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东阳马生序教案（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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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东阳马生序教案范文1

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它讲求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其特点是“铺采文，体物写志”，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叫“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叫“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称为“文赋”。著名的赋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等。

2．骈文

这种文体，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世称“四六文”。骈文由于迁就句式，堆砌词藻，往往影响内容表达，韩、柳提倡古文运动之后，骈文渐衰。著名的有南朝梁吴均写的《与朱元思书》。

3．原

推究本源的意思，是古代的一种议论文体。这种文体是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从根本上考察、探讨，理论性较强。如韩愈的《原毁》、黄宗羲的《原君》。

4．辩

“辩”即辩是非，别真伪，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批驳一个错误论点，或辨析某些事实。如韩愈的《讳辩》、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

5．说

古代议论说明一类文章的总称。它与“论”无大异，所以后来统称说理辨析之文为论说文。《文章辨体序说》：“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我们学过的这种体裁的文章有《师说》、《马说》、《少年中国说》、《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

6．论

论是一种论文文体，按《韵术》：“论者，议也”。《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两体，一曰史＜＞论，乃忠臣于传末作议论，以断其人之善恶。如《史记》后的太史公曰……。二政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谬误”。如《六国论》、《过秦论》等。

7．奏议

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统称。它包括奏、议、疏、表、对策等。《文章有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议，是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 （1）疏。是分条陈述的意思。如贾谊的《论积贮疏》。 （2）表。是陈述某种意见或事情。如诸葛亮的《出师表》。 （3）对策。古代考试把问题写到策上，令参加考试的人回答叫策，考生回答的文章叫对策，如苏轼的《教战守策》。

8．序、践

序也作“叙”或称“引”，有如今日的“引言”、“前言”。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一般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也有列在后面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这类文章，按不同的内容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我们学过的“序言”有：《〈呐喊〉自序》、《〈农村调查〉序言》、《〈指南录〉后序》、《伶官传序》等。

9．赠序

文体名。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的，称为赠序。如韩愈《送石处士序》：“于是东都诸人士……遂名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其后凡是惜别赠言的文章，不附于诗帙也都叫赠序，内容多推重、赞许或勉励之辞。我们学过明代文学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

10．铭

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叫“铭”。刻在牌上，放在书案右边用以自警的铭文叫“座右铭”。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刻在石碑上，叙述死者生平，加以颂扬追思的，叫“墓志铭”。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

11．祭文

在告祭死者或天地山川等神时所诵读的文章。体裁有韵文和散文两种。内容是追念死者生前的主要经历，颂扬他的主要品德和业绩，寄托哀思，激励生者。如袁枚的《祭妹文》。

送东阳马生序教案范文2

土地革命时期投身革命的汪东兴，当年就是等创建的红十军的战士。随着中国革命节节胜利，汪东兴在革命队伍中的职位渐渐提升。他身居要职并在身边工作近30年，直至伟人逝世。因此，汪老自然是我们眼中重要的工作目标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与汪老有书信和互寄材料的来往，至90年代又有几次进京面见机会。随着渐渐走近汪东兴，我们不仅对他传奇的革命人生留有深刻印象，似乎更感知到老一辈革命者丰富的情感世界。

热心支持家乡编史修志

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此后还曾兼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总参警卫局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8年3月曾到江西省任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两年后返京。

1976年10月，汪东兴以中央警卫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重要职务和特殊身份，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坚决支持和配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一举粉碎了“”反革命集团。

鉴于他的特殊作用和贡献，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东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从而到达革命生涯的最高峰。1980年2月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汪东兴很快适应了社会角色的转换和生活变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汪东兴远离政坛赋闲居家有些年头了。那些年，颐养天年的汪老，心情旷达淡定，潜心读书，谢绝诸多活动。尽管汪东兴深居简出、不会生客，可他接待家乡的干部及父老乡亲却很热情，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从事编史修志的同志几乎是有求必应，让我们都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记得有位京城作家想取得面见汪老的机会，便央求汪老的秘书刘桂民，声称与我们有点“关系”，于是“搭便车”跟着我们走进了汪老的院门。

汪老搬离中南海后就一直居住在西单东侧的一个胡同里，与他比邻的是原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的居宅。记得我们初次登门是1994年5月。我们穿过花木葱茏的院落走进客厅，那时年近八十的汪老头发已经全白，但面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腰杆笔直。

见面握手在沙发上落座后，我们先就他老人家多年来对家乡编史修志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谦虚地笑笑，连连摆手：“应该的，还是你们搞具体文字工作的同志辛苦。”

盛世修志。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掀起修志热潮中，汪老欣然担任了《弋阳县志》编纂顾问。不久，地方党史征集委员会成立，家乡的党史征集、编研工作又开展起来。汪老热心支持家乡编史修志，他不像一般的名人，仅仅题个字、写篇序、留个名，或是听听汇报点点头。他常常是带着老花眼镜，一笔一画地按我们的要求写文字材料；对于我们送他审阅的各种文字图片稿，也是一丝不苟地审阅把关。

我记得，县志出版前，我们将撰写的反映当年苏区斗争的历史材料及相关图片寄给汪老，请他把关。若干天后，刘秘书就给我们办公室来电话指出，我们绘制的弋阳苏区斗争形势地图有错误：汪老家乡余家坞，属弋阳五区，1932年已成立苏维埃政权，应属于红区，而地图上把它标成白区了。并告诉我们，汪老已在地图上亲笔做了修正，还配有文字说明。

那个“弋阳五区”紧挨着信江河岔地带，在比例尺“1：360000”的地图上只比黄豆稍大点，眼睛稍不留神，就辨不出那个错误。可就这点小纰漏，也没逃脱汪老的目光！不由得让人打心底里叹服汪老的认真和敏锐。

1994年那次见面，主要是为编辑出版弋阳党史人物传来征求汪老意见的，并请他写序。话转正题后，汪老说：“你们事先寄来的书稿我看了，没什么问题，建议这本书中人物加两个人，一个，一个余汉潮。”

记得当时我向汪老解释说，“”在我们党史办编印的《弋阳英烈》中出现了，再收编进这本书里怕重复不妥。

可汪老强调说：“不要怕重复，是全国著名烈士，影响很大，要经常宣传……”

我了解汪老的意思，他认为我们党史办写“”考虑的是“存史”职能，他强调和突出的是我们工作的“教化”职能，要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扩大对革命英烈的宣传。

余汉潮烈士是汪老走向革命道路最早的领路人，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采纳了他的意见，在这本弋阳党史人物传中加进、余汉潮两人。该书出版后还广泛送发到全县基层和学校去，扩大宣传教育面。

那时，汪老的《在粉碎反革命阴谋的日子里》的文章刚在江西省党史刊物发表不久，我告诉他此文影响很大。由此我谈及现在另一同类题材的纪实作品，似乎比汪老的文章多出一些离奇的细节，让人觉得很神秘，是非莫辨……

汪老说，书的作者是掌握不少资料，也到过他那里谈情况，可有些细节太“文学加工”，不真实。“比如书中关于我的描写，细节就不真实，写我考虑问题时抽烟，还写我高兴就喝酒……你们是知道的，我既不喝酒也不抽烟。不是今天才这样，而是几十年都如此啊。”汪老还不无担忧地说，现在有些书凭主观臆测，掺水太多，这个倾向不好。接着他话锋一转，对我们说：“那些文学作品马马虎虎，影响、危害还会轻点，如果你们写党史，也掺那么多水分、有偏向，问题就严重了。你们说，对不对？”

汪老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可他对历史仍怀有敬畏感。他的严肃态度再度感染了我，在接下来向汪老汇报家乡革命旧址的立碑以及维护情况时，我表态说：“回去后我们一定按上级要求和汪老的意见，努力把‘立碑’的工作抓紧搞好。”因为“立碑”就是把历史写在革命前辈奋斗过的土地上，向后人传承啊！

这次拜访离别，汪老将他亲笔题字的《汪东兴日记》（1993年6月出版）赠我。

热衷著述，生活别样精彩

为了拍摄的专题片，地方电视台进京采访汪老，我于1995年6月陪同前往再次见他。在未进入正式拍摄前，我有机会与汪老多聊了一阵子。汪老说，与在当年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见过面，在后来的土地革命时期，他俩虽然没谋面，但领导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直至英勇牺牲的情况主席还是很了解的。他老人家很钦佩。他打算对着采访镜头，将他亲耳听到的人民领袖评论的话说出来……

1953年4月的一天，在浙江省莫干山半山腰散步时，对汪说：“爬到山顶就可以看到你们江西弋阳县了。弋阳出了个人民英雄……同志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很有才华的共产党人，他死的伟大，我很怀念他。”

另外，汪东兴陪同于1965年5月视察井冈山时，说：“同志是很有理想，很有气魄的革命家。……”汪老与我言谈的这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在此前已形成文稿寄送给我们党史办了，成为我们最珍贵的文档资料之一。

电视台结束了录音录像采访后，还要拍一些汪老近期的著作和生活情况。刘秘书和汪老的女儿汪延群忙碌着从内室搬来一捧书刊。刘秘书一边翻动那些有汪老的著作杂志，一边向我们介绍，近年来找汪老的可多哩！可汪老除了同意与中央部门、党史机构的同志联系，其他的人找来都让他挡驾了。

确实，汪老是与中国革命一起成长起来的老前辈，他长年在身边工作的特殊经历和粉碎“”的特殊作用，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独特人物。汪老先后出版了自己的著述《汪东兴日记》、《汪东兴回忆——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等，反映了革命生涯的重要片段，其新鲜翔实的内容，为读者和研究中国革命的专家所瞩目。

那几年想踏进汪老院宅门槛求见的人络绎不绝。为此，他应当代国史研究、当代江西研究等相关机构约稿，撰写了《指导我们办江西共大》等专题回忆稿；应聘担任了《遗物事典》的顾问，并为书名题字，后由红旗出版社出版；为韶山纪念馆编著的《生活档案》题写书名，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跟着录像机的镜头，我们也一边打量周围环境，一边比较随意地跟汪老和他家人聊了起来。

我们谈话的客厅宽敞整洁，陈设简单朴素，北墙一排书柜装满马列主义和的经典著作，西墙靠窗处挂一中堂，是1961年10月16日亲笔书赠汪老的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上书“唐朝少年诗人王勃诗一首，送别。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其书法笔走龙蛇，骨气雄浑，令人心胸激荡。

汪老的夫人姚湘娥是延安时期红军队伍中的老医护人员，他见我们在这幅墨宝前驻足凝视良久，便告诉我说：1961年10月16日那天，秋高气爽，兴致很高，除了给汪东兴写了王勃的诗，还特意又写了老人家自己脍炙人口的词《沁园春·雪》赠给汪东兴。我们在的书法集中，见过这件墨宝的复印件，在场者有人说人民大会堂里也将其放大，挂在大厅，这幅书法是的代表作之一，雄风遒劲，气贯如虹，把作者的博怀、革命气魄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这样珍贵的笔墨赠给汪东兴，足见对汪东兴的信任和厚爱。

汪老兴致很好，他从卧室取出六七本大相册。翻开那些相册，许多照片已经泛黄，但依然保存得很好，13岁便参加革命的汪老传奇式的革命风采尽显眼底。

汪老的书房在客厅的东侧，四周摆满高高的书柜，多是古色古香的线装书，每部书都有汪老手书的书名。偌大的写字台上，一盏古旧的台灯，几摞书籍、资料和文稿。每天汪老都要在这里伏案看书著述。汪老参加革命后，多次进党校学习，特别是到身边工作之后，他更是求知若渴，常年不懈。他说：“我之所以还有点知识和作为，都得益于学习。”姚湘娥大姐笑着说：在中南海工作学习时，有的工作人员屁股是尖的，汪老是平的，“他坐得住”。汪老告诉我们，那个时期他重点阅读了有关党史方面的文献资料，同时回忆和思考相关问题，每当有了想法或理清了思路马上就动笔写……

他还说，他每天早晨、上午看“大参考”、报纸和读书，会客多半安排在下午。晚上7点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7点半后打台球活动身体约1小时，之后如精神尚好，再看一会儿书后就寝。他说，生活要有规律才好啊。

不一会儿，汪老女儿端了一大盘西瓜，热情地招呼我们吃。趁此空档，我们提出要与汪老一一合影留念，汪老欣然应允，于是我们一个个分别与汪老在院子合影。

众所周知，汪老对特别崇敬。汪老家人告诉我们，汪老许多年来对的思念之情不减，每逢主席的生辰、忌辰，汪老都会到纪念堂去献花、瞻仰。每逢五周年、十周年纪念时，往往会发表一些纪念文章表达他怀念之情。他赠我们的《汪东兴日记》就是为纪念诞辰100周年而出版的。

送东阳马生序教案范文3

1.注释的不准确性。如《伤仲永》“不能称前时之闻”的“称”的注释是“相当”，猛然之间我还在纳闷怎么是“相当”呢？不是“两方面差不多”的意思吗？经学生讨论，此处“相符、符合”的含义更恰当。再如《马说》一文中“策之不以其道”的“策”的注释是“用鞭子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句的翻译是“用鞭子打马却不用鞭打马的正确方法”。怎么读怎么别扭，如果将“策：鞭打”引申为“驾驭”或是“驱使”，句意就通畅而明了。《送东阳马生序》一文的注释“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中“缊袍敝衣”的注释是“破旧的衣服”，但细致推敲，它的解释应是“名词作状语，穿着破旧的衣服”。

在网络上搜一搜，关于注释不准确的讨论不计其数。注释是学生学前预习的一个重要参考，尤其在文言文学习中，它将辅助学生疏通文言大义。而教师不可能在备课时先去求证课下每一个注释的准确性，在教学前去纠正注释的失误之处。因此，这种只停留于表面的、似是而非的、不到位的、不准确的解释不仅不能起到辅助学生学习的目的，反而会妨碍到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学习。

2.注释的回避性。还记得那次关于“豁然”解释的争论，《桃花源记》中的“豁然开朗”的课下注释是“形容由狭窄幽暗突然变得开阔明亮的样子。”因此在练习中，相当多的学生将“豁然”解释成“突然的样子”，而答案却是“开阔明亮的样子、开阔貌、开朗貌”。开朗是开阔而明亮的意思是为学生所熟知的，学生在已知基础上断定“豁然”的意思是“突然地样子”。 在讲解这个练习时，学生争论激烈，各持己见，只好通过权威词典来寻求正确答案，没成想却导致了更加激烈的讨论。《辞海》中“豁然”既有“倏忽、顿然”的含义，也有“开阔明亮的样子、开阔貌、开朗貌”的意思。在讨论中，一个写了“突然”答案的学生说：“一千个读者还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呢！更何况我的判断还有根据，为什么说我的答案是错的？”

这种争论在教学中曾多次出现，例如《马说》中的“不以千里称也”的“以”，《伤仲永》中“自为其名”的“其”等等。

正因为那些需要注释明确的地方，教材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才有了上面学生的反问。注释的回避性为语文教学带来了许多问题，加重一线教师的教学负担，导致教学内容混乱和不确定，让学生的语文学习更容易陷入困境。

3.注释的唯一性。这种唯一性是相对于多元性而言的。人们一直关注词语在不同语境下产生的歧义，其实在相同语境下词语也可以产生歧义。正像第二点中谈论的“豁然”的解读，这样的情况在初中六册语文教材所涉及的词语中并不是个例。再者，课下注释不是只涉及词语的解释，还有一些观点的解释，例如《与朱元思书》的“从流飘荡，任意东西”与“自富阳至桐庐”的歧义解读，课下注释认为是作者笔误。当时就有学生提出了另一种看法：文学作品不应该纠缠于其表述的准确性，也许当年作者就是从富阳到桐庐的，“从流飘荡，任意东西”一句是为了体现作者感受到的一种享受自由、无拘无束、无牵无挂的轻松惬意，并非实指。这能说学生理解错吗？反倒是编者似乎过于纠结于一些表述形式。

纵观初中语文六册教材，课下注释没有一个是给出过两个及以上解释的。难道注释就一定是唯一的吗？通过上例，学生就予以否认，课下的注释是可以有多种理解的。

新课标下的语文教学一直在强调开放型、探究型、独立自主型的学习方式。但语文教材作为学习的载体在这一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注释作为语文教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应该为语文学习提供更多的可能，尤其是文言文的注释。注释的多元化解读必将为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探究能力和开放性思维能力提供有力支持。

那位“不怕文言文学习”的语文老师为了培养学生质疑注释、引起学习兴趣，在学生面前经常强调“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师不如无师”。我在教学中也常说这两句话，却不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而是为了给注释中出现的问题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

初中语文教材的注释是为学生阅读理解文本扫清障碍的，但现行语文教材课下注释中的种种问题却为学生阅读理解文本带来了困难，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对语文教材的权威性产生质疑，看轻语文教材在语文学习中的重要作用，降低语文学习效率。

送东阳马生序教案范文4

八千师生流亡至澎湖

山东在解放前夕，大批学生流亡南迁，首先从齐鲁大学开始，他们先乘民航飞机去青岛，然后又坐船到上海。齐鲁大学之后，烟台八个中学约两千多人紧接着流亡南方。这八个中学联合组成烟合中学，共推张敏之为联中校长，在张带领下经上海、南京、湖南新化等地，到达广州。一路上不断有山东其它中学的师生加入，1948年底的广州，聚集着山东籍的中学师生累计达到8000人。

这时，政府决定迁往台湾。张敏之等和教育部部长、山东省政府省长商量，计划和台湾省主席陈诚协商，举校赴台。陈诚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思想不坚定者，对、政府不拥护者要清除，此事由校长和班级辅导老师负责和担保；第二，年满17岁的学生必须入伍接受军训。

1949年6月22日，在张敏之的带领下，8000名流亡师生从广州黄埔码头乘上开往澎湖的“济和号”轮船。张敏之的期望是，学生们进入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继续求学。

5000人被强行编入军队

25日晚，“济和号”轮到达澎湖渔翁岛。岛上的“澎湖防卫司令”是李振清，他惟一能指挥的是韩凤仪的39师，只有500名士兵。八千山东子弟的到来，让李韩二人松了口气，他们决定让男生一律当兵。

7月13日下午，八千师生齐集在大操场上。士兵们将操场围得水泄不通，上了刺刀的步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韩凤仪走上台，高喊一声“点名”。台下士兵一起应声，手持步枪，将男生们一一拉出队列，凡身高超过步枪长度的都被强押入伍。学生立刻骚动起来，并叫喊道：“我们要读书，不去当兵！”还有几个学生向张敏之哭喊道：“张总校长，你怎么不要我们呀？我们要跟你读书！”

李振清为了给学生一个下马威，便让士兵朝天空放了一排枪，学生惊吓之余秩序大乱，士兵开始了残酷的镇压暴行。学生中有人腿部、手背、臀部等不同部位被打中，不断有学生中弹倒地，也有人被刺刀刺伤。天色渐暗，5000个学生被拆成一组组强行编入军队。

校长“涉嫌匪谍”被处死

张敏之极为气愤，不断写信给台北的山东籍知名人士，斥责军方弃信背义。不久，李振清离职。韩凤仪为当上“澎湖防卫司令”，他跑到台北，向陈诚诬告张敏之是“共党分子”。1949年12月5日，由陈诚批准，并报经同意，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以“涉嫌匪谍”罪，判处张敏之等7人死刑。

从1949年12月15日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台湾保安司令部先后从澎湖将99名山东流亡师生押到台北马场町枪决。另有尹广居、王子彝两名学生因受酷刑死在狱中。被枪决的学生中，最小的只有14岁。除押往台北枪毙的师生外，另被软禁的有2000多学生，因实在太难罗织罪名，韩凤仪及他手下的政工人员，决定将他们中的1000多人推入大海。据一个侥幸逃出的学生指出，军方常选在月黑风高的时候，用小船载着十几个学生，两眼蒙住，航行到海中央，把学生推下去活生生淹死。

50年后才沉冤得雪

被编入军伍的学生之后被移送到内湖新生队管训，在绿岛监狱建成后又移送绿岛，成为绿岛监狱第一期（学生）。 直至稍有缓和后，台湾当局才允许他们转业，去台湾上学，多有后来在学术教育界成就卓著者，如前台湾大学校长孙震、历史学家张玉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