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掌声为话题的作文素材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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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1

[关键词]《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共生互彰

一、引言

手中有尺， 方可量长短；心中有道， 才能辨是非。

如果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学者拓宽了研究领域却又同时使得不少研究者一头栽进文化研究的迷宫而无法转向，那么，《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以下均简称为《翻译之道》)便是那及时现身，在熹微晨光中为研究者们指引前路的征夫。如果说解构主义使得研究者重新考量和定位主体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却又同时使得不少译者忽视翻译活动固有的客观性，甚至大胆宣称翻译标准、翻译定义乃至文本意义无法确定，并认为“原文只不过是籍空气震动传达的一串声波，或是印在纸上的一串符号，本身原来并无绝对意义”(转引自p165),那么《翻译之道》就是那破空而出，刺破那一串串由“无绝对意义”的“声波”“符号”堆砌而成的学术泡沫还翻译以本色的利剑。如果说当下跨学科、去学科甚至泛学科的倡议使翻译研究有了更广阔的视域和更繁多的研究途径却又同时使得我们陷入了丧失学科特色之危境，那么，《翻译之道》则是那适时出现，为我们划定疆界、确定学科范围的丈量之尺。曹明伦教授在该书中以其特有的敏锐视角，凭其严谨的治学精神，靠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为我们拨开当下学术研究中的层层迷雾，刺破一个个五彩迷离的学术泡沫，再现了翻译活动之根基，指明了翻译研究之前路。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想之路，“学”、“术”共生双修之路，此乃学术研究之正道，亦乃翻译活动之“常道”。

二、《翻译之道》的结构及内容

曹明伦教授的《翻译之道》一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进行论述：

(一)以史为证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作者深知此句深意，在书中第一部分，从历史角度出发，通过追溯两千年中西译史，对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前的中西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以史为证，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联系是紧密的，关系是和谐的”(p2),从而论证了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间的“良性互动关系”(p3)。

(二)以今为鉴

曹明伦教授在第二章里，采取严谨的实证考据方法，运用缜密的逻辑思辨，对当下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之间存在的不和谐与脱节现象进行描写，分析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脱节源于概念上的混淆，源于研究者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而未能与其他相关学科划清疆界(尤指翻译学与译介学)。此外，作者还强调，在新桥拓宽学科视野、增加学科研究对象、丰富学科研究方法、“帮助我们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同时，研究者应谨记历代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的译论家为我们建起的连接文艺学、语言学、美学和阐释学之旧桥是我们连接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基本通道，断不可弃，“新桥旧桥并用”方为学术研究之正途(p107)。

(三)划定疆界

正如李运兴老先生所言：“将一个学科领域中发现的新原理应用到其他学科中去，可使研究人员思路豁然开朗，产生突破性进展”(李运兴，2001:1)。的确如此，任何一门学科要进步、要发展，就要懂得如何去借鉴、去拿来，翻译研究也不能例外。然而，翻译研究的“拿来主义”并非就是不要章法，好的、坏的、有用的、没用的，一股脑儿的照单全收， 也不是“拿来”新的就弃了旧的，将 “孩子和洗澡水一块儿到掉”(p108)。 相反，我们越是要拿来，就越是要知道我们要什么，别人有什么；越是要跨界，就越是要清楚我们是什么，别人是什么。换句话来说，我们越是要发展就越是要明白“根基不存，学科焉在”的道理，只有划定疆界，“保持学科特色，明确研究领域”(p111),才能清醒地去“拿”,大胆地去“跨”。

在该书的第三章到第五章，作者从宏观到微观对翻译中出现的各种模糊学科特色和影响研究领域之确定的问题进行探究，审视和考证，从而为学界清除了学术泡沫，使读者走出学术迷宫，令学科研究疆界清晰可见。

在该书第三章里，作者运用逻辑思辨的方法，分析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关系以及当下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逻辑混乱之现象，重新厘定翻译的属性、概念以及翻译活动之性质，最后得出结论：“翻译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符号转换’,翻译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p139)。

在该书第四章里，作者从微观的角度，通过对功能目的论、解构主义、新批评、译介学以及严复的“信、达、雅”的多方解读，使读者明确了何为翻译之目的、任务及标准。其间，该书首次区分了翻译之“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辨明了翻译之“文本行为”与“非文本行为”; 重新解读本雅明之《译者的任务》和德里达之解构主义，指出“本雅明提出的译者之任务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译者之任务并无不同”(p160),强调德里达认为“只要有解读经验就能看到真实”(p165),德里达之解构实乃文本解读策略；同时，也首次对译介学与翻译学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译介理论并不等同于翻译学之翻译理论，译介学对误译的研究并不能成为当下部分译者宣称翻译研究可无标准之论据；随后， 作者重新对严复“信、达、雅”之翻译标准进行解读，指出时至今日“信、达、雅”仍是“译者的自律准则和评判译作质量的标准”(p176)。

在第五章里，作者从宏观上对翻译理论进行了定性与定位，以“翻译理论定位图”的方式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翻译学学科所应包括的疆界。图中，作者“将翻译学学科范畴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三个部分”(p191),明确了翻译理论的地位以及与翻译学的关系。

(四)求真务实

作者在六、七章里，从微观角度入手，通过对典型个案分析的方式，小中见大，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两个方面对当今译界的问题进行反思。第六章里主要从当下译界理论建构中主要存在的考证不严、逻辑混乱等六个问题着手，对当前译坛的浮夸学风进行批判，并指出，研究者只有以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善善从长，认真借鉴”,才能避免浮夸学风，杜绝翻译理论之悬空怪涩。第七章则主要对翻译实践之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对典型个案进行分析，指出译者“正视实践现状，走出翻译危机”(p243)的两条途径：“加强理论学习，规范翻译行为”(p244);“调整翻译教学，弥合人才断层”(p246)。

(五)翻译之道

在笔者用了整整七章的篇幅从历史到现状，从宏观到微观，翔实有力地论证了理论和实践必须互补、互构、互彰、互显之后，在第八章里进一步解读者之惑，辨纯理论与纯翻译理论之异同，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途径，指出“只有真正关注翻译的理论才是真正纯粹的翻译理论”(p264), “对翻译活动、翻译行为和翻译现象的描写、阐释、启发和预测”(p264)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途径。

三、《翻译之道》的写作特点

《翻译之道》一书体例结构极为严谨，前后呼应，协调一致；视角宏大、视野开阔，同时又做注精准，令读者查找方便。

《翻译之道》视角宏大。在该书从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独特视角出发，横贯古今、融合中西视野，对翻译理论与实践间的与生俱来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刻地研究。同时，该书在宏大的格局下亦不失对局部关照，通过对“Translation Studies”名实之争的聚焦，深入剖析文化转向后 翻译界的繁荣背后暗藏地危机。并以此为基础引出对系列问题的思考：翻译理论还需不需要与实践相结合？如何看待跨学科建设？如何保持翻译学独有的学科特色？(p104-116) 总体来说，《翻译之道》始终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述，横贯中西、胸怀古今、聚焦当下，通过对中西代表性译论进行深入全面、客观翔实地描写和剖析，对翻译之定义、翻译活动之性质、翻译目的、任务及其标准、翻译理论之定位与定性，以及对翻译理论与实践各自地位、翻译学之学科定位进行了非常有创见的反思和研究。

《翻译之道》视野开阔。书中涉及历史、哲学、语言学、文化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分析透彻中肯，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均能从翻译学的研究视域出发，在理清概念的同时亦成为了真正的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对译介学、文化研究、新批评、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剖析和应用，更使得翻译学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扩展和深入。

此外，该书做注精准且便于查找。该书在每章结尾时，都会附上详尽的注释，既为读者阅读和进一步理解提供的方便，又不影响行文且便于读者进一步查找。作者还在书后附上了15页的引用文献和6页的重要概念和人物索引，为读者查询翻阅提供了方便，并为读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凭借的梯石。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做注亦极少疏漏与失误，经笔者对全书进行细读，发现只有182页的注35有误。(“Derrida, 1967: 18-19” 实为“Derrida, 1976: 18-19”)

四、结语

读罢掩卷，感触良多。综观《翻译之道》全文，作者以详尽确凿的论据，凭严谨缜密的推论，引领读者认识到这条毋庸置疑的结论——“‘术高’方能‘学高’”(同上，247),翻译研究始终是一个“学”、“术”共生共显的过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永远都是翻译活动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循的理想之路。”然而，这心血沥成的洋洋23万字中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对当今译界各种论调的解读，对何为翻译，何为翻译理论等等概念的厘定，也不仅仅是论证翻译理论必须与翻译实践紧密结合的翻译之道，而是该书背后笔者非一夕之功的知识积累，以及学术研究过程中缜密的逻辑思辨，严谨的治学态度。“道由心悟”, 笔者望读者悟出的是求真务实，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知难而上的治学态度。“授人以渔”, 书中授予的是如何质疑，如何引征，如何求证的实证考据和逻辑思辨的方法。 翻译之道固漫漫而其修远兮，吾辈却决不可缺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只有不唯书，不唯上，不盲从，不轻信，“学”、“术”双修，方可踏上通向绝美学术顶峰的治学之道，方能一步步接近那柏拉图笔下的绝对美境界。

参考文献：

[1] 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2

不同的翻译学家对翻译从不同角度有着不同的认识。自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后，翻译研究的领域由内部转向外部，研究的视角由原文转向译文，研究的方法由规定转向描写，研究的重心由语言转向文化、认知。除了翻译界以外，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也把目光投向翻译研究，翻译的领域越来越大，翻译是什么变得越来越模糊，如翻译是科学，翻译是艺术，翻译是重写，翻译是操纵，翻译是叛逆，翻译是解释，翻译是文化行为，翻译是政治行为等不一而足。弄清翻译是什么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试图从形而上的哲学高度探讨翻译本体问题。

（一）中国哲学中的本体阐释

中国古代农耕有着无法取代的地位，在人们眼里草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依靠的最根本的依靠。《诗经》的《大雅》中有“：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这里的“本”的含义是指草木的根、干。逐渐在有的典籍中，逐渐出现了用草木的根本比喻社会人事的说法。《庄子知北游》中说“：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顾；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悯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根本。”这里的根本具有天下万物根据的含义。“本”还有事物的根据、根基或主体的意思。如《论语学而》中：“君子务本”。对“本”的重视，是农耕社会中哲学研究的一个特色。“体”的最初的意义是身体，人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能近取譬”是中国先哲创建的哲学范畴和建立哲学体系的基本方法。所以哲学家十分关注与身体直接相关的感受和体验。所以“体”首先与人对自己的直接体验有关。《礼记大学》中说“：心微宽体胖”。《论语微子》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除了指身体之外“，体”还有“实体”“，形体”，“形状”“，卦形”“，卦状”的意思。《易经系辞上》有“：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本体”二字，很早就出现了，大量使用是在宋明理学中。其最初含义是“本来面目”“，本来状态”。后来“本体”的含义扩展为“根本性状”“，根本依据”“，根本源泉”等意义。唐代佛教经典《大日经》中有：“一身与二身，乃至无量身，同入本体。”这里的本体已经超越了有形的事物而进入了无形之境。到宋代“本体”已经成为哲学界普遍通用的范畴。张载在《正蒙太和》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这里的“本体”指天下万物本来恒有的状态，具有最抽象最普遍的哲学范畴的基本属性。中国哲学中“，本体”含有“最高”“、最根本”、“最重要”的意思，指无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来状态。

（二）道安和钱钟书翻译本体论思想

东晋僧人道安，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中指出，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在道安看来，佛经翻译必须要“案本”，而何为“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道安认为，翻译的目的正是因为人们不通异域之言，因而需要译者传达，使其通而晓之。由此看来，这个“本”指的是经文“大意”。然而，从道安的“五失本”的表达来看，“本”又可以说是包括了内容、形式及文体风格的。一“失”指经文形式的更改；二“失”指经文文体风格的改变；三、四、五失指经文内容的删简。可见，道安对“本”的理解远远超出了他的同代人，他在对翻译之“本”的阐释中不自觉地把内容、形式、风格和意义结合了起来，认为它们都是意义的组成部分。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点。这样，形式、风格、内容和意义的关系构成了翻译的本体论即“翻译是什么”的论题。然而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中国哲学在没有发展到对本体有着充分认识的时候，道安没有能从正面找到翻译的本体，而是从侧面指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他不拘泥于字面形式，而且追求翻译内容、风格，抓住了翻译的“根本”，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对“根本”的重视。

而近代的钱钟书先生饱读诗书，深谙中国国学之道。在中国哲学对本体有充分的认识前提下，钱钟书先生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翻译是什么即翻译的本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化境”。“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transmigrationof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资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从钱先生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翻译本体的理解与中国哲学中“本体”的解释不谋而合，翻译的本体就是翻译无形而永恒存在的本来状态。无论“化境”能不能达到，“化境”就是就是翻译的本来状态。

在中国哲学体系下，本体是无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来状态。翻译的本体是“化境”，可以说是翻译的一种理想状态，根本状态，本来状态。但从实际翻译来看，受源语和译语差别、文化知识等等因素的影响，会有道安说的“五不翻，三不易”现象，“化境”很难或者根本不能实现。“五失本，三不易”从侧面体现着翻译的本体。而说翻译是科学，翻译是艺术，翻译是重写，翻译是操纵，翻译是叛逆，翻译是解释，翻译是文化行为，翻译是政治行为等等，都是翻译本体的具体化，是本体的某个方面。

二、认知视域下翻译客体探究

从字对字翻译，意对意翻译，到动态对等，文本类类型，再到最佳关联，翻译的对象由最初的静态语言现象，到重视读者反应，到被视为跨文化交际行为，这体现着人类认知的不断发展，由对世界（客体）的认识，深入到主体的认识，再到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认识。翻译活动随着人类认知的发展不断拓展，翻译理论也经历了由文本为中心到读者为中心，和文化的转向，认知转向。翻译的客体大概由词、意义、意义及其语用范围、意义及其文化、意义及语篇发展到概念内容及识解能力。翻译的客体发展过程也是人类认知发展的过程，受人类认知水平的决定，也是人类认知发展的结果。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活动，各种语言有着不同的语法和特点，现有的翻译理论都是以某两种或几种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虽然语言不尽相同，但是语言背后的人类认知本能是一样的。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发展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在翻译理论呈现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局面下，认知视角为翻译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一）翻译客体研究历史回顾

罗马时代的“字对字”翻译可以说是名副其实，人们用拉丁语最贴近的语法对等语替换希腊语的每一个单词。这样，罗马人阅读译文时可以把希腊原文与拉丁译文逐字对照。这与当时人们对希腊源文的崇拜、敬畏有关，也与当时的翻译范围狭窄有关。当时翻译仅仅局限于经典著作和宗教文献翻译。“字对字”的翻译方法将单个的字词作为了翻译的客体。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和公元4世纪晚期的圣哲罗姆提出了“意对意”的翻译，将“字对字”的翻译客体拓展到了意义，包括语言的风格和力量。奈达将翻译客体拓展到意义及其语用范围。奈达从语义学和语用学理论以及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理论获得启示，并借用其中的概念和术语提出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功能主义学者霍尔兹-曼塔利将翻译视为涉及文化转换的“信息传递综合体”。哈蒂姆和梅森的研究考虑到翻译的语用和意符层面，以及各类话语和话语所属不同社会的社会语言和意涵问题。认知视角下，翻译过程被视为有源语文本触发的心理场景的激活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表现或刻画该场景的目的文本的选取。翻译的客体是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

（二）认知取向下的翻译客体

翻译客体的不断演化，从不同侧重点强调了翻译主体指向、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某一方面，如形式、意义、文化、语篇等等。而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将这些方方面面全都涵盖起来，实现了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的译文就实现了形式、意义、文化、语篇等等方面最大程度上对源语文本的心理场景的激活。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是认知语法的两个术语，可以被借鉴到翻译理论中。概念内容由一系列的认知域组成的，识解能力是人们用不同方式描绘或构建相同场景的能力。认知学法学家兰盖克认为语法认知观必须建立在语义之上。翻译同样要建立在源言语和目的语语义的充分理解和掌握基础上。兰盖克指出意义是概念化的结果，概念化指的是心理经历的任何一个方面，包括对物质的、语言的、社会的及文化的等经历的理解。但他也强调对语义结构作完整及确定的描绘是不现实的。语言意义都是开放的，在范围上是百科全书式的，意义要依赖语境及对世界的百科知识来理解。

语言的意义不是自足的或界限分明的成分。意义建立在概念化之上，建立在人类的世界知识上。意义包括语义内容及人对该语义内容的识解，而识解的方式各有不同。意义是内容和识解作用的结果。认知域给我们提供了内容，认知能力给了我们识解。一个语言表达的概念内容是由一系列的认知域提供的。认知域构成意义的基础，但它们本身却不是语言表达的意义。作为认知主体，人们可以强调不同的认知域，其结果是同样的客观事实不同的语义表达。在翻译理解原文和译文输出时，对不同认知域的强调通过识解的不同维度的侧重来实现，寻求译文最大程度上对源语文本心理场景最大的激活。

三、结语

虽然近年来翻译理论家对翻译主体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但弄清翻译本体和客体也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当下翻译的认知取向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宏观、更具普遍意义的视角，使大一统的翻译理论有了实现的可能。本文探讨了中国哲学视阈下的翻译本体和认知视角下的翻译客体。认为翻译的本体是化境，翻译的客体是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这与以前的翻译本体和客体理论并不矛盾，而是这些理论的进一步凝练和升华。可以说，以前的翻译本体和客体理论是从某个具体的翻译策略出发的。而化境论和概念内容、识解能力从翻译纯理论角度体现了翻译的本体和客体，也为其提供了相应的术语。翻译的本体为化境，即翻译“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的本来状态。翻译活动客体不仅仅针对的是文字，而是文字体现的不同识解能力下的概念内容。

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3

关键词：原文风格；翻译目的论；可接受性

一、 引言

培根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散文作家，其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论说文集》（又译《随笔》），而其中的名篇之一是Of Studies。其行文用词凝练，意义含蓄深刻，议论独到精辟，风格独树一帜且极具思辨性，是英国随笔体裁的先锋。《论读书》是1篇非常具有教育和指导意义的议论文，主要论述读书的重要意义和科学方法。在我国该文曾一度出现过很多译本，可见其流传甚广，影响深远。通过查阅、收集、分析和比较一定量的期刊文献后，笔者发现关于《论读书》的原文和译文的研究主要其中在：原文和译文的比较研究（曹玲远：2008）；译文和译文之间的比较研究（胡年勇：2008）；而其中的重点研究的译文文本是王佐良先生等的文本，研究角度多数是翻译方法的探索，译文特色，英汉语言差异等（刘 佳：2009；王筑昤2003）。总之，对于《论读书》汉译本和原文文本，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理论会有不同研究和发现。

二、Of Studies原文体风格

Of Studies由培根写于16世纪末（1597年），根据时间可知其所用语言应当属早期现代英语，因此原文在用词、句型句式、修辞、行文逻辑和结构等方面都极具时代特色和时代感。文中用词也具有古英语韵味；当然其中也包含拉丁语的典雅。多处运用排比或对偶的句式，自然达到音韵和谐和铿锵有力的目的，其用词精妙恰到好处。文中几乎处处应用了格言式的短小精悍的句子，偶尔应用一句拉丁，如同点睛之笔，让作者的论点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使文章显得典雅稳健，古色古香。在行文上，风格极具特点。一是文章思想深刻，论述简要明达；二是文章开门见山由“怡情”、“传彩”和“长才”三个判断统领全文，层层紧扣，步步深入；三是全文围绕着“读书”这个中心议题而展开论述，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得出“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的结论；四是讲究修辞，选词洗练精当，多警句格言，多用比喻及排比句式，表达生动流畅而富有气势。在翻译时，要注意使用精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在分析一定量的《论读书》汉译文本后，笔者发现众多译者在汉译Of Studies过程中深受翻译的目的论影响。为此本文以翻译目的论为指导对水天同（1942）、曹明伦（1958）和王佐良（1980）三位译者之译文的可接受性作一番研究。

三、翻译目的论

首先，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Skopos是希腊词，其意思为“目的”。作为功能派典型代表人物的威密尔认为：翻译是人类的一种行为，一切人类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其次，翻译行为的背后和目的论视角下的目的法则。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对于目的有三种解释：译者的目的（如赚钱）；译文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和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言中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通常情况下，目的指的是译文的交际目的。“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initiator）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发起者出于某个特殊原因需要译文。在理想状况下，他会给出需要译文的原因，译文接收者、使用译文的环境、译文应具备的功能以及与原因有关的细节等。所有这些构成了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同时译者也并非被动的接受翻译要求，译者也会以专业眼光在与发起者意见不一致时与其协商，发挥其能动作用。

四、从翻译目的论角度看三个译本的可接受性

（一）水天同先生译本。

水天同先生留学海外，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文化根底深厚。曾经就读清华，赴美留学，涉猎“中世纪拉丁”，专攻英国中世纪文学，特别是莎士比亚研究方面的专家等。极具深厚的外语造诣，精通英法德日意大利拉丁等多国语言。渊博的中西文化知识，为其翻译、教育方面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请欣赏下面的译文：

原文：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译文：读书为学的用途是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识。在娱乐上学问的主要的用处是幽居静养；在装饰上学问的用处是辞令；在长才上学问的用处是对于事物的判断和处理。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翻译方法方面，其更是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为我所用，一切方法皆以满足当时读者需求和为读者能够接受，传达原著劝学、读书和治学之思想为准。译者亦紧紧咬合原文风格和语言特色，游刃有余于“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之间。文白之语言巧妙应用，恰到好处，相得益彰。另外，此译文翻译于1942年新中国之成立尚处于酝酿阶段，其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之社会性质。面临内忧外患，需拯救中华和人民于水生火热之中，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之历史关键期。教育和人民思想素质水平可想而知。此译文《论读书》之出现，需肩负教导民众读书治学的任务。据此，翻译行为和翻译目的找到了重心，译文在文体风格、遣词、句型、句式等方面尽量以满足服务读者为准，以期达到劝学治学之目的。

（二）曹明伦先生译本。

曹明伦先生拥有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的教学、翻译等实践经验，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翻译学和比较文化研究。在翻译领域，他认为文化目的、政治目的、经济目的或别的什么目的是翻译活动发起人（initiator）的目的，不是翻译行为的实施者的（translator）的目的。后者的目的是文本的目的，即让不懂原文的读者通过译文知道、了解甚至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及其文体风格。文本目的乃译者的翻译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则是译者的根本任务。（曹明伦，2007）好的译文取决于读者在和种程度上正确的理解译文。请欣赏下面的译文：

原文：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译文：读书之用有三：一为怡神旷心，二为增趣添雅，三为长才益智。怡神旷心最见于蛰伏幽居，增趣添雅最见于高谈雄辩，而长才益智则最见于处事辨理。

这个译文由曹先生翻译于1958年，新中国刚完成“一五”计划，正处于大跃进时期，社会和国际环境等错综复杂。教育现状和环境条件极不乐观。此译文对于广大学习者犹如久旱甘霖，为此曹明伦先生致力于实现译文的文本目的，尽力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传递原文含义深刻的读书为学的道理，以便读者吸收理解最后为我所用。

（三）王佐良先生译本。

王佐良（1916—1995），造诣很深的教育家、散文家、诗歌翻译家和英国文学研究家。其英语语言造诣极高，且国学功底深厚，故翻译作品虽不甚多，但少有不堪称典范之作。其非常熟悉英汉两种语言的语言特点。能够摆脱表层意义的束缚，采用顺意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在具体翻译实践中，能够充分利用英汉语言的转换技巧。王先生是对我国翻译做出巨大贡献的翻译家，其翻译理论既继承了前人严复的“信、达、雅”的思想精髓又吸收了鲁迅先生的翻译观，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他的理论精髓就是：第一，尽可能的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都是顺译和直译的结合；第二，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请欣赏下面的译文：

原文：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译文：读书足以怡情，足以，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读出幽居之时；其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

该译文由王先生翻译于1980年，此时中国各方面都迅速崛起，实施了改革开放，祖国教育文化等各方面事业蒸蒸日上。特别教育重新受到高度的重视，高考得到恢复，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广大青年拥有了学习接受教育的条件，渴望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从译文可知，其译文用词简洁达意，言简意赅，表达形式凝练，多用四字格，音韵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满足了高层次读者的需求，是1篇造诣很高的佳作，这也是其流传至今和被广泛穿越和引用的最基本的原因。

五、总结

精美的译文产生于很多因素，包括精当熟练地使用翻译方法和技巧等。本文主要从翻译目的论视角对比分析《论学习》的三个汉译本的可接受性，旨在在翻译角度创新方面做一些尝试。为此，本文通过论述《论读书》的原文文体风格，分析译者翻译思想及其翻译译文的目的受众自身状况，结合译者、译者翻译思想、译文背景、翻译目的和文本可接受性等因素。探讨了精美译文产生的一些原因。其中王先生的译文凭借其用词简洁达意，言简意赅，表达形式凝练，多用四字格，音韵和谐等众多优点，在多方面迎合了读者的需要因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并被广泛阅读和流传，经受住了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乃一代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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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4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陈康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2-0069-07

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无疑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家之一。因此，理解柏拉图对于人们深入认知和全面把握西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阅读和翻译柏拉图传世的数10篇对话理所当然成为后人理解这位古希腊思想家的起点。柏拉图对话的汉译事业起始于民国时期，在学人们的努力之下，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对其后的翻译和研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系统地梳理民国时期柏拉图对话的翻译成果，总结其经验教训，不但具有学术史的意义，且可令译者“更集中、更深入反思前辈们所指明的门径”而对翻译工作有所助益。[1]

一、从“共和国”到“理想国”

柏拉图事迹见于中文可追溯至明代，但国人对柏拉图对话有所认识则始于清末。1857年11月，英人伟烈亚力等主办的《六合丛谈》第一卷第十一号刊载传教士艾约瑟所著《百拉多传》一文，不但提到柏拉图有“遗书”十五种，并且简介了其中七种的名称和主题。这是中文世界中首个对柏拉图对话的介绍。此后，随着西学书籍的不断译介，国人对柏拉图对话的了解亦随之加深。至迟1905年前后，其全部35篇对话之名已尽为国人所知晓。与此同时，在一些对柏拉图或苏格拉底的介绍文章中，某些对话的片断也被翻译为中文。不过，此类译文基本上不注明出处，而且也没有任何1篇对话的全译本问世。

1920年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柏拉图之理想国》上下两册，始改变此种状况。这是柏拉图单篇对话的第一部中文全译本，由时任教于东吴大学英语系的吴献书据著名的乔维特（Jowett）英译本翻译。[本文所涉及柏拉图对话译文，可参见文末“民国时期柏拉图对话汉译表”。关于《柏拉图之理想国》所据底本，《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作“Oxford Classical Text of Plato中之Republic”（），疑误。Oxford Classical Text，通译“牛津古典丛书”，系古希腊文、拉丁文校勘本。其柏拉图部分由伯奈特（Burnet）编校，即著名的伯奈特本。其中不含任何现代西语译文，而目前所见资料均未声言吴献书掌握古希腊语并达到翻译水平。根据其部分译文的对勘，笔者认为吴献书所据者应为当时在欧美和中国都比较流行的乔维特译本。另，《民国时期总书目》称该译本“书前有序”，但笔者查阅《总书目》所著录1920年5月再版本及此后各版，均未见有序，不知《总书目》何据。]其文言译文古朴典雅，译意精到，颇受好评。[2]在翻译同时，吴献书还对原文作了一些改动：如在每卷（吴氏译作“章”）卷首增加标题，以若干关键词简要注明各卷对话内容；对原文引述的古希腊神话，特别是引用的古希腊戏剧，作了一定的删改和简写；最重要的改变，则在于将原文以苏格拉底为第一人称的叙述形式，改成剧本式的对话形式，或以柏拉图在此篇对话中的提法，由“纯粹的叙述”变为“模仿性叙述”（吴氏译作“简单之叙事”和“模仿之叙事”）[这种改变并不始于吴献书。沧海1918年发表于《太平洋》第2卷第4号的《国家篇》节译文即已如此变动。此后何子恒为“醒眉目”，在翻译《吕西斯篇》时作了同样的改动，与景昌极、郭斌译本以小字注“某某语”的目的相同。]。最后这一变动无疑使相互混杂，不易分别的原文变得更为清晰，颇便于读者，因而又为郭斌、张竹明于1986年的白话译本及其后不少译本所沿用。

《国家篇》是柏拉图最重要的对话之一，也被近代国人视作柏拉图思想最主要的代表作，因而吴献书译本问世之后大受欢迎。该书当年5月即行再版，至1926年已刊行第4版；1929年又收入“万有文库”第一集，分为五册，前后刊行两版；1957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又予以重印，合订一册；而台湾也于1966年及其后多次重版。其影响之大，流传之广，在中国近代西方思想家著作的翻译史上实不多见。虽则由于白话译本的问世，其影响力迅速减弱，但实际上，这一译本仍存在着对今日人们翻译和理解柏拉图对话产生深刻影响的地方。那就是书名“理想国”。

《国家篇》是柏拉图对话中为数不多的以非人名命名的对话。其古希腊语原文Πολιτεα含义丰富，大体不出政治生活、政制、国家之义；其用于此篇对话篇名，一般以为可训作“城邦体制”。[3]其后罗马人以拉丁字母转写作Res publica，意义并无变化；至英文作The Republic，系据拉丁拼法改写，以词源论亦无可厚非。近代以来，国人翻译此篇名皆据英文，或音译作“赖保利克”，或取Republic的近代译名，意译作“共和篇”、“共和国”，而以意译流传较广。以“共和”译英文republic实源于日本。日语“共和”一词实已遵从英文词的近代用法，专指特定的政治制度，不仅与古希腊文原意相异，同柏拉图此篇对话的主旨更是相左。

1907年6月，王国维于《教育世界》151号发表《霍恩氏之美育说》一文，其中“柏拉图之审美教育说”节中有“柏拉图于《理想的国家》”一语。[4]此“理想的国家”实系英文the ideal state的翻译，与The Republic无关。事实上，在这一时期，“理想国”一名在日本已取代原先的“共和国”而成为《国家篇》的标准日译名。[5]但这一译名似在国内尚无推广。只是到1920年吴献书《柏拉图之理想国》译本出版，“理想国”之名才得以确立。

吴献书何以采用“理想国”这一译名？其是否曾受日本人译法启发？由于直接材料缺乏，本文无法给出确切的解答。值得注意的是，以“理想”、“理想国家”解说《国家篇》中的政治思想的做法，在此前国人相关的介绍文章中并不罕见，甚至直誉柏拉图作“万世大胆理想之泰斗”[6]。此处所谓“理想”，并非指与实际行动相对的空想，而是被视作行动的目的（此时对柏拉图“理想”的描述多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所谓“理想国家”，也不是虚幻的“乌托邦”，而带有“根据理论或凭理性阐述或创建的[国家]”之意。[7]查吴献书译文，“理想”一词也常被用以译英文reason一类表达理性意思的单词（如第四卷英译文never have any share in reason，吴氏译作“彼辈固无理想、理由可言也”；第六卷reasons itself，吴氏译作“理想的或哲理的”等），则吴献书对“理想”一词的理解与前者颇为相近。或者可以说，吴献书以“理想国”译作篇名，表明其对《国家篇》的关注点恰在于“理想国家”的建构。邹文海将世人“每以为柏拉图于此建立一理想之国家”与“国人且有以理想国名其卷首者”相联系，正指明了这一点。[8]

当然，仅就“理想国家”部分而言，以“理想国”作为对话篇名并非完全不可。正如陈康所言，“如若它只用来表示篇中一部分的思想，确实适宜的，因为在这1篇‘谈话’里柏拉图确实借着苏格拉底的唇舌表达他自己的政治理想”。[9]换而言之，如以“理想国”代表整篇对话的内容则显然不适宜。以“理想国”作为篇名并且获得广泛的认同，这一点正表明国人对《国家篇》和柏拉图思想中“政治理想”的强调；而反过来，这1篇名又能于无意识间强化读者的这一预想。在这强调和强化的反复之中，“理想国”一名得以沿用至今，俨然已成为国人理解柏拉图的某项“传统”。 此后一些译者虽已明确指出“理想国”译名与原文间的龃龉，却仍不得不从俗而沿用此名，可见这一译名在国内的影响之大。

二、“柏拉图对话集”的计划与翻译

由《柏拉图之理想国》开启的柏拉图对话翻译事业甫一起步，即获得长足发展。留学欧美人士陆续回国，逐渐取代此前的留日学生，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一些于留学之时读过柏拉图对话，选修或旁听过欧美专门学者的有关课程，可以直接汲取欧美翻译与研究成果，较之此前介绍、论述多由日本转贩的情况，自不可同日而语。同时，近代学科体系的确立，学术研究机构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组织的形成，对于推动柏拉图对话翻译进程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自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多篇柏拉图对话被译作中文发表，并先后有两部“对话集”得以出版发行。

1922-1932年，《学衡》杂志以“柏拉图语录”之名陆续发表了5篇柏拉图对话译文，即《苏格拉底自辩文》《克利陀篇》《斐都篇》《筵话篇》和《斐德罗篇》。前3篇由“有夙慧，好深思，喜驳辩，于哲学有独造与精诣”[11]224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学班学生景昌极据乔维特英译本（《苏格拉底自辩文》参考穆尔Paul 英译文）翻译。景氏自谓其翻译“于句法务求其肖，语气务求其称，虽于称呼然诺之小节，非不得已亦不删除”，态度甚为谨慎。后两篇则由香港皇后学院副校长沃姆（）向吴宓推荐的，“从彼学习希腊文，已入门，此为中国学生中所仅见”[11]249，而后又求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的郭斌以古希腊文与英译本相校译出。这两篇是国内第一次据古希腊语原文翻译的柏拉图对话。译文发表之先，均经过吴宓校阅增注，后又结集为《柏拉图五大对话集》，于1934年由上海国立编译馆出版。

《学衡》投入柏拉图对话翻译，与主编吴宓的支持密切相关。受留美时导师白璧德影响的吴宓倾心柏拉图，此其学生故友之间可谓尽人皆知，几乎已成为其为人治学的一大标志。但吴宓推崇柏拉图，支持对话翻译，除个人偏好之外，尚有更深层的原因。在美国留学之时，他就曾提出“西洋正真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故“按之事实，则凡夙昔尊孔孟之道者，必肆力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哲理；已信服杜威实验主义者，则必谓墨独优于诸子”，批评所指已甚明了。[12]其力倡柏拉图，以为当下中国医救“西方传来之病”的一剂良药，一方面固在以西方古贤对抗新文化诸人所推崇的杜威、罗素等当代人物，纠正其“厚今薄古”风气；另一方面亦不乏借倡导柏拉图而维护孔孟文化地位的意思。[13]由此观之，景昌极译“字里行间犹有可以想见苏氏之精神气度于百世之上者”的《申辩篇》等3篇对话，郭斌译相论“伦理部分（即心理部分）”代表的《会饮篇》和《斐德罗篇》，这种强调对话表现的伦理道德修为而非哲学辨证的选择，与吴宓对柏拉图保持的新人文主义态度不无关系；至于两人译文中那些征引孔孟、老庄、宋儒之说以与柏拉图之文互相发明的注释[这些注释可能为吴宓所加，但景昌极译文中的注释也可能出自译者本人之手。用意所在更毋庸多言。不过，随着吴宓的辞职和《学衡》的停刊，“柏拉图语录”的翻译也只得以结集出版的方式宣告终结。

当《学衡》陆续刊载“柏拉图语录”时，中国首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创办者张东荪正推动着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翻译中文版《柏拉图全集》。据张东荪自称，此计划于1926年已开始，决定“先取其中真而且要者二十六种，颜曰正编”，分成若干辑，而“其零种与伪书则拟列为副编”，最终形成包括全部35篇对话、书信和7篇伪作的“全集”。他先选出《欧绪弗洛篇》等8篇对话，预定编为两辑，邀曾翻译过《申辩篇》的张师竹先行译出。张师竹遂据乔维特英译本，于1927年春已至少完成《欧绪弗洛篇》至《斐多篇》等4篇的初译，交予张东荪。后者则取多种译本（主要为洛布Loeb丛书本）为之校订，尤注目于那些“肤视之不觉其非，细按之终不能合乎符节”的小错上。时北伐战火已绵及苏沪，而张东荪抱“我来劫里传斯谛，说与天涯同梦人”之心，用力校译，“往往一字之易有经三四改者”，以致张师竹原译“所留者不及二三而已”，已等于重译。其用心如此。

不过以哲学学术看待柏拉图对话价值的张东荪本身却并非是单纯象牙塔中人。自1930年前后起，他即与张君劢等联络，创立“再生社”，主编《再生》月刊，筹组中国国家社会党。如此“人事牵率”，使改译工作一拖再拖。1933年，张东荪将完成改译的《欧雪佛洛》《苏格拉地之辩诉》《克利托》《菲独》《普洛他过拉》《曼诺》6篇对话交付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名《柏拉图对话集六种》。而张东荪本人于1935年出版《哲学》一书中提及柏拉图对话时，仍称“我选了二十六种译为中文，在尚志学会的丛书中印行”（张东荪：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哲学》，第146页注4），似仍有继续翻译的意思，但别无下文。关于张师竹已译完的另两篇对话，现无材料可以明确，但考虑到已出版的6篇顺序与洛布丛书本的编排相近，笔者怀疑这两篇很可能是《斐德罗篇》和《拉凯斯篇》。雄心勃勃的“柏拉图全集”翻译计划仅开了个头，即遗憾地宣告结束。

不过张东荪的遗憾却有幸得到某种补偿。1935年，由张东荪指导，以《柏拉图哲学的研究与批评》一文获得燕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的严群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他继承其师未尽之宏志，先是依据乔维特英译本，其后转而依据古希腊文本（洛布丛书本）翻译柏拉图对话，前后完成20余篇。其中《拉凯斯篇》1篇，以“拉哈斯（柏拉图对话录之一）”名义发表于《新民》杂志。[严群的译稿大部分于“文革”中散失，其结集为《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泰阿泰德・智术之师》《赖锡斯・拉哈斯・费雷泊士》出版的对话大都在1949年后经过据洛布本古希腊文的校勘。其中可能保有1949年前译本面貌的有：《克力同》《赖锡斯》《拉哈斯》及《理想国》前二卷译稿，见各篇“译者序”及严群：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柏拉图及其思想》。]

立志翻译“柏拉图对话集”者仍不乏其人。杨晦曾完成对话译文多篇，可惜除译文《埃昂（柏拉图的1篇问答）》得以发表之外，其余尽毁于抗日战火之中[14]180；何子恒则再次提出翻译柏拉图全集的计划（不过此“全集”是乔维特26篇对话的概念），“先译几种能够切实代表苏格拉底的对话，然后再及于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以发挥自己思想的部分”，并据乔维特英译本转译《吕西斯篇》和《欧绪弗洛篇》两篇发表。正是学人们或出于个人兴趣，或出于学术需要，或出于文化关怀而做出的努力，1922-1937年间共有13篇对话译文问世，真正是民国时期柏拉图对话翻译的“黄金时代”。

三、陈康及其哲学的译注

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及其后连绵不绝的战火使中国学人的学术生活陷入了困境。辗转迁徙，不得宁时，无论物质生活还是学术资源都难得到稳定的保障。在如此状况之下，柏拉图对话的翻译事业亦不能不受到影响。1937-1949年间，正式发表或出版的对话译作，除上节提及的何子恒两篇译文之外，仅有林苑文的《会饮篇》译文和陈康的《巴门尼德篇》译文两部而已，以数量论远不能与上一时期相比。然而今日凡论及柏拉图对话的翻译及研究史，却无一不着重提及这一时期。这全因陈康那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译注。

时任教于西南联大哲学系的陈康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系，师从著名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于1940年以《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一文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的陈康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既受过严格的哲学特别是哲学史训练，又具有较高的古希腊文修养的学者，被贺麟视作“中国哲学界钻进希腊文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理士多德的哲学的第一人”。[15]时正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的贺麟找到陈康，约他翻译1篇柏拉图对话。

陈康选译《巴门尼德篇》，在当时恐是个出人意料的选择。正如陈康在译序中所言，国人对于柏拉图的关注，基本上集中于《斐多篇》―《国家篇》这一时期的对话，对于如《巴门尼德篇》之类的晚期对话鲜有人表示兴趣。此点令其深感不满。不过他选择该篇对话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纠正国人的偏颇，而在其本人的学术研究。据陈康后来回忆，归国之后，其哲学研究正开始由导师哈特曼的万有论（即本体论）向耶格尔的发生学方法转变，而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也因此而得到重新的审视。[16]此时，以“相的分离问题”为核心内容而同时却“至少从古代新柏拉图派以来还未有人了解”的《巴门尼德篇》引起陈康的关注。正是这一点促使他决定一尽“后进的责任”，翻译这篇堪称柏拉图最难了解的对话。

对于翻译西方哲学著作，陈康本身并无多少兴趣，此因在他看来，“翻译哲学著作的目的是传达一个本土所未有的思想”，而“一种文字中习惯的词句只是表示那在这种文字里已产生了的思想，而且也只能表示它”。故而“以中文译西洋哲学上的名词是大有问题”。[17]476既然已选择翻译，则陈康认为译者应抱的原则就是：“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如此“极求满足‘信’这个条件的翻译不但时常‘不雅’和‘不辞’，而且有时还不能避免不习惯的词句”，似乎违背了严复所谓“信、达、雅”的翻译信条。但在陈康看来则否，因为他对“达”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译文的‘达’与‘不达’不普遍的以一切可能的读者为标准，乃以相对于一部分人，即这篇翻译的理想读者”，“也只有这些人方能评判，译文是否满足了这‘达’的条件”。至于“雅”则不过是不必译者挂在心上的“脂粉”而已。无疑，陈康通过翻译原则的讨论，实际上突出了对译文读者的限制；如果考虑到他对于翻译必不可少的注释的解说“这篇谈话的注释……尤其是为了那些猜这个谜的人的……在现代大多数同时是古文字学家或在这一学科里有深厚基础的人”，或许可以说陈康翻译的对象更多的并非国人，而是西方柏拉图哲学的研究者。像这样将大多数读者拒之于外的说法，在整个民国时期的西方思想著作翻译中大概仅此一例。

陈康如此苛刻于读者，其根本在于他并不将哲学著作的翻译视作简单的变换语言，而是视作一种“哲学的解释”。正如翻译《巴门尼德篇》，陈康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论述对话中“极端相反的是否相互分离而不相互结合”这一“一千几百年本篇‘谈话’的研究史上从未为人认识”的“中心问题”。这仅靠单纯的翻译及简单的注释显然不够，否则不仅只是给读者“介绍了一个希腊的谜”，而且“读者但从译文里很难看出译者的系统的解释”，则译者“总是给自己一个受人冤屈的机会”。[17]30唯一的办法是将译者系统的解释完整地展示给读者。陈康的选择是详细的注释。他将“一条一条各自独立，然而不失其集腋成裘效果的注释”分作文字的校刊、词句的释义、历史的考证、义理的研究四类。其中，属义理的研究一类的注释是整个注释的核心，篇幅也最长。[据笔者统计，《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注释中，属文字的校刊类有98条，词句的释义类有87条，历史的考证类有11条（另有2篇单独析出的论文），义理的研究类265条。由于部分注释本身即分属不同类的两节，而部分注释还存在归类的问题，故此分类尚属粗糙，但已足见义理的研究类注释的地位。]通过总共465条注释，陈康“以古文字学为基础建设一个哲学的解释，由解释一字一句以解释一节一段，由解释一节一段以解释全篇的内容，由解释全篇的内容以解释全篇‘谈话’在柏拉图整个思想史的位置”，层层推进，尤其对《巴门尼德篇》第二部分的八组相互反对的悬拟推论作出新解，论证其柏拉图“在老年以一种范畴论代替了那个‘同名’的‘相论’”的观点。最终，《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不但以较译文多出九倍的注释而成为近代以来西学著作翻译史上风格独特的译注本，也使这篇对话的译本变成一部“对柏拉图《巴门尼德篇》作出创造性阐释”，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研究专著。[10]514；[1]127

陈康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以其专业精妙的哲学解释和严谨的翻译，完全超越了民国时期所有的柏拉图对话译本，毫无争议地成为国内柏拉图研究领域“一座遥不可及的关隘”。[18]4民国时期柏拉图对话的翻译进程可以说也以如此令人惊艳的成果划上了句号。

自1920年首篇中文全译本问世，至1949年为止，在此近30年时间之中，正式发表或出版刊行的柏拉图对话译文计有19篇（共翻译对话13篇）。这些译本，有的长期作为相关对话的唯一中译文而流传，有的即使在今天仍对柏拉图对话的翻译和研究产生着影响，有的甚至成为后学投身对话翻译事业的契机；而于此一时期出现的一些译者（如郭斌、严群等），不仅在1949年后仍继续着对话的翻译工作，还培养出了张竹明、王晓朝等一批颇有成绩的后来者，将柏拉图对话的翻译事业代代延续。

柏拉图对话的翻译门槛甚高：所谓合格的译者，不但需要熟练地掌握古希腊语，还应在柏拉图思想和西方思想史等领域具有一定的造诣。如此要求绝非三四载的速成所能达致。[9]414以此观民国时的译者，仅语言一项，除郭斌、陈康二人外，无一人达到；相应的，19篇全译文中有16篇系据英译本翻译，且底本几乎全为乔维特译本。乔氏译本以文笔流畅而流行欧美，是普通读者阅读柏拉图对话的首选；但其“感觉要比用词准确更为重要”的英译原则不免影响译文表达的准确性，作为学术翻译的底本显然并不十分适宜。[此原则见The Dialogues of Plato？熏？熏translated by ？熏London？押Oxford University Press？熏1892？熏third edition？熏。关于乔维特译本的优劣，可参考朱光潜的评论，见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92页。]“从主要根据英译本翻译到主要根据希腊原文翻译”是必然的趋势。[19]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现代西文译本在翻译中毫无意义。在陈康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中，读者仍能看到以迪耶斯（Auguste Diès）法译本、泰勒（）英译本作校勘之处。即使能以古希腊文原文作翻译，如张东荪广采多种译本反复斟酌的做法仍然值得效法。

柏拉图对话翻译的困难并不仅在于语言或专业背景。陈康所明确指出的疑问始终存在：中文能否恰切地传达柏拉图以古希腊语表述的意思。这可谓柏拉图对话翻译的内在困难。对此，陈康本人以对柏拉图思想理解的高度自信，采取“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的首重义理的译法，提供了一条解决之道。然而，由此而形成的“几乎令人无法卒读”的译文[18]4是否就能够传达出以出色文笔承载哲学思辨的柏拉图的完整意思呢？吴献书、景昌极等人运用传统语汇，要求文从字顺的译法是否无足取呢？这些或许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实际上，陈康提出的“术语从本义译”原则，以及他依据此一原则而以“相”字译关键术语eidos、idea的创新，即不失为以中文表达作翻译的有益尝试。[“术语从本义译”的说法并不见于陈康汉语论著，但据其学生王太庆说，确曾耳闻陈康如此概括。]

1949年后，柏拉图对话的翻译在曲折中继续前行，尤其2000年以来，大量译本纷纷问世，可谓蓬勃兴旺。民国时期的旧译本大多已被此类新译所取代。然而今日的前行，终是循着前人开拓的脚步。回顾半个多世纪前民国学人们为柏拉图对话的翻译所作的努力和思考，其于今人仍不乏有所教益之处。至于张东荪“柏拉图全集”的雄心宏志，陈康“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的壮志豪言，恐怕仍然是今日译者和研究者不懈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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