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精彩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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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第一篇】

2010年我国经济赶超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蛋糕在不断做大，蛋糕的分配问题中出现的矛盾也日益凸显。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虽然自2008年起逐年回落，但是这一数据仍然超过了国际警戒线的标准，反映出收入差距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说明了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紧迫性。尤其我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期，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分配不公会妨碍社会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持续的分析和探讨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存在的最为突出的矛盾

（一）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但是差距依然较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明，从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来看，形势依然严峻。“数据显示，如果把城镇居民按收入水平划分为五等份，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345元，而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456元，差距近5倍；而农村居民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为2316元，高收入组为19009元，差距为8倍左右。”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降低到2012年的，反映出收入差距虽然有缩小的趋势，但是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大概相差3倍。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仍然受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制约，“同工不同酬”的身份歧视使农民工的工资偏低，加上医疗、养老、教育、福利、社会保障等非货币性因素的影响，使他们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待遇。农民获得收入的渠道很少，只有通过土地剩余生产物和劳动获得劳动报酬，而农民的宅基地、耕地的使用权不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流转，仅有的征地补偿费用也不高，因而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和数量都是有限的。由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城乡消费差异明显，占人口超过一半的农民对消费的贡献微乎其微，已然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均衡发展的瓶颈问题。

（二）财富的聚集效应使得贫富差距拉大

1999年“胡润百富榜”首创，上榜门槛为亿元，上榜人数50人，其中拥有10亿身家的富豪24人。胡润研究院最新的“2013全球富豪榜”称，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创造10亿美元富豪最多的国家，富豪数量达到212人，比美国多1人，在这十几年中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市中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带来了城市中高收入人群财产性收入的快速增加，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张梦星：《中国收入差距现状——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载《中国新时代》2012年第8期。）与此同时，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缓慢，获得财富的渠道和手段很少，有的人收入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生存底线。他们在就业的过程中往往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干最苦、最脏的活，而且生活条件恶劣，却很难得到相应的报酬和保障。因此，我国的广大低收入人群虽有迫切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却无力完成消费支付，而富豪们则可以通过金融地产投资或从事经营性活动使财富不断积累。贫富差距拉大严重制约了我国内需的扩大，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行业之间、高管与普通职工之间收入差距悬殊

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数据显示，“我国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最高，达9万元以上，最低的农、林、牧、渔业每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两者相差4倍多。私营单位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平均工资最高，达35562元，最低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每年收入只有1万元出头，两者之比为：1。如果用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与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平均工资相比，两者差距超过8倍。除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是比较大的。中关村某家it上市公司，基层普通员工月薪4000元，高管年薪数十万到几百万元不等，收入差距达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在同行业中，由于先进的行业技术、优厚的资本、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都掌握在非私营单位，使其劳动生产率较高，凭借在配置资源和权利等方面的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对私营单位的影响巨大。尤其是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更为严重，行政性的市场准入壁垒，挤出私营企业，轻而易举地形成行政性垄断，如金融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比城镇职工平均工资高出很多，垄断行业工资过快地增长，工资收入的形成机制较为混乱，垄断利润增加迅速并向工资转移。究其原因在于监督制约机制欠缺，对管理层为自己制定不合理的超高非工资性收入没有约束力。机会不公导致收入差距过大，会降低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积聚起来会使人产生仇富心理，影响社会的稳定。

收入是维系个人及家庭生存所需的基本保障，而收入分配合理与否关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只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能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打破国有企业对某些行业的垄断，但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打破国有企业对某些行业的垄断，尽可能摆脱垄断行业分配格局的扭曲。在市场竞争还远未充分的情况下，只有引入竞争机制，才能逐步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对行政性的市场准入壁垒要放松管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经营。资源性、垄断性国企员工的薪资、福利水平明显高出其他国企和非国企员工，而实际上这些普遍高出的收益并非可以完全归功于企业微观管理运行的高效率。因此，赋予民营企业更多平等的竞争机会，减少乃至消除国企凭借特权取得的竞争优势，维护市场经济公平竞争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自然性垄断的行业，定价机制要由政府主导，对行业利润进行有效的监管，把过多收益收归国家，对其进行严格的审计把关。提高垄断国有企业分红比例，扩大红利上交范围，获得的高利润，可以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等手段，统筹用于民生支出，进入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分配到其他行业的职工手中去。既坚持了国有企业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也体现了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完善工资制度改革，提高财产性收入的比例

国有企业改制完成之后，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向经营效益比较好的大企业集中，大企业盈利能力明显增强，其平均工资水平就相对较高，并且增长也相对稳定。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些中小私营企业，其平均工资水平则比较低。这种结构性的因素造成了虽然在同一行业中，但由于所处的企业不同，收入明显不同的现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应该建立起适合本企业当前薪资水平与企业业绩挂钩的制度，一方面，健全收入形成机制，尤其要加强薪资管控，实施工资总额预算管理，缩小国有企业内部

高管与普通员工薪资水平的差距，使劳动报酬的增长与企业的盈利增长情况同步；另一方面，缩小国有企业与同行业同领域非国有企业员工的收入差距，就需要改革设计者有战胜即得利益集团的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因此更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工资水平应该与其他行业职工付出同等劳动获得的报酬维持在相应的水平，不应该有过大的差距。否则容易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财产分布不均等造成的差距代际相传。这样会加剧本就日益明显的贫富差距，成为社会分配失衡中的敏感问题。通过实施工资平等协商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措施，实现企业效益的增长和员工工资增长的双赢。初次分配要公平，且应上升到法律和制度层面。

（三）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步伐，消除城乡差别

加大城市化进程的步伐，消除城乡差别是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的必由之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完善户籍制度改革，要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使转移出来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可以在城乡、地区之间自由流动，给其在城市合法的市民身份，尤其是二代农民工的流量、流向、结构和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要保障其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待遇。第二，增加农民收入，重在增加农民的劳动收入和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给农民提供更加公平的机会。增加农民劳动收入，要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提高农作物价格两个方面入手，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公平定价，形成规模，把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制度化，让农民享有农地征用的收益，增加其财产性收入。第三，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民素质。保证优质的教育资源在城乡、地区间合理分配，使农业人口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为其提供向上层流动的机会，从长远上能扭转贫富分化加大的趋势。

（四）进行税制改革，提高财政效率

税收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也是调节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税制改革关键在于对富有阶层加税的同时对大部分人减税、免税。通过所得税改革调节收入分配的流量。现阶段，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还有可提升的空间，探索以家庭为单位的所得税征收方式，降低纳税人负担，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加大监管力度，严惩偷漏税行为，建立金融实名制度，实现个人乃至家庭收入信息的透明化。通过所得税改革调节收入分配存量，渐进开征房产税和遗产税。总结房产税开征试点经验，推进制度建设，做好产权登记与保护、税基评估、信息管理、税收征管等各环节的工作，经过试点走完必要的经验积累和方案优化过程。所以，我们在讨论中也必须强调对于渐进要领的认可（从试点、从高端、从增量开始）。另外，对于培训、交流活动，也需要做出积极的、有前瞻性的安排。积极征求各方意见，开诚布公地展开讨论、作情况通报、安排听证等等待相关的立法条件逐步成熟。税收收入要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保障房、经适房建设，建立公共医疗制度，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在增进公众福利的同时也能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有助于扩大内需。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第二篇】

目前收入分配问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家强烈希望改变。但是对怎样改尚未达成共识。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做“提低控高”，比较容易引起误解。原因在于，当前收入分配最突出的问题是腐败和不公平分配，不是仅靠提高工资或者一般地控制高收入能解决的，而是需要靠制度改革来解决。从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早期没有重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在改革策略上是对的。但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严重滞后，包括政府管理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很多方面都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这是导致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本原因。如不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过大和腐败问题都无法解决。

在市场经济中，工资水平主要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影响工资水平，包括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但最终不能代替市场作决定，不能靠行政命令全面持续提高工资水平。如果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过大，有可能超过企业承受能力，导致企业裁员、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反而对收入分配产生不良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除了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高管收入要有合理控制外，一般而言合法合理的高收入也没有必要限制或控制。现在关键要解决的是腐败问题，是公共资金流失和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的非法和灰色收入及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等问题。

严格来说，影响收入分配的是整个经济制度，而且涉及政治和社会体制，并不仅限于所谓收入分配制度。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就是这些方方面面的制度存在缺陷导致的。要根本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必须推进多方面的制度改革。那么，首先需要推进哪些方面的改革？以下谈几点看法。

第一，未来财税体制改革应成为改革的首选。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腐败等问题，与公共资金的流失与不合理使用有很大关系

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如果再加上土地出让收入、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至少有17万亿元，超过GDP的1/3。这样大量的公共资源是怎样使用的？有多少流失或者浪费？粗略推算，我国广义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包括外交和公共安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25%，比其他转轨国家平均水平高9个百分点，一年要多花掉近万亿元。如果再加上土地出让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中花在这方面的钱，还要更多。这其中包括因机构臃肿庞大而多支出的部分，也包括大量“三公消费”。这还没有计算公共投资和其他政府拨款中更大量的资金流失。这对收入分配是什么影响？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不把这一部分收入分配纳入正常轨道，就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未来财税体制改革首先可以考虑的是财政公开，即各级党政机关全口径财政细账的公开，包括土地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在内。通过两三年时间，具体到每一个项目，在网上公开，接受老百姓的监督。此外，每年各级人大开会，人大专门委员会要对政府预算和决算进行实质性审议和辩论，可以通过，也可以不通过。审议过程也要公开，最好现场直播，改变人大审议走过场的状况。只有提高公共资金管理的透明度，才能杜绝腐败。人大本身也要改革，要加强对民意的代表性，落实宪法赋予的职能，对政府实行监督。政府支出合理化了，可以大大减少腐败，也能省出一大笔钱用在迫切需要的地方。财税体制改革的第二步应当实现政府支出合理化。为此，应当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分别制定合理的支出标准，公之于众、严格监督，不得超过。这些标准应该以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目标和原则，以各地政府所服务的地方常住人口数量为主要依据来制定。因此，应当设定一个按所服务人口计算的人均财政支出基准，承认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地区差别，容许一定程度的上下浮动，并逐步缩小人均财政支出标准的地区差别，据此，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各地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第二，现行的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需要改革，要解决土地收益怎么收、农民应该拿多少、政府应该拿多少、政府拿到的钱应该怎么用等问题

土地出让收入虽然列入了政府性基金预算，但管理仍很粗放，透明度低，流失很多。现在一方面低价征地、高价出让，多数失地农民难以得到合理补偿；另—方面，未来70年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政府一次收取、一次花掉，实际上是寅吃卯粮。不可持续。能不能考虑开放土地市场，供求见面，让市场来调节？政府可以对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征收增值税，用于公共服务和解决农民工户籍、保障等问题。加上房产税改革，用于调节财产收入、控制房价，补充地方政府的常规财政收入。

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如果要改，也会对整个财政体制提出相应的改革要求。因为现在地方政府常规预算不足，往往依赖卖地来维持支出。如果土地收入大幅度减少，地方财政是否会难以为继？这需要根据各级政府担负的公共职能重新规划、界定中央和地方之间、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现在中央对地方有大量转移支付，但一半是专项转移，没有统一标准，通常是一事一议，刺激了地方政府“跑部钱进”，败坏了风气，造成了腐败；在资金分配上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造成不公平分配。不如把专项支付的大部分用于充实地方常规预算，满足其公共服务职能的需要，但前提是要实现财政公开透明，使各级政府不乱花钱。

第三，在税收方面关键的一点是如何对垄断性收益征税。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很大一部分出在垄断部门

这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前段时间资源税改革对石油、天然气收5%的资源税，这是一个进步。因为石油部门的成本利润率比别的竞争性部门高七八倍，超额部分不是企业经营收益，而是自然资源收益。如果这些资源收益都由企业自己支配，给管理层买房子、搞福利、大把花钱，是不合理的。应该纳入公共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由全社会共享。但5%的资源税力度仍然太小，远没有到位。

澳大利亚前些时候也进行了资源税改革。对矿产资源部门的利润征收30%的资源税（这还是妥协的结果，更早的方案是40%）。粗略计算，我们的从价资源税折合占利润总额的比例不到15%，力度不到澳大利亚资源税的一半。利润的大部分仍然归企业，没有根本解决资源收益分配问题。而且这次改革没有包括煤炭和其他资源性行业，也没有解决地下资源条件不同的企业间均衡税负的问题。因此，资源税需要进一步改革。其一面要拓宽，把煤炭和其他矿产资源部门包括进来；其二力度要加大；其三要有级差税，把不同级差收益区分开来；其四，从价税不如针对利润征税，因为从价税可以通过改变价格向下游转移，最后转嫁给消费者，而针对利润的税负很难转移。

除了资源以外，其他的垄断收益也存在类似情况。目前金融部门仍然是大银行居于垄断地位，而且利润过高。根据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目前存贷款之间的利差超过3个百分点，显著高于国际一般水平，每年给银行业带来1万多亿元净利润。这笔巨额利润主要是靠行政手段和政策取得的，是垄断性的，并非企业自己努力的结果。这导致行业之间严重苦乐不均。对此需要改革。其一，可以针对垄断性收益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其二，扩大市场调节，减少行政干预，避免用行政手段给某些部门特殊优惠和保护，使不同的行业部门基本站在同等的起跑线上。目前银行业大银行比重太大。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小型民间金融机构严重不足。因为门槛太高，限制太多，中小金融机构难以通过合法途径发展，结果变成地下钱庄。这也导致了小企业融资难，因为大银行很难为小企业服务，更愿意为大企业和大型投资项目融资，使低息资金主要流向大企业；而众多的小企业获得资金难得多，融资成本也高得多。这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扩大了收入差距。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降低门槛，扩大银行业竞争，特别要促进小型民间金融机构发展。

第四，公平竞争的市场和较完善的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是影响收入分配的两个关键方面

世界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基尼系数大多数都在～之间，差距比我国小得多。只有美国收入差距较大，但也低于我国。有些人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这是张冠李戴。只要看看世界各国的情况，就会发现这不是事实。我们的收入差距过大，不是市场带来的，而是对市场的限制带来的，是权力限制市场、权力垄断资源带来的，是腐败带来的，是体制改革不到位带来的。

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并不是像有些人主张的靠政府主导经济、靠扩大国有企业、靠限制市场的作用能够解决的。相反，首先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健全市场为主体的经济体制，鼓励公平竞争，反对利用权力进行垄断，防止权力和资本通过幕后交易互相结合，形成官僚垄断资本。

同时要健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所有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就连最热衷于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美国，也早就建立了一套基本覆盖全民的、远比我们健全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不应像少数南欧国家那样，发展超出经济承受能力的高标准保障和福利，但要实现基本保障的全民覆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套基本的东西建立起来了，收入分配就能够明显改善。

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近几年改进很大，但仍有一个重大的缺陷。据国家统计局去年调查，外出农民工中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是16%，养老保险覆盖不到14%，失业保险只覆盖了8%，绝大部分农民工没有被社会保障覆盖。

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一个根本障碍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这一制度是改革前遗留下来的，改革期间一直没有取消，是因为当时农村人口众多，城市化水平低，财政力量有限，无力承担。但30年过去了，现在财政收入一年超过10万亿元，还说无力解决农民工的社保和福利问题，已经不是正当理由。

我国目前统计的51%的城镇人口，有1/3是没有户籍的农民工。他们中很多人20岁左右进城打工，长期把孩子老人留在农村，不能在城市安家落户，不能转变为城市居民，没有保障和福利，工作繁重、生活条件差、工资又低，到40岁左右干不动了，只好回到农村。这也是目前城市劳动力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未来我国要达到70%～80%的城市化率，还将要有3亿-4亿人转移到城市里来。但目前的制度阻止他们入籍落户。限制了他们的保障、福利、子女升学等，这些歧视性待遇阻碍城市化继续发展，必须改变。

解决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户籍、社会保障、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需要增加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钱从哪来？如果能够切实改革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实现政府支出合理化，管住“三公消费”和资金流失，完全可以解决资金问题。再把不必要的投资压下来，把针对资源和垄断利润的税收征上来，还能解决更多的问题。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第三篇】

一、改革：“三大红利”仍有很大空间

对于那种“中国人口、资源、改革三大红利耗尽”的说法，我认为是不对的。人口红利可以通过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继续获得：改革红利可以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继续获得：土地、矿产资源虽然会减少，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中国新的竞争优势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良好的制度环境。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实现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翻番，关键在改革。

发展的动力分为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两者是不一样的。要想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必须依靠改革，建立良性机制，而不应单纯依靠宏观调控。改革的关键是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目前政府管得还是太多，特别是审批太多。

二、分配：收入分配改革应以初次分配为重点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学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把初次分配作为改革重点：另一派认为，着力点应放在二次分配。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分配，但在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导致初次分配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脱节的原因，既有行业垄断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资级差、工资标准等因素；还有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对称的原因，买方强势，卖方弱势。

此外，从深层次看，中国初次分配的逻辑中，还存在着特殊的二元劳动力结构，即高级劳工市场工资高、福利多、升迁容易；低等劳工市场工资低、福利少，几乎没有升迁机会。

在农村，农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话语权更不乐观。首先，到现在为止，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民虽然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但没有产权，不能用于抵押、转让，土地的流转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外因素的干扰，农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其次，虽然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可他们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样，他们更弱势，雇方和被雇方双方地位不对称的问题十分突出。第三，农民养了牲畜、家禽，种了农作物，但他们在销售中处于弱势，和他们打交道的大公司明显强势。即便农民组成了专业合作社，跟大型企业比也还处于弱势。

鉴于我国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因此，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

三、药方：分配改革的七张药方

首先，健全完善市场，早日形成生产要素的供方、需求方公平竞争的环境：形成商品生产者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打破行业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修改或取消部分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初次分配的规则，包括工资标准、工资级差等。以贯彻市场经济规律作为初次分配的基础条件。

第二，让农民成为清晰的产权主体和市场主体。让土地的流转在各个产权主体、市场主体之间有序地进行，制止土地使用中的寻租行为，保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去年中国农村进行的土地确权登记，就是保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的举措之一。

第三，在劳动力市场上促使买方和卖方的地位趋于平等，消除不对称行为。应该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促使第一次分配趋于完善。

第四，在二元劳工市场存在的情况下，应该促使低劳工市场向高劳工市场转变，同时，提高职工的受教育程度，给予其更好的升迁机会。

第五，鼓励农民和低收入家庭的成员自行创业，创办小微企业。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第四篇】

不过，这一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报道称：“在记者同专家及发改委系统官员的接触中，大家普遍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知易行难。”参与制定方案的专家、官员，对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操作和落实改革方案颇感为难。为此，有人甚至建议成立“全国收入分配改革领导小组”来推动此项改革。

相关专家、官员们的为难可以理解。但这些方案、建议却似有过于“直接”之嫌，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当前而言，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是一种严重的“综合症”，已渗透至社会肌体的方方面面。对这样的综合性问题，显然必须“辩证施治”，而不可“单独求解”。换言之，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或许不能太过直接地就分配谈分配，而应寻根溯源，从根本着手。

收入分配不公，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是由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酿成，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其主要成因是权力运作不规范，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所以，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须从保障权利、规范权力入手。

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是收入分配不公发展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权利得不到保障，致使一部分人的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譬如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已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在不少省市都存在着“最低工资标准”得不到落实，致使工资比“最低”还低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当前的最大问题也许并不在于收入差距扩大本身，而在于许多低收入者失去了保障―甚至连大城市中收入不菲的白领也感到自己的生活是“易碎品”，深忧买不起一套房，看不起一场病。因此，当前的问题并不单单是收入水平的高低，而是低收入者的福利有无确实的社会保障。

权力失控，运作不规范，是促成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另一主要因素。首先，权力的不规范，导致一些垄断迟迟“反不了”。而制造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一大“罪魁祸首”就是某些垄断行业员工的畸高收入。这种状况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改观，关键在于一些垄断集团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公共政策。至于有些立法资源―“部门利益法制化”，早已不是一种稀奇的现象。所以，反垄断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而不仅是经济问题。

其次，权力运作不规范，也导致一些有剥夺之嫌的公共政策不断出笼，致使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近日，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撰文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这本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教育公平应该是教育改革追求的重要目标，但从越来越多的人上不起大学乃至中学、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高考移民”现象越来越突出等现象看，我们的教育改革有使不公平问题愈加严重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