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事迹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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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事迹【第一篇】

书信，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宋庆龄书信选编》收录了宋庆龄从1927年至1981年间的294封书信，记录了她与国内外政要、朋友、亲属、故旧的交往情况，从侧面反映了其政治观点、人生经历、社会实践、思想情感等。其中，不少书信在对待群众问题上，深刻阐述了为民、务实、清廉的思想。

为民情怀：“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前进，在这条道路上绝不回头”

出生于1893年的宋庆龄，与孙中山相差27岁，但革命让他们走在一起，共同生活和战斗了10多年。孙中山逝世后，在他的许多追随者纷纷背叛革命，走向人民对立面之时，这名伟大的女性，却始终继承他“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革命遗志，投身于为广大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革命事业，至死不渝。

1927年，对中国革命而言至关重要。号称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在这一年背叛革命，彻底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大革命宣告失败。是年12月，汪、蒋作出与苏联断交的决定，公然违背孙中山与苏俄紧密合作的临终遗愿。消息传来，正在苏联访问的宋庆龄立即推迟返国计划，作为对断交决定的道义抗议，并写信痛斥背叛革命的行径。在23日致信汪、蒋时，宋庆龄严词指出：“此举若实行，必将使中国陷入自杀性的孤立，阻碍中国的进步。对此，历史将追究你们的责任。”同日，在给蒋的信中，她庄严声明：“如果我决定回国的话，唯一的目的就是参加工农斗争”，“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前进”，“我在这条道路上绝不回头”，“我将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目前的血腥的反动派”。

铿锵有力的语言，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与劳苦大众一起革命到底的立场。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的冰天雪地里，宋庆龄那颗因反动分子的背叛而义愤填膺的心并不寒冷，而是因革命的历史责任感而愈加坚定。

这种为广大人民谋幸福而斗争到底的情怀，是伴随宋庆龄一生的革命情感基调。阅读她众多的书信，可以体味其中所包含的三个层面的内涵：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

让我们来读一读1947年8月30日她写给《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孟长泳（）的信。信中她这样说：“人民是理智的，他们会去寻求真理……人民必将胜利。他们将在全中国赢得自己应有的位置。他们迟早会冲破枷锁，在全中国获得言论、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我们必须牢记，如果不给他们民主，他们有朝一日会起来把民主争取到手。”她深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写者。

在次年4月9日写给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信，她再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信中她告诉尼赫鲁：“我们的人民，像世界各地的普通人民一样，有着不可摧毁的本质，有着一种绝不允许失败的伟大的内在力量。从长远来说，这将是拯救我们的东西。这就是为我们提供基础，使我们能奋起赢得自己的自由的东西。”字里行间充满对群众的敬仰，人民群众是她坚信的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相信群众，是宋庆龄在实际工作中依靠群众的基础和前提。1947年5月10日，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秘书胡卡姆夫人致信宋庆龄，邀请其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并发表演讲。由于事务繁忙，她未能成行。在《致胡卡姆夫人》回信中，宋庆龄对全世界的青年谆谆善诱，号召他们投身民族解放斗争，并告诉他们要紧紧依靠群众。她写道：“（青年）第一个责任就是要认识自己的根本。根本必须深深地埋在人民的心里。第二，必须熟悉自己的根本，你们必须走到人民中间去学习。第三，你们必须和人民一同前进，捷径是没有的……如果你们和人民背道而驰，他们就会毁灭你们。他们是原动力……你们必须和人民完全配合起来，你们应该和成千上万的人民永远踏着同一步伐。”到人民中去、和人民一同前进，这就是宋庆龄依靠群众的方法论。

宋庆龄革命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群众。她在1943年6月16日写给美国上校弗农的信，敞开心扉，直抒胸臆：“让普通人提高素质、走向富裕、受到教育、变得高尚，这是我们唯一可走的道路。我们必须毅然决然、毫不怀疑地走这条道路。这是我们应当为之奋斗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已经被打败了。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是我们有权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在此，她深刻道出，“为了群众”不仅是革命事业奋斗的目标，更是成功的前提。

与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为民情怀始终贯穿宋庆龄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如其所言，这是不断前进的原动力。

务实作风：“由于我没有秘书，一切安排都由我亲自来做”

宋庆龄是个务实的革命家。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后，作为孙的助手，担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秘书工作。在革命生涯中，她先后组织发动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保卫中国同盟”、“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尤其是长期致力于妇女解放和儿童救济事业，很多时候均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生动诠释了务实的精神内核。

宋庆龄的务实作风从她给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到“没有秘书”这一事实中可见一斑。1946年9月2日，在《致斯潘塞・摩萨》信中，她告诉他：“由于我没有秘书，一切安排都由我亲自来做”。1947年8月30日，在《致孟长泳》信中，她说：“我没有秘书，并且还要从事我的福利机构的工作。鉴于此，我没能及时答复你那些发人深省的提问”。言语之间透露的不是埋怨，而是务实风格。试想一下，作为革命领袖的遗孀、有着如此高声望的革命家，配备一个秘书，应该不是困难之事。

她长期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更将其务实作风展现无遗。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是宋庆龄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1945年12月迁到上海改为此名，1950年更名为中国福利会。据不完全统计，在全书294封书信中，提及这一机构多达50余次。1948年后，解放战争局势日渐明朗，美国援华理事会出于政治动机，决定终止对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长期支持。为此，宋庆龄一方面频繁写信给有识之士，利用其名望争取支持，1949年她密集去信的就有利尔泰德、克拉克・福尔曼、阿黛尔・肯辛格、玛丽・C・赖特、詹姆斯・贝特兰等；一方面部署在美另起炉灶，自力更生，做了大量卓越而艰巨的工作，使得中国福利事业并不因此而受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宋庆龄当选国家副主席，国务繁忙。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最熟悉、最钟情的人民福利事业上。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改革、计划、管理、人员配备、经费等方面均躬身实践、亲力亲为。1950年，仅就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改组她就给去信达8次之多。可以说，中国福利事业的继承与发展，与她的务实工作息息相关。正如她在1949年10月《致中国福利基金会全体职员》信中所写那样：“让我们谨记，每一天的辛勤劳动都使我们离光明的未来更近一步”。

为了把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传达给世界人民，宋庆龄还在建国初期亲自主持创办了《中国建设》英文版本杂志。她在此杂志创办过程中的务实作风，令人钦佩。其中有一个细节特别令人感动。《中国建设》第一期仓促推出后，宋庆龄不甚满意。她在1951年12月17日，致信该杂志社社长金仲华，专门就杂志改进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1）我想在封面上除印明第几期外，还应标明出版日期。（2）我了解，精品图片是很难得到的，但我希望以后能作出某种安排，使《中国建设》能优先得到所有可用的图片。（3）就整个杂志而言，我觉得它不够生动。（4）有些文章相当长。”一位国家的副主席对一本杂志提出了如此细致的意见！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她如此重视是由于杂志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自己务实的工作，全世界人民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有更全面、更美好的认识。

清廉高品：“上次在家当掉皮货的钱都用光了。”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为人民奋斗终身，他们历经生死考验，追求崇高理想，始终清廉淡泊。宋庆龄就是具备这种高贵品质的其中一员。这可从众多书信中几处不起眼的地方得到印证。

1952年2月16日，在《致罗叔章》信中，她写道：“这次由北京送来的工薪金是比以前的数目大得多。这是不是包括我在上海住宅的杂用在内？对这点，我不明了。”对于不明的新增薪金，她很警觉。而对于自己的稿费和奖金，则向来是捐献出来，用于对国家建设有帮助的地方。比如1950年她将10万卢布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奖金全部捐献用于妇女儿童的福利事业。

1969年10月29日，在《致张珏》一信中，她请张珏将其1965年立遗嘱留给亲属、正存在银行的款项共3000元代为取出，“现在我需款使用，请代为全部取出”。动用了立嘱的款项，可见其平时并无多少积蓄，清廉之风扑面而来。

宋庆龄事迹【第二篇】

上海陕西北路369号与南阳路转角处，有一栋建于1908年，两层半高、四面临空的英国式花园别墅住宅。住宅宽敞明亮，楼前绿树成荫，景致怡人，房屋建筑面积824平方米，园地面积1218平方米。这处房子的主人原是名叫约翰逊伊索的外国人，后被著名基督教牧师宋耀如(宋庆龄之父)买下，成为宋家花园。1918年5月宋耀如去世后，其夫人倪桂珍携子女迁居住于此。1949年，宋庆龄在这里创办了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邓颖超、许广平’廖梦醒等应邀来到宋宅参加托儿所的开幕典礼。同年11月，托儿所迁出，这里成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临时办公地点。1981年宋庆龄去世后，这所房子由中国福利基金会代为管理。目前宋家花园不对外开放。

上海孙中山故居

位于上海香山路7号，是一幢欧洲乡村式小洋房。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于1918年人住于此，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后，宋庆龄继续在此居住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重庆，1945年底，宋庆龄回到上海将此寓所移赠给国民政府，作为孙中山的永久纪念地。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并于1993年更名为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目前，毗邻故居还有一座欧式建筑辟为孙中山文物馆。文物馆共展出文物、手迹、资料三乏酴件；故居内的陈设，绝大多数是孙中山和宋庆龄使用过的原物原件，并遵照宋庆龄生前回忆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原样布置。这座宅邸更具有历史意义。孙中山在此完成重要著作《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并在此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参加的第一次改组会议，酝酿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36年，宋庆龄约见中共地下工作者董健吾，托董将倡言“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重要信件转交和。宋庆龄还在此与美国医生马海德会谈，后安排马海德和爱德加斯诺赴陕北苏区考察，斯诺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

上海宋庆龄故居

位于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是一栋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欧式独院建筑。故居占地面积43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为一幢乳白色船形的假三层西式楼房，建筑面积有700平方米，楼前有宽广的草坪，楼后是花木茂盛的花园，周围有宋庆龄最喜欢的香樟树掩映，环境优美清净。宋庆龄于1948年底迁居于此，她生前曾表示，到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这个“家”就指的这里。现故居对外开放。故居内的陈设保持宋庆龄生前原样。楼下过厅墙上挂着徐悲鸿赠送的《奔马》国画，客厅背面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南面墙上挂着主席1961年来此看望她时的合影，客厅西面的餐厅里陈放着她个人生活经历中的重要纪念品和各国友人赠送的珍贵礼品。书房中收藏着孙中山先生演讲的珍贵录音、唱片和孙中山亲笔题字的遗著，还有中外图书四千余册。二楼是卧室和办公室，室内的一套藤木家具是宋庆龄结婚时父母送给她的嫁妆，沙发和茶几是孙中山先生使用过的。室内摆放着孙中山18岁时的照片和孙中山逝世前一年与宋庆龄的合影。二楼走廊里，挂着宋庆龄1951年接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时的照片。楼下车库里还停放着斯大林赠送的一辆“吉姆”牌轿车。

宋庆龄事迹范文【第三篇】

宋庆龄是中国革命最坚强的战士。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她是唯一敢于公开发表宣言谴责的人物。在几十年里，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所以，当宋庆龄于8月28日抵达北平时，、、等中共和其他各党派、团体的领导人，都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

是个十分细心的人。在去火车站接宋庆龄之前，他亲自到安排宋庆龄居住的地方去检查接待工作。

走进房间，楼上楼下四处查看。在检查了居住的安排情况后，突然向陪同检查的人发问：“你们给孙夫人准备了什么样的餐具？”因为他知道，宋庆龄在美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生活上有些外国人的习惯。在国外，西餐的刀叉等餐具是很考究的，都是用大盒子装好的成套餐具。说：“这些餐具孙夫人请客时是要拿出来用的，不能马虎。” 饭店的工作人员把餐具拿来摆到面前，打开请他查看。说：“不行，不行。还有好的没有？你们打听一下北平哪儿还有更好的？把最好的餐具拿来。”于是，饭店的接待人员紧急出动，找来了最好的餐具。

当时正是金秋，屋内摆放着一盆。端详着这盆说：“拿把剪刀给我。”工作人员把剪刀递给他。把花修剪了一下。确信花摆得很好了，他才放下剪刀，出门登车去前门火车站。

政协大会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任政务院总理。会议结束后，宋庆龄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并出席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10月14日，宋庆龄准备乘专车返回上海。到前门火车站去为她送行。总理恭恭敬敬地把宋副主席送上火车，然后站立在正对车窗的月台上。火车开动了，总理就跟着车子走；车开得快了点儿，总理就急步走；再快一点儿，总理就小跑。火车越开越快，总理一直跑到月台的尽头，仍在向宋副主席挥手。直到看不到了，总理才离开车站。

事情过去将近三十年。1978年，著名作家徐迟在国内记者业务训练班上作辅导报告，讲怎样写报道。这个报告分了六个部分：理论、生活、语言、构思、细节和造句。在第五部分中，徐迟说：“我再讲几个细节，是很感动我的事迹。现在写、写总理、写老帅的文章很多，写了很多动人的细节，看了很感动。但是，我还有一个感觉，很多细节还写得不够细。如果能在这些文章中间更加注意细节，把那些细节写出来，那会是非常动人的。比如讲，总理这个人细，细到极点了。”接着，徐迟就讲了上面这三个细节，来说明总理的“细”。

在叙述了第一、二个细节以后，徐迟评论道：“这表达了总理对宋副主席这样一个党的最亲密的战友，一种爱护、关怀、尊重的复杂的心情，所以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他希望那个盆里的花也是修得好好的。”在讲完第三个细节以后，徐迟评论道：“从小步、急步、小跑、快跑到送走，这都是表示总理的感情的。细节能够反映伟大人物的特性，就可以写得比较好。”“要抓住关键的、能够反映特性的一些细节。这样来写报道，会受到读者欢迎。……细节也是要下功夫的。”

徐迟这篇报告的记录稿，辗转传到了廖梦醒的手里。1949年正是她与邓颖超陪同宋庆龄从上海到北平来参加政协会议的。廖梦醒立即将这份记录稿寄给宋庆龄。这时的宋庆龄已是85岁的老人。看到徐迟叙述的这三个细节，宋庆龄十分激动。她竟然亲自拿起黑色水笔，抄写了相关的段落，共7页纸。

宋庆龄事迹【第四篇】

宋庆龄养过的小动物有羊、狗、猫、鹅、兔等。在这当中，她饲养时间最长也最喜欢的是鸽子。

宋庆龄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饲养鸽子的，至今没有见到确切的历史记载。但这肯定可以追溯到她与孙中山先生共同生活的时期，因为孙中山也喜欢鸽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在北京的住所位于建国门附近的方巾巷。当时，她经常来往于上海和北京，而更多的时间住在上海。1954年，两只迷路的鸽子落到了方巾巷宋庆龄住宅的屋顶上，工作人员收养了它们。几天后，宋庆龄从上海返回北京，工作人员报告了这件事，并请示她如何处理。宋庆龄高兴地让他们建起鸽舍，把鸽子饲养起来。从这以后，宋庆龄的鸽子一天比一天多，有从市场上买来的，也有国内外友人赠送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就曾经送给宋庆龄一对通体纯白的名鸽。

迁到后海北沿46号后，宋庆龄专门在北山前建起一个鸽舍，饲养了近百羽鸽子。她把比较干硬的面包皮切下来，用手捏碎配上绿豆，放到点心盒里，亲自拿去喂鸽子。她吹起口哨，鸽群应声飞来，落在她的周围。也许是鸽子更能看出她善良的本性，所以对她毫无戒备，甚至可以直接从她的手里啄食。

每次宋庆龄外出归来，走下汽车后，总要先去鸽舍看看鸽子，再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上海淮海路寓所的庭院里也建有一座鸽舍。有时，宋庆龄要回上海去住上一段，便让人把她最喜欢的几对鸽子带到上海去，她要自己喂养，不然便放心不下。宋庆龄曾经饲养了一只观赏鸽，头颈部和前胸都生着紫色的羽毛。她十分珍爱这只鸽子。后来鸽子老死了，她很伤心，自己到院子里把鸽子埋葬。以后她在招呼鸽子的时候，还经常叫着这只鸽子的名字，而鸽子们也会一齐飞来，安慰它们的主人。

“”开始以后，这些善良的小生灵也遭到了噩运。一天，宋庆龄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文汇报》的社论，把养花养鸟斥为“丧志”，说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宋庆龄心情十分沉重，但仍下令处理掉自己饲养的鸽子。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她多么喜爱鸽子，知道这绝非出自她的本心，于是拒绝执行命令。他们说，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而且我们自己也喜欢鸽子。然而，宋庆龄还是要求他们把大部分鸽子分送给几位中央领导人。这些与她素有交往的朋友，同样理解她的心情。几天以后，这些鸽子“不经意”地被放飞，认家的本能帮助它们重新回到自己的鸽群，回到钟爱它们的宋庆龄身边。

宋庆龄喜欢看鸽子“咕咕”地叫着在地上觅食，喜欢听鸽群在蓝天上翱翔时发出的清脆鸽哨声，也喜欢一切和鸽子相关的事物。

宋庆龄一生中极少佩戴饰物，她所珍藏的仅仅是屈指可数的几枚朴素的胸针。其中就有一枚雕刻着鸽子形象的玉石胸针。她日常使用的物品中很多装饰有鸽子图案。例如，酒杯、玻璃杯、熏香炉、信纸、信封、请柬等等。

1952年，宋庆龄与郭沫若等发起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她还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这次会议的文件夹上绘有毕加索的画作“和平鸽”。据工作人员回忆，这个文件夹在宋庆龄的办公桌上连续放了好长一段时间。

宋庆龄喜欢鸽子，不仅因为它们文雅、温顺而执著，更因为它们象征着和平。宋庆龄经历了太多的战争。讨袁、护法、东征、北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半个世纪里，中国大地上炮火连天，血肉横飞。宋庆龄曾多次亲临前线，也曾在炮轰总统府的危难中与死神擦肩而过。宋庆龄目睹了太多的谋杀。廖仲恺、邓演达、杨杏佛等亲密战友的鲜血淤积在一起，几乎使她无法呼吸。所以，孙中山先生临终时的最后一句嘱托“和平――奋斗――救中国”，成为宋庆龄终生奋斗的目标。

“和平！”这是人类最迫切的愿望。于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宋庆龄就投身于争取和平的事业，成为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成为世界和平事业的杰出领袖。

在宋庆龄与朋友的交往中，鸽子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总是让工作人员，把鸽蛋仔细地收集起来。积攒了一些，就当成礼物分送给好朋友。在信中，她大多会写道：“送上新鲜鸽蛋XX枚，请自用。”

1975年，病重。宋庆龄十分焦急，但又无法去探望，她便几次派人送去鸽蛋。1976年1月初，已经吃不下东西，只能勉强吃一点鸽蛋，可是找遍北京城，也买不到。1月5日，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心急如焚，马上让人去鸽笼里收集鸽蛋。可那正是寒冬腊月，不是鸽子下蛋的季节。工作人员在鸽舍里周密搜索，居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两枚。他们又找到了过去偶然留下的三枚鸽蛋。宋庆龄找出一个盛放礼品的小盒，亲自用纸巾将五个宝贝鸽蛋垫好，郑重地交到陪伴在她身边的女孩隋永清的手上。她要求隋永清立即动身，尽快送给，还再三嘱咐她路上小心，千万不要碰坏了鸽蛋。隋永清送到中南海西花厅，不仅邓颖超没有像平时那样出来见面致谢，连秘书赵炜也没有见到。隋永清把鸽蛋交给值班人员，当时心中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仅仅三天后便传来了逝世的消息。

1979年，《中国建设》希望拍一张宋庆龄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作为刊物的封面。在征得同意后，北京北海幼儿园的孩子们应邀来到了宋庆龄的寓所。和孩子们在一起，宋庆龄十分高兴。摄影师周幼马拍了许多张照片。在完成任务后，他说：“首长累了，请进去休息吧！”宋庆龄说：“谁说我累了？我还要再加上鸽子照一张呢！”可是这一次鸽子却没有很好地配合她。不管宋庆龄怎么吹口哨，鸽子也没有飞到她的手上、肩上，而是“咕咕”叫着原地打转。宋庆龄叹了一口气说：“是我喂它们太少了，和我不亲了。”其实，这是因为鸽子已经吃饱了，并不是和这位“可敬的老朋友”有了什么隔阂。

宋庆龄病重期间，曾经在轮椅上与她心爱的鸽子聚会。在病榻上，她最后一次清醒过来，仍然深情地惦念着朝夕相伴的鸽群……

宋庆龄病逝后，她钟爱的鸽子仍然生活在北山前的鸽舍里，继续着宋庆龄交给它们的“任务”。这里的鸽子曾经作为礼物赠送给乌克兰总统夫人等外宾，远渡重洋为中国人民传递友谊的信息；曾经吸引电视工作者拍成电视片，并获得国际大奖；曾经和小朋友们一起参加“爱和平，共享一片蓝天”的大型活动，共同祈祷世界和平；也曾经为宋庆龄念念不忘的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