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范例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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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范文【第一篇】

关键词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途径

前言

北京奥运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海内外华人期盼已久的体育盛事，更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期盼的盛事。我们应以开放的意识和胸襟，和全世界人民一道，共襄盛举，办好本届奥运会。历史已经告诉世界：中华民族是重友谊、讲和谐的民族，更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当北京奥运圣火在世界传递，受到了世界上热爱和平人们的热烈欢迎时。却在某些国家出现借****集团分裂国家、策划组织打砸抢烧暴力事件进行干扰和攻击。有人心怀叵测故意制造事端，试图把北京奥运会当作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政治筹码。中国人民出于热爱祖国的诚挚感情，对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表达了强烈的愤慨，特别是当代大学生，表现出空前广泛的爱国热情。

爱国热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而当理性的因素注入爱国热情之中，爱国的热情非但不会冷却反而会由浅入深地走向思考、比较、判断，从而提升为一种理性的力量。把炽热的情感转化为理性的认识高度，既能够化解面临的各种不利因素，也能充分凝聚和展现内在爱国力量。这种建立在民族自信、自尊和自豪基础上的，空前广泛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更加充分彰显出中华民族爱国情感的理性力量。

一、多措并举，不断丰富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途径

（一）利用课堂教学的主要方式，进行大学生民族精神的教育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形势与政策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承担着弘扬和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责任。应坚持用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教导大学生，用优秀历史文化教育学生，要进步挖掘课程中的民族精神教育资源，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充分利用各种现代教学方法，形象、生动、活泼地展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结合实际宣传中华民族对人类进步的贡献，讲授改革开放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等等。要为学生设置新奇、解惑、充满情趣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因“疑”生趣，用“疑”生奇，活跃大学生学习氛围，使大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领悟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博大思想，以此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培育大学生博大的民族精神。

（二）利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激发大学生民族精神

高校要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吸引力强的思想政治、文娱体育等校园文化活动，把弘扬民族精神融入到活动之中，使大学生在各项活动中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让学生作为校园文化活动主导者，辅导老师从讲台走下来，从“中心位置”“退居二线”，放手让学生组织利用“五四”青年节、“七一”建党纪念日、“十一”国庆节、“一二。九”运动纪念日等重大节庆日和纪念日，开展以民族精神教育为内容的主题教育活动，唱响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主旋律。

（三）开展社会实践教育，弘扬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

重视实践活动，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实践活动空间。积极开展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社会实践环节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之一。以北京奥运为契机，组织大学生通过专题讲座、文艺演出、宣传板报、图片展、奥运知识读本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深入社区、乡镇、农村，面向基层群众大力开展“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奥运理念和奥运精神的宣传活动；组织大学生参加“祥云圣火”的传递活动，使其感受民族精神的宏大；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奥运、心系奥运、喜迎奥运的良好氛围，增强广大青年参与奥运、奉献奥运、服务奥运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充分让学生接触社会、动眼观察、动脑思考、动口说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让大学生感受到改革开放后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教育和自我教育过程。另外，通过实践活动，大学生参与社会服务，还知识于人民，更加深和巩固了所学知识，本身也是传承民族精神的最好体现。转贴于

（四）建立与时代脉搏合拍，凸显针对性和实效性，使网络成为弘扬和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

开辟网上民族精神教育新阵地，奏响网络爱国主旋律。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说：“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了整个世界。”******主席在主持学习时指出：“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能否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建设主题教育网站，正是高校积极占领网络思想舆论阵地的重要手段。通过高校主题教育网站，在网上积极的真实信息，进行广泛讨论，从而达到掌握网上教育主动权，培育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宣传舆论氛围的目的。

当代大学生热衷于网络，善于从网络中获取信息，而目前的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很多信息会对大学生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因此，高校要重视加强网络信息的监管和建设力度，要建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特色网站，把民族文化传统、艺术作品、文化艺术科研成果和历史文物等制成数字化产品，实现网络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此外，还要加强大学生的网络文明公约教育，鼓励和引导大学生文明上网，获取积极健康的网络信息。

二、贴近实际，当前大学生民族精神的表现形式

（一）大学生要传承民族精神，正确地、理性地表达爱国热情

当代大学生是建设祖国的人才，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他们心怀远大理想，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为了祖国的强大繁荣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做弘扬民族文化的实践者和促进派，做时代的先锋。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那场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其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是一次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它又是一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伟大斗争，唤醒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直接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开展，五四伟大的爱国精神直接影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在共同抵御外辱、救亡图存的时代，大学生掀起“一二九”运动，抗日进入新高潮，通过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中华民族开始了复兴的征程。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站在时代的前沿，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他们心怀远大理想，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做弘扬民族文化的实践者和促进派，做时代的先锋。

当代青年大学生要传承五四精神，热爱祖国，为祖国的稳定和发展、繁荣和富强作贡献。面临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共青团组织应当组织好、引导好广大青年学生，正确地、理性地表达爱国热情。

（二）大学生应通过努力学习汇聚成对繁荣祖国、振兴中华的贡献

祥云火炬传递，让我们再次感受到爱国热情，无论是看到海外华人租用飞机悬挂爱国标语的画面，还是看到人们举着的欢迎圣火传递的五星红旗，还有针对敌对势力的攻击，网友们群情激愤的声讨和谴责，这股强大的中国力量鼓舞人心，为国增辉，也给了敌对势力强有力的回击，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不可欺、不可辱。爱国需要激情，但是更要理性，因为单靠一味地愤怒和抵制无法有效回击敌对势力的攻击，弄不好还会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趁火打劫、弄出点乱子，作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影响我们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北京奥运会，我们要迎接四面八方的客人，展示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素养。

我们要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行秩序，必须有一个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这是我们搞建设、谋发展、办好奥运会的重要条件。因此大学生要适应时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奥运为契机，增强爱国的情感和振兴祖国的责任感，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大学生要以实际行动表达爱国热情，支持奥运会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第二篇】

盛宣怀究竟何许人也？或许有人还比较陌生，若说他是彻底击败胡雪岩的人，是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你也许会更熟悉一些。

更令人乐道的是，这位引领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中国第一位大学校长还是位三次落榜的秀才。

三落名地失意科举

盛宣怀，字杏荪，别号愚斋，江苏武进人，1844年出生。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进士出身，当过布政使等多种官职，曾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家虽是封建官僚家族，但因祖、父两人都比较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所以使盛宣怀于科举与实践中，更注意社会实际问题，经常参与设义庄、增祭田、建义学、修宗谱等具体事务的规划。

1860年，清朝大将和春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天国起义军击溃，盛宣怀的家乡一片混乱，他随祖父母避居苏北盐城。当时他的父亲正赴湖北接任粮道职，于是17岁的盛宣怀由南通乘海船至宁波，后经浙江、安徽、江西到达湖北，历时达半年之久，之后盛宣怀在湖北一住达6年之久。这段时间，正是盛宣怀增长见识的年华，加之他天资聪慧，很早就表现出自己的才华。父亲任粮道不久，便改任武昌盐法道。一上任碰上了淮北同四川在湖北互争盐地引发的事情，盛宣怀遂私下草拟了“川淮并行之议”。父亲见其言之有理，便“采其说以上，卒如所议行”,成功地调解了矛盾。初露少年才华，父亲心中窃喜，遂勉其子致力于“有用之学”。

成长于这样一种环境的盛宣怀，虽然处事聪明，但是八股文章了了，应试能力平平，所以他在1866年考中秀才后，又于1867年、1873年、1876年三次乡试，均名落孙山，于是盛宣怀“绝意科举”。从此便把发展的希望注于经世学，对天下之事，均“事事研求，益以耳濡目染，遂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

红顶商人得意官场

1870年，盛宣怀踏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开始了他不平凡的生涯。1870年春，李鸿章以湖广总督受命督师入陕，“防剿”回民起义。追随李鸿章在江苏无锡等地操办团练对抗太平军的杨宗濂，见李鸿章求才心切，遂将盛宣怀推荐给他，并随让其入幕，任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由于盛宣怀的父亲与李鸿章是“雅故”,关系深厚，加之盛宣怀天生一副聪明相，因此颇受李鸿章赏识，很快获其信任。李鸿章对手下人办事要求严格。盛宣怀明白这一点，于是事事勤快，处处尽力，在跟随李鸿章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期间，在晋、陕的山川之地，不顾“盛夏炎暑，日驰骋数十里”,草拟文稿，“万言立就”。他的吃苦耐劳、干练不怠的作风，同官皆“敛手推服”。李鸿章对这位世侄更是刮目相看。

受垂青的盛宣怀在亦官亦商的道路上，特别是洋务事业中如鱼得水，其匡时济世的抱负也得以施展。盛宣怀办洋务30余年，电报、轮船、矿利、银行皆归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天下，资产过千万，真可谓长袖善舞。

他除控制全国电报以外，又独揽轮船、银行、邮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多大权，被誉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在当时的中国，要创办新型商业十分不易。办洋务在许多人眼里不啻是险滩行舟，能乐此不疲且“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正是盛宣怀的过人之处。

对于官商关系，盛宣怀主张“集商本以商办”,“官任保护”,从而达到“官商一体”。他亦官亦商，官亦为商，在洋务活动中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他自己也从一名普通的洋务官吏转变为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早期资本家。

在办实业上，盛宣怀“非急起图不可”:于办厂，工夫层累曲折，如盲觅针，茫无头绪，及至事已入手，欲罢不能，惟有躬冒奇险，精思锐进，艰危困苦，绝不瞻顾，才能期于必成。

这就是盛宣怀的办厂心迹，而其“躬冒奇险，精思锐进，艰危困苦，绝为瞻顾，期于必成”,正是其除了一般商人的睿智之外所特有的。而这些正是他游刃有余于中商外商、中央地方的利器，卒以此成其大业。

在当时，清政府当权者也都给予了盛宣怀很高的评价。李鸿章自不必说，屡屡向朝廷推荐：盛宣怀必能干济时艰，为国大用；洋务派的首领人物张之洞也称赞盛宣怀是通晓“官法”、“商业”和“洋务”的能人；甚至连慈禧太后也曾说过：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所以，在仕途之上，盛宣怀也很顺利，曾先后任天津海关道、大常寺少卿、会办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盛宣怀的经世之才也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在成立中华民国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通过其代表招募盛宣怀，并表态“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然而盛宣怀却认为孙中山在兴办实业方面“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

兴办洋学留名史册

高等学府，古已有之，但把高等学府称为“大学”,在我国则是清朝末年之事。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被誉为“东方康乃尔”的天津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的前身)创立，这就是我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在当时，其头等学堂的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有意思的是，出任该学堂的首任督办，也就是我国的第一位大学校长，竟是素有中国“商父”美誉的盛宣怀。

要说盛宣怀与中国现代教育有着不解之缘，其创办北洋大学堂仅仅是一个开始。究其热心教育的原因，恐怕与他自身的经历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一方面他是传统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与“西学”相似的经世之学使他终生受益，特别是通过从事洋务事业，他深知“西学”的重要，却又深感自身知识的不足，在具备一定经济基础之后，捐资建学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说，盛宣怀堪称我国捐资创办大学的始创者，而且在他的整个办学理念中，莫不闪现着“经世致用”的光辉，他为北洋大学堂定下的校训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治学理念延续至今，始终未改。

甲午战争后，盛宣怀更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认为国家欲图自强，筹设学堂、培育人才是关键。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西国人材之盛皆出于学堂”。在他的倡议下，1895年10月2日，光绪帝御笔钦准设立北洋大学堂，这一天也成为中国第一所大学建校纪念日。

北洋大学堂创建后，盛宣怀秉承“事事研求”的人生宗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形成了“西学体用”的思想理念。首先，他采用专家办学模式，奏明皇帝“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具体掌管设在天津的大学堂，并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员。其次，针对当时清王朝在处理内政外交上急需熟悉法律的人才，以及急需开发矿业资源、发展机械加工工业的实际，开设了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机械工程等学科，并随着事业的变化，及时改变专业设置，添设新的专业。第三，盛宣怀认为“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务中之先务”。所以他又开始了培植师资和生源的工作，1897年他建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师范学院，以及第一所外院(即小学),连同相当于大学附中的北洋大学堂二等学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级学制，为中国新式系统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四，盛宣怀注意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培养专门人才。学生入头等学堂先学习第一年基础功课，学完后，由总办、总教习察看每一个学生的资质，酌定今后的学习内容；即便是出国留学，也要根据每人的资质，选其专门学科去深造。第五，确立了“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校风。

盛宣怀除了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外，他还创设了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电报学堂等。为适应清政府经济特科的选拔，他精心开办了“特班”,专门培养政府官吏，如为发展铁路事业，开办了“铁路班”。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范文【第三篇】

一、加强教育管理，不断提高团员的思想政治素质。

1、我校团员队伍的总体素质是好的，但也存在着素质不高的问题。

为了全面提高团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一年来校团委以上为重点，开展工作。一是进行了开展增强团员意识教育活动。增强团员意识教育活动工作是团员素质评估，增强团员意识的一项重点工作，根本宗旨是为了提高团员的思想和政治素质，进一步激励广大团员发挥模范作用。二是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寓教于乐。一年来，校团委围绕学校各时期的中心工作、根据广大团员青年的特点，抓住契机，不失时机，充分发挥校园舆论的导向作用，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各种活动。配合学校工作，提高团员的素质。如今年初开展的“树立新校风，由我做起”、“增强团员素质，提高团员们的思想品德”为主题的组织生活，促进团员队伍的建设。三是大力地开展了成人宣誓活动，有目的、有计划的开展各种团员外出活动。如：四月份我校团委组织部分团员代表参加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山纪念堂”，增强了爱国主义素质。一年来，积极对团员进行公民素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遵纪守法教育。在十一月份，举行了03级成人宣誓活动，培养了团员积极向上的思想品质和爱国主义情操，增强社会责任感。四是每个支部每月做好“三个一”活动，一期墙报、一次组织生活、一本团日记，并定期检查评比，每学期进行奖励，做到评比专人负责，规范记载。

2、严格把握发展团员的标准，把好团员“入口关”，有步骤、有计划、有组织、有原则地开展团组织发展工作。

团的战斗力不仅取决于团员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团员的质量。发展新团员必须坚持发展的标准。一年来，我们严格按照“双重筛选、四项考核”，“合格者选择录取、不及格者不予发展”的原则发展新团员。对申请入团的同学，按标发展，宁少勿滥，从而保证团员质量。同时也督促青年同学们努力向目标迈进，使后进变先进。

二、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完善各项组织制度，大力加强团的组织建设。

“改革才能进步”，为了使各部门更好的发挥其职能，团委会各部门积极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做了有关以下工作：

1、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多种形式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的水平。

组织部不定期地进行支书谈心工作，对遇到困难的支部，特别是低年级的支部，提供指导和帮助。团日记是反映团员心声的园地，政宣部通过团日记的评价工作，收集同学的意见、建议，了解同学们的思想动向，及时向学校有关领导汇报、反映，并及时沟通协调。在四月份，经学生科、团委、学生会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地筹备，组织召开了新一届“双代会”。通过此次大盛会，到会代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团委委员，这是一次承前起后的大会，继往开来的大会。在团委的指导下在五月份召开了“五四表彰大会”，有郑礼周、钟丽姗等10位同学被评为“优秀团干部”，和郭思漫、梁利琼等30位同学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03预算班、04—5班被评为先进团支部，03给排班、04—1被评为表扬支部。

2、坚持组织工作的检查监督制度

一年来，在组织建设方面，重点抓团支部工作制度的建设。在使用团日记互评表，团支部工作评估表，支部墙报评比办法不断改进，使评比办法更加科学、切实实行。团委坚持每月一次部长、委员例会，部署工作，做到及时发现与解决问题。组织部在团委老师的安排下，每周对各支部进行团徽抽查。增强了团员的纪律性。实践部对学校“三室”开放进行及时的监督和管理，保证“三室”财务管理工作的廉洁性，与此同时做好“七室”的财产登记和管理工作。

三、加强青年志愿服务队建设，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校团委在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重点抓了“青年志愿服务队”的工作。一年来，我校“青年志愿服务队”本着服务社会、服务学校、服务他人的宗旨。对孤寡老人进行慰问和探访，参与慰问“寿星大厦”、“海珠区福利院”、“广州市荔湾颐乐园”等进行了自编自导的小品，舞蹈等节目的表演。参与进行打击沙河大街乱摆乱卖活动和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和“十九路军陵园”悼念革命先烈活动。展现新一代市政学生无私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时代新风的宗旨积极走向社会开展志愿活动，在学校和社会上都塑造了良好形象。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和肯定。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第四篇】

摘 要： 从1893年11月金达上书李鸿章请设立铁路学堂，到1896年5月金达再次上书，再到同年11月终于获准，中国第一所铁路学堂的创设几经延宕，历经波折。学堂招生后，又经历了被谋求并入北洋大学堂到摆脱合并独立办学的曲折。在这背后，有英、俄争夺中国路权的斗争，有李鸿章、王文韶、盛宣怀等晚清大员对中国近代铁路建设的不同认知与官场纠葛，堪称那个大变动时代政治的一个缩影，为今人审视晚清近代化的艰辛历程提供了一个视角。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3）01-0129-08

从1890年中国自行开始培养铁路人才，到1896年第一所铁路学堂的建立，为时长达6年，中间几经反复。在内忧外患的19世纪末期，一所规模不过几十人的铁路学堂的建立事宜诚属微不足道，但深入观察和体认这个曲折的筹建过程，会发现它是和当时波谲云诡的外争和内争交织在一起的，当时活跃于政坛的李鸿章、张之洞、王文韶、盛宣怀等风云人物均牵涉其中。学堂的创办过程，堪称那个大变动时代政治的一个缩影，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一

1881年，唐胥铁路建成通车。该路虽只有约9公里，却是中国自办铁路之始。1890年，李鸿章在其创办的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中设立铁路班，聘请德国克虏伯工厂派来的工程师包尔任教习。这是中国自办铁路教育之始。大约1892年冬，首批学生毕业，共12人，分配在各铁路参加工程修建。1893年，包尔销差回国，李鸿章专门上奏为之请奖①，并另聘德国人沙勒继任教习。

同年11月，津榆铁路总工程师英国人金达（）上书李鸿章，认为将铁路班附设在武备学堂内，由于“合堂事多人众，工程师耳目难周，该学生等所习技艺，亦未能精通”，故建议在山海关设立专门铁路学堂，“方足以收实效而重久远”，并对建立学堂所涉各项事务作了详细筹划和经费预算②。

作为一个中国雇用的外国工程师，金达为中国铁路发展作长远谋划，难能可贵，其建议也切中要害。尽管当时中国铁路建设刚刚起步，在建铁路并不多，但从长远看，必将有大规模建设。事实上，金达上书之时，长达上千公里的芦汉铁路已在筹议之中。因此，铁路修建技术人员将有大量需求足可预期。完全依靠外籍工程师，即使抛开费用、管理上的问题，仅就数量而言，显非长久之计。况且育才非一蹴而就之事，只有未雨绸缪，早作打算，才不致临事措手，事倍功半。

但对于金达的建议，李鸿章反应却很冷淡，只批了“所有盖房用人各节，需费颇多，金达拟定之银恐必不敷”②数语，便将建议搁置了起来。对于上书中顺便提及的铁路车站员工在运输中擅自加价、勒索客商一事，李鸿章倒很重视，作了详尽的指示。

李鸿章权倾朝野，总揽北洋，设立学堂这种无关全局的事务，随手批示，似也不足为奇。但仔细思之，却并不简单。李鸿章在办洋务中对于教育的态度，不好简单评说。在创办一系列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过程中，对于新式人才的缺乏，李鸿章自然有深切感受。在培养新式人才上，他也确实提出不少主张，做了不少工作。他先是主张在既有教育体系中变通，在科举考试中“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1〕。后又进一步提出在科举之外设立专门机构，在沿海省份设立“洋学局”，分设“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学成者“与正途出身无异”〔2〕。

李鸿章亦有诸多办学实践，如创办北洋武备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新式学校，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但另一方面，李鸿章对军事教育较为热心，对于实业教育则显得不够重视。如武备学堂和水师学堂，自其创建之初即按常设学堂办理。天津电报学堂创办于1880年9月，两年后培养了一届毕业生，李鸿章即打算停办，只是因新电报线的架设才未实行〔3〕。李鸿章对于实业教育的态度可以为其搁置金达的建议的做法提供一种解释，但进一步思考，似乎说服力还不够。

从表面上看，李鸿章不支持办独立铁路学堂的理由是经费，即认为金达预算不足，实际花销会更大，无法提供。因此首先要讨论的就是金达的预算是否“必不敷”？按照金达的计划，每月所需经费是：聘请洋教习1名，银300两；中国副教习1名，银100两；学生20名，伙食用银120两；杂役10名，用银40两；零碎应用一切器具用银90两；租赁房屋30两。合计每月780两，全年需9360两②。

金达在华多年，对北洋诸多洋务事业的情况比较了解。参照类似事情的花费，他所拟定的开支项目和数额应属妥当。即以1882年天津电报学堂的经费支出为例。从1882年3月到12月，学堂各项开支为：委员汉教习司事夫役人等薪粮，银1964两；洋教习二名费用，银3358两；学生衣履、膏火、奖赏等费用，银731两；委员、司事、中外教习、学生等办公费用，银1852两；书籍、笔墨等费用，银228两〔3〕；以上合计8133两，若按此标准，全年需9760两。金达按照20名学生计算，电报学堂则有40名学生。故金达预算难称“不敷”。虽然李鸿章在1893年面临慈禧太后筹备60寿辰要挪用筑路经费等压力，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拿不出这笔钱来。

此外，还有两点原因也使李鸿章似应认真地对待金达的提议。

首先是建议者金达的身份。早在唐胥铁路修建时，金达即为主任工程师。正是在金达的建议和强烈坚持下，铁路轨距采用了1435mm的国际标准，使中国铁路在技术标准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882年，金达成为总工程师。1886年，在天津海关总税务司德璀琳（Detring）的安排下，金达得以面见李鸿章，并说服李同意将铁路建造到芦台。此后在该铁路的延展中，在技术上一直由金达主持，李鸿章对金达也十分信任和倚重。金达以这样的身份提出建立独立铁路学堂的建议，理应引起李鸿章的高度重视。

其次，金达在上书中提出了加速培养铁路人才的一个重要理由，即加快关东铁路的建设。此点其实正可迎合李鸿章的思路。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正筹划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这对清朝统治者的发源地东北会构成直接威胁。李鸿章即刻注意到俄国此举，在1890年5月密令金达着手对南满铁路进行勘测。到7月，金达率领的勘测队经锦州、吉林、宁古塔到达珲春，然后通过边境，经黑龙江滨海地区抵达海参崴，原路返回，完成了李鸿章的任务〔4〕。随后，李鸿章以“速征调，利边防”为由，改变修筑津通线的意见，转而奏请清政府将铁路从天津向关外方向延伸，经山海关、沈阳、长春延伸到珲春，修成一条关东铁路。清廷批准了此议，于1891年在山海关设立北洋官铁路局，每年拨银200万两，令李鸿章督办。金达上书时，铁路关内部分即将修完。

因铁路只修到接近山海关处，所以金达主张学堂也暂时在山海关租房建校，“以免首尾不应之虞。待各桥工完竣后，再将铁路学堂迁移奉天要地”，并指出：“现闻俄国加工赶造铁路，其居心实不可问。而中国亦宜赶紧造至吉林为要务。须多用精壮执事，工期速成，屈指一二年内，便可造到千余里之遥”②。可见，金达完全是遵循李鸿章的抗俄思路提出办独立铁路学堂这一建议的。

但或许恰恰是这两点而不是简单的经费问题使李鸿章有意搁置金达的建议。

关东铁路修建甫一定案，便引起俄、法、日、美等国的关注，李鸿章陷入了错综复杂的国际交涉之中。俄国考虑到关东铁路对俄国远东铁路及其利益的冲击，所以立刻开始在北京活动，企图阻止修筑计划的实施。法国则力图在资金和技术上介入，谋取经济上的好处。早在芦汉铁路筹议期间，法国就已厕身其中，后因该路缓建而作罢。关东铁路成案后，法国迅即跟进。1891年5月，法国署理公使林椿向总理衙门推荐由法国商人承办该路。8月，再次照会总理衙门并致函李鸿章，以《中法新约》条款为依据施加压力。法国驻天津总领事白藻泰也就近与李鸿章交涉。

日美在朝鲜争夺铁路修建权的传闻更加剧了东北铁路修建的复杂性。先是1891年3月，传闻美国商人取得了釜山到汉城的铁路修建权，引起日本猜疑，乃活动从美商手中接办。又恐自己实力不够，欲动员中国从北面中朝边境修至汉城，以壮自己声势。李鸿章乃急令驻朝鲜的唐绍仪打探，唐回电称并无此事，李鸿章才心中稍安。5月再起波澜，袁世凯又传来类似的消息，只是除前述情节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版本，即日本的计划并非针对美国，而是缘于俄国修建海参崴到朝鲜元山铁路的企图。这一传闻虽最终并未成为事实，李鸿章还是倍加小心，电告袁世凯密切注意事态发展，阻止列强在朝鲜筑路③。

法、俄、美诸列强和虽尚不能称“强”、但已显露出勃勃雄心的东邻日本的介入，使得国内围绕铁路修筑形成的政局更加错综复杂，政争更为激烈，这不能不让李鸿章步步为营，小心从事。金达作为一个英国人，虽无太多的政府背景，但由于法、俄和英国的敌对关系，他的建议很可能成为法、俄干涉筑路的口实。他对1890年进行的勘测活动虽尽量保密，“但是俄国人的情报机关早已获悉这个勘测出发前的活动。中国人这个活动的不受欢迎是可以想象到的。的确这件事情的影响所及促使了俄国人不得不赶快实行他们的计划……那时候俄国人在北京不断进行阻碍李鸿章的计划，以争取时间完成他们的计划。事实上，那个局面已经发展成为中俄两国东部边境前进的竞赛”〔4〕。金达设立学堂培养人才以加速关东铁路修建、对抗俄国的建言，也许是出于对中国的善意，但客观上已超越了其工程师的本分。此外，金达上书中批评了天津武备学堂铁路班的德国教习，不主张学生学习德语，而此时德国已与法、俄结成同盟。如果说李鸿章基于对可能产生纠纷的担心而对金达的建议表示冷淡，也是合乎逻辑的。

事情的发展确实如此。1897年之后，清政府决定续修因甲午战争停工的关内外铁路，并仍以金达为工程师。此举遭到俄国的激烈反对，围绕金达的去留，俄、英之间甚至发生了正面对抗，并导致了两国在东北铁路上长达数年的争夺，深刻影响了远东局势④。

二

1896年5月，金达再次上书津芦铁路总办胡保提请设立铁路学堂。上书中说：“目下中国所急需者，首在多储人才”，“今朝廷业经定意推广铁路，核计目下人才虽修路六百里亦不敷用。既乏人才，仅靠外国员司办理诚非得计，而办工撙节，成路迅速，实难专靠洋工程师数人”⑤。此次上书距第一次虽只过去三年，但情势已大有不同。经历了甲午惨败的清政府终于改变了在修路问题上迟疑不决的态度，如上书中所言，“定意推广铁路”。因此，金达的建议也获得了积极的回应。1895年初接任李鸿章担任直隶新督的王文韶于1896年10月29日上奏朝廷设立铁路学堂，得到批准。11月20日，上海、天津各主要报纸上刊出了山海关铁路学堂招生启事，延宕数年的铁路学堂创立事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此事仍有值得追问之处。金达的上书是5月4日译呈胡钡模王文韶的上奏则在5个多月后，是什么导致了将近半年的迁延？是胡蔽醇笆弊递，还是王文韶另有所虑？

首先来考察一下胡倍源窗焯路学堂的态度。胡保安徽泗州人，祖籍浙江萧山，字芸楣（也写作云楣），同治年间进士。早年曾任长芦盐运使、广西按察使。1894年上疏谈练兵事，得主持新法练兵。1895年10月，转任铁路督办大臣。自此长期投身于清末铁路事务，先后督管关内外铁路的津芦、津榆、京张等段，是中国早期铁路建设的重要人物。

《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皇帝上谕，力图改革，引致官员士子纷纷上书言事。光绪阅后，挑选出“胡钡忍醭抡燮九件”发各督抚将军讨论。胡彼上《因时变法力图自强条陈善后事宜折》居九折之首，显为光绪最为看重。事实上，在上奏当日，该折即被光绪“留中”，并与翁同商讨折中事项⑥。在奏折中，胡北泶锪丝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设想。虽有研究称该折为他人捉刀，但无疑体现了胡氏本人的看法。而且，以金达与胡痹诮蚵铁路修建中的合作关系，二人平时定有对时局看法的交流，金达不太可能在不了解胡被本看法的情况下贸然上书。由此可以推断，胡庇Ω檬侵С执窗焯路学堂的，不会将金达的上书扣押不予转呈。从胡庇胪跷纳毓彩乱荒甓嗟那榭隹矗二人的关系也很亲密，在正常情况下，王文韶也不会对胡钡慕ㄒ橹弥不理。

王文韶在1895年初由云贵总督赴天津署理直隶总督，8月正式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胡弊魑津榆铁路总办，是王文韶的主要僚属。据王文韶日记记载，王文韶1895年2月11日到天津，2月14日与李鸿章交接，16日第一次见到胡薄4撕蟛坏揭荒臧胧奔洌胡与王面商工作、陪同王视察工厂、铁路，受王的指派办理事情等记载达数十次之多。日渐了解之后，王文韶对胡钡娜似贰⒛芰τ∠笃募选1896年大年初一，署中同僚贺年，均“照向例在二堂彼此一拜，惟云楣行宾主礼，尚强而后可也”。王并夹记：“上年升府尹，后每见必循属官礼，真谦谦君子也”⑦。次日又记：“本拟出门拜年，风甚大。云楣用德律风传语阻止之，同寅相爱之意致可感也”⑦。

5月4日金达上书译呈胡焙螅据王文韶日记，在6月2日胡贝切薪京赴府尹任之前，两人分别在5月11日、20日、26日见面，其中11日“久谈”。日记虽未记载谈话内容，但照常理推测，当有建立铁路学堂的内容。

从王文韶本人的思想看，他对练兵、修路、兴学等甲午后的主要改革措施也是积极响应、极力推行的。正是在他和张之洞的联合举荐下，盛宣怀才得以督办芦汉铁路。在该路筹建中，王文韶也不遗余力，推波助澜。在兴办新式学堂上，王文韶态度同样积极。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鄙稀蹲嗲胪乒阊校折》，建议推广新式教育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等事业〔5〕。总署要求督抚议复。王文韶认为该折“语多中肯”，又评论说：“风会所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物穷则变，苟非倭事之创巨痛深，则此风气之开尚在数十年以后也。亡羊补牢未为晚，愿天下有心人共勉之”⑦。

另据王文韶日记，从王文韶上任到1896年10月，与金达的会见也有4次之多：第一次为1895年5月30日，由吴调卿陪同；第2次是1896年3月6日，仍由吴调卿陪同；第3次为1896年6月1日；第4次是1896年10月14日。第一次应是王文韶上任后的礼节性拜访，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谈话。第二次和第三次正在金达上书前后不远，金达极有可能借面见之机提出铁路学堂之事，但在王文韶的日记中丝毫未见反映，这也颇令人不解。

若言官场积习，办事拖沓，也区区小事拖延上近半年不足为奇。但这一道理也不充分。其时，王文韶正与张之洞联手大力举荐盛宣怀出任芦汉铁路督办，函电往还甚密，快办心情殊为急切。铁路学堂正关乎修路大计，当一并考虑才合逻辑。

综合考量，王的态度极可能与当时官场复杂的政治生态有关。在多年的宦海浮沉中，王文韶在中央和地方都担任过不少重要职务。在地方，先后任湖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署湖南巡抚。在中央，担任过兵部侍郎、礼部侍郎兼总理衙门行走等职。转任直隶总督前，王文韶曾任云贵总督。从资历上看，王文韶1852年中进士，升任直隶总督时已年届65岁。和之前所任的云贵总督比较，直隶总督尽管仍为封疆大吏，但二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由边陲一跃而到京畿，是王文韶宦海中重大的提升。甚至从一些细节上，王文韶都能感到地位的变化。1896年新年之前，光绪皇帝赏赐福字寿字各一方，王在日记中写道：“封疆二十四年，寿字尚初次加赏也”⑦。慈禧太后也赏赐福字寿字各一方，并草书“安康”大字一幅，王也记载：“此云贵所无也，恩宠有加不胜荣幸之至”⑦。地位的骤升也使王文韶感到自己资历尚浅，很多事仍需萧规曹随，不可贸然行事。尤其对前任李鸿章，仍要小心应对。所以，李鸿章甲午后虽然落魄，但王文韶对其仍优礼有加。1896年3月5日，李鸿章经天津出使欧美。在津期间，王几次主持或陪同李参加重大宴会。10月3日李鸿章回国，王到火车站亲迎，同样举办了几次盛大宴会接风，二人多次长谈。固然李此时身份为国家专使，王的所为也可看做正常的官场酬和，但迎李回国时，王当晚日记记载李鸿章“环历地球，精神矍铄，秉赋之厚，非他人所能及也”⑦，发自内心的尊敬和钦佩跃然纸上。

事实上，对李鸿章的应对可说是王文韶为官一贯作风的延续。王文韶的仕途总体上看颇为顺遂，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其为官的一贯之道是既不因循，也不孟浪。在王任湖南巡抚时，就有“琉璃球”称号，谓王处事圆滑。《清史稿》对王的评价是“历官中外，详练吏职，究识大体”，又言“然更事久，明于趋避”〔6〕，可谓一语中的。事实上，“究识大体”也是褒贬兼顾。对于最高统治者而言，服从、顺应即是“识大体”，和“明于趋避”实际上是一回事。费行简的评价更为直接，他认为王“当官镇（疑为缜――引者注）密，不为过举。柔媚无风节，罕持正议，时论颇讽之”。但也承认，王在戊戌年力谏慈禧太后“称训政而不可称听政，光绪匪小儿不可废”，乃“临大事不糊涂者”〔7〕。

由此可以设想，由于1893年金达的建议被李鸿章搁置，王文韶也不好立即表示支持。尽管斯时王正支持盛宣怀，但津榆铁路毕竟是李鸿章的地盘，不能不谨慎行事。在没有探明李鸿章态度之前，不轻易表态，正符合王文韶一贯的官场作风。到10月份，经历了欧风美雨数月洗礼的李鸿章对兴学的认识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美国接受《纽约时报》记者提问，被问及“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这一问题时，李鸿章的回答是：“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8〕。或许正是李鸿章认识的变化坚定了王文韶的决心。就在李回国二十几天后，王文韶即上奏请设铁路学堂，应非巧合。

再进一步，王文韶奏请设立铁路学堂的具体设想也耐人寻味。在1896年10月，清王朝铁路修建的重点在芦汉而非津榆，但王仍准铁路学堂设在山海关而非天津，当有兼顾李鸿章、盛宣怀两边，预留后路的设想。事实也证明，王文韶的判断不错，在津榆铁路的修建权争夺中，李鸿章是最后的胜利者。

三

创设铁路学堂事一经朝廷批准，王文韶即责成北洋铁路总局总办吴调卿具体筹办。吴调卿于11月初拟定学堂开办具体计划和经费筹措办法，同时制定《铁路学堂章程》20条上呈王文韶。吴调卿在其呈文中说：“铁路自创办以来，先开平，后津榆，垂十余年，通商便民已著成效”，“惟是各工程师皆借资泰西各国，舍己求人，恐非久计”，“拟请专设学堂，招额生80名，以洋、汉文正副教习各一人，分班教授，3年学满，量才器使”⑧。1896年11月20日，北洋铁路总局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报刊上刊登《铁路学堂告白》、《铁路学堂章程》，开始招生。到1897年初，因考生质量未达要求，在天津实际招取学生20名，准备开始上课。就在此时，风云突变，铁路学堂被取消，并入前一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这个决定是刚刚介入铁路修建的盛宣怀做出的。

甲午战败，马关议和，李鸿章骤然从人生的巅峰跌落到谷底，一时间毁谤交加，弹劾纷起，其长期担任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位被王文韶正式接替，李只被安排在总署赋闲。跟随李鸿章办洋务多年的盛宣怀也被牵连其中，这使盛宣怀烦闷不已，一度有退隐耕钓之想。但进入1896年，盛宣怀却时来运转，不但未丢官弃职，反而官运亨通，大受重用。这年3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将盛宣怀招致江宁，商议新政条陈。5月，盛宣怀又得张之洞赏识，督办汉阳铁厂。10月，又在张之洞、王文韶的联合推荐下，赴京得光绪皇帝召见，委以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加太常寺少卿衔，准专折奏事。

虽办洋务二十多年，声名在外，但盛宣怀所经营的主要是轮船、电报、纺织业，对于主导经济命脉的煤铁、铁路却无缘掌管。早在19世纪60年代，盛宣怀即对湖北广济大冶煤铁矿动心，此后几番试图进入，均因各种原因未果。接办汉阳铁厂，使他终于得偿夙愿。更不料转瞬间竟能再上层楼，得办芦汉铁路。在官职上，盛宣怀的津海关道不过四品，如今一跃进入中央级官员序列，专折奏事更使他有了和最高权力层直接对话的机会。

甫掌大权，盛宣怀便提出了庞大的实业发展计划。首先，他把掌管的煤铁、铁路连接起来，要求铁路用汉阳铁厂生产的铁，同时为筹资计，筹建中国通商银行，力图合路、铁、金融为一体。其次，在上海、天津、汉口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分局，不仅办芦汉铁路，更致力于集中全国铁路的修筑权。此时中国已修和正在展筑的主要是关内外铁路。1897年1月，经王文韶奏请，该路的关内段即津榆铁路划归铁路总公司办理，盛宣怀随即派黄建`、张振じ涸鸾庸堍帷

与此同时，盛宣怀还在推进他热衷的办学事业。盛宣怀本人功名不高，但和李鸿章不同，他对兴办教育情有独钟。1895年，他经王文韶许可，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刘坤一还于1896年2月专门致电盛宣怀，索求中西学堂章程，以便仿办。次月，盛宣怀面见张之洞时，又面陈在上海创办学堂事宜。经刘坤一同意，盛宣怀在上海徐家汇购地，创办了南洋公学。接收津榆铁路后，初创的山海关铁路学堂同样进入了盛宣怀的视野。1897年6月16日，盛宣怀命令将铁路学堂归并北洋大学堂，由王修植兼管。这样，独立的铁路学堂被取消。

历史发展总是充满了吊诡。此时，当年反对建铁路学堂的李鸿章出手，不自觉地挽救了学堂的命运。

甲午之后，李鸿章、盛宣怀两人命运的不同轨迹使两人的关系也微妙起来。李对盛虽多年提携，但到1896年，年过50的盛宣怀不过官居四品，在实业上，始终不得涉足心仪已久的铁路和铁厂。而在张之洞、王文韶的支持下，几个月内好运纷至沓来。两相对比，盛不由对李颇有微词。1897年8月11日，盛宣怀致函湖北按察使恽松耘，称：“弟事合肥师三十年，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足效指臂之力，可长太息也。……湘乡用人，惟恐不能尽其用，绝无所以限制之心，合肥用人，惟恐功为人居。此得人失人之不同也。”次日的上王文韶禀又称：“合肥用人太宽，津榆可为前鉴”〔9〕。李鸿章对盛的抱怨作何感想，尚未见直接材料，但心有不满可以想见。李鸿章虽虎落平阳，但毕竟余威尚在。关键时刻，他不动声色，几次出手，对盛宣怀的大举扩张进行了抑制。正在张、王、盛等人热火朝天地筹建芦汉铁路时，1896年初，容闳突然提出了津浦铁路的修建计划，对芦汉铁路在筹款、将来的铁路收益等方面构成直接威胁。在这背后，就有李鸿章的身影。虽最终该议未成，已着实令张之洞、王文韶、盛宣怀忙乱了一番。

李鸿章对盛宣怀的掣肘，除私人关系的变化之外，更有对国家大计的考虑。1896年使俄后，李鸿章对俄国的态度由防范转变为借俄国力量牵制日本。在使俄期间签订的《中俄密约》中，清政府同意俄国修建经由中国的中东铁路，东北在事实上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盛奉命督办芦汉铁路后，即与各国谈判借款。在与英国谈判时，英国提出要以粤汉铁路的借款权为条件，盛宣怀则提出以东北的奉吉路抵换，这就涉及俄国利益了。李鸿章马上致电盛宣怀，提出反对：“奉吉路与俄连，俄廷前谓，中国自造准接，若令他国代造，则不准接。英勿庸议”〔10〕。盛又拟借美款，并向李鸿章解释说，只用美款建造奉天以南一段，奉天以北和中东铁路连接部分由中国自筹建造。他还认为美国和英国不同，不为俄国所忌。李鸿章同样反对，在回复中先指出：“中朝无人议及关东铁路”，继而警告盛宣怀：“芦汉借款，议者蜂起，吾与常熟（按：指翁同）力持乃定，岂可遽许美修粤汉、奉吉耶！”⑨

面对盛宣怀的一再举动，李鸿章决心一劳永逸地打破盛宣怀把关内外铁路作为借款筹码的算盘。他反守为攻，首先从技术层面对芦汉路的修建提出批评。1897年3月20日，他致电盛宣怀：“金达来言，芦至保，虽勘路购地，而料物一无预备。卢桥料由汉局自造，恐难经久。……弟担此重任，办无起色，奈何？”〔10〕5月30日，又致电盛宣怀：“金达前呈铁路应归一律，章程甚详妥，应交比监工查阅照办，否则将来与津芦不合辙，为害甚大。比人向未替他国做路，欧美均疑诧。又闻比厂桥料多旧式，订办时尤要讲求重力”〔10〕。言下之意，盛宣怀办芦汉尚顾不暇，遑论津榆？李鸿章再进一步，釜底抽薪，策划津榆铁路重归官办。7月16日，御史李念慈奏请津榆铁路仍归官办，筹款接修，以达奉吉。7月26日，谕旨准奏，“所有山海关以北至锦州、营口、沈阳、吉林铁路，赶紧开办”〔11〕。此时津芦铁路恰好竣工，督办之位又落到了胡蓖飞稀

高层的政争再次决定了学堂的命运。胡本龆将铁路学堂迅速从北洋大学堂中迁出。1897年11月22日，20名学生集体乘车离开天津，铁路学堂终于落脚到最初规划的山海关⑧。到1900年4月，学堂培养出了首届毕业生。几个月后，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学堂被迫中辍，5年后才得以恢复。

为解决芦汉铁路缺乏技术人才的窘境，盛宣怀只有令王修植另招学生20名，创办芦汉铁路学堂⑧。1900年，同样因八国联军入侵，该学堂停办，盛把学生转到南洋公学，此为南洋培养铁路人才之始。于是阴错阳差之间，形成南北洋同办铁路学堂的局面，二者共同成为此后交通大学的渊源〔12〕。

四

列强环伺，官场倾轧本是晚清政治常态，但洋务运动中其他新式学堂创办均未如山海关铁路学堂这样好事多磨。对于学堂创办事宜一再延宕的原因，还需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