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投资技巧与方法（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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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基本方法1

(一)安全性

1.总风险

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经理为了避免单个股票可能出现较大的损失，会选择投资总风险较低的股票。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个股出现较大的亏损影响到投资组合的整体业绩，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关人员向法院其投资错误而要求赔偿(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2]的经验证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总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影响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据现资理论，β系数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测，持股比例与β系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β系数高度正相关，说明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高β系数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认为机构投资者持有较高β值的股票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机构投资者不能战胜市场，他们要负担比业绩优于市场时更多的成本，使报酬面临较大的损失。因此，机构投资者也可能持有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们的经验证据没有支持该假说。

3.财务杠杠

财务杠杠与总风险、市场风险之间都是正相关的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的总风险是负相关的，但是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可能是正相关的，也可能是负相关的，因此其与财务杠杠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持股比例与股票的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则其与财务杠杠之间也是呈负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实证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财务杠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公司规模

研究公司规模对养老基金持股比例影响的论文比较多，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结论：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释了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投资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资数额很少也易达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风险往往比较大。第三，机构投资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发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发现1980～1996年期间大机构投资者增加了对大公司股票的需求，减少了对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认为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类似的经验证据。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结论却与上述结论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发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期间，机构投资者显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受国家宏观政策、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Bathala，Ma和Rao(2005)发现1994—1998年期间机构投资者转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间股票市场比较稳定、安全性投资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龄

养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时间较长的股票，因为股票的上市时间越长，就说明公司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这样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上市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alkenstein(1996)、Del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与其相同的研究结论。

(二)谨慎性

按照普通法规定的“谨慎人”原则(PrudentManRule)，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其客户承担着重要的受托责任，因此其非常关注所投资股票的谨慎性和安全性。投资经理在决策时会从保护自身利益角度进行投资。尤其是在投资业绩黯淡时期，如果投资经理能够证明其投资是谨慎的，则他们的投资也会被委托人和其他相关人士认为是安全的，而不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证说”(Safety-NetHypothesis)，认为机构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除应考虑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因素，还须注重投资决策本身的正确性、决策是否被外界认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当其经营管理行为受到诉讼时，能够保证他们已经尽到管理责任。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外部专业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其投资谨慎性的参考依据。Badrinath，Gay和Kale(1989)选用标准普尔的外部评级作为衡量的指标。其实证结果支持他们提出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谨慎性增函数”的假设。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验证了该假设。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则认为由于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目标、风险容忍度、监管约束和流动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果不一定准确地描述了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因此，他们利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安全保证说”不能解释保险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够解释保险公司是否购买某股票，并且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比非保险公司更加谨慎。DelGuercio(1996)利用美国1968至1989年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统计数据，检验了谨慎性原则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部机构投资者构成的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论。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资调查库的财务能力评级作为股票谨慎性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股票评级等级越高，机构投资者投资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过，其评估投资组合整体的谨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资单独地都被认为是谨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说明基金的参与权与赋予权外，亦对养老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报道与资讯披露作出明文规范，而投资计划中的基金用途与受托人责任亦明文规定其中。因此，一些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研究了ERISA对不同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尤其对养老基金的影响。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调查了ERISA通过后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行为的影响。作者问卷调查了87位投资经理和723位私人养老金计划经理。研究发现，养老金计划经理在ERISA通过后倾向采用书面的格式规范本身的投资方针，更加重视投资绩效评估，并会购买受托人责任保险。而且，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风险亦会减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分散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RISA实施后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养老基金经理采用更为分散的投资方式。相比之下，银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资的集中度却没有下降。

(三)流动性和交易成本

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较大，因此其通常投资于市值大的股票。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金额远远大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在其买卖股票时，会对公司股票价格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冲击。如果公司股票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其必然导致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机构投资者往往投资于那些具有高流动性、对交易成本影响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股票的流动性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换手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其分别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数据均得到了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结论。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两年开放式与封闭式共同基金经理人持股的横截面数据，发现股票的流动性(用换手率指标衡量)、波动性、价格、上市年龄以及公司规模都对基金经理人持股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即多数的基金经理人偏好流动性强、风险与交易成本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规模、每股价格和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替代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间机构投资者偏爱规模大、流动性强的股票。Del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动性，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好投资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从而验证流动性是机构投资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选了一些机构投资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决定因素。这些机构投资者掌握了纽约证券交易所1991—1993年间2l所机构的股票交易全部资料。他们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计算交易成本，发现总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经济因素，而且与交易难度(TradeDifficulty)和市场流动性有明显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制订和评估投资策略时，了解交易成本是相当重要的。Gompers和Metrick(1998)也论述了交易成本对机构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性。他们假设机构投资者选择投资项目时，着眼点是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该文利用公司规模、标准普尔指数成份股、股票价格及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指标，检验交易成本会是否影响机构投资者投资选择。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偏重流动性，并会选择投资于大公司；交易成本虽然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但不及流动性和公司规模重要。

(四)公司业绩

法院在判决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某项投资是否谨慎时，可能会参考公司以往的业绩状况。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公司过去的业绩良好，则法院往往会判决该项投资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反之，则投资损失容易被认为是机构投资者投资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资组合经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诉讼时被法院判决为投资不谨慎，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选择以往业绩骄人的、公司管理水平优秀的公司为投资对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美国证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为止的上市公司名单中抽选了2250家作为调查对象，分析机构投资组合经理在履行运用客户资金的受托责任时所作出的投资行为。他们采用过去60个月的超额回报率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发现该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过去业绩较优秀的公司，机构投资者对其的持股比例亦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访问了68位英国基金经理、经纪业分析师、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人力资源总监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公司和投资者分别看重公司哪些业绩资料呢？”这四组人员回答的意见相当一致，均认为最重要的依次是：财务业绩、企业策略、管理质量及人力资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关注的是美国共同基金的投资风格，其也发现共同基金倾向于购买过去业绩较好的股票。他们分别用过去三年的收益和过去一年的收益进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结论。

(五)投资风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价值型股票和成长型股票的特征。他们认为价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成长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并且价值型股票优于成长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发现，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规模、价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应一直稳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与成长型股票相比，价值型股票的市净率和市盈率较低、股息收益率较高。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喜欢投资价值型股票，则其持股比例与市净率和市盈率是负相关的、而与股息收益率是正相关的。Bathala，Ma和Rao(2005)从ValueLine投资调查库收集1990～199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持股比例与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长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市净率、总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能得出机构投资者偏好价值型还是成长型股票的结论。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设投资者的投资倾向与“规模效应”和“市净率效应”有关。DelGuercio(1996)研究发现银行经理在1968至1989期间，从选择标准普尔评级高的股票转向直接购买规模大、市净率高的股票。这验证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说。

Black(1976)认为投资于没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机构投资者禁止投资于不发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换手率、公司规模、贝他系数等市场特征指标和公司特征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但实证结果发现股息收益率与持股比例之间的系数是负数，而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h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标，但不同之处，一是其选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二是其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两组。研究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都显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这说明非保险公司青睐投资于成长型的股票。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也显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对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对股价和收益的影响。他们发现机构投资者从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别从法律环境、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过去收益状况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结果显示，在此期间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股息收益率、市净率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无法确切地说明总体上机构投资者在这17年偏好投资于成长型还是价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国最大的40个养老基金、40个投资经理和20个慈善基金会为样本，调查了他们对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发现，他们一致认为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响董事会有效运作的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独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经验以及是否喜欢提问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独立的董事，20%的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会的质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资经理喜欢董事具有法律或财务等方面的技能和经验，甚至是某领域的专家。另外，他们还认为公司内部管理者不应该参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审计委员会；独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现在或以前的员工，也不能来自与公司有固定业务的其他公司的人员；董事会主席和CEO应该分开，董事会主席应由外部董事担任。

RussellReynoldsAssociates(1998)详细调查了1997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关注的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与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结论：“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关注董事会的构成和质量”。同时，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结论：(1)机构投资者认为缺乏足够的信息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有效评估，尤其是缺乏关于董事会成员的信息，例如背景、商业交易记录和对董事会的具体贡献等。(2)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董事会应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权威人士进行评估。(3)机构投资者反对对CEQ薪酬设置最高限额。(4)机构投资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将股票作为奖励计划。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学者重点关注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特征(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华和殷树喜，2006)。

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使用2002年证券投资基金年报中的投资组合数据对2002年年末基金的持股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考察了66只基金持股的825只股票的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市净率指标。发现基金的持股比重与每股收益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基金在2002年注重识别、挖掘和投资价值型股票；基金的持股比例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市净率的关系也是正的，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基金在考察公司的成长性和价值性时，更注重公司的价值性。

肖星和王琨(2005)L刘以2000—2003年期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特征财务指标和公司治理等角度出发，考察基金的投资偏好。研究发现，证券投资基金持股的公司在一定时期内业绩都优于非持股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更倾向于选择财务状况好、财务风险小、盈利能力强的公司进行投资。外部董事的比例、董事会成员的专业能力和教育水平以及年龄是决定证券投资基金持股的重要因素。从股权结构方面考虑，基金更青睐股权集中的公司。

高雷、何少华和殷树喜(2006)考察了公司治理结构、会计信息披露与投资者保护等公司治理机制对共同基金持股偏好的影响。他们通过分析1998年至2003年期间的样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独立董事的比例影响了基金的持股偏好，然而会计信息质量和投资者保护是决定共同基金持股偏好的重要因素。并且，会计信息质量高的公司更能吸引共同基金的注意。大股东掏空的程度低、发行H股的公司更能得到共同基金的青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共同基金偏好持有会计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等公司治理机制好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股票投资技巧与方法2

1、投资理念选股以价值投资为主、技术分析为辅，主抓热点板块龙头股，做中长线；持股以趋势投资为主，强调占住自己的位置；卖股以技术为主，遵守自己的规则；始终坚持独立操作，保本第一。

2、提高水平的途径基于笔者自身实践经验，教导学生学习、思考、练习和反思，以及再学习、思考、练习和反思，如此不断循环往复，逐渐提高水平。第一步，学K线技术，重点学习反转形态、星线、持续形态和十字线，推荐学生看《日本蜡烛图技术》（[美]史蒂夫•尼森著，丁圣元译）。第二步，学习炒股的理念、思想和基本方法，推荐学生看《炒股的智慧》（陈江挺著）。第三步，学习均线技术和最常用的技术指标，学会结合量、价、均线和MACD指标看盘，推荐学生看《超级短线》（李雨青，葛鹏著）。第四步，学习他人间接经验，知晓股票期货投资的艰难和风险，体会他人成长的艰辛，初步接触杰西•利弗莫尔的投机思想，推荐学生看《十年一梦——一个操盘手的自白》（青泽著）。第五步，学习看股票的整体架构，了解庄家的心理，熟悉股价运行的六种形态，把握个股与大盘关系的四个层次，推荐学生看《大炒家》（吴迪著）、《大师秘笈》（吴迪著）。第六步，学习价值投资的思想、方法，了解业余投资者的优劣势及投资股票的技巧，推荐学生先依次看《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美]彼得•林奇、约翰•罗瑟查尔德著，刘建位、徐晓杰译）、《聪明的投资者（第4版）》（[美]本杰明•格雷厄姆著，王中华、黄一义译）、《怎样选择成长股》（[美]菲利普•A•费舍著，冯治平译）。第七步，学习投机的思想、智慧、方法、理念和交易规则，推荐学生依次看《股票大作手回忆录（修订版）》（[美]埃德温•勒菲弗著，丁圣元译）、《华尔街幽灵（典藏版）》（[美]阿瑟•L•辛普森，张志浩、关磊译）

3、基本面分析基本面分析是以证券的内在价值为依据，着重于对影响证券价格及其走势的各项因素的分析，如宏观经济、行业背景、企业经营能力、财务状况等对公司进行研究与分析，以此决定投资购买何种证券及何时购买。宏观经济状况分析主要是GDP、就业率、经济周期波动、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等，课堂只是略微提及。行业背景也是略微提及公司所在行业是属于分散行业、新兴行业、成熟行业还是衰退行业。企业经营能力、财务状况和股东状况等分析则讲得比较具体，主要分析的内容包括：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和主营业务的利润率情况；公司盈利能力变化，及由公司利润构成、净利润率及经营现金流的情况来体现出来的公司盈利质量；公司的收入规模、利润规模；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变化情况；公司资产尤其是流动资产的状况；公司的营业性周期和帐务性周期；公司的补贴和投资收益情况；公司的负债程度和企业的预收帐款变化情况；公司的投资收益及投资结构，主要是利润构成中投资收益所占比例，长期投资、短期投资的构成比例；看控盘情况，主要是股东人数、人均持股数量以及基金持股和十大股东的情况。

4、技术分析简要介绍道氏理论和波浪理论，重点讲解K线技术、均线技术、价量关系和MACD指标以及如何综合运用，详细介绍庄家的操盘手法及散户的心理特征。道氏理论中简要介绍三大假设、三大公理和五个定理，重点讲道氏的三种走势即股票指数的短期趋势、中期趋势和长期趋势。波浪理论中简要介绍八浪循环，重点讲5个小浪的推动浪和3个小浪的调整浪，以及波浪的三个原则。K线技术主要介绍反转形态、星线、持续形态和十字线，结合实例进行分析，并强调要充分重视周K线，指出大周期决定小周期，而且学习初期完全以K线进行分析。均线技术主要包括不同周期均线的参数设置，均线多头与空头排列，均线的支撑力和压制力，特别结合实例金山谷、银山谷和死亡谷，并强调重视周K的均线。价量关系主要讲解结合实例讲解量在价先的道理，量与价的配合及背离，高价区与低价区的天量和地量的含义，并强调要充分重视跟踪量的变化。MACD指标的应用主要讲解买入和卖出及背离信号，并强调周K线MACD指标对中长线转折的判断的准确性较高，可以作为中长线投资者的首选参考指标。综合运用则是根K线、均线、价格位置、量的变化和MACD指标进行综合研判。庄家的操盘手法是指庄家如何吸筹、震仓、拉升、出货以及会在盘面留下什么痕迹。散户的心理特征主要介绍散户的一些致命心理弱点。

5、选股技巧技巧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根据彼得•林奇讲的六类公司里面去选合适的股票，第二种是和大盘比较寻找机会选股，第三种是抓热点板块龙头股。彼得•林奇所分的六种类型的公司是指缓慢增长型、稳定增长型、快速增长型、周期型、困境反转型以及隐蔽资产型。彼得•林奇认为，应果断放弃缓慢增长型公司，保底持有稳定增长型公司，明智选择快速增长型，择时投资周期型公司，认真区分困境反转型公司，善于发现隐蔽资产型，这些是业余投资这也可以做到的。和大盘比较寻找机会是指，以大盘走势为基准，将个股行情相对大盘走势分为“个股与大盘同态势”、“个股补涨、轮涨”、“个股逆势上涨”、“个股抗跌率先起动”四个层次，强调要针对个股所处的层次进行操作，从而在牛、熊市中皆能获利。抓热点板块龙头股包括判断热点板块和识别龙头股的特征。可从四个方面来判断热点板块：第一，热点板块中个股非常活跃，有时集体涨停；第二，成交量非常大，为热点板块的持续注入了能量；第三，完全是市场的领导者；第四，技术形态上要求进入了上攻状态。龙头股的三方面特征：第一，在板块中具有领导作用，一呼百应；第二，热点形成时换手率非常高，代表主力关注的程度高；第三，涨幅大、跌幅小，表明受到资金追捧。

二、教学实践中的心得体会

股票的投资技巧3

香港有股市名谚：存汇丰不如买汇丰。汇丰银行这只股票，只有买贵不会买错。事实也是如此。20年前，汇丰银行刚上市时，虽经拆细和合并，其股价相当4港元左右，2007年初，汇丰股价维持在136港元上下。有人做过统计，20年来，汇丰银行股价涨了20倍。也就是说，如果当年投入10万港元买了它，今日就是百万富翁了。如果当年不是买入汇丰股票，而只是当个汇丰银行的储户，即使利息生利息，也一定不会有20倍的收益。这就是投资的魅力。

香港财经界做过一个统计，与当年汇丰银行同时在市场交易的银行股有七八只，除两家退市外，其余五六家包括内地不太了解的廖创兴银行等，20年来，大体上也有20倍左右的涨幅。

作为“百业之母”的银行，只要不遇上像巴克莱那样的坏小子，在狂赌日经指数上惨败，一般均会有稳定、持续的增长。因此，当你把养老钱、子女教育钱、结婚成家钱，以十分信任无风险的心理，存入这家银行，不如留出6个月的流动资金后，时不时地拿余钱买入这家银行的股票，让银行帮你打工。

当然，股票有风险，银行股也有涨跌。但与潜在的收益比较――20年可能带来20倍收益相比，重要的已不是“套牢”而是“踏空”的风险了。与存款衍生出来的那一点点利息相比，就收益而言，踏空岂不是更大的风险吗？

有台湾财经人士曾写过一本投资专著，开宗明义地告诉投资人，有钱不要存银行。因为事实早已证明，存款的利率水平大多小于同期的通胀率，存得越长，实际购买力可能越低。因此，银行不是收益平台，仅是保管平台。就以目前银行的存款利率为例，一年定存利息扣除利息税后，收益不如货币基金。此外，定期存款哪怕提前一天支取，利息就成活期了。

当然，买银行股是有技巧的。因为是长期投资，就不要被一时的涨跌所牵制，也不一定选“小盘优质”。这里不妨引进美国《财富》杂志刊登的一批投资顶级高手告诫全球投资者的2007五大投资箴言：1．市场是有风险的；2．要均衡、分散投资；3．放眼世界；4．大就是美；5．高质素就是平。其中第4条“大就是美”，意思是要选活得比自己更长的银行。一般而言，银行越大，风险越小。因此，在香港定投买股的业务中，入选的股票，汇丰总是榜上有名的。如香港的花旗银行，可做定投的仅有5只股票，其中银行股仅汇丰一家；又如中银国际证券，可做股票定投的有全球近10个品种，而港市入围的仅两家，一个是汇丰，另一个是香港盈富基金。而在香港股市中，银行股远不止汇丰一个。这说明以投资为主旨买入股票，安全是第一位的。

股票总是有涨跌的，世上没有只涨不跌的股票。因此，一旦定下存银行不如买银行的投资理念后，也有如何投入的技巧。比如不要一次投入；即使已有一笔可投入资金，也应分成6至12份，在一年中分期投入。这就是成熟市场比较普遍采用的投资性买股方式，也就是所谓的月供股票。

股票的投资技巧4

关键词：股票；基本面分析；技术面分析 ；MACD

我国的证券市场，自上海和深圳两大证券交易所成立至今，已有20年的历史。90年代初期入市的股民，已经在20年的股海沉浮中历练得炉火纯青。但是，现在股民中的绝大部分投资者，都是在2006年开始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大牛市中涉入股海的，由于历练的时间不够长，这些投资者投资技巧和心态还不是很成熟。良好的投资心态需要慢慢培养，投资技巧需要加强学习，因此，投资者若想在短时间内成为一名成熟的投资者，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加强投资技术分析的学习。本文将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入手，谈谈MACD指标的基本原理及其运用，希望能够给投资者带来一些操作参考。

所谓股票投资，其实就是选择股票，在适当的时机介入，以此获取比较高额的回报。股票投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分析方法：基本分析法和技术分析法。所谓基本分析法，就是研究上市公司所处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对上市公司本身进行分析，发现公司股票的投资价值，购买质优而价值被严重低估的股票，以获得股票投资的长期收益。所谓技术分析法，就是以研究股票价格的变化趋势为目的，利用K线、均线、形态分析或者技术指标等分析工具，主要关注股票投资的短期收益。

技术分析理论很多，其中技术指标理论是一种常用的理论。技术指标具体包括：MACD（平滑异同平均线）、DMI（动向指数）、ASI（相对强弱指标）、W%R（威廉指标）等等。本文将重点介绍MACD指标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

一、MACD简介

MACD即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MACD是利用二条不同速度的指数平滑移动平均线来计算二者之间的差离状况（DIF）作为研判行情的基础，然后再求取其DIF之9日平滑移动平均线，即MACD。

二、MACD的计算公式

1、MACD由正负差（DIF）和异同平均数（DEA）两部分组成。

（1）快速平滑移动线（EMA）是12日的，计算公式为：

今日EMA（12）=[2/（12+1）]×今日收盘价+[11/（12+1）]×昨日EMA（12）

（2）慢速平滑移动平均线（EMA）是26日的，计算公式为：今日EMA（26）=[2/（26+1）]×今日收盘价+[25/（26+1）]×昨日EMA（26）

以上两个公式是指数平滑的公式，平滑因子分别为2/13和2/27。DIF=EMA（12）-EMA（26）

2、计算出正负差之后，再用平滑移动平均数的方式来计算正负差的9日移动平均数，即为异同平均数（DEA）。平滑系数设定为。即：DEA=前一日9日DEA+（当日DIF - 前一日9日DEA）

三、MACD的使用方法

1、DIF和DEA都是正值，在0轴线上方，属于多头行情， DIF往上突破DEA，形成“金叉”，可以选择买入。DIF向下跌破DEA时，形成“死叉”，可以选择卖出。

图1中，2000年5月12日，受中国与欧盟入世谈判成功利好消息的刺激，纺织、港口等板块整体上扬，沉寂多时的二纺机拔地而起，在短短的7个交易日中股价竟狂飚50%。从MACD指标来看，2000年5月12日，DIF与DEA在0轴线上方，DIF上穿DEA，形成“金叉” ，可以大胆买入，一路持有。等到DIF向下穿DEA，形成“死叉”，可以暂时获利了结，至少有40%左右的收益。

2、DIF与DEA都是负值，在0轴线下方，属于空头行情， DIF向下跌破DEA时，可以选择卖出。DIF向上突破DEA时，可以选择买进。

在图2中，浦发银行在1月31之前，DIF与DEA在0轴线以下，均为负值，属空头行情，可以持币观望，不宜介入。1月31日过后，DIF上穿DEA，形成“金叉”，可以适当介入，等到DIF与DEA都运行在0轴线以上，可以继续加仓。

3、DIF与DEA都是负值，在0轴线下方，DIF向上突破DEA时，可以选择买进。但是，在具体操作中，DIF向上突破DEA时，如果选择买进的话，股价会继续下跌，投资者会蒙受损失。因此，遇到这种情况，可以结合移动平均线进行操作，准确性较高。如果DIF与DEA都是负值，在0轴线下方，若DIF向上突破DEA时，同时股价运行在60MA之上，可以选择买进。否则，只能持币观望。

图3中，世博股份2010年5月28日，DIF与DEA都是负值，DIF上穿DEA，形成所谓的“金叉” 。如果投资者选择买入的话，会蒙受亏损，因为此时世博股份的股价运行在60日MA以下。因此，结合移动平均线的话，世博股份2010年5月28日DIF上穿DEA，形成所谓的“金叉”，可以界定为假“金叉” ，具体操作以持币观望为主。

四、MACD指标的优缺点

MACD指标的优点：主要适用于研判中长期走势，容易判断上涨或下跌行情的开始与结束，利用MACD指标，可以判断出目前市场是多头行情还是空头行情，避免逆向操作。在确定趋势后，则可采用相应的买卖策略，减少无谓频繁进出。

MACD指标的缺点：当股价在短时间内上下波动较大时，由于MACD反应迟缓，不能迅速产生买卖信号，所以不适于短线操作。在股价处于盘局中波幅较小时，MACD发出的买卖信号不明显，所以在盘整行情中不适用。

五、MACD指标的背离

所谓MACD指标的背离，是股票投资者的技术分析手段之一， 投资者可以利用指标的背离功能来预测头部的风险和底部的买入机会， MACD指标的背离具体包括顶背离和底背离两种情况。

（一）顶背离

当股价的高点一次比一次高，而DIF和DEA高点一次比一次低，即形成顶背离现象，预示着股票价格即将下跌，是典型的卖出信号。如果此时DIF下穿DEA，形成两次死亡交叉，预示着股票价格将大幅下跌，如图4。

（二）底背离

当股价的低点一次比一次低，，而DIF和DEA指标低点一次比一次高，即形成底背离现象，预示着股票价格即将上涨，是典型的买进信号。如果此时DIF上穿过DEA，形成两次黄金交叉，预示着股票价格将大幅上涨，如图5。（作者单位：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股票投资基本方法5

——a study to the disequilibrium of chinese stock market

abstract：the speculation and the swelling stock bubbles is one of the hot and tough problem in china stock market. in this thesis, we study the problem from the angle of completion of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s, and prove that the reason of disequilibrium in chinese stock market is that the incompletion of the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s. the research of this thesis indicates that to debase the speculation and the swelling stock bubbles of chinese stock market, the fundamentally measure is to complete the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s.

key words: stock market;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s; incompletion; disequilibrium.

内容提要：投机气氛浓烈及其所导致的泡沫膨胀是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使中国股票市场处于了非均衡状态。本文在推导出股票市场均衡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对股东投票权完备性与投资者行为选择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中国股票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及其所导致的投资者投机一致性行为选择。本文的研究最终证明，中国股市非均衡状态的根本原因之一即在于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这一研究表明，治理并降低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气氛浓烈、并最终使股市运行趋于均衡，根本性的措施是完善股东投票权。

关键词：股票市场 股东投票权 非完备性 非均衡

一、引言投资者行为是影响股票市场均衡状态的直接因素，而股票市场的均衡与否，则是股票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能否充分发挥的前提性条件。正因此，对投资者行为及股票市场的均衡状态的研究，一直是金融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三、股东投票权完备性与投资者行为选择

股票市场均衡与否直接导源于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而据我们的研究（李学峰，2003a），影响和决定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选择的根本因素之一是股东投票权的完备与否。

（一）股东投票权完备性的标准与中国股市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

根据已有的研究（张军，1991），我们（李学峰， 2003）明确给出了股东投票权完备的充要条件：

1，对资源的各种权利的决定必须由一个团体（group）表决做出（即用手投票）；

2，对团体表决通过的决定不同意或不满意时，团体中的成员可采取“用脚投票（voting with feet）”的方式，转让其权利，退出该团体。

我们将上述投票权完备性的充要条件概括为股东投票权完备的“两权具备”。进一步说，这里的两权具备，是指两权的同时具备，即股东团体本身要同时具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权利与机制；并且股东团体中的每个成员也都同时具备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的权利。这即是衡量股东投票权完备与否的标准。

根据上述投票权完备性的标准，我们来考察中国股市投资者的投票权安排。首先，已有的研究（fama，1998；hart，1998）已经从理论上证实，由于风险分散对（用手）投票权的替代①和投票权效应的外部性及其所导致的“搭便车”②现象，投资者的最优选择是放弃用手投票权。从中国上市公司的现实看，投资者放弃用手投票权往往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现实中，由大股东所控制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等集体决策的组织机构，往往对投资者(用手)投票权的行使规定许多歧视性限制（如所持股票必须达到一定比例，比如5％），或对由中小投资者所提出的提议不予表决、拖延不办等。这也就使得广大投资者不仅是理论上“不愿行使”（用手）投票权，而且也是现实中“不能行使”投票权。因此我们说，现实中投资者的投票权是非完备的——没有完备的用手投票的权利。

其次，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投资者所拥有的用脚投票的权利也是不完备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用脚投票都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而更是一种机制。这主要是源于用脚投票会对公司本身会产生三种影响：一是投资者不满意时，抛出股票会使公司价值下降，并影响公司（及其管理层）的市场形象与声誉，即用脚投票权具有信号传递功能；二是会使公司失去进一步融资的能力；三是投资者的用脚投票，会启动资本市场的接管机制，使公司处于有可能被潜在收购者购并的境地。上述三种情况都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公司管理层或原有大股东的地位。然而，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一则据有关研究（李学峰，李向前，2001），由于大股东的绝对控股（占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60％强）地位及其这一地位的不可替代——大股东股权的非流通性①，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接管机制并不存在，从而使现任管理层或大股东无须担忧地位或利益的丧失；二则由于市场的投机一致性（下文将给以证明），因此股价下跌对公司的价值、声誉等的影响根本不起衡量作用，即信号传递功能失效，并因此导致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也不会产生影响。

总之，对中国的股票投资者而言，一方面他无用手投票的权利（或行使权利的激励）；另一方面，其拥有的用脚投票权利本身也是不成熟的。因此我们说中国股票市场中的投资者投票权是非完备的。

（二）投票权非完备条件下中国股市投资者的行为选择

就股市投资者的投资目的或方式来看，无外乎三种类型：一是进行长期投资，以期通过参与公司治理、维护自身权益，达到分享公司业绩的增长带来的分红的增加（及资产增值）；二是进行战略投资，以期通过股权收购达到逐步控制上市公司的目的；三是进行短期投资，以求得差价收益。我们可以将前两种投资目的下的投资行为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而将第三种投资行为称为投机。

然而，根据上文的研究，一方面中国股市中投资者的用手投票权是不完备的，从而使其空有股东身份而无股东权力。这种情况下，再加上现实中大股东对投资者权益的侵害，也就使得长期投资行为并非投资者的最优选择；另一方面投资者的用脚投票权也是不完备的（如接管机制的空缺），这也就使得通过战略性投资达到接管上市公司的目的只是理论上的推论而毫无现实可行性②。这两方面情况下，我们可以假设真正的投资收益是趋于零的，或者说，投资者唯一可行的投资目的即是博取差价收益——投机。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来考察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为了理论分析的便利，我们再做出进一步的假设：投机股票的总收益为10①，投机成本为1；股票二级市场存在机构和个人两类投资者；在两类投资者共同投机的情况下，机构所得大于个人所得，比如机构得收益6（净收益为6－1＝5），个人得收益4（净收益为4－1＝3）。

在以上分析和假设条件下，我们可构造出中国股票市场中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博弈的支付矩阵如

机构

投机                  投资

3，5

9，－1

－1，9

－1，－1

个   投机

人   投资

在上述博弈过程中，无论个人投资者选择何种战略，机构投资者的占优战略（dominant strategy）是“投机”，比如，个人选择“投机”，机构若选择“投资”得净收益－1（投资收益0减去投资成本1，下同），而选择“投机”则可得净收益为5；如果个人选择“投资”，机构选择“投机”得净收益9，而选择“投资”则收益为－1。因此“投机”是机构投资者的最优选则②。同理，无论机构投资者选择何种战略，个人投资者的占优战略也是“投机”。因此，该博弈模型中“投机，投机”为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个人与机构双方各得净收益为3和5。

上述博弈结果是在投资者放弃长期投资和战略投资的情况下达到的，而投资者放弃该两项投资目的（或方式）的原因，则在于中国股市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也就是说，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导致了股市投资者的最优行为选择即是投机一致性。

四、投资者投机一致性行为与中国股票市场的非均衡

上文的研究证明，在投票权非完备的条件下，中国股市投资者表现出了投机一致性的行为选择。而当股票市场中所有参与者都以投机作为其最优选择时，股市的非均衡也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一方面，前文在推导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时我们已经证明，只有当方程（14）右边第一项为0，也即方程（10）的泡沫因素不存在时，股票市场才能趋于均衡。而根据christian gilles和stephen （1992）的定义，所谓股市泡沫，即是股票价值中不基于未来红利预期的部分。据此，我们将方程（6）和方程（9）结合到一起，导出如下方程：

pt=( )et(dt+i+pt+i)                                     (16)

方程（16）即是股票价格的随机差分方程。其中pt是t期的股票价格，( )代表预期收益率的贴现而产生的资本利得，dt＋1是下一期的红利，et (·)是基于t期所得到的信息（包括预期红利和预期股票价格）的条件期望值。该方程实际上即是资产定价理论的核心：股票价格由资本利得和分红两部分决定。为突出主题并为了求证的方便，我们假设ρ为常数（这并不影响分析结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方程（16）进行n次迭代，得到：

pt= ( )iet(dt+i)+( )net(pt+n)                          (17)

差分方程（17）的一般解为：

pt= ( )iet(dt+i)+wt                                     (18)

方程（18）中，bt＝et(bt+i)/ (1+ρ)，它是该股票投资收益率ρ的充要条件。（18）式右边第一项为股票的基础收益（即资本利得与分红收益），第二项wt即是方程（10）表明的股市泡沫。（18）式这一对（16）式的求解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股市泡沫在任何股票市场中都是一种常态存在。但问题是，当某一股票市场中所有投资者都以投机为目的，而不再考虑分红收益之时①，我们即可假设（18）式中的et(dt+i)＝0，从而得到：

pt= wt                                                 (19)

由公式（19）可见，当一个股票市场中投机盛行、或者是投资者都以追求资本利得（投机）为其最优选择之时，股市泡沫即成为一种累积性的常态存在，从而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也就无法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正如方程（15）的均衡条件所显示的，当所有投资者都遵从“购买－持有”策略时，股票市场即达到均衡。虽然这一条件对现实而言是较为严格的，但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推论是：股票市场的换手率越低，即投资者对股票的持有期越长，亦即投资者越是趋近于“买入－持有”策略，则股市将越趋于均衡。然而，在上文所证明的投资者投机一致性的行为选择下，其必然的结果即是股市换手率的不断上升（见表1）。

表（1）给出了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从世界其它股票市场（包括新兴市场）的情况看，其换手率相当低，且比较稳定，甚至表现出换手率下降的特征，比如1992年至1996年间，美国纽约股市的换手率在50％——60％之间，东京股市在20％——30％之间，韩国、伦敦、中国香港地区、泰国和新加坡股市则呈稳定下降的趋势。而由表（1）的数据可见，我国沪深股市的换手率远高于其他股票市场，且起伏很大。除我国台湾股市1995年换手率（为243％）高于同年的深圳股市外，我国深沪两大股市换手率可谓雄踞世界股市之首。正如方程（15）所暗示的，过高的换手率即表明了我国股票市场非均衡的现实，而其根源则在于投票权非完备条件下投资者行为选择中的投机一致性。

表1  我国股市换手率                              （％）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上海

341

787

396

591

425

297

399

499

244

197

——

深圳

213

472

180

902

489

284

412

436

287

280

244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期货市场统计年鉴199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2002市场资料》；《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年鉴2003》。

五、小结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政策建议与启示：

1，本文的研究证明，我国股市的非均衡运行（以及股票市场中存在的投机气氛浓烈等热点和难点问题），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本文所揭示的投票权的非完备性；而且，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各类投资者在其投票权不完备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所致。这也就提示我们，治理中国股市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当然需要从监管手段、政策法律等方面进行规制，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应从投资者投票权完备性的角度出发进行根本性治理，如尽快实行累积投票权、表决权信托等制度；以及使我国的股票市场具有完善的接管机制。这样，才能通过博弈规则的改变，而改变各方参与人的行为选择。

2，本文的研究从理论上证明了影响股市均衡状态的根本性因素是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而（特别是在中国）影响投资者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则在于其投票权的完备与否。从资本市场较发达的国家看，其投资者投票权基本上是完备的（尽管也存在着hart等人的研究所揭示的投资者对用手投票权的主动放弃），因此投票权完备性问题对投资者行为选择的影响程度较低。而在中国，正是由于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导致了投资者的投机一致性行为选择。这一研究启示我们，尽管行为金融学所揭示的各种“异象”及其背后的投资者行为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但正是由于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也就需要我们从更为“中国化”的因素和角度入手，研究决定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选择的特有因素及其对股票市场运行的影响。

参考文献：

何基报，2003：《什么影响着投资者的交易》，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研究报告。

李学峰，2003：《上市公司股东投票权非完备性与股东行为选择》[j]，《证券市场导报》第3期。

李学峰，2004：《大股东投票权非完备性及其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南开经济研究》第4期。

宋军，吴冲锋，2001：《基于分散度的金融市场羊群行为研究》，《经济研究》第11期。

孙培源，施东晖，2002：《基于capm的中国股市羊群行为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徐滇庆，于宗先，王金利，2000：《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兵，2002：《行为金融理论及在中国股市的应用》，《经济管理》第22期。

张兵，李晓明， 2003：《中国股票市场的渐进有效性研究》，《经济研究》第1期。

张军，1991：《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

克里斯蒂·吉勒斯，斯蒂芬·f·勒鲁瓦，2000：《资产价格泡沫》[m]，载于彼得·纽曼等，《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

尤金·法马，1998：《问题与企业理论》[m]，载于陈郁编译《所有权、控制与激励》，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o·哈特，1998：《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m·statman, 1999, “behavior finance: past battles and future engagements”,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charlottesville; nov/dec, 18-27.

① 主要是以下3个行为特征：1，追求收益最大化，即相同风险水平下，追求更高收益的投资组合；2，追求效用最大化，即选择能带来最大满足的风险与收益的资产组合；3，厌恶风险，即同等收益下追求风险最小的投资组合；风险较高则需要较高的收益给以补偿。

①如股票溢价之谜、股利之谜、投资者的羊群行为等，这些现象无法用主流金融学及其资产定价理论给以圆满的解释，行为金融学将其称为“异象”。

②其另一个重要的理论特色在于对经典金融理论的核心假说——“理性人”假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投资者对收益的效用函数是凹函数，而对损失的效用函数是凸函数，表现为投资者在投资帐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帐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递减(statman，1999)。

③ 这与本文第二部分所推导的结果一致，即股市均衡条件是较严格的，现实中很难得以满足。

① 对此的详细分析可参阅李学峰，2003：《投资者行为与资本市场发展》，工作论文。

[0]这实际上即形成了股票市场中所谓的正反馈现象：δpt+i越高，δkt+i越大，而δkt+i越大，则δpt+i越高。

① 详见本文第四部分的证明。

① 根据fama（1998）的研究，所谓风险分散对投票权的替代，是指证券所有权的分散对风险承受的最优配置是有益的，但其结果是证券持有者通常过于多样化地拥有企业的股票，以至于对某一特定企业没有多少行使权利的兴趣。也就是说，为降低风险而实施的投资组合，也同时降低了中小股东对某一特定公司行使（用手）投票权的兴趣。即在每一个股票投资者中，产生了一个风险分散对投票权的替代。

② 所谓投票权效应的外部性（hart，1998），是指行使权利而导致的经营改善的收益由全体股东分享，而成本只由那些积极行使权利的股东承担，因此单个股东将没有监督企业经营的激励。在此情况下，所有投资者都希望其他股东去行使权利并承担权利行使所致的成本，而自己仅分享他人行使权利所带来的收益。即产生了投票权上的“搭便车”行为。

① 这实际上涉及到了大股东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对该问题的研究参阅李学峰，2004：《大股东投票权非完备性及其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南开经济研究》第四期。

② 这也正是现实中我国股票市场的购并行为多发生于场外协议转让而罕见二级市场收购的原因所在。

① 我们这里并未考虑股市投资是否为零和博弈。换言之我们只是在假定投机收益为10的条件下进行研究，而将投机收益的来源存而不论。

② 这正是我国股票市场中不断发生机构坐庄炒作、甚至发生所谓“基金黑幕”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