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感梁衡【参考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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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感梁衡【第一篇】

本次封面上梁铨先生的“千里马”,是使用茶、色、墨宣纸拼贴而成的作品,与夏姿陈2014春夏主题图案结合,夏姿陈藉由毕加索和蒙德里安的线条解构重组,与梁铨作品在点与线、墨与色、空与实之间呼应,在抒情的同时加入点点诗意,在时间与空间上自由舒张,整幅画面显得唯美而轻盈,充分体现了当代东方美学特质。墨黑、明白、亮橘、中国红、淡蓝、嫩粉、御黄、湖绿,突破绣“花”的O篱,夏姿陈将脸谱五官解构的几何概念加入刺绣工法与布片色块交替的拼接技法,以及新式的网眼色块分布刺绣,透明与不透明质感的交织,凸显更细微的手工巧思与构图设计,同色系的各异材质与蕾丝交替,优雅俏丽。梁铨艺术作品中透出的舒缓节奏,夏姿・陈设计中流露的婉转抒情,共同创造了一种与现代的速度相抗衡的慢柔。

耳朵

耳朵非常灵活,可作大幅度转动,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听觉发达。通过耳朵可以判断马的情绪,双耳立起表示开心,朝前表示好奇,向后,表示不开心,一只向前一只向后,表示疑惑。

眼睛

夏感梁衡【第二篇】

疮疡病是中医外科中一类皮肤感染性疾病,好发于夏秋季,四季皆可发病。此类病是中医外科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具有发病迅速,部分病情较重等特点,在面部可引起疔疮走黄(西医称为败血症或脓毒败血症),在手、足易引起伤筋损骨的严重后果。做好此类疾病的预防、保健工作,是预防此疾病发生的重要一环。

提到预防保健就不得不提到养生,养生就是保养生命之意,是现代人提出的预防保健之意。祖国医学渊远流长,早在二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养生的专门论述。《黄帝内经》的养生学说,是在“天人相应”的整体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具有以下特点:(1)把顺应自然作为养生的重要原则。强调要“顺四时而适寒暑”,“服天气而通神明”,并提出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认为对自然界阴阳的变化,“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2)把调摄精神情志作为养生的重要措施,指出要“恬惔虚无”,“积精全神”,“精神内守”,从而使“形体不蔽,精神不散”。(3)重视保养正气在养生中的主导作用,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指出各种养生方法都是为了保护和强壮正气为基本原则。坚持了这个原则,应能达到“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的目的。

从《黄帝内经》养生学的“天人相应”的指导思想来看,与我们今天的预防保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对指导人们正确做好疮疡病的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养生学从下面几个方面揭示了养生与疮疡病的关系:

1 外感六淫之邪与疮疡的关系

古代医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认识到六淫邪毒能直接或间接地侵害人体,从而发生外科疾病。《外科启玄》说:“天地有六淫之气,乃风寒暑湿燥火,人感受之则营气不从,变生痈肿疔疖。”这些六淫的致病因素只有在人体抗病能力低下时,才能成为发病的条件。六淫之气是自然之气,如夏季多暑热,且暑必夹湿,由于暑热外受,蕴蒸肌肤,汗出过多,或汗出不畅,以致暑湿逗留,易生痱 ,复经搔抓,破伤染毒,即可发生暑疖,甚至形成暑湿流注。同时皮肤经常处于潮湿的环境,不仅影响阳气通达于肌表,而且降低局部的抵抗力,更易为外邪所侵。此外,在炎热夏季,汗出过多,更因睡眠不足、饮食减少,全身抗病能力降低。因此,在夏季外科疮疡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季节。

养生学说“天人相应”,天者自然规律,就是说,人要顺应自然,作为养生的重要原则,同时强调顺应四时而适寒暑。每当季节交替,天气变化,要及时增减衣服,以保证人体正气不受六淫之邪的侵袭。如带状疱疹病人的发病,从临床回顾来看,大都在季节变化和连续阴雨过后发作。如夏季,出汗过多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及其他微量元素,保持皮肤清洁,保证充足的睡眠,保证正常的营养摄入量,使身体的抗病机能有所增强,与夏季有关的疮疡的发病就可大大降低。

2 饮食不节与疮疡病的关系

恣食膏梁厚味,醇酒炙 ,或辛辣刺激之品,可使脾胃功能失调,湿热火毒内生,同时感受外邪就易发生痈、有头疽、疔疮等疾病,故《素问·生气通天论》说:“膏梁之变,足生大丁”。而且由饮食不节,脾胃火毒所致的痈、有头疽、疔疮等病,较之单由外邪所引起的更为严重,如消渴病合并有头疽。内痔的发生,也与饮食不节、过食生冷有关,故《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皮肤病中的粉刺、酒糟鼻的发生,与过食醇酒厚味、辛辣刺激之品有关,也属发病因素之一。

古人在很早以前就揭示了疮疡病的发生与饮食不节关系密切,从临床医疗实践情况来看,疮疡病病人就诊时,往往都有多次的膏梁厚味饮食史,尤其是发病前的一、二次膏梁厚味饮食使疮疡病暴发。如:痛风病人一般都是由于膏梁厚味饮食而发病。《黄帝内经》养生学中强调“食饮有节”,对指导我们合理膳食有一定的作用。痛风病人平时要少食高蛋白饮食和含有嘌呤高的食物,以减少痛风病的发作。从医疗实践来看,它是预防痛风发作的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平时健康之人要平衡饮食,多食素菜,少食膏梁厚味之品,更不能连续食用。对体内湿热(或实热)较重之人,更应该少食或不食膏梁厚味之品和醇酒辛辣之品,以减少疮疡病的发作。

3 情志内伤与疮疡病的关系

情志是指人体的内在精神活动,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故又称七情。在一般情况下大多属于生理活动的范围,并不足以致病。相反,由于长期的精神刺激或突然受到剧烈的精神创伤,超过了人体生理活动所能调节的范围,可使体内的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就会发生外科疾病。如郁怒伤肝,肝气郁结,郁久生火,肝郁伤脾,脾失健运,痰湿内生,以致气郁、火郁、痰湿阻于经络,气血凝滞,结聚成块,形成瘰疬。又如肝主疏泄,能调节乳汁的分泌,若产妇过度精神紧张,易致肝胃不和,使乳汁积滞,乳络不畅,邪热蕴蒸,以致经络阻塞,气血凝滞,导致乳痈的发生。又如瘿病的发生,由于忧恚的情志内伤,以致肝脾气逆,脏腑失和而生。至于肿瘤的发病更与情志内伤有关,朱丹溪论乳岩中指出,该病是由于“忧怒郁闷,朝夕积累,脾气消阻,肝气横逆”所致;失荣病,《医宗金鉴》说:“忧思恚怒,气郁血热与火凝结而成。”总之,由情志内伤所致的外科疾病,其患病部位大多在乳房、胸胁、颈项两侧等肝经循行部位。

以上说明疮疡的发生与情志内伤有一定的关系,情志内伤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神因素,由于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和紧张的工作,以及工作压力、学习压力等,困扰着人们,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而快节奏的生活和紧张的工作压力,是当今社会的特点,我们个人只能适应社会,不断调节心理状态,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要自我调节,如不能调节应及时渲泻,以免长期郁积,使人体内的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就会引发疮疡。《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总之,疮疡的发生与人们感染六淫之气、情志内伤、饮食不节、房室损伤等多种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但与饮食不节关系更为密切。故《素问·生气通天论》说:“膏梁之变,足生大丁。”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参考文献]

夏感梁衡【第三篇】

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入了迷,

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2、高尔基救书

世界文豪高尔基对书感情独深,爱书如命。有一次,他的房间失火了,他首先抱起的是书籍,其它的任何东西他都不思考。为了抢救书籍,他险些被烧死。他说:“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忙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起来,如果不是书籍的话,我就沉没在这片泥塘里,我就要被愚蠢和下流淹死。”

3、悬梁刺股

汉朝有个叫孙敬的人,从小勤奋好学,他每一天晚上学到深夜,为了避免发困,他用绳子的一头拴柱头发,一头拴在房梁上。战国时,有个名叫苏秦的人,想干一番大事业,便刻苦读书。每当深夜读书时,他总爱打盹。于是,他就在自己打盹的时候,用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以提精神。孙敬和苏秦的故事感动了后人,人们用“悬梁刺股”来表示刻苦学习的精神。

4、匡衡凿壁偷光

古时候有一个个性有学问的人,叫匡衡,匡衡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来一缕烛光读书,最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大家的帮忙下,小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5、车胤囊萤映雪

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

他为此十分苦恼。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资料,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

夏感梁衡【第四篇】

摘 要:本文旨在运用权力/话语理论分析《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这一人物形象。通过分析以夏洛克为代表的犹太人建立的“反话语”对基督徒巴萨尼奥、安东尼奥、鲍西亚等建立的“霸权话语”的反抗以及“霸权话语”对“反话语”的颠覆和对自身的颠覆,客观地勾勒出夏洛克的人物特征,揭示了“反话语”与“霸权话语”的对抗与融合。作者指出“反话语”与“霸权话语”之间动态的平衡恰恰建立于两者的对抗与融合之上。

历史上,《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总是以喜剧人物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人们憎恨他的狡诈与冷酷,为他的受窘和被罚拍手称快。在莎士比亚时代,夏洛克的着装和其他剧中人物有所不同,以此将自己和基督徒区分开来。然而,人们对夏洛克这一人物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变化,有关夏洛克的评论经历了从道德哲学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转向多元化批评的过程,从最初的“喜剧人物说”或“否定人物说”,到“悲剧人物说”,认为夏洛克是一个令人同情的人物,他的报复代表了犹太人的反抗,再到“两分说”,即认为夏洛克身上兼具喜剧人物与悲剧人物的成分。在各方视角的评论下,夏洛克这一人物形象愈显生动、丰富与深刻。本文将夏洛克置于权力话语理论之下,通过分析以夏洛克为代表的犹太人建立的“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s)对基督徒巴萨尼奥、安东尼奥、鲍西亚等建立的“霸权话语”(hegemony discourses)的反抗以及“霸权话语”对“反话语”的颠覆和对自身的颠覆,客观地勾勒出夏洛克的人物特征,揭示了“反话语”与“霸权话语”的对抗与融合,指出“反话语”与“霸权话语”之间动态的平衡恰恰建立于两者的对抗与融合之上。

“权力”(pouvoir)是当代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关键词之一,它是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与主体研究的重要工具。福柯的权力与传统的权力不同,他认为“权力不是一个机制,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我们拥有的某种力量;它只是人们为特定社会中复杂的战略情势所使用的名字”。也就是说,“权力应被理解为多重力的关系,我们不应从一个中心,从某个最基本的始发处去寻找权力的源头……权力存在于各处,存在于一切差异性关系中”(汪民安,2002:82)。权力并非仅掌握于所谓的权力的源头,即统治阶层或霸权阶层的手中,而是渗透于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或霸权阶层与边缘群体的差异性关系中。存在于差异性关系中的权力通过话语得以实施,同时又使话语拥有权力。“在话语政治中,边缘群体试图通过抵制将个人置于规范性认同约束之下的霸权话语来解放差异,使其自由发挥作用。在任何社会中,话语即是权力,因为那些对话语起决定作用的规则强化了有关何为理性、理智以及真实的判断标准,因而,站在这些规则之外发言,就要冒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危险。所有话语都是由权力产生的,但它们并不全都对权力俯首帖耳,他们也可以被当作‘抵抗的支点和反抗策略的起点’(foucault,1980b:101)。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s)就是通过浓缩大众对从前的压迫形式和斗争方式的记忆,提供了政治抵抗的杠杆,也提供了阐发被边缘化群众之欲求的一种手段”(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 2001:74-75)。在反话语与霸权话语的对抗与融合中,两者逐步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平衡。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形象通过其建立的“反话语”与基督徒巴萨尼奥、安东尼奥、鲍西亚等建立的“霸权话语”的对抗与融合而跃然纸上。

夏洛克这一人物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众所周知,尽管犹太人自称是“上帝的选民”,却一直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犹太人的历史是流浪的历史,犹太人被看作是“异化的代表”,他们往往处于社会的边缘,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犹太人因受迫害而不敢购置产业,他们只得收集大量现金,以放高利贷为业。既以放高利贷为业,犹太人就不得不谋取重利。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用公正深刻的手法表现出犹太人受压迫这样一个社会现象,描写了被压迫者一旦得到报仇雪耻的机会,将作何反应。剧中包含了“反话语”对“霸权话语”的反抗以及“霸权话语”对“反话语”的颠覆和对自身的颠覆。夏洛克的言行中隐含着“反话语”,在“反话语”与基督徒巴萨尼奥、安东尼奥、鲍西亚等建立的“霸权话语”的对话与交锋中,夏洛克的形象逐渐凸现出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伪善、狡诈、冷酷、自私的夏洛克,而且是一个值得怜悯又具有些反抗精神的血肉丰满的人。

“反话语”对“霸权话语”的反抗始于第一幕第三场,当巴萨尼奥向夏洛克借钱时,夏洛克道出了平日所受的侮辱:

安东尼奥先生,好多次您在交易所里骂我,说我盘剥取利,我总是忍气吞声,耸耸肩膀,没有跟您争辩,因为忍受迫害,本来是我们民族的特色。您骂我异教徒,杀人的狗,把唾沫吐在我的犹太长袍上,只因为我用我自己的钱博取几个利息。

好,看来现在是您要来向我求助了;您跑来见我,您说,“夏洛克,我们要几个钱;”您这样对我说。您把唾沫吐在我的胡子上,用您的脚踢我,好像我是您门口的一条野狗一样;现在您却来问我要钱,我应该怎样对您说呢?我要不要这样说,“一条狗会有钱吗?一条恶狗能够借人三千块钱吗?”或者我应不应该弯下身子,好像一个奴才似的低声下气,恭恭敬敬地说,“好先生,您在上星期三用唾沫吐在我身上;有一天您用脚踢我;还有一天您骂我狗;为了报答您这许多恩典,所以我应该借给您这么些钱吗?”

夏洛克的这番话不仅表明了他所受的欺凌与唾弃,同时也揭示出当时的犹太人的生活状况,让人不由得心生怜悯。而剧中第三幕第一场夏洛克那段著名的控诉则堪称“反话语”对“霸权话语”的反抗宣言:

“他曾经羞辱过我……侮蔑我的民族……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治疗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来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

在法庭上,夏洛克执意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取一磅肉,“……一定要按约执行处罚;要是殿下不准许我的请求,那您的宪章就会失去效力,您的城邦也将不成其为自由邦。您要是问我为什么不愿接受三千块钱,宁愿拿一块腐烂的臭肉,那我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回答您,我只能说我欢喜这样,这是不是一个回答?……我不能举什么理由,也不愿举什么理由,除了因为我对安东尼奥抱着久积的仇恨和深刻的反感”(117)。身为犹太人,夏洛克饱受凌辱与唾弃,在社会生活中,他无法获得与基督徒平等的权利,只能通过报复的手段赢回些许做人的尊严,尽管这种报复显得过于残忍,可它毕竟是边缘群体实现自己欲求的一种手段。弗奈斯本曾说“他(夏洛克)爱钱,他并不讳言——他到市场上大声呼号,但是他还有一点更宝贵的在。受害的心的补偿——不可言述的耻辱之公正的报复;虽然他们以十倍的钱还给他,他也拒绝。三千两银子,十倍的三千两的银子,他也不惋惜,只要能买他的敌人的一磅肉”(转引自梁实秋,1995:393)。作为基督教社会的边缘人,夏洛克试图瓦解基督徒在社会中所处的中心地位,这种意图也体现了“被边缘化群众”的一种欲求:建立一种新型的权力,恰如福柯所定义的“各种力量关系的、多形态的、流动性的场(field),在这个场中,产生了范围广远但却从未完全稳定的统治效应”(1980:102),这种从未稳定的统治效应表现为“反话语”与“霸权话语”之间的动态的平衡。

这一动态的平衡不仅建立在如前所述的“反话语”对“霸权话语”的反抗之上,同时还建立于“霸权话语”对“反话语”的颠覆和对自身的颠覆之上。“霸权话语”对“反话语”的颠覆首先表现为安东尼奥引用《圣经》中的神圣文本来颠覆夏洛克的形象。当夏洛克为自己放高利贷博取利息发财致富进行辩护时,他向安东尼奥讲述了《创世纪》第30章中雅各发家的故事,这一故事使得夏洛克笼罩于圣洁的色彩中,显得精明而公义。而安东尼奥则将雅各发家的典故作了重新解释,“指出雅各发家是出于上帝的恩宠而非雅各自己的精明打算,恢复了此典故在神圣文本中的原意,从而揭开夏洛克为自己蒙上的一层遮羞布,也拆穿了夏洛克卑劣的意图。接下来,安东尼奥又将夏洛克的行为与福音书中魔鬼引经据典试探耶稣的行为(《马太福音》4·6;《路加福音》4·9-11)进行类比,一针见血地指出‘奸伪的表面多么动人’”(第一幕第三场)(梁工,2006:1011)。“霸权话语”颠覆“反话语”的高潮与《威》剧的高潮相吻合,出现在该剧第四幕第一场。鲍西亚假扮法官,巧妙地利用合约上的规定,挽救了安东尼奥。夏洛克因无法做到不多不少正好割下一磅肉,且没有一滴血而不得不接受处罚。同时,鲍西亚利用夏洛克在“反话语”中引为依据的威尼斯的法律颠覆了夏洛克的“反话语”,“威尼斯的法律规定凡是一个异邦人企图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谋害任何公民,查明确有实据者,他的财产的半数应当归被企图谋害的一方所有,其余的半数没收入公库,犯罪者的生命悉听公爵处置,他人不得过问”。最终法庭宣布没收夏洛克部分财产,他的一半财产则给安东尼奥,后者要求他写下文契,声明他死后,将全部财产传给他的女婿和女儿。夏洛克只得答应,并遵照判决,改信基督教。

剧情发展至此,似乎基督徒们在社会中确立的中心地位已极为稳固,“霸权话语”已处于绝对优势,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恰恰由于基督徒们为了维护和巩固其中心地位而在宗教信仰上同化异己,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他们的中心地位,颠覆了他们自己建立的“霸权话语”,诋毁了他们所宣扬的基督教的仁爱精神。在巴萨尼奥、安东尼奥、鲍西亚等基督徒身上我们很难发现基督教所宣扬的仁爱精神以及他们通过“霸权话语”树立起的崇高完美的形象。巴萨尼奥借钱装体面这一事实很难不使读者怀疑他的动机,他是否在猎取鲍西亚的芳心和她丰厚的嫁妆?“他一边对安东尼奥谈论向富家的嗣女鲍西亚求婚以偿还债务的计划(第一幕第一场),一边娓娓动听地向鲍西亚诉说自己的纯粹爱情(第三幕第二场),极力否认自己为财富和美貌而来。而就在他引经据典论证美貌的轻浮并对之表示不屑一顾时,也正是在绞尽脑汁谋取一位绝世美人(同上场)。继续考察巴萨尼奥的行为,我们发现,他向妻子发誓‘要是这指环有一天离开这手指,那么我的生命也一定已经终结’(同上场),但最终却空手而归;先是百般推脱罪责,接着又流利地发出一连串美丽的誓言(第五幕第一场)。在法庭上,他深情地对安东尼奥说:‘我愿意丧失一切,把它们献给这恶魔做牺牲,来救出你的生命。’可是,当一手挽救了安东尼奥性命的博士要拿走他的指环做纪念时,他却显得极不情愿”(梁工,2006:1013)。而对于安东尼奥,佛兰兹荷恩则作了这样的评价:“此地有一个问题很合理的发生了:安东尼奥何以竟能弄到这种窘境呢?全威尼斯认识他,尊敬他,他的好朋友也全都知悉他的可怕的契约,并且也知道那犹太人一丝也不肯让步。然而呢,他们竟看着一天一天的过去,以至于最后弄到三个月满期,一切绝望”(转引自梁实秋,1995:393)。这样的朋友只是名义上的朋友而已,安东尼奥的朋友们的所作所为似乎也引起了我们对他本人人品的疑问,这种疑问在剧中第四幕的法庭上得到证实。夏洛克因无法做到不多不少正好割下一磅肉,且没有一滴血而不得不接受处罚,安东尼奥却提出夏洛克必须立即改信基督教。这种“仁慈”对身为犹太人的夏洛克而言无疑是最大的侮辱。另一个被认为是完美人物的鲍西亚在法庭上连续三次拒绝了夏洛克放弃割肉的请求,直至他最终失去一切。她对摩洛哥亲王的黑色皮肤耿耿于怀,对那些求婚者极尽讥笑挖苦之能事,这些都暴露出她冷漠与狭隘的一面。

《威尼斯商人》透过“反话语”与“霸权话语”的对抗与融合,我们能够发现,“反话语”融入“霸权话语”非但没有消解“反话语”,反而给自身提供了新的统治效应,这种自下而上的福柯式的权力“在日常生活层面,在每个毛细血管,无休无止地实践着和渗透着。……权力在日常生活的层面运作,在任何一差异关系中运作,这就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和权力关系失去了特权”(汪民安,2002:89)。在“反话语”与“霸权话语”之间,一种动态的平衡逐步建立于两者的对抗与融合之上,使得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能够稳步地发展。夏洛克利用“反话语”这一手段反抗“霸权话语”,实现解放差异的目的,其言语和行为虽不免有疯狂恶毒之嫌,其效力似乎还很微弱,却发人深思,正可谓此处有声胜无声。

参考文献:

[1] 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0, 101, 102.

[2] 梁工。 《莎士比亚与圣经》[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011-13.

[3] 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 后现论[m].张志斌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74-75.

[4] 汪民安。 权力[j]. 外国文学,2002,(2):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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