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论文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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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论文-中日关系问题难用沟通解决【第一篇】

中日关系问题难用沟通解决

摘要：由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相互交织的中日关系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的逐步崛起而更趋复杂化，中日之间历史、领土、海洋资源划分等问题上的多项争端及日本在中日问题上的恶劣行径越来越突出。中日之间由于政治领域矛盾重重、安全领域严重缺乏互信而陷入一种接近零和博弈的困境。在涉及中日关系一系列敏感问题上，日本动作频频。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靠“沟通”就能解决。

关键词：中日关系；沟通；问题。

近来，关于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广受世界各国和国人关注，也引起了很大争论。在此问题上，正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日本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作者想强调的是中国应该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不是因为民族主义感情作祟而盲目反日，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中国人和韩国人一样是有血性的，而是出于对中日关系的现实和中国自身国家利益的认识。

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世人皆洞若观火。由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相互交织的中日关系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的逐步崛起而更趋复杂化，中日之间历史、领土、海洋资源划分等问题上的多项争端及日本在中日问题上的恶劣行径国人皆知，无须赘言。中日之间由于政治领域矛盾重重、安全领域严重缺乏互信而陷入一种接近零和博弈的困境，而日本近年来日益膨胀的进攻型对外战略及在钓鱼岛、台湾等一系列涉及到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采取挑衅和进攻姿态，更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紧张局面和竞争关系。国家利益仍是当前的国际社会中指导国家行为的根本原则，外交政策是否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本国的国家利益是衡量一国外交是否成熟的标志。毛主席说过合作是斗争得来的，而不是让步让来的，当前中日关系的现实困境非中国单方面、也非一朝一夕所能扭转。在日本的咄咄进攻态势面前及其有计划有步骤地不断挑衅和侵犯中国国家利益并极力遏制中国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单方面死抱着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及希望日本纠正自己的错误做法的良好愿望，不但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而且会自缚手脚，带来的是犹豫徘徊、瞻前顾后而终究无所作为。如果此时再一味强调保持和维护中国好不容易初步树立起来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在自身核心国家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的情况下，所谓“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这不但是一种外交不成熟、不理智的表现，本身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不是因为中国手中有牌可打，故意刁难，而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正当而合理的外交行为，这并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伦理，也并不表明中国就要立即和日本决裂甚至走向军事冲突，此类做法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行为中也屡见不鲜。如果反过来，日本处在中国的位置上，其会支持给予中国更大的国际行为权力吗？凭借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的恶劣表现及其与周边国家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争端与麻烦不断、周边国家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普遍表示反对和担忧的事实，中国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名正言顺，更何况考虑到日本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屡次挑衅和侵犯以及强硬而恶劣的对华态度，中国理应承担此一责任。中国采取既不明确表示支持也不明确表示反对的模糊态度并不能做到明哲保身，更不反映中国自身的最大利益。因为日本对中日关系的现实和遏制中国维护其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与政策十分清楚，对于中国并不希望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真实心态也一清二楚，所以就算是日本顺利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并不会因为中国没有行使否决权而感谢中国，更不会自动带来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正如韩国《东亚日报》21日发表的社论所言，日本在处理与邻国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上，仍然没有摆脱帝国时期的思想，不但不对过去的侵略行为反省，反而企图美化丑恶的历史。如果日成为常任理事国，其膨胀欲望会更加暴露，不仅不会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反而会加剧国际矛盾。果真出现这种结果，只会进一步助长日本的强硬态度和嚣张势头，中日关系将更为复杂化，现存的争端和问题也将更加难以解决，届时，中国再想努力发展中日关系、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此前，日本政府宣布将右翼势力设立的钓鱼岛灯塔收归国有并予以保护，随后又同美国一道发表涉及台湾问题的共同声明。不单如此，日本外相还公开表示，希望中国对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修正”；日自民党拟通过修宪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定性为“传统活动”„„在涉及中日关系一系列敏感问题上，日本动作频频。

“沟通”不是一剂好药方

这些频繁的动作使得中日关系成为了当前舆论关注的焦点，与之相关的专家评述也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纷纷为中日关系的发展献计献策。其中，就有专家表示：“„„唯有加强中美日三国的沟通，明确阐明各自的战略意图和政策态度，才能更好保持和维护台海两岸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还建议：“„„海峡两岸应以春节包机等缓和两岸形势的事件为契机，增加沟通和互信，减少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才能从根本上扫除美日干涉台海问题的借口„„”

专家开出的药方子就是加强“沟通”，似乎只要加强“沟通”了，就能够解决目前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这就像两个人有了冲突，旁人上来劝架，常用的一句话：“误会，都是误会。”于是两人突然醒悟了，是“误会”了，这样一来就“和平”了。但我对“沟通”这剂药方的“药效”表示质疑。

人和人之间都会产生误会，遑论国家之间，所以国家之间需要保持沟通。但是国家之间是否有足够的“沟通”，并不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而中日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更不能用“缺乏沟通”的理由来解释。因为，决定国际关系的最核心因素，是权力和利益，国家权力的大小，决定了利益的分配。这是经过数百年近现代国际关系实践检验过的道理，中日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是一样。

一部“沟通无效史”为了让问题更加清楚，我们可以简单历数一下中日关系中的几个问题，看看“沟通”在其中能够起到何种作用。

历史问题：其实历史问题很简单，只要日本彻底承认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对以往所作所为认真反省，中方并无意在这件事情上和日本纠缠，毕竟双边的正常交往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但问题在于包括一些政治家在内的日本右翼，反复在这件事情上作出种种表演，或参拜，或“失言”，或修改教科书，导致这一问题被频繁加温。中国政府多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为什么这些人却依然如故？道理很简单，利益使然。他们之所以频繁动作，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因为国内政治总体向右转，他们跟风右转，既可以获得选民支持，又可以获得政治资金，何乐而不为？中方的抗议，无法转化成他们所需要的选票和金钱，所以就只当成耳旁一阵风而已。对于普通的日本右翼来说，否认侵略历史，本身就是重振“日本精神”、重塑大国地位。显然，在这种问题上，单纯的“沟通”恐怕不会有什么作用。

领土问题：双方各自都声明拥有钓鱼岛的主权，中方为了双边关系的大局，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然而日方的回应是逐渐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钓鱼岛问题争执了这么多年，日方非常清楚中方的立场，但还是试图把对钓鱼岛的占领变成既成事实。在此问题上，从实践来看，“沟通”能起到的作用似乎也很有限。而且，“沟通”需要共同的价值观作为前提，很多日本人对于历史和领土的观念，和中国有着较大的差异，“沟通”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例如一本学术书籍中提到一个案例，某专家在日本生活期间颇受一个民间团体的照顾，临回中国前，董事长为其举办了一个小型送别会，专家很是感动。在聊天中，董事长说，日本国土狭小，以后要多去中国旅行。当专家正要表示欢迎之意的时候，董事长接着说：“但是战前日本很大，有台湾、朝鲜、满洲，战败了，都没了。”专家的话当时就只好梗在喉咙里了。有这样的领土观念，“沟通”能起多大的作用，令人怀疑。

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问题：60多年前，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遗留下了大量化学武器。1997年，中日两国同时作为缔约国加入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根据规定，日本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必须在10年内，即2007年4月前彻底销毁完毕。这件事情的事实和责任原本非常清楚，但进展却始终不是那么顺利。就拿遗留化武数量来说，经过“沟通”，中方认为总数有200万枚，分布在当时被日军占领过的中国领土上；日方则声称，总共只有70万枚，且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而且其中67万枚都在吉林敦化的哈尔巴岭，双方观点有很大的分歧。此事的过程也算是一种“沟通”，中日共同对南京中央门外的一处地点进行了发掘，找到的化武数量总计33097枚（日方判断还有约3000枚没有发掘），只要有简单的数学能力，就能看出日方原有数字的谬误，日方也显然不缺会数数的人，但他们依然把“70万枚”作为谈判和工作的前提。日方假装“鸵鸟”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若是认同了中方的说法，则日方要做的工作，要花的钱，要负的责任，都要成倍增加。哪怕只是为了这份利益，负责谈判的官员也要死死咬住原有的说法不放。但我们能够清楚看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其直接原因是日方缺乏诚意，根本原因是日方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不在于双方缺乏“沟通”。

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记载得一清二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同时又写明双方“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这说明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性质非常清楚。如果仅仅以缺乏“沟通”为原因，无法解释日本为什么要把台湾问题公开纳入日美安保体系。日本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很清楚，就是日本政界内部支持“台独”的势力起了作用。他们很了解两岸关系，并不缺乏相关的信息，反而是基于对两岸情况的充分了解，才作出最后的决策。

看来，中日关系中常见的几个大问题，包括日本向欧盟表示反对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这样的小问题，都很难用“沟通”来解决。

日本为何不打“沟通”牌

从日本的国内状况来看，居于政坛主流的新保守主义，试图恢复日本在东亚甚至世界上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这种政治思想也影响了民众情绪，因此，对外强硬、对过去扩张历史持暧昧态度的领导人，在国内政治上的确占有优势。

从日本的地区战略看，日本要做世界大国，直接涉及到未来的东亚格局问题。在部分日本决策者看来，中国是日本成为崛起大国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一障碍，遏制中国的发展，就成了必然。日本的某些政治势力之所以要支持“台独”，也就是出于这一目的。

从日本的战略传统来看，日本决策层是实力和利益的忠实信徒。自明治维新之后，对外政策一贯讲究以实力换利益的作法。

从最近几年日本对于涉台问题所采取的种种动作来看，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出于缺乏“沟通”才作出的临时决策，而是有着长远的战略考虑，其级别逐步升高，其准备逐步完善，这些动向需要十分警惕。

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所以“沟通”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手段，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这么看问题，有的国家认同的就是实力政治，丛林法则。如果这个时候再跟它讲些教条的仁义道德，就与宋襄公无异了。现实也很清楚，很多时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靠“沟通”就能解决。

新型城镇化【第二篇】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镇、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加快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实意义：

一、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背景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出发点。应结合我国实际，借鉴他国城镇化的成功经验，以新的发展理念和合理的价值导向规划我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第一，我国应走科学发展的城镇化之路，这不仅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也能为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我国是人口大国，只能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第三，现代国际竞争要求我国必须“又好又快”地完成城镇化，以更好地适应时代要求。第四，我国的国家性质不允许国家的城镇化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形成了大量的贫困人口，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所以，城乡一体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二、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现实可能性

中国特色城镇化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的城镇化和现代化之路的基本思想。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今天，新型城镇化道路具有现实可行性。

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具备相当的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物质基础。我国科技发展的水平、教育扩大的规模以及城镇建设和管理方面的经验，也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加大科技投入和技术改造，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增长之路，实现城镇社会的文明进步、人与城镇的和谐发展以及城乡统筹发展，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主要举措：

一是着力打造特色城镇集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中心城镇意识，大力实施中心城镇带动战略，自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城镇发展条件，切实抓好县城、小城镇建设，组成较为完善的镇域城镇体系。要加大区域中心城镇建设力度，坚持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镇化促进工业化的互动战略，按照“规划先行、适度超前”的思路，突出优势，彰显特色，充分发挥区域优势，进一步提升城镇承载力和辐射力，同时推动一体化深入发展。要进一步加快县城与小城镇建设，推进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发展，根据发展基础和环境容量通过扩容提质，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围绕重要交通干道和产业园区，进一步优化城镇体系结构，切实打造吸纳农村人口就近转移的重要载体。要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入。

二是扎实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和切入点，要努力将其打造成为统筹我镇城乡发展战略的节点和平台，推动农村人口向集镇和新型社区、示范村集中。要按照“规划引领，群众自愿、就业为本”的原则，通过科学规划、集聚发展，逐步建成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新型农村社区。要积极引导条件成熟的集镇适时启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积极探索企业带动、城郊改造、小城镇依托等多种建设模式。

三是不断提升产业支撑能力。产业支撑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和保障，要按照“大体系构筑、大城镇带动、大园区承载、新农村示范”为战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要坚持产城互动，把促进产业集聚发展与加快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加快建立布局合理、各具特色、节能环保、竞争力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四是研究制定统筹发展政策机制。在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土地管理等方面进行充分探索，不断推进城乡发展规划、城乡产业布局、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公共服务、城乡劳动就业和城乡社会管理的一体化工作。要研究制订土地供给、税收、人才引进、生产用电同城同价等方面的具体政策，鼓励、引导企业入驻产业集聚区。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管理制度，鼓励农民进城落户，不断放宽科技人才的户口迁移条件。要创新土地使用机制，研究制定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用足用好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积极探索增减挂钩的多种形式，腾出更多的用地指标，用于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 2013年 半月论文【第三篇】

新型城镇化——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支点

编者按岁末年初，以新型城镇化为主题的改革之音逐渐高亢。“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从十八大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新一届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新型城镇化，并进行了重点部署。这向国内外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撬动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支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件最深刻的事情。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球1/5人口的生活品质，是中国执政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然而，新型城镇化并非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就蓝图，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出现的诸多问题：城市急速扩张、农民被迫上楼、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破坏„„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中国未来的健康发展，也会影响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半月谈记者分赴江苏、浙江、四川、山西、河南、江西等地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听取广大群众、业界专家以及政府官员踊跃建言——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对忽视进城农民权益、制造“城市边缘人”的做法说不，让农业转移人口顺利转化为市民；应该维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让土地在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财富成为进城农民生存发展的长久支撑；应该大力拓展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发展之路，让新老城镇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农民市民化：变“边缘人”为“主体人”

不少人认为城镇化对农民来说就是一种身份的转化，事实上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面对的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如何拆除各类政策“屏障”，使其享受到住房、医疗、社保、教育等方面的市民化待遇。

应尊重、保护农民的自主选择权

未来城镇化道路怎么走？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的回答开宗明义：“中国下一步的城镇化绝对不能走以前城镇化的老路，要解决农民进城问题，就要从‘物的城镇化’转移到‘人的城镇化’，而‘物的城镇化’一定要服务于‘人的城镇化’。”

山西省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主任谭克俭认为，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农民，应该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谭克俭说：“由于我国人口多，人口层次跨度较大，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中国，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要鼓励多样性的城镇化形态成为发展的主流。”

“实现城镇化的核心因素是人，这要求尽快有序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补齐‘人的城镇化’水平低、质量差的短板。”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顾益康告诉半月谈记者。

在以城镇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民该移居城镇还是守望田园？一位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表示：“地方政府应当尊重、保护农民的自主选择，既不能限制，也不能强迫。”近年来，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地方出现农民“被上楼”现象：人上楼了，但鸡鸭羊却不能上楼，农民没钱交卫生费、物业费，有的宁愿睡在羊圈里也不愿住在楼房里。

“要防止城镇化快而不优，避免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提醒，近年来有地方片面理解城镇化，采取行政手段迫使农民“上楼”，征用农地。这种大干快上的做法，缺乏冷静思考、科学抉择和合理规划，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很可能欲速则不达。

“新型城镇化应该以人为本。修鞋的、卖菜的和房地产老板都应该在城市得到自己的发展空间。”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刘道兴告诉半月谈记者。

在采访中，半月谈记者也接触到了不少留在乡村就能享受城市生活的农民，何宗汉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55岁的何宗汉是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东榆镇槐树村人。“过去，我们住的是土坯房，喝的是泥巴水。环境太差，养老太难。”何宗汉说，3年前他本打算卖掉家业，离开槐树村去投奔在海南三亚的两个女儿。不过老何还没动身，槐树村就已变了样。

如今的槐树村，土坯房没了，一座座漂亮的楼房拔地而起；水泥通村路直达农家小院，宽阔的村民活动广场美观大气，还配套有公共体育设施；蔬菜大棚、乡村旅游等产业蓬勃发展„„精明的何宗汉在家里一楼开了个小型超市，其余楼层开发做农家乐，提供餐饮、住宿等服务。现在，何宗汉不光自己不愿去三亚，还把小女儿和女婿从三亚叫回来照看生意。

拆除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屏障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阻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障碍，然而，仅仅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能有效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谭克俭认为，目前亟须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政策调整，包括城市公共管理政策、劳动与社会保障政策等。

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表示：“让农民变市民，就要让进城务工的农民享受到同市民一样的待遇，让他们在城市有房住、有活干、有学上、生病了有医保、失业了有社保，这样才会安居乐业。”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前，我国有不少地方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无论是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还是在公民权利方面都存在严重缺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人士曾多次表示，如果以农民工实际享受的待遇衡量，目前纳入统计的城镇居民中，至少有1/4的人口没能充分享受市民待遇。

上蔡县是河南省南部一个拥有130万人口的农业大县，大约有30多万人外出务工就业。在上蔡县第一初中，记者了解到，该校每个班少则百人，多则120余人，老师讲课时必须使用麦克风。

“此现象并非只在上蔡县，在河南全省各县城都普遍存在。”河南省一位教育界人士分析，造成县城中小学拥挤的原因主要是不完全的城市化。近几年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农村学校减少，大城市教育成本又高，农民工子女只能聚集到县城上学，客观上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除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以外，还有住房、医疗、社保等问题让农民工无法在城市扎根。如何能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有专家建议，破除政策障碍，首先要建立以居住地为基本单元的人口管理和服务体制，将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纳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其次，推进免费居住证制度，办理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在子女就学、各种公共服务上与当地人口享受同等待遇；第三，要分类调整户口迁移政策，逐步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就业居住地有序落户。

推进新型城镇化应防止“拔苗助长”

“当前，城市规模快速扩张，土地的城镇化已明显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叶剑平教授说，现阶段的城市发展多采用低密度、分散化方式，城市规模和占用土地面积迅速扩大。

据统计，2000年至20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了60%多，远高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同期人均建设用地133平方米，超过国家规定限额3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表示，一些地方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幌子、以建设工业园区为名目、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为目的，从而大搞扩城、造城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裕民说，如果说多造点房子、多修点路、多建几座摩天大楼就算城镇化，这样的理解太肤浅了。新型城镇化必须以民生改善为根本目的，不单纯追求城镇化的速度，更关注人们的生活品质。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家们表示，一定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城镇化建设，走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土地权益市场化：开启城乡之间的财富之门 土地问题是新型城镇化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少专家呼吁，应加快推进我国土地制度改革，通过统一的土地市场确定价格补偿，实现城镇化过程中利益分配关系的平衡。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土地征用过程中，可允许农民以土地和房产出租、入股，使他们得到足够的补偿，让土地继续为失地农民提供生存发展、增收致富的长久支撑。新型城镇化，应该用土地为农民开启一扇财富之门。

要让失地农民成为获益主体

采访中，一位专家告诉半月谈记者：“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但失去土地的农民却很少获益。甚至可以说，个别地方的城镇化就是对农民不断盘剥的过程。”

“地王”不断刷新，地价不断攀高，推动商品房价格大幅上升„„这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凸显的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将土地作为生财之道，用较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拿到土地，再经过拍卖，以高出成本数倍甚至十多倍的价格转手卖出，从中赚取巨额收益。

江苏淮安的失地农民朱海成告诉半月谈记者：“当时政府征地时给我们的价格是1亩地1万多元，家里所有的地一共才不到10万元，这些钱根本维持不了生活。”

南京市建邺区的拆迁户黄胜利有同样的感受。他告诉记者，尽管拆迁时通过市场评估给了他一个补偿价，但实际上政府将土地拆迁后的拍卖所得远远高于拆迁成本，这对拆迁户而言并不公平。

城镇化围绕土地必定产生大量的投资和建设，这就需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让农民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

在2012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国土地政策蓝皮书》发布会上，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院长郑凌志表示，在近年来出台的各项土地政策中，都首先强调保护农民利益，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的用益物权，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

2011年12月，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要切实维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确定增减挂钩项目，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农村重大事项议事制度，依法听证、公示；凡集体组织和农民不同意的，不得强行开展；严禁强拆强建，严禁强迫农民住高楼。

“推进新型城镇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必须跟上。”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顾益康说，要实现农民土地财产可股份化、可交易化，让进城农民有机会将农村的财产变现和交易，从而在城市能够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

拧紧土地融资阀门

要想新型城镇化不再走“经营土地”的老路，就必须转换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权威研究报告表明，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机构都承担了融资功能，以贷款方式取得的土地储备资金用于股权投资、出借和市政设施建设等。虽然这种模式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但这种模式既不合规，更存在风险。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副主任汪德华指出，土地财政加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机制，是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魔法杖”。这种融资机制是“成就”与“争议”的结合体，它既给城镇建设飞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也使得以房价高企为代表的社会问题越来越难以承受。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经营土地获利，政府成了市场主体，以管理手段实现经营目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要求土地储备融资要严格执行融资规模控制卡管理；土地储备机构贷款不得用于城市建设及其他与土地储备业务无关项目。

汪德华表示，发展市政债将成为化解城镇化融资难的突破口。市政债是国际通行且公平的筹资手段，它是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把城镇化建设未来收益平移到目前来使用，将来再逐步偿还。这将有利于缓解土地财政模式的收入冲动，解决地方融资过程中平台公司隐性负债问题。

探索土地权益市场化，从确权开始 当前进行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被视为保障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权益的重要手段，其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

2012年11月28日，国务院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该草案对于现行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进行了修改，主要内容是提高征地补偿数额。相关专家认为，这不仅对于保护农民权益、提高农民收入具有积极作用，也将为新型城镇化铺平道路。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表示，今后要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将土地要素与产业资本、农业企业有效联系起来；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能，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显化土地资产价值。

浙江省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说，城镇化过程中要通过城乡土地统筹，实现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让农民在土地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属性不改变的情况下，也能分享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土地红利。

土地权益市场化的改革千头万绪，但首先应从产权明晰开始。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被认为是围绕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最近，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元山镇中岭村村民罗正祥领到三本产权证：《集体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有了这些证，罗正祥就可以在农村信用社以农村产权作为抵押进行贷款，也可以和全村其他人一起将村里的农用地整合起来，引入社会资本进行现代农业项目开发。

新型城镇化：集约、智能、绿色、低碳 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到底应该遵循一条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走集约用地之路，保障资源长久支撑 由于中国的耕地资源有限，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介绍说，目前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但用地粗放浪费现象却依然突出。一些城市新区建设盲目扩张，部分工业园区重复布局，这种粗放的用地方式更加剧了我国的用地矛盾。

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时，不顾自身财力，不顾土地等资源的承载力，已经造成很多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说，由于缺乏产业支撑，一些地方出现“睡城”现象，每天早晚高峰，有数十万人在同一时间往返十几甚至几十公里上下班。

“更有甚者，一些城市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幌子、以建设工业园区为名，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为目的，大搞扩城、造城运动，粗放式占用大量土地，其危害比单宗违法用地事件更为恶劣。”

业内专家表示，过度消耗和低效利用土地资源的粗放方式必须得到改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说，中国是一个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较少的国家，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政策。

针对此，国土资源部要求，各地要基本建立起符合本地区特点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体系，积极拓展建设用地新空间，加大闲置土地的处置力度，逐级分解落实“十二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下降30%的目标任务。

在节约集约用地过程中，加强规划、提高产业聚集度和用地强度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还需注意防止走偏。一些地方将推动农民转为高层、多层居住作为集约利用土地的主要手段之一，却忽视了农业的产业特点和农民的就业问题，结果影响了农民的生存发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我国一些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盲目撤并村庄、将农民赶上楼，以为可以节约很多耕地。须知许多农民虽已上楼，但还在务农，上楼后农机具、粮食、种子和肥料等没有地方堆放，只能堆在楼下绿地中。农民种地是一种循环经济，如果一味赶农民上楼，不仅造成农业循环链断裂，而且还忽视了庭院经济的收益。

专家表示，土地是农民的核心权益，在集约发展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重视保障农民的权益，才能为城镇化利用土地资源提供长久支撑。

走绿色低碳城镇化之路，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城镇化的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将为绿色人居、建筑节能产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李佐军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一定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道路，这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推动建筑的低碳化、节能化，建设生态城市。

仇保兴表示，生态城市是系统地降低城市对自然生态系统干扰的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可通过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小区、绿色产业等，共同构建生态城市。

同时，仇保兴提醒，我国地形非常复杂，气候条件差异大，不同地方的生态城市应该因地制宜，像绿色建筑一样应具有当地气候适应性，需要立足于当地实际，这就要求生态城市的模式是多样化的。生态城市的建设，不能一窝蜂上，不能搞一刀切。

实现低碳、绿色的城镇化发展之路还需注意成本问题。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一些地方发展低碳城镇的模式存在成本太高、不易推广的问题，并且容易被形式化。单纯追求视觉方面的绿色、低碳效果，不能从根本上降低能耗、节约资源。国外经验表明，实现低碳发展要把握三个因素：政府引导、市场作用、正确的消费观念。

在建设新型生态城市群过程中，黑龙江垦区大打“低碳牌”，建成100多座低碳城镇。该区域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注重配套使用太阳能热水器、节能灯、节水及绿色交通设施，取缔小锅炉、小烟囱，大力引进地源热泵和水源热泵等供暖新技术，推广使用清洁能源，使百姓过上低碳生活。

走智能城镇化之路，让人们生活更加便利 智能化发展被确定为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之一，这一面向未来的提法激发了人们对于智慧城市的想象空间。

据专家介绍，智慧城市可以使人们工作更加方便快捷，城市运转更高效、更敏捷、更低碳，涉及面包括智能楼宇、智能家居、路网监控、智能医院、城市生命线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票证管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数字生活等诸多领域。人们可以用手机移动接收和发送关于城市生活的一切信息，看病、上班、出差、休闲都变得轻松愉快，而城市也随之更加智能、绿色、高效、美丽。

令人欣喜的是，智能化城镇正在走向现实。近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着手开展我国智慧城市试点工作。

这些文件指出，建设智慧城市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有超过50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覆盖了东中西部地区。

“让城市做到真正的智能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城市需要两三年，有的城市需要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业内人士、IBM大中华区副总裁范宇说。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认为，智慧城市建设一定要有远景、总体规划和实施步骤，而且要结合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来实施。此外，在信息网络方面，国家要给予高度重视，因为这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

从长期来看，智慧城市建设在政府投入支撑下将保持高速增长，智能交通、数字城市管理、城市安防、医疗信息化等领域前景广阔。据业内人士估算，随着我国更多城市启动智慧城市建设，“十二五”期间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将会带来2万亿元的产业发展机会。（《

转作风亟需破除三大行政文化积弊 ——专家建言新型行政文化建设

近期，中央出台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引发社会强烈反响。不可否认，当前在一些地方和党员干部中，仍存在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漠视群众、浮夸铺张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这些都属于行政文化范畴的问题。多位专家指出，增强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破除长久以来的行政文化积弊，改进作风，培育先进科学的行政文化，任重道远而又刻不容缓。

三大行政文化积弊亟待破除

行政文化事关民心向背。南开大学MPA中心主任、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孙涛教授指出，行政文化不仅影响政府的行政价值取向和施政方式，决定了行政组织结构和行政权力运行方式，而且对官员的行政观念、管理模式和行为规范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随着政府改革的持续推进，行政文化不断改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行政文化仍存在三大积弊。南开大学副校长、政治学家朱光磊指出，当前我国行政文化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在于：

第一，缺乏足够的科学意识与规范意识，专业意义上的全局意识不够强。行政人员当中部门本位主义思想还比较严重，部门之间缺乏合作精神，部门之间争权力、争管辖范围、推卸责任等现象还比较明显。地方保护主义情结还比较浓重，一些官员为了政绩不顾大局的现象普遍存在。

第二，级别观念过重，甚至将其作为思考行政问题的前提基础。当前，一些官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已经演变成为级别关系、身份关系，个别时候甚至超越了正常的业务关系。

第三，官本位愈演愈烈。在官本位导向下，一些官员对上采取追求政绩的工作方式，对下采取“高人一等”的行为方式，而对于社会民众的认知与回应能力则比较低，尤其对社会公共服务诉求的反应太迟钝。

孙涛等专家指出，我国传统的行政文化重权力分配、轻权力运作，对权力运作过程中表现的问题重视不够。随着全民文化素养的提高和群众有序参与民主政治的意识日渐增强，在一部分官员头脑中存在的“大一统”式集权行政文化思维，将对公共服务的持续改进和行政改革产生严重阻碍。

群众呼唤“民本”行政文化

群众期待怎样的行政文化呢？专家认为，结合对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理解和当前的历史条件，先进科学的行政文化应该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重视权力的运作和监督，政府机构之间关系科学、官员人际关系理性化，着眼于精细的行政管理，更加适应人民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艾跃进认为，为民服务应该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的基础。我们党的性质和政府的职能决定了为民服务的理念应该是行政文化的主流。

“培育‘民本文化’是行政文化建设至关重要的内容。”朱光磊说，这对改善干群关系有重要意义，也为十八大提出的“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奠定基础。

对于先进科学行政文化的其他特点，朱光磊认为，重视权力运作是先进行政文化的要义。同时，要尝试在政府机构之间关系和人际关系中培育“伙伴关系”的文化。即在行政上下级之间，不仅要有领导被领导的关系，也应有伙伴关系因素；在平行的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之间，不仅要有竞争关系、合作关系，还应有伙伴关系的因素。

此外，目前一些政府的行政管理总体上还太过粗糙，亟须向精细式的管理文化转化，引入“过程文化”，学会用“过程”的思维方式思考和处理问题。

孙涛表示，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根据社会结构和公众对行政官员的要求树立官员的良好形象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淡化官本位思维的影响，缩小政府官员与百姓之间的等级差距，去除面子观念和等级观念对行政文化的影响。

培育先进科学的行政文化要潜移默化

明确了什么是先进科学的行政文化之后，又该如何探索行政文化本身的内在规律，积极树立新的行政文化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行政文化是一种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需要在很长的时间里加以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孙涛认为，直接改变行政文化很难，应该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革中，从细节入手，逐步改变。

在这一过程中，党要主动推动行政文化的变革，强调对民众负责和对科学管理的追求。政府的决策过程要科学民主，从具体的领域和职能方面促进机制的改善，进行行政规则上的改变，满足现代社会政治互动的需求。

朱光磊表示，培育新的行政文化，其过程往往是潜移默化的。这意味着，在坚持培育新的行政文化的基础上，不能搞文化的“大跃进”，而要一点一滴地积累，一步一步地推进。既努力建设新的行政文化，又保持足够的耐心与科学的态度去观察与分析，为深度推进政府创新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也为行政体制改革创造条件。

具体来说，在改变“重权力归属，轻权力运行”方面，改革思维要从简单的“结果控制”向“结果控制”与“过程控制”并重转变，做到事后控制与事前预防相结合。

在政府间关系上，要合理定位与分配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责，建构政府间伙伴关系的文化平台，突破地方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壁垒，在党政干部之间树立伙伴意识。同时，在行政管理上向精细式的管理文化转化，做到以科学管理促进科学发展；在公共服务质量上多下工夫，努力做到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精确化、细致化。

培育“过程文化”，关键要处理好体制建设与机制建设之间的关系。南开大学张翔博士表示，在充分认识到体制改革重要性的基础上，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体制改革的局限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很有必要树立“机制意识”，促进党政干部有意识地从机制建设的角度去推进改革。

“政府的一些做法对于行政文化的改变意义重大。”孙涛认为，政府应该实施以科学管理为导向的改革，向陋习开战，实现公共管理改善，同时在政策执行上以效率和公共利益为导向。

孙涛表示，行政文化建设还应不断强化各行政层级的责任意识，既明确负责什么，还要规定向谁负责，这有助于改变“重权力归属，轻权力运行”的问题和“大一统”行政文化导致的“领导拍板我闷头执行”的情况。

城乡一体化农民是主体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描画求解“三农”问题路线图，这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只是，这一体化化什么？这路线图怎么走？

一些地方政府，一厢情愿，盲目追求城镇化的发展速度，片面曲解“一体化”的政策话语，结果，路子走偏了，脚步踩空了，严重违背农民的意愿，侵害农民的权益，引发了农民强烈的不满，甚至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和深刻的警示。

我们应当明晰：城乡一体化的内涵，是打破城乡社会二元结构，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全体居民自由迁徙，强化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城乡文明共同进步；城乡一体化的取向，是重构城乡关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的权利公平，拓展农民的发展空间。

城镇化是一个现代化的演进过程，自然，城镇化并非现代化的全部内容。移居城镇还是守望田园？政府应当尊重、保护农民的自主选择，既不能限制，也不能强迫。尽管地方政府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每一份红头文件中大都有“尊重农民自愿”的煌煌字眼，但是，“被进城”“被上楼”引发的民怨和冲突还是不断。

因为，农民最清楚，与这些“自愿”配套的，往往还有舆论的“全民动员”“大轰大嗡”，还有政府的“铁腕施政”“层层问责”。不少官员，总想着自己是在代表农民，引领农民，其实，脱离农民选择和创造的代表和引领，很容易背离其本意。而且，这代表、引领的背后不乏对“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的索取，对“土地财政发展政绩”的热衷。

时下，不少地方正以“城乡一体化”名义强力推进农村社区化的“就地城市化”，其初衷应该是美好的，其构想无疑是进取的。但是，也须警惕，单纯以行政化、运动式、一刀切的强势大力推进村落整体迁建合并，实现村庄形态迅速变革，是否契合经济发展基础、遵循城镇生长规律、顺应当地居民意愿？

对于那些仍然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村民来说，搬进楼房之后，居住环境改善了，但家里牛、羊、猪养不成，门前种菜、种果也没地方，还要交水电费物业费，农民很发愁；生活方式改变了，但生产方式没有变，新的产业升级、就业转型的路子在哪里？农民也很茫然。

城乡一体化的指向，并非仅仅是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还应有别具特色的新农村。

城镇化是一个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的市场化过程。改革以来，中国农民最早撞开了市场经济的大门。可是，时至今日，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农民手中最具市场价值的生产要素，最具增值潜力的宝贵资产，还没有成为他们投入市场化运营的资本和积累财产性收入的源泉。在一波波城市扩张、社区建设和资本下乡、规模经营中，土地流转和征用的收益，很大程度上成了开发商家的经营暴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用地单位的低价资产。

土地是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资源，应当让农民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土地。打破城乡二元制度，需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严格使用国家征地权限，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更多地通过统一的土地市场确定价格补偿，实现利益分配关系的平衡，并允许农民土地和房产可以出租、入股，可以抵押、流转，从而使农民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的土地征用中，等价交换，得到足够的补偿，使土地成为农民增收和致富的财产源泉。农民的土地产权得到保护，他们就会自己去走市场化道路，就会成为流转的主体，在土地转让过程中享有公平的分配。

城镇化还应是一个公共福利社会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乡村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制度，公共医疗卫生，基本社会保障„„这一缕缕社会福利的阳光，终于照进了村庄，照进了农户。尽管还只是从无到有的起步，但农民已经真真切切地在享受这福利，沐浴这阳光。

笔者在乡村调研中观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分量在加重，脚步在加快。但是还需要注意矫正三种偏向：

一是乡村公共服务资源的试点化。政府投入更多地向地方领导蹲点扶持的示范村镇集中，向有财力提供配套资金的先进村镇倾斜，结果只是多了几个难以移植的“盆景”而已。

二是乡村公共服务主体的单一化。还当放手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社会公益组织，有效吸引他们参与、壮大乡村公共服务事业。

三是乡村公共服务载体的城镇化。许多地方的教育、医疗、文化事业呈现一片大繁荣的气象，但往往是繁荣在城镇，冷落在乡村，其中的资源更多向县城集中，投入向县城倾斜，大量乡村则被边缘化、空心化。

看来，如何使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断拓展范围、充实内涵、提升质量，从而实现城乡一体、服务并轨、齐头并进，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城乡发展一体化，这是一个方向。前面的路，最主要的还得放手让农民自己去探索，去开拓。政府不必去包办代替，最核心的还是要尊重农民在乡村发展现代化中的选择权，维护农民在资源要素市场化中的平等权，保障农民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受益权。（

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v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做到公道用人、公正处事。

习近平同志最近在一次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做到公道用人、公正处事。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珍惜使命、不负重托，在难题面前敢于开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干部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

这一论述简洁明快地阐述了权从哪里来、权该怎样用的问题，对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权力观是对权力的总的看法，包括对权力的来源、掌握权力的目的、行使权力的方式等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执政党，对权力观的认识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怎样的权力观、如何行使手中的权力，这不仅是一个执政方法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我们党的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9月8日《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章》明文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同时强调，“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

正确认识“权为民所赋”，是正确实践“权为民所用”的前提。在人民解放战争年代，正是由于党的各级干部对这一问题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时刻坚持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福利，中国革命才能获得人民的衷心拥护，才能开辟、巩固、扩大革命的根据地，才能发展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才能取得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才能建立独立、民主、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现在，人民富裕了，国家强大了，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年轻同志，在如何理解和把握“权为民所赋”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一些偏差和误区。如有的领导干部信奉个人奋斗、“凭本事吃饭”，认为职务地位是靠自己干出来的，组织培养、人民养育的观念非常淡薄。这样的干部在走上领导岗位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问题，一切根据自己的利害得失来衡量。当个人与国家、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甚至需要牺牲个人利益的关键时刻，这些干部往往就现了原形，出了问题。

党的用人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和才不可偏废。中央鼓励和倡导领导干部尤其是年轻同志要有抱负和理想。但是，如果一些干部认不清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一味陶醉于个人奋斗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把所谓的理想抱负建立在实现个人“小九九”的基础之上，是不可能发自内心地做到“权为民所用”的。这样的干部在遇到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和大风大浪的考验时，很有可能迷失方向，甚至滑入歧途。因此，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首先坚定“权为民所赋”的思想认识，时刻提醒自己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做到公道用人、公正处事。

“权为民所用”，这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如何用权的规范，是“权为民所赋”之果，也是实践正确权力观的重要检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兢兢业业、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实践证明，领导干部是否自觉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最重要衡量标准，在于能否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

习近平同志在阐述“权为民所用”时，一系列要求富有指导性和操作性。比如强调领导干部“在难题面前敢于开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任”，特别是强调“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等，既语重心长又具体而微。 早在2008年，习近平同志在谈到领导干部要有敬畏意识时就曾经指出：“心有敬畏，行有所止。领导干部对权力的神圣性要有所敬畏，始终把握权力行使的正确方向，时刻警惕权力的滥用。”干部队伍中的经验教训表明，权力与风险是成正比的；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拉拢和腐蚀，哪里就有陷阱和炸弹。

有道是“天欲其亡，必令其狂”，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如果失去敬畏之心、戒惧之意，或者把大胆工作与谨慎用权对立起来，把握不住正确方向，甚至为所欲为、忘乎所以，最终必然会害了自己、毁了事业。

深刻理解、自觉实践“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真谛，在当前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中，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作为内在动力，是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殷切期盼。

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国周边形势【第四篇】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海洋300多万平方公里，东西相隔5500公里，时差4个多小时，南北相距5500公里，跨越5个温度带，居世界第三。中国地大物博，自古以来便是各国眼中的宝地，上至夏商，下至今时，总是处于危机之中。无论何时，外国总是打着中国的主意。而今，中国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自强不息，增强了自己的实力，有了相当高的抵御能力，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处于和平时代，相反我们应该警惕这潜在的危机，古人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我们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时刻注意我国周边环境形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领土方面，自新中国以来，先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和朝鲜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签定了新的边界条约，并划界立碑，但是我国仍与印度等国家有5000多公里边界尚未完全划定，争议地区16万多平方公里。与日本等海上邻国争议面积多达200多万平方公里。这些领土的争议是格局形势潜在的危机。目前我顾主要丢失的领土有韩国占有的几个礁岛，日本侵占东海气琉球群岛和钓鱼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周边各国的蠢蠢欲动，小动作纷纷。

在西方开始收敛的时候，中国周边的国家却活跃起来。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纷纷针对我国南海主权动作不断直接向中国发起挑战。其中菲律宾国会通过将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划为其国土，马来西亚总理登陆南沙群岛几处岛屿宣称拥有主权，其海军司令甚至宣称，如果发现中国渔船入侵，将被长期驻扎在那里的海军驱逐舰驱逐，越南则任命了一个管理西沙群岛的政府机构主席，一宣称对改道拥有主权。日本首相有不失时机的挑起钓鱼岛事件。这个时候中国的西方邻居印度也不甘示弱，居然大幅增兵藏南。对已经挫败强大西方势力的中国来说，解决这些国家的挑战不是问题，但奇怪的是，与高调回应西方相反的是，中国政府这次相当低调，对之冷眼旁观，不采取措施。

或许这种选择于中国来说对外界不失为一种对抗、一种有力的回击，但是在这个社会，尤其是西方，将忍让看着一种懦弱，一种无能。中国要想在世界永远占有一席之地，光靠忍让和中国传统的礼仪是不可能的，要让世界尤其是美国、欧盟等国家信服，就必须有霸气，因此对待这些对我国领土打着歪主意的小国家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拿出点威风和霸气。在这里绝不是以大欺小，而是维护自己正当的利益。中国这个大国如果连这点利益都不能争取，别人会以为我们好欺负，这实际上在无形中助长美国等国家的嚣张气焰。中国不能忍让。

周边环境形势在军事方面尤为紧张，总体来说东亚、东南亚、东盟、中亚、南亚地区对中国呈现包围形式。经过多年的发展，日本不愧为一流强国，拥有世界第一的扫雷能力和世界第二的防潜能力，军事费用世界第二。便面上日本与中国和睦相处，但实际上是表面上一套暗地里又是一套。其军事防御已由“固守北方”变为“防御西南”，此举意味着什么，我想不言而喻。在一则调查中显示，人们普遍认为对中国最为危险的国家即最容易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国家就是日本，而目前日本的种种举动也正应证着这一趋势。炙手可热的朝鲜核问题，也是一大热点，联合国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朝鲜核问题处理不得当势必引起朝、韩、美、日四国的军事冲突。由于当年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旦四国的战争爆发，势必影响到美日韩与中国的关系，很有可能美日会趁机打击中国。因此我想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应该谨慎，考虑全面，在外交方面应尽可能的避免冲突，保持中立原则。

于此同时，印度也将中国列为潜在的威胁。印度兵力强大，海陆空在世界排名靠前，是中国有力外患之一，而且印度长期以来占领着藏南地区，态度强硬，轻言撤退是不可能的，为有武力。同时印度也将印度洋列为其势力范围，恶意炒作中国与印度洋各国正常的经济来往甚至借用马尔代夫的甘岛作为其空军基地，毫无掩饰的暴露出印度的野心。中国不得不防。

台湾问题是我们一直关心的问题。从明朝开始，就明确的规定台湾属于中国。从邓小平主席的“一国两制”到陈水扁的“台独”，我们看到的是台湾领导团队想方设法的对抗，视祖国各族人民于不顾，甚至请求美国的援助。中国曾今帮助马英九登上台湾领导人的位子，而曾将他口中的台湾回归如今已经烟消云散，大力购置军事防务，其动机之明，不言而喻，美国更是添油加醋。藏独也是中国头疼之事，“**”集团藏独的野心也迎合了美国的愿望。奥巴马白宫见**更是对中国政府公然的宣战。我们岂能坐视不管？中国政府不能忍让，应该快刀斩乱麻，将这些不法分子除之而后快。

对如今的中国来说，美国可能是我们最强大最具危险性的国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群，遍布世界各地。这些基地主要为美国收集情报资料，拥有先进的科技，最强大的军事武器，一旦战争爆发，可以迅速的调兵遣将，尤其在欧洲，能够迅速的调集兵力进攻中国边疆。而且2010年中美关系即将发生更加微妙的变化。如果美国挑起中国敏感的三大危机——贸易争端、对台军售、会见**，中国将应接不暇。

由此观来，中国周边环境局势确实岌岌可危，首先我们应当建立起忧患意识，加强军事和经济的发展，加强边疆尤其是西藏等地区的军事力量，防范于未然，加强渔歌国之间的军事、经济竞争，努力学习国外先进科技。同时和俄罗斯等同盟国搞好关系，共同御敌。其次，中国人民应该团结，和睦相处，万众一心。最后应该做好积极应战的准备，制定详细的应对策略和今后的发展计划及目标，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迨。

四川新型城镇化道路论文【第五篇】

四川新型城镇化道路

地理科学专业

学生；张辉

指导老师；张国

摘要：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指出，要把握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更加重视城镇质量，、要构建科学的全省城镇体系，大力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实力。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四川当前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长远发展的持续动力，对于促进四川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字：新型城镇化

方法建议 一，四川城镇化发展现状分析 。全省城镇化发展实现新突破，“十一五”期间，四川城镇化率保持逐年上升的良好态

势。2005 ~ 2009年，四川省城镇化率已由33%提高到38·7%，年均提高1·14个百分点，已提前1年超过“十一五”规划提出的38%的既定目标。目前，四川 已建立起以成都平原、川南、攀西、川东北四大城镇群为依 托，以特大城市成都为核心，以绵阳、攀枝花、自贡、南充4 个大城市为骨干、27个中小城市和1865个小城镇组成的城镇 体系。[1]城镇人口达到3043·6万人，城镇建成区面积达到 3500km2。[2]全省城镇规模进一步扩大，城镇等级结构进一步 优化，城镇功能进一步完善，城镇的辐射带动进一步增强。 城镇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

二．。城镇化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

在四川省城镇化发展不断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还存在不 少困难和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城镇化水平偏低，差距较大。一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差距大。2009年，四川的城市化率为38·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9个百分点。二是与东部发达省市或西部部分省（市、区）相比也有明显差距。三是城镇等级规模体系不合理。四川设市城市数量总体偏少，尤其缺少100~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大城市数量也不多。 四是，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4]2008年，四川地级城市城 镇化水平最高的成都为63·6%，最低的甘孜仅18·9%，两者 相差达44·7个百分点。按2008年城镇化水平，四川不同区域 的城市可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城镇化水平在50%以上的城市，有成都和攀

枝花。这两个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分别达到63·6%和59·6%， 不仅比全省水平高20多个百分点，而且远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第二梯队:城镇化水平在30% -40%之间的城市，有自 贡（ 39·6% ）、德阳（ 39·5% ）、绵阳（ 38·7% ）、乐山 （ 38·3% ）、内江（ 38·1% ）、泸州（ 37·6% ）、遂宁 （ 36·6% ）、宜宾（ 34·0% ）、南充（ 34·0% ）、雅安 （ 33·4% ）、广元（ 31·2% ）、眉山（ 31·1% ）、达州

（31·0% ） 13个市，这些地区的城镇化总体水平比较接近，虽 与成都和攀枝花有显著差异，但又明显高于第三梯队的城市。 第三梯队:城镇化水平在30%以下的城市，有资阳 （29·7% ）、巴中（ 27·3% ）、广安（ 25·8% ）以及阿坝 （29·1% ）、甘孜（18·9% ）、凉山（26·4% ）三州，这些地区 仍处于城镇化的初级阶段，城镇化水平低，城镇化进程缓慢， 成为推进全省城镇化水平上台阶的约束力量。

（二），城镇发展的产业支撑不足。四川二、三产业发展不充分， 直接导致城镇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导致城镇化动力不 足。

（三）城市规划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基础设施运行效率不高，居住条件有待 提高，资源环境矛盾凸显，城镇综合承载力不强。城镇建设 用地规模扩张偏快，城市空间拓展不注重集约紧凑，城镇建 设历史文化特色和个性特征不突出。

（四）城镇化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未得到根本消除。户籍管理制 度、城乡分离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向城市倾斜的财 政金融政策等，阻碍了四川省城镇化发展进程。社会公共资 源短缺，特别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社会保障程度差、医疗 技术力量薄弱，居民就医困难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城镇化的质量和效果。由于缺乏区域协调发展的联动机制， 造成重复建设、产业同构、资源浪费等不良后果，削弱了城 镇的整体竞争力。 三、四川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分析

1、城镇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很大，从发展趋势看，未来5~15年乃至更长 期时期内，四川都将处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 2.城镇化高速发展将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动力

四川省农村人口众多，城市化蕴含巨大的内需空间，这一潜在需求的释放，将对四 川省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3.全省将会建成更多的大中城市

十二五”时期，四川通过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扩大城镇人口规模，建成3~5个人口在百 万以上的城市、10多个人口在50万以上的城市是必然的，也 是必需的。

四．四川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及途径

（一）积极稳妥、分步推进

从区位、经济条件以及城镇化水平来看，四川应该重点加快成都平原城市群、“成德绵”城市带以及川南和攀枝花的城镇化建设力度。当前应该重新部署成都平原都市圈和江油至峨眉山一条线经济建设规划，加快其城市群建设。城市规划、二三产业大型项目布点、交通建设等都应该向“一条线”倾斜，尽快启动建设“成德绵”城际铁路。通过产业政策和资源整合，引导相邻城市的一体化发展。

（二）努力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大城市，除继续壮大发展已有的四个大城市外，努力促使德阳、宜宾等六、七个中等城市尽快跨入大城市行列。逐步形成以成都为核心，区域性大城市为骨干， 其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基础的现代城镇体系。

（三）城市群 （带、圈） 的发展立足省内，先内后外珠三角”、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带的发展，都是在本省政府可以调控范围内，得益于省政府的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现行行政、财政体制下，跨省市的城市带建设，理论上突破容易，而实际操作太难因此城市带 （群） 建设要先省内、后省外地推进。

（四）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夯实农村持续发展基础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促进农村经济全面繁荣

；促进城镇产业集聚，以城镇工业为纽带，统筹城市与工业发展，形成农村与城市工业互补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发展农村服务业，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深化体制改革，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对户籍管理、农村土地管理 、农村社保、农村公共财政制度和体制等进行改革及完善统一城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 ，引导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五）解放思想、模糊行政边界，推动区域发展。城市群、城市圈的建成，直接关系区域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城市群、城市圈能否健康加速发展，关键在于

是否能突破体制性障碍，让区域内的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自由 流动，使各地的优势得到充分体现。通过城市群的建设和完善，产生新的 生产力。

（六）在实施城镇规划中要坚持按照既实行科学的规划引导，又要有序推进 坚持城镇化规划的引导作用，不能只靠行政措施，而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人口向城镇迁移、要素向城镇集聚以及城镇内部结构调整和外部扩张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七）改革城镇化发展中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土地使用制度以及投资制度 改革征地制度，让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合法进入市场，实现农民和 土地的完整转移。要使农民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成为积极主动的 参与者和生力军。改革城市建设投融资制度及体制机制，拓宽筹资渠道， 探索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并组建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促进投资资金 的保值增值和滚动发展。

（八）城镇化与工业化联动推进，用产业集群带动城市集群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省战略， 加快工业化进程，以工业化推进城镇化，以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强化城镇 化的产业支撑。调整产业发展政策、财政政策，整合社会资源要素，促进 产业集群发展。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应该服从 《四川省“十一五”及 2020 年城镇化发展规划》 要求：一是通过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引导产业 集聚、引导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形成产业集群；二是通过经济区规划、 城市规划，引导企业向城市的园区集聚，提高工业的集聚规模和发展水 平，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同步推进；三是通过促进城市间经济联合与 协作，引导相邻城市的一体化发展；四是建立城乡统筹的产业发展体系， 为城镇化发展奠定基础；五是扩大县域经济管理权限，带动城乡协调发 展，充分发挥县城和中心镇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九）加快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强劲动力 按照 《四川省“十一五”及 2020年城镇化发展规划》 要求，打破区域 性的体制障碍，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同时辅之以政府的引导，进一 步调整和促进区域产业的合理布局，形成科学的、符合四川城乡实际的产 业布局和城市布局，全面推进四川新型城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本报评论员。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四论认真学 习贯彻省委九届四次全会精神[N]。四川日报， 2008 -01 -06. [2]蒋巨峰。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N]。 四川日报， 2009-11-02. [3] 2009年中国城镇人口已达6·22亿，城镇化率46·6% [EB/OL]。中国网， 2010-03-29. [4]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加快城镇化进程对四川 资源和环境影响研究[EB/OL]。中国统计信息网， 2007-12 -18. [5]李后强。以城镇化促进现代化是城镇化新机遇 [EB/OL]。四川新闻网， 2009-12-19. [6]戴 宾。未来四川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J]。四 川省情， 2008, (05): 30. 责任编辑:任 平 137 2010年第6期经济体制改革

Sichuan new urbanization road Geographical science professional

The student; Merchant tc guide teacher; ZhangGuo Abstract: the sichuan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secretary LiuJiBao points out, want to hold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the town, and to construct a scientific system of the whole province town, vigorously implement center city leads strateg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and small towns, promoting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 power. Vigorously promote new urbanization i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reality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also the need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power,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ccelerate in sichuan,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rapid development h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Key word: new urbanization methods 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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