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创业小故事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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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人士的创业故事大全5篇精选1

马云

求学时代是个顽童

马云在求学时代确实是个顽童，从小喜欢替朋友出头打架，成绩让老师很头痛。连马云也曾笑言自己小学考重点中学，考了三次没有考上，大学也是考了三次才最终如愿。

不过，多年后能在世界各地演讲时用英文侃侃而谈的马云，却在12岁时就自觉地开始打英语基础。1979年刚改革开放那阵儿，到杭州旅游的外国人多起来，马云一有机会就在西湖边逮着人家开练。这对他日后的发展大有裨益。

在杭州师范学院，马云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后来又成为杭州市学联主席。

从老师到创业者的转变

1988年，马云去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教外语，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当时工资大约每月110元。不甘寂寞的他找了不少兼职，并利用课余时间为到杭州观光的外国游客担任导游。西湖边的第一个英语角就是马云发起的。

1992年，马云和朋友一起成立了杭州最早的专业翻译社“海博翻译社”，课余四处活动接翻译业务。当时经营挺艰难，一个月的营业额是200多块钱人民币，可光是房租就要700元。第一年实在不行了，马云就背着口袋到义乌、广州去进货，卖礼品、包鲜花，用这些钱养了翻译社3年，才开始收支平衡。马云后来说:“我一直的理念，就是真正想赚钱的人必须把钱看轻，如果你脑子里老是钱的话，一定不可能赚钱的。”

到1995年，钱没赚多少的马云，却凭超强的活动能力为自己带来了不小的名气。一家和美商合作承包建设项目的中国公司，聘马云为翻译到美国收账。

接下来的一切就像好莱坞影片中的情节一样:美国商人想赖账，掏出一把枪将马云禁闭在房间中长达两天。马云在惊恐不安中被释放，又丢失了随身行李，只得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挣了600美元回国。

第一次接触互联网

回国之前马云去西雅图看了一个朋友，在此马云第一次接触了互联网。西班牙《国家报》生动地描述了马云当时的心情——“我甚至害怕触摸电脑的按键。我当时想:谁知道这玩艺儿多少钱呢？我要是把它弄坏了就赔了。”

对马云有触动的是，他好奇地对朋友说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单词“啤酒”，结果只找到了美国和德国的品牌。当时他就想应该利用互联网帮助中国的公司为世界所熟悉。

就这样，作为“杭州十大杰出青年教师”之一的马云辞了职，借了2000美元，1995年4月开办了“中国黄页”，这是中国第一批网络公司之一。1997年底，马云和他的团队在北京开发了外经贸部官方站点、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等一系列政府站点。不过由于许多原因，马云于1999年初决定放弃这些在北京的生意，他拒绝了雅虎、新浪的高薪邀请，决定回到杭州创办一家能为全世界中小企业服务的电子商务站点。

18位“创业罗汉”共患难共创业

“从我外婆到我儿子，他们都会读阿里巴巴”。于是，马云从别人手里买下了阿里巴巴这个域名。阿里巴巴的成立大会被安排在马云家里——当然，此时谁也不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居然能一口吃下声名赫赫的雅虎中国。

18位“创业罗汉”在“不向亲戚朋友借钱”的前提下，筹了50万元本钱。这其中包括马云的妻子、当老师时的同事和学生、患难朋友，当然还有被他的人格魅力吸引来的业界精英，如阿里巴巴首席财务官蔡崇信，当初抛下一家投资公司年薪75万美元的副总裁职位，来领马云几百元的薪水。

马云下了死命令，每个员工必须把房子租在离他家五分钟可以到达的路程之内。那时候的工作是不分日夜的，而大家最开心的时候，就是马云亲自为大家下厨，端上一桌好菜。1999年4月15日，阿里巴巴网站正式上线。

六分钟说服投资基金软银

其后的几年，阿里巴巴的故事尽人皆知。马云6分钟说服投资基金软银，拿到第一笔风险投资。其后，各路投资纷纷进入。其股东不乏国际大财团的身影:高盛，富达，软银，前WTO组织主席彼德·苏德兰也位列董事会成员中。现在，数以百万计的全球商人在阿里巴巴上交换信息。此外，马云和投资者还在2003年7月推出为消费者服务的淘宝网，2004年推出网络交易支付工具“支付宝”。

入选全球最具影响力商人

美国权威财经杂志《Business 》刚刚公布其全球50最具影响力商界人士排行榜，其中，阿里巴巴网站创始人马云作为唯一大陆地区企业家入选，排名第15位，比盖茨还高出6名。本次评选的准则并非财富的多寡或个人知名度，而是他们的创新意念、独到眼光和推出的产品。美国所有消费者作为一个群体排名第一，Google的两位创办人布林及佩奇位列第二。

以上就是一米范文范文为大家带来的5篇《成功人士创业小故事》，希望可以启发您的一些写作思路。

成功人士的创业故事2

2014年05月18日，快递巨头顺丰速运已正式在全国铺开名为“嘿客”的便利店，首批共518家，从而大举杀入国内火热的O2O市场，这一模式将对国内电商格局产生较大影响，也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首批开业的顺丰“嘿客”总计518家，除青海、西藏以外，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覆盖。“嘿客”便利店，除可以提供快递物流业务、虚拟购物外，还具备ATM、冷链物流、团购预售、试衣间、洗衣、家电维修等多项业务。

与传统实体店不同的是，顺丰“嘿客”店内的海报、二维码墙放置虚拟商品，顾客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选择包罗万象的各类服务，其模式与英国最大的O2O电商Argos十分相似。“嘿客”除试穿试用的样品外，店内不设库存，极大地节约了成本，预计将对多行业实体店均产生冲击。

商业界激烈残酷、然而日新月异的过招，已经不由得人们不去认识低调的王卫了——顺丰快递的神秘掌门人。王卫创业18年未接受任何采访，但所有的人都在找寻他；他低调不张扬，但却令香港狗仔队卧底数月一睹真容。他不引入战略投资，但却令花旗银行开价1000万美元中介费用只为求得一个合作机会。

顺丰不打算上市，但众多PE与VC趋之若鹜，50万元只为和它的掌门人王卫共进一顿晚餐。顺丰曾与电子商务保持距离，但王卫却令马云两次相约并称为最佩服的人。顺丰快递，是仅次于EMS的全国第二大快递企业。王卫便是缔造这个“快递王国”的掌门人。在电商与物流矛盾重重的当下，有人说：给你3年30亿元，你也砸不出一个新的顺丰。

王卫，在外人看来似乎过于神秘。“有一次，国家邮政局领导都递话了，他还是委婉拒绝。”一位行业报主编说。就连顺丰的企业内刊《沟通》出版7年来，也从未出现过这位掌门人的面孔。“倒是有那么几次刊登了王卫的照片，不过都是背影或者极其模糊的侧面照”。

迄今为止，王卫只在媒体上出现过一次。这看似是一桩充满戏剧性的经验。2010年春天，王卫花亿港币购买了香港九龙塘喇沙利道的一块地皮，自建两栋4层楼高的独立屋，附带独立泳池。这桩打破同区地产价格纪录的买卖引起了香港《壹周刊》记者的注意。

敬业的狗仔队不仅在顺丰深圳总部的写字楼前守候王卫数日，还混进顺丰香港的分部，做了一整天的快递员，终于拍到王卫的照片，文章以《水货佬做到买屋仔，买757飞机》为题发表。现在，互联网上还能够搜索到这篇文章，但是王卫的照片已经找不到了。

寻找王卫的可不只是媒体，投资银行的经理人们也在找他。他们可不只是出于八卦或者好奇心，而是明明白白地嗅到了金钱的味道。早在2004年，FedEx策划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就曾经接触过王卫。传闻中，FedEx希望以40亿元~50亿元价格收购顺丰，但被王卫拒绝了。那一年，顺丰的销售额是13亿人民币。

1993年，王卫仅22岁，这位只有高中学历的上海人起初是在顺德做印染，这时珠三角区域常常会需要香港的货物。看到这一商机的王卫做起了码头捎货的“快递”。机会多了，顺丰就此诞生。

原始资金是王卫向父亲借款的10万元，王卫用这笔钱在香港太子兰街租赁了一个数百平方米的地方作为公司。在市场的需求之下，很快顺丰便以顺德为起点，将自己的触角延伸至广东各地，以合作和代理的方式开始了“快递王国”的蓝图扩张。

在快递行业发展之初，规模的扩张，网点的建设是所有快递公司“占领地盘”的实质。每建一个点，就注册一个新公司，分公司归当地加盟商所有，这使得顺丰在几年的时间内，便将珠三角一带的快递市场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上。在这样疯狂的扩张下，到1997年，王卫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通港快件。

据悉，当时行驶在通港公路上的快件货运车有70%属于顺丰的业务。香港回归时，海关甚至婉拒了国企中铁前来分一杯羹的请求。这时的王卫，不过26岁。

王卫信佛，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摆有6尊佛像，就连他的企业管理也渗透着佛学理论。但他像一个矛盾的化身一般，在享受着佛学带给他的平静之外，越野车和极限自行车运动DOWNHILL也是他的心头所好。

这样喜欢冒险的性格在其创立顺丰的历程中，也有明显的体现。1998年，顺丰在订立下差异化管理目标后，开始强势爆发，但这一不可控性的发展模式为这个成长中的企业带来了致命性的麻烦。王卫曾提到：“一个承包网点就是一个小王国，根治这些问题，压力非常大。”

一些顺丰的加盟商擅自在货运中夹带私货，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的王卫从1999年开始了大力的收权行为。有传言，王卫曾经因此被香港社会追杀。直到现在，如若有人有幸遇上王卫，会发现这个穿戴极其平凡的中年男人身边常常会有4-6个彪形大汉相伴左右。2002年，王卫收权成功，顺丰顺利从加盟制转为直营制，并在深圳设立了企业总部。

恰巧在2003年，为日后顺丰江山奠定地位的契机出现。这一年，“非典”肆虐，王卫将眼光瞄准了因“非典”而陷入低谷的中国航空领域，与扬子江快运航空签订了5架包机的协议，第一个将快递行业带上天空，并完成了全国200多个网点的布局，进入了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约20年的发展，直营模式、高端定位以及航空运输，成为了顺丰成功的三驾马车。

直到最近几年，顺丰董事长王卫才在媒体吉光片羽的专访中露出一些端倪，王卫有段最知名的话说：“我信佛，我认为，人的成就和本事是没有关系的，成就是与福报有关系，所以有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拥有本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赚到钱只是因缘际会而已。”

“所以我认为，个人事业上的一些成绩不值得渲染。低调一点对于管理企业也有好处，没有员工认得出你来，你才可以深入到基层去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我认为，做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是想做成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我可以实现我的价值和理想。”

“上市的好处无非是圈钱，获得发展企业所需的资金。顺丰也缺钱，但是顺丰不能为了钱而上市。上市后，企业就变成一个赚钱的机器，每天股价的变动都牵动着企业的神经，对企业管理层的管理是不利的。”

“我做企业，是想让企业长期地发展，让一批人得到有尊严的生活。上市的话，环境将不一样了，你要为股民负责，你要保证股票不断上涨，利润将成为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这样，企业将变得很浮躁，和当今社会一样的浮躁。”

“所以，作为企业的老板，你一定要知道你为了什么而上市。否则，就会陷入佛语说的‘背心关法，为法所困’，可以说，顺丰在短期内不可能上市，未来也不会为了上市而上市，为了圈钱而上市。”

“员工是因，企业是果”

王卫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也在最近成为商业媒体上广传的内容：“在公司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顺丰的基层管理者是需要承受很多压力的。这也对这个岗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个合格的基层管理者，要非常理解公司的价值观和我们所面对的就业群体以及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行业。”

“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个基层管理者的管理才能都是天生的，而且，公司在发展，我们也不能等待他们慢慢成长，所以我们必须从公司层面来帮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成长。比如我们正在努力将基层管理岗位的需求更加清晰化，并配套设置相对应的技能培训，然后建包传授给基层管理者，包括教会他们如何驾轻就熟地工作，如何服务好一、二线员工和客户，同时还要学会如何使用我们配套的管理工具，并将这些知识发挥到价值最大化。”

“随着我们对每个管理岗位需求了解的清晰化，一些相对应的认证和课程会出台。到时，只要你具备了晋升的基本条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方向去选择学习相对应的课程，并获得相关的管理资格认证。当你达到了岗位发展所需要的业绩之后，公司将通过绩效面谈，考核你是否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结合这三方面，并根据内部不记名投票考评来衡量你是否符合你所申请的管理岗位要求。在顺丰，个人的成长是不靠关系的，自己的命运只掌握在自己手里。员工是因，企业是果，又有员工们成长了企业才能够成长，而在员工的成长过程中，我们还要做到让最好的员工最快地成长。”

成功人士的创业故事3

近日，东航物流引入联想及德邦物流等4家投资者，并实现员工持股，正式成为民航领域首家进行混改的试点企业。引起外界关注的是，诸多物流企业中，为何不是顺丰或三通一达，而是德邦成为股东？

其中一个答案是：德邦拥有国内最具规模的公路地面运输网络，可以为货物下飞机后提供有效连接。

那么，问题来了，曾经的旅行社小会计崔维星，是如何跨界做物流一手打造出德邦的？

夫妻创业

1992年，从厦门大学会计系毕业的山东人崔维星，到广东国旅上班。回忆起自己这第一份工作，崔维星不胜唏嘘：“当时我每天就是核对旅游团的消费账单，不断打电话核实，然后再机械地打对勾。后来我发现同宿舍的导游工资都能拿到1万元，我觉得我比他们牛多了，凭什么才拿1500元呢？于是1993年10月我就离职了，找来找去找不到合适的，最后去了珠海一家酒楼当会计，工资还是1500元，而且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只有周日才能休息，还不能出远门，要随叫随到。我当时肠子都悔青了。离职三个月，我就又重新回国旅上班了。”

重回国旅的崔维星被安排到国旅货运位于广东中山的分公司去做空运货运业务，就此与物流结缘。由于营业点位置较偏，崔维星虽然想尽办法打开局面，但离初始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1996年8月，国旅货运决定放弃中山业务。

崔维星不愿放弃，决心辞职单干。当年9月1日，他的“崔氏货运”开始营业，主营毛衣空运与电器托运业务。

公司当时只有四个人：崔维星及爱人薛霞、一个司机、一个搬运工，办公室只有8平方米。虽然人手紧张到了极致，但由于减去了大公司操作的中间环节，加上丰富经验，不到一年，崔维星就赚到了近20万。

1997年，为了扩大业务，崔维星将公司搬至广州。因为每天都要跑一趟南方航空老干部客货运处发货，他结识了不少南航的朋友。1998年6月，崔维星承包了这一货运处，开展航空货运代理业务。

然而，当时货运处包括车辆和应收账款在内的所有资产才20万元，承包第一个月就亏了3万元，员工几乎走光。重压之下，崔维星居然想出了一种新的业务模式——“空运合大票”，货物的运送模式由之前的零收零发改为零收整发，成本降低了，客户也享受了更加便捷的服务体验和更实惠的价格，货运处开始迅猛发展。

2000年，崔维星将货运处更名为广州市德邦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员工60人，还将业务拓展到了深圳和珠海。2002年，德邦已成为广州区域的“空运散货之王”。

舍大取小

然而，做空运看似赚钱，实则处处受制于人，航班晚点、订不到舱位都是常有的事儿。崔维星回忆道：“有时候接到货物却停在仓库四五天都走不了，早上去看一次，晚上去看一次，货还是运不走，望眼欲穿却束手无策，甚至急得掉眼泪。”“受气”的崔维星开始琢磨着如何突破限制。2000年左右，随着我国公路高速网的逐渐建成，他看到了希望。2001年4月，德邦在广州白云区新市货运市场开了一个档口，开通了第一条从广州到北京的汽运专线。空运起家的德邦，由此闯入了公路汽运领域。

汽运业务开始后，业务员拉到了很多大客户，整车整车的货量让德邦尝到了甜头。比如某国际化妆品品牌的合作商在德邦广州机场路营业部发货四五百万元，一天内就装了十几辆车。然而，这一大客户却出现了拖欠款项的行为，德邦最后以减免的方式才追回了欠款。此外，手机类、灯具类等大客户也出现类似情况。

不愿再“受气”的崔维星经过痛苦思考，决定放弃这块很多公司都想抢的“大客户肥肉”，将客户群锁定在了庞大的中小零担客户身上。

零担是一个物流行业之外的人很少听到的词。零指的是零散，担在古代指的是扁担，在这里指的是车，零担就是指一张运单托运的货物不够装一车，必须好几批货物才能装凑成一车。

德邦把“零担”定义为30公斤—1吨之间，基于这样的考虑：30公斤以下的可能快递及快运公司更专业，1吨以上的则可能做整车运输。

当时零担市场从业者众多，但90%以上是小型专线公司，一个城市至另一个城市的专线公司少至几十家，多至上百家，价格战之下，丢货、损毁以及延误等状况屡见不鲜。

崔维星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他自购进口卡车500多辆，开发直达线路700余条，给网点和车辆都采用统一的形象和标识，提供货物码放“大不压小、重不压轻、木不压纸”等标准化服务，迅速占领了零担中的高端市场。

“零担之王”

2009年7月，崔维星将公司总部从广州搬迁至上海，开始从区域性公司向全国性公司蜕变。第二年，德邦新增营业网点近80%，营业收入增长高达90%，达到26亿元，一举成为行业第一。要知道，2004年时，崔维星去当时零担市场老大华宇物流的货场里参观，被里面堆积如山的货物震撼住了。当时德邦的营业额只有区区两个亿，而华宇的营业额有20多个亿。但十年之后，华宇的营业额还是20多个亿，而德邦的营业额却突破了100个亿。

不过，这个“零担之王”却谋划起了转型。

会计出身的崔维星这些年不断花大价钱请麦肯锡、埃森哲和IBM这样的咨询公司来给德邦“诊断”，目的是让公司的运营管理更加规范、精细。2012年，麦肯锡在为公司做战略咨询时提出，德邦应该转型做快递。崔维星当时不解：“我在零担市场，每年增长60%，我为什么要转行？”

为此，德邦物流花了近三年的时间来论证。

不过现在看来，德邦转型做快递非常有必要。崔维星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零担物流这个市场目前增长较缓慢，行业的利润越来越薄了。”除了德邦以外，这个行业里的大多数企业，甚至包括第二、三名，都深陷在亏损的泥潭里。

此外，这个行业还面临着快递业的强劲挤压。快递和零担物流的业务流程本来就相似，快递企业进入零担行业的难度并不高，出于成本优化和客户黏性等因素考虑，像顺丰、中通这样的快递公司正在强势进入这个行业。崔维星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快递做好，恐怕零担市场的阵地也保不住”。

在2016年给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中，崔维星如此告诫他的同事：快递行业未来将会走向集中，“留给德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想不成为被别人屠宰的对象，就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以最快的速度杀出一条血路来。“用速度跑赢时间，是我们唯一的生机。”

追赶顺丰

崔维星选择的快递突破口，是3-60公斤重的货物。

“我们在做一般快递公司不愿意尝试的领域。”德邦高级副总裁兼轮值CEO韩永彦表示，3-60公斤重的货物对顺丰而言太重了，三通一达又不大愿意做。而对于零担市场老大德邦来说，这类重货正是其优势所在。德邦快递的差异化服务还有其他快递公司不愿意做的安装加固，擦拭包装，送货上楼等等。在韩永彦看来，这种差异化服务正逐步被消费者接受，在市场上，客户通常的体验是小件货发顺丰，大件货更愿意发德邦。据他透露，这三年来德邦快递的年复合增长超过100%。

当然，在眼下的快递领域里，顺丰是德邦需要仰视的存在，一如当初仰视华宇。不过，崔维星却反问记者道：“你怎么知道几年之后，情况不会像上一次那样逆转呢？”

德邦被誉为物流行业的黄埔军校。从2005年开始，德邦就开始在业内率先启动校园招聘，截至目前，德邦%的管理干部均来自于内部提拔，管理层的平均年龄只有岁。韩永彦就是在2007年通过校招进入德邦的，历经10次轮岗，辗转8个城市，从最基层的统计员一直做到目前的高级副总裁兼轮值CEO。

这支年轻的团队就是崔维星的底气，它不仅使得德邦的管理水平在零担行业里遥遥领先，即使是在快递行业里，崔维星也自信只有顺丰的管理水平能与他的公司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对于这样的一场竞争长跑来说，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意味着更大的潜力，也意味着有更大的几率能够帮助公司在后半程里发力，反超对手。

2015年以来，德邦连续推出了长期激励、考核变革、超利润分享、职级薪酬体系改革等一系列学自华为的措施，他也毫不掩饰自己想将德邦打造成为华为那样一流企业的“野心”。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长跑吗？”崔维星自问自答，“因为对于我来说，长跑赢的机会最大”。

成功人士的创业故事大全5篇精选4

柳青

2014年6月的一个晚上，北京上地的一家小餐馆里，高盛亚洲区董事总经理柳青和滴滴创始人程维一起用餐。这次是柳青第三次代表高盛，想要投资这家移动互联网浪潮中的明星公司，却依然失败了。

席间，柳青佯带愠怒地说了一句玩笑话：“不让我投，我就给你打工吧！”

让她意外的是，对这句玩笑话程维接招了，并开始和她认真讨论此事。

“到今天偶尔还会有不太真实的感觉，我从没想过自己人生当中如此重大的一个决定是这样拉开帷幕的。”柳青笑着回忆。

对她来说，这将是她人生的第一次跳槽——从2002年哈佛毕业后，她就加入了高盛，为之效力了12年。

当程维把“想挖柳青”的决定告诉董事会成员时，滴滴天使投资人王刚和A轮投资人、金沙江创投合伙人朱啸虎都大跌眼镜。“程维是个不给自己设限的CEO，我也一直告诉他，要持续找更牛的人加入滴滴，”王刚表示，“但敢挖柳青还是超过我的想象。”

此时柳青已是高盛亚洲区董事总经理，这意味着她已经升到了投行金字塔塔尖，年薪超过千万。出身名门的她，父亲是中国IT教父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上世纪80年代，他和中国科学院里一群物质匮乏的知识分子一起创业，开辟了中国的PC时代。

柳青加入创业公司的决定遭遇了阻力：家人对此心情矛盾，出于理性和尊重的支持与出于情感的心疼兼而有之；高盛高层更是轮番挽留这名干将。为了避开干扰，程维在柳青正式加入之前，为她安排了一次和六名高管一起自驾的西藏之行。出于对高盛的不舍，在高原上，柳青大哭一场后，给团队的每位成员分别写了封长信，作为对12年投行生涯最后的告别。

当时柳青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挑战。她的父亲此前曾多次对她表示，尽管做投资可以遇到不少企业家，但是两相比较，经营企业是最好玩的。更早之前，柳青的理想其实是成为一名程序员，受到比尔·盖茨1996年出版的《未来之路》影响，1996年，柳青考入北京大学，选择攻读计算机系，毕业后她进入哈佛大学继续攻读这一专业。

闯入投资领域的缘由，是就读哈佛期间的一次暑期实习。2001年，在高盛香港两个月的经历让她改变职业航向，对加入投行心生向往：“投行让你迅速了解商业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你有机会接触大量企业，去琢磨企业家身上的特质，去判断企业业务模式的特点，去研究这些企业为什么会成功、失败。”

“现在回想起来，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是收到高盛Offer的时候。”她大笑着回忆。柳青毕业的2002年，正值互联网泡沫破灭，高盛录取新员工名额从30名缩减到6名，名校生间竞争惨烈。在经历了十八轮面试，在最后一轮时甚至高歌了一曲“my heart will go on”后，她正式入职，成为了高盛亚洲区最底层的分析师。

在高盛的经历被柳青认为是一个重新塑造自己的过程。她形容自己天生腼腆、不自信，开会时仍和学生时代一样，喜欢躲在会议室的角落里，直到上司告诉她：你需要学会站出来，不要指望会有人为你说话。经历了每周工作100小时以上的炼狱后，柳青逐步站稳脚跟，并步步晋升。高盛亚洲区前执行董事、滴滴战略部总监Stephen Zhu曾和柳青在高盛共事4年，他表示：“柳青是高盛文化的传承者，对于所有事情都要求极致。在业务上她很激进，对自己要求很高，对团队的要求也很高。”

12年后，柳青已经到了收获期。她成为了这家百年投行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总经理，而她和团队的默契已经到了“开电话会议都不用说什么，只要在方向上把把关”的程度。她带领团队主要考察医疗、健康、消费、金融服务等受内需和消费拉动的产业，期间曾操盘对爱康国宾集团的1亿美元投资。

变化发生在移动互联网和交通行业产生碰撞之后。如同柳传志创立的联想用一间平房和20万元成为PC巨头一样，2012年，滴滴用80万元起步，聚齐了阿里的人、百度的技术、腾讯的钱之后，这一打车软件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备受风投机构追捧。和滴滴几乎同时在杭州成立的快的打车，获得了阿里的战略投资，成为了滴滴当时最大的竞争对手。

朱啸虎说：“柳青最开始希望撮合滴滴和快的合并，因为她和腾讯、阿里双方关系都很紧密，如果能够撮合成功，她可以代表高盛以一个很好的价格投进来。滴滴和快的在2013年的第一次合并谈判，就是由柳青主导的。”

柳青召集了两家公司包括程维、王刚、吕传伟等人在内的关键人在杭州机场举行谈判，因为两家公司正在市场上进行激烈竞争，信任基础薄弱，对股权比例等问题也达不到共识，合并暂时搁浅。

此后，滴滴和快的之间的补贴大战被引发。2014年5月，在双方缠斗之时，柳青做出了出任滴滴COO的决定。“柳青是国际着名投行的高层，行走在云端；滴滴是个草根创业公司，干的是和司机、乘客打交道的苦活累活，未来也有极大不确定性。她愿意赌进来，出乎所有人意料。”朱啸虎这样表示。

这个消息同样给了高盛团队极大的触动。“从投行到创业公司的人不在少数，柳青的特殊之处是她的职位是最高的，付出的代价也是最大的。”Stephen透露柳青在高盛期间一直对出行行业感兴趣，加入滴滴是因为“找到人生的召唤”。

柳青把她的这个选择形容为“一切归零”。为了这个选择，她花了大量时间调研，程维形容为“做的背景调查超过任何投资机构”。滴滴天使投资人王刚在接受采访时形容，“如同热恋一般，每天超过16个小时和程维交流”。

在接受《福布斯》专访时，柳青则将甘愿降薪加入滴滴的原因，归纳为当时看到了一家正在彻底改变人们出行方式的价值巨大的企业，此外滴滴团队对她有着强大吸引力。“和一个从骨子里散发着变化荷尔蒙的年轻团队一起成长，是一件绝对值得珍惜的事情。”柳青说。

滴滴CEO程维则是另一个吸引柳青的因素。“程维是一个极有远见、抱负和魄力，又愿意为梦想付出的人。他脚踏实地又目标高远，当时非常打动我，”柳青称，“我和程维是最好的朋友，惺惺相惜。在这一代年轻企业家里，程维在格局、心胸、眼光、能力等方面都是上上乘。”

朱啸虎回忆柳青其时最忧虑和担心的事情是自己能否融入团队、能否达到投资人的期待。现在，她的工作广受认可和赞赏。投资人认为：“她一切都做得非常好，完美。我不敢想象滴滴没有柳青，今天是什么样子。”

在当时，这个从未失败过的人，加入滴滴后仍经受了极大压力。要如何从崇尚精英文化的投资银行，进入接地气的O2O创业企业，柳青一度陷入内心认知上的焦灼和迷茫。Stephen称柳青从高盛人身边消失了半年，毫无音讯，而此时的她正努力适应加入滴滴后的自由落体，消除自己的投行气质和可能带来的戒惧感。出差时，她从头等舱降到经济舱，住宿从奢华的四季酒店降到汉庭连锁酒店，就连奢侈品牌的皮包也被她小心藏起来。

仅是表层的转变远远不够。在滴滴每个月召集公司管理人员为期三天的会议上，会进行业务的报告和评断。柳青目睹一名同事在连续拿到两次业务“烂桔子奖”后获得“金桔子奖”的心路历程，也由此感受滴滴的公司文化：坦诚沟通说真话，简单直接。这是柳青参与创业企业以后学到的第一课。

尽管是计算机科班出身，柳青并不是典型的科技界人。“对养牛比对互联网更熟悉”，在2015年全球女性创业大会上，她这样说。潜意识里面害怕失败的心态，让柳青一开始用力过猛：她彻夜不眠，回复所有的微信、电邮，尽量去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一开始进公司，太容易四处刷存在感，但其实有些事情未必是公司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也未必是你应该把自己累得半死的事情，”在一次和作家冯唐的对话中，柳青说道，“这个阶段很容易为了忙而忙，程维这时候给了我许多心理辅导。”

程维教柳青每天早上先列出一天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克服做事的冲动，以寻找工作的节奏感。此外滴滴有着每过一两月高管们在一起聚会的传统，讨论公司当下最重要的十件事是什么、每个人如何行动，这也帮助柳青很快通盘把控了公司最重要的业务。

两个月过后，柳青开始找到经营企业的感觉。她总结，做投资就像游牧民族狩猎，几个人骑上马，就可以出征，完成了一个项目再寻找下一个目标；经营一家公司则像经营一家农场，需要事无巨细地关照所有人和细节，努力耕耘方能迎来收获。“这种转变几乎是一种浸润式完成。所以我告诉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团队，我也一定能在其中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现在看来，没有人比柳青更适合滴滴二号人物的角色，加入滴滴成为了她职场资源和人生实力的大集合、大爆发。她随后在2014年12月帮助滴滴完成了F轮7亿美元的融资，这也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史上最大的融资之一。“滴滴以前的融资还需要我帮忙，程维去美国还是我做的翻译，柳青来了之后完全不需要，”朱啸虎将光环之下的柳青描述为拼命三娘，既有如簧巧舌，亦富钢铁意志，“她很厉害，能把所有对这个行业有兴趣的投资基金全拉过来，三个星期内搞定了7亿美元融资。”

她和程维的配合也渐入佳境。“就像马云和蔡崇信、马化腾和刘炽平是绝配一样，柳青和程维是一对绝配，”王刚在接受福布斯采访时这样评价，“程维、柳青两个人都极为聪明，正气，做事都拼命。程维草根出身，是从底层的销售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他对市场的敏锐度、深入一线的执行能力是柳青缺乏的；柳青出身名门，大家风范，人脉资源、国际视野、在资本市场里呼风唤雨的能力，又是程维缺乏的，所以他们这个组合是很快见到了化学反应和叠加效应的。”

柳青主导完成融资后，快的也不甘示弱完成了相同数额的融资。融资之后，形势起了微妙的变化，是继续火拼，还是握手言和，共同面对其他竞争者，两家公司开始进行更有诚意的沟通。在此过程中，柳青成了关键人物。因为和马云、马化腾、刘炽平相熟，和快的团队也互相信任，这场被称作“情人节计划”的合并谈判在22天内完成。“在一个基本框架下，战略股东的协调难度是最大的，柳青很好地完成了斡旋的角色。”王刚说。

合并也在顺利进行。在年初的协议签署仪式上，程维曾留下十二个字：“打则惊天动地，合则恩爱到底”。合并一百天的发布会上，程维宣布：“我们完成了一件互联网历史上都没有人做到的最成功的合并，因为互联网历史上还没有竞争到这种程度的对手完成了合并。在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已迅速完成了产品的排兵布阵，并把整个团队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双方管理层无一人离职。”

朱啸虎评价，无论是滴滴还是柳青，走到今天仰赖的仍是勤奋二字。在高盛，工作和生活尚可泾渭分明，加入滴滴后，柳青的个人时间被迅速压缩。她性格中坚韧、敢拼的部分在滴滴被继续放大。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加入滴滴后，因为周末经常开会，见不到孩子，柳青把小孩从寄宿学校转学到公立学校。然而滴滴每天开会仍到很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滴滴团队想出了一个变态的方案：每天晚上柳青九点下班，回家哄小孩睡觉，十一点再在她家楼下开会。

疯狂工作正在带来回报。根据最新数据，滴滴的估值已经上升到了百亿美元，用户量突破1。6亿。在加入公司6个月后，柳青也由COO升任总裁。2015年2月，在宣布升任柳青为总裁的公开信中，滴滴CEO程维写道：“柳青在加入滴滴的半年时间，帮助公司完成了当时非上市公司最大一笔7亿美元融资，并带领专车、PR（公关关系）、GR（政府关系）团队浴血奋战，杀出了一条血路。”

和父亲柳传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创业，并以惊人的坚忍和耐心与旧制度周旋，并摆脱束缚一样，柳青也正在与一项多年来不曾打破的旧体制博弈——出租车垄断制度。在中国，根据现行客运管理规定，非出租车的揽客行为通常被视作“非法运营”。2002年，调查记者王克勤曾先后采访100多位出租车司机及众多出租公司和政府相关部门，当年发表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调查，揭露了因出租车业垄断造成的服务水准低、司机负担重等弊端，然而，十余年里的时间里，中国出租车垄断现象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柳青加入滴滴后，公司的触角开始伸到专车领域。这一产品由打车软件向汽车租赁公司购买或租赁运营车辆，私家车主也被允许成为专车司机，从而绕过了出租车传统行业的管制。半年时间，滴滴已获得40万专车司机用户。“出租车司机张开眼睛就要交份子钱，但我们不用。心态轻松、滴滴软件的评价制度让我们有能力、有意愿为乘客提供优质并且便宜的服务。”滴滴专车司机皮建正这样表示。传统出租车行业则认为自身利益遭到了侵犯，2014年下半年陆续有地方政府查处专车司机，2015年5月，专车和出租车司机对峙街头、公安成立专项活动查处专车的场面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在不少经济学家看来，滴滴正在促进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评论称：“看到滴滴，就像当年看到小岗村一样”。1978年，柳青出生的这一年，安徽小岗村十八名农民冒着极大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手印，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37年之后，这家移动互联网创业公司意外地成为了促进中国深水区改革的一股强大外力。

“经济学有一个术语叫帕累托改进，即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如理性对待滴滴，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这点。滴滴将大量社会闲置车辆利用起来，可以大大缓解早晚高峰期的打车难这一痼疾。出租车司机看似受到了冲击，其实关键在于出租车司机承担了不必要的“份子钱”。从改革的角度看，如果滴滴完成了对行政垄断制度的冲击，它无疑将被载入史册。”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认为，一家成立三年的民营公司正在用市场和技术手段，挟千万用户，打破多年来铁幕重重的出租车行业垄断，而其庞大的用户规模和影响力让现有既得利益集团无法简单打压这一产品。这名长期关注中国改革进程的学者，2014年曾参与李克强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和周其仁一样，他对滴滴专车的出现感到兴奋：“原来的出租车市场管制过多、效率过低，导致出现了大量问题。既得利益者没有动力自动放弃利益，专车的出现正在倒逼这一行业进行彻底的变革。”

刘胜军预计短期内互联网企业、处于简政放权潮流中的政府、利益被损害的出租车企业、摇摆不定的司机等多方利益主体将继续博弈，而两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滴滴专车等产品将被赋予合法性：“目前合法性存疑的恰恰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而法律正在保护的反倒是落后的垄断的势力。如果法律和社会进步、变革发生了冲突，那么应该修改的是法律，而不是反对社会进步。”

如同柳传志曾提出“不做改革的牺牲者”一样，滴滴和柳青并不喜欢对“变革者”身份多加强调——在新旧制度犬牙交错的环境中，滴滴必须创新但又不能与各方势力直接对抗。“我们真正热爱这个行业，不会做任何事情来破坏市场。不管遇到什么状况，我们都会保证这个市场良性的运作，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多年投行经历，让柳青习惯以客观、冷静、缜密的思维回答任何问题。和政府沟通中，柳青也多强调作为技术公司，滴滴能为政府提供的价值。“我们未来将推出滴滴指数，这里面会有很多城市的大数据，我们会和政府一起来策划未来整个大城市交通的布局。”

和她的父亲一样，柳青既有着不屈不挠的实业家精神，也善于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她的柔软姿态，已经获得政府的信任。与此同时，柳青家族的高层资源不可避免成为了滴滴的宝库，但柳青只是回答：“事情不是靠我一个人做成的。”投资人们则对柳青的公关能力表示认可，对于2015年5月滴滴能在上海接入官方平台，认为“速度超乎想象”。柳青也对此兴奋不已：“我们一直希望与各地政府共同解决出行难题，此次上海合作成功，也充分说明了政府对滴滴快的（简称“滴滴”）的支持和鼓励，这真是一个好时代。”

这家公司仍在快速成长。在2015年5月22日的发布上，滴滴提出了未来3年的“潮汐战略”：如同不可能为了黄金周建设更多的酒店一样，为了高峰期而投放更多的出租车也不现实，因此滴滴希望专业运力能够满足平峰期80%以上的需求，高峰期到来时，则整合更多运力，满足用户临时出行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公司业务线进一步得到梳理：出租车业务将引进评价体系，为乘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在专车领域，将为有较高需求及特殊订制需求的乘客推出名为ACE（Absolute Comfortable Experience，极致体验）的增值服务；2015年5月25日起，快车将补贴10亿人民币，在全国12个城市推出每周一“全民免费坐快车”的活动，以此抗击来自Uber的竞争；顺风车产品已招募超过60万名司机，将鼓励用户共享出行；代驾事业部也已成立，目标是在年底成为中国最大的代驾服务平台。

“整个交通被互联网化的过程，我们还会进一步探索，包括在公交、租车以及其他垂直交通出行的领域实现互联网化，建立一个全球最大的一站式出行平台。”在柳青眼中，程维对于公司未来愿景的描述，也是她的梦想，“公司未来三年的目标是每天为超过3，000万的用户提供出行服务，实现只要想出行，三分钟内就有一辆车到用户的面前，大范围地把出行的痛苦指数全部降到零。”

当最重要对手Uber估值已经达到500亿美元，这家每日成交量已是对手数倍的中国公司，也有了成为BAT之后下一家巨头的王者之气。尽管仍在大把撒出金钱补贴用户，并未盈利，柳青认为，对于成气候的平台型企业，如何赚钱并不值得担心：“理由很简单，中国市场足够大，滴滴起步早。”

让柳青更兴奋的事情不是业务数据，而是为更好地照顾员工而进行的福利创新：“你要问我们公司的市值多少，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兴奋，因为大企业可以有很多。”在采访中，她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刚刚为公司员工设计完成的一套福利计划，其中包括滴滴员工的父母到北京看病可以由公司承担医疗费用、并有专人陪同等。“经过横向比较，滴滴的公司福利在全中国的技术企业里名列前茅。真正让一个企业的领导层兴奋的事情，应该是员工是不是真心热爱这个企业。我们希望可以更好地服务员工，这样才能真正聚合出一支有创新热情、有战斗想象力的团队。”

招揽人才则是另一个她关心的重大问题。柳青直言不讳：“我接受采访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媒体，吸引更多人才。”目前公司已经成立了“机器学习研究院”，招募相关领域的世界级科学家，柳青也正为此奔波。在香港接受采访的前一天，她刚从美国出差归来。

尽管仍在倒时差，穿着一袭白裙的她看上去仍神采奕奕，并始终掌控着采访节奏，反应敏捷、思路清晰，对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一句话带过，约定的一个半小时采访准时结束，连一分钟也未超过。加入滴滴之前，柳青在媒体前露面的次数屈指可数，现在，她比程维更多地出现在镜头前，成为了滴滴代言人。

与在聚光灯下表现的强势不同，管理下属时，她则表现出自己柔韧体贴的一面。她时常在深夜关心下属，询问他们“最近感受如何，有没有乏力感”，不时分享自己对工作、管理的感悟，并温婉地提出建议。同样经历了从投行到创业公司转换的Stephen在分析柳青的特点时表示：“滴滴是一个压力比高盛大十倍以上的地方，在这里，人会有很多应激反应，譬如焦虑、恐惧、懊恼。大部分人要完成这两个职责上的变更，体力、脑力、心力都面临巨大挑战。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对于团队成员，柳青仍有余力发自内心的关心他们，这不容易。我思考了很久怎么形容这种素质，这不是天分，这是教养。这是她最强的地方。”

弥漫着雄性色彩的科技界，柳青这类角色极为稀缺。朱啸虎透露，约见创业团队时，他所遇到的创业者90%都是男性，最终能获得投资的女性创业者更稀少。“女性商业领袖本身很少，科技界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更稀缺的原因是这个行业竞争日新月异，压力更大。”他表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科技界的这一现象将会得到改善与改变——未来，这仍将是一个由男性彻底主导的世界。

尽管正在成为科技界女性创业者的标杆和偶像，柳青仍有属于自己的困惑与纠结：她曾因为陪伴家人时间过少而被负罪感包围，通过阅读她最终得出结论“罪恶感是影响人类生产力进步最大的阻力之一”。“你永远无法找到事业和家庭的平衡，”柳青语带无奈，“我能做的就是为家人创造Quality Time（有品质的时间）。”出差在外，她通过微信和三个孩子交流，回到家则尽量专心陪伴他们。

现在，她也忍不住幻想更远之后的生活和冒险：去大学任教、经营一家孤儿院、开一家名叫“If I can do it，you cando it too”（“我能做你也能”）的瑜伽馆，以及周游世界。“人有三种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我都在修行，唯有人和自然的关系一直没有机会建立，所以还是要找机会去游遍名山大川，”她调皮地一笑，只在这一刻，她才卸下了女强人的防备，“我其实是一个很爱玩的人。”

成功人士的创业故事5

当全球其他的电脑制造厂商正在经历着销售低迷的痛苦时，戴尔电脑继续着繁荣。当它遍及世界的出货量在2002年第二季度增长18%时，其他厂商的出货量则下降了4%。37岁的迈克尔·戴尔至今已经在其创立的戴尔计算机公司里担任了将近20年的首席执行官。戴尔计算机在1984年成立时注册资金只有1000美元，而到了2001年，它的销售额达到310亿美元，在全球拥有3。6万名员工。2002年《财富》杂志的全球500强中，戴尔公司排名第131位。

戴尔公司为何能够保持如此快速的发展？直接面向顾客销售的“直接模式”和对顾客进行分类的“市场细分”方式是其两大法宝。但实际上，这都取自其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少年时的偶发灵感。

当迈克尔·戴尔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母在饭桌上谈论的都是通货膨胀、石油危机一类的话题，这使他从小就对生意场发生了兴趣。在他12岁那年，进行了人生的第一次生意冒险——为了省钱，他不想再从拍卖会上买邮票，而是通过说服邻居把邮票委托给他，然后在专业刊物上刊登卖邮票的广告。出乎意料地，他赚到了2000美元。这让迈克尔戴尔第一次感受到“直接接触”的力量及收获，即没有中间人的好处。同时他体会到，如果有好的点子，绝对值得采取一些行动。在尝到少年时直接销售的甜头后，迈克尔戴尔在稍大后的创业尝试中，把这一“直接模式”发挥得淋漓尽致。

迈克尔·戴尔

初中时，迈克尔·戴尔拥有了一台苹果电脑，并迅速将兴趣转移向电脑背后的商机。不久，他注意到了商业用途更多的IBM个人电脑。他热切地学习一切有关电脑的知识，利用卖报纸所赚到的钱来购买电脑零部件，将电脑改装后卖掉，获取利益，接着再改装另一台。这期间，他发现电脑的售价和利润空间很没有常规。一台售价3000美元的IBM个人电脑，零部件可能只要六七百美元就能买到。而且，大部分经营电脑店的人不太懂电脑，并不能为顾客提供技术支持。而他当时已经买进了一模一样的电脑零件，并把电脑升级后卖给认识的人。于是，迈克尔戴尔涌现了一个想法：只要自己的销售量再多一些，就能够跟那些店去竞争，因为没有中间商，所以自己改装的电脑不但有价格上的优势，还有品质和服务的上的优势，即能够根据顾客的直接要求提供不同功能的电脑。

在他开着用卖报纸的钱赚来的白色宝马车，后座载着三部电脑，成为得克萨斯大学一名另类的大一学生后不久，他认识到电脑将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工具，自己正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机会。当时，电脑界包括苹果电脑和IBM等所有的大厂家都选择通过经销商来销售电脑，但迈克尔戴尔则想凭借直接销售这种更有效率的方式为顾客提供更好的价值及服务，并希望借此成为这一行的佼佼者。1984年，迈克尔·戴尔从学校退学，在奥斯汀一个约93平方米的办公室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命名为“戴尔计算机公司”。

支撑学生时代的迈克尔·戴尔鼓捣计算机的资金，来自于他从16岁开始的一份卖报纸的业余工作。那年夏天，他负责为《休斯敦邮报》争取订户。报社交给他一个厚厚的电话号码本，让他打电话去向顾客推销。但迈克尔戴尔不久就在推销中发现，有两种人几乎一定会愿意订阅报纸：一种是刚结婚的，另一种则是刚搬进新房子的。接着，他调查后发现，情侣在结婚时一定会在法院登记地址，另外有些公司会按照住房贷款额度整理出贷款申请者的名单。于是，他想办法搞到了周围地区这两种人的资料，直接给他们寄信，提供订阅报纸的资料。通过这种方式，迈克尔戴尔当年挣到了1。8万美元，这不但使他有能力购买更多的计算机，也启迪他日后创造了“比顾客更了解顾客”的市场细分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