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践论文格式（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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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论文格式1

[关键词] 本体论；物质本体论；存在；实践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1-0039-05

本体论的概念在学术界还未得到一个统一的概论，“本体论”起源于西方学界，被认为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一种形态。目前，学术界对本体论比较通行的看法是，哲学本体论是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解释，即关于"存在"的理论。如物质本体，上帝本体，理性本体等。本体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不能简单理解为“本原论”“存在论”。本体论的核心内容应该是世界的本原问题，也就是说，是世界真正的存在，终极的存在是什么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存在

首先，对于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学术界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一直以来很多学者各执己见，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的本体论理解。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存在本体论，有的学者虽承认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存在，认为不能单一地说马克思主义是物质本体论、精神本体论或者实践本体论，“究竟什么是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学说？我以为不能企图用一个判断或一个命题，如自然本体论物质本体论或实践本体论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丰富内涵。任何简单的概括都会由于片面性陷入无休止的争论。”[1]对于此观点，显然是值得商榷的，这完全陷入不可知论的境地中。

马克思主义是拥有本体论的。本体论是任何哲学都必须承认，更不能摆脱的问题，可以说，它是哲学中的根本性问题，是哲学不同于非哲学的一个本质性规定。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本体论那么他就根本丧失哲学成立的最基本的条件。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在批判继承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借鉴旧哲学中的一些优秀哲学思想观点。它必然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本体论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是人的实在处境和生存需要。”[2]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一个纯思辨的哲学，它跟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近代机械唯物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目的在于建立既能认识世界又能改造世界的哲学，已区别以往哲学，仅仅只是认识世界，或者是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没有联系统一起来。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物质本体论

马克思的确很少在他的著作里对本体论作过专门的阐述，但是这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没有本体论，此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的确有提到本体论的内容，以及从其著作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拥有本体论。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尽管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统一。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3]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于本体论有过叙述的。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针对马赫主义者的“原则同格论”，列宁指出在认识论中，从物到感觉到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不只是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而且通过对认识来源的思考，确证了世界的本体论根据。恩格斯和列宁对物质本体论都做过描述或者提及。以及之后的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对物质本体论的地位进行了系统的表述。一是，将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是对自然对象的唯物的、辩证的理解；二是，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三是，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应用与推广。斯大林的这一论述奠定了物质本体论不可动摇的地位。

坚持物质本体论，就是要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客观决定主观。马克思主义物质本体论主要是将本体论推向了社会历史领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有很多地方可以发现物质本体论的踪影。“只有现在，当我们已经考察了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但是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4]“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活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5]这说明物质与意识的最初关系。“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6]这里阐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这个结论只能在承认世界的物质性的基础上才能得出。

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说，存在者何以存在的问题，即存在者存在的根据。一切存在的存在的根据归根到底是物质，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统一于物质性。“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7]这是社会历史领域为什么存在发展也要归结于物质。没有物质生产所提供的各种条件，社会无法存在，人也就不复存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阐述唯物史观时，谈论社会制度的更替和变迁，都必须立足于世界的物质性之上，必须承认物质生产对其决定作用。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本体论跟以前的物质本体论并不相同，实践并非与物质本体论毫无联系，它并非像以前那种单纯从世界本原出发来探究本体论，带有鲜明的朴素性的色彩，难以说明人与社会何以存在。马克思从实践出发，对物质本体论进行论证。

首先，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出发，将物质本体论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社会历史领域看似都与人有关，没有涉及物质本体。实践观点引入历史领域，论证了社会历史的唯物性质，其实就是，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通过从实践出发考察社会历史问题，说明了实践活动对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类的精神活动也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实践，而隐藏在实践后，为实践所需的物质。

其次，马克思主义更加关注人，强调人的感性活动的运用。“马克思在《提纲》中首次使用‘人的感性活动’这个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使用‘现实的个人’这个概念。”[9]人的感性活动具有重要作用，人的感性活动表现为个人能力的发展和发挥过程，可以就人的价值理念形成和外化，在社会历史中，人们对生产的分配与消费资料的满足，具有自己的r值观念道德观念等。马克思十分强调人们的感性活动。“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10]这里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只是把人看做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批判他没有从现有的社会联系出发来观察人们，那么费尔巴哈没有看到真实的活动的人，只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忽略了人的感性活动。“马克思瓦解了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实体概念，把它看作人的感性活动的物质组成部分，赋予它明确的社会历史内涵”[11]在承认人的感性活动的地位来建立本体论，更加丰富了物质本体论的内涵。也体现了马克思的人文关怀精神。

最后，马克思的物质本体论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他坚持实践论思维方式，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从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本体问题，强调以社会存在和人的生存发展来统摄自然本体，并把合理性追求融入本体论问题的探索之中，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12]马克思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在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基础上，肯定了人自身的作用。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意识的生产，都离不开人的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德国哲学的局限性，仅仅把意识看作是他们德国人的意识，认为意识决定生活，而不是生活决定意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13]仍然将这些存在的根据归位物质。

人的自由发展与解放是马克思物质本体论的价值取向。旧物质本体论将人与世界相脱离来谈论物质本体论，其不完整性可见一斑。而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4]将人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中解放出来，肯定人的感性活动，同时从实践出发，肯定了人可以改造世界，“我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我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15]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价值所向。

三、实践本体论的局限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理解，大多数人认为是实践本体论。实践本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一个普遍性理解，它是在马克思本人的文本影响下，从葛兰西实践哲学的背景中形成起来的一种见解。他们认为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要从实践出发去看待并解释人、自然、文化、观念等一切其他现象。认为自然，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实践。自然虽早于实践，但是自然的规律和性质都依赖于实践才能揭示出来，而人的存在与社会历史存在都离不开实践，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

“与物质本体论比较起来，这种实践本体论触及到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16]但是实践本体论仍然具有片面性，它只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层面，并没有深入地追溯其之所以存在的终极存在，实践并不是这个终极存在。实践是伴随着人类产生而产生的，它并不能说明人类产生前的存在，它同时也忽略了自然世界的先在性。实践本体论不可避免地就存在三大局限。

第一，本体论属于形而上学，超验范围，而实践是一个经验概念，属于认识论，实践本体论的提出就缺乏充分的理据。本体应该是一个超验存在，是不能看见，被衡量的。实践属于经验概念，它可以分为物质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验等等，而这些实践我们在生活中大部分都可以直接被看出来，农业种地、工人做工、渔夫打鱼等这些显而易见是生产实践。学生读书、领导开会这些是社会生活实践，实践是很具体的，我们可以很清楚在现实世界中意识到它的存在，它并非是一个超验的概念性的东西。此外，实践是属于认识论，实践是认识改造世界的方式，而本体论是谈论世界的存在，实践为本体在理论上都无法立足。

第二，所谓本体应该是唯“一”的，而实践应该是“多”。就此看来，实践本体论缺乏合理性。本体论的本体应该是具有唯一性，一切存在之所在的终极存在只能是一个。实践可以理解为多种实践，社会生活实践、物质生产实践，不同的实践针对的客观对象也不一样，对于谁是终极存在也难以确定。而物质本体是它在一切客观存在基础上的东西，具有唯一性。

第三，本体化生万物，本身不需要理由，而“实践”是有前提的，它必须承认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在现实世界化生万物，物质本体本身并不需要任何条件，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切存在的最终极的存在。实践是人所有独有的活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实践是人对客观对象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那么首先就必然要承认世界的客观性，否则实践就无法开展，所以实践是有条件的，它本身就不是无理由的。由此可见，“实践”也并非存在的终极存在。所以实践本体论也就缺乏科学性，难以经住推敲。

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就是物质本体论，其他任何本体论，都只是从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一个层面来阐明本体论，无法将其贯彻到整个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也非旧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它引入实践的观点，从实践出发，来论证物质本体论，不仅说清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也深刻论证世界统一于物质性的观点。同时，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更加注重人的感性活动的作用，更加注重关注人，这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理论丰富的内容。弄清本体论的问题，是我们学习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它也是任何哲学存在的前提。

[参考文献]

[1]陈先达。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及其当代价值[J].江海学刊，2002，02.

[2]陈先达。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及其当代价值[J].江海学刊，2002，0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9]邓晓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本体论建构意义――兼论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关系问题[J].探索。2009，5.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邓晓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本体论建构意义――兼论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关系问题》，《探索》，2009，5.

[12]欧阳康、张明仓。马克思本体论批判的价值取向及其当代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2，06.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社会实践论文格式2

关键词“中国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教学模式 设计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060-01

“中国梦”是振兴中华的发展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贯穿“纲要”课的全部内容。因此，以整合教学内容凸显中国梦，是中国梦融入“纲要”课的切入点。本文尝试从宏观历史格局与现实社会实践的视域下，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设计理论教学专题、主题教学讲座及实践教学创新三大模式来阐释中国梦，并帮助学生了解“中国梦”的“寻根”、“萌芽”、“成形”和“圆梦”的历史进程。

一、宏观历史格局下中国梦的理论教学专题模式设计

从宏观历史格局来看，中国梦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的高度概括。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既是“中国梦”的内涵，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这条主线是探索“中国梦”的具体历史进程，也是“中国梦”在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理论教学应从近现代中国宏观历史格局与中国梦的视域下重新整合新的理论教学体系，即紧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两个了解”：了解“中国梦”形成发展的国史与国情；“探索“中国梦”的三条主线”：1.中华民族“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2.中华民族“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今天；3.中华民族“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明天；“实现‘中国梦’的四个选择”：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改革开放；在课堂理论教学中以“一个主题――中国梦”为经，以探索中国梦“三条主线”为纬，来进行实现‘中国梦’“四个选择”的理论讲授，做到“史散而中国梦不散”，从而使理论教学达到历史延续性与理论系统性有机结合。经过精炼的选择，重新整合教材，凸显中国梦，特地设计为四个大的“中国梦”理论教学专题，主要分为四讲：（1）选择马克思主义开辟实现中国梦新道路的探索。（2）选择中国共产党奠定复兴中国梦的中国力量。（3）选择社会主义践行中国梦的初步探索。（4）选择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圆梦的光荣与梦想。

二、复兴“中国梦”视角下的主题教学讲座模式设计

复兴“中国梦”，既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主题，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纲”。“纲要”课在大力推进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中应积极发挥着主渠道作用。笔者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把讲授“中国梦”的主题与现实结合起来施行以讲座为创新教学模式的主题教学，并对“中国梦”的授课设计为四大主题讲座：第一讲 学习西方、梦想中国：近代中国先进中国人“救国梦”的探索。第二讲 跨越峡谷，振兴中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国梦”。第三讲 改革开放，崛起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富国梦”。第四讲 两岸同梦，民族复兴：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坐标上的“统一梦”。

三、践行“中国梦”社会行动中的实践教学创新模式设计

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纲要”课的实践教学应让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历史理论、历史规律运用到实际问题中。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纲要”主题，通过实践教学让学生在具体社会实践过程，增强他们实现中国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而提升学生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为此，笔者认为以让学生践行“中国梦”的社会行动来设计“纲要”实践教学的三大创新模式：

一是“三接流”践行“中国梦”的实践教学模式，即（1）历史主题与现实问题相对流。（2）中国近现代宏观历史与地方微观历史文化相汇流。（3）与其他三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相交流。

二是广开资“源”践行“中国梦”的实践教学模式。其设计可分为三大类：（1）拓展历史阅读与影视资源。以开阔历史的视野增强了解“中国梦”的历史感，并要求学生撰写读书心得与观后感等；（2）开发现实社会资源。让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进行调研，深入了解国史与国情，并撰写调研报告。（3）利用校园社团资源。指导学生参与历史类社团建设，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什么是中国梦，怎样实现中国梦？”的实践探讨活动。

总之，围绕实现“中国梦”这一主线，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进行理论专题、主题讲座、接“流”开“源”社会实践三大教学模式设计，既有利于增强“纲要”课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也有利于增强当代大学生“中国梦”的历史担当与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作者简介：

范大明（1974-），男，汉族，湖南郴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教学。

社会实践论文格式3

社会实践报告简介：实践报告是进行实践后的报告；是指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深入实际、深入社会，对完成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总结报告。其起源于改革开放中提出的一系列的有关经济、生活、教育的方针、政策等，吸引在校学生，渴望了解社会现实。其作用在于增强社会责任感，积极参加社会各种活动，增加大学生社会阅历、职业阅历，并提高大学生就业竞争能力，接触社会，了解实际职业需求。其有三个方针：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是汇报实践过程和结果的一种方式。

社会实践报告的报告格式一般由标题和正文两部分组成。

社会实践报告的报告格式(一)

标题：标题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规定的标题格式，即“发文主题”加“文种”，基本格式为“××关于××××的实践报告”、“关于××××的实践报告”、“××××实践”等。另一种是自由式标题，包括陈述式、提问式和正副题结合使用三种。陈述式如《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提问式如《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择业倾向沿海和京津地区》，正副标题结合式，正题陈述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或提出中心问题，副题标明调查的对象、范围、问题，这实际上类似于“发文主题”加“文种”的规范格式，如《高校发展重在学科建设――××××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思考》等。作为公文，最好用规范化的标题格式或自由式中正副题结合式标题。

社会实践报告的报告格式(二)

正文：正文一般分前言、主体、结尾三部分。

1.前言。

有几种写法：

第一种 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

第二种 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

第三种 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2.主体。

这是调查报告最主要的部分，这部分详述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做法、经验，以及分析调查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种具体认识、观点和基本结论。

3.结尾。

社会实践论文格式4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全面素质提高的重要环节，是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社会的重要过程。它既是学生学习、研究与实践成果的全面总结，又是对学生素质与综合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为培养同学们的科学精神，保证社会实践报告的质量，避免与社会实践总结混淆，特为同学们从网络上搜索到有关暑期社会实践报告的资料，仅供参考：

一、实践报告的封面、扉页和目录

1.封面内容： 实践报告题目、团队名称；

2.扉页：成员组成(姓名、班级、)、实践单位、实践时间等；

3.目录：正文的各章节、团员感言、附件等。

二、实践报告撰写的内容与要求：

一份完整的实践报告应由以下部分组成：

1.报告题目

报告题目应该用简短、明确的文字写成，通过标题把实践活动的内容、特点概括出来。题目字数要适当，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如果有些细节必须放进标题，为避免冗长，可以设副标题，把细节放在副标题里。

调研报告的标题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规范化的标题格式，基本格式为“××关于××××的调查报告”、“关于××××的调查报告”、“××××调查”等。另一种是自由式标题，包括陈述式、提问式和正副题结合使用三种。陈述式如《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提问式如《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择业倾向沿海和京津地区》，正副标题结合式，正题陈述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或提出中心问题，副题标明调查的对象、范围、问题，这实际上类似于“发文主题”加“文种”的规范格式，如《高校发展重在学科建设――××××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思考》等。作为公文，最好用规范化的标题格式或自由式中正副题结合式标题。

2.学院及作者名称

学院名称和作者姓名应在题目下方注明，学院名称应用全称，用5号微软雅黑字。

3.摘要(有英文摘要的中文在前，英文在后)

报告需配摘要，摘要应反映报告的主要内容，概括地阐述实践活动中得到的基本观点、实践方法、取得的成果和结论。摘要字数要适当，中文摘要一般以200字左右为宜，英文摘要一般至少要有100个实词。摘要包括：

(a)“摘要”字样。

(b)摘要正文：摘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简要说明调查目的，即简要说明调查的原因；第二，简要介绍调查的对象和调查内容。包括调查时间、地点、对象、范围、调查要点及所要解答的问题；第三，简要介绍调查研究的方法。介绍调查研究的方法，有助于使确信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并说明选用该方法的原因。

(c)关键词。

4、前言

介绍实践的目的，意义， 相关背景、时间、地点、人员、调查手段组成，实践单位或部门的概况及发展情况， 实践要求等内容。

有几种写法：第一种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第二种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第三种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5.正文

社会实践论文格式5

一、学术渊源：超越纯文学

本尼特是在马克思主义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下开始学术研究的，他在博士阶段主要研究卢卡奇的现实主义和阶级意识的观念，在1970年代初与雷蒙•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有过私人交往，并深受他们的影响。［1］1975年，他进入面向成人教育的开放大学工作，曾主持一门面向工人阶级而开设的开放性的“大众文化”课程，在此期间，与伯明翰学派的领导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斯图尔特•霍尔后来到开放大学任社会学教授，成为其同事﹚。就文学理论而言，托尼•本尼特的研究是以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论观为起点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等人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在于冲破了形式主义、新批评和阿诺德—利维斯传统的道德形式主义构建的纯文学的樊篱，动摇了文学作为审美自主领域的观念，而重新把文学纳入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相互作用的网络。作为“文化研究之父”的威廉斯是伊格尔顿、霍尔和本尼特等人的导师辈学者，他曾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对文学概念进行梳理进而指出，所谓的具有恒定的独特审美品性的文学概念，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文学最初指的是阅读条件﹙即阅读的能力和经验﹚，文艺复兴之后，才渐渐有了“精英”和“人文”学识的意义。随着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促成的新社会秩序所带来的社会压制和知识学科的机械化，文学也日渐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而专指“创造性”或“想象性”的作品。随着“审美”概念由一般感性意识转变成“艺术”和“美”的专门范畴，文学成为具有某种精巧品质的审美对象。不过，在如何定位这种精巧品质上还存在矛盾：即是将其看成“想象性”维度﹙即比“科学”、“客观”或“日常”现实更加深刻的真理﹚呢，还是看成“审美”维度﹙即语言、形式或风格之美﹚？人们逐渐采用了否定和对比的方式来对其进行界定，即文学不仅与“科学”和其他写作种类相对，而且也与大多数“文学”本身﹙“劣质”、“通俗”和“大众”的文化﹚相对，即不是一切“虚构”都是“想象”的，不是一切文学都是“文学”的。于是，文学渐渐成为惯例性的不言而喻的假定，暗指一种具体描绘、充分直接、重要、富有价值和活生生的人类经验。人们往往宣称这种经验的特权性和优先性，并把其他实践的概念如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抽象”和“一般”降格，把它们看成某种简单的僵化生硬的外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认为社会和历史的事实的活生生的经验不如那些文学经验更为具体直接。这样，文学概念就成为一种抽象系统，它在挑选真正“伟大”或“重要”的作品时，也有效地贬黜排斥“次要”、“劣质”或“不入流”的作品，甚至把绝大多数言说者的语言实践视为对伟大作品和优秀传统的“背叛”或“亵渎”。

显而易见，文学概念已经成为一种活跃的意识形态，它加强和维持了某种生硬的社会阶级区分。在威廉斯看来，文学是在某种语言的社会属性和形式属性中进行形式创作的过程和结果，是语言的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的标记，是通过这些语言的术语而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生产出来的。当这些社会关系发生深刻转变时，也会导致基本生产手段的变化和新的语言技术的出现。“二战”后，如电子传播、言语录音、演讲词制作、图像的电子创作和电子传播等新技术使语言实践超越了以前一统天下的印刷技术，而在社会语言本身中构成了突破“文学”专门化观念的崭新的物质实践。［3］因此，威廉斯指出，现在不应该怀旧式地固守与新文明产物相敌对的文学概念，因为它限制了文学的实践和运用，而是应该走出纯文学的强大樊篱，把一切人民的经验形式、新型的语言实践形式和一切符指形式都纳入研究的范围，从而发展把一切生活方式都视为文化、把一切文化都视为物质性实践的文化唯物主义。伊格尔顿是另一位重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与更为重视文学的实践、运用和功能的威廉斯不同，早期的伊格尔顿把文学文本当作其理论重心，试图保留文学与其他文本相区分的特殊性和自主性，而构建一种文本科学。在这点上，似乎又听到了对伊格尔顿影响甚大的阿尔都塞的艺术观的回响，即科学、意识形态与艺术并不相同。在阿尔都塞看来，艺术是以看到的、直接感觉到的生产形式加工塑造原材料﹙意识形态﹚的，而科学是以概念的和理性分析的形式做到的；真正的艺术尽管来源于意识形态，但已经与后者疏离开来，并以巧妙的感性方式暴露其虚伪性和幻觉性。［4］不过，伊格尔顿反对阿尔都塞把读者的观看和感受视为文本效果的最终保证，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坚持文本中心论。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文本缺乏现实直接所指的特点正是其虚构性的表现，文学文本的体裁、形式、惯例、具体主题、情节、情境、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选择或修辞手法，构成了与其他文本区分开来的内在价值。

不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伊格尔顿认为文本内部的审美价值既不能庸俗地化约为意识形态，也不能形式主义式地化约为文本技巧的操作，而在于文本与意识形态相互联系的状态。在他看来，文学文本是一个对各种符号进行加工、扭曲、压缩、糅合和陌生化的舞台，它可以摇动这些符号，使其脱离原来的固定位置，从而摆脱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力量的制约，而与不为历史所知的、向无限可能性敞开的某种自由联系起来。1980年代以后，伊格尔顿的文学观有所变化，其研究旨趣渐渐由学术性转向文学实践的政治关联，其关注焦点也由文本科学转移到文本生产的政治使用上。他倡导一种革命文学批评，希望把文学文本重新置于文化实践与其他社会活动联系起来的整个领域。他甚至把文学看成一种政治性修辞实践，即组织语言来达成特定的政治效果的“话语实践”。考虑到文学文本的政治效果，他认可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他实际上重新肯定了威廉斯冲破纯文学的狭隘界限的贡献，认为应该把文学纳入更为广泛的文化之中。不过，伊格尔顿并未滑向相对主义，在他看来，文本虽然不是完全自主的，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规定性的文学的内部特性，但是，文学这个概念的“摆脱实用语境”的基本规定依然是可普遍化的；文学文本是特定时代的占支配地位的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目的并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而构建的一种界定，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和表现形式，其实际效果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是可以确定的。托尼•本尼特不仅借鉴了威廉斯的文学观和文化观，而且在其基础上做出了更为激进彻底的发展。在超越纯文学和关注广泛的文化实践方面，本尼特要比威廉斯走得更远，他不仅对通俗小说、流行电影和电视剧等审美现象，而且对博物馆、艺术展馆和画廊等各种机构的文化实践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在文化唯物主义方面，本尼特在威廉斯的基础上，又吸取了福柯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甚至解构了社会与文化、存在和意识、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的区分，认为后者本身就是有机化社会关系的活跃组成部分，而不是社会现实的附带现象的显现和表征。托尼•本尼特更为认同1980年代后的伊格尔顿对纯文学的解构，他同意后者关于“不存在与其他符号体系区分开来的纯文学特性、应该把文学研究作为与话语研究或符指实践联系起来的更大的智性工程的组成部分”的倡导，但对后者“由于不存在文学这一对象，因此文学理论也是一种幻象”的观点表示异议。在本尼特看来，虽然不存在文学﹙审美﹚的文学理论，并不排除存在其他类型的文学理论的可能性。他倡导一种非审美的、非“文学”的文学观念，而把文学看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的表征空间，其特性不在于文本的实际身份，而在于选定文本被付诸使用和运用的制度话语的调节形式。

二、理论创新：与审美决裂的文学观

如前所述，本尼特的学术研究以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为起点，不过，他还吸取了福柯学派、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和解构主义思想，［8］其文学观显得更为激进。根据话语理论，意识形态或话语实践并不依赖于社会现实，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有机部分。由于社会关系是以话语关系的方式存在的，而后者又是流动的和测不准的，因此很难存在固定或稳定的社会客体的边界，也就很难把社会视为“每个部分都参照着另一部分而各居其位和各行其事”的有机整体。在话语理论看来，社会是把网络式的散乱差异捕捉于一系列不断移动变化和偶然暂时的链条式的相互关系之中的场域。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生产方式、基础或者阶级矛盾不再占据支配或中心地位，存在与意识、基础与上层建筑、现实与表征的二元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解。而对于文学来说，也就不能再将文学文本解释成社会现实的衍生现象的显现。本尼特也认可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统一连续的传统大历史观的解构。在后者看来，历史本身不过是一系列叙事和修辞手法的产物与话语实践的效果，而不是其他一切事物的超话语来源；把历史看成具有内在方向的连续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造的进化论式的神话和意识形态操作的产物。这种逻辑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坚持的文论观，即文学和历史分属于存在的不同领域，历史是现实、基础和超话语的真理，而文学文本依赖于历史，却又中介性地以特殊方式表达了历史状况或历史趋势。在本尼特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通过把文学文本构建成具有特权的表征来破译历史的发展进程，并试图组织连续和统一的历史叙事的做法，不仅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而且很难产生政治实践效果。不过，本尼特并不持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立场，而是试图提出一种替代选择，促使文学与史学的关注重新连结起来。他同意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的倡导，即挖掘特定历史时刻的制度策略，在这种特定时刻，文学文本通过这些制度策略而成为特定的意义和影响的承载者而发挥功能，从而成为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这里并没有否定文学概念而将其特性简单地削平，因为文学的区分性概念已经在历史中成为发挥实效的强大的制度系统。［9］本尼特也借鉴了其澳大利亚同事约翰•福娄﹙JohnFrow﹚关于取消文学与历史对立的思考。福娄认为，社会的实践制度的不同区域之间一直存在错综复杂的互动，其中的所有符号和物质现实都拥有同等的本体论力量和存在，一旦这些力量在任何一点上汇聚的复杂情况发生变化，这些区域的组织关系的状态就会随之发生变化。［10］由此出发，福娄主张保留文学这个并不完美的但已经成为历史的实际组成部分的概念，从而对文学进行精确定位的和有所差异的历史分析，认为应该让具体历史场合的文学概念取代本质主义的“文学概念”。

在福娄看来，考察文学文本不应该是为了揭示关于过去的社会关系，看它们说了什么，而应该是通过它们所说的，揭示它们在这些社会关系中做了什么。据此，本尼特进一步指出，要使文论与现实实践关联起来，关键不在于如何理解文学，构建某种区分性的内在形式的特殊品性，或者构建某种维特根斯坦式的相似、差异和延异的关系，而在于如何处理和运用它们；关键不在于将文学文本与历史关涉起来提取意义，而在于生产某种关于如何运用文学文本的具体的差别对待模式的知识，并使这种知识作为权力策略和主张的构成部分，在当下发挥作用。本尼特认为应该把文学看成某种发挥实效的社会场域和社会技术，它们制度化地调节了书写和阅读的实践，形成了社会性的组织场域，而在自我结构的形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2］他引用了史蒂芬•希思在《性的定位》中的研究来论证文学如何成为一种文化技术。在希思看来，小说是叙述个体社会关系的宽广文化的组成部分，促成了社会个体的意义秩序，它们在构成和组织个体性的特定社会形式上，作为自我型构的历史特定的文化技术的组成部分而发挥了作用。［13］希思细致地分析了小说作为便于调节性共同体和的相关机制或技艺的组成部分，不仅在话语层面，而且在生成和使它们流通的制度层面是如何运转的。在希思看来，性的小说化建构，帮助组织了具体的性能力和性身份得以形成的社会领域，它们是化具体化形式的社会工具的组成部分。本尼特还认可伊恩•亨特在《文化与治理：现代文学教育的兴起》中对文学文本日益成为道德训练机制和教育塑造工具的有机部分的研究，认为现在不能再像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简单地把文学看成一种压制性的意识形态，而应该看成一种规范广大民众品行的手段和强大实效的个人自我形成技术，看成更为普遍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的组成部分。

从这种学术理路出发，本尼特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的美学关注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西马一直坚持文学艺术的自主性、审美特性和超验性，意欲从文本本身提取一系列潜在、独特和超历史的形式结构的共同品性。在本尼特看来，西马往往通过抽象的手段，将艺术作品从现世琐事中抽象出来而提取一种普遍的审美特性，却遗忘了现世琐事制约和影响着它们的生产、接受及其效果，实际上说明它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哲学美学的影响。另一方面，西马又依据社会历史条件来对文学文本进行解释，力图理论地说明二者的相互作用，并为文学文本的共同品性寻找历史条件的支持。在本尼特看来，这种矛盾很难克服。因为，只有认定文学具有独特的永恒品性，才能获得文学的相对自主和相应的决定自身的能力，这样，这种文学本质就必定是社会历史分析难以触及的。而且，西马的这种文论观依赖连续的、具有前进方向的大写历史观。本尼特曾以卢卡奇的普遍性使命理论为例进行分析。在卢卡奇那里，真正的文学艺术表征了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进步趋向和普遍性的社会经验，这样，就存在一种区分和排斥，以克服了异化影响而认识到普遍性使命的审美主体来排斥一般的劳工大众，以所谓的经典艺术来排斥大众经验和通俗艺术。而且，在判断文学文本是否算得上经典艺术方面，其标准主要依赖文学文本在未来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以并不存在的未来而决定文学文本的价值和意义的方式，显然带有唯心主义色彩。本尼特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文学自主理论化，还面临一种深层困难：必须参照意识形态和科学，而通过双重区分来界定文学，即文学既不是意识形态，又不是科学；同时因为文学的功能在某些方面与意识形态相联系，所以它也并不完全是非意识形态的，而又因为它可以将主体从意识形态的幻觉导向科学真理的康庄大道，所以它并不完全是非科学的。这样，西马的文学相对自主观就成了一种无立场﹙not−statements﹚的理论。而且，如果要依据科学与意识形态来否定地定义文学，那么后两者必须依据其本身而得到明确定义，但是把意识形态理论化为统治阶级的话语和科学真理的对立面，现在似乎也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本尼特也指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因为固守文学特性观念，而导致其染有精英化色彩，如当它要判定哪一种书写算得上真正的文学时，往往照搬由资产阶级批评所提出的形式等级，总是强烈地趋向于所谓的伟大传统，而排斥小说写作的更宽广领域，即通俗小说或大众小说。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对话的基础上，本尼特同意伊格尔顿的“不存在与其他符号体系区分开来的纯文学特性”的观点，但是与后者不同的是，他认为应该为文学保留一个位置，不过需要把文学看成一系列社会的而不是形式的实体和程序；尽管不存在文学的文学理论，但并不排除存在其他种类的文学理论的可能性。本尼特大胆地指出了一种重新理论化文学的可能性，即可以把文学看成某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的表征空间，其特性在于选定文本被付诸运用的制度话语的调节形式。这样，就把那些文本的实际身份的经验问题视为一种并不影响定义的偶然性，文学理论就毋须再从理论上或经验上证明一种具有形式特性的文学存在，而只需集中关注文本的运用构成的社会实践区域。相应地，就会把文学的本体身份看成一系列可观察的社会过程，而不是看成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存在。本尼特的目的在于发展更加注重历史社会实效、更加透彻地贯彻实践意识的文学理论，他倡导一种周密规划﹙calculation﹚的文学政治观，即政治行为者要周密规划所选定的文本在具体语境中运用的实效、可能性和后果，从而促成生产一种关乎文本的社会历史运用的技能性的专业知识。

总体来看，本尼特是一位后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也很难超越后马克思主义的限度。不难看出，本尼特的学术研究以文化唯物主义、话语理论和解构主义为理论基石，而后者的根本问题在于过分夸大了文化表征相对于经济条件的独立性，而滑向否定了经济条件的基础作用的立场。在本尼特看来，社会中的一切符号和物质现实各不相同，具有相互区分的差异性，而且都拥有同等的不依赖其他存在的本体论力量。他否定这些多元平等的存在的背后还有共同的隐蔽的长期的支配性力量，这实际上已经暗暗地否定了经济状况的最终决定作用，而放弃了基础或社会存在决定上层建筑或社会意识的立场，否认了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社会阶层等对意识、社会心理和文化表征的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而滑向了文化唯心主义的立场，其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本尼特的历史观也存在不少问题，尽管大写的、连续的、进化式的历史观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资本主义神话，但并不能否认，在纷纭变化的历史事件背后，尤其是一些重大事件，如衰落、帝国殖民的兴起及崩溃、大规模贩运黑人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等诸如此类的重大事件背后，还是存在一些深层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规律，卢卡奇等人强调文艺作品通过书写这种重大事件而揭示普遍性的历史规律，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本尼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历史观的批判，并不能彻底摆脱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局限性。

还要指出，本尼特的反美学和反传统文学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其思想渊源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其对审美和文学的理解似乎过于简单片面。即使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模式难以构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普遍性的和本体性的审美特性，也不能在理论上彻底否认存在与其他文本区分出来的审美特性的可能性。事实上，审美与人的本质能力即幻想和想象密切相关，它保证了人们能够通过审美不折不挠地探索和规划一种更合乎全人类的目的和意愿、使人的潜能更加充分发展的可能的和替代性的未来世界。与文学出身的伊格尔顿相比，社会学出身的本尼特似乎缺乏对文艺作品的真切体验，似乎对文学艺术能够在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开拓未来生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深刻理解，似乎忽略了虚构、想象和幻想这些心理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当然，还要指出，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本尼特的学术主张和文学观还是很有参照意义的。某种程度上说，我国文论建设借鉴的更多的是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传统，尤其是康德学派、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在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浓郁的无关乎社会历史的理想主义或唯心主义色彩，而缺乏当下现实的针对性和实践性。本尼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痼疾的分析，有利于我们走出纯文学艺术观的误区，克服文论建设方面的精英主义倾向，克服审美与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分离。而且，如果能以本尼特的重视实践和策略性的周密规划的文学观为参照物，显然有助于深入贯彻在文论建设方面一直缺席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识，进一步深化美学和文论的社会历史化维度，也有利于打破知识分子与政府的二元对立，而使拥有专业技术知识的学者在面对当下波澜壮阔的中国经验和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上可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