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范例【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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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第一篇】

传记是遵循真实性原则，用形象化的方法记述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风貌以及其历史背景的一种叙事性文体。传记的文体特点是真实性和文学性。其中，真实性是传记的第一特征，因为传记叙写的是历史或现实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有真名实姓、居住地点、活动范围等，写作时不允许任意虚构。但传记不同于一般的枯燥的历史记录，它具有文学性。它是写人的，有人的生命、情感在内；它通过作者的选择、剪辑、组接，倾注了爱憎的情感；它需要用艺术的手法加以表现，以达到传神的目的。从叙述人称看，传记可分自传和他传；从表达方式看，一般的传记以记叙为主，还有的传记，一面记述人物的经历，一面加以评论，记叙与评论各半，这种传记则被称为评传；从篇幅的长短来说，它可以分为大传和小传。

在高考考查中，传记归属实用类文本，是其中的一种。考查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把传记当作一般的阅读材料。如对重要词语、句子和内容的理解，作品风格分析，人物形象评价，感情体验和感悟等等。二是结合传记的特点进行能力考查。有时考查对传记理论知识的理解，如传记的真实性与文学虚构，传记的选材与语言表达，传记人物描写与刻画，勾勒与细节等；有时要求运用传记知识分析作品，如分析传记的结构、表现手法，总结传主的事迹、贡献或形象、性格特点，评价传主的价值、影响或传记作者的观点、态度等。为了适应考试，同学们在平时的学习中就要掌握一些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了解考查的方向与基本形式。

经典试题

1. 2008年江苏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晚清学人杨守敬

杨守敬（1839~1915），湖北宜都人。少年时代聪明好学，刻苦用功。青年时代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19岁时，听谭大勋讲授汪中的《述学》，开始接触乾嘉考据之学；20岁那年，偶然得见清人六严缩摹的《舆地图》，便借来临摹，这成为他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开端。

杨守敬曾经热衷科举，25岁起先后六次赴京参加会试。虽然名落孙山，但因此结识了许多名流学人，大大拓展了学术视野。42岁时，他作为清政府外交官的随员前往日本，这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在日本四年，他搜访阙佚，爬罗剔抉，收集到我国大量的古籍珍本，并将它们影印摹刻为《留真谱》。日本人森立之所撰的《清客笔话》，翔实记载了他在日本访书之事，杨守敬自己也写了《日本访书志》。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也搜集了许多稀见珍本和国内久已绝迹的古籍残本，与杨守敬志趣相投。因此，当黎庶昌有了编纂《古逸丛书》的设想时，立即决定请他主持校勘。《古逸丛书》在日本刊印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擅长书法，对书法理论也很有研究，在日本影响巨大，被尊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年已48岁的杨守敬第七次参加会试，仍以失败告终，他从此绝意科举，专注学问。杨守敬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在舆地、版本、目录、金石、小学、经学、辑佚等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留下的著作就有83种。杨守敬的学术研究中，舆地学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编撰了舆地学著作20多种，这些论著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各个方面，充分展示了他的杰出才华。

杨守敬的学术代表作是完成于1904年的《水经注疏》。明清以来，《水经注》研究成果很多。杨守敬的这部著作具有全面总结的性质。他对《水经注》中所记载的1200多条水道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对征引的故实都一一注明出处；对清代学者全祖望、戴震等人的校释也多有订正。杨守敬既有坚实的考据学基础，又运用了当时地理学的新知识，所以在《水经注》研究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杨守敬还编制了古今对照的《水经注图》，图文互证，相得益彰。

1． 下列关于杨守敬日本之行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杨守敬的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研究影响很大，他被尊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B． 杨守敬在日本访书之事被日本人森立之记载在《清客笔话》中。

C． 杨守敬校勘《古逸丛书》，体现了他在版本、目录等方面的学术造诣。

D． 杨守敬搜访阙佚、收集到我国的古籍珍本《留真谱》，并将它影印摹刻。

答案D

解析这道题目关注的是杨守敬日本之行，文章在第二段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解说，而ABC三项的表述在这段中都可以找到，只有D项属于表述错误，原文说的是“他搜访阙佚，爬罗剔抉，收集到我国大量的古籍珍本，并将它们影印摹刻为《留真谱》”，而不是“收集到我国的古籍珍本《留真谱》，并将它影印摹刻”。

2． 下列有关杨守敬舆地学研究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杨守敬的《水经注疏》，是在全面总结明清两代《水经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

B． 运用当时地理学的新知识，是杨守敬《水经注》研究取得成功的基础。

C． 在杨守敬留下的83种著作中．有一部分是中国传统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D． 杨守敬对《水经注》记载的1200多条水道进行了详尽考证，还编制了《水经注图》。

答案B

解析这道题目关注的是杨守敬舆地学研究，文章主要的有效信息在第三、四段，而ACD项的说法都可以找到，只有B项表述和原文不一样，原文说的是：“他编撰了舆地学著作20多种，这些论著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各个方面。”而选项改为了：“在杨守敬留下的83种著作中．有一部分是中国传统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3． 从文中看，哪几件事对杨守敬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6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①青年时代接触考据学，临摹《舆地图》。②赴京参加会试，结识了许多名流学人。③在日本搜访典籍，校勘珍本。④第七次会试失败后，绝意科举，专注学问。

解析从文中看，概括对杨守敬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事情，第一段是青年时代接触考据学，临摹《舆地图》。第二段中有两点，分别是赴京参加会试，结识了许多名流学人；在日本搜访典籍，校勘珍本。第三段开头是第七次会试失败后，绝意科举，专注学问。

4． 根据文章内容，请概括杨守敬取得多方面学术成就的原因。（6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①好学精神：聪明好学，刻苦用功，博览群书。②治学方法得当：既有考据学的基础，又能吸收新知识；既能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又不盲从。③广泛交游，视野开阔：结识名流学人，游学日本，多方涉猎。

解析分析成功的原因，主要通读全文，从作者的行文中可以找寻到三方面，分别是良好的精神品质，正确的学习方法和交友。

2008年山东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18分）

我所认识的梁漱溟

牟宗三

我是在梁先生于重庆北碚创办“勉仁学院”时（1948年）认识他的。“勉仁”是梁先生的书斋名，取儒家“勉于行仁”的意义：先前他也以“勉仁”办了一所中学。我是在建校以后去的，在那里待了一年多，所以对梁先生的学问与人格也有一些了解。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性情、智慧、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社会上一般的名人、名流不同。他对中国有极深的关怀，平生所志都在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寻出一条恰当的途径，例如“乡村建设运动”，就是梁先生思想见之于行动的具体表现，不只是讲说学问而已。

“乡村建设”的实践，就他思想的渊源来看，可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代表。这本书是梁先生应王鸿一之邀，在山东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的演讲稿合辑而成的。那时他还很年轻，不到30岁。这是当时非常了不起的著作，思辨性非常强，自成一家之言，不是东拉西扯、左拼右凑抄出来的，而是一条主脉贯串而下，像螺丝钉钻缝入几的深造自得之作，可说是第一流的。

梁先生没出过洋，又不是什么翰林学士，但一样可以讲中西文化问题：黑格尔没到过中国，也不认识中国字，但到现在为止，讲中西文化问题的，还没有一个超过黑格尔的，谁能够像黑格尔了解那种程度？这就是哲学家的本事了。梁先生讲中西文化，完全出自于他对时代的体认及民族的情感，而这又是承续自他家庭中关心国事的传统。梁先生的父亲梁济（字巨川），在民国七年时，为抗议象征着固有文化的清朝之灭亡，而自杀身亡。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也是梁先生格外关注的文化问题。

究竟，中国文化该何去何从？中国文化在清朝统治了300年之后，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直难以步上正轨，而始于17世纪近代文明的西方文化，就摆在眼前，应该如何作抉择？

梁先生曾说过一句话：要读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保存文化是对的，哪一个民族能否定自己的文化？但想了解中国文化并不容易，读《中国文化要义》恐怕不如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国文化要义》是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简约出来的，哲学味太重了，每一个项目都需要再加以申说，否则不易懂。而《乡村建设理论》，虽是他最用心的著作，企图自农村风俗习惯的横剖面的深刻剖析中，归结出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纵贯性不够，在方法论上“从果说因”，是有问题的。这是梁先生一生吃亏的地方，也使他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

梁先生晚年观念已老，也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尤其是文化上。

但是，在“文革”之时，他却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风骨与气节，这是他最值得敬佩的地方，他被批斗时，家具和所有的藏书也都被摧残烧毁，他并没有反抗，只极力要求破坏者让他保留一部字典，因为那部字典是向朋友借来的，烧掉了会对不起他的朋友。虽然最后这部字典还是不能幸免，被烧掉了，但是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到他那来自传统知识分子忠厚的一面。

梁先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扬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300年的中国文化。这是他的一生最有意义的地方，也正是梁漱溟先生象征“文化中国”的意义所在。

1. 文章第二段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和社会上一般的名人、名流不同”。这样评说梁漱溟的具体理由是什么？（4分）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有真知灼见：不只是讲说学问，还将思想付之于个体行动。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的能力，能力层级为C级。理解时把题干返回到原文中，结合上下句进行分析，尽量化用原文词句整合、组织答案。本题的答题区间很明显，由题干的提示，答案在第二段中就可以找到、找全。

2. 文章第四段写到了梁漱溟父亲自杀身亡，这段文字在文中有何作用？（4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表明梁漱溟关心中事是有家庭传统的：是梁漱溟格外关注文化问题的原因：使读者对人物更全面。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的能力，能力层级为C级。理解本题时，要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谈及“作用”，就要从内容和结构两个方面作答。本题设题比较灵活。实际上，在第4段中写的梁漱溟父亲自杀身亡，它是一个事例、一个论据。这样，本题就转化成了论据和论点的关系，论据是为了证明论点，所以在寻找答案时，就要抓住中心观点的句子。据此，参考答案中的前两个要点就很容易落实到位。至于第三个要点，则要考虑到文体特征。作为1篇评传性文章，记叙事件就是为了使读者对人物了解的更全面、更直观，故要点三也就不难理解了。

3. 作者在评述《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特点的同时，也指出了梁漱溟的不足。他的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哪几个方面？（4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中国文化要义》哲学味太浓；《乡村建设理论》在方法论上“从困说因”；晚年观念已老；在文化上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答“哲学味太浓、方法论上从果说因、观念陈旧、文化上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也可。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的能力，能力层级为C级。根据题干的提示，本题的答题区间很明显，在第七、八段。关键是答题要点组织得要有条理性，如第八段中就涉及两个要点，特别要看清其中的“也”字。

4. 作为1篇评传性文章，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认识”梁漱溟的？这样写对你的写作有何启示？（6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主要是从学问和人格两个方面去认识梁漱溟的。启示有四点：（1）从文体来说，要评传结合。（2）选取自己熟悉的材料。（3）中心内容的确立要体现人物的身份特征。（4）通过细节表现人物。

解析本题有两问，既考查了“分析文本的文体特征”的能力，又考查了“评价文本的主要观点”的能力，也考查了“探究文本中的疑难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能力，将分析综合C级、鉴赏评价D级、探究F级兼容起来了。虽然本题考查的能力点较多，但题目难度不大。第一问的考查，其答案非常明显，文章第一段就以一个概括性的句子展示出了作者的主要观点和写作角度：“学问”“人格”。第二问结合文体特征和文本特色即可作答。不足之处是4题的第二问。其中“通过细节表现人物”这一答案要点在文本中表现不明显，命题人忽略了评传性文章的一个重要东西，即真实、客观地表现人物。如果将“真实、客观地表现人物”替换“通过细节表现人物”，则答案就具体全面了。

3. 2011年全国Ⅰ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下笔不觉师造化

黄宾虹一生绘画艺术的大进展，多发生在他隐居的时期。这并不是纯粹的巧合，无需应酬杂务的宁静生活可以让他深思内省，促使画作和自然风景、隐居生活进一步契合。池阳湖画风之变是一次突变，源自他对江湖水光天色的写生，也来自他蓄积已久的思考，还来自苦涩现实对他心灵的影响。其弟子王伯敏多年后还难忘他老师的教诲：“读书的人，要甘于寂寞。寂寞能安定，定则心静，静则心清，清则心明，明则明白一切事理。作画，墨是黑的，只要眼明心清，便能悟出知白守黑的道理，画便猛进。”

1929年的一件盛事是教育部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南北国画家都参加。此时在上海美专任教的黄宾虹参加了展出工作，并发表了评介文章《美展国画谈》。文章提倡士大夫的逸品画格，以为不必求悦于人，人不知而不愠，才是真画者；还以为当时沪上流行的一种是细谨、工于涂泽的媚人习气，另一种是自矜才气、沦于放诞的欺人画风，以浮滑为潇洒、以轻软为秀润，真画者反不合时宜。他希望画者能坚持避俗趋雅的操守，力求华滋浑厚的画风，不要因一时俗世弃取而改变。

黄宾虹一向以为书画同源，所以称作画为“写画”。他以为上古时代书画不分，如伏羲画八卦、仓颉造字的一种主要方式就是象形，中国最早的文字中已有横线、纵线、弧线等线条形式；汉以后虽分书画，但仍是道归于一，三代以上笔法可从甲骨、古玉、铜器中求之。他在1929年编辑的《滨虹草堂古印谱》里曾谈到古印上的籀篆文字：点画的肥瘦方圆奇正各不同，有助于绘画笔法；而结构的疏密、参差离合、抑扬顿挫、回环往复，更可见章法布置之妙。所以，他作画时要置备金石拓本在案头。他由古玺印这种上古金石实物、临近原始的艺术形式中悟出笔法要旨，认识到书法、文字、金石、绘画都是同一来源，即来源于自然山水，从而找到回归造化之路。

黄宾虹常提到古代书法家从观察自然中有所领悟，如在雨后看车行泥沼，车轮在泥中转动犹如笔被纸墨所滞却仍圆转，不疾不徐、不粘不脱，由此笔法大进。他也常以自然山水之理来诠释自己的笔法，如“平”就是如风吹水动、一波三折；“圆”如行云流水、宛转自如，而石有棱角、树有桠杈，则是圆中有方；“变”则如石有阴阳向背、树有交互参差，山有起伏显晦、水有缓急动静。1922年他在给友人陈柱尊的信里说到，自己是以山水作字，而以字来作画。可见，他已将山水自然之理、《说文》六书之法、书法、画法相互打通。

现代画家以画为道抑或以画为艺，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上的对比，在黄宾虹和张大千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张大千一生充满传奇色彩，黄宾虹一生平静淡泊。张大千1925年在上海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26岁就扬名南北，后又去北平办画展，被称为“南张北溥”，可谓名满天下；而黄宾虹虽较早就有“南黄北齐”之称，但他直至1943年才在上海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这时他已经80岁了。

黄宾虹自来沪上就以鉴赏、鉴别真伪著称；而张大千仿作的石涛画，甚至瞒过了当时的大行家罗振玉、黄宾虹及其老师曾髯，可谓出神入化。还有对画与钱的关系，黄宾虹一生力避卖画，多以画赠友人知己。虽有润笔，与他的名气相比也很低，他一直严守传统士大夫不言阿堵的精神，过着清寂的学人生活；而张大千却有着对金钱的开通看法和潇洒追求，有过极高的润格，也卖商品画，出手阔绰。不同的人生态度最终体现在他们的画中，黄宾虹的画是典型的恪守传统的雅正的士夫画，张大千的画则有趋向民间、时尚的意趣。两人都是一代宗师，只是在境界上和被认可的领域不同而已。

（选自吴晶《画之大者——黄宾虹传》）

1.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5分）

A． 针对当时沪上流行的细谨、涂泽的媚人习气和自矜才气、沦于放诞的欺人画风，黄宾虹推崇细腻、轻软的逸品画格，倡导做“真画者”。

B． 由于我国书法、文字、金石、绘画同源异流，道归于一，要研究中国书法、绘画的笔法意蕴，就只能从上古时期的甲骨、古玉、铜器入手。

C． 书画家常能从观察自然中领悟到艺术的真谛，如由雨后看车行泥沼悟得笔法的疾徐粘脱，由石的阴阻向背、树的交互参差悟出笔法的变化。

D． 张大千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模仿的水平也极为高超，以至于他仿作的石涛画，甚至瞒过了当时的书画大行家罗振玉等人。

E． 本文通过记述黄宾虹博采众长、学习绘画的艰苦历程，描写了他在中国绘画艺术上的理论创见与突出成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位艺术家的感人形象。

答案答C给3分，答D给2分，答B给1分；答A、E不给分。

解析A. 黄宾虹提倡士大夫的逸品画格，以为不必求悦于人，人不知而不愠，才是真画者，力求华滋浑厚的画风；以浮滑为潇洒、以轻软为秀润是沪上流行的画风。B. 三代以上笔法可从甲骨、古玉、铜器中求之，不是“只能从上古时期的甲骨、古玉、铜器人手”。D. 应是鉴赏、鉴别真伪的大行家罗振玉。E. 本文没有记述黄宾虹博采众长、学习绘画的艰苦历程，没有描写黄宾虹的突出成就。

2. 黄宾虹一生绘画艺术的大进展，多发生在他的隐居时期。这是什么原因？请简要分析。（6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①减少应酬杂务，生活清净，便于深思内省和作画；②对江湖水光天色的写生使他的画风发生了突变；③安定生活使他眼明心清，能够悟出知白守黑的道理，画艺猛进。

解析：从第一段中分层归纳，即可得到答案。

3. 黄宾虹作画时为什么要把金石拓本摆在案头？请简要分析。（6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①从金石文字的点画结构中，他受到绘画笔法与章法布置方面的启发；②从金石拓本认识到书画同源，悟出画艺回归造化的路径。

解析抓住上下文中的关键语句“更可见章法布置之妙、悟出笔法要旨、认识到书法、文字、金石、绘画都是同一来源”即可总结出答案。

4. 尽管黄宾虹和张大千都是一代宗师，但二人的人生态度、对金钱的看法以及艺道旨趣却大相径庭。这给你什么样的启示？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8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观点一：恪守传统，力求雅正。甘于清寂淡泊，追寻艺术真谛。①与平静淡泊中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②淡泊名利，不言阿堵，保持传统学人本色；③避俗趋雅，不为流俗所动，寻求华滋浑厚的画风。

观点二：创新与模仿并重，理想与时尚兼顾。①创造与仿作兼顾；②对金钱的开通看法和潇洒态度；③注重民间时尚意趣。

观点三：既恪守传统，又踊跃创新，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享受人生。①守正出新，继承与创新兼顾；②怀抱艺术理想，追求名山事业；③脚踏实地，享受人生。

解析三个角度，可赞同黄宾虹，可赞同张大千，也可融合二者。

牛刀小试

1.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1~4题。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

“办大事，做高官”是李鸿章对盛宣怀一针见血的刻画，也可以说是对他一生发展道路的指引。盛宣怀是按照这条道路和程序走的，李鸿章也是照此方针培植他的。盛宣怀所经营的近代企业及与之相应的新式教育事业，在当时都是无先例可循的“大事”，但因为有李鸿章的大力支持而取得成功，并被李鸿章多次保举，直至官拜邮传部尚书。他因办“大事”卓有成效而至“高官”，反过来又利用“高官”的地位和权力来促进“大事”的发展。可以说，盛宣怀是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经过近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到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盛宣怀实际上已经全部或部分地控制了一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轮船、电报、铁厂、铁路、矿务、纺织、银行等大型企业。他在披荆斩棘、奋力开拓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新式人才十分重要，没有与这些新兴企业相适应的新式人才，将一事无成。那些皓首穷经的学究们绝不可能去搞机器技术和企业管理，科举所取之士对此一窍不通。那么，新式人才从何而来？盛宣怀认为，必须立足于自己培养，聘用洋师只是暂时的、短期的。之所以如此，煤铁矿藏“实以开采为大利所在，未便使外人久与其事”。基于这种认识，盛宣怀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往往创办附设于企业的带有训练班性质的学堂。比如办电报局时，他在天津、上海等地办有电报学堂；督办汉阳铁厂时，也办有附设的学堂。这些学堂在学制、课程等方面都只注重实用，理论和基础知识则不求系统，属于非正规的训练班。盛宣怀是一个有心人，“精细为群僚之冠”，他对这些训练班及时总结经验，作为以后办正规学堂的准备。

1895年秋，盛宣怀得到直隶总督王文韶的批准和支持，在其权力和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同他办实业一样，盛宣怀在办教育时也以“学以致用”为准则。他给北洋大学堂订了两条规则：其一是不许“躐等”。他说：中国过去学西学的学生成绩不显著的原因之一，就是“学无次序，浅尝辄止”，本大学堂的学员必须循序渐进，不许中途他骛，直至完成学业。其二是要学习专门科学技术，文字语言不过是工具。盛宣怀这一观点的形成，不仅源于他汲取了过去同文馆只学外语因而用途不广的教训，也是他自己在办实业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认识的结果。也正因为这样，后来当他的天津海关道继任者李少东请求将60名学生分别改学法语、德语和日语时，他毫不留情地加以阻止了。

1896年春，盛宣怀禀明两江总督刘坤一，请求“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设立南洋公学”。他非常慷慨地提出“学堂基地由臣捐购”，常年经费也由他所经营的轮、电两局岁捐十万两。此时正是盛宣怀大展宏图之际，因而主张南洋公学“取国政之义，以行达成之实。于此次钦定专科，实居内政、外交、理财三事”。显然，南洋公学是全国性的以培养政法人才为主的、由盛宣怀直接控制的正规学校。盛宣怀办学思想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他说：“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先务中之先务。”所以南洋公学陆续设立了师范院、外院（附属小学）、中院（中学）、上学（大学）和特班。郑观应赞誉说：“此乃东半球未有之事，其非常不朽之功业也。”

（选自夏东元《盛宣怀传》）

1. 下列对传记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

A. 经过近三十年的苦心经营与奋力开拓，到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关系国计民生的许多大型企业，都已处于盛宣怀的全面或部分掌控之中。

B. 盛宣怀认为，开采矿藏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一旦让外国人插手其间，将使中国的矿藏资源大量外流，因而主张完全自主开采。

C. 盛宣怀在天津、上海等地办的电报学堂和在汉阳铁厂时办的学堂，学员的实际动手能力普遍较强，而理论和基础知识则相对薄弱。

D. 盛宣怀认识到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性，认为科学所取之士不可能去搞机器技术和企业管理，必须通过新式教育培养所需要的人才。

E. 传记通过对盛宣怀教育思想及办学实践的记述，表现了他作为实业教育家的远见卓识，也反映了我国近代学校创办前后的社会背景。

答案BC。B项，煤铁矿藏“实以开采为大利所在，未便使外人久与其事”误，不是不给外国人插手，而是认为不便与外人久其事。C项，重视动手能力而已。

2. 盛宣怀在创办北洋大学堂时提出了哪些主张？反映了他什么样的教育思想？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他给北洋大学堂订了两条规则：其一是不许“躐等”。即“学无次序，浅尝辄止”，本大学堂的学员必须循序渐进，不许中途他骛，直至完成学业。其二是要学习专门科学技术，文字语言不过是工具，反映了他“学以致用”教育思想。

3. 盛宣怀创办并直接控制的南洋公学有什么特色？反映了他什么样的办学目的？请简要分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1）南洋公学是全国性的以培养政法人才为主；（2）南洋公学设立了师范院、外院（附属小学）、中院（中学）、上学（大学）和特班。

办学目的：培养与新兴企业相适应的新式人才，培养能搞机器技术和企业管理的人才。

4. 盛宣怀办学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人认为是他有丰富的办学经验，有人认为是他教育思想先进，有人认为是他经济实力强，有人认为是李鸿章的培植。你的看法呢？请就你认同的一种原因进行探究。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①有丰富的办学经验，办训练班、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②教育思想先进，学以致用，重视基础教育；③经济实力强，控制许多大型企业；④李鸿章的培植，保举做高官，支持办学。不要求面面俱到，只要能就以上四点中的任何一点或其他观点进行探究，即可根据观点是否明确、论述是否合理酌情给分。

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寂静钱锺书

周劼人

12月19日，寂寥的寒夜，清华园日晷旁，烛光隐隐。小提琴哀婉的曲调飘散在清冷的夜空，人们伫立无语，鞠躬，献上白菊。

偶有路人好奇：“这是在祭奠谁？”

有人低声答语：“今天是钱锺书先生辞世10周年。”

10年前，钱锺书先生安详离世。遵钱先生遗嘱，“一切从简”，连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也只有短短的20分钟。“如此寂静。”钱先生的一位生前好友说。那日，清华的南北主干道上飘起了一千只纸鹤，学生们用这种方式，静静地送别他们的老学长。

他的人生，本不寂静。

无论是人们熟稔的《围城》，还是近乎天书的《管锥编》，都惊讶了世人，折服了学界。《管锥编》单是书证就数万条，引述涉及四千位作家上万种著作。世人惊叹“大师风华绝代，天才卓尔不群”。

然而他却又静静地坐在书斋里，照例埋头读他的书，做他的学问。图书馆内很多冷僻线装书的借书单上，只有他一人的名字。即使是身处困境，他也只是默默地埋头书本。“文革”时他被送去干校劳动改造，能看的只有寥寥几本书，但只要抱起书本来，就能兴致盎然。第一批“大赦”回京的名单中，没有钱锺书，也没有杨绛。他们夫妻二人平静地走回窝棚，杨先生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先生歪着脑袋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文革”后，对钱锺书先生的称颂日渐声高，然而钱家的书斋内一如既往地平静。他谢绝了一切记者和学者的拜访，有人将此误读为“清高孤傲，自以为是”。

他人的不解，钱先生并未在意过。杨绛先生说：“他从不侧身大师之列……他只想安安心心做学问。”

“钱先生做学问是‘心在焉’,”清华大学一位老师说：“而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今天这个校园里，有多少人则是‘心不在焉’。”

清华大学一位博士生说，他多次读《围城》，读第三遍时忽然明白，“围城不是别人给的，正是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为自己编织的。钱先生没有为自己修筑围城，所以，他一辈子都活得坦然，真挚。”

10年后的清华，10年后的12月19日，依旧是纸鹤飘飞，烛光摇曳，依旧只有师生们的心照不语。不时有人向钱先生的照片投来好奇的眼光：“这是谁？”

他一生淡泊，未曾想过要轰轰烈烈。但也正是这种“寂静”中，他书写了后人无法想象也难以企及的波澜壮阔。我们往往只惊叹他“这个脑袋是怎么长的”，却总是忘了去关注他两耳不闻喧嚣事的用心苦读，以及恪守完整人格的刚毅坚卓。

寂静，这是钱先生的心底所愿。不要奇怪为什么他的离世和10周年纪念都如此寂寥，这正是他的一生的格调。

一位热爱他的读者说：“这个世上唯一的钱锺书走了。”是的，这个时代再也没有了钱锺书，但，是不是也因为这个时代不再寂静？

（选自2008年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1. 下列对作品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5分）

A． 文章写路人对清华师生祭奠钱锺书先生的好奇，突出了他人对钱锺书的不了解。他人之所以不了解，是因为钱锺书清高孤傲，拒绝了一切媒体的采访。

B. 不能被“赦”回京，继续留在干校，钱锺书夫妇依然平静。对于希望能够埋头读书、潜心治学的钱锺书来说，干校生活的缺憾只是“没有书”。

C. 钱锺书先生作为世人公认的大师，他的人生本可轰轰烈烈而不“寂静”，但他从不想侧身大师之列，没有修筑名利的“围城”将自己“围”住。

D． 题目“寂静钱锺书”，意味着文章要围绕各种人的“静”来写。如，写清华师生10年后纪念钱锺书先生，虽没有出现“静”字，但也暗示了“静”。

E．文章报道了清华师生的祭奠活动，写了钱锺书先生给人们带来的好奇、惊叹和崇敬，展现了他的大师风范和完整人格，给人以启迪。

答案AD。A项，“是因为钱锺书清高孤傲”错，原文是“有人将此误读为‘清高孤傲，自以为是’”，这说明清高孤傲是有人误读，而不是钱锺书的本性。D项，“意味着文章要围绕各种人的‘静’”错，“寂静钱锺书”围绕的应该是钱锺书而非各种人。

2. 文章倒数第二段加点词语“格调”的内涵丰富，请简要分析。

答：

答案钱锺书的“格调”是“静”。在品格修养上，他始终静静地恪守着完整的人格，这样才能一生宠辱不惊；在治学风范上，他始终墨守“寂静”，这是用心苦读，潜心治学的重要条件。（如有其他分析，言之成理亦可）

3. 文章的结尾说：“这个时代再也没有了钱锺书，但，是不是也因为这个时代不再寂静？”请结合全文，探究时代的“寂静”与产生钱锺书这样的大师之间的关系。

答：

答案探究要点：①人才的成长与时代有着紧密的关联。②辩证地看待现代社会不再“寂静”对人才的影响。③成为大师的关键在于自身能墨守寂静，恪守完整人格。（如有其他观点，言之成理亦可）

3.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从混血儿到美国总统

奥巴马1961年生于美国夏威夷，父亲是来自肯尼亚的黑人，母亲邓纳姆是堪萨斯州的白人，这一段婚姻没有维持多久，邓纳姆后来与印尼留学生结婚，也把6岁的奥巴马带到印尼。奥巴马10岁时回到夏威夷，与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奥巴马的父母离婚后，父亲1982年在肯尼亚死于车祸前，奥巴马只见过父亲一次。成年后的奥巴马在自己的回忆录《父亲的梦想》中披露，由于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他曾一度对自己的种族身份感到迷惑，并为此使用大麻和可卡因等毒品。

奥巴马198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91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就读期间，成为《哈佛法律评论》首位黑人主编，这是人才济济的哈佛法学院所有1600名学生当中的最高荣誉，奥巴马首次获得了全国性的认可。这个位置通常被视为法律专业学生毕业后进入美国最高法院当法官秘书、进而步步高升的敲门砖，但奥巴马毕业后，却选择了芝加哥一家专门受理民权诉讼的小型律师事务所，当了多年的“穷人人”。

经过3年的法律实践和民间行动，奥巴马决定适时参加选举政治，直至当选联邦参议员。2007年2月10日，奥巴马在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正式宣布竞选2008年美国总统，他在演讲中说：“在林肯呼吁结束分裂、团结一致的老议会前，美国人的希望和美国梦仍在继续。” 奥巴马借用林肯的政治符号遗产，博得了黑人的好感，同时也博得了草根阶层的好感。在演说中，奥巴马发出变革的呼声：“我在学习华盛顿政治做派上投入时间不多，但我很早就意识到，华盛顿的做派必须变革。”他的参选演说获得了很多反对种族歧视支持人类平等权利的人的支持。

2008年11月5日，奥巴马正式当选为美国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

奥巴马生逢其时，美国民众厌倦了伊战泥潭、经济停滞以及霸道刚愎、支持率极低的小布什总统，对政府和国会都十分失望，渴望改变现状；在美国人看来，奥巴马由白人祖父祖母抚养、又在亚洲短暂生活；在哈佛受精英教育，又回到非洲裔社区做基层工作，他的经历代表了美国一代的梦想。

奥巴马承诺，如果他成为美国总统，他将使整个美国在共同使命感的感召下团结起来，使美国的历史翻过近年来政治四分五裂、愿望一再落空的灰色一页。于是在竞选中他不断重复“改变”、“希望”和“相信”这几个关键词。

许多人对奥巴马政府寄予希望，但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说，美国正面临“历史性的危机”“这场危机是长期形成的，我们没有捷径可走，而且经济在好转之前还可能进一步恶化。”他补充说：“全面的复苏不可能马上出现。许多专家现在相信，我们明年可能损失数以百万计的工作”。

（节选自《奥巴马传》）

1． 关于奥巴马的生活经历，下列选项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混血儿的身份，使奥巴马曾一度对自己的种族身份感到迷惑，干过不好的事。

B． 奥巴马曾经在美国、印尼、肯尼亚生活过，丰富的生活经历也是他竞选的有利条件。

C． 奥巴马成为《哈佛法律评论》首位黑人主编后，首次获得了全国性的认可。

D． 奥巴马从基层工作做起，使他更深切地接触民众，关注民生。

答案B。原文没有说明奥巴马曾在肯尼亚生活过，属于无中生有。

2． 下列选项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黑人总统，这表明黑人在美国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是民主政治进步的标志。

B． 奥巴马坦率承认自己政治经验不足，但他发出的变革的呼声却打动了美国民众。

C． 美国民众厌倦了伊拉克战争，且认为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经济停滞。

D． 奥巴马出言谨慎，他认为自己执政后，经济仍会低迷一阵，但最终会好转。

答案A。原文说“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改成“唯一”则是偷换概念。

3． 奥巴马决定参加总统竞选时，借用林肯的政治符号遗产，用意是什么？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为了博得黑人的好感，为了博得草根阶层的好感，为了获得一切反对种族歧视支持人类平等权利的人的支持。

4． 根据文意，概括奥巴马竞选获胜的原因。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范文【第二篇】

关键词：清末时期；师范教育；背景；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995（2020）01-0072-07

師范教育，是教育的母机。近代梁启超置身中西文化交锋的特殊时期，深感兴办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为此，他明确提出：“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1]35正是在开明思想家的呼吁下，在西学东渐与教育救国思潮的推动下，我国终于在19世纪末开启了师范教育。1897年盛宣怀在南洋公学设立师范院，标明中国拉开了师范教育的序幕。“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同样，教师教育发展理应回溯其发展历程、反思其利弊得失，因此，研究中国师范教育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清末师范教育发端的背景与动因

近代中国社会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近代中国教育却始于1862年创建的京师同文馆。因为中国首次出现与西方教育接轨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校教育，从此西学开始纳入教育内容，班级授课制的首次采用，现代管理模式走进学校，这些均具有标志性意义，一改以往传统教育的课程、教学与管理模式，给历经数千年施行传统教育的中国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气象。然而，近代中国师范教育发端于1897年的南洋公学师范院。师范教育肇始于此时的原因：一方面是洋务运动以来新式教育快速发展对大批合格师资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是教育救国思潮驱动、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的牵引。

（一）近代新式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教育借助军事与政治力量逐步浸染古老的神州大地，中西文化教育进入碰撞、博弈与交锋时期。在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威迫下，清政府改变了以往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传统思维，看到了西方先进器物背后的科技与教育的发达，因此，启动试图强兵富国的洋务运动。在办理洋务企业过程中，遇到的首要困难是人才问题。于是从1862年开始陆续兴办语言学堂、军事学堂、科技学堂等各类新式学堂，语言学堂主要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军事学堂包括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科技学堂主要有福建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福建电气学塾等，这些学堂采取与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组织管理模式，培养目标、办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日常管理、课外活动等各个环节均采用现代西方教育模式，着实给千余年来奉行固有传统办学模式的中国教育带来了一股新风，使中国教育走上了与国际接轨的近代化道路。

然而，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第一，尚未形成系统的学校教育体系。洋务学堂大致相当于中学教育层次，因而当时的新式学堂可谓“空中楼阁”，下无基础教育，上无高等教育。第二，地域分布不均匀。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新式学堂，大都集中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南京等城市，中西部地区很少，导致新式教育在全国的影响力有限。第三，教育内容设计不够科学。中西学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与有效结合，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西学学习仅限于皮毛，正如鲁迅所批判的那样：“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第四，缺乏受过系统师范教育的本国师资。洋务学堂的教习分中国教习和外国教习，洋教习是直接聘任的国外来华传教士，洋务学堂大都是洋教习，因此，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讲道：“一切教习，多用西人。西人言语不通，每发一言，必俟翻译展转口述，强半失真，其不相宜一也。……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其所以为教者，专在西学。”[2]445而仅有的少数中国教习也多来自饱读儒家经典的旧知识分子，这些中外教习中接受过系统师范教育的甚少。

在甲午海战之后，洋务派苦苦经营三十多年的北洋舰队被“蕞尔岛夷”——日本打败，使得这个老大帝国无地自容，同时也引发了大清臣民的彻底反思，并重新审视东方小国日本。从此中国人开始学习和借鉴日本文化教育，不仅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向日本，而且为了“开民智”参照日本建立初中高三级学校体系。甲午战争之后，“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遍设学校，复古法，采西制，以教多士”[2]446。随着中小学堂的不断增加，培养大批适合新式学校教育的师资势在必行。

（二）教育救国思潮的驱动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接连不断地发动多次战争，清政府屡屡失败，每次战争均以签定不平等条约而告终，大清帝国的尊严丧尽、威风扫地。在清末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各阶层有民族自尊心的国人均试图从各个层面掀起挽救民族危亡命运的运动，譬如军事救国、革命救国、政治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等等。其中倡导与参与教育救国的人士也来自各个领域和阶层，有来自清朝统治集团的要员，如奕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有来自维新改良派的代表，如郑观应、冯桂芬、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还有实业家及封疆大吏的幕僚，如盛宣怀、吴汝伦、张謇、严修等。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代表奕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统治集团要官看到了教育在挽救民族命运中的重要作用，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观念促使他们产生教育救国的理想并开始了初步教育改革。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创办开始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创办了首批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到欧美，翻译西学著作，这些对于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和教育理念具有积极作用。

19世纪90年代是中国近代历史变革与转折时期，正如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所讲：“19世纪90年代是转折点，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扩展，为90年代中期在士绅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3]27尤其是甲午战争中国惨遭失败，民族危机的现实更激发人们去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当时的知识分子更多关注的是日本近代强国经验，形成了教育是国家图强重要途径的共识。倡导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极力倡导教育救国，大力呼吁发展教育，通过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来拯救民族危机。1892年郑观应就提出学校教育是治理国家的关键的论断，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4]509康有為于1895年在《公车上书》中也强调：“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5]97将人才视为国力强弱的关键，人才培养有赖于教育。梁启超也于1896年在《变法通议》中讲道：“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2]433将兴学校、开民智作为强国富民的第一要务。

同时，实业家及封疆大吏的幕僚，如盛宣怀、吴汝伦、张謇、严修等，也加入倡导教育救国理想与实践的行列。一方面，他们极力呼吁兴办教育，拯救国家；另一方面，又身体力行，兴教设学，开展教育救国实践。曾为李鸿章幕僚的盛宣怀于1895年在《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禀》中写道：“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2]2为此，之后不久就奏准设立天津中西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成为中国普通学校分级设学之开端；1897年又创办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并内设师范院，开创了中国师范教育之先河。后来，实业家张謇也极力倡导教育救国，尤其呼吁大力兴办师范教育，他说：“一艺之末，学必有师，无古今中外之通义也；况图国家强立之基，肇国民普及及教育乎！”[5]310并创立了通州师范。正是在这批致力于教育救国理想与实践的教育家的极力呼吁与推动下，我国的师范教育才得以发端并逐步发展。

（三）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的牵引

西学东渐，是自明清以来到近代西方文化逐渐向中国传播与渗透的历史过程，是中西文化交锋与碰撞的产物，也是引领中国文化教育走向近代化的重要牵引。自明万历年间始，西方传教士就来中国在传播基督教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科学技术，明清时期翻译了几部西方科技方面的书籍，但对中国政界和学界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只是对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增添了好奇心而已。后来随着雍正的禁教和乾隆的闭关，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一度中断，但个别的西学东渐活动并未完全停止。

19世纪中叶传教士借助西方的强大军事力量再度大批进入中国，设立学校、成立学会、翻译书籍，广泛传播西方的科技、文化与教育。活跃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著名传教士有马礼逊、米怜、布朗、爱尔德赛、裨治文、狄考文、丁韪良、施约瑟、林乐知、李提摩太、日意格等，这些传教士在创办的教会学校全面传授西学课程，采用现代教学方法，实行班级授课制，注重实验教学，以促进学生德智体和谐发展为指归，当然传教是他们的根本目的。对近代中国而言，这些教会学校采取的是全新的教学与管理模式，这就给“青一色”的中国传统教育带来了一股新风。

面对西学东渐对教育的影响，清政府的应对策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所以形成“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有赖于一批思想家、教育家的呼吁，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冯桂芬倡导“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53，到郑观应主张“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5]53和沈寿康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6]，最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中体西用”作了理论总结与提升。因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课程，其目标当然是接纳西学”[3]324，因此可以说，尽管“中体西学”有其弊端与不足，但总体来看对近代中国教育逐步形成开放格局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正是在西学东渐的牵引和中体西用的推动下，19世纪末期中国教育进入了自上而下的主动变革时期，包括师范教育的开启。正如费正清所说：“在1896-1898年的两年中，教育改革之风席卷全国。”[3]324这两年是清末教育实践改革最活跃时期，譬如南洋公学、天津中西学堂、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外，师范教育办学实践也是起步于这两年当中。

二、清末师范教育思想的内涵解读我国师范教育办学实践活动能于清末得以开启，得益于晚清教育思想家的极力呼吁与倡导，其中影响最大、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张之洞与梁启超。这两位教育家分别在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时期站在教育救国的角度去大声疾呼应兴办师范教育，培育中国师资，促进教育发展，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尽管两位教育家所处时代不同，所站立场不同，发表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其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挽救国家与民族命运，大力呼吁发展教育，而发展教育必须优先兴办师范教育。

（一）张之洞的师范教育思想

晚清名臣张之洞学问高深，位高权重，功绩卓著，声名显赫。他身居高位四十余年，在兴办洋务企业过程中，深感人才的奇缺，因此，毕生关注教育，注重兴教设学，倡导教育救国。而发展教育的关键在师资，他说：“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资；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7]424他在积极兴办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对师范教育的地位与价值做了诸多思考，逐步自成体系的师范教育思想，而且对清末我国师范教育体系初创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1.师范教育的地位与价值

张之洞从国民基础教育发展对师资需求的角度去论及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与价值，认为我国要发展国民教育，必须解决中小学教师问题；而中小学教师的培养与造就，有赖于师范教育。因此，他于1902年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讲道：“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2]379借鉴国外办学经验来强调清末兴办师范学堂的重要价值。

清末针对师范教育在我国是否要从普通教育中分离出来独立兴办，曾掀起过争论。有不少人不主张单独创办师范学堂，而作为向来重视教育的封疆大吏张之洞，站在中西教育比较的高度，全面审视了师范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极力主张独立兴办师范学堂。强调“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尤为重要，师范学堂应在筹办小学前先普通学堂分设。”[7]334张之洞在参照日本办理师范教育模式基础上，力排众议，极力主张清末创办师范学堂。他认为，只要师范学堂办好，又能带动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师范愈多，大学堂亦岂患无师哉？”[5]247张之洞的这一思想被吸收到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当中，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学制中明显将师范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得以确立。

张之洞毕生热衷于兴办各类教育，每到一地任职，均要兴办或修复书院，创办新学堂，但在辦学过程中深深感到，师资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因而他发出如此感慨：“各省学堂之不多，患不在无款无地，而在无师”。[8]1663为此，他提出“办理学堂，首重师范”[8]1590的论断，并且将师范培育的教师置于各类学校教育的整体治理框架内进行考虑，认为师资在学校教育中比课程、教学、管理更重要。他强调：“各属开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9]4255在他看来，师范教育中人的因素是最能动的第一要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之洞身体力行率先在自己任职的湖广总督期间先后创办了十多所师范学堂：1902年在武昌创办湖北师范学堂，1904年在武昌兴办湖北师范传习所，1904年又将两湖文高等学堂改建为两湖总师范学堂，1905年令湖北各地中学堂一律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师范讲习所，1906年又创办湖北女子师范学堂。在办学实践中，他的师范教育思想更加趋于成熟。

2.师范学堂的内部管理

张之洞不仅从宏观方面论述了师范教育的地位及价值，而且从微观层面对师范学堂的内部管理也作了具有的指导性论述。

首先，给予师范学堂学生以优厚待遇。清末师范学堂学生分官费生和私费生两类，官费生由政府提供学费和生活费，私费生则由学生自己解决学习与生活费用。当时官费生占主体和多数，这些官费生按照张之洞的建议，依照日本实行公费制，无论初级师范学堂学生，还是优级师范学堂学生，一律不收学费、学习用品费与生活费。在张之洞主导下制定的《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初级师范学堂经费，当就各地筹款备用，师范学生无庸纳费。”《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公共科及分类科学生在学费用，均以官费支给；惟加习科学生，由分类科毕业生选取者，仍由官给费用。”[7]258可见，师范生中的官费生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完全实行师范生公费教育。

其次，教育师范学堂学生应尽职尽责。张之洞主导制定的《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明确规定，清末优级师范学堂学生在校享受免费教育，但毕业后必须服务于本省或全国其他教育部门的教育工作，而且在教育领域的服务期至少为6年。“优级师范学堂分类科毕业生，有效力本省及全国教育职事之义务，其义务年限暂定为六年。”如果不服从安排，就取消其教师任职资格，同时还要“缴还在学时所给学费以示惩罚”[7]258。旨在巩固师范生的专业思想，进而稳定各类教育的师资队伍。

再次，培育师范学堂学生的优良品德。张之洞从维护晚清统治的高度去认识加强师范学堂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还将师范生的品德放在关乎国家强弱与国民智愚的高度去思考相关问题。在他看来，对师范生“当激发其爱国志气，使之学成后必当勤学诲人，以尽报效国之义务。……必须常以忠孝大义训勉各生，使其趣向端正，心性纯良。”[10]667师范学堂应当培养师范生养成爱国勤学、志趣端正、善良纯朴的优良品质，进而使之忠于职守，潜心教学，报孝国家。

复次，强化师范学堂学生的专业学习。作为未来教师，师范学堂学生必须加强对教育类课程的学习，掌握教育基本原理，为日后从事教学工作奠定专业基础。张之洞也有同样认识，他主张师范学堂学生在学习文化基础知识的同时，要加强对教育理论的学习。他在办理湖北师范学堂时明令“于普通学外另加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日课以八点钟为率，专为养成中小学堂教习。”[4]380将教育学、教学法、学校管理学等课程列为师范学堂的专业必修课程，以此来帮助师范生掌握教育教学专业知识与技能。

最后，培养师范学堂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之洞深知作为未来教师的师范学堂学生，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还要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否则日后难以胜任教员职务。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于1902年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谈到湖北师范学堂办学事宜时讲道：“湖北现在省城设师范学堂一所，择地城东宾阳门以南，老官庙以东，青草坡地方创建屋宇。以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归师范学生教课，以资实验师范课程。”[4]380明确提出在湖北师范学堂附近设立附属小学，作为师范生实习实践基础，主要用来为师范生提升教学实践能力。他主持制定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也规定，师范学堂学生“要到附属小学堂练习教育幼童之法则”[10]671；《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更是明确规定，“附属学堂之设，所以备研究普通教育之成法，以图教育进步，为各普通学堂之模范，且以资本学堂学生之实事练习。”[10]694要求各级师范学堂均要设立附属学校，为师范生提供实习与实训场所。

总之，张之洞从教育救国的高度，以参与主持洋务运动的体验与思考为基础，纵论清末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与意义，甚至将其上升到富国强兵的战略层面。同时，结合自己在湖广和两江办理师范学堂的经验，又从微观层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清末师范学堂的具体办理理念及方法。他的师范教育思想，对指导清末师范教育实践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引领作用，也为当今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与启示。

（二）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学问家，其思想深邃、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文采卓越，在近现代众多社会科学领域引领风骚。其教育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立论恢宏、多有创新，尤其是他的师范教育思想论述精辟，引领潮流，直接推动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办学实践。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形成于19世纪末，是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和“教育救国论”思潮日益兴起的背景下提出的。尤其是当洋务派苦苦经营了30多年的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惨败，随着马关条约的签定，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梁启超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不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教育的发达；中国的落后并不在器物层面，而在于制度老化与教育落后。因此，欲救亡图强，必须进行法维变新，包括变革教育体制，大力兴办新式学校。梁启超大声疾呼：“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2]433而开民智的关键在兴办学校，“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2]438。为此，他说：“今之识时务者，其策中国也，必曰兴学校。”[5]143可见，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建立在其教育救国理想的基础之上。

1.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

梁启超在反思中国传统教育与洋务教育存在弊端之原因的基础上，得出了师范教育为“群学之基”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中国教育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是“所设各学堂，所以不能成就人才之故，虽由功课未能如法，教习未能得人，亦由国家科第仕进不出此途，学成而无所用，故高才之人不肯就学。”[11]324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没有合格的教师，而没有合格教师的原因是没有培养教师的摇篮。中国古代的官学教师大都是科举出身，其十有八九“六艺未卒业，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2]444，在教学中一味追求师道尊严，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导致“士之教焉学焉于其间者，亦终身盘旋于胯下而不复知有天地之大。”[5]142使学生的视野受到很大局限，能力也得不到培养。让这些老学究当教习，真乃“是欲开民智而适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适以弱之也。”[2]446可见，师资对于教育质量而言是何等之重要。因此，他说：“师范学堂未立，教习不得其人，一切教法皆不讲究，前者学堂不能成就人才，皆由于此”。[11]229

即使是洋务运动时期兴办的新式学堂学习西学，也是“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2]454尤其是新式学堂“一切教习，多用西人”[5]143，而这些西方教习大多不懂汉语，教学效果并不好。原因有四：其一，西方教习语言不通，教学困难。因为“西人言语不通，每发一言，必俟翻译辗转口述，强半失真”[5]143，因语言沟通的不畅，导致难以达到预期的培养效果。其二，中国与西方教学方法不同。“西人幼学异于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往往有华文一二语可明，而西人衍至数十言者，亦有西人自以为明晓，而华文犹不能解者”[5]143。其三，长期聘用外国教习容易导致中国学生“弃中亲西”。他说：“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其所以为教者，专在西学，故吾国之就学其间者，亦每拨弃本原，几成左衽”[2]445。如果长期聘请西方教习，就会导致我国学生丢弃传统文化，出现崇洋媚外的倾向。其四，各国在华教习知识背景与教学规则各异，导致中国学生无所适从。“所聘西人，不专一国，各用所习，事杂言庞”[2]445，容易将学生搞得思维混乱，不知所云。其五，西方教习薪俸又成倍于华人。梁启超认为，洋教习不仅不适用、没效果，而且还薪俸非常高，“西人教习，既不适于用，而所领薪俸又恒倍于华人”[2]445。其六，况且还有一些缺乏专业训练的洋教习。梁启超说：“率天下士而为一至粗极陋之西人，夫国家岁费巨万之帑，而养无量数至粗极陋之西人，果何取之？”[5]144用这样的不合格洋教习来教育我们的学生，简直就是误人子弟。

鉴于以上原因，梁启超极力倡导尽快开办培养专业师资的师范教育，“学究必由师范学堂，使习于教术，深知其意也”。[12]209进而提出梁启超提出师范教育为“群学之基”的科学论断。为了呼吁清政府创办师范教育，他于1896年在《變法通议》中专门单列了《论师范》篇，专门论述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与价值，他明确提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5]144而“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2]439“故师范学堂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师范学校是一切学校的根基，教师则是学校教育的关键与核心，“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13]980

2.倡办师范教育的理念

梁启超不仅强调我国开办师范教育的重要价值与意义，而且参照日本师范教育模式，结合中国近代教育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师范学堂办学理念。

第一，师范学堂的设置。由于清末新学制颁布以后，府州县均设立新式学堂，因而基础学校教育对师资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各级学校需要大批教习。在他看来，新式学堂不能再用那些传统旧式官学或书院培养的耆学名宿为教习，也不能大量高薪聘请那些语言不通、态度粗陋的外国人为教习。最好的办法是本国兴办师范学堂培养适合自己国情的师资，即“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遍设学校”[5]143，尤其是设立师范学堂，“以师范学堂之生徒，为小学之教习。”[5]144他明确倡导普通师范学堂主要以培养小学教师为主，专门师范学堂主要以培养中学以上教师为主。正是在梁启超对师范教育办学理念引领之下，1896年盛宣怀在南洋公学内设立了师范院，1904年清政府出台的癸卯学制中对师范教育做了明确的制度安排。

第二，学校课程设置。梁启超主要根据日本师范学校课程体系，提出了我国近代师范学校课程设置的设想与建议。他认为，日本普通师范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有17门：修身、教育学、国语（日语）、汉文、史志、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习字、图画、音乐、体操、西文、农业、商业、工艺等。他主张参照日本师范学校课程标准，适当进行修改增删，我国师范生应掌握的课程内容包括：“须通习六经大意，讲求历朝掌故，通达文学源流，周知列国情状，分学格致专门，仞习诸国言语。”[2]446除了倡导借鉴学习西方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外，他倡导师范生应当认真研习《学记》，因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教学思想和为师之道，因此，建议师范生须“循而用之”。

第三，培养质量评价。师范学堂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影响着基础教育的师资水平，进而影响到中小学校的办学质量。因此，梁启超说，应“以小学堂生徒之成就，验师范学堂生徒之成就”，[5]144判断师范教育教学水平与培养质量，主要依据其培养出的师范毕业生所任教的小学校所培养的小学生的素质与能力。师范生培养质量高，毕业后在小学任教就会教学有方，尽职尽责，从而培养出优秀的小学生。

三年之后，其可以中教习之选者，每县必有一人。于是荟而大试之，择其优异者为大学堂、中学堂总教习，其稍次者为分教习，或小学堂教习。则天下之士，必争自鼓舞，而后起之秀，有所禀式，以底于成。十年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2]447

梁启超就是想通过鼓励优秀的中小学教师逐步升任总教习，或逐级提升为高一级学校的教师等办法，来激励师范生热爱教育，安心向学，进而提高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水平与培养质量。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第三篇】

一 、 盛宣怀涉足航海教育的历史背景――其洋务事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

19世纪70年代起，盛宣怀先后创建或经营了轮船、电报、铁路、矿务、纺织、银行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兴办洋务事业的实践，使其深刻地认识到人才匮乏的严重性，认识到要办好洋务事业，必须创办新式学堂，培养通晓西语、西艺的新型人才。早在兴办经营煤铁矿时，他就指出：“开矿不难在筹资本，而难在得洋师(注：指懂得新式开矿技术，能指导中国人开矿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1“矿务既属兴利之大端，而人尤为办学之先务”。2这表明在盛宣怀心目中，企业人才重于资本。早在1873年在考察福州船政时，他就提出了创办学校培养人才主张。1883年，他就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创办电报学堂。但它们仅仅属于培养中、初级技术人才的培训班，不属于正规的高等学堂。

从1872年开始，盛宣怀开始涉入轮船、航运领域。1872年，他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其采纳。李鸿章委任盛宣怀办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这是盛宣怀办理轮船航运的开始。自此之后，他相继出任与航运相关的官职，1879年，署天津河间备道；1884年，赴粤办理沙面事件；同年，署天津海关道；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次年，在烟台独资经营客货海运，航运范围不仅扩大到山东整个沿海，而且还开辟了烟台至旅顺的航线。盛宣怀还在任轮船招商局督办后，倡议设立航行于内河的小火轮航运公司并取得成功。

随着盛宣怀航运相关事业的发展，机器制造和轮船航运方面的新式人才的缺乏也越来越明显。例如盛宣怀在主办轮船招商局的时候，洋人技术人员以“傲我无视”（左宗棠语）而不肯听命于我的傲慢态度，盛宣怀认为：“必俟华人能自驾者，（洋人）方能俯首听命。”3大量使用洋员也使得国家航权难以自主，中国高级航海人才的缺乏桎梏着海运业的发展。为挽救航权，振兴国运就必须“急仿各国开商轮驾驶学堂，教育人才。”这是因为“既需船械，要精制造；既精制造，要识驾驶。所谓有人才而后可与人争胜也。”4所以，盛宣怀于19世纪90年代初说过，他自己对于培养驾驶等航运方面的技术人员“久有此意，志在必行……志在设一商船学堂……”5这个愿望直接促使盛宣怀办理或支持办理培养航运专门人才的科目和学堂。而且，随着他创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的过程，愿望逐步实现了。

盛宣怀于1896年南洋公学创立之时即任学校督办，至1905年将南洋公学移交商部管理后卸任，苦心经营十年整，一直是南洋公学的最高决策者，他为创办南洋公学多次上奏朝廷，为发展南洋公学殚精竭虑。

盛宣怀极力主张办商船学堂。南洋公学于1905年改归商部办高等实业学堂后，除商科、工科外，复设立了高等船政专科。1908年，盛宣怀任邮传部6右侍郎，1909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航海高等教育走上了自己培养高级航海人才的道路，在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及航运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切都离不开盛宣怀的推动。

1911年，晚清邮传部鉴于招商局高级船员皆借才异地，因此要建设商船学校以为船员之需。9盛宣怀于1911年呈皇帝溥仪的《筹办商船学校大概情形折》中说：“……商务振兴，必借航业，航业发达，端赖人才。通商以来，洋舶辐辏内河外海门户洞开，我国地居大陆，不习海事，虽有轮船招商局，仅通域内，未涉重瀛，管驾各员且皆借才异地，三年蓄艾，今为要图……”8此折很明确地说明他筹办商船学校是为了培养航海人才，发达行业，振兴商务。吴淞商船学堂于1911年7月招生，报名投考者竟达2000余人。但“取额极隘”，乃由浙江旅沪学会移拨吴作镆捐商船公会会银2万两，开办了宁波分校。盛宣怀亦拨款支援。

二、盛宣怀对航运教育的经费支持

盛宣怀对航运教育一直很支持。1872年，他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其采纳。之后，他参与了轮船招商局的筹办，招商局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经营效益的改善，开始捐助新式学堂办学。如，向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海军学堂每年捐款2万两白银。

盛宣怀自1885年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以来，对于航运人才等新式人才培养的经费支持，他更是不打半点折扣。1895年，盛宣怀筹办北洋公学；1896年，筹办南洋公学，这两所学校筹办的过程中，经费需求，盛宣怀也没少从轮船招商局支出。盛宣怀曾在上奏朝廷的《条陈自强大计折》的附片《请设学堂片》折中，为免除朝廷对办学经费的担忧，他再次强调学堂的常年经费由自己所经营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拨付，其他关于公学房舍、仪器、图书等设施，乃至派遣学员出国留学等经费，均由他自行筹措和储存。南洋公学的筹建，盛宣怀倾注了相当大的心力。盛宣怀也实实在在地支持着南洋公学，在他担任南洋公学督办后，轮电两局每年都提供了十万两银作为学校经费，只有在1903年袁世凯利用盛宣怀处于丁忧期间（其父亲去世）霸占轮电两局，断了学校经费来源，才暂停拨付。

1905年将南洋公学移交商部管理后，盛宣怀请辞南洋公学督办。但之后南洋公学办学过程中遇到的经费问题，盛宣怀总是鼎力相助。南洋公学1907年移归邮传部更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成为当时全国交通系统最高学府。

1907年底，唐文治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校长，其上任后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经费短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属于邮传部，学校经费主要来自邮传部管辖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两局每年十万两，以及以学校名义购买的股票生息和存款利息。随着学生人数增加，学校建筑费以及教职员工开支日繁等等，原定的十万两早已入不敷出。经费短缺也成为是唐文治掌校期间始终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但学校从1907～1915年间经费总能略有结余，[9]学校正常运转，这一切都离不开1908年升任邮传部右侍郎的盛宣怀的支持。

1911年盛宣怀升任邮传部尚书，对唐文治更是全面支持。唐文治得知盛宣怀升任尚书后自是欣喜万分，致函曰：“文治忝领斯席，倏已三年余，兹明知库款维艰，时时加意抟节。但年来百物翔贵，而学生之负笈来者业已数倍于前，至不得已而改招通学生之冀从此可节赔垫之费，然实业各科注重工厂实习，校中厂屋尚不敷用，本年只好暂缓，而目前支绌情形正在无从设法，幸逢我公入长邮曹，千载一时，与本校有密切之关系”。10

盛宣怀也以实际行动支持唐文治，不仅增加学校预算，还将自己的私产赠予学校建筑校舍。11唐文治掌校期间是学校发展的关键期，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既有辛亥革命前后的动荡政局，又有学校自身积累的弊端。而学校却在这样的环境中，稳步前进，不断拓展，盛宣怀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盛宣怀的帮助，唐文治的办学必定甚是艰难。1917年学校举行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唐文治在纪念会上感叹说：“幸赖大部始终维护，并赖社会诸君子及旧同学互相辅助，尤赖盛杏荪先生从前积有基本金，稍可支援，卒能转危为安”。12

参考文献：

[1] 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A].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 盛宣怀，上李鸿章禀[A].夏东元，盛宣怀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3] 盛宣怀在钟天纬《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上的批词，《格致课艺全编》卷2，页8.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

[4] 夏东元，郑观应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101～102 ,258～259.

[5] 盛宣怀在钟天纬《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上的批词，《格致课艺全编》卷2，页8.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

[6] 清代邮传部是清廷主管“路、轮、邮、电”四政的行政结构。

[7] 史业校，大连海运学院校史[M].大连：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89. 12 ,14 ,20.

[8] 洪振权、桑史良主编。中国航海高等教育之源，吴淞商船学校建校一百年纪念[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9] 《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315.

[10] 唐文治致盛宣怀函：1910－8－31［B］．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57718)．

[11] 唐文治致盛宣怀函：1911－3－24［B］．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44084)．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第四篇】

关键词：北洋大学堂；中国；高等教育；缘起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缘起问题，涉及到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开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落笔处。可是目前尚缺乏统一的定论，有起源于福建船政学堂说，起源于京师大学堂说，起源于湖南大学的千年学府说，等等。这就给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分期和断代带来了困惑。本文依据教育学者潘懋元先生给出的判定高等学校历史地位的标准：“一所高等学校的历史地位，创办时间排序第一或前列，固然有它的历史意义，标明他得风气之先，起先驱作用。但更重要的是看他在历史上的影响，对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乃至在文化、经济、政治近代化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分析北洋大学堂和中国高等教育起源的关系，乃至于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引领作用，应是探索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点。

一、北洋大学堂的办学水准和办学特色

北洋大学堂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是甲午战争后为“兴学救国”而建立的我国近代第一所大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炮声使中国人振聋发聩，它不仅使中国的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震惊和醒悟，更重要的它“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起点”。亲身经历这次事变的吴玉章在回忆录中写到：“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四万

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喊出了四亿国人的悲愤。此时的清朝统治者急于寻找“自强”“求治”之道，清光绪皇帝于1895年5月下谕：“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宜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实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槽，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应及时举办。……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上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除文到一月内分折复奏。”是年5月，维新派代表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主张改良政体，“废科举，兴学校”，批判“中学”提倡“西学”。9月，洋务派代表盛宣怀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并上奏《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建议引进西学，开办大学。10月2日，光绪帝批准，北洋大学堂建立。在举国上下感受到教育和科技落后带来的切肤之痛后，国人认识到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面临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北洋大学堂为“兴学强国”而建立。

北洋大学堂基于洋务运动20年来开办西式教育的基础，借鉴其经验和教训，办学起点高，学科设置先进，直接和世界先进国家的高等教育接轨。

第一，北洋大学堂初创即是本科层次的大学。

首先，北洋大学堂建立之始就定位为本科层次的大学。盛宣怀在建立北洋大学堂的章程中写到：“头等学堂，本年拟先招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选三十名列作末班。――至第四年底，头等头班三十名，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

其次，从学制上看，与欧美大学学制相同。头等学堂相当于欧美的大学本科，二等学堂相当于欧美的大学预科。头等、二等学堂学制皆为四年，历时8年方能培养出高级专门人才。1895年大学堂成立时，头等学堂直接从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招收“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选三十名列作末班”。经过4年的学习，1899年北洋大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由香港招生就读于北洋大学堂法科的学生王宠惠，获钦字第一号毕业文凭，这也是我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

再次，从体制上看属于国立官办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由光绪皇帝亲自批准，并任命津海关道盛宣怀兼任首任督办（即校长），此后历任督办皆由津海关道担任。办学经费从国家关税中拨发。其建校之时就定名为“大学堂”。早期校名的变化是这样的：1895年9月，盛宣怀奏折《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校名拟称为“中西学堂”，奏折报到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处，王文韶在修改后上报光绪皇帝的奏折《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又改名为“西学学堂”。光绪皇帝接奏折御批后学堂成立，名称为“北洋大学堂”。目前笔者可以查到的创建之初就称为“大学堂”的考证材料有10余条（可见笔者的另1篇文章《关于北洋大学的几点考证》）。最早的见于1895年10月2日报道北洋大学堂开学消息的英文版《京津泰晤士报》，即称北洋大学堂为“University”， 而不是College或Senior high school（专科学院或高级中学）。此外，1895年11月8日，《直报》刊登的清政府颁布的“劝令加捐”中写道“为晓谕事查前因天津设立头等二等大学堂经费”。北洋大学建立仅月余，清政府文书即称为“大学堂”。这是当时中国唯一被称为“大学堂”的学校。 第二，北洋大学堂初创是综合性大学。

初创之时，头等学堂分设律例（法律）、工程（土木）、矿冶和机械4学科。其中既有社会科学学科，又有自然科学学科。北洋大学堂的法科，是中国近代法律的开山者，它对于中国教育界、法学界乃至于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其培养的学生多为各界翘楚。如法科首届毕业生王宠惠后留学美国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1920年出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1922年出任北京政府内阁总理，1923年被国际联盟选为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是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近代著名法学家徐谟，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近代著名诗人徐志摩等，都毕业于法科。在其后的办学过程中，北洋大学堂不断地根据国家需要增设学科：1897年增设铁路专科；1898年附设铁路班；1903年附设法文班、俄文班，培养专门翻译人才；1907年开办师范科培养师资。北京师范大学早期创始人之一齐璧亭，就是北洋大学堂师范科的毕业生。北洋大学堂在初创时期，实际已经是包括文、法、工、师范教育诸多学科的初具综合性的新式大学。

第三，北洋大学堂所设学科皆为西方大学的新兴和前沿学科。

盛宣怀在设立北洋大学堂章程中提到：“职道与曾充教习之美国驻津副领事丁家立考究再三，酌拟头等二等学堂章程。”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美国教育家，熟悉美国高等教育的情况，为盛宣怀提供了美国大学的经验作为北洋大学堂的办学蓝本。这一时期的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社会工业化步伐加快，哈佛、耶鲁等传统大学开始向现代大学转型，芝加哥、克拉克等新的研究型大学建立，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美国大学适应社会需要的发展趋势。此时的工程（土木）、矿业、机械等学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新兴和前沿学科。1916年南洋公学向工程院校转型时的会议案纪要，对此也有所佐证。纪要中写到：“世界著名工业学校，英国格城皇家实业学校，有土木、机械、电机、矿务、船政、建筑、纺织等科。美国麻省理工学校1865年设教授土木、机械、电机、化学制造、卫生工程、船政驾驶诸科。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分建筑、土木、机械、船政、化学及冶金诸科。”由此可见，北洋大学堂学科的设立是着眼于当时世界高等教育前沿的，在我国更是处于领先地位。

第四，北洋大学堂资送我国第一批大学留学生。

北洋大学堂创建之初，就将资送毕业生留学作为学堂的主要任务之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规定：该学堂学生毕业后“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同时，在头等学堂章程中列出“头等学堂年经费――所节省之经费，除另造二等学堂及每次考试花红外，其余积存生息，以备四年后挑选学生出洋川资经费”。1899年北洋大学堂第一批本科生毕业，原本毕业后即可赴美国留学，可是因为英法等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北洋大学堂被德军强占为兵营，学堂被迫停办，留学一事只能搁浅。

1901年，北洋大学堂创始人盛宣怀通过南洋公学资送北洋大学堂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这是中国首批大学出国留学生，是中国高等学校留学教育之始。当时，学堂设“留美学堂监督”一职，由学堂总教习丁家立兼任。丁家立亲自带领北洋大学堂第一批毕业生赴美留学。此批留学生共8名，具体情况是：陈锦涛，字兰生，31岁，广东南海人，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博物学（物理学）；王宠惠，字亮畴，23岁，广东东莞人，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学；张又巡，又名煜全，字永云，24岁，广东南海人，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学；王宠佑，字佐臣，25岁，广东东莞人，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矿学；严一，又名炳芬，字锦榕，26岁，广东南海人，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胡栋朝，字振廷，26岁，广东番禺人，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工程学（土建）；陆耀廷，字佩萸，31岁，广东高要人，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工程学（土建）；吴桂龄，字猛舟，22岁，广东新安人，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机械学。这批留学生分别取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回国后大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王宠佑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汉口炼锑公司总工程师、汉冶萍铁厂厂长等职，是我国著名的矿冶专家。张又巡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学校校长，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

1901年至1907年我国官费留美学生总计约有100余人，其中北洋大学堂就占有半数以上。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我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医学家刘瑞恒，数学家秦汾，银行金融家钱永铭，冶金学家温宗禹、蔡远泽，法学家赵天麟、冯熙运，师范教育家李建勋、齐璧亭等等。

北洋大学堂出国留学生全部为公费派遣，除资送学生留美外，还有留英、法、德、日、比等国。由于北洋大学堂课程安排、讲授内容、所用教科书，均以美国著名的哈佛、耶鲁等大学为标准，故所培养的学生质量很高，从第一届毕业生起即可免试直接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研究院深造。

通过对于北洋大学堂初创情况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北洋大学堂建立于“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起点”这一关键性的转折时期，预示着也促进着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来临；第二，北洋大学堂是在洋务教育20年基础上建立的更高层次的教育，承载着中华民族“兴学强国”的重任；第三，北洋大学堂起步于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完全符合大学层次的标准。

二、北洋大学堂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

北洋大学堂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开先河、引领新风上，而且贯穿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百年的全过程。

（一）“为继起者规式”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典范

盛宣怀奏折《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写道：“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絷长较短，断乎不能。……职道之愚，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为继起者规式。”由此可见，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堂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国高级专门人才短缺问题，同时为我国树立高等教育的样板，作为其后建立高校的范式。

从投入经费上看，“头等学堂每年需经费银三万九千余两，二等学堂每年需经费银一万三千余两，――是以常年经费甚巨，势难广设。现拟在天津开设一处以为规式”。两次提出“规式”，反复强调了北洋大学堂的榜样作用。北洋大学堂创办后也确实成为了各省仿办的模式和范本。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曾问盛氏说：“闻公在津新设学堂，章程甚佳，即祈钞示全卷，以便将来仿办。”1896年春， 盛宣怀曾禀明两江督臣刘坤一，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初议筹设南洋公学，拟照天津分设头等二等两学堂”。并随即着手南洋公学的筹建工作。10月间，他奉命离津海关道职，接任铁路总公司督办，长驻上海，又连续向清廷呈递《条陈自强大计折》、《请设学堂片》等奏折，希望“宜令各省先设省学堂一所，教以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诸学，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要”。因“需才孔亟”，为“收速效”，“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

因为南洋公学的上院（大学部），在清末尚未招生，因此，据清政府学部总务司所编《光绪三十三年份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记载，我国在1902年以前的大学仅有三所：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建立于1895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于1898年，而山西大学堂建立于1902年。“继北洋大学之后而设立之工程学府，为北京大学之工科。其次为山西大学之工科，南洋公学及唐山路矿专校。”京师大学堂所设工科，1910年才分别按土木、矿业两学门招生，山西大学堂所设学科按照北洋大学堂学科设立，分为法律、工程、采矿、冶金四学门。北洋大学堂的办学模式影响了中国近代高校的建立，确实起到了“为继起者规式”的典范作用。正如盛宣怀所言：“臣前官津海关道时，当讲求学务，尚未萌芽之先，首创北洋大学堂，以开风气。”

（二）“兴学强国”确立中国高等教育百年的价值取向

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堂时提出的“兴学强国”的主张，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所特有的历史使命和百年坚持的价值取向。

盛宣怀关于教育是救国强国之本的主张在当时是不同凡响的。清中后期开始闭关锁国，不了解世界的发展，养成朝野夜郎自大的心态，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认为“自来奇技淫巧，衰世所为，杂霸欢虞，圣明无补”。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不得不折服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向西方学习，办洋务、建西学，但其目的仅局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甲午战争中我国惨败于先于自己向西方学习的日本，反省失败的原因，加大了兴办新学的力度，但其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并将这一思想贯彻于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制之中。“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仍然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没有把学习西方的先进教育摆在救国图强的位置。盛宣怀长期操办洋务，从中深刻认识到西方国家乃至日本兴盛的原因，更感到兴办新式教育的迫切和重要，他向清政府进言道：“日本自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仅十余年，灿然大备。”他还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他在提出这一“兴学强国”主张的同时，以急迫的心情提议“当赶紧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由此可见，盛宣怀对于新式教育的认识远比同时代的人深刻得多。

盛宣怀不仅认识深刻，而且付诸实践。他在办学实践中摒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代之以“西学体用”，他认为“西人学以致用为本”。北洋大学堂的头等学堂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学习基础课，如笔绘图并机器绘图、格致学、化学、微分学、重学、作英文论和翻译英文等。专业课则各有侧重，如工程学科有工程机械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水利机器学等；矿务学科有深奥金石学、测量矿苗学、矿务兼机器工程学等；律例学科有万国公约、各国通商条约、大清律例等。学堂规定“汉文不做八股试帖，专做策论，以备考试实在学问经济”。一改封建教育八股取士传统，作“实在学问经济”的毕业论文。1903年北洋大学堂重新厘定课程，“各学门的功课又分为主修功课、辅修功课和选修功课。主修与辅修为必修功课，选修功课为学生自由选学。毕业时，都要自著论文1篇和毕业设计”。

北洋大学堂的创建，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提供了实例。据《河北省志》记载，清末河北省建立有小学堂、中学堂和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学堂，初步形成了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格局，但是缺少高等教育，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1895年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完善了河北省的教育体系，使得河北省成为我国第一个教育体系完全的省份（当时天津隶属河北省管辖）；同时，为中国近代教育学制的建立提供了实例，形成了教育分层的学制结构。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学制将教育分成三段七层，其中高等教育又分为三层：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堂和通儒院，从“壬寅学制”中不难看出北洋大学堂对于学制的影响。

盛宣怀“兴学强国”的主张和北洋大学堂注重应用科学的价值取向，是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起点”上的一次带有突破性的认识转变。从这个起点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经过长达一百多年的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化，上升到今天“科教兴国”的历史新高度。

（三）中国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型的引领者

19世纪末，北洋大学堂开中国高等教育风气之先；20世纪初，又成为中国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型的引领者，表现出了第一所大学深厚的办学功底。

我们知道，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始于德国的柏林大学。19世纪初，德国的教育部长兼柏林大学校长洪堡，在德国实行教育改革，以柏林大学为试点，施行教育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由此带动了世界上的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型。教育学者韩水法在《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一文中曾指出：“洪堡1810年按照两条新人文主义的原则建立了一所与当时德国大学模式乃至英法大学模式迥异的柏林大学。这两条原则一是学术和教学自由，二是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统一。它使德国在几十年内一跃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制度和系统的国家。美国那些著名的大学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发展，几乎可以说是以洪堡式的德国大学陶铸自己的结果。”

中国大学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源自于北洋大学堂。1928年，由北洋大学教授、水利工程专家、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李仪祉发起组织的，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北洋大学和河北省立专门学校合作，建立了“天津水工试验所”，并成立了董事会，李仪祉任董事长。建所的目的是组织科研力量，开展黄河水利工程项目的研究，直接为治理黄河服务。天津水工试验所是我国近代建立的最早的三个工程研究所之一。1933年北洋工学院还成立了矿冶工程研究所和工程材料研究所。1934年，两个研究所合并，设立“国立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以招收国内外大学或独立学院工科毕业生，研究高深学问，并供给教授研究各项工程问题之便利，及代外界解决各项工程实际技术问题”为宗旨。这包括了三项核心内容，即：培养研究生、开展学术研究和为社会生产服务。这一宗旨完全吻合现代大学的职能。正如美国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在《现代大学论》中指出的：“现代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尽可能有力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和训练学生。”这一时期我国高校招收研究生的只有两家：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工科研究所。开展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打通了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空间，形成了由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培养体系，标志着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国际上先进的人才培养体系的接轨，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又一个里程碑。这一时期的北洋大学倡导著书立说，出版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国际会议，开展项目研究，产学研相结合，在当时的我国高等教育界和科学技术界树立了时代新风。这一时期，北洋大学确立了校训“实事求是”，又制定了“巍巍学府北洋高”的校歌，歌词中“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直白的表述了“兴学强国”的思想。

从北洋大学堂的自身演进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什么是大学和大学的深厚底蕴。北洋大学堂以他开先河的典范作用和百年的办学贡献，承载着中国近代第一所高校的盛誉，实践着中华民族“兴学强国”的使命。

三、对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缘起的几点认识

如何认定中国高等教育的缘起，笔者认为应放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放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整体过程中，放在世界近代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中去认识，将更加准确和客观。

清末，清政府出台了两个学制，《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体现教育层次结构的学制，其中在“中学堂”层次之上的是“高等学堂”，与高等学堂在同一层次的有“大学预科”和“高等实业学堂”。“高等学堂‘令普通中学堂毕业愿求深造者入焉，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是大学预科。……这一级的高等学校共有五种类型……高等实业学堂和实业教员讲习所，包括高等农业学堂、高等工业学堂、高等商业学堂、高等商船学堂，以培养高等专门技术人才为目标。”北洋大学堂的二等学堂即是大学预科。“头等学堂即现在之正科，以伍廷芳为总办；二等学堂即现在之预科，以蔡绍基为总办。”[33]北洋大学堂创办之初设立二等学堂是为解决头等学堂生源问题。为了与1902年颁布的《壬寅学制》的规定相一致，1903年北洋大学堂停办二等学堂，改为大学预科，召集二等学堂旧生和北洋水师学堂学生补习普通学科为预备科，1905年毕业升入正科第三班。为解决北洋大学生源问题，自1903年起将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定为北洋大学堂的预备学堂。1912年民国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预科的学生入学资格须为中学校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1913年教育部决定将保定直隶高等学堂由保定迁入天津，作为北洋大学堂的预科。至于预科的性质，“大学的预科和普通高等学堂，他们是分科大学的预备教育阶段”。1931年考入北洋大学预科，1937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本科的矿业系学生刘树人的在学过程很好的说明了这一情况。刘树人1931年夏报考了天津北洋大学预科，8月20日北平各大报纸刊登了北洋大学1931年度录取新生榜，他随即收到学校录取通知书，名字榜列第9名。考入预科后，课程除每周有一次国文课为中国老师讲授古文外，其余的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均使用英文课本上课，教师亦用英语讲授。下午时间都安排物理试验、化学分析、木金工厂实习、制图等。1933年暑假他升入本科一年级。因为他是二年级工科预科生，按学制规定需要取得高三毕业证书才能升入本科，故暑假留校集中受训。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大学预科的课程内容及办学层次。中国大学设立预科来解决生源不足的问题，是学习美国大学的经验，美国在19世纪初为解决大学本科生源问题就开办有预科。 “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显著的，无论是预科制，还是大学模式，都曾被引入中国。”1902年后随着大学在我国的兴起，开办预科也随之在全国推开，并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

预科与正科的不同还可以从保定直隶高等学堂的例子中认识。该学堂是清末北方一所办学水平较高的重要学校，但是他的毕业生离进入北洋大学堂的正科还有差距。“保定直隶高等学堂成立之年，即在督署搭棚招考新生约250名为第一班。第一班学生在保定直隶高等学堂读完三年，第四年转入北洋二等学堂的四年级。翌年升入头等学堂（此时头等学堂改名为正科）。第二班学生在保定直隶高等学堂读了五年，因毕业时学部认为合格准予升入北洋大学堂正科。但北洋大学堂教务提调王劭廉亲往保定甄试，认为程度不够，又续读一年，才升入正科。第三班以后的课程进度经王劭廉予以调整，才与北洋的二等学堂程度一致，毕业生届时升入北洋大学堂正科。”此外，北洋水师学堂学生进入北洋大学堂的预备科，也要补习普通学科的科目。由此可见，清末高等学堂的办学水平与“大学堂”还是有相当差距的。

我们再将此问题放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整体过程中去认识。我们知道，大学教育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层次的教育，他的产生是建立在初等、中等教育基础之上的。中国的近代学堂出现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但是当时多为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小学堂。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没有建立西式学堂。1850年为抵制太平天国的影响，咸丰皇帝发出上谕，要求“书院家塾教授生徒，均令以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为课读讲习之要，使之家喻户晓，礼义廉耻油然而生，斯邪教不禁而自化”，可见还在努力维护封建教育。中国的近代教育出现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60年11月，中国第一个赴美留学生容闳向太平天国提出7点改良建议，其中有关于建立军事学堂和实业学堂的建议。1862年恭亲王奕忻向清政府上《奏设同文馆折》，7月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随后1863年建立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建立广州同文馆等等。这些语言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被统称为“西文”学堂。而“西艺”学堂的建立则比“西文”学堂晚。郑观应曾指出：“今之学其所学者不过精通文学语言，为一己谋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外，何尝稍涉藩篱？故善学者必先明其本末，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未也。”在国人认识到“西文”学堂的不足之后，“西艺”学堂开始建立。1867年福建船政学堂开学，1876年福州电报学堂建立，1879年天津电报学堂建立，等等。“西文”、“西艺”学堂的建立为中国近代教育进行了宝贵的探索。就高等教育而言，他的贡献至少有三点：第一，丰富了教育层次，为高等教育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二，培养了具有新文化、新知识的学生，为高等教育准备了生源；第三，各类学堂的探索为高等教育的建立积累了经验。

中国的近代教育发展是一个层次结构逐渐完善的渐变过程，这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从1860年洋务派开始创办西式教育，到1895年北洋大学堂建立，中国近代第一所高校的出现，就体现了这一发展规律。这也符合世界近代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

我国的近代教育和日本的近代教育都起步于19世纪中晚期，有许多相近之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向欧美教育学习加快了近代教育的步伐，开始出现工业、农业和商业学校。1899年日本连续公布了《实业学校令》和工业、农业、商业及商船学校规程，“目的在于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产业界所需要的中等技术人才和中等管理人才”。《商船学校规程》规定：商船学校可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商船学校的修业年限为三年，加上实习可延长一段时间。学习科目有作文、物理、地理、化学、外语等。科目（学科）分为航海科和机械装置科。航海科有航海术、运行术、机械装置概论、海上气象学概论和造船学概论等。机械装置科有机械装置术、机械制图、力学、应用力学和电器学概论等。两科分别有航海和造船的实习科目。这与我国培养“分驾驶一途，制造一途”人才的福建船政学堂十分相似，同属于职业技术教育的范畴。

北洋大学堂的创建与日本大学的创建也有相似之处。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部的前身是建于1871年的工部省东京工学寮。1872年3月公布的《工学部学校建设概要》规定：工学寮由小学部和大学部两部分组成。小学部学制2年，学习期满后，经过考试成绩合格者进入大学部的各门专业。大学部学制4年，专业教育2年，实际教育2年。设有土木、机械、电讯、矿山等6个学科。

北洋大学堂建立之初也是由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组成，设有土木、机械和矿冶等学科，其办学结构和性质与东京工学寮相似。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到：“该道拟请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以资造就人才。惟二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能升入头等学堂。头等学堂功课，亦必须四年方能造入专门之学。”二等学堂“此外国所谓小学堂也”，头等学堂“外国所谓大学堂也”。为保证生源质量，北洋大学堂将小学堂2年制改为4年制。这一改变，使二等学堂达到高中教育水平，加上课程的调整，保证了大学预科的学生水平，从而保证了北洋大学堂本科的生源条件。

综合分析北洋大学堂和中国高等教育起源的关系，乃至于对于中国近代社会、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影响，我们认为将北洋大学堂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点可能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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