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汉武帝【汇集5篇】

司马迁以史笔记录汉武帝的雄图伟业，展现了历史的波澜与人物的复杂，深刻影响了后世对权力与文化的理解。历史如何评判他们的关系？以下是阿拉题库的小编为大家分享的司马迁与汉武帝【汇集5篇】文章，欢迎您借鉴参考。

司马迁与史记【第一篇】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写作内容；写作风格；价值

《史记》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古典典籍，是二十四史中的著作。它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一、司马迁的生平与撰写《史记》的背景

《史记》，西汉司马迁撰。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出生于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武帝征和二年（前90年）去世，终年五十五岁。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代史学界有几种说法，参阅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1]、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2]、程金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3]、郑鹤声《司马迁生年问题的商榷》[4]、施丁《司马迁行年新考》[5]等学者论著。此处取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之说。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1. 司马迁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 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1]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2. 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3. 司马迁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4. 同时，这与父亲司马谈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垂危，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从此，司马迁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史记》写完后，司马迁自题名为《太史公书》（见《太史公自序》），也许是书中所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流经”，与当时统治者所提倡的尊经思想不合的缘故，没有流传于世[7]。班固《汉书。 杨恽传》记载，到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公开了它，当时称其名为《太史公记》。改称为《史记》则是东汉末年以后的事。东汉荀悦《汉纪》中有：“司马迁愤而作史记”之语，高诱《战国策注》也都提到《史记》之名。今人陈直经过大量考订，撰成《太史公书名考》一文[8]，确定《史记》之名开始于东汉桓、灵之际，大多数学者赞同此说。

二、《史记》写作内容和写作体系

司马迁撰《史记》的宗旨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30篇》亦欲以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达到“述往事，思来者”的目的。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史记》继承和发扬了《左传》纪传体文学现实主义传统。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组成。全书一百30篇，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七10篇组成，计五十二万余字。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丰富的内容。可见，它是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三、司马迁写作风格

1. 司马迁写汉初历史，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在《史记》中，他记事能做到“不虚美，不隐恶”。[9]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司马迁也没有讳忌，如在《平准书》和《孝武本纪》中，他不仅对其统治时期，西汉的繁荣、强盛和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进行了歌颂，同时对其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和耗费大量金钱搞封禅求仙药及巡游天下的行为进行揭露批判。记人又能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10]。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提高了《史记》的史料价值。因此，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经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11]。

2. 司马迁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又如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总之，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他的《史记》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对于我们后人参考，查阅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观堂集林卷十一。中华书局，1959.

[2]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刘知几。史通・惑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陈直。史记新证自序。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1979：3.

[5]王子今。20世纪历史文献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309-310.

[6]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

[7]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

[8]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

[9]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

[10]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

司马迁与史记【第二篇】

坚持真理，舍生取义

司马迁把生命的价值看得十分重，曾在《报任安书》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在司马迁眼中，仁人志士苟活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但绝非如常人般贪生怕死，死也要死得其所，因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司马迁内心中的坚守与现实生活中的践行是合一的。在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后，大臣们纷纷诋毁，落井下石，无非是为了迎合汉武帝的心思，司马迁则公正地指出了事实，《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列传》记载：

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

面对强权以及帝王的癖好，司马迁也是充分考虑到后果的，但他选择的是坚持正义，最终受了残忍的宫刑，然而，历史洗刷了他所蒙受的冤屈和耻辱。这种浩然正气、铮铮铁骨，也许是每个新闻工作者都应具备的光辉气节。与司马迁一样，坚持正义、追求人生的价值应是每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从这个意义讲，司马迁勇敢地把他所知道的事实表达出来，指出存在的不公，如果是在当代，我们真的可以称他是一个合格的记者。

理想坚定，执着追求

热爱新闻事业，忠于新闻事业，甚至献身于这项事业，是每个新闻记者的崇高理想。支撑新闻记者前行的正是内心中坚定的信念。发愤著书，将事实客观地呈现给世人，这同样是司马迁的执着追求。司马迁从少年时起便在父亲的熏陶下苦读，并周游四海名山大川，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迁生龙门，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游历的生活拓展了司马迁的视野，培养了他的文学气质。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可见扎实的知识积淀是司马迁实现理想的基石。在遭受宫刑后，司马迁表明了其内心的痛苦和生存下来的原因。《汉书》卷六二《司马迁列传》记载：“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圉之中，谁可告诉者！”“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但司马迁前进的步伐并未受到阻止，相反，更坚定了他的信念，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司马迁遭遇逆境挫折，之后发愤著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一名记者成长的路上，苦难和艰辛是砥砺意志、磨炼身心的法宝。坚定理想，执着追求，不断充实自我，是成为优秀记者的必由之路，今人岂能不若古人哉！

广取博采，尚真实录

司马迁的太史令是承祖业，其父司马谈在辞世前曾叮嘱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可见，《史记》的创作是司马谈的遗愿，同时，也告诫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责任感，也可谓职业操守。司马迁在创作过程中是以父亲的遗言为准则的。据司马迁的自述，创作《史记》，大有续《春秋》之意。《史记·太史公自序》以较大篇幅阐述《春秋》之创作要领。其中，暗含司马迁将秉承孔子创作《春秋》时寓褒贬于客观叙述中的“春秋笔法”，强调自己是述而不作，“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述必须强调真实，于是，司马迁周游各地，亲身考察，这与记者现在所做的实地访谈何等相似？《屈原列传》写得真挚而感人肺腑，因为是在司马迁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司马迁漫游到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曾吟诵屈诗而痛哭流涕。《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有：“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为作《淮阴侯列传》，司马迁也曾在韩信的故乡淮阴，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有：“吾如淮阴，淮阴人为舍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司马迁所做的如一位新闻记者的工作，终成一部客观真实的作品。真实来自于实地的采风，来源于一丝不苟的心态，这也正是新闻记者在报道时所不能违背的尚真实录的精神。

倘使司马迁生活在当代，他 司马迁等诸多史学家身上所潜藏的新闻记者的特质，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中华民族有灿烂悠久的文化，在新闻学领域，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瑰宝需要继承、发扬。

参考文献：

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A]，《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版

②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 1959年版

司马迁与史记【第三篇】

关键词：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通变思想；“五德”说；“三统”说；理论渊源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3—0109—06

众所周知，“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撰述《史记》的旨趣之一，历史变易思想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论者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具体内含多有论述，而对其理论渊源则少有论及，仅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周易》通变思想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本文认为，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即《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以下试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三个主要理论来源作出具体论述，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是《周易》的通变思想。吴怀祺先生认为：“易学是司马迁家学渊源之一，也是他的史学基石的组成部分。”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受《易》于杨何”，司马迁父子还以“正《易》传”为己任，将此看做扬名于后世的伟大事业。易学的本质是讲变易，认为变易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丰》卦彖辞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对于《易》之变易思维特征，司马迁是心领神会的，所以《太史公自序》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又说：“《易》以道化。”《史记》一书很多地方都以《易》的变易思想来解说历史。

《周易》变易思想主要体现于《易传》，《系辞下》将《易传》的变易思想集中表述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就是说，当事物发展到了尽头之时，就必须要进行变易；变易之后，事物的发展才会畅通无阻；畅通的事物必然会持续较长时间的发展势头。司马迁将《易传》的这一变易思想运用于对社会历史的考察之中，由此而提出了“承敝易变”的历史变革论。在司马迁看来，一个政权的覆灭，必然是这个政权在制度上出现了种种弊端，因此代之而起的新兴政权，就必须要针对前朝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变易，只有这样，新兴的政权才能得到稳定。基于这一认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提出了他修作《八书》的旨趣，就是为了“承敝通变”。司马迁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在比较了秦、汉建国之后的改制情况后，司马迁说：“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卷8，《高祖本纪》）司马迁认为，秦皇朝继周而建，却没有针对周朝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变易，相反却实行严刑酷法，这是导致秦朝迅速败亡的原因所在；汉王朝继秦而建，却能够针对秦的各种制度弊端进行变易，主要表现在一反秦的严刑酷法而实行与民休息的治国政策，从而使政权得到了稳定。

“《易》穷则变”之“变”的主体是人，《易传》强调人事在事物变易中的积极作用。《系辞下》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司马迁赞同《易传》的说法，不但肯定人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而且强调人在变革历史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史记》重视对于变革历史的记述，而略于和平时期的历史记述。据统计，《史记》关于黄帝以来3000年历史记述总共有52万余字，而关于周初、战国、秦汉之际和武帝建元后四个主要变革时期的历史记述，却有40余万字数，由此可见其重视变革历史记述之一斑。张大可先生称这种撰述原则为“详变略渐”。司马迁重视记述变革之史，当然也重视记述和评论那些变革时代的风云人物——变革家们的事迹。《平准书论赞》说：“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凌迟衰微。”在此，司马迁对商汤和周武王建国后及时改易前朝之敝从而使民不倦给予了肯定。司马迁虽然对商鞅的刻薄寡恩提出批评，但却充分肯定了商鞅变法对秦国的强盛所起的重要作用。《商君列传》说：商鞅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燕召公世家》对燕昭王新政给予肯定。昭王即位于齐国破燕之后，为雪先王之耻，他卑身厚币以招贤，吊死问孤而与百姓同甘苦，结果四方之士争先趋燕，燕国因此而逐渐国富兵强，最终得以破齐雪耻。对于管仲实行改革成就齐桓公霸业，司马迁同样给予了肯定。《齐太公世家》说管仲与鲍叔牙等人“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管晏列传》则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其为政也，善因� ”“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司马迁对越王勾践改革图治以成霸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越王勾践世家》说：“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史记》一书还对历史上其他一些著名改革家如李悝、吴起、赵武灵王等人的变革业绩都作了详细记述。

由上可知，司马迁“承敝易变”的思想主旨主要有二：一是认为物久必生敝，故要“承敝易变”；二是强调“承敝易变”必须以“使民不倦”为目的。所以司马迁说：“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史记》对历史上那些有利于民众的改革，总是加以肯定和赞扬。

当然，“《易》穷则变”之“变”，在《易传》的作者看来，主要是指一种自然和社会的变革，但也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需要进行革命。也就是说，当事物的弊端已经无法通过一般的变革加以消除之时，则唯有通过革命的途径加以解决。《革》卦彖辞云：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在此，《易传》首先在卦象上肯定了革命是势在必行之举；其次，《易传》充分肯定了革命的意义在于“文明以说，大亨以正”，亦即“通其变，使民不倦”之义；最后，《周易》强调革命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共同的法则，天地要靠革命而成四时，人类要靠革命而以仁易暴。由此来看，变易也好，革命也好，只是方式方法不同，目的都是为了除去与民不便之弊。

对于《易传》所宣扬的这一革命思想，司马迁同样也作了继承。司马迁不但直接承袭《易传》肯定汤武革命的思想，而且还以这种革命思想作指导来评述古往今来的历史。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列陈胜入《世家》，将陈胜首义与汤武革命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太史公自序》说：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司马迁肯定陈胜首义之功，当然是与《易传》肯定革命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分不开。同时，肯定革命也是正统儒家的一个基本观点。董仲舒就说：“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卷第7，《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司马迁闻学于董仲舒，自然也从董仲舒那里受到这种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司马迁看来，秦皇朝的统治已是天怒人怨，如同事物已到穷尽之时，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使封建统治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暴虐的秦皇朝最终被，陈胜有首义之功。司马迁是将陈胜当作秦汉之际社会大变革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加以称颂并载入史册的。

二

“五德”说为战国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系统阐述的关于历史王朝更替的一种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历史王朝的更替，是依据土、木、金、火、水相胜之序进行的，落实到具体历史发展阶段，则是黄帝得土德、大禹得木德、商汤得金德、文王得火德，后者依次胜前者而兴。依据相胜之理，代火者必将水，此后的王朝一定是一个水德王朝。每一王朝兴起之时，必有祥瑞符应出现，如黄帝得土德之兆是“天先见大蚓大蝼”，这是土气胜的表现；大禹得木德之兆是“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死”，这是木气胜的表现；商汤得金德之兆是“天先见金刃生于水”，这是金气胜的表现；文王得火德之兆是“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这是火气胜的表现。每一得新德的王朝建立后，都必须要变更一切旌旗服色和文物制度，如黄帝得土德，“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大禹得木德，“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商汤得金德，“其色尚白，其事则金”；文王得火德，“其色尚赤，其事则火”。同样，得水德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应同》）。

自从邹衍创立并系统阐发这一学说后，秦与汉初的学者们普遍倡言“五德”，遂使其成为秦汉以来最有影响的一种历史变易学说。生活在“五德”说盛行的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自然也受到了这一学说的影响，《史记》对“五德”说作了大量的汲取，遂使“五德”说成为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

首先，《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古史系统的历史运次采纳了“五德”说的思想。《五帝本纪》说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这个土德之瑞，应该就是邹衍所说的“大蚓大蝼”。《殷本纪》说“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色尚白，显然是说商为金德。关于周朝德属，根据《周本纪》的记载，在周武王起兵时就已经显现其火德的符瑞：“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也。”这段话讲了两件事，其一是说武王得火德，其瑞应便是赤乌；其二，武王杀祭白鱼，这里白鱼既指得金德的商纣王，也预示着火要灭金建朝。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黄帝以后和商汤、武王以前各帝王的德属，《史记》并没有明确记载。我 ”既然是同姓，就都共同遵守黄帝的土德。至于大禹开创的夏朝，邹衍是给予木德的，而《史记·夏本纪》没有记载其德属，《五帝本纪》先说“自黄帝之舜、禹，皆同姓而异国号”，按照这句话来理解，如果说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四帝共尊土德的话，似乎大禹也应该是尊土德。但是《五帝本纪》接着又说：“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 弃为周，姓姬氏。”显然又将夏、商、周并称，而且《夏本纪》的开篇人物就是大禹。因此，大禹应该不在共尊黄帝土德的帝王行列当中。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说《史记》是以黄帝为土德，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四帝共尊土德，商汤为金德，周朝得火德，而大禹在得金德的商汤之前，自然是木德，这也符合邹衍的德属排列。问题是，《史记》没有记载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四帝德属，只是说“自黄帝之舜、禹，皆同姓而异国号”，我们就一定能判定他们都是共尊土德的帝王吗？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证明的方法，那就是以黄帝土德、商汤金德、武王火德为基点，用五德来对应《史记》所排列的古史系统——五帝、三王，这样的排列顺序应该是：黄帝土德、颛顼木德、帝喾金德、帝尧火德、帝舜水德、大禹土德、商汤木德、武王金德。这种对应排列的结果，使得商汤成了木德、武王成了金德，显然是与《史记》的商汤金德说和武王火德说相矛盾的。由此也可以反证，《史记》确实没有用给予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四帝另外的德属，而是以黄帝等五帝为土德、三代的夏朝为木德、商汤为金德、武王得火德排列的。这样的德属排列，完全跟邹衍是相一致的。

其次，《史记》关于秦汉统绪采纳了“五德”说的思想。对于秦皇朝的德属，《史记·秦始皇本纪》作了详细记述：“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日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这段话不但明确指出秦朝是个水德政权，而且还依据水德建立起一整套文物制度，具体包括改年号、改历法、尚黑色、六为度量单位、实行法治等。从《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可知，如果说邹衍是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家的话，那么秦始皇则是实践家，是第一位依据五德终始说建立朝代制度的皇帝。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要说明秦皇朝统治的合理性。而《史记·秦始皇本纪》详载秦朝德属及其与秦朝制度建设的关系，说明司马迁也是认为秦朝是得水德建朝建制的。

关于汉皇朝的德属问题，按说汉皇朝继秦而建，应该是以土德代水德，也是新一轮五德的开始。然而实际上，汉初的德属问题却较 汉朝初年刘邦、惠帝时期，由于“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卷25，《郊祀志下》）到了汉文帝时期，开始出现关于汉朝德属的水德和土德两种说法。据《张丞相列传》载，张苍以秦短祚，认为汉当为水德；《屈原贾生列传》载，贾谊认为汉当为土德；《历书》说公孙臣亦主汉为土德说。持土德说的当然是承认秦朝为水德。这是发生在汉文帝时期的一场关于汉朝德属的争论，结果未作定论。对于汉朝这场德属争论，司马迁是赞同贾谊、公孙臣汉朝为土德说的。《汉书·郊祀志赞》说：

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免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

这段话不但记载了汉武帝时期参与修撰《太初历》的兄宽、司马迁等人是赞成汉朝土德说的，而且也明确指出《太初历》最终确定了汉朝的土德，所谓“遂顺黄德”即是。实际上，汉武帝太初年间的修历，是采用了“三统”说的正朔和“五德”说的服色度数。如《汉书·武帝纪》说：“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汉书·郊祀志下》也说：“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尚黄。”此外，《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之义。邹衍的“五德”说讲五行相胜、相克，因而是一种主张革命的学说，与西汉末年出现的五行相生之“五德”说主张禅让正相反。司马迁主张革命，如“三王本纪”对历史上桀纣的残暴进行揭露，肯定汤武革命的正当与合理性；《陈涉世家》列陈胜入“世家”，将陈胜首义与汤武革命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如此等等，对此前文已有论及，不再赘言。

“三统”说的创始人究竟是谁，现已无法确知。但从现有资料来看，对这一学说记述最为详尽的，当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这一学说认为历史朝代是按照黑统、白统和赤统三统依次循环更替的，凡异姓受命而王，都必须要改正朔、易服色。其中黑统以寅月（一月）为正月，色尚黑；白统以丑月（十二月）为正月，色尚白；赤统以子月（十一月）为正月，色尚赤。新王即位之所以要改制，是要以此来报答天命，同时与前朝区别开来。以“三统三正”来对应历史朝代，董仲舒认为夏朝是黑统，建寅，色尚黑；商朝是白统，建丑，色尚白；周朝是赤统，建子，色尚赤。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认为周朝之后，《春秋》当为黑统，由于孔子有其德而无其位，只能托于王鲁而作《春秋》，以为汉朝制法，于是汉朝便以黑统上接周朝赤统，其间蕴含了一种摒秦的思想。新王建朝，必须保留前二朝之后，为他们封土建国，这叫作“存三统”（又称“通三统”）。本届三统称作三王，三王之上则有五帝、九皇，共为九代。三统（或称三王）移于下，则五帝、九皇依次上绌（卷第7，《三代改制质文》）。与“三统”说相为对应、互为表里的则是“三道”说。董仲舒认为，对应夏、商、周的黑、白、赤三统的，便是忠、敬、文三道。如果说“三统”言改制只是“改正朔、易服色”的话，那么“三道”言变易则是肯定道变，是一种深层次的变化。而董仲舒“三统”说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变道救弊。

司马迁曾“闻董生曰”，董仲舒的经学思想和历史观对于司马迁影响巨大，其中就包括“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史记》对董仲舒“三统”说的汲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三统”说之“民皇帝王”论与《史记》五帝、三王系统的创立。如上所述，董仲舒的“三统”说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近及远依次按照三王、五帝、九皇、民上绌之序的，“民皇帝王”作为一个大系统是循环变易的，三王、五帝各自作为一个小系统也是循环的。由于上推第九朝为皇，九皇之上为民，因此历史朝代帝王系统其实主要是九代。由于董仲舒通常是以周为新王、以三代为“三统”来论三王五帝九皇的（卷第7，《三代改制质文》），故而他确立的古史帝王系统便是：周、商、夏“三王”——帝舜、帝尧、帝喾、颛顼、黄帝“五帝”——神农“九皇”。当然，这个系统会随着新王朝的不断出现而不断变化，亦即依次循环上绌。

以董仲舒“三统”说的“民皇帝王”论来观照司马迁《史记》的古史观，二者可谓是如同一辙。我们从《史记·十二本纪》的编排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迁是以《五帝本纪》为开篇章，这“五帝”与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以周为新王而叙述的“五帝”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分别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接着，《史记》撰述了夏、商、周三王“本纪”，也称“三代”，这与《三代改制质文》等篇关于夏、商、周或称“三王”、或称“三代”也是一致的。稍有不同的是，《三代改制质文》明确以神农为“九皇”，而《史记》里没有采用“九皇”说，不过《五帝本纪》也明确记载了作为五帝第一帝——黄帝之前是炎帝神农氏，黄帝是因“神农氏世衰”而起的，这里的神农氏被称为炎帝，而不是“九皇”。在《史记》中，秦汉以前的历史，除去《秦本纪》外，便是由《五帝本纪》和“三王本纪”构成的，因此它们便是《史记》所构造的一个完整的古史系统。对照一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其实这也就是董仲舒所叙述的古史系统。由此可知，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古史观是如此惊人的相一致。

问题是，这种“五帝”、“三王”论是不是汉武帝时期人们的一种普遍的叙述历史运次的古史观呢？我们的答案是并不尽然。首先，从远一点的战国后期来说，如前所述，五德终始说的创立者邹衍的古史系统便只有黄帝、大禹、商汤和文王四朝。《吕氏春秋·应同》不但记载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而且还接着邹衍的说法，认为“代火者必将水”，说明《吕氏春秋》在历史运次上是赞同邹衍五德终始说的。相比较于邹衍和《吕氏春秋》，董仲舒和司马迁以五帝、三王为历史运次的古史系统更为丰富，二者相一致的地方，则都是以黄帝为人文始祖与历史开端。其次，从与董仲舒、司马迁同时代的刘安来说，他召集门客编撰的《淮南鸿烈》一书虽然具有丰富的历史变易思想，其关于历史运次的解说，却要比董仲舒、司马迁简单、粗糙得多。如《淮南鸿烈·俶真训》提出了历史五阶段论：“混冥”之世、伏羲氏之世、神农与黄帝之世、昆吾与夏后之世和“周室之衰”之世；《览冥训》则将汉以前的历史分为六个阶段：往古之时、虑戏氏之时、黄帝之时、夏桀之时和晚世之时。综合《淮南鸿烈》的古史划分，夏以前可知的帝王是伏羲、神农与黄帝三个，与董仲舒、司马迁的古史系统相比，少了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增加了传说色彩更为浓厚的伏羲氏。因此，这个古史系统也要简单得多，说明董仲舒与司马迁的古史系统可能并非汉武帝时期人们的一种普遍认识。其三，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只是论述了以周为新王和以《春秋》为新王的古史系统，没有论及神农以前的历史，只是笼统地说九皇上绌“下极其为民”。而司马迁《史记》确实提到了很多传说中的古帝王，如《封禅书》借管仲之口，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管仲只记得其中的12家，他们分别是无怀氏、虑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和周成王。这里所谓管仲对于古史系统的认识，其实是司马迁本人对于古史系统的认识。从中可知，司马迁知晓传说中的古72帝王之事，而能称得上号的也就是12个帝王；而12个古帝王中，真正被司马迁列入其古史系统的则只有8个，其中炎帝与神农合二为一，作为五帝之前的帝王被写入《史记》，却没有被视为五帝之一，其他则皆未人。由此可见，司马迁之所以采纳董仲舒的三王、五帝古史系统，是经过选择然后确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太史公日”中，虽然对为何以五帝为历史开篇的原因作了说明，当中却并没有提及受董仲舒“三统”说古史观的影响，然而二者古史系统如此的一致，应该不是巧合，它与司马迁“闻于董生”肯定是有密切关系的。

司马迁是中国史学开始“成一家之言”的人，《史记》是中国纪传体正史的第一部，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史记》受董仲舒“三统”说影响而创立的“五帝”、“三王”这套古史系统，对于中国史学史的影响非常之大。

其次，“三统”说之“三道”论与《史记》关于三代历史的解说。“三统”说的重要内涵之一是“三道”论。董仲舒认为夏、商、周三王的礼乐制度是按照忠、敬、文“三道”依次变易更替的，这一思想被司马迁所接受。《史记》在评述夏、商、周三代历史时，便是直接采用了“三道”论的说法，认为随着夏、商、周三朝的历史更替，其礼乐制度的改易便依次按照忠、敬、文“三道”之序循序进行。司马迁说：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在这段话中，司马迁一方面认为夏、商、周制度变易是通过后朝对前朝的损益救弊而按照忠、敬、文秩序进行的，忠、敬、文三王之道的变易是“若循环，终而复始”；另一方面则明确指出当周末出现“文敝”时，接周而建的秦皇朝不但不知道救周之“文敝”，反而将周代礼乐之“文”推及到刑法之“文”，而汉朝却能“承敝易变，使人不倦”，乃“得天统矣”。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接受董仲舒的“三道”理论来解说自夏以来的历史变易的同时，也继承了董仲舒‘‘三统三道”说中所蕴含的摒秦思想。董仲舒以“五德”说来论秦朝历史，是肯定其历史统绪的。如《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篇以相胜之理，肯定古今之变是一个“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的相克相胜过程；而以“三统”说来论，则又否定了秦朝的历史统绪。司马迁也同董仲舒一样，在采用这两套不同学说解说秦朝历史时，同样出现了这样的矛盾说法。而司马迁摒秦论的理论依据，似乎也是从董仲舒那里得来的。从《高祖本纪》的记载可知，司马迁认为，在自夏至汉的历史变易过程中，只有秦的变易因方法荒谬而未果，而继起的汉皇朝则完成了救周之弊的历史变易。如果我们将这一说法与董仲舒“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卷56，《董仲舒传》）之语相比较便不难看出，其实两种说法是相一致的，它们都肯定了秦朝不知变道和汉朝在制度上是以忠道接续周朝文道的，因而他们的历史变易论都含有明显的摒秦之义。

再次，“三统三正”与司马迁汉朝当“行夏之时”的历法思想。“三统”改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改正朔，即所谓“三统三正”。司马迁肯定“三统”循环变易，当然也主张“三正”循环变易。《历书》说：“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

司马迁曾参与主持汉武帝太初年间的改历活动，这次修定的《太初历》，便是采用了“三统”说的正朔，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虽然《太初历》采用“三统”说的正朔并不能肯定就是司马迁的意见，但据《史记·韩长孺列传》载司马迁言“余与壶遂定律历”以及《太史公自序》对这次修历活动的高度重视来看，《太初历》应该蕴含了司马迁的历法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敬仰孔子，而据《论语·卫灵公》载，孔子是主张“行夏之时”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司马迁正是通过《太初历》的修定而实现了孔子“行夏之时”的理想。

《太初历》的行夏之时，也蕴含有摒秦思想。这是因为，既然汉代的历法《太初历》是行夏之时，也就意味着汉正是直接接续周正的，就如同汉代的忠道接续周朝的文道一样。这样一来，秦皇朝从历法上也就被排除于历史王朝统绪之外了。

最后，“三统”说的更化救弊思想与《史记》的历史发展观。我们知道，董仲舒的“三统”说既是一种循环史观，同时又内蕴有历史发展的思想，这集中表现在“继乱世者其道变”（卷56，《董仲舒传》）的变道更化救弊上。司马迁在吸取了董仲舒“三统”循环论史观的同时，也承继并着重发展了这一学说蕴含的历史发展思想。

司马迁的历史发展观，其一体现在《史记》的撰述原则上。《史记》撰述原则所体现的历史发展观一是强调详今略古。《史记》虽然记述了上下三千年的历史，但重点却是记述汉兴以来的历史。据统计，《史记》专述汉史共有62个专篇，另有13篇内容兼及汉史，篇目已超过了全书的半数。由此可见，司马迁是非常重视对现当代历史的研究的。二是注重详变略渐。这一点前已详论，不再赘言。

其二体现在肯定秦汉大一统的功业上。司马迁对秦的暴政颇有微词，认为秦不知“承敝易变”，不以仁义治天下。但从“终始”的眼光来看秦皇朝，司马迁还是充分肯定了秦的大一统功业。《六国年表》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对于汉朝的统一功业，司马迁更是加以热情讴歌。《高祖本纪》说汉朝的建立是“得天统矣”；《货殖列传》对汉初70年间推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从而造就文景盛世局面也给予了热情赞颂。

其三，有较明确的“法后王”思想。这里的“后王”是相对于先王即古圣王而言的，实指近现代的君王。“法后王”，其实就是强调以近现代历史为鉴。《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说：

司马迁与史记【第四篇】

司马迁写作《史记》，继承了周公、孔子的思想，这在《太史公自序》一文中有明确的阐述。

《太史公自序》中最感人的部分是“见父于河洛之间”这部分。这里司马迁借父亲之口阐述了《史记》的创作背景，是我们了解司马迁思想的重要文献。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临终前嘱托他一定要继承未竟的事业，做太史公，完成史书编纂。司马谈两次提到周公、孔子，并且告诉司马迁：周公死后的1000年，孔子死后的500年，修复礼乐，整理经典的责任就落到了当时的太史也就是司马迁的肩上，司马迁接受历史的选择，是继周公、孔子之后的第三个振兴儒家文化的人。

《史记》中关于周公、孔子的记载分别在《鲁周公世家》和《孔子世家》之中。世家，是记录辅佐天子、忠信行道的股肱之臣的。作者在《史记》一书中用大量笔墨、饱含深情地记录了周公和孔子的言行，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对先贤的钦敬之情，另一方面表明了自己的文化继承来自这两个人。周公旦，是激励司马迁完成《史记》创作的力量源泉。周公帮助周武王开创了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制定了“礼乐行政”，奠定了中华民族重伦理、轻逸乐、好俭朴、乐献身的文化传统。司马迁是把周公作为“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来学习仿效的。周公旦平定叛乱，辅佐幼主，确实是国家重臣，可以称之为“股肱”，然而孔子一生在政治上是失意的，为什么也能名列“世家”呢？这样的安排体现的是司马迁的功名观，也就是司马迁一直强调的“立德、立功、立言”。在司马迁看来，“立德、立功、立言”这三者的地位是一样的。孔子作为史学家，学习、整理、传授古代的文献，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一生的理想就是恢复周公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似乎并无重大的政治作为，但他是通过“立言”而“立德”的，这种功业更能流传千古。司马迁追逐这两个人的脚步创作《史记》一书，于个人而言，完成了父亲对他的期望；于家庭而言，“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于历史而言，不“废天下之史文”。

《太史公自序》一文中，最难理解的就是司马迁与壶遂的对话。这里，司马迁评价了儒家的几部经典，盛赞了先贤的功业，这并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司马迁矛盾的语言表达。司马迁直接宣告自己的创作是效仿孔子作《春秋》，但又说《史记》不能比附《春秋》。壶遂说，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是讽谏昏君的法典，可是司马迁生活在昌明时代，写《史记》到底是为了“刺讥”君主什么呢？司马迁说自己写史不是为了讽谏，而是为了歌功颂德。其实，司马迁写史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讽谏君主，否则东汉的王允也不会指责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谤书”了。司马迁借回答壶遂的问题，评述了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一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二是“拨乱世反之正”，其实质是司马迁写《史记》的真正目的。司马迁面对壶遂的诘责，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师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这种说法既是面对先贤的谦虚态度，也是回避政治诘难的一种手段。

司马迁的这种矛盾态度不仅体现在《太史公自序》中，也体现在其他传记的论赞中。同学们在学习《项羽本纪》和《淮阴侯列传》时要细细琢磨文本后面“太师公曰”的真正用意。因为，要想深刻理解司马迁“尊周循礼”的儒家思想，不仅要阅读《太史公自序》这篇纲领性文字，更要体会每篇论赞的深刻含义。

司马迁与史记【第五篇】

[关键词]司马迁；先秦仁学；《史记》；孔子

“仁”，是儒家极力倡导的人生道德修养的思想品德和善美境界。从先秦到西汉，仁学思想不断充实和发展，成为了当时社会道德价值标准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司马迁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先秦仁学，尤其是孔、孟仁学的继承和改造，形成了自己与先秦仁学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仁学思想。而他的《史记》，就是在其仁学指导思想下完成的。

一、先秦仁学发展的简要历程

何谓“仁”?《说文》：“仁，亲也，从人从二。”意为人耦相亲，表示人际关系。这种解释通行了很久。然而，近年来，刘翔先生以现存先秦古“仁”字为基础。从探求其构形演化的轨迹人手。认为：目前所能见到“仁”字的最早构形为“身”，讹变为“千”，又省变而为“仁”字。“仁”字造文从心身体。换句话说，就是要时刻想着爱惜人的生命。这种将“仁”字定位于自我的解释，既有古文字的确凿根据。又与后来孔子所论“推己及人”的行仁途径相对接，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由此可见，“仁”是上古时期先民对自身生命的珍重意识在文字上的一种形象反映。

春秋末期的孔子，开始正式将“仁”纳入了自己的学说，并给予系统阐发，建立起了仁学体系。在孔子的有关论述中。仍可以发现“仁”之初义的痕迹，如“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_。可见，孔子论“仁”，首先也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不过。他显然很快从自我中走了出来，从而将“仁”从自我保护的原始观念提升为包含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伦理范畴。在他看来，自爱固其所宜，但“仁”之关键，在于将这种情感推广及人，由对自己生命和欲望的珍惜推及对他人生命、欲望的重视。即所谓“爱人”或“忠恕”。关于孔子的“爱人”，张恒寿先生解释道：“爱人。就是对别人有同情心，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从此。“仁”开始具有了表示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明确含义，“仁者爱人”更是成为了孔子仁学的基本精神。惟其如此，孔子退朝归来，当发现马棚着火时，不问马而只问“伤人乎”：在评价他颇有微词的管仲时，孔子念其相齐之时，能够保国安民，免使生灵涂炭，而由衷地赞叹“如其仁，如其仁”。总之，孔子的“仁”，体现了对于生命的爱惜和对于人格的尊重，带有明显的人文关怀的色彩，由此奠定了先秦仁学的基本格调。

待至战国中期，孟子在继承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发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孟子将“仁”置于人的内心，首次以明确理论形式将“仁”与人自身的内部世界联系起来，确立了仁德的心性基础。他提出“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即是说“仁”是人先天就有的，一种存在于内心的道德。其次，孟子明确区分了仁与义、礼、智诸德，把义、礼、智从“仁”的范畴中分化出来，打破了孔子之“仁”的大一统局面，从而使“仁”的内涵在与义、礼、智的比较中更为具体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孟子将“仁”在道德实践的运程中。向前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他在继承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基础上，将“仁”从人际关系发展到政治领域。他不仅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亲百姓思想，还指出“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这种统治者“亲民”、“亲贤”的道德任务。构成了孟子仁政主张的主要内容。

先秦时期尤其是孔、孟的仁学思想，为司马迁的继承和改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仁学思想。

二、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扬弃

关于《史记》一书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儒家还是道家，学术界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并非完全对立，不少地方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这就为确定这一问题的答案更增添了一些难度。这不是本文研究重点，不再赘言，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到处都体现了作为儒家核心思想的仁学思想。甚至可以说，《史记》就是一部以仁学为指导思想的历史人物评传。

第一，司马迁梳理了儒学从先秦到西汉的发展历程，肯定了仁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积极作用。司马迁是非常推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他甚至不惜突破纪传体体例的限制，撰写了《孔子世家》。对此，张守节说：“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指出孔子在学术思想方面的杰出贡献，是司马迁之所以“尊孔”最主要的原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和《儒林列传》分别记述了自先秦至西汉，儒学先后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第一，孔子创立儒学，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第二。孔子死后，孔门弟子继承孔子学说。为传播孔学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第三，“百家争鸣”时期，孟子和荀子不辱使命，使儒学得以复兴；第四，儒学在汉代由民间学说发展成为官方学术思想。在司马迁梳理儒学发展历程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以孔子仁学的发展为核心和线索的。如他在交待作《仲尼弟子列传》的原因时写道：“孔子述文，弟子兴业，成为师傅，崇仁厉义。”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子“述仲尼之意，作《孟子》7篇”。由此可见，司马迁之所以为仲尼弟子、孟子荀卿和汉代群儒列传，就是因为他们在宣传和发展孔子的仁学思想方面所作的贡献。而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先秦仁学的发展，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看到了仁学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王道”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政治， 反之，不施仁政就会失去人民，而失民心者自然失天下。如在《秦始皇本纪》中，他借贾谊之口指出秦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就是“仁义不施”，而汉高帝刘邦则就是通过“承敝易变。使人不倦”最后“得天统矣”。其次，司马迁认为在治理国家方面，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是非常关键的，而汉初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确定了以仁学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者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君子”多了，社会自然就和谐了，而这一切都归功于仁学的约束作用。至于司马迁对仁学的认可程度有多深，仅从他用《诗经》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评价孔子这件事就可见一斑。

第二，司马迁从道德方面人手，对先秦仁学做了更为细致的诠释。先秦仁学，不管是孔子的“亲亲”、“孝悌”，还是孟子的“亲民”、“亲贤”，体现的都是一种道德层面上的规范和约束。司马迁更是认为，道德规范就是仁学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形式，如他在《孝文本纪》中明确指出，汉文帝之所以能实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关键在于他“专务以德化民”。于是，司马迁从道德方面入手，对“仁”做了三点极富建设性的诠释：其一，他通过解构礼的内涵。将礼的约束力与道德的约束力统一起来，提倡建立以仁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司马迁指出：“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在这里，“礼义”作为仁的延伸，其内涵是指道德自律。所以，司马迁又写道：“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礼是仁的外化形式，仁作为道德自律对稳定社会秩序有着重要作用。其二，他强调仁与治国之间的关系，认为道德完善是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如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写道：“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从赞扬汉文帝的行为中可以看到，司马迁是把道德修养与治国联系在一起的，是把道德修养视为实行仁政、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的。其三。司马迁倡导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自律，将道德批评延伸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仁而“爱人”。因“爱人”而实行仁政，因实行仁政而实现王道，在这中间，道德完善是仁的本根。如司马迁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指出：“《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又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明三王之道”作为孔子为拯救社会而开出的济世药方，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之路。所以，他在《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写道：“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以上三点诠释表明。司马迁已经将抽象的仁学思想具体化，而最� 这对以后仁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促进以德治国政治方针的贯彻实施意义重大。

第三，司马迁评价历代帝王时，把先秦仁学思想中的注重“明德”和倡导仁政思想作为其核心标准。《史记》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著作，其中对历代帝王的评价主要是根据其德才和事功。《五帝本纪》重点记述了尧舜禅让的历史过程。表彰了这些古圣先贤的高尚品德，如赞美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篇末，司马迁用“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彰明德”对他们做了盖棺之论。《夏本纪》中记述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时，说“禹为人敏而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吃苦耐劳，以身作则，办事谨慎，勤勉端重，是百官的典范。到了夏末。“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而“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在《殷本纪》里，司马迁相当细致地记述了殷纣的荒淫无道和西伯昌的“修德行善”，结果是“诸侯叛乱而归往西伯”，最后武王打着代天惩罚的旗号，率领诸侯伐纣。总之“明德”二字反映了司马迁对五帝及三代帝王政治的总体看法，是贯穿于这4篇本纪的中心思想。《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是相互贯通的两篇本纪，前者系统地追溯了秦的历史，后者详细纪录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具体过程和巨大成功，并详细记述了秦朝迅速灭亡的具体过程。司马迁讽刺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皇。而羞与之侔”，“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最终肯定会落一个“犹不得存”的下场。司马迁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凡6篇，极为详细地记述了汉兴的历史过程，他指出，汉高祖之所以得天下。在于得民心；文、景帝之所以治汉兴，在于修明德：汉武帝时期汉朝之所以达到鼎盛。在于施仁义。如《高祖本纪》记述：“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在《孝文本纪》中，赞扬文帝在位期间“以德化民”，最后用“德至盛也”肯定了汉初历代帝王在仁政方面取得的巨大功绩。由此可见。在司马迁眼中。“施仁政”就是帝王最大的德行，是一位帝王之所以为后世敬仰的根本原因。在这方面，他与孟子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

需要补充的是，司马迁对先秦仁学并不是全盘地接受。如本节开篇所言。他在继承的同时。对其 首先，司马迁反对孔子仁学中的尊卑观念。倡导平等思想。如他将有皇帝实权而无皇帝尊号的吕后与高帝同列入本纪，其地位比“至圣”孔子还要高：把“尝与人佣耕”的陈胜列为世家，地位于孔子相当：在《淮南书》中他肯定了商人为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他将匈奴说成是夏后世的苗裔。黄帝是各民族共同的祖先等等。而孔子的观点则是“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他的《春秋》里，既无男女政权尊号平等可言，亦没有士农工商平等观念，更不用说什么民族平等的思想了。其次，司马迁既重视道德仁义，也看重经济利益。他不反对甚至支持世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认为“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肯定的态度。从分析人性人手，表明自己“崇富厌贫”的主张无疑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还指出，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然而这些内容，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格格不入的。最后，司马迁还含蓄地指明孔、孟在倡导仁政时不知变通，这是他们没有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只有先掌握了政治权利，才能推行仁政。笔者以为，司马迁的这种观点。表明了他对孔、孟没能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惋惜和对董仲舒识时务的认同。

三、司马迁仁学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