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项目范例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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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不等于PX项目。科学主义者针对早期反PX运动中对于PX的非科学表达语言和错误想象,一直努力地去纠正,我相信这种解释已经被更多的人接受了。但是,对PX理解的错误,掩盖了对PX项目的争议。PX是低毒就代表PX项目是低污染的吗?产品的毒害和生产过程的污染是没有线性关系的。
对一个建设项目,从建设到正式投产后的污染问题,进行全景性描述最为清晰的就是项目环评,也就是最终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呈现的报告,这是全球建设项目都通用的范式。
正因为关注的是项目的全部流程,物品本身的毒害性并不能完全覆盖建设项目的污染问题。如果以一个最终产品的描述,来决定对整个建设项目的看法,无疑是强盗逻辑,也是反科学的。
中国各地抗议PX项目:茂名PX风波没有停息,大连市民反对PX化工厂,厦门市民“散步”反对PX化工厂。
而从反对PX建设项目的舆论来看,主流上也是围绕《环境影响评价法》《行政许可法》等为基础而争取权益,重点就是要求公开环评报告,并要求在报告基础上纳入公众参与项目建设讨论。从报告制作和程序而言,“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就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从科学角度对污染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另一个是就科学评估与解决的部分,征求受影响地区公众的意见。
但是,这么多年的PX建设项目引起的社会事件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全文能够被公众获得,至多也只有非常粗线条的内容被简单公布。
而第一起因为PX项目在厦门引起事件的腾龙芳烃项目,退居漳州以后也不太平。2013年1月21日,国家环保部公布对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做出处罚,因为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
虽然从技术上而言,腾龙芳烃被处罚的只是变更了燃料以后所缺的行政手续,但也说明企业对于这样一个流程重视程度是不够的。颇为黑色幽默的是,一方面是企业对环评程序非常不重视,环保部门方有此杀鸡儆猴之举;另一方面,环评报告又常常被以机密的名义,不对外公开。环评这事到底是重要到可以成为机密,还是不重要到企业都没工夫遵守呢?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很难成为机密。普通人只要愿意使用互联网,都能大致了解到环评报告的基本框架,包括获得一些环评报告的全本作为参考。为此,让人相信环评报告会成为机密,以及环评报告不能公开的各种理由,在这样一个时代都会成为极其荒谬的借口。
政府一方面花费巨大的气力来说服公众相信PX项目是个好项目, PX是属于低毒的产品,另一方面却对于建设项目已有的最全的科学分析报告束之高阁,不敢让它见阳光。
而来自民间的帮闲,一般支持项目建设时就是三套拳法:论证PX低毒而不是PX项目无害;论证环评报告是国家机密;指责要求企业公开环评报告是不道德的或者违法行为。
PX的毒害争论和PX建设项目的污染问题有关吗?完全没有。即便公众确实科学知识不够,有这样那样的误解,而建设项目的环评报告作为最具有科学权威和程序正义的合体产物,迟迟不能与公众见面,在现有的社会关系下,这样的行为只能加重公众误解,认为项目确实有害公众健康,完全无助于消解公众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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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PX/石油芳烃 重要地位 环境保护
近年来,虽然PX/石油芳烃的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还是无法满足我国现阶段的商品生产的要求,PX/石油芳烃的产量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对于PX所谓的毒性,国内外科学家对其定论为“微毒和可控”。
一、PX在芳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PX/轻芳烃是一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重视的化工原料。PX经高温氧化剂制成对苯二甲酸。它是合成聚酯的重要原料,聚酯进一步用于制造聚酯纤维和非纤维用聚酯,而非纤维聚酯包括聚酯瓶级、包装用膜片级和其他用途聚酯,聚酯纤维则是一种最重要的合成纤维。而非纤维用聚酯也有着非常广泛的用途,对人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制造饮用水瓶等等。因此,PX/石油芳烃在化工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我国PX/石油芳烃的生产
从1965年我国开始着手研究生产石油芳烃,距今已有将近50年的生产历史。其生产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芳烃产业链发展阶段、PX/聚酯工业世界中心阶段。
1.初创阶段(1965~1976)
1965年,大庆油田开始投芳烃的生产设备—铂重整装置,这套设备完全是我国自行研发投入的设备。在1965~1978期间,我国又陆续投入了12套设备,主要生产的化工原料还是芳香烃,进一步弥补国内石油芳烃的产量空缺,其中有少量产品将作为汽油调和部分,可以帮助建设我国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事业。
2.芳烃产业链发展阶段(1976~1997)
从1976年开始,我国各大石化企业陆续将乙烯裂解装置投入生产,生产新的原料资源,为石油芳烃的生产提供新的方法。在此期间,我国的PX/石油芳烃的产量又达到一新的高度,极大填补了我国商品生产的要求。
/聚酯工业世界中心阶段(1997~至今)
从1997年以来,在芳香烃提炼新方法的支持下,我国PX的发展迅速,产能能够达到较大的生产速度,其生产规模和开发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但是目前的PX/芳香烃的产量还是远远达不到我国现阶段的生产需求。
三、PX/芳香烃的毒性
芳烃是含苯环结构的碳氢化合物的总称,具有一定的毒性,根本原因是因其苯环结构所导致的,苯环上多一个甲基的甲苯毒性有所减小,而多两个甲基的二甲苯毒性更低。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发现,高浓度的苯蒸汽有麻醉作用,甚至会导致死亡,但是二甲苯还没有足够的致死性。另外,根据国际评估标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PX中存在能使人致癌的物质。甚至在国外一些国家,PX都不算危险品,只能因为其对呼吸道的刺激作用而被列为有害品。
综上所述,PX无论是在毒性、灾害防护还是危险性标准上都不属于致癌物质。同时,在人们经常使用的汽油中就含有1/3的轻芳烃,虽然我们长时间接触汽车尾气,但也没有因接触到二甲苯而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健康问题。
不过,虽然PX相对而言比较安全,毒性较低,但是还是应该引起一定的重视。在芳烃的生产和石油加工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环境,特别注意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的副产品,加强安全措施并处理好“三废”问题。
四、我国石油加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
/石油芳烃工厂要有合理的地址
首先,PX可控性指在工厂的操作范围内可被控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避免PX的泄露而产生环境问题。同时,PX储罐的安全标准要按照工厂所在地的地震设防来安排。其次,要加强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管理,保证PX生产工厂能够安全、顺利地运行。这样,从生产设备和工作人员两方面入手,在工厂内部有效实施这些措施,就可以成功地控制PX的毒性,减少人员伤害和经济损失。
2.政府部门加强相关的宣传与沟通工作
从200年起,我国陆续发生一些PX事件,这说明国民经济进入化工时代,人民对于其自身健康以及环境保护的意识在逐渐增强,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企业应认真考虑这些问题。虽然我国成立了专门的部门从事化工企业安全和环境保护内容的研究,但是由于人民群众对其缺乏了解,难免会对PX/石油芳烃产生抵触情绪,今后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企业应与群众加强沟通,以免产生恐慌。
3.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于PX毒性的科普教育力度
国内外专家对于PX的毒性的研究结论是“微毒和可控”,并且具体实践也做了证明。当前之所以出现PX事件,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对PX缺乏一定的认识和了解,无法正确认识到PX对国民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针对群众加大普及PX的相关知识的力度,而且最好是由熟知这一方面的科学家来完成。这样,不仅使人民群众接受了PX方面的科普教育,而且减小了PX事件的发生可能。
五、结束语
PX的生产在我国甚至世界的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带来巨大的积极效益。目前,国际石油化工方面的竞争十分激烈,我国要把握好这一既有良好的竞争力又有很好的经济效益的项目,加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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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匡瑾璽,牟敦山,王凤文。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石油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5(07).
[3] 张勇,刘涛。对构建和谐社会中我国石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思考[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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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环境焦虑症可有良方
PX项目一上马,公众就上街;公众一上街,政府就紧张。其实,与本身比起来,事件折射出的公众的社会焦虑、环境焦虑,更应引起高度警惕。
这种焦虑并非空穴来风。雾霾锁城,挥之不去,河流、地下水、土壤、重金属等污染事件频频曝光,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公众的神经变得极度敏感和脆弱。为了维护自身健康,公众不再允许周边增添新的风险源,哪怕已经被证明发生风险的几率很小。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围绕一个建设项目,往往会有各方利益交织、碰撞、博弈。在单向度的决策思维下,决策过程不透明,难免引发猜测、质疑、担忧,甚至反对。发生后,地方政府“项目下马式”的处理方式,又无意中从侧面“印证”了公众的担忧。久而久之,公众的环境焦虑不仅没有得到纾解,反而加剧,环境焦虑症发展成了环境焦虑并发症。
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对决策机构的不满、对项目的担忧、对污染的恐惧。面对可能引发环境污染的建设项目,公众不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愿再做“沉默的大多数”,尝试着用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能引起决策机构充分警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于是就有了在厦门、大连、宁波、彭州、昆明等地发生的群众上街“散步”。
其实,不仅是PX项目,对于钼铜、排污管道等其他项目建设,公众也表现出了类似的焦虑情绪。这些事件都直接传递出这样一个明确信息: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公众的环境焦虑已经不再处于蛰伏状态,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发散、蔓延、强化。一旦长时间得不到纾解,就会滋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很显然,地方政府接收到了这样的信息,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也在尽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为尽快平息舆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不少地方政府很快就宣布项目下马,有的还决定“永不再建”。即使是国家重点项目、投资总额巨大,也不得不忍痛割爱。但客观地讲,这些地方政府尚未读懂公众的环境焦虑,至少没有完全读懂,自然也开不出什么解决的良方。实践证明,“项目下马式”的纾解方式,暂时可能奏效,但绝非长远之计。
焦虑的背后,是公众对环保等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诉求表达和期待表征。对那些可能引发环境问题的建设项目,决策部门很有必要摒弃关门决策的惯性思维,以更开放的心态保障公众参与,以更理性的心态直面公众质疑,以更包容的心态听取不同意见,这是纾解公民环境焦虑的必经之路。
环境焦虑虽是环境问题日积月累发作的宿疾,但纾解公众环境焦虑的过程,同时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是重构社会信任的过程,不妨把三者结合起来,或许能够“柳暗花明”。
从当下努力,为时未晚。
如何挽回政府公信力
近年来,PX成了公众眼中污染、致癌的象征符号。其实,业内人士都知道,PX并非传言所描述的那般可怕。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地,都有成熟的经验和先例,工厂和居民区相距不远也能相安无事。
可尽管当地政府百般释疑、专家千般解惑,公众就是不相信。有媒体做过一项调查:你为什么反对PX项目?大部分网友选择了“政府做这个项目肯定没安好心”。看似荒唐的理由,背后反映出的是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地方政府陷入了信任危机。
实际上,不光是PX项目,像什邡的钼铜项目、南通的排海工程等,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的地方很困惑,说我们听证会也开了,公示公告也发了,该走的程序一个没少,为何公众还是不信任?这些地方搞错了一个逻辑,并不是说为了项目落地而进行这样一套程序,而是进行这样一套程序以决定项目是否落地。
在错误逻辑的引导下,不少地方走过弯路。比如说,有的地方,公示信息专挑周末、节假日这些时机,意在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以期快速通过。而且有的公示信息极其简略,一句“项目经过最严格审查审核,符合国家标准和要求”就算信息公开。这种仅有判断、毫无细节的信息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公众不仅不会接受,反而更会觉得背后有隐情。
还有的地方,把听证会开成了“通知会”、“告知会”,实际上在听证会之前已经做好了决定,听证会无非就是履行个程序。更有甚者,不是在听证代表上做手脚,就是在听证会程序上设置障碍。类似于这样的听证会已经失去了意义,代表不了真正的民意。
矛盾暂时掩盖了,貌似一派和谐,却为将来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似进实退。民意是捂不住也盖不住的,正常渠道走不通,公众总要找机会发泄出来。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地方群众“散步”抵制的行为,导致项目最终停建或流产,政府“赔了夫人又折兵”。
公众激烈表达的背后,实际上是未被听取的民意、未被尊重的权利、未被满足的诉求。
《资治通鉴》里司马光对政府的诚信问题有过经典的评论: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地方政府要从中有所警醒和借鉴,努力挽回和提升政府公信力。
信任源于信息公开、有效沟通,信任源于言出必行、行之必果。地方政府应该从一次次事件中吸取教训,而不是一次次重蹈覆辙,陷入“一拍脑袋就上”、“一闹腾就停”的尴尬循环。
这个盒子能变透明吗
玩过摸盒子游戏吗?在不透明的盒子里,一只兔子也可能把人吓得尖叫。但如果将盒子换成玻璃的,能够看到盒子里的东西,就没有人会害怕了。
同样的情况如今也出现在新建项目上马时。几年来,公众对PX项目的恐慌正是那个不透明的盒子造成的。这个不透明盒子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在项目建设前公众没有获得充分的信息和足够的参与,另一方面则是公众担忧项目建成后的安全运行。
人们对于不了解的事物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恐惧感。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对PX项目威胁人体健康的担忧在没有得到正面纾解和深入了解的情况下,逐步放大,演变成恐慌,直到“谈PX项目而色变”。
类似“谈XX而色变”的症状,这几年频繁出现:“谈垃圾焚烧而色变”、“谈化工厂而色变”等。即使政府、企业、专家不遗余力地在媒体上解释说明,公众也毫不买账。项目建在居民周边,关系着居民的切身利益,谁也不愿意在自己身边放一个不了解的环境隐患。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厦门PX项目、彭州PX项目等都在这种恐慌中发酵并最终引起矛盾激化。
解决的方法是有的,不妨把盒子换成透明的,让公众充分了解,让公众亲身体验,让公众参与监督。尤其在当前,很多安全监管工作尚未形成一个完善的监控机制,加之政府监管常常难以奏效,公众参与和第三方监管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台北的北投垃圾焚化厂在这一方面就做得非常好。公众可以随时走入工厂,察看工艺流程;焚化厂每两个月要把运行状态的各个指标公开上网,市民可以质询废水、废气和废弃物的排放情况;台北市环保局在垃圾倾泻平台上设置了录像设备,并连接网络,市民可以随时上网监督;环保部门每年也会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突击检测。
认识了、了解了,恐惧自然会消除;参与了、监督了,担忧自然会减少。企业与公众并不是天生的敌对双方。对于公众与企业之间的坚冰,有专家指出,应尽快建立由当地居民、人大代表、中立的研究机构、环保NGO、媒体等组成的第三方监督制度,形成政府、企业、第三方监管、居民监督的良性互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打破坚冰需要政府、企业、公众多方努力,需要把PX项目阳光化,让公众能够监督项目环保审批、建设、运行的全过程。
何不以利益换利益
厦门、大连、宁波、彭州、昆明,PX项目落地为何屡屡受挫?有人疑惑,为什么以前上个重污染项目都比较容易,现在连上个环评已通过的项目,都会遭到公众反对,甚至引发呢?
回顾几十年来公众对工业项目的态度变化不难发现,现在一些环境敏感项目难落地,一方面和公众环境意识提高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公众利益没有得到满足相关。
在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尚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阶段,公众最想获得的利益就是提高经济收入,不用再为吃穿用发愁。上工业项目往往可以迅速带来经济利益,从而提高生活水平,公众可以获得的利益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仅上高污染、高能耗的项目很少会有人反对,就连个体开的“十五小”企业也是遍地开花。
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公众逐步开始关注环境质量,对环境利益有了更高诉求。
不管是PX项目还是其他项目,只要落地,对于企业来说,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提高政绩。但公众可以获得什么呢?企业附近的居民可以得到有限的赔偿,当地其他居民几乎什么都得不到,而且还要承担不可预知的环境风险。政府和企业获利,公众的利益却受损,这样的买卖公众自然不愿意做。
除了环境利益,公众还有其他的需求,比如教育、公共服务等需求,而且这样的需求同样迫切。想从PX项目中获取利益,何不先满足公众的利益诉求,尝试以利益换利益呢?
台湾也曾经历过公众环保抗争阶段,最终消除“民愤”的方式是项目建设方实施的“环保回馈”,例如,设立公园、图书馆、运动中心、温水游泳池等,供附近居民免费(或打折)使用,还有给予奖学金等措施。宜兰县的白米社区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白米社区周边集结了矿石加工厂、水泥厂和油库,曾是全台湾落尘量最大的地方。在政府协助下,小区与水泥厂签订了环保协议书,设定“环保回馈”的相关规定。小区除了运用水泥厂提供的回馈金外,还可以申请各项小额补助,不仅把环境弄好了,当地湿地也保护得很好。
但是,如何让项目建设方给予公众“环保回馈”?地方政府应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地方政府应当与公众真正站在一起,想公众之所想,急公众之所急,让公众可以获得的综合利益最大化。公众的利益诉求解决了,原本令人讨厌的项目也许就不再讨厌,项目上马问题没准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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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宁波镇海,去年的大连,再早之前的厦门,都和PX这个名词紧密相连,让这个专业的化工原料名词一时为公众所熟知。“它是与汽油属于同一等级的易燃低毒类危险化学品,危险性在某种程度上比汽油略低”,上海市人大代表张涌解释到。根据实测研究,世界各国PX项目在正常生产运行的情况下,对所在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非常小,不会对市民的健康有任何影响。很多专家强调,PX以及石化产业是解决人们衣食住行需求的重要保障。这次宁波游行人群里带着标有反对PX的口罩,其实就是PX的产品。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反对PX?有人把这个答案解释归结为一个名词——“邻避效应”,意思是说,每个人都不愿意在自己家边上建厕所、变电站、污水厂或者化工厂。这次宁波PX事件中人们的一个说法就是,PX项目必须离居民区100公里以上。但是,许多注重环保的发达国家的人们就允许自己家边上建PX。有专家称,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项目在环保上有着比较可靠的保障,而对这些项目的上马,当地民众“知根知底”。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解决“邻避效应”的关键是让民众事先知道并得到大多数同意,决策前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而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民主决策。
党的十报告强调,“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事实证明,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无法取代民主决策。
其实,不仅仅在环保领域,在大多数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决策全过程中民意缺失。民意的缺失意味着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的缺失,进而导致政府威信的流失,人们的不信任感累积,谣言有了产生的温床。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涉及某一群体利益的公共决策,特别是类似建PX项目的重大决策,事前必须要有广泛讨论、民主协商和充分博弈。只有通过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甚至争论、辩论,才有可能团结大多数的力量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只有通过有关各方的民主协商,才有可能达成接受决策结果的共识,从而助力社会稳定;只有通过各利益相关方的充分博弈,才有可能找到政府与社会利益的最佳平衡点,社会对政府的信任才有可能重建。
为什么在PX项目上接二连三发生?民主决策为什么就这么难?这里面至少有这几个因素。一是“不需要”。党的十三大报告早就提出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然而相应的制度规范有待完善。至今有些重大项目的决策权实质上仍只是少数人的专利。二是“不愿意”。一个PX项目就可以拉动GDP多少百分点、带来多少税收啊,而这些和政绩直接联系,没有多少决策者能割舍这些项目。三是“没想到”。“这些项目都是经过某次会议通过的啊”,决策者们会说,这就是他们的习惯。而他们却不习惯于听取民意、问计于民。四是“碰运气”。有很多决策者不是不知道一项决策的推出可能会招致反对,相反,他们正因为知道人们可能有不同意见,便悄悄出台政策、引进项目,企图蒙混过关。
其实,说到底,民主决策难就难在决策者对上不对下的观念没有转变,难就难在公众参与的制度没有健全,难就难在民意反映渠道不畅通。上海近期出台的在全市99个社区(街道)设立代表联络室,通过充分发挥众多人大代表的力量,反映民意、集中民智,让决策者听到更多基层的声音,让老百姓更多了解决策层的想法,从而产生良性互动,这就是个值得肯定的案例。只有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才能使决策者由“不需要”、“不愿意”听取群众意见到“不得不”、“很乐意”听取群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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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产品与生活息息相关
令人闻之色变的化学品PX,是对二甲苯的英文简称,属于芳烃类化合物。其用途很广,几乎渗透了我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聚乙烯保鲜盒、尼龙渔网、饮料塑料瓶等的主要原料就是PX,化纤衣服、刷墙涂料、涤纶横幅的主要原料也是PX,它还是汽油的重要组成部分。
“PX不是一项新技术,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就开始生产PX。作为第一大生产国和第一大消费国,目前,中国在国内有十多家成熟的PX产业基地。”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工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金涌称。近十年来,国内的PX产能和产量翻了不止一番,用量需求同样增长迅速。金涌表示,“假如我们不建厂,那我们就要跟别人买,就跟我们向别人买矿石一样,定价权在别人手里。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PX的生产能力,我们才有话语权。”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石化轻纺发展部石化化工处处长郭琛预测,在未来10年内,年产80万吨的PX项目还需要新建10余个。
信息不对称成抵制主因
对于我国大多数公众来说,PX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凤凰网发起的一项调查中,有%的人表示不知道什么是PX,有%的人不知道日常生活所用的许多物品中都有PX。事实上,PX属低毒类化学物质,其生产、运输、贮存技术已相当成熟,美国休斯敦PX工厂距城区仅公里、日本横滨PX工厂与居民区只一路之隔。
当然,一次次环保事件的背后还有诸多的利益博弈存在。PX项目的落地,可以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提高政绩。但公众几乎什么都得不到,而且还要承担不可预知的环境风险。与此同时,公众还对地方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力表示怀疑,担忧项目运行过程中的风险。
如果政府、企业和群众能够良好沟通,项目信息公开透明,政府引导市民广泛参与企业项目的立项、评估和生产建设,PX项目就会“没有神秘感了,自然也不会恐怖了”。福建漳浦县古雷镇PX项目开工之前,古雷镇岱仔村鲍鱼养殖大户陈卫彬作为当地企业代表之一参加了政府PX项目的座谈会,他说:“通过到新加坡、南京扬子等PX工厂考察,发现居住区距离厂区仅数百米或几公里,环境很优美,了解了真相就不恐慌了。”
对政府部门而言,为避免公众由于不信任而滋生过激行为,关键是要用公开求得公信、用对话取代对立、用尊重民意避免漠视舆论。
利益共享才能走出困局
政府和企业要想从PX项目中获利,何不先满足公众的利益诉求呢?石油和化工规划院院长顾宗勤认为,“要加强沟通,把周边关系搞好,你现在盖项目,税收政府拿走了,周边地占了,对周边民众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企业和政府应该谁损失谁受偿,必须要分利。”
台湾宜兰县的白米社区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白米社区周边集结了矿石加工厂、水泥厂和油库,曾是全台湾落尘量最大的地方。在政府协助下,小区与水泥厂签订了环保协议书,提供回馈金。项目建设方还可以出资设立公园、图书馆、运动中心、温水游泳池等,供附近居民免费(或打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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