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教案（精编3篇）

【前言导读】这篇优秀教案“故宫博物院教案（精编3篇）”由阿拉题库网友为您精心整理分享，供您学习参考之用，希望这篇资料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复制下载吧！

故宫博物院教案1

近日，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院庆“石渠宝笈”特展换陈品，然而像“故宫上千群众通宵排队只为看《清明上河图》最后一眼”这样的新闻标题却早已不再引人瞩目了口因为整整一个月，总有机会从微博、朋友圈和各类媒体上不断得知“故宫特展挤爆头”的最新战况。

携带马扎和干粮的观众纷纷表示，老祖宗的宝贝一定要看，排队很值。而流传着的话语中，关键词总是“真迹”“十年一见”“齐聚一堂”此类。“真”显得很重要，哪怕面对“真”的时间只有三分钟，双腿酸软，并始终处于其他观众和展览工作人员的精神压力之下。

有人认为，如果撰写当代中国文化史，今秋故宫的空前盛况绝对有必要重重写上一笔。然而，这是本雅明意味的艺术之“灵晕”复归了吗？

在本雅明的著名篇章中，“灵晕”是艺术起源于神圣崇拜的佐证，而在机械复制时代，它却逐渐湮没在展示和传播之中。

由声名“庇护”的艺术品

无论是这次故宫博物院院庆特展、年初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展，还是上海的莫奈画展，在欧美引发轰动的“雨屋”，以及前不久巡展到北京、没有一副真迹的“不朽的梵高”，火爆程度都曾上过新闻版面。

而事实上，就在这个夏天，南非国宝级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在798尤伦斯举办了为期两月的大型个展，却只在小圈子内引起了讨论。就连安迪・沃霍这样的当代艺术大咖，去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为此所做的大型回顾展也未能引发公众多高的热情。

显然，声名是驱动现代博物馆参观的一大关键因素。艺术品和声名，某种意义上像是模仿了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那种关系结构：似乎价值应该依托于使用价值而存在，而在实际的社会交换中，却往往超越了使用价值而拥有独立的身份；同样，声名似乎应该依托于艺术品审美的、历史的、文化的“本质”而存在，而在实际的社会文化生活中，艺术品却往往在声名的庇护之下被欣赏。

那么，决定艺术品声名的要素有哪些呢？或许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是艺术史和艺术教育中所展艺术品的价值，然后是作为主导者的艺术体制（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媒体、艺术批评）导向，最后是接受者接受的文化语境。

当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爆出早上开门时大批观众狂奔冲向武英殿的照片时，有几位美术史专业的学者感慨：这说明了中国公众在艺术史教育上的匮乏。的确，大部分观众是冲着《清明上河图》来的，甚至只知《清明上河图》而不知有其他者亦大有人在。的确，《清明上河图》借由历史课本、报纸电视还有师长的描述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拒绝的概念。当然不得不承认，也是由于《清明上河图》作为少见的大型民俗画，充满叙事的动态效果，更易于当代观众找到欣赏的趣味。

然而，反观在艺术史教育更为普及和发达的欧洲，笔者发现在卢浮宫的《蒙娜丽莎》前，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你却可能有机会在另外展厅跟一面墙的伦勃朗独处片刻；在佛罗伦萨，看米开朗基罗青年时代的名作《大卫》需要排队，而在美第奇礼拜堂，大师晚年的旷世杰作《昼》《夜》《晨》《暮》却始终安静地等待在那里。

因此，中国观众在故宫特展上爆发出的、近乎牺牲般的狂热，虽说是极端个案，但很难称得上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性。一句“表现出民众对于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极度渴求”并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公众对于艺术欣赏的需求到底意味着什么。

也许我们重新回到博物馆的历史之中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博物馆内在植入的权力与秩序

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跟艺术史这门学科一样，并不像（自在的）艺术的历史那样古老。1753年，大英博物馆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大型博物馆在私人收藏和英国王室的支持下建立，它昭示着艺术在这一新的历史时刻所产生的新内涵。

而现代博物馆兴起，不仅伴随着一个强势权力主体及其预设对象的兴起，也伴随着一整套新的认识方式以及支撑这套方式的活生生的暴力――那就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博物馆在宣扬其公共性和民主性的同时，内在植入了权力与秩序。

1917年，杜尚将从商店买来的小便池命名为《泉》并送往美国独立艺术家展展出，被认为是现代艺术史的转折点，从此开启了随后一百年艺术家与包括博物馆在内的整套艺术体制之间悖论式的博弈。

杜尚的重要性在于，他以一种看似随意的方式揭示出了艺术之所以成立的框架性因素，并斥之以忧郁的嘲讽。杜尚的后来者们，无论是在博物馆内部还是博物馆之外，无论怎样花样翻新，却永远都只沦为了杜尚创举的重复。对于艺术体制的批判，逐渐退却最初激进的先锋色彩，慢慢固化为体制的一部分，甚至这种批判只能在体制内部才得以成立和被寄予解读，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进一步确认和巩固了体制。

这也是为何当代艺术与受教育程度相对不高、业余时间和金钱上相对不那么充裕的普通观众之间隔阂颇深的原因，因为当代艺术美术馆所预设的观众是一些掌握了语境并做好了反思准备的人。而主流博物馆所预设的观众，却似乎刚刚从繁忙的俗务中脱身出来，拘谨而又虔诚地准备接受“知识、教育和文化”。

故宫博物院教案2

单士元（1907―1998）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中的老实人。老老实实治学，老老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半个多世纪来，他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常说：“我半个多世纪都在故宫。故宫博物院的院龄，就是我的工龄。”实际上，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925年10月成立前l0个月，他就已在故宫工作了。

辛亥革命后一直住在故宫后半部的清逊帝溥仪，1924年11月5日被逐出宫。当年12月，单士元就和北京大学一些教授、同学来到故宫，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公私物品的工作。当时，他18岁，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旁听生。邀他到故宫参与清点工作的是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著名教授沈兼士。“故宫，处处有历史，随地是文物。”沈兼士这样嘱咐他，“在故宫，要对一砖一瓦、一殿一宫都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它，认识它。”

1925年10月10日，以故宫为院址的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单士元就一直留在故宫，连续工作了近70个年头，成为我国闻名的清史专家、文物专家和古建筑学家。

二

单士元的第一专业是明清史。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后，他继续在沙滩北京大学学习，专攻明清史和金石学。听课的时候去学校，没课的时候在故宫工作。

初进故宫博物院，他在张继、沈兼士先后任馆长的文献馆工作，仅仅整理清代军机处档案兼编《史料旬刊》等3种刊物，就整整工作了8年。

清代军机处设立于雍正八年（1730），终止于宣统三年（1911）。每天经办大量名目繁多的文件，逐日封存一包，每半月合成一大包存档，称为“月折”包，180多年间从未间断过，因而积累下来一批数量十分可观且又最机密的清代档案。

这批档案，原来存在故宫方略馆。民国3年（1914），被北洋政府国务院接管，移存于国务院集灵囿楼上，十几年间从未整理利用过。1926年1月，故宫博物院根据理事陈垣的建议，致函国务院，要求收回这批档案，整理利用，编辑成书。经当时国务院总理许世英批准，于1926年1月28日由单士元等人运回，贮存于故宫大高玄殿内雷坛殿东西配殿。文献馆随即调集人力进行整理。他们清除尘垢，理顺散包，分类编目，写签编号，撵码上架……工作十分繁重艰巨。馆长沈兼士、著名史学家陈垣，以及年轻一代的档案工作者单士元、张德泽等人，自始至终参与了其中的编目、整理工作。

1929年2月，易培基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开始编辑出版与故宫业务有关的期刊、丛编及其他出版物。单士元参与编辑以发表清代档案为主的《史料旬刊》、《文献丛编》、《掌故丛编》。这些出版物至今为研究中国史，特别是研究清史的学者所珍视。

文献馆一方面大量公布清代档案，一方面向史学界和各界学者专家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前来查阅档案，摘抄利用。于是，单士元在整理档案、编辑书刊之外，又增加了一项接待任务――为来访的学者专家介绍清代档案内容，协助他们查阅史料。七八年间，他亲自接待并为之提供档案史料的学者专家就有吴蒸绍、妙丹法师、蒋廷黻、顾廷龙、陶孟森，商鸿逵、刘半农等人。在接触中，他加深了和这些学者专家之间的友谊。其中很多人都成了他治学道路上的老师及写作上相互蹉商的至交。也就从这时起，单士元陆续写了不少有关明清档案的文章，如有重要考证价值的《档案名称渊源初探》、《清代档案释名发凡》、《清代题本制度》，《清代奏事处考》、《清帝起居注》、《清代实录考》等。

1936年，中国图书馆博物馆协会在青岛召开成立大会，单士元在会上宣读了《清代档案释名发凡》一文。这是他针对当时查找、利用清代档案的学者专家日多，每每苦于档案数量过大，类别繁多，茫茫然无从下手的现状，因而提出建立档案目录学的设想，以及重视档案释名的问题。这个设想颇为远见卓识，会后，故宫文献馆即把档案释名列为整理工作的一个环节，使档案工作又提高了一步。

单士元在档案方面的著作奠定了他的档案专家、清史专家的地位。从1930年起，他先后受聘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任教。解放后，他又受聘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讲《中国档案史》。

三

单士元的另一个学术专长是中国建筑史。

他不是学建筑的，只是在北京大学上西洋史课时，受到一位教授的激励，才立志涉足这个领域。

那位教授讲：“中国建筑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可惜的是，外国人写的世界建筑史中，从来不提中国建筑艺术，因为他们不懂，也因为我国在国际上地位低，更缺乏专门研究建筑的人才，因此被人瞧不起……”

从此，单士元在钻研明清史、金石学之外，开始涉猎中国建筑学。他从清代档案和文献中搜集有关中国重要建筑沿革、布局规划等史料，在北京地区对著名古建筑、古园林进行调查，同时对照紫禁城内的各类建筑，对比研究，每有所得，即随手写成札记发表。

1929年，朱启钤在北京创办了第一个研究中国建筑的团体――中国营造学社。从国外归来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建筑学教授刘敦桢和刘致平先后参加，推动了中国建筑学的研究。国内各工科院校纷纷开设建筑方面的课程；欧美及日本有志于研究中国建筑的学者，也与营造学社开始了学术上的交流。随着影响和业务的扩大，营造学社决定物色人才编书，编社刊。1930年，单士元经人推荐， 进营造学社兼任编纂， 同时继续在故宫文献馆工作， 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学习。三者兼顾， 分外忙碌。在北大，他按照导师的安排，写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年表》，填补了问世不久的《清史稿・表》中的遗漏部分；对故宫和营造学社的工作，哪头事急，他先顾哪头，或者同时兼顾。

在编纂工作之余，他又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建筑史及古代建筑工艺技术，先后写出《清代建筑大事年表》、《明代宫苑考》等专题文章。为增长工艺技术方面的知识，他钻研文献、档案，熟读天津北洋大学的结构力学讲义，遇到难解处，便找老师请教，为此常常出入于当时留法归来的名建筑师汪申、朱兆雪二位教授门下。

单士元一天天长进，对当时研究建筑史的现状，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有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研究建筑史，不能仅仅侧重历史素材和实物调查而忽视建筑理论的研究；只着重建筑布局和造型艺术的探讨而不讲工艺之学、工具之学，就无法全面理解祖国建筑的形成与发展，无法构成完整的中国建筑史。他最先提出，把古代建筑工艺技术的研究，纳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范畴之内。

当时，大学毕业的建筑系学生，主要学现代建筑，对古建筑工艺不甚了解。建筑学界研究建筑艺术、建筑史的多，而研究古建筑工艺技术的却凤毛麟角。单士元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头。

可惜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单士元的研究被迫中断，几年间辛勤积累起来的资料也大多散失。

四

单士元的工作转到故宫建筑上，是在解放初期。他对建筑史、建筑理论及工艺技术的研究，终于在故宫的实际工作中派上了用场。这是单士元工作上的一个新起点。这时，单士元已经在故宫工作了近30年。

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曾对开放参观路线上的宫殿、道路略加修葺，而未兴较大工程。解放初期，也只是对中路各殿屋顶及皇极殿、养心殿等处陆陆续续做过零星修缮，未能顾及其他宫殿，以致不少房屋漏雨、倾斜，油漆彩画成片剥落；不少庭院杂草没肩，积水难退；一些偏僻角落更是垃圾成山，脏乱不堪。

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找到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请他推荐一位能够管理故宫古建筑的专家。梁思成说：“用不着我推荐，故宫现在就有一位――单士元。”郑振铎又把单士元郑重推荐给故宫博物院新任院长吴仲超。

1956年，吴仲超根据单士元的建议，成立了建筑研究室，以单士元为主任。不久，又组成古建管理部，下辖工程队、琉璃砖瓦厂，仍以单士元为主任。

单士元首先抓了古建部和工程队职工队伍的充实和提高问题。为提高职工基础理论和工艺水平，他从建筑科学研究院聘请结构学教授李风翥，地基结构教授铁天石到院讲课。他向职工反复阐述研究古建工艺的重要性，并以紫禁城门扇上的门钉为例，说明不能只注意建筑艺术而忽视工艺技术的道理。他说：“紫禁城城门，每扇门板上排列9行铜门钉，上贴金叶，门身满涂油，门扇高大而不显呆板，但觉辉煌绚丽，庄严肃穆。从表面上看，这些金叶门钉只是一种装饰，其实不然，它是工艺技术与建筑艺术的统一结合。那9行门钉原是为加强门的结构强度而设的，是一种加固手段，是用来加固门扇背面横设的木辐的。这些门钉实际是大门的构件之一，只是通过工艺技术手段美化了，因此就不能仅仅看成是一种装饰。”

单士元陆续请来一些瓦、木、扎、石、土、油漆、彩画、裱糊等主要建筑工种的老师傅，到工程队传授技术。这些老师傅身怀绝技，有不少来自世袭匠作，以家传技术为操作法则。单士元恳切地要求每个老师傅：“带动培养工程队里的年轻人，使他们都能成长为专门人才，行家里手……”他自己只要有空，也跟着看老师傅操作，听老师傅讲解。

1958年，单士元出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仍然主管古建部、工程队、琉璃砖瓦厂，兼顾院里其他一些业务。

五

1958年下半年，一项繁重而紧迫的大修故宫古建筑的任务布置下来了。大修专款是国家划拨的，要求赶在1959年10月之前完工，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建国10周年。

全面领导规划这次大修任务的是单士元。他很振奋，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实现了。但是，他也明白，专款要花在刀刃上，更要结合故宫古建筑的现状、特点，切实遵循文物保护法中修缮、保养古建筑的原则，分清缓急，规划好施工方案，组织好施工力量。在他主持下，方案改了又改，几经反复，才把整个大修方案定下，重点是从午门到神武门中轴线上的重要宫殿和门座、庑房、崇楼的修缮、油饰及路面的平整。

列在大修任务头一项的是三大殿、太和门及周围庑房、崇楼的油饰。三大殿及太和门位居故宫中心，地位重要，解放以后经常性的保养维修从未间断过，建筑本身并不需要大修，只是外檐彩画绝大部分残坏脱落，非重绘不可。一个突出问题是：太和殿与太和门当时的外檐残存彩画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准备称帝时粉饰的，粗糙无章，与清代原有外檐彩画极不相称，当然不能作为这次重绘彩画时的依据。

单士元查了有关的清代文献资料，一次次向著名彩画老专家何文奎和张连卿请教，最后决定按康熙三十六年（1697）重建后的太和殿内檐和玺彩画型制，重施太和殿外檐彩画，做到内外檐彩画一致，恢复康熙时期的原状。

作为重施彩画工作的第一步，单士元首先安排何文奎、张连卿两位老先生带上一些工程队年轻工人，把太和殿内檐彩画摹拓下来，作为重施外檐彩画的依据。

其实，这项摹拓彩画的工作，早在1956年以单士元为主任的建研室成立后就已开始了。两位彩画老先生就是那时被单士元以临时工名义延聘到故宫来的。何文奎原是南城九龙斋画店的著名画工，张连卿原是鼓楼文翰斋画店的著名画工，两人来到故宫后，单士元就安排他们从故宫现存彩画中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彩画，带领建研室及工程队一些人一一实测，按比例缩小尺寸，照原色摹绘出来。这次摹绘太和殿内梁架檩枋上的内檐彩画，任务更加艰巨。要攀上高高的脚手架，或蹲或站实测，要仰头悬臂一笔笔仔细临摹，常常一天工作下来，两位老先生擦汗的毛巾都湿透了。

单士元感激地向他们说：“故宫彩画多数是清代遗留的，也有明代的。现在若不抓紧临摹，那褪色、剥落的就会更多，有些彩画就会失传。如今有了这些彩画小样，今后故宫古建筑需要重做彩画时，就有了可靠的依据。”

太和殿外檐彩画开始重绘后，在木构件上逐层敷涂油灰垫层（即地杖）时，以及在地杖上涂油面层（通称油皮）和在贴饰金线或遍金地（统称贴金）时，单士元都曾攀上高高的脚手架，亲自指点每道工序的要点，指出着色是否适当妥切。

按照单士元的安排，在太和殿外檐重施彩画的同时，又为殿内6根高大的蟠龙金柱重新贴了金。这6根金柱竖在宝座前东西两侧，各高3丈，两人才能合抱，柱上各有沥粉线条粘绘的巨龙一条。龙身自海水礁石中升起，在柱身上缠绕几圈，腾入云层，尾在下，头在上，昂首张口，全都朝向宝座。整个柱身外面贴有薄浮一层金箔，金光闪闪，气势磅礴，把处在太和殿中心的金銮宝座映衬得华丽庄重，肃穆尊严。

整修工程十分复杂，难度很大。单士元多次到现场仔细检查，特别嘱咐节约金箔：“金箔要贴牢、粘严，不张嘴，不鼓包，碎片要拾起……”如今这6根金柱依然金光闪闪，夺目生辉。

紫禁城北门神武门内的大片石板路面，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铺成后，经过近540年的岁月，早已坑洼不平，损坏极大，不少石板裂缝、破碎、掉角，行路走车都不方便。这次大修也列为一个项目。最难筹办的是铺垫用的大量石板，经单士元多次奔波，才由有关方面把天安门前铺路用剩的石板拨给故宫，铺垫到神武门内广场上及南三所前红影壁前后的通道上。

在单士元领导下，故宫大修工程到1959年9月底全部竣工。

在摹绘彩画小样过程中，很有一些意外发现和收获。比如，在维修乾清门东尚书房时，发现夹室中有明代或清代初年彩画；在坤宁门西排房中的敬心斋中，发现了卧金地彩画，用料讲究，画技高超，显然出自彩画高手。在维修保和殿东庑时，发现一扇窗子的塌板背面，有明代嘉靖年间的完整彩画，更是非常珍贵，很难见到的。

彩画小样摹绘工作，从1959年大修工程竣工后，又继续了几年，一共绘出故宫现存明清彩画小样近200幅，一直保存到现在。工程队里参与这项工作的几个年轻人，都已成了油饰彩画的能手。

在这次大修工程前后，由单士元延聘到故宫工作的技术高手中，拔尖的有10位，人称“十老”。大修工程告竣后，单士元把他们留在故宫，继续传授技术。他给3名木工高手安排了一项他早就想办、直到这时才有条件办的工作：为故宫3座古建筑精心制作木结构立体模型。他要求：“要有切面，跟真建筑一模一样，但尺寸缩小，要严丝合缝，所有木结构部件一个也不能缺；要经得住搁，不变形，不松架……”

3个木结构模型交工了：第一座是西北角楼的一角，大小是原结构的四分之一；第二座是钟粹宫正殿歇山殿大木结构的一角；第三座是御花园四柱八角顶井亭模型。把3个模型放在故宫陈列展览，观众围得密密层层，古建筑专家啧喷赞叹，夸奖模型做得好，夸赞几百年前营建这些建筑的建筑师和巧匠能工的精湛技艺，也夸赞单士元是位有心人。

转眼到了1960年，故宫要精简人员。有人提出遣散“十老”，因为他们是临时工，不在编。单士元舍不得，说：“这十老，有这等技术，留下来还能发挥大作用，怎么能解散？”可反对的声音哨哨响：“没有谁地球也转！没有他们，工程队照样能把一切活路拿下来！”

虽再三争取，单士元也没有能留住“十老”。最后，他以主管副院长身份，决定继续和“十老”保持联系，给每人每月若干酬劳，钱由工程队劳务费中出，什么时候院里需要，他们随时回来；有问题请教，他们随时解答。平时，外边有活做，他们尽管去做，故宫不干涉。

单士元本来计划把故宫全部古建筑测绘一遍，可工作仅仅开了一个头，由于精简人员，这项工作没能干下去。

六

“”期间，身为副院长的单士元和院长吴仲超及其他副院长、研究员、专家，一无例外地被打进“牛鬼蛇神”行列，陷入苦难的大旋涡。

单士元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子，沿着故宫红墙游街。小礼堂里，挂出了他当年带领何文奎、张连卿以及古建部郑连童等人绘制下来的苏式彩画小样《唐皇游月宫》和其他部分小样，说他“搞帝王将相”。造反派主张把这些都烧掉。幸好有理解这批彩画小样真正价值的人出来劝阻，才没付之一炬，得以作为档案保留下来。“十老”辞退后，有关按月付酬问题、制作3座古建筑模型问题，也都成了“罪名”。造反派还指责单士元：“放着副院长不好好当，倒当了拾破烂的，随便什么破烂，都当宝贝捡回办公室！”

后来，故宫新领导人上台掌事，单士元被放出“牛棚”，请到新设的研究室里，坐冷板凳。

单士元坐得住。他照样按时上下班，面对北窗，钻研线装本的《易经》和看风水用的大罗盘。他认为中国的风水术不完全是迷信，有其一定的科学内涵，涉及到地理学、景观学、生态学、建筑学以及美学等。

故宫之外，气候瞬息万变，终于一股和煦的暖风开始吹到单士元身上。1976年9月，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院内外学者专家编写卷帙浩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一个分册《清工部工程作法评述》，约请故宫博物院组织人力编写。故宫院领导同意，指定单士元参加。第二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另一分册《中国建筑技术史》编写组，又聘请单士元为顾问。

又是两度寒暑，单士元官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之职。1979年，他成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一时间，访问他、请教他的人陡增，请他参加社会上各种活动、讲座的也多了。一个个新的头衔，落到他头上。

在安徽芜湖召开的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年会上，单士元再一次提出了他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已提出的倡议，主张把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领域扩大到民间建筑及工艺技术等等方面，力求其全；对研究工艺技术的重要性也作了透辟的阐述。会议之后，单士元又忙于筹办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合办的古代建筑展览。

1982年5月，展览开幕。展品有实物、木结构模型、大观园模型，圆明园烫样、彩画小样、图片，建筑工具等，其中不少展品是单士元在初期遭到痛斥、受到批判的所谓“罪证”。

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故宫博物院的人也来了一批又一批。面对这些展品，人们想到单士元当年因此而遭到的屈辱和辛酸，不由悄声问他：“还记得当年批判你的那些话么？”单士元笑着摇摇头：“不提了，不提了。”他是从来不谈自己那段日子的遭遇的。

至于单士元“拾破烂”问题，拾倒是常拾的，破烂则未必。不是跟紫禁城沾边的东西，他不拾。只要沾上边，不管是残砖断瓦、旧门钉、锈铺首，或是半扇旧柜门、一件木雕花、半个琉璃小兽，也不管是扫进垃圾堆的，还是从内金水河淤泥中挖出来的，拆房子拆下来的，他都当宝贝似的拿回办公室，等积攒多了，就交到古建部资料室去，叮嘱说：“都有用，当文物留着，别当破烂！”

单士元“拾破烂”的“积习”，后来一直难改，比如在他办公室里就有陆续拾到的3件宝贝：

一件是块方砖，是故宫1986年修厕所时从地下挖出来的，形式类似金砖而质地糙些，正中印有“细泥足尺七”5个大字。单士元搬回办公室，要研究出是何时何处造的，砖质又如何。

第二件是一扇两尺见方的嵌花旧窗格，明代遗物，1987年修建紫禁城内马神庙时拆下的，已堆在锅炉旁准备当柴烧。单士元拾了回来，说这叫“万福万寿窗格”。

第三件是块高丽纸，是从马神庙拆下的破旧天棚上掉下来的。纸产自高丽，细绢般薄，有韧性，历时600多年仍然白净。单士元把它包好，收在立柜里。为拾到这块高丽纸，他特地吟诗一首，题在纸上：“明代遗构留旧纸，有司不识视等闲。弃之不惜如扫叶，拾得片断记因缘。”

七

从1979年起，在担任五、六两届政协委员的近10年间，单士元不顾年高劳累，每年都要长途跋涉去外地视察几次，看古建筑，看古代文化遗存，看新出土文物，并献计献策，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身体行么？”有人问他。他笑着回答：“不去看看，心里安定不了。”

他去过3次的福建漳浦县宋城赵家城，在他和另两位政协委员罗哲文、郑孝燮共同建议下，已被有关部门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歙县潜口镇，是从歙县前往黄山路上的第一站，在单士元的建议下，小镇保留了皖南古老村镇的原貌，从歙县拆迁到小镇附近坡地上的7座明代民居也取名“明村”，和小镇一起组成一个游览景点。

1987年，单士元与罗哲文到四川乐山视察大佛及附近早已辟作中学的一座文庙。文庙的配殿已拆，正殿也准备拆除。单士元等仔细查看，发现正殿每个柱础的立柱下都垫着一圈木质构件，而在一般建筑上很少见到。他和罗哲文仔细研究之后，认定这是3000年前殷墟柱础上垫铜质构件的做法，这就赋予了这座正殿以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为中国建筑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两人向陪同参观的人建议：保留正殿，另辟途径解决校舍不足问题。校长很不理解，说：“我们要拆，是古为今用；你们净替死人办事，不管我们活人啊。”单士元笑着说明：“我们不是为死人办事，而是要保护好死人留下的有用东西，包括这上面反映的古人的聪明智慧，供我们活着的人借鉴，来创造适合我们社会主义今天需要的文化。我们正是为了活人，才主张不拆。”

罗哲文也笑着解释：“我们主张不拆，为的是保存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作为研究历史科学的实物例证；是要把古代积累下来的建筑经验留下来，供今天的建设者参考。这就是我们说的古为今用。”

故宫博物院教案3

文史参考：请详细谈谈故宫即将开放的区域都包括哪些？这些地方原来的用途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地方被占用至今？

单霁翔：目前，即将开放的区域主要有慈宁宫、慈宁花园和寿康宫。此前，这些地区或为办公用房，或为地面文物库房。

慈宁宫位于内廷外西路隆宗门西侧。始建于明代，清沿袭明制，将其作为皇太后居住的正宫，主要是为太后举行重大典礼，凡遇皇太后圣寿节、上徽号、进册宝、公主下嫁，均在此举行庆贺仪式。

慈宁宫花园位于内廷外西路慈宁宫西南，始建于明代，是明清太皇太后、皇太后及太妃嫔们游憩、礼佛之处。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进行大规模改建，此后虽“颇有更动”，但花园总的规模和布局始终没有大的变化。花园南北长约130米，东西宽50米，总占地面积6800平方米。园中仅有建筑11座，占地不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集中于花园北部，南部则地势平坦开阔，莳花种树，叠石垒池，意在使太后、太妃嫔们不费跋涉之劳而得山林之趣。

寿康宫，位于内廷外西路，慈宁宫西侧。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始建，至乾隆元年（1736年）建成，是清代太皇太后、皇太后居所，太妃、太嫔也在此处居住，皇帝每隔两三日即至此行问安礼。

修缮后的慈宁宫、慈宁花园和寿康宫都会还原之前古建筑的风貌，不会破坏整体布局。

文史参考：您提出故宫开放建筑群的中期目标是增加到76%，以应对故宫限流难题。文物古建的大规模开放必将带来或多或少的人为破坏，古建“保护与开放”这种矛盾如何解决？

单霁翔：我们体会到，参观故宫的需求是刚性的。故宫博物院观众人数的增加，是社会发展环境造成的。随着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故宫博物院的参观人数必将持续增长，这是难以逆转的趋势。并且，参观故宫的观众群体在活动规律上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均衡，这正是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与开放服务的矛盾所在，也是故宫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和重点。解决问题必然要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向同时入手。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全部规划完成后开放区与非开放区的比例约为8：2，开放区包括开放展示和游客服务，未来故宫博物院对公众开放的面积大约占全部面积的76%。还有，故宫博物院将与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通力合作，通过改善故宫周边环境、优化参观路线等方法提高参观质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开放与保护的矛盾。每遇旅游高峰期，院里都会提前做好参观接待预案，调整参观游览线路，加强开放路线特别是售票处、御花园等重点监控场所执勤管理人员，并对工作人员进行强化培训，明确岗位职责，做好观众疏导工作。确保古建文物安全，维持良好的参观秩序，保证观众的参观安全。

故宫博物院不像现代建筑的博物馆那样处于封闭的楼宇环境中，而是由8000多间分散的房屋组成，还有更多的室外开放空间和复杂多样的地面环境（诸如高低错落的城墙、假山、河道等等）。在不影响古建筑本身的情况下完成对展览的陈列，对我们的考验是十分严峻的。最大的难题是古建筑本身的特殊性，传统古建难以符合恒温恒湿等现代展览的要求，为此，院里早在项目策划前期探索开展现代化展览的思考，以寻求文物保护和藏品展示之间的平衡。比如午门展厅，就是与清华大学合作通过在城楼内部加装与古建筑本体软连接、可逆的、密封钢结构设施，构成了一个既可以满足现代化展览温湿度控制需求，又不影响观赏古建筑之美的展厅，从而解决了这一矛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文物保护创新奖”。又比如武英殿书画馆，由于武英殿体量大，通过空调控制室内空间温湿度很难达到书画展品的苛刻要求，因此，我们从展柜本身做文章，通过加装展柜内控制系统，保证每个展柜内独立控制温湿度，解决了珍贵的书画藏品安全展示问题。

文史参考：您到任后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能谈谈故宫大修的情况吗？

单霁翔：必须承认，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务，对于我的能力、学识、经验都是一个挑战。因此，我的工作从调查研究开始。主要通过各种方式，学习、了解、熟悉故宫博物院各方面的工作情况。首先分别向各位院领导讨教，了解所分管工作的情况。二是分别到故宫博物院的32个部处进行了走访，体会各个部门的工作环境，接触在第一线工作的同事，听取情况介绍，讨论工作，交换意见。三是利用节假日，走访故宫博物院在职和离退休的学者、文物专家和历任院领导以及社会上的专家、学者，聆听他们的指导和建议，这些都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收获很大。四是走访相关单位和部门，感谢他们以往对故宫博物院的支持，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继续指导。

通过调研我有了三点深刻体会，一是深深感受到故宫博物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二是深深感受到故宫博物院的前辈们为事业发展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三是深深感受到全体员工对于故宫博物院的深厚感情。所有这些，令人感动，催人奋进。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在郑欣淼院长和院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全院同仁团结协作，奋发有为，克服了很多困难，无论是制度建设、摸清家底、古建修缮、藏品保护、科学研究、陈列展览，还是安全保卫、观众服务、文化传播、两岸交流、科学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全面的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赢得了同行的尊重。

作为“故宫人”，保护好故宫文化遗产，建设好故宫博物院，更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使命神圣而光荣，责任重大而艰巨。

在完成《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的基础上，近日《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已经正式委托专业部门编制，即将启动。在故宫保护总体规划的指导下，积极稳妥地安排年度文物建筑修缮，一如既往地坚持进行科学严格的设计、论证和施工。继续加强修缮过程中的管理，加紧做好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报告撰写和出版工作，加强科研意识、课题意识。保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目前故宫修缮工作已经进入常态化修缮阶段，要坚持“先救命后治病的原则”，优先设计、修缮存在严重危险隐患的、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更好发挥社会功能的建筑。今后不但要注重文物建筑的大修，还要注重文物建筑的岁修，注重日常的保养和维护。

文史参考：2011年故宫屡屡爆出负面新闻，对于故宫目前的藏品存放和文物管理工作，您愿意打多少分？为什么？

单霁翔：故宫院藏文物管理制度从建院开始历经多年逐步完善，主要通过藏品日常库房管理、出入库管理和陈列展览工作等利用环节中的管理三个方面，以及其他一系列规章制度，实现对文物安全的保障。应该说从制度建设来说还是比较完善的。

但再好的制度也要人来执行，因此，要保证文物安全，应进一步强化员工日常管理和教育，常抓不懈，并加强问责的力度，以最终将规章制度落到实处。

经过故宫博物院这么多年的努力，馆藏文物特别是馆藏珍贵文物的保管条件得到很大改善。1990年和1997年竣工的一期、二期地下文物库房，建筑总面积共21900平方米。文物库采用了当时先进的电子、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分为消防系统、防盗系统、空调系统、文物运送系统、电脑网络系统等，共保管文物80余万件。但也应承认，在实现藏品保护环境的提升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类别多、级别高、价值大。其中相当数量的珍贵文物藏品对于保管环境有特殊要求。但是，故宫的文物库房使用年代久，与近年来一些新建大型博物馆的文物库房相比存在差距。文物库房的文物柜具、陈列展厅的文物展柜，不能适应文物保管和陈列展览的实际需要，不能有效地密封防尘、防震防爆。需要进行系统的、分批次的更新。为了提升文物藏品保管环境，需要进行不懈的努力。我们将分轻重缓急，积极稳妥地加以解决。

文史参考：您曾说自己是郑欣淼院长“故宫学”的忠实听众和阅读者，您怎么看郑院长的故宫营销理念？

单霁翔：郑院长所提到的“营销”，指的不是一般商业意义上的营销，对故宫来说，通过“营销”这一途径，真正将社会需求放在首位，坚定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信念，提供满足社会发展和公众要求的优质服务。博物馆营销就是博物馆可以通过战略管理和市场营销的方法进行博物馆文化的推广传播。我非常认同这一观点。

文史参考：您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毕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对古建筑一定有特殊的感情，还记得您第一次来故宫的情景吗？能不能讲讲你和故宫的渊源？

单霁翔：故宫对于我来说并不完全陌生。记得过去教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时候，单士元先生还带着我考察了故宫博物院的不少地方。后来在北京市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工作，很多方面的工作与故宫的文物保护、博物馆管理有着较密切的联系。但是一旦走进故宫，成为“故宫人”，仍然感到故宫的文化底蕴深不可测，文化资源博大精深。正像专家们所说，故宫是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百科全书。国家文物局的工作更注重宏观政策和监督管理，而故宫博物院作为具体的文化事业单位，工作任务种类繁多，更加需要有“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态度和实干精神。

文史参考：故宫是中国最耀眼的一张文化名片，2012年，故宫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将有哪些举措？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文化交流活动将有哪些？

单霁翔：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加，与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国际著名博物馆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文物保护、陈列展览、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开展日益广泛的合作，也确立了故宫博物院在国际博物馆领域的突出地位。

故宫博物院将继续努力开拓新的对外交流局面，促进多层面、多门类的交流与合作；努力创造条件联络促成我院专家学者走出国门，更多地参与国际多边学术活动，将故宫文化弘扬海外。在“走出去”的同时，邀请越来越多的国外文博界同行来到我院，与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交流，为我院科研学术工作带来新气息。

今年，我院将继续扩大与世界其他博物馆的交流合作，建立长期交流机制。我院已与伊朗国家博物馆签署合作意向书，并正在积极与印尼国家博物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商讨达成合作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