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践论文格式范例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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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论文格式1

社会实践报告简介：实践报告是进行实践后的报告；是指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深入实际、深入社会，对完成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总结报告。其起源于改革开放中提出的一系列的有关经济、生活、教育的方针、政策等，吸引在校学生，渴望了解社会现实。其作用在于增强社会责任感，积极参加社会各种活动，增加大学生社会阅历、职业阅历，并提高大学生就业竞争能力，接触社会，了解实际职业需求。其有三个方针：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是汇报实践过程和结果的一种方式。

社会实践报告的报告格式一般由标题和正文两部分组成。

社会实践报告的报告格式(一)

标题：标题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规定的标题格式，即“发文主题”加“文种”，基本格式为“××关于××××的实践报告”、“关于××××的实践报告”、“××××实践”等。另一种是自由式标题，包括陈述式、提问式和正副题结合使用三种。陈述式如《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提问式如《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择业倾向沿海和京津地区》，正副标题结合式，正题陈述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或提出中心问题，副题标明调查的对象、范围、问题，这实际上类似于“发文主题”加“文种”的规范格式，如《高校发展重在学科建设――××××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思考》等。作为公文，最好用规范化的标题格式或自由式中正副题结合式标题。

社会实践报告的报告格式(二)

正文：正文一般分前言、主体、结尾三部分。

1.前言。

有几种写法：

第一种 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

第二种 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

第三种 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2.主体。

这是调查报告最主要的部分，这部分详述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做法、经验，以及分析调查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种具体认识、观点和基本结论。

3.结尾。

社会实践论文格式2

一、学术渊源：超越纯文学

本尼特是在马克思主义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下开始学术研究的，他在博士阶段主要研究卢卡奇的现实主义和阶级意识的观念，在1970年代初与雷蒙•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有过私人交往，并深受他们的影响。［1］1975年，他进入面向成人教育的开放大学工作，曾主持一门面向工人阶级而开设的开放性的“大众文化”课程，在此期间，与伯明翰学派的领导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斯图尔特•霍尔后来到开放大学任社会学教授，成为其同事﹚。就文学理论而言，托尼•本尼特的研究是以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论观为起点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等人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在于冲破了形式主义、新批评和阿诺德—利维斯传统的道德形式主义构建的纯文学的樊篱，动摇了文学作为审美自主领域的观念，而重新把文学纳入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相互作用的网络。作为“文化研究之父”的威廉斯是伊格尔顿、霍尔和本尼特等人的导师辈学者，他曾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对文学概念进行梳理进而指出，所谓的具有恒定的独特审美品性的文学概念，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文学最初指的是阅读条件﹙即阅读的能力和经验﹚，文艺复兴之后，才渐渐有了“精英”和“人文”学识的意义。随着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促成的新社会秩)○(序所带来的社会压制和知识学科的机械化，文学也日渐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而专指“创造性”或“想象性”的作品。随着“审美”概念由一般感性意识转变成“艺术”和“美”的专门范畴，文学成为具有某种精巧品质的审美对象。不过，在如何定位这种精巧品质上还存在矛盾：即是将其看成“想象性”维度﹙即比“科学”、“客观”或“日常”现实更加深刻的真理﹚呢，还是看成“审美”维度﹙即语言、形式或风格之美﹚？人们逐渐采用了否定和对比的方式来对其进行界定，即文学不仅与“科学”和其他写作种类相对，而且也与大多数“文学”本身﹙“劣质”、“通俗”和“大众”的文化﹚相对，即不是一切“虚构”都是“想象”的，不是一切文学都是“文学”的。于是，文学渐渐成为惯例性的不言而喻的假定，暗指一种具体描绘、充分直接、重要、富有价值和活生生的人类经验。人们往往宣称这种经验的特权性和优先性，并把其他实践的概念如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抽象”和“一般”降格，把它们看成某种简单的僵化生硬的外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认为社会和历史的事实的活生生的经验不如那些文学经验更为具体直接。这样，文学概念就成为一种抽象系统，它在挑选真正“伟大”或“重要”的作品时，也有效地贬黜排斥“次要”、“劣质”或“不入流”的作品，甚至把绝大多数言说者的语言实践视为对伟大作品和优秀传统的“背叛”或“亵渎”。

显而易见，文学概念已经成为一种活跃的意识形态，它加强和维持了某种生硬的社会阶级区分。在威廉斯看来，文学是在某种语言的社会属性和形式属性中进行形式创作的过程和结果，是语言的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的标记，是通过这些语言的术语而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生产出来的。当这些社会关系发生深刻转变时，也会导致基本生产手段的变化和新的语言技术的出现。“二战”后，如电子传播、言语录音、演讲词制作、图像的电子创作和电子传播等新技术使语言实践超越了以前一统天下的印刷技术，而在社会语言本身中构成了突破“文学”专门化观念的崭新的物质实践。［3］因此，威廉斯指出，现在不应该怀旧式地固守与新文明产物相敌对的文学概念，因为它限制了文学的实践和运用，而是应该走出纯文学的强大樊篱，把一切人民的经验形式、新型的语言实践形式和一切符指形式都纳入研究的范围，从而发展把一切生活方式都视为文化、把一切文化都视为物质性实践的文化唯物主义。伊格尔顿是另一位重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与更为重视文学的实践、运用和功能的威廉斯不同，早期的伊格尔顿把文学文本当作其理论重心，试图保留文学与其他文本相区分的特殊性和自主性，而构建一种文本科学。在这点上，似乎又听到了对伊格尔顿影响甚大的阿尔都塞的艺术观的回响，即科学、意识形态与艺术并不相同。在阿尔都塞看来，艺术是以看到的、直接感觉到的生产形式加工塑造原材料﹙意识形态﹚的，而科学是以概念的和理性分析的形式做到的；真正的艺术尽管来源于意识形态，但已经与后者疏离开来，并以巧妙的感性方式暴露其虚伪性和幻觉性。［4］不过，伊格尔顿反对阿尔都塞把读者的观看和感受视为文本效果的最终保证，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坚持文本中心论。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文本缺乏现实直接所指的特点正是其虚构性的表现，文学文本的体裁、形式、惯例、具体主题、情节、情境、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选择或修辞手法，构成了与其他文本区分开来的内在价值。

不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伊格尔顿认为文本内部的审美价值既不能庸俗地化约为意识形态，也不能形式主义式地化约为文本技巧的操作，而在于文本与意识形态相互联系的状态。在他看来，文学文本是一个对各种符号进行加工、扭曲、压缩、糅合和陌生化的舞台，它可以摇动这些符号，使其脱离原来的固定位置，从而摆脱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力量的制约，而与不为历史所知的、向无限可能性敞开的某种自由联系起来。1980年代以后，伊格尔顿的文学观有所变化，其研究旨趣渐渐由学术性转向文学实践的政治关联，其关注焦点也由文本科学转移到文本生产的政治使用上。他倡导一种革命文学批评，希望把文学文本重新置于文化实践与其他社会活动联系起来的整个领域。他甚至把文学看成一种政治性修辞实践，即组织语言来达成特定的政治效果的“话语实践”。考虑到文学文本的政治效果，他认可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他实际上重新肯定了威廉斯冲破纯文学的狭隘界限的贡献，认为应该把文学纳入更为广泛的文化之中。不过，伊格尔顿并未滑向相对主义，在他看来，文本虽然不是完全自主的，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规定性的文学的内部特性，但是，文学这个概念的“摆脱实用语境”的基本规定依然是可普遍化的；文学文本是特定时代的占支配地位的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目的并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而构建的一种界定，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和表现形式，其实际效果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是可以确定的。托尼•本尼特不仅借鉴了威廉斯的文学观和文化观，而且在其基础上做出了更为激进彻底的发展。在超越纯文学和关注广泛的文化实践方面，本尼特要比威廉斯走得更远，他不仅对通俗小说、流行电影和电视剧等审美现象，而且对博物馆、艺术展馆和画廊等各种机构的文化实践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在文化唯物主义方面，本尼特在威廉斯的基础上，又吸取了福柯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甚至解构了社会与文化、存在和意识、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的区分，认为后者本身就是有机化社会关系的活跃组成部分，而不是社会现实的附带现象的显现和表征。托尼•本尼特更为认同1980年代后的伊格尔顿对纯文学的解构，他同意后者关于“不存在与其他符号体系区分开来的纯文学特性、应该把文学研究作为与话语研究或符指实践联系起来的更大的智性工程的组成部分”的倡导，但对后者“由于不存在文学这一对象，因此文学理论也是一种幻象”的观点表示异议。在本尼特看来，虽然不存在文学﹙审美﹚的文学理论，并不排除存在其他类型的文学理论的可能性。他倡导一种非审美的、非“文学”的文学观念，而把文学看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的表征空间，其特性不在于文本的实际身份，而在于选定文本被付诸使用和运用的制度话语的调节形式。

二、理论创新：与审美决裂的文学观

如前所述，本尼特的学术研究以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为起点，不过，他还吸取了福柯学派、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和解构主义思想，［8］其文学观显得更为激进。根据话语理论，意识形态或话语实践并不依赖于社会现实，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有机部分。由于社会关系是以话语关系的方式存在的，而后者又是流动的和测不准的，因此很难存在固定或稳定的社会客体的边界，也就很难把社会视为“每个部分都参照着另一部分而各居其位和各行其事”的有机整体。在话语理论看来，社会是把网络式的散乱差异捕捉于一系列不断移动变化和偶然暂时的链条式的相互关系之中的场域。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生产方式、基础或者阶级矛盾不再占据支配或中心地位，存在与意识、基础与上层建筑、现实与表征的二元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解。而对于文学来说，也就不能再将文学文本解释成社会现实的衍生现象的显现。本尼特也认可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统一连续的传统大历史观的解构。在后者看来，历史本身不过是一系列叙事和修辞手法的产物与话语实践的效果，而不是其他一切事物的超话语来源；把历史看成具有内在方向的连续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造的进化论式的神话和意识形态操作的产物。这种逻辑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坚持的文论观，即文学和历史分属于存在的不同领域，历史是现实、基础和超话语的真理，而文学文本依赖于历史，却又中介性地以特殊方式表达了历史状况或历史趋势。在本尼特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通过把文学文本构建成具有特权的表征来破译历史的发展进程，并试图组织连续和统一的历史叙事的做法，不仅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而且很难产生政治实践效果。不过，本尼特并不持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立场，而是试图提出一种替代选择，促使文学与史学的关注重新连结起来。他同意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的倡导，即挖掘特定历史时刻的制度策略，在这种特定时刻，文学文本通过这些制度策略而成为特定的意义和影响的承载者而发挥功能，从而成为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这里并没有否定文学概念而将其特性简单地削平，因为文学的区分性概念已经在历史中成为发挥实效的强大的制度系统。［9］本尼特也借鉴了其澳大利亚同事约翰•福娄﹙JohnFrow﹚关于取消文学与历史对立的思考。福娄认为，社会的实践制度的不同区域之间一直存在错综复杂的互动，其中的所有符号和物质现实都拥有同等的本体论力量和存在，一旦这些力量在任何一点上汇聚的复杂情况发生变化，这些区域的组织关系的状态就会随之发生变化。［10］由此出发，福娄主张保留文学这个并不完美的但已经成为历史的实际组成部分的概念，从而对文学进行精确定位的和有所差异的历史分析，认为应该让具体历史场合的文学概念取代本质主义的“文学概念”。

在福娄看来，考察文学文本不应该是为了揭示关于过去的社会关系，看它们说了什么，而应该是通过它们所说的，揭示它们在这些社会关系中做了什么。据此，本尼特进一步指出，要使文论与现实实践关联起来，关键不在于如何理解文学，构建某种区分性的内在形式的特殊品性，或者构建某种维特根斯坦式的相似、差异和延异的关系，而在于如何处理和运用它们；关键不在于将文学文本与历史关涉起来提取意义，而在于生产某种关于如何运用文学文本的具体的差别对待模式的知识，并使这种知识作为权力策略和主张的构成部分，在当下发挥作用。本尼特认为应该把文学看成某种发挥实效的社会场域和社会技术，它们制度化地调节了书写和阅读的实践，形成了社会性的组织场域，而在自我结构的形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2］他引用了史蒂芬•希思在《性的定位》中的研究来论证文学如何成为一种文化技术。在希思看来，小说是叙述个体社会关系的宽广文化的组成部分，促成了社会个体的意义秩序，它们在构成和组织个体性的特定社会形式上，作为自我型构的历史特定的文化技术的组成部分而发挥了作用。［13］希思细致地分析了小说作为便于调节性共同体和的相关机制或技艺的组成部分，不仅在话语层面，而且在生成和使它们流通的制度层面是如何运转的。在希思看来，性的小说化建构，帮助组织了具体的性能力和性身份得以形成的社会领域，它们是化具体化形式的社会工具的组成部分。本尼特还认可伊恩•亨特在《文化与治理：现代文学教育的兴起》中对文学文本日益成为道德训练机制和教育塑造工具的有机部分的研究，认为现在不能再像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简单地把文学看成一种压制性的意识形态，而应该看成一种规范广大民众品行的手段和强大实效的个人自我形成技术，看成更为普遍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的组成部分。

从这种学术理路出发，本尼特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的美学关注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西马一直坚持文学艺术的自主性、审美特性和超验性，意欲从文本本身提取一系列潜在、独特和超历史的形式结构的共同品性。在本尼特看来，西马往往通过抽象的手段，将艺术作品从现世琐事中抽象出来而提取一种普遍的审美特性，却遗忘了现世琐事制约和影响着它们的生产、接受及其效果，实际上说明它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哲学美学的影响。另一方面，西马又依据社会历史条件来对文学文本进行解释，力图理论地说明二者的相互作用，并为文学文本的共同品性寻找历史条件的支持。在本尼特看来，这种矛盾很难克服。因为，只有认定文学具有独特的永恒品性，才能获得文学的相对自主和相应的决定自身的能力，这样，这种文学本质就必定是社会历史分析难以触及的。而且，西马的这种文论观依赖连续的、具有前进方向的大写历史观。本尼特曾以卢卡奇的普遍性使命理论为例进行分析。在卢卡奇那里，真正的文学艺术表征了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进步趋向和普遍性的社会经验，这样，就存在一种区分和排斥，以克服了异化影响而认识到普遍性使命的审美主体来排斥一般的劳工大众，以所谓的经典艺术来排斥大众经验和通俗艺术。而且，在判断文学文本是否算得上经典艺术方面，其标准主要依赖文学文本在未来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以并不存在的未来而决定文学文本的价值和意义的方式，显然带有唯心主义色彩。本尼特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文学自主理论化，还面临一种深层困难：必须参照意识形态和科学，而通过双重区分来界定文学，即文学既不是意识形态，又不是科学；同时因为文学的功能在某些方面与意识形态相联系，所以它也并不完全是非意识形态的，而又因为它可以将主体从意识形态的幻觉导向科学真理的康庄大道，所以它并不完全是非科学的。这样，西马的文学相对自主观就成了一种无立场﹙not−statements﹚的理论。而且，如果要依据科学与意识形态来否定地定义文学，那么后两者必须依据其本身而得到明确定义，但是把意识形态理论化为统治阶级的话语和科学真理的对立面，现在似乎也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本尼特也指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因为固守文学特性观念，而导致其染有精英化色彩，如当它要判定哪一种书写算得上真正的文学时，往往照搬由资产阶级批评所提出的形式等级，总是强烈地趋向于所谓的伟大传统，而排斥小说写作的更宽广领域，即通俗小说或大众小说。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对话的基础上，本尼特同意伊格尔顿的“不存在与其他符号体系区分开来的纯文学特性”的观点，但是与后者不同的是，他认为应该为文学保留一个位置，不过需要把文学看成一系列社会的而不是形式的实体和程序；尽管不存在文学的文学理论，但并不排除存在其他种类的文学理论的可能性。本尼特大胆地指出了一种重新理论化文学的可能性，即可以把文学看成某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的表征空间，其特性在于选定文本被付诸运用的制度话语的调节形式。这样，就把那些文本的实际身份的经验问题视为一种并不影响定义的偶然性，文学理论就毋须再从理论上或经验上证明一种具有形式特性的文学存在，而只需集中关注文本的运用构成的社会实践区域。相应地，就会把文学的本体身份看成一系列可观察的社会过程，而不是看成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存在。本尼特的目的在于发展更加注重历史社会实效、更加透彻地贯彻实践意识的文学理论，他倡导一种周密规划﹙calculation﹚的文学政治观，即政治行为者要周密规划所选定的文本在具体语境中运用的实效、可能性和后果，从而促成生产一种关乎文本的社会历史运用的技能性的专业知识。

总体来看，本尼特是一位后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也很难超越后马克思主义的限度。不难看出，本尼特的学术研究以文化唯物主义、话语理论和解构主义为理论基石，而后者的根本问题在于过分夸大了文化表征相对于经济条件的独立性，而滑向否定了经济条件的基础作用的立场。在本尼特看来，社会中的一切符号和物质现实各不相同，具有相互区分的差异性，而且都拥有同等的不依赖其他存在的本体论力量。他否定这些多元平等的存在的背后还有共同的隐蔽的长期的支配性力量，这实际上已经暗暗地否定了经济状况的最终决定作用，而放弃了基础或社会存在决定上层建筑或社会意识的立场，否认了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社会阶层等对意识、社会心理和文化表征的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而滑向了文化唯心主义的立场，其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本尼特的历史观也存在不少问题，尽管大写的、连续的、进化式的历史观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资本主义神话，但并不能否认，在纷纭变化的历史事件背后，尤其是一些重大事件，如衰落、帝国殖民的兴起及崩溃、大规模贩运黑人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等诸如此类的重大事件背后，还是存在一些深层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规律，卢卡奇等人强调文艺作品通过书写这种重大事件而揭示普遍性的历史规律，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本尼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历史观的批判，并不能彻底摆脱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局限性。

还要指出，本尼特的反美学和反传统文学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其思想渊源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其对审美和文学的理解似乎过于简单片面。即使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模式难以构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普遍性的和本体性的审美特性，也不能在理论上彻底否认存在与其他文本区分出来的审美特性的可能性。事实上，审美与人的本质能力即幻想和想象密切相关，它保证了人们能够通过审美不折不挠地探索和规划一种更合乎全人类的目的和意愿、使人的潜能更加充分发展的可能的和替代性的未来世界。与文学出身的伊格尔顿相比，社会学出身的本尼特似乎缺乏对文艺作品的真切体验，似乎对文学艺术能够在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开拓未来生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深刻理解，似乎忽略了虚构、想象和幻想这些心理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当然，还要指出，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本尼特的学术主张和文学观还是很有参照意义的。某种程度上说，我国文论建设借鉴的更多的是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传统，尤其是康德学派、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在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浓郁的无关乎社会历史的理想主义或唯心主义色彩，而缺乏当下现实的针对性和实践性。本尼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痼疾的分析，有利于我们走出纯文学艺术观的误区，克服文论建设方面的精英主义倾向，克服审美与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分离。而且，如果能以本尼特的重视实践和策略性的周密规划的文学观为参照物，显然有助于深入贯彻在文论建设方面一直缺席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识，进一步深化美学和文论的社会历史化维度，也有利于打破知识分子与政府的二元对立，而使拥有专业技术知识的学者在面对当下波澜壮阔的中国经验和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上可以有所作为。

社会实践论文格式3

关键词：实践；意识；自然；生产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51-02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马克思阐述自己新世界观的一个纲要式的文件，《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则是这一文件思想的具体展开。因此《提纲》中，马克思以实践为中心，论述的新世界观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在《形态》中也同样得以展开论述。《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穿插阐述了的实践思想，从而坚持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并更好的说明了“实践”之“实践活动”的意义。

一、实践与人

马克思、恩格斯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是从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开始的，然而要清算以往的哲学信仰，必然离不开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个人。这主要原因在于，“人”是费尔巴哈哲学的逻辑起点，同时又是黑格尔在他的总体思想中极力消除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要清算以前的哲学信仰，要划清与费尔巴哈、黑格尔的界限，就不得不从“人”开始。

《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然而如何来规定这一“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即什么是人的现实的内在规定性呢？以往的德国哲学大都把人规定为“宗教的人”，费尔巴哈用抽象物“类”来规定人的本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与动物可以用宗教、意识或者其他的东西来区别，然而这些宗教、意识等并不能作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因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可见，人的真正的内在规定性，并不是“宗教情感”，也不是“抽象的类”，而在于“生产”，生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时，人就不再直接地取之于自然界，人们可以通过生产实践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不仅如此，人们在生产生活资料的同时还创造了客体环境。这表明，正是生产实践使人区别于动物，并突破了仅仅作为自然存在的肉体组织，拥有了一种新的生存形式――社会存在，而人只有作为社会存在的实体，才能成为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从而才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人是从事生产实践的，现实的、具体的人。人的本质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一种社会存在，只有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才能产生社会交往，才能成就人类社会历史的开天辟地。

二、实践与意识

“意识”是德国哲学格外垂青的东西，他们考察事物的方法就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青年黑格尔认为“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2]”因此，要消除束缚人们的限制，就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青年黑格的这种做法，他们认为这一做法仅仅是一种哲学上的批判，是用一种理论对另一种理论作一些说明，而且这种说明还是片面的说明。简言之，就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而不是对现实的现存世界一种反对与改造。

对于意识是如何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成为从事生产实践的人，必然要产生交往，从而产生了社会交往的工具――意识、语言。“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3]”这就表明，意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意识只是人的意识，它“在任何时候都只是被意识了的存在”[1]。意识产生的前提是人，并且是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的哲学不同于德国哲学，德国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而他们则是从人间升到天国。他们哲学的考察方法是从历史的、现实存在的个人出发，意识仅仅是人的意识，它只是依附于人，没有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也无从谈起意识。从而“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以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以为的那样，是想像主体的想像活动。[4]”马克思恩格斯最终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意识只是人的意识，只是人们实践活动、社会交往的产物。

三、实践与自然

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其中费尔巴哈也不例外，他把“自然”当作自己哲学的核心之一，然而就是这一“自然”核心成为了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阐述自己新世界观的入口。

马克思认为，由于费尔巴哈对客观自然界面向人的感性现象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没有“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不是把感性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6]”因此导致了费尔巴哈关于外部世界的理解有两点局限性：“一方面不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7]”这两点局限性最终导致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半截子唯物主义，即当他面对自然时，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当他探讨历史时，他不是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在面对自然时排除了历史。费尔巴哈认为，他所面对的外部自然界都是天然自然界，自然界赋予人类一切，人类每走一步，每做一件事都要依赖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改造与被改造，而是自然尽力地自荐于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8]”

针对费尔巴哈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目前人类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已不再是原始的天然自然。随着人们不断扩大自己的实践活动领域，天然自然界的领域将不断缩减，“每当有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分出去……，[9]”并逐渐地成为人的自然环境，即人化自然。人化自然的出现是人与动物区分，人类社会开始自己进程的结果。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化自然对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时侯“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10]”因此可知，先于人类社会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所以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一种不存在的自然界，费尔巴哈把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即已被实践活动作用过的自然界当作天然的、自在的自然存在物，显然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做法。《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被人类实践活动作用过的自然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存在更为重要、更直接的依存基础，虽然一般自然先于人而现实存在，但人的实践活动却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成为我们这个感性世界的前提。他们强调：“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1]”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直观自然的同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般自然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它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历史先在性，但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这种自然领域将不断缩小并成为人的自然环境，人的自然环境相对人类来说仍具有客观存在性，它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然而人的实践活动在此却具有了逻辑上的“基始性”，实践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感性世界的前提。[12]”

四、实践与生产

《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抓住了实践活动的最基本内容――生产实践，《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则表明现实的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现实的生产劳动是实践的基本内容。《形态》则拓展了实践活动的内涵，指出实践活动是生产劳动与交往活动的辩证统一，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从而解决了科学唯物史观的基本任务，论证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并最终确立了科学的历史观。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实践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实践的本质是社会历史的物质活动，历史是现实的、具体的物质活动不断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想象的主体的想像活动。生产实践创造的历史，生产实践的本质就是具体的、历史的物质活动。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生产实践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并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们指出，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包含两方面：一是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实践，这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在生产实践中，人与人结合成了一种交往关系，即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表现为不同的所有制形式，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又具有反作用，二者是辩证发展、矛盾运动的。

进而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生产实践发展的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他们指出：“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的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回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13]”可见，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它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它必然会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揭示是他们探索科学唯物史观取得的重大成果，这一规律是其他历史规律的基础，并贯穿整个人类社会。

通过对以上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实践是社会历史生活的基础，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且还是人与人，人与社会，思维与存在相互联系的中介。最终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科学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诉它们产生的过程。[14]”

至此，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石――实践。实践代替了抽象的物质、直观的自然、先在的意识，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逻辑起点，并由此展开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论述。

参考文献：

〔1〕〔2〕〔3〕〔4〕〔7〕〔8〕〔9〕〔10〕〔11〕〔1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30.

社会实践论文格式4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全面素质提高的重要环节，是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社会的重要过程。它既是学生学习、研究与实践成果的全面总结，又是对学生素质与综合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为培养同学们的科学精神，保证社会实践报告的质量，避免与社会实践总结混淆，特为同学们从网络上搜索到有关暑期社会实践报告的资料，仅供参考：

一、实践报告的封面、扉页和目录

1.封面内容： 实践报告题目、团队名称；

2.扉页：成员组成(姓名、班级、)、实践单位、实践时间等；

3.目录：正文的各章节、团员感言、附件等。

二、实践报告撰写的内容与要求：

一份完整的实践报告应由以下部分组成：

1.报告题目

报告题目应该用简短、明确的文字写成，通过标题把实践活动的内容、特点概括出来。题目字数要适当，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如果有些细节必须放进标题，为避免冗长，可以设副标题，把细节放在副标题里。

调研报告的标题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规范化的标题格式，基本格式为“××关于××××的调查报告”、“关于××××的调查报告”、“××××调查”等。另一种是自由式标题，包括陈述式、提问式和正副题结合使用三种。陈述式如《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提问式如《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择业倾向沿海和京津地区》，正副标题结合式，正题陈述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或提出中心问题，副题标明调查的对象、范围、问题，这实际上类似于“发文主题”加“文种”的规范格式，如《高校发展重在学科建设――××××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思考》等。作为公文，最好用规范化的标题格式或自由式中正副题结合式标题。

2.学院及作者名称

学院名称和作者姓名应在题目下方注明，学院名称应用全称，用5号微软雅黑字。

3.摘要(有英文摘要的中文在前，英文在后)

报告需配摘要，摘要应反映报告的主要内容，概括地阐述实践活动中得到的基本观点、实践方法、取得的成果和结论。摘要字数要适当，中文摘要一般以200字左右为宜，英文摘要一般至少要有100个实词。摘要包括：

(a)“摘要”字样。

(b)摘要正文：摘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简要说明调查目的，即简要说明调查的原因；第二，简要介绍调查的对象和调查内容。包括调查时间、地点、对象、范围、调查要点及所要解答的问题；第三，简要介绍调查研究的方法。介绍调查研究的方法，有助于使确信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并说明选用该方法的原因。

(c)关键词。

4、前言

介绍实践的目的，意义， 相关背景、时间、地点、人员、调查手段组成，实践单位或部门的概况及发展情况， 实践要求等内容。

有几种写法：第一种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第二种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第三种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5.正文

社会实践论文格式5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建构；探索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9-0046-02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应强调“以人为本”。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充分观照学生的主体意愿和精神需要，打造师生互为主体、互相尊重的新型教育格局，做到教学相长、共同进步。秉承这样的理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具体授课实践中，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逐步探索出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新趋势，主要表现为：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范式转向

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核心是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著作当中，人的存在与发展是他们关注的永恒主题。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表示出他个人的明确立场，人本主义的追求恰恰也是共产主义的追求的目标。在马克思中青年时期的著作中都很明确的表示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要以人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和前提。可见，人的存在和发展与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内在的关联，同样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石。所以，恩格斯在1886年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名著中回顾马克思怎样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把唯物史观定义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阈下的以人为本，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具体实施过程当中，在强调施教者本身的主体性的同时，又要强调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做到以学生为本，形成师生之间的“主体间性”。要想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以生为本”，体现在教育目标的制定、教育过程的实施以及教育成果的考核等各个环节。从教育目标的制定来看，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感受和真正追求，做到社会需要和个人追求两者兼顾，这样既能满足社会需求，又会使受教育者拥有自我实现的满足；同时，在教育实施的过程中，还要随时考虑到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适时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教育方法和教育目标，使受教育者既可以满足社会需要，又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学习目标，努力实现自我的超越；最后，在对受教育对象进行考核时，衡量是否达到培养目标的标准，要考虑到教育对象的感受，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考核方式。要真正把他们看作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而不是统一的事物，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被受教育者所接受。总之，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理想目标，应以马克思人学理论为研究的出发点，面向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学范式的建构

从文化学的视角审视和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认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深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学旨归，我们将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文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为了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自觉”。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3]应当说，文化自觉是当代人针对目前人类文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文化理念，体现了人类对自身文化的深刻反省。当今中国，一方面，我们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文化发展遇到了一系列制约性问题需要解决，总体上表现为如何处理多元文化共生的问题。很显然，保持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自觉，就给这些问题的处理，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另一方面，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通过文化自觉的视阈去观照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研究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就是发挥文化在社会生活很多方面的重要作用，来提升人的认知水平，锻炼人的主体能力，拓展人的公共生活的范围及能力，促进人的交往能力的发展与文化视界的扩大，等等。期望通过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加快现代化进程，改善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以，要求我们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进行理性的分析，要对人的现代化敞开自觉批判的空间。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的先进文化教育要把人从物欲、利己中提升出来，实现人的精神本质，从禁欲、社会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主体性本质，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支撑。

其次，立足实践的角度，文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同样是为了回归思想政治教育本真的文化旨趣。思想政治教育本应该通过人类长久的文化积淀浸润人的心灵，以培植人的德性，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但是面对现代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浪潮，这种理念并没有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得到真正的反映。现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仍旧枯燥乏味，分析问题只是政治理论单调的循环求证，解答问题也只是运用政治理论解释政治理论的僵化阐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没有突出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人文精神的培育，而是过多强调个人对社会的服从和认同。思想政治教育是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的社会实践活动，本应该按照其最高的价值目标和理想去构建，发挥其文化引导和整合的功能。通过对社会现实文化进行分析，做出肯定性、否定性和前导性评价，以引导社会文化向健康方向发展。为了更好的促进当下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贫瘠的状态逐步走向品质丰厚的理想状态的复归，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和内涵必须进行文化学范式的转换。

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的实施

实践范式的建构与人本范式以及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是内在密切关联的。具体体现在学生的自我主体能力的高扬，激发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就是要将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首先，通过实践教学的锻炼，可以生动还原历史，加深历史感悟。通过社会实践深入社会现实，这样才能提升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同度。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本身分析，由于其特殊的课程性质，让学生总有一种从理论到理论，枯燥、乏味、空洞的既定印象。从而对涉及历史和现实的各个方面，很难产生丰富的感性认识，很难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接受和认同。因此，基于对教学的有效性和教学的最终目的考虑，实践教学环节的实施，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理论的形成过程，认识来源于实践，又会回归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这个过程的实施，恰好弥补了理论教学的缺憾，避免“纸上谈兵”，从而唤起学生的理论热情，激发理论的自觉。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有效互补，帮助学生解决有关理论的疑惑，从而提高学生对理论的向往和接受度。自然，也能够更好的帮助学生运用理论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更好的去理解和适应充满各种变数的社会生活。很显然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协调沟通能力以及自我管理能力均得到了锻炼，同时学生的语言表达、分析问题、思辨应变以及写作能力等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学们通过这一过程也提升了自信、增强了魄力、增长了才干、丰富了自身的经验。拓展了认知的渠道，也加深了书本理论认同。

其次，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将逐步得到提高。因此，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的作用与提高理论教学水平同等重要。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的设置都有其深刻的实践基础。为了让学生更深刻的掌握几门课程的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的开展。除此之外，世界观教育归根结底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并解决现实问题。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通过实践教学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从而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研究现实、解决现实问题的行动指南。

最后，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的养成依赖于实践教学的坚实历练。人的高尚情操和知识素养的形成，是“知行合一”过程的重要体现。我国明朝著名思想家王守仁最早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并解释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5]，而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又将其深化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6]，甚至对于知行关系做出了这样形象的比喻：“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总之，两者的观点都充分表达了知行关系的内在统一，充分体现了道德的自觉性和实践性。通过实践教学，学生在课堂中所学到的理论内涵、情感的体悟以及信念的养成以及意志的磨练，都得到充分的检验。特别是发自灵魂的向往对于学生道德品质的养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把情感的体悟过程解释成是个体在具体的生活实际中内在的升华的过程。单纯依靠理论教学无法触及学生灵魂，必须深入实际切切实实的体会和经历，才能促使情感升华为坚定的信仰。

总之，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之路还需要我们在实践当中不断去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前景需要我们不断去开拓，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的使命任重而道远。相信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指导，结合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范式将逐步得到完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将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王守仁。传习录[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