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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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1

在这百年间，有太多的记忆值得我们再次品味。霍元甲、刘长春、王正廷、李惠堂、张伯苓、中国女排、远东运动会、奥运会……他们连缀成中国曲折而传奇的体育史，也见证了中国百年沧桑巨变。

在辛亥百年之际，让我们再次回顾那已成为过去、却依然鲜活的历史，从细微之处感受中国百年沧桑史。

回顾，这些历史值得纪念

2011年1月1日上午10时，“强身强国”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体育收藏品展览开幕，这是中国首个以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为主题的展览。

1912年，孙中山先生提出“夫将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求国民体力之发达”；又题写下“强国强种”四个大字。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体育、奥运先驱张伯苓先生亦提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各方仁人志士为改变民族之命运、大声疾呼健身强国。“强身强国”、“体育救国”、“发扬国光”、“为国争光”等爱国名言铭刻和刊登在了体育奖章、奖杯及书报刊上。

此次展览，以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这段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主线，以实物的形式，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体育快速发展的历程及日渐丰富的各种运动会的奖杯、徽章、文献史料。本次展览的展品中，有的因“物证”的发现，纠正了一些不全面、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记载或传说。如“光绪乙巳年冬，四川运动会奖章”的发现，改变了广东1906年省运会为全国最早省运会之说。而今年发现的“光绪三十一年，湖南运动会”（1905年），则又早于原先认定的四川省运会几个月；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浏阳第一次运动会奖牌、1914年在北京天坛举办的“第一次全国联合运动会纪念章”、1948年台湾参加“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奖牌及“台湾省第一次运动会纪念章”等，均以实物明晰事件和史实，使收藏更具价值、意义。

革命时，这个学校的学生全部参加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有一所学校师生全部参加革命军，1912年复校。因在辛亥革命中有功，该校获沪军都督陈英士的嘉奖。

这所学校是中国体操学校。它的创始人叫徐一冰，1881年出生于浙江南浔一个诗书之家。

1905年，徐一冰东渡日本，进入大森体育学校专攻体育。1906年，学成回国的徐一冰，先后执教于中国公学、爱国女校、湖州旅沪公学、民立中学和上海女子中学。

1907年，徐一冰怀着体育强国的梦想，与友人徐傅霖和王季鲁等在上海老西门创办了中国体操学校。这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第一所培养体育专门人才、传播近代体育的体操学校。

中国体操学校的宗旨是：“提倡正当体育，发挥全国尚武精神，养成完全体育教师，以备教育界专门人才”。学校还制订了我国第一个近代体育专门学校章程，对宗旨、学制、课程设置、招生、升留级、考试以及交学费都作了规定，是早期体育教育中较规范的学校。

1907年12月24日中国体操学校在上海《时报》登出招生告示，许多青年闻讯报名。徐一冰提出的录取条件是：“品性纯良，身体健全，国文精通，年龄在16岁以上，24岁以下”。1908年2月，体操学校开学，学生64人，本科生45人，选科生19人。

徐一冰认为，“女子为国民之母，欲强国民，更不能不谋女子之体育”，他把培养女子体育师资、女子参加体育活动看成是发展体育的重要方面。中国体操学校创办后，1908年秋开创女子部，被社会视为奇事。校址设于老西门外黄家阙路白云观内，与男子部各居一处。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办学方法都受日本教育制度的影响，其中以教日本体操、舞蹈闻名。该部招生两届，学生不过二三十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全体学生参加了学生革命军，学校一度停办。而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女学生革命军则被传为美谈。辛亥革命后，徐一冰还协助同乡好友王明良创办了爱国女校南浔分校。

1914年春，徐一冰决意将中国体操学校的办学宗旨，由初期的“提倡尚武精神”，而改为“提倡正当体育”，通过体育以实现“人人具有健全的体格，活泼之精神，得永久享受康强之幸福”。同年，著名的“精武体操会”更名为“精武体育会”。体操与体育，虽是一字之差，却反映出中国人的体育观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中国体操学校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所创办的体校中最大最有影响的一所，共有36届，1531名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在这些毕业生中，有不少成为我国近代体育史上的知名人士和体育教学的骨干，其中有上海东亚体专创办人庞醒跃、傅球，中华武术会及该会体育师范学校创办人吴志青，上海两江女子体专创办人陆礼华，浙江体育师范学校创办人蔡倔哉，上海中国体育学校创办人顾拯来，苏州中山体专创办人朱重明、周德，中国女子体操学校校长华豪吾，广东体育专科学校创办人杨振峰，成烈体专创办人柳成烈，奉天体育学校创办人尚士元等。

在创办体操学校、普及体育教学的同时，徐一冰还创办了我国第一份体育杂志，向民众介绍西方体育的理论与方法，为中国体育事业大声疾呼。1909年，《体育界》创刊于上海的中国体操学校，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近代最早的一份体育刊物。1914年3月，徐一冰与王均卿创办了上海中国体操学校校刊――《体育杂志》，徐一冰任主编。《体育杂志》还连载了徐一冰撰写的《体育史》，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本《体育史》。

革命后，起步迈向世界体坛

远东运动会是当今亚运会的前身，成立于1913年，原名“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到1934年为止，共举办了十届，其中第二、五、八届是在上海举行的。它的发起和参加国是菲律宾、中国和日本，最后两届又有印度、印尼和越南参加。

1915年5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虹口体育场召开，这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运动会。虹口靶子花园又名虹口体育场，地处上海北郊，既有花园胜景，又设有运动场地，是上世纪初由外侨“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筹建的，当时上海没有中国人自己的运动场，只得借用该场地举办运动会，并临时搭建了看台。这次运动会中国队获得田径、游泳、排球、足球冠军；又以总分93分夺得了那届的总锦标。

这次在上海首次举办的远运会影响深远。当局对体育运动已有所重视。5个月后江苏省政府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体育传习所，聘西人为教授，培训各县市体育事业骨干；上海县知县沈宝昌委托县教育会长，耗资2万多元建成了上海第一个公共体育场（现为沪南体育场）；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还创设了女子体育师范学校；1918年上海又创设了我国第一所体育大专院校“东亚体育专门学校”；各地院校也相继出现了体育专科；我国最早的一批体育刊物如《体育界》、《体育杂志》、《体育周报》等，亦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或复刊。

继1917年在东京举行了第三届、1919年在马尼拉举行了第四届远运会后，1921年第五届远运会又轮至我国主办，那年5月在上海举行。1921年远运会及远东体协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正式承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关系的区域性国际体育组织。当年5月30日下午2点，第五届远运会在上海虹口公园运动场开幕，虽遇下雨，观众仍上万。经过6天的激烈比赛后，中国队还获得排球、足球冠军，锦标数高于日本而名列第二。这届大会显示了我国体育事业和组织人才能力均有所提高，但也暴露了我国体育组织机构已不适应新的形势，所以经过体育界商议，于1924年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持并领导全国的体育事业及各届远运会运动员的选拔和比赛。

辛亥百年2

章开沅：继承辛亥革命遗产，能对辛亥百年进行真正的反思，就是最好的纪念。民主共和的思想、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些思想我们都需要继承。2010年以来我就在不断参加各种有关辛亥的纪念活动，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看，还是比较踏实的。但也不排除打着辛亥百年的旗号搞其他活动的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地方为了发展，不得不利用文化这张“虎皮”。我一直强调，纪念不要一阵风、一阵热。很多官员的做法是，博物馆盖起来了，纪念碑立起来了，政绩已经记上了，过了这阵儿也就不管不问了。庆典不可避免，但通过庆典，我们应该反思：怎么改进自己的工作，已经过去100年了，还有未来100年呢？这条路该怎么走呢？

对于辛亥百年的反思，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反思辛亥革命百年以来的历史；二是反思百年以来的辛亥革命研究。总的来说，辛亥革命研究这些年出现了过分细化甚至碎片化的趋向。历史是一个整体，所以我提出，应该将辛亥革命研究扩充到“上下三百年”，除了回望辛亥之前一百年，辛亥以来一百年，下一个一百年也要纳入视野。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部分――如果没有从大历史里观察辛亥的气度和境界，写出的历史是有局限的，也必然不能完整地认识辛亥的意义和价值。

《同舟共进》：能否详细谈一下您所说的三个一百年？

章开沅：我特别强调历史的延续性与复杂性。为什么不能忽视辛亥之前的100年？因为它是孙中山先生思想形成、革命纲领形成的基础，是辛亥革命的土壤。没有它，就没有辛亥革命。反过来，前面有了这样的100年，接下来即使没有辛亥革命，也会有其他革命。

辛亥以前的100年，就是19世纪，是工业革命以后最重要的100年。工业的发展此时已到规范时期了。这100年，生产力的解放、人类文明的更新、全球化的浪潮，都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在《民报发刊词》里，孙中山用精警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百年锐于千载。”这个“锐”实际上是指100年等于1000年。在这样的全球大背景、国内小背景下，孙先生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从革命一开始，就立足高远，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利与弊，并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那时并没有谁来委托他思考这些问题，他只是出于一种历史使命感来学习、思考、观察，最后形成政治纲领，这很了不起。我认为辛亥革命提出的纲领，包括三民主义，到现在都有实在的意义。

第二个100年就是辛亥革命到现在的100年。从时间上讲，100年要作为―个整体来研究；从空间上讲，应把两岸四地作为―个整体来研究。这样才可以真正看出，辛亥革命有哪些遗产，哪些发扬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负面的；以及如何让辛亥革命的一些好理念、好经验，继续影响今日社会、今日中国。例如台湾，它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它的民权程度、民主探索是否值得两岸四地思考？再比如香港，它的法治，是否值得两岸四地借鉴？

辛亥革命是达成共识的结果，今日世界、今日中国也需要共识。我认为，文化就是中国两岸四地的最大共识。孙中山的革命历史遗产还存不存在，他所遗留的事业有没有人继续下去，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理念是否还有影响？这些都需要实事求是地研究，不要用党派的观点来左右研究，应该更客观、更超越，把中华文明浓缩为一个整体。

前两个100年，都是前人做的事业，但未来的100年是我们的事情、年轻一代的事情。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战争绵延不绝，人类在自我毁灭。如果不惊醒的话，未来100年有什么样的前景，很难说。所以我们不需要一般的纪念、庆祝，需要的是反思、思考：世界往何处去？人类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

完整地看这三个一百年，更感到孙中山的伟大――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百年后我们仍在思考。

《同舟共进》：您刚才提到“三民主义”的现实意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对今日有何启示？

章开沅：当代最困扰的，就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问题，甚至就是国家主义问题。我们应该做一些新的思考。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南海问题，背后当然有霸权主义，但也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人类整体利益、国际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孙中山对此已有很好的表述，那就是把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放在一起来考虑。一个民族必须保持自己的与领土完整，但民族主义不能发展过度，过度膨胀的民族主义必然侵犯其他国家民族的利益。所以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世界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目标，而且是一个更大的前提。孙先生关于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融合、处理，很有政治智慧，到现在还是有影响的。

民权主义当然更重要。民权主义实现了吗？没有，但是在前进。把两岸四地的政治情况看一看，是否仍在遵循当年孙先生的这种追求，是否还在继续往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发展？我认为是的。孙先生不是完人，他在当时不可能提出一个完美无缺的架构来。大陆的问题很复杂，台湾的情况更复杂，但台湾正在探索中。当然，大陆通过改革开放也在不断探索，各种空间比以前大多了，但从整个国家的民主发展程度讲，恐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障碍要突破。

我只相信一条：民主从来都不是施舍的，都是靠争取得到的。我相信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民权主义，民权主义即ofthe people、bv the people、forthe people，这of、by、for三个连结词非常重要，我认为这是普适性的。我们的执政者和老百姓，脑袋里面有没有这三个连结词呢？不能说没有，但并不普遍。

民生问题如今已成为世界问题了，在中国也越来越摆上议事日程。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带来的尖锐矛盾，孙中山尽管没有具体方案，但有思路：一是节制资本，一是平均地权。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的思路需要反思。比如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砸入4万亿刺激经济――这其中有多少浪费，多少贪污？有时该花的钱不花，不该花的乱花，结果是满城开挖，四面“开花”。所以我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把百年辛亥办成一个“嘉年华”。

这100年来，成绩大，问题也很多。民主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关必须过。我们要做公民，不仅做中国公民，还要做世界公民。孙中山就是世界公民。没有人民的自觉，没有广大人民的参与、监督，便不能从根本上、制度上解决腐败问题。发展的路上潜藏着很多危机，这不用慧眼就可以看出来。能不能过这道坎儿，就要看政府和老百姓的大智大勇。现在强调“求稳”，但真正的“求稳”也需要政治智慧――不要只盯着眼前一点利益，今日中国需要的不是个别官员的位子稳，需要的是“求大稳”，国家、社会、民心之稳。我很珍惜我的晚年，我要呐喊到底。

《同舟共进》：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近年来的一个趋势是大家似乎跳过辛亥，热衷于“民国风”、“民国范儿”。您曾亲身经历民国中晚期，能否谈谈您所体会的民国？

章开沅：辛亥不应该被忽略。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还有吗？还有后来的北大吗？现在对民国有美化倾向，这可能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发泄。我经历过民国，民国时代有些官员甚至知识分子也有腐败，有很多问题并不美好，最大的问题就是的。但那时的知识分子远没有到卑躬屈膝的地步。那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能够保住自己的骨气，保住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在很严酷的政治环境里面争取民主，争取自由。

《同舟共进》：您提到那时知识分子的风骨和独立性，本刊正在出一套精华作品系列，其中一册收录几年来《同舟共进》刊出的有关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书名就叫《文人的骨气和底气》，近日将寄赠您一册，请指教。

辛亥百年3

在3700多字的讲话中8次提及“振兴中华”、23次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切实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时代夙愿。把“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理念放到一百年的历史潮流里，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这个理念凝聚着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坚定信心。

在讲话中强调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必须”：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

在谈到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时，表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

在谈到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时，强调，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动员和凝聚全民族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巩固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谈到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时，指出，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说，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

辛亥百年4

10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以模范行动实现了“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誓言。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辛亥革命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对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表示无限的崇敬和深切的纪念。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