是比以前的数目大得多。这是不是包括我在上海住宅的杂用在内？对这点，我不明了。”对于不明的新增薪金，她很警觉。而对于自己的稿费和奖金，则向来是捐献出来，用于对国家建设有帮助的地方。比如1950年她将10万卢布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奖金全部捐献用于妇女儿童的福利事业。

1969年10月29日，在《致张珏》一信中，她请张珏将其1965年立遗嘱留给亲属、正存在银行的款项共3000元代为取出，“现在我需款使用，请代为全部取出”。动用了立嘱的款项，可见其平时并无多少积蓄，清廉之风扑面而来。

宋庆龄事迹【第二篇】

张素我（1915年4月-2011年12月），女，安徽巢县人，派知名人士，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顾问，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将军的长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民革中央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届中央常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第九届起任民革中央顾问。全国政协第五、九届委员，第六、七、八届常委，全国妇联第四届执委、第五届常委、第六届副主席。

此文为张素我老人生前口述。

宋美龄身跨三个世纪，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也是我非常崇敬的长者。有学者总结宋美龄的一生，说她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抗战胜利争取外援、亲上前线鼓舞士兵、推动中国航空发展、坚持反对“两个中国”这五件大事上为中国人民作出了贡献，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

我所认识的宋美龄，为中国的妇女和儿童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个民族，妇女是半边天，儿童是未来。当国家和民族遭受外来侵略，面临危机时，组织动员妇女参加抗战，保护民族的幼苗——儿童，是民族自救的根本。

学生们称宋美龄为“妈妈”

我是在1937年认识的夫人宋美龄的。那年上半年，我还在英国读书，夏天，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父亲的召唤，我中止了学业，回国投身抗战。

那时，我还没有毕业，父亲就发了多封电报要我回国。他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你要迅速回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当中去。

我当时想，我怎么也得读完我的学士学位再回来。可是我父亲一定让我中断学业，回来参加抗战。

我一回国就听母亲说，宋美龄8月1日召集要员的女眷们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通过了《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工作计划纲领》，我感到特别振奋。

记得当时报上刊登她在会上讲的这样一段话：“这将是一场消耗持久战，大多数人对迫在眉睫的战争规模和意义还不甚清楚。国家领导人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在座的妇女应该教育她们的姊妹们什么是爱国主义的原则以及卫生和耕田的重要性。”我对她的远见深为敬佩。

还是在这年8月的一天，宋美龄邀我去总统府面谈，我一见到她就喊“蒋伯母”，她待人亲切和蔼，我们家的孩子都喊她“蒋伯母”。虽然当时她已经四十岁了，但是看上去仍然很年轻很漂亮。她见到我就说：“素我，你回来就好！”然后又谈了些抗战的事情。

第二年，1938年3月，宋美龄、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邓颖超、郭秀仪等二十余人联名倡议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我是替母亲洪希厚参加的，因此也成了发起人之一。会长由宋美龄担任，邓颖超、史良、沈兹九、安娥等担任理事会常委。后来邓颖超、李德全又担任了副会长。

保育会总会设在汉口，总会下属二十四个保育分会场、六十多所保育院，分布在全国有难童的省市与地区。宋美龄担任会长的保育会将很多儿童从战区抢救到了后方，并通过募捐、筹款、办保育院等形式救济和抚养难童。仅重庆就有十多个保育院，前后收容和保育了三万多儿童。

通过这种抢救和保育儿童的工作，不但战乱中的儿童有了自己的新家，正在前方杀敌的将士心有所定，而且调动了数百万妇女为抗战贡献绵薄之力的积极性，加深了各界妇女之间的感情。

早在1928年，宋庆龄、宋美龄就在南京创办了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专门招收为国捐躯的先烈后代。富有政治家眼光的宋美龄深知，只为孩子们提供衣食是不够的，她倾注了大量心血，采用了许多新式的方法和教材教育孩子们。

抗战开始后，遗族学校分散搬迁，宋美龄要求交通部优先安排船只，将遗族学校的学生疏散到后方继续学习。我有两个表妹就是遗族学校的学生。在遗族学校，学生称呼宋美龄为“妈妈”。

1938年5月，我又参加了由宋美龄组织召开的庐山妇女谈话会，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妇女会议，有全国各阶级、阶层的妇女领袖五十多人，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代表邓颖超、孟庆树。为进一步推动妇女界参加抗战，会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妇女组织——中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会下设九个部门：总务部、训练部、宣传部、生活部、生产部、战争救济部、战争地区服务团、难民儿童委员会、协调委员会，宋美龄担任指导长，我在妇女指导委员会里担任训练组大队长，进行救助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我们的具体工作有援助孤儿和受伤的难民，宣传抗战，鼓励生产，慰劳前方将士，教育农村妇女等。妇女指导委员会还举办了妇女干部培训班。

宋美龄常亲自到课堂去演说，她鼓励年轻妇女走出小屋，投入抗战。在她的领导下，年轻的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纷纷行动起来。宋庆龄曾赞叹：宋美龄将中产阶级的代表——大家闺秀们转变成了年轻的文明战士。

1988年，全国妇联倡导举行了战时儿童保育会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规模很大，我参加了。

在大会上，我再次看到了国内的原保育生们，大家都很感慨。这些当年的苦孩子们在战火的磨炼中成长，陆续成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此后的几十年，他们都为祖国作出了贡献。当时的两三万名保育生的足迹已经遍布国内外各地。

生活在北京的当年的那些保育生还每年举行一次聚会，缅怀蒋伯母宋美龄。

据统计，当时参加过抢救、保育工作的人有成千上万，大多为女性，且绝大部分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当中又数知识分子最多。她们不图报酬，甘作奉献，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乃至生命的代价，为祖国保护和培养了一代新人。而当年的苦孩子们在抗战结束后走出保育院，有的升入高一级学校深造，有的参加工作，各自走上人生之路，成为中华民族的有用之才。聚会时，无论是当年的保育员还是当年的难童，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他们都忘不了当年，忘不了宋美龄。有些人还到美国宋美龄的家中为她的百龄祝寿。

宋庆龄事迹【第三篇】

历史本是一片奇异的天空。唐朝天上飘浮的云朵也像今天这样，有时像一座山，有时像一匹马吗？北宋的天空下着怎样的雨，和明朝一样吗？那清朝又如何呢……我们的孩子对此充满了疑问，他们好想拥有一块魔镜，去观照这片神秘的天空，甚至能穿越时空。那时，历史绝不像教科书那样枯燥乏味，诗词歌赋成了他们交流的口语，历史人物就是一个个“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再也不担心因未知而缄默，再也不会因无知而妄说。其实，语文老师就能赐给这些孩子一块“魔镜”——我们的文本，我们的课堂。用语文去观照历史，那天空定如孩子们想象般神奇。

一、阅读历史奇迹，用故事还原历史

小学生都喜欢听故事讲故事，而历史在孩子眼里就是一场盛大的故事会。勤劳而又智慧的古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的奇迹，而这些奇迹经岁月的沉淀成了我们今天口津生香的故事传奇。把这些故事投入到语文，用通俗的语言还原艰涩的历史，给学生一个看得懂、有兴趣看历史真实面目的契机，既弥补了文本因篇幅有限言不能详、很难激起学生情感共鸣的缺陷，又让学生懂得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想象创作传递自我生命诉求，就这样，让我们的孩子感动于历史，幸福于语文；收获于历史，成长于语文。

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林汉达先生用故事诠释历史，为我们奉上了一道历史文化大餐《上下五千年》。它按历史顺序编写，涉及的时间从远古到清朝的鸦片战争前。根据史籍材料选择重要和著名的人物和事件，加以组织和裁剪，用通俗的现代语言写出来，不做过多铺叙和描写，基本上没有虚构。阅读其中一个个历史故事，就能使我们具体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多么的悠久，祖国的文化是多么璀璨。其实，细心的老师肯定会发现，在一到六年级（苏教版）教材中，凡与“历史”沾上边的文本约40余篇，其中有14篇出自《上下五千年》。所以教材编写者在五年级下册向孩子隆重推荐这本书，希望他们能读一读整本书。所以，我们为师者要善待这本书——与学生约定，鼓励学生制定翔实有效的读书计划：为它开专场的故事会；为它的“小书迷”们颁奖……

二、解密文化符号，用作品走近历史

文学作为文化的镜子见证文化的传承，而文学同样是时代的镜子，代表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化内涵。一种文学样式能够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得到普及并能够流传和繁荣，是必须有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它必须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有一专家就对研究唐诗的学者提出一个看似不可理喻却又能付诸实践的要求，“试以数十百篇之诗，隐其姓名，以示学者，须要识得何者为初唐，何者为盛唐，何者为中唐、晚唐”，“试取所未见诗，即能识其时代格调，十不失一”。那是因为这个专家坚信，“唐诗宋词”们因赋予各自时代的特色，超越了它们本身的意义，成为各自时代的文化符号。解密这一个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就如同和那个时代对话，和那段历史交谈。

教材中选入了不少唐诗，有“初唐四杰”的作品，有盛唐时期李白、杜甫的作品，有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的作品，还有晚唐时期小李杜的作品……开明的政治、科举制度的兴盛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舞台，经济上国富民强，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开发，更为诗歌内容提供很多的素材——时代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透过这些烙上各自时代特色的作品，我们的孩子能感受到和平安宁、民族统一造就了诗歌豁达明朗、豪放自由的特点，动荡不安的社会又让诗歌的特点转向低沉忧思、悲愤凄凉。他们看到了一个政治开明、文化自由的王朝逐渐走向没落和衰亡。走进宋代词人李清照，阅读《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无忧无虑的生活折射出词人对自然对生活对青春的无限热爱。但当我们给孩子推荐阅读词人后期作品《声声慢》时，亡国之痛、丧夫之悲、流落之苦，词人一连串的悲惨遭遇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在那表面繁华、危机四伏的北宋末年和动乱不已、偏安一隅的南宋初年，出身官宦之家的女词人生活尚且如此凄苦，那生活在最下层的老百姓的生活又是何等的水深火热……

三、挖掘人文精神，用名人认识历史

著名作家秦牧同志在纪念同志逝世的文章里，热情洋溢地写道：“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些卓越的革命人物，他们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经历，各个以波澜壮阔的现代历史为经，而以他们个人和群众一起进行革命斗争的事迹为纬，织成了一幅幅灿烂夺目的锦缎似的长卷。”所以说，这就好比编著纪传体史书，挖掘这些伟人身上的人文精神，就如同站在这些伟人的肩膀上认识历史。

宋庆龄事迹范文【第四篇】

宋庆龄是中国革命最坚强的战士。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她是唯一敢于公开发表宣言谴责的人物。在几十年里，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所以，当宋庆龄于8月28日抵达北平时，、、等中共和其他各党派、团体的领导人，都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

是个十分细心的人。在去火车站接宋庆龄之前，他亲自到安排宋庆龄居住的地方去检查接待工作。

走进房间，楼上楼下四处查看。在检查了居住的安排情况后，突然向陪同检查的人发问：“你们给孙夫人准备了什么样的餐具？”因为他知道，宋庆龄在美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生活上有些外国人的习惯。在国外，西餐的刀叉等餐具是很考究的，都是用大盒子装好的成套餐具。说：“这些餐具孙夫人请客时是要拿出来用的，不能马虎。” 饭店的工作人员把餐具拿来摆到面前，打开请他查看。说：“不行，不行。还有好的没有？你们打听一下北平哪儿还有更好的？把最好的餐具拿来。”于是，饭店的接待人员紧急出动，找来了最好的餐具。

当时正是金秋，屋内摆放着一盆。端详着这盆说：“拿把剪刀给我。”工作人员把剪刀递给他。把花修剪了一下。确信花摆得很好了，他才放下剪刀，出门登车去前门火车站。

政协大会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任政务院总理。会议结束后，宋庆龄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并出席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10月14日，宋庆龄准备乘专车返回上海。到前门火车站去为她送行。总理恭恭敬敬地把宋副主席送上火车，然后站立在正对车窗的月台上。火车开动了，总理就跟着车子走；车开得快了点儿，总理就急步走；再快一点儿，总理就小跑。火车越开越快，总理一直跑到月台的尽头，仍在向宋副主席挥手。直到看不到了，总理才离开车站。

事情过去将近三十年。1978年，著名作家徐迟在国内记者业务训练班上作辅导报告，讲怎样写报道。这个报告分了六个部分：理论、生活、语言、构思、细节和造句。在第五部分中，徐迟说：“我再讲几个细节，是很感动我的事迹。现在写、写总理、写老帅的文章很多，写了很多动人的细节，看了很感动。但是，我还有一个感觉，很多细节还写得不够细。如果能在这些文章中间更加注意细节，把那些细节写出来，那会是非常动人的。比如讲，总理这个人细，细到极点了。”接着，徐迟就讲了上面这三个细节，来说明总理的“细”。

在叙述了第一、二个细节以后，徐迟评论道：“这表达了总理对宋副主席这样一个党的最亲密的战友，一种爱护、关怀、尊重的复杂的心情，所以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他希望那个盆里的花也是修得好好的。”在讲完第三个细节以后，徐迟评论道：“从小步、急步、小跑、快跑到送走，这都是表示总理的感情的。细节能够反映伟大人物的特性，就可以写得比较好。”“要抓住关键的、能够反映特性的一些细节。这样来写报道，会受到读者欢迎。……细节也是要下功夫的。”

徐迟这篇报告的记录稿，辗转传到了廖梦醒的手里。1949年正是她与邓颖超陪同宋庆龄从上海到北平来参加政协会议的。廖梦醒立即将这份记录稿寄给宋庆龄。这时的宋庆龄已是85岁的老人。看到徐迟叙述的这三个细节，宋庆龄十分激动。她竟然亲自拿起黑色水笔，抄写了相关的段落，共7页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