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城镇化【推荐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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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城镇化【第一篇】

贵州应主动推进人的城镇化

：在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中，人的城镇化严重滞后。对此，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厉以宁、易宪容等众多国内知名经济学家也指出，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民的市民化，城镇化意味着城乡公民权利的平等。对此，你怎样看？

胡晓登：人的城镇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全国性问题。国家统计局2012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亿人在城镇居住，其中亿是农民工。而且，这一数据还将以每年2000万人的数量递增。

同时，人的城镇化又是一个中国特有的问题。世界各国都有与户籍或身份相关的制度，但绝大多数只是个人信息识别制度，基本上没有权益的差别，农民进城后即成为市民。而在中国，城乡的不同户籍，涉及60多项福利的待遇差别，农民进城后无法自动获得城镇身份，也享受不到“粘附”在城镇户口上的相关权益、福利和公共服务。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是这一问题第一次写入党的报告。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城镇化列入今年六项工作重点，将其作为拉动战略转型的重大决策，强调“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可见，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已刻不容缓。

：2012年，贵州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远低于%的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贵州经济基础薄弱，人的城镇化问题更为突出。

胡晓登：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国家在制度上进行顶层设计。但在顶层设计出台前，贵州应更积极、更主动地在地方权限范围内出台制度和措施，推进人的城镇化，提高城镇化带动战略的质量。

比如，尽快在全省范围内推行贵阳市的流动人口“城市绿卡”制度。2011年11月，贵阳市对流动人口试点“城市绿卡”制度，凡在贵阳市居住一个月以上并准备长期居住的外来人口，不需缴纳任何费用，凭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两张照片，已婚育龄妇女携户籍地出具的婚育证明，即可到居住地所在社区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或设置的办证大厅，方便快捷地办理居住证。办证后的“新贵阳人”，与贵阳市户籍人口享受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就业、就学、就医、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同城待遇。

这一制度是全国各地居住证制度中“门槛”最低的。与之相比，上海实行的是人才、精英入户制度，也就是“人才积分”，广东实行“年限积分”，北京的“门槛”则更高。

政府应对这一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深入调研，看是否有实质性进展以及同城待遇的具体落实情况。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制度，并在全省范围内特别是有条件的区域中心城市尽快推行。

实际上，人的城镇化的难点，是解决与流动人口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但在改革之初，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一定要面面俱到，而应进行重点突破，优先解决住房保障、子女入学入园、医疗卫生保障等核心问题。

在这方面，贵州大有所为。比如，贵州可以率先将符合一定条件的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纳入地方住房保障体系，让他们逐步享有住房上的同城待遇，给他们希望及对未来的良好心理预期。通过这样的改革，在人的城镇化上贵州就能先行一步。等到国家正式推行户籍制度改革时，贵州的主动性就会更大。

制度设计必须接地气

：2012年8月，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省的城市进行调研后发现，户籍制度改革几乎遭到所有市长的反对。即便中央有决心推进这一改革，若在地方集体遭遇“肠梗阻”又该怎么办？

胡晓登：这就需要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设计上更加科学、更接地气。中国目前已有亿农民工，而留在农村的农民总数为亿。如果一蹴而就地废除户籍限制，大量农民将在人口流动的“推、拉”规律作用下涌入城镇，哪怕是短期的非理性涌入后再返回农村，也将给城镇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混乱甚至使城镇瘫痪。所以十八大报告强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二字是非常科学的。我们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分阶段、有重点、有序地推进农民市民化。

比如，在制度设计时应区别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以及农民工后代。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已经五六十岁了，他们不是市民化的重点。即使有了城镇户口，他们最后可能更愿意回到农村，因为那里有他们的土地、房产和他们习惯的生活环境。

农民市民化的重点，是有强烈意愿且有能力进行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以“80后”为主，也包括部分“70后”。对这部分农民工，应实行“新生代农民工优先入户”政策。对此加以明确，有助于理清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路、方向和目标，确立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的户籍制度改革战略。

与此同时，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能力素质培训力度。特别是能力素质培训。能力之外一切为零，能力素质培训是“授”新生代农民工予“渔”，助其实现市民化的治本之策。

别让6亿人资产“裸奔”进城

：有学者认为，除户籍制度外，现有农村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农民市民化。

胡晓登：目前的农民市民化，面临户籍、就业技能、文化程度、能力素质、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资产代际转移、城镇资产建设、政治参与等方面的障碍，但其中最致命的基础性障碍，就是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

在中国，市民可以“资产随人走”，当他们迁居时，其房产及其他不动产可以变卖，换成钱带走。但农民却不是这样，农民最重要的资产，比如宅基地、承包的耕地等都不能变现。世界上，农业转移人口“资产不能随人走”的只有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城乡产权二元结构。

这一方面导致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大量闲置、低效，另一方面更将目前已有亿、未来20年总人数将突破6亿的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变成了无产者。如果不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改革，这6亿人都只能是资产“裸奔”进城。

房产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众的首位资产形式。一份对全国8000户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城市%的居民拥有住房，但农民工在城镇拥有房产的不到3%。他们的贫困不仅是收入贫困，更是以房产为核心的资产贫困。

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使进城后的农民工变成无产者，并出现生存发展和安居乐业问题。这就必然产生一个广泛而深刻的问题：一个数量庞大、且不断增多的农民工无产者群体与有产的城市居民之间，形成了中国社会最大、最深刻的贫富二元结构。

：对此，去年12月18日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具体应如何完善？

胡晓登：应建立“永久流转、城乡通开、专用账户、政府配款”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民工资产建设制度框架。“永久流转”是指在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这个基本所有制框架下，对农村以土地为核心的资产实行永久性流转，实现其资本功能，把农民工的宅基地、承包耕地经营权、林权等变成个人资产，让他们能带资产进城。

“城乡通开”是指要打破城乡“产权二元结构”，农村资产向城市资本敞开，吸引城市资本下乡，为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注入资金及各种现代要素。

“专用账户”是指通过制度设计，让农民工的资产进入城市专项资产账户，用于技能培训、购房、子女教育等。这个账户应像城市职工公积金账户一样实行专款专用。

“政府配款”是指政府对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进行资产建设支持。政府应通过一定比例的财政配款方式，吸引和鼓励农民工将资产转移进专项资产账户，转移得越多，政府配款就越多。

通过这样一种科学的、配套完整的制度设计，不仅能解决农民工资产“裸奔”进城的问题，还能为城镇化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大大减少城镇政府为农民工市民化支付的巨大成本，这一成本据测算是人均10万元。

人的城镇化【第二篇】

外出务工大军的母国相信，这些子民寄回的外汇是改善他们国内生活水平的一次绝佳的机会，而德国的城市欢迎大批外国劳力的供给，却不愿为外来移民永久定居提供任何帮助，因此绝大多数外出务工者不能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劳动合同，进而无法享受德国慷慨的社保制度，买房安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待到冬天某个时候，亿外出务工者中的大多数人将不得不想方设法购买一张返乡车票。

这差不多就是中国当前城乡人口年度流动的现状。截至2012年末，中国有亿外出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的“城中村”，且这一数字正以大约每年3%的速度增长。当然与德国8200万人口相比，亿移民的规模很大；而相比之下，亿外出农民工仅占中国总人口的12%，中国的外出农民工在就业地的待遇，并不像杜塞尔多夫郊区的希腊籍或英国籍移民那样受到另眼相待。由于城市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在经济地位、语言文化以及获取社会服务的状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距，这一比方并非完全离谱，重在强调农民工现象的大致规模。

近些年，要求解决中国城镇及工业区外出农民工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机会不均等问题的呼声不绝于耳。无论三中全会还是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虽然没有政策细则出台，但中央政府增加农民工平等享受城镇基本社会服务政策的主旨十分明确。本文试图分析这些人面对的困境，并探讨未来可能的政策方向。 中国农民工群体分析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外出农民工包括住户中外出农民工和举家外出农民工。

从就业地区分布看，中国东部地区务工人数占农民工总数的%。2012年东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放缓，中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6%。这一变化反映出工业内迁以及内地服务业的发展。一般情况下，农民工趋向于在离家较近的地点务工，方便兼顾工作和家庭。

从年龄构成看，农民工年龄正逐年上升，同中国人口老龄化相一致。2012年，16岁-20岁的农民工占5%，较2008年的%显著下降；21岁-40岁的农民工占%，该年龄段的农民工在总量中占主导地位，且较2008年的%有所下降。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5%。

从文化程度看，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正逐步上升。其中，初中文化程度占60%，较2008年的47%有所上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超过10%，较2008年显著提高。这意味着有技能的劳动力数量正在增加，这有助于解释近几年农民工工资升高的原因。然而，近几年农民工接受教育的质量问题，尤其是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令人担忧。

从行业分布看，过去十年农民工从事的主要行业分布变动不大。2012年农民工从业仍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两项分别占据农民工总量的35%和18%。2008年-2012年，建筑业农民工数量稳步增长，但制造业农民工所占比重正逐年下降。

从收入状况看，农民工收入持续增长。2010年-2011年，农民工年收入增长接近20%；2012年增幅回落至12%。目前农民工月均收入为2290元，年均收入为27480元。目前东部与西部地区农民工收入差距仅为%。

从社保参与状况看，社保覆盖外出农民工的比例几乎未变——仅17%的外出农民工参加了工作地医疗保险，不足25%参加了工伤保险，不足15%参加了养老保险。其中最大的障碍在于农民工很难获得一份正式劳动合同；约44%的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一比例较十年前几乎没有任何改善。

农民工进城后，多数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及服务行业，普遍仅有中学学历，收入相对较低且通常未纳入社保体系。 推进农民工城镇化

有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未来十年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关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会决定提出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部分城市已开始试点户籍制度改革，基本思路是逐步扩大非本地户籍人口享受本地公共福利的范围，同时减少对转户口的限制。上海、深圳、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都实施了居住证制度。由于这类居住证绕开了户口问题，它们或将是未来的解决方案。

总体看来，多数城市的居住证试点仍然优先面向高技能人才及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外来人口，多数农民工仍被排斥在外。下一阶段的改革需统筹协调户籍、财政、市场及土地制度的综合配套改革。我们希望未来的改革能涵盖以下领域：

将居住证制度扩展至城镇。非户籍人口可以基于居住年限和其他因素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但中央政府有必要为居住证制度的建立提供财政支持，为推行力度较大的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激励，同时为居住证持有者可享受的公共服务种类和范围设定全国性的基本标准，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应包括允许农民工子女在公立学校入学、为农民工提供职业培训或现场技术培训、医疗及养老保险、允许农民工享受所在地保障性住房。

提供持续有效的财政支持。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导致各地支出缺口很大。并且，地方政府没有多大动机对未来可能流出本地的人口增加支出。中央和省级政府需在居住证的发放数量和提供社会服务方面提供更多透明的支撑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例如，接纳更多农民工的城市能够获准留存更多增值税收入。

增加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数量。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更为合理的用人单位/员工社保缴纳比例体系，降低当前占工资42%的过高的缴费标准，并进一步推动新《劳动法》的贯彻落实。提高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推动更多农民工及用人单位参与社保缴纳。

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包括医院、诊所、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等。例如，很多慈善机构有意资助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时常面临地方政府的阻力。一旦一个清晰的监管体系得以建立，我们相信政府应当放手让市场在公共服务领域自由发挥作用。

人的城镇化【第三篇】

一、加快编制哈尔滨新型城镇化规划

城镇化规划，就是对城镇化建设进行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是对城镇化未来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的思考、考量和设计未来整套行动方案。近年来，我市在城镇化建设上，编制了一些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从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引导作用，促进了全市城乡区域布局不断优化，但是仍然存在规划编制、实施不到位、设计理念落后、政府投入经费不足等问题，我市要对照国家和省新型城镇化规划，在全面准确分析我市城乡结构的基础上，找准总需求，把县城作为当前推进城镇化的突破口，注意农业现代化带动城镇化的路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市场化探索，抓紧编制哈尔滨新型城镇化规划。要保持规划的连续性，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强化规划执行效力，杜绝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现象，切实使规划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引导新型城镇化协调有序发展。应按照国家规划发展“哈长”城市群的战略部署和省委构建哈尔滨大都市圈的要求，不断增强我市对周边市、县辐射带动作用。

二、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要真正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提高城镇化质量，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前，虽然我市城镇化率达到%，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还有相当一部分农业转移入口和其他常住人口没有在城镇落户。认真研究我市落户条件，把县城和小城镇作为人口转移的主要承接地。拓宽城镇就业渠道，增强城镇吸纳就业能力，加强转移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扎实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为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创造有利条件。

三、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

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体制机制创新。我国过去30多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与体制创新密不可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直接相关。今后一段时期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必须把深化体制改革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统筹安排、有序推进户籍、土地、财税、社会保障等各项改革，落实好国家户籍改革政策，逐步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积极探索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试点，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稳妥推进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流转或退出机制，创新城镇化融资机制，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和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加快推进城乡融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

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是城镇化的空间载体，如果没有这一载体，我们的建设行为、产业布局和人口流动就没有方向。我市全市土地面积万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7086平方公里，辖8区10县（市），是中国省辖市中面积最大、人口居第二位的特大城市，具有地广人稀，城市布局不均衡等特点。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确定我市城镇化布局和主体形态。加大主城区空间资源整合，优化城市功能布局，鼓励发展中等城市，大力发展以县城为重点的特色城镇，增强哈尔滨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

五、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当前，不少城市快速膨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导致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突出，逐步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是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方面。要节约集约利用好土地、水资源等宝贵的城市存量资产，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建设全过程。优先加强供水、供气、供热、通信、电力、物流配送、公共交通、防灾避险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提高产业支撑能力，加强重点产业园区建设，引导产业向县城聚集，推进产城融合。创新城市管理机制，提升城镇管理质量与水平。

六、坚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同步发展

人的城镇化【第四篇】

肖金成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

文|肖金成

现在大家一谈到城镇化，就把它当做一个框，好像要把整个经济社会全部装进去。其实在我看来，城镇化非常简单。伴随着工业化，农村人口向城市或者向城镇转移，这就是城镇化。

城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城镇化，其他的都是附加在这个上面的东西。城镇化与城市建设有关系，但是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建设。有人担忧城镇化别搞成造城运动、圈地运动。为此，我们研究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农民工为主体，以城市群为主要载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现在我们讨论城镇化，研究城镇化，或者推进城镇化，我们是要解决四个问题：一，钱从哪里来？二，人往哪里去？三，耕地怎么保？四，城市怎么建？

人往哪里去？我们说哪有工作岗位就到哪里去。农民为什么从农村出来，第一是推力，在农村富不起来，人均两亩地，温饱可以，富裕是不可能的，出来才可以富裕起来；第二个是拉力，我们发展工业就是拉力。因为城市有很多的就业岗位，收入比农村的高，就把农民拉出来了。

出来了到哪去，哪里有工作就到哪里去，不是说你应该到哪去，尽管北京空气这么脏，老是有雾霾，但是在这里你可以吃饱饭，有收入，能养得起老婆孩子，赚一点钱可以盖房子。所以我觉得前期就是要有工作岗位。

不能指责他，说你不应该到这来，你应该到那去，你从小城镇，到县城，最好不要到北京，到上海，到深圳，人满为患，又堵车。问题是这里有工作岗位，如果有工作岗位，就可以来。

大城市有很多城市病，怎么办？产业向外转移。这样一来，农民工肯定也会跟着转移。如果产业不转移，农民工也不会转移。

我们的问题是先解决人的问题，先解决工作岗位的问题，再解决收入的问题，然后考虑合理的布局问题，所以我们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要的载体，在城市群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能够协调发展。

为什么很多产业愿意到大城市去，因为大城市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政府修了很多路，地下管道上下水，可以给企业降低成本。在城市群里，交通也可以延伸到中等城市、小城镇，这里的就业设施比较完善，交通也比较发达，这样产业就可以到中等城市去，大城市的产业就会向外转移。不过，想把很远的小城镇都搞得像北京一样完善，不太可能，也不经济。

同时，大城市由于成本高，很多制造业、低附加值的产业在大城市里无法生存不下去，这样也会带动产业的转移，大城市演变成为现代服务业、高端服务业聚集的地方，一大片的高楼大厦。这样，产业结构升级了，环境也改善了，大的区域内也可以实现协调发展。

不过，据我们研究，城市群的建设也不是说你想在哪建就建成。现代城市群不是建设的，不是规划的，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结果，是一个蜕变的过程。我们的城市群是几百年、几千年发展的结果。

我们说人往哪里去，未来城市群就是人口进城、农民工的主要载体。这是中国很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