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与《大公报》（实用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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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的《大公报》――纪念《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1

现在人们可能只知道我国香港有一张《大公报》，而不知道当年《大公报》是从天津起家，“”前的北京《大公报》曾是中央一级全国性的经济报纸。现在人们大都知道我国有一张权威性的经济报纸《经济日报》，而不知道这张报纸和当年的《大公报》有着某些历史渊源。那么，《大公报》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北京《大公报》而今安在？

《大公报》的历史命运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是世界上现存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文报纸。报纸跨越了晚清、辛亥革命、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历史时期。报馆从天津起家，先后在上海、汉口、香港、重庆、桂林、北京等地出版。全国解放后，天津《大公报》易名《进步日报》继续出版；上海《大公报》保持原名出版；重庆《大公报》改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香港《大公报》维持原样未作变动。1953年，上海《大公报》奉命迁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以《大公报》原名出版；1956年，北京大公报社新楼落成（即今光明日报社斜对面的北京市邮局大楼），天津《大公报》迁至北京出版，经历13年，直到史无前例的“”。

“”初期，《大公报》风雨飘摇，处境十分不妙，恰在这时，总编辑常芝青同志被调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我被推上《大公报》夜班总负责人的位置。由于中央财金学院造反派学生进驻报社，闹得报社人仰马翻，编辑部工作极其困难，大家惟一的希望就是维持报纸继续出版。1966年12月30日晚，造反派学生强行命令《大公报》停刊。我据理力争，毫无结果；想打电话给报社上级领导、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学生把住电话，无法联系（据先念同志事后说，他那时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报社的事管不了啦。）。在天将黎明时，我坚持签发大样，以为可以付印。谁想学生们到印刷厂印报机前横行霸道，不准工人开动机器。这最后一张已经编排好的报纸硬是被扼杀在“母腹”之中了。

次日，报社门口贴出了白纸大字书写的所谓“《大公报》讣告”，历数报纸在旧中国对“小骂大帮忙”等“罪行”，因而宣判《大公报》“死刑”。造反派学生堂而皇之成立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大公报治丧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都是中央财金学院学生。北京《大公报》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期间被“封”掉的报纸何止《大公报》一家。庆幸的是，“”后报纸纷纷复刊，不仅原有的报纸一一恢复，还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版了许多新报纸。令人奇怪的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公报》却迟迟无声无息。其间，原北京《大公报》同仁曾三次上书中央，恳切请求恢复《大公报》。先念副总理在一次会议上也亲口说过：“恢复《大公报》，登广告。”可是当时有人认为，《大公报》在旧社会对“小骂大帮忙”，不光彩，不要出了。就这样，《大公报》复出受阻，成为“”中惟一被彻底“砸烂”的报纸。

那么，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公报》解放前是否对政府“小骂大帮忙”？作为解放后曾在天津、北京《大公报》工作了近20年的我，仅就个人了解的情况提供一些材料。

对不止是小骂还有大骂

余生也晚，对于晚清和民初时期的《大公报》既不了解更未参与。我认识《大公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我在四川读国立中学，从初中到高中，不仅是我，可以说那时的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最喜爱读的报纸是重庆《大公报》。在的陪都重庆，每天清晨，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率先出版，但购报者寥寥无几。《大公报》因印量大，发行先外埠后本市，往往要在上午九、十点钟才在街头露面，可是它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为什么读者对此报情有独钟？无非是因为它的报道比较客观、公正、翔实，能替老百姓说话。它的发行量之大，为重庆各报的总和，可见多么受到读者欢迎。记得有一段时期，《大公报》还刊登过启事，因印刷能力所限，劝说读者不要再订阅《大公报》了，一份报纸大家传阅。1941年，它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这是迄今惟一获得国际奖誉的中国报纸。

1940年夏，大后方物价飞涨，当时叫做“米珠薪桂”，群众苦不堪言。《大公报》当即于6月29日发表社评《天时人事之雨》，提出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操纵粮食买卖的奸商，平抑粮价，以解民怒。文章督促当局关心民众生活，动真格的！其后又发表了一系列社评，对大后方通货膨胀、物价飞腾的形势予以抨击。这些言论受到读者的同情和重视，却遭到官商一体、鱼肉人民的统治当局的忌恨。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会同政要翁文灏、徐堪、俞鸿钧等人，约见《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无端指责社评中引用数字不准，表示抗议。

香港被日寇侵占后，爆发出孔祥熙的二小姐带着洋狗和老妈子乘飞机从港飞渝的新闻，举国哗然。这条消息是《大公报》首先在社评中揭露出来的。缘起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陷于香港，总编辑王芸生为此事专门找了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请他设法救援。陈很快答复：已电告香港机场，帮助胡政之尽快离港。《大公报》于是派人到重庆珊瑚坝机场守候迎接。12月9日，由港飞渝的最后一班飞机到达。机门打开，不见胡政之，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子从飞机上下来，由穿着男式西装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对当局之如此腐败，报馆同仁义愤填膺。因每天审查报纸大样，不能直书其事，王芸生便在1篇社评中巧妙地提出：“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这起飞机洋狗事件就这样在群众中广泛传开了，广大群众为之激愤，流亡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和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中法大学、同济大学、云南大学等师生，先后游行示威，抗议国民政府腐败，喊出“打倒”的口号，使惊恐不已。

1942年，河南省大旱，3000万同胞深陷在饥馑死亡线上。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妻离子散，吃杂草的毒发致死，啃干树皮的难逃刺喉绞肠之苦。有人把妻女驮到遥远的人肉市场，也换不来几斗粮食。《大公报》于1943年2月1日，刊登记者张高峰寄自河南叶县的通讯《豫灾实录》，对河南惨绝人寰的情况作了详细报道。《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读罢心潮起伏，不能自已。他对比重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情景于次日写出了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著名社评：“昨天本报刊载了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人员也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为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17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的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社评接着描写重庆物价跳涨，市场抢购，限价无效，而阔人泡在灯红酒绿的豪奢生活中，然后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地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篇社评惹得大发雷霆，当晚便以军事委员会名义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记者张高峰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

在统治区办报，社评能论述得这样淋漓尽致，恐怕不能说是“小骂”了吧！至少并不认为是小骂，不然为何暴跳如雷，令《大公报》停刊呢？

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严重地阻碍了抗战的进行。《大公报》1944年12月9日题为《为国家求饶》的社评，大骂贪官和奸商，忧国忧民的心情溢于言表。

1944年冬，湘桂大撤退，部队溃不成军，日寇铁蹄入侵贵州省独山，造成都匀吃紧，贵阳恐慌，重庆震动，政府甚至要“迁都西康以避其锋”，达官贵人纷纷逃避，有的则乘飞机逃往国外。在困难紧急之时，《大公报》于12月24日愤然发表了题为《晁错与马谡》的社评，援引汉景帝杀晁错而败七国之兵、诸葛亮斩马谡以正军法的史实，说明：“当国事机微，历史关头，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戮败将以服军民之心，是大英断，是甚必要”。这是不指名地提出杀“权相”孔祥熙、斩“败将”何应钦，以谢国人。文章直指国民政府的当权显要，不能不说是大胆敢言。遥忆当年，《大公报》的社评不知唤醒多少人的良知，使他们痛恨腐败的。

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滇缅路被截断之后，中国对外交通统统中断，只靠空运从印度向大后方输入少许物资，官僚买办阶级大发国难财，而老百姓（当时称之为“升斗小民”）更加苦不堪言。这时，对新闻控制更为严厉，动辄得咎。在这种情况下，《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和打迂回战，来一个“王顾左右而言他”，发起“爱恨悔”运动，连续发表文章，提倡敢爱所爱，敢恨所恨。这自然又刺痛了那根神经，他看不顺眼，听不入耳，真怕把人心激动起来，动摇他的王朝宝座。他把吴敬恒（稚晖）这个老宝贝搬出来，在星期一的中央纪念周上，吴敬恒说：“《大公报》宣传爱恨悔，有些形迹可疑。因为孙总理（孙中山）的学说只讲仁爱，从不讲恨……《大公报》恐怕是替共产党作宣传。”当天，王芸生便接到陈布雷的通知：“《大公报》不要再发表说爱恨悔的文章了。”

言论之外，《大公报》的不少新闻通讯勇于揭露黑暗，放言为民请命。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信揭露了西北地区的贫穷落后和统治者的残忍凶狠，他的战地通信则大胆指斥那些不顾民族存亡、一味保存实力的“逃跑将军”。杨刚的浙赣战地通信揭露当局对颠沛流离的莘莘学子不管不问，只顾自己升官发财。彭子冈的“重庆航讯”公开揭露和抨击上层统治者的专制无知、骄奢淫逸。1946年2月25、27日，她在题为《济南小组在兖州》通信中，公开揭露在抗战时期指令军队加入伪军，专事，抗战胜利后则收编伪军制造内战。锋芒所向，直指最高当局。

《大公报》对国统区的学生运动明显地采取支持态度，曾多次翔实报道京津沪等城市的学运情况，并发表社评给予声援，对迫害学生也及时揭露。我是一个亲身受惠者，1948年11月2日，在北师大就读的我，以“匪谍学生”罪名被北平特刑庭逮捕入狱。次日，天津《大公报》就发表题为《师大一学生张颂甲被捕》（两行题）的消息。经过公开曝光，对被捕学生是一种保护，避免敌人暗中加害。

一张“文人论政”的报纸

在旧中国，《大公报》一贯标榜自己“不党、不私、不盲、不卖”，是一张“文人论政”、“以文章报国”的民间报纸。因为它敢于痛骂执政的政府，《中央日报》曾多次刊登文章责骂《大公报》和王芸生“其主义为民族失败主义，其方略为国家分裂主义”，“助长动乱，危害国家”。他们公然连续发表“一查王芸生”、“二查王芸生”、三查王芸生”的社论，指责《大公报》为共产党“张目”，是新华社的“应声虫”。

有人说《大公报》曾给帮过忙，那是指《大公报》也登过一些言论。早在1941年5月21日，王芸生写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论，无端指责十八集团军“不积极抗日”。当夜，写了一封长信，逐条加以驳斥。1945年11月20日，《大公报》发表《质中共》的社评，把内战责任转嫁在共产党身上。次日，重庆《新华日报》即发表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加以批驳。1946年4月16日，《大公报》又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论，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恶毒攻击。4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的社论，逐一辩驳澄清，如此等等，是不争的事实。于是有人就认定：《大公报》当年对的“小骂”是假，“大帮忙”才是真。

平心而论，旧中国的《大公报》对既有小骂，又有大骂，还有一些不能简单地以小大来区分的怒骂、痛骂，这些都有白纸黑字留下的事实。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台盟副主席的李纯青所写《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一文称：“至于《大公报》的新闻版面，可以说十分之六七是左倾的。如果说《大公报》左右开弓，以左的力量为大……”。依我看，大公报人不能不受时代的限制，他们对事物的认识难免会产生偏差，甚至会发生谬误，这也不足为怪。《大公报》虽然也曾尖锐地抨击过共产党，可是在《大公报》版面上，一直书写“中共”、“共军”。后来，宣传“戡乱剿匪”，诬共党、共军为“匪”，命令国统区的报纸都把“匪”字加到共党、共军头上。即使如此，《大公报》敢于不听“训令”，报上仍直书“中共”、“共军”，坚持不让“匪”字上版面，这在当时是不容易做到的。

1944年夏，《大公报》编辑主任孔昭恺参加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访问，主席宴请记者团时，请孔坐首席，并举杯对孔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关心、重视《大公报》

主席一直十分重视《大公报》，并亲自做《大公报》的工作。他在重庆谈判期间，工作十分繁忙紧张，仍然多次会见《大公报》的负责人。一次是1945年9月5日下午，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办事处，接见了总编辑王芸生、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三人，谈话三小时，并留吃晚饭，作陪的有、王若飞、董必武等同志。第二次是9月20日，再次接见上述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第三次，当晚7时，《大公报》以总经理胡政之名义，宴请和中共代表团。宴会结束时，为《大公报》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如果是一张对“小骂大帮忙”的报纸，以及中央领导同志何至于如此热心地做它的工作？退一步讲，即使这张报纸有过所谓“小骂大帮忙”行为，解放后的十七年，它已改弦更张，作为中央一级的全国性报纸，努力宣传报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国内外树立了较高的威信。又何至于不辨历史时期，不分青红皂白，一直把这顶帽子死死扣在它的头上？

1948年冬，辽沈战役结束后，接着发起平津战役，天津市的解放迫在眉睫。当时天津市是即将解放的第一个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它的解放，将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处理和对待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公报》，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大公报》总管理处设在上海，下辖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个分馆，分别出版四份日报和两份晚报（重庆《大公晚报》和香港《新晚报》），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报业集团。

《大公报》是什么性质的报纸？它从未接受过政府的一文资助，当然不是的报纸；它也从未接受过官僚资本的津贴，更不含有外资，与官僚资本也是无缘的。它应属于民族资本企业。就其在国际和国内的地位和影响而论，在中国报界中，当时尚无出其右者。《大公报》在国内各界中拥有广大读者，特别是在高层知识界和工商界中有着深远广泛的影响。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天津解放后，如何处理《大公报》天津版的问题，显然就不仅仅是一张报纸的存废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对民营报纸的政策以及它的读者影响的问题了。因此，、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亲自过问天津《大公报》如何继续出版问题。

当中央决定发起平津战役后，有关部门即把已在解放区的原《大公报》同仁杨刚（女，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孟秋江（与名记者范长江齐名，被称为“两江”，后任天津《进步日报》社长、北京《大公报》副社长、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等，邀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等人主持下，研究了天津《大公报》的出报问题。

当时决定的处理方针，概括起来主要是两条：一、按私营企业对待，党和政府不予接管；二、易名《进步日报》出版。《进步日报》的报头是由命名，由郭沫若正楷书写。有的同志觉得这个报名革命的味道不足，同志说，办报的自我检讨、自我批判就是进步；看报的也要进步，解放了，大家都要进步嘛！就这样，才最后确定下来。

接着，杨刚等人即衔命随进入天津市，会同天津《大公报》中共地下党员徐盈、彭子冈、李光诒、李定（杨邦祺）、胡邦定、刘桂梁等，发动职工进行改组，易名出版了《进步日报》。

在《进步日报》的刊词中，曾“上纲上线”对报纸的过去加以鞭挞。对此，李纯青也曾著文予以澄清，说明问题的实质。他说那是“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以自我讨伐代替实事求是，是言过信史的”。的确，知识分子迫于形势，自我上纲、自我讨伐的例子，我们见的还少吗？

事实上，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天津《大公报》易名的决定很快地进行了反思，并用实际行动作了纠正。主席在看到刚创刊的《进步日报》后，说：“旧瓶可以装新酒，报名也可以不改嘛！”

1949年2月，为避免迫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王芸生等人由上海秘密赴香港。他听说天津《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非常懊丧。后来当他同一批著名民主人士由海路经天津到达北平后，同志很快对王芸生说：“上海《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果然，即派杨刚同王芸生一起奔赴上海，主持上海《大公报》的工作。

据著名报人徐铸成撰文回忆：“记得1949年百万大军渡江成功，我和王芸生、杨刚等随军南下，曾为我们饯行。席间，说《大公报》曾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新闻人才。”

谈到《大公报》培养人才，我国新闻界著名编辑记者像范长江、杨刚、徐铸成、孟秋江、萧乾、徐盈、子冈、李纯青、谭文瑞、陆诒、朱启平、李侠文、唐振常、季崇威、吕德润、曾敏之……，均出自《大公报》或在《大公报》工作过，他们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成为一代新闻精英，许多人至今还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解放前夕也曾在上海《大公报》工作过。对和平解放北平作过突出贡献的傅冬菊同志（解放后改名傅冬），曾是天津《大公报》青年群副刊的编辑；名噪海内外的小说家、现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长的金庸先生（查良镛），也在上海《大公报》担任过译员。

其后，在许多场合一再肯定《大公报》，说《大公报》是爱国的，抗日的，《大公报》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大公报》人都具有强烈的事业心，等等。曾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从未提及解放战争时期某些人加给《大公报》对“小骂大帮忙”的帽子。

不仅，同志解放后也一直重视《大公报》。早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时，他天天阅读天津《进步日报》（《大公报》）。我参观他的故居时发现报架上陈列的几份报纸中就有《进步日报》，讲解员说这是每天必看的报纸。1950年10月底，北京大学曾昭伦教授等在《进步日报》撰文抗议美国发动侵朝战争，1950年11月3日，毛致函胡乔木：“乔木：此件天津《进步日报》已发表，北京《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似可发表，请酌办。”其后，同志也一直运用《大公报》推动工作。当他看到1957年4月13日北京《大公报》的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时，嘱令：“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1篇文章。”他于4月26日还写了一个批语：“《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北京《大公报》未能恢复令人惋惜

1953年，中央决定，上海《大公报》北迁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出版新的《大公报》，升格为中央一级全国性报纸，负责财经工作和国际方面的宣传。1953年1月4日，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指出：“为了适应社会及国家建设事业的规模和发展的需要，《大公报》改组以后，已按照中央的意见，重新确定了编辑方针，即除了加强国际问题的报道外，确定以报道和讨论财经问题，特别是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为主，各级党委应该领导和督促各有关部门，重视运用这份报纸，使之成为发表意见、解释政策、交流经验的工具。中央一级的财经工作部门，特别是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轻工业部、全国合作总社、人民银行、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劳动部等部门党组，应该指定专人和《大公报》取得经常的联系，指导其编辑采访和评论工作。”1954年10月6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大公报》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中央曾明确规定《大公报》以财政、经济、贸易方面的工作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的宣传报道内容，并准备条件，向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报纸的方向发展。此外，并可适当注意配合国际问题的宣传报道，这一方针，今后仍应继续贯彻执行。”这两个通知虽然有当时的时代特征，但它影响深远，随着中华大地经济建设的发展，可以说开了我国专业经济报纸的先河。

1956年，在北京出版的《大公报》逐步明确为李先念副总理和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领导下的一张全国性财经报纸。为此，中共中央再一次向全党下达了文件，明确《大公报》为财经系统党报的性质，要求各有关部门加强订阅。其后，《大公报》在国内成为一张中央权威性的经济报纸，发行量大增，《大公报》从此走上了坦途。

谁也想不到，一场灾难性的风暴降临，《大公报》同许多新闻单位一样遭到劫难。报纸先是在1966年10月被迫改名为《前进报》，陈伯达决定由对开大报改出四开小报。报社同仁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只是企求保住报社。然而，善良的愿望破灭了。如本文开头所说的，当年年底，造反派学生硬是把一张全国性大报给封杀了。

《大公报》停刊后，全体同仁在“军管”下，搞所谓“斗、批、改”，这一批知识分子和印刷厂工人，包括王芸生在内，斗来斗去，朝不保夕、人人自危。后来，整个单位又“连锅端”，下放到北京市，由工人和思想宣传队领导，整天搞什么“大批判”、“上纲上线”，最后只落得个“斗批散”，全体人员下放北京郊区，北京《大公报》被彻底瓦解了。

直到1978年，各行各业学大庆、学大寨，李先念副总理决定办一张以财贸为主要宣传内容的报纸，他想起他的《大公报》旧部，调集了原《大公报》总编辑常芝青（曾任《晋绥日报》、《光明日报》总编辑）为首的八人（我也在其内）进行筹备。这本来是恢复《大公报》的最好时机，但由于前边所述的某种原因未能实现，而是将这份报纸定名为《财贸战线》报，这只能令人徒唤奈何耳！

1978年出版的《财贸战线》报于1980年改名为《中国财贸报》。1983年1月3日，中央决定《中国财贸报》易名为《经济日报》继续出版。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现在的《经济日报》报头下有两个序号，其中“总序号”是从《财贸战线》报创刊号开始，由《经济日报》延续至今。由此可知，今天的《经济日报》是由《财贸战线》报脱胎而来，而创办《财贸战线》报的人都是原大公报人。1978年7月4日《人民日报》在一版以“《财贸战线》报在京创刊”为题刊登的新华社消息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个渊源。2001年第3期《新闻探索》刊登的《百年新闻――20世纪新闻事业编年史》在1978年栏内也写明：“《经济日报》前身《财贸战线》创刊。”

掐指算来，“”开始至今三十余年过去了。某些人硬加给《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的帽子至今还没有摘下去。对解放前的《大公报》应该实事求是地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对建国后十七年由国务院领导的《大公报》更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如今，北京《大公报》已不复存在了，但香港《大公报》未遭“”劫难，得以保留出版。所幸，香港回归，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版图上，还保留了一张《大公报》，使它不至于“香烟”绝灭。不然，《大公报》这张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文报纸竟然莫名其妙地在祖国消失，恐怕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胡政之与《大公报》2

胡霖，字政之，1889年出生，解放前是我国著名的老报人和新闻机构的组织者。《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发表《新生宣言》，共有47年的历史。胡政之曾两度担任该报经理或总经理兼总编辑或副总编辑，历时共27年。

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

清朝末年有一个到国外留学的热潮，去日本留学的人最多。1906年胡政之只有17岁就自费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11年回国，当过翻译、律师、法官、编辑、教员等，时间都不长。1915年王揖唐任吉林巡按使（即省长），胡任王的秘书。次年王任段祺瑞内阁的内务总长（即部长），胡在该部任参事。

《大公报》原为满族人英敛之所创办。英敛之反对慈禧，拥护光绪，主张建立君主立体。他办报就是为了制造舆论以达到这个目的。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成立，他便无意继续经营，早已委托别人代管。1916年9月，他把《大公报》盘售给安福系的王郅隆接办。经徐树铮推荐，聘请胡政之任经理兼总编辑。胡从此不再做官，以办报为业。在易手之前，《大公报》是清王朝帝党的机关报，在盘售之后，就成为安福系的机关报了。胡政之在王郅隆接办后的《大公报》中工作了3年，由于安福系亲日卖国，声名狼藉，他也没有做出成绩。后来他不想再办这种机关报了。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由于参加了对德宣战，中国也算“战胜国”。从1919年1月18日到6月28日，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胡政之受王揖唐的委托，以《大公报》记者的身分前往欧洲，采访了这次会议。他不仅是到会的唯一中国记者，也是中国记者第一次采访这样重大的国际事件。在他之前到欧洲去采访的大概只有瞿秋白和戈公振。在中国报业史中，可以说他是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这种以总编辑的身分亲自外出采访的作风，他在此后30年中也没有改变。

新记公司的《大公报》

胡政之出国去采访巴黎和会，《大公报》仍由王郅隆经营。王本来是个粮商，在冶游时与安福系军阀拉上关系，成为安福俱乐部的会计主任。他没有办报的经验，聘请的编辑又不得力，言论亲日，不得人心，使这张报每况愈下。直皖战争之后，他去日本，1923年9月因地震死于大阪，报社由他儿子王景杭接管。随着安福系的没落，这张报苟延残喘，无人问津，最后每天只印几十份，在街上贴贴报牌子。1925年11月27日终于停刊。

这时，吴鼎昌已经成为北方财阀，很久没有做官，想办一张报纸作为政治资本，重登仕途。胡政之在1920年回国后，没有回到《大公报》，在北京林白水主办的《新社会日报》担任了总编辑，后又到由孙中山、段祺瑞、出资经营的国闻通讯社工作，后任通讯社创办的《国闻周报》总编辑。当时，胡政之为国闻社办事常到天津，看到作为安福系机关报的《大公报》关门了，便想，能不能办一张没有背景的报纸呢？他没有阶级观点，但是他把“官”和“民”分开来看。张季鸾也是老报人，办报多次都失败了，这时正在天津赋闲，也想卷土重来。这3个人过去都相识，因而商量组织新记公司盘接《大公报》。新报社是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组织和张季鸾的文章相结合的产物。按照各自具备的条件，由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担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担任总编辑兼副经理。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于是新记公司的《大公报》便出版了。

新记《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续刊，内容丰富多彩，版面新颖别致，独树一帜，使人耳目一新。国闻社已有北京、上海、汉口、沈阳、哈尔滨5个分社，新闻来源比较全面。当时的中央社还没有成立，要闻版全部都是专电。编排的形式也有突破。当时报纸是竖排的。要闻版头条由一般三栏高扩大到六栏，相当于横排的通栏。字号由老五号到一号，后来又增加了新五号和中号，大号之外再加超号，标题醒目。国际版、地方版、本市版都有专题报道的“特别栏”和“花边新闻”。把当时的几份报纸放在一起，《大公报》的版面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除综合性的副刊《铜锣》（后来改名《小公园》）外，还有艺术、戏剧、医学、法律、体育、妇女、儿童等周刊，约请社外的专家编辑，以满足各类读者的要求。这样，《大公报》在原来的废墟上又垒起了新的建筑。

在续刊之初，每天的发行额只有两千份，广告也不多，入不敷出，每月赔钱。一年之后销数增加到六千多份，收支也可相抵。此后几年的发展，日新月异，由平版机而轮转机，由每天一大张增加到四大张。1936年4月1日发行上海版，由地方性的报纸变成了全国性的报纸。《大公报》出版到一万号时，有些贺词是从欧洲寄来。在三十年代之初，《大公报》的声望已经越出国界。到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分别在重庆、桂林、香港三地同时发行，抗战胜利后又有发展。1948年分别在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处同时出版，销路合计每天共达20万份，超过上海《申报》（15万份）和《新闻报》（18万份），解放前在国内是最高的。这个成绩与胡政之的眼光、气魄和信心是分不开的。

1941年5月，美国米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以荣誉奖章赠给《大公报》。在亚洲，只有《朝日新闻》 和《大公报》获得了这个荣誉。

“小骂大帮忙”

“小骂大帮忙”是人们对《大公报》的指责，最初见于南洋华侨的报纸上，时间大约在“九一八”之后的一、二年。华侨爱国心切，而《大公报》的政治态度使他们很失望，经过相当时间的观察，恰如其分地指出它对是“小骂大帮忙”。由于这句话概括得很准确，因而广为流传。

新记公司1926年续办《大公报》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前一半还在国共合作时期，革命的对象是北洋军阀。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过去和北洋军阀都有联系，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而且，吴鼎昌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北方的财阀，对于行将来临的“赤化”当然不能容忍，曾有反蒋的言论。到1927年“四一二”之后，叛变革命，大资产阶级对他的看法自然也就跟着改变。按道理讲， 《大公报》就不会再骂了，可是事实又不尽然。1927年12月1日，和宋美龄结婚，目的是想借这条裙带关系，提高他的声望，更重要的是向美国靠近一步。当时他曾说过结婚之后更有利于革命的话。转天《大公报》的社评题为《之人生观》，文中有这样的话：“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呜呼！革命者，悲剧也。革命者之人生意义，即应在悲剧中求之。乃者，以曾为南军领袖之人，乃大发其欢乐神圣之教。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 ”这种骂蒋的文章，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是张季鸾写的，胡政之对蒋更有反感。

旧《大公报》给“大帮忙”的事太多了，下面也举一个例。据徐铸成的回忆：“九一八”后的第三天，张季鸾、胡政之召开全体编辑会议，讨论今后编辑计划。这样的“民主”，是从来没有过的。张宣布他和吴、胡商定的编辑方针，是“明耻教战”四个字。他阐述说，中日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致，而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卒开动战端……他们3个人都是日本留学生，了解日本的实力，认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不能马上应战。张季鸾说：“利害决定政策，实力决定行动。”这可以说是《大公报》的“缓抗论”。

但是“九一八”之后，为了保存实力，用来镇压人民，以维持他的反动统治，制订了不抵抗政策，借口需要准备，压制立即抗战的主张，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可以说是的“缓抗论”。他为了宣传这一反动谬论，通过于右任打电报给张季鸾，要求《大公报》支援，当然一拍即合。这两种“缓抗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表现在报纸上却并无二致。当时群众抗敌的情绪高昂，对于这种言论极为愤慨，认为这是对的“大帮忙”。1931年底，天津有人向《大公报》社后门的效康里投了一枚炸弹；外埠的读者也寄给张季鸾一个装有炸弹的邮包。南洋华侨指摘《大公报》“小骂大帮忙”，也就在此后不久，1945年11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与大公报论国事》的社论，对“小骂大帮忙”作了如下的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这的确说中了问题的本质。

大力培养新闻人才

旧《大公报》不仅是一家报馆，也是一所“新闻学校”。从采访和编辑的实践中，培养出一批新闻记者，可谓群星灿烂。如：范长江、孟秋江、徐盈、萧乾等等，没有哪一家报社培养出这么多的名记者。这所“学校”的“校民”就是胡政之。这些人并不是在成名之后才到《大公报》的，而是到了《大公报》之后才出的名。当然不能低估他们个人的才华和努力，但也不能否认胡政之给他们创造的条件。如果说这些人都是“千里马”，胡政之便是新闻界不常有的“伯乐”。

胡政之不但善于发现人才，还十分重视培养干部，任何人到了《大公报》的编辑部，在胡政之的安排之下，只要积极肯干，都能发出声光，绝不会默默无闻。有些人是由于向《大公报》投稿，被胡政之发现约来报社工作的。1943年前后，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制革系有一位学生，经常给《本市附刊》写稿，署名“力工”，后来就到报社来了。他就是杜文思。

有些同事在大学读书时期，就以写稿、试用等方式得到胡政之的接济，属于这一类的有范长江、徐铸成、马季廉等。范、徐都名震一时，无须介绍。马名全鳌，清华大学毕业。到报社之后当过国际版的编辑，翻译并由《大公报》出版《远东之危机》一书， 原著者是史汀生（HenryL·Stitnson），1929年-1939年曾任美国国务卿。还有一些学历较浅的人，先到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去上学，胡政之也大力支持，属于这一类的有吴砚农、郝伯珍，他们都是1928年9月考进《大公报》的练习生，担任过外勤记者，约在1931年一起到河北法商学院上学。砚农回社之后曾参加《国闻周报》的编辑工作，伯珍没有回社。还有体育编辑杨君如，原在南中毕业，大约是1932年又去上南大。

胡政之对驻外记者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的。《大公报》的“驻国外特派员”说是有十多位，如吕碧城（女）、陈学昭（女），从来没有到报社来过，她们寄来的稿子也有发表的机会。更多的人是曾在《大公报》工作过，后来弄到助学金到国外去留学（大部分是美国），愿意给报社写稿，胡政之便给他们“记者”的名义，每月给若干津贴，使他们有活动的可能，也减少生活上的困难。有些人写得较多较好，也有些人写得很少很差，报社也没有同他们计较。具体的情况我不了解，可以说是胡政之对青年人的培养，至少也是互利。其中最突出的是记者兼作家萧乾。1939年夏天萧乾在香港收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的来信，经该系于道泉的推荐，约他担任讲师，待遇是年薪250镑，旅费自备，先订合同一年。这样的待遇，缴了所得税只够吃饭。如果借了旅费前去，也很难偿还，他决定复信辞谢，被胡政之知道了。胡看到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肢解了捷克之后，欧洲一定会打起来，要先下一着棋子在那里，因而劝告萧乾接受聘书，旅费由报社支付，将来写点通讯相抵。这已足能表明胡政之既为报社着想，也给萧乾以大力支援。不料萧乾领到这笔旅费，当晚就被窃贼偷去，萧乾大伤脑筋，胡政之却毫不动摇，他反而安慰萧乾说：“好事总是多磨的，人生哪能没点挫折？丢的钱再给你补一份就是了，反正你勤写点通讯就都有啦。”新闻记者不能守株待免，要有科学的预见，未雨而绸缪，在重大事变之前就能看到未来的发展，胡政之在这方面确有过人之处。

胡政之用什么方法来培养记者和编辑呢？简单地说就是信任和放手。他知人善任，对于每一个记者和编辑的兴趣和能力都很了解，因此他分配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能愉快地胜任。在分配了工作或交给了一项具体的任务之后，他就给予完全的信任，除必要的指导之外，从来不噜苏。既没有要这样、要那样的框框套套，也没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清规戒律，完全让你自己在实践中发挥所长，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条件下自行创造。

用人和选稿

尽管胡政之说“不参加实际政治”，但是他又很重视“代表国民说话”。这个思想不仅限于社评，反映客观形势的新闻、通讯以及文艺等也都有所表现。这些是读者要看的材料。

那么由谁去采访新闻、撰写通讯？采访什么新闻和撰写什么通讯？这就涉及“用人”和“选稿”。这样的问题是由胡政之决定的。自1926年新记公司成立，报社用人行政之权就掌握在胡政之的手里，编辑部各版的工作也是由他全面照顾。他曾对我说：“不怕你有九十九分短处，只要有一分长处我就能用你。”这就是胡政之的用人标准。所谓“一分长处”就是对《大公报》有一分用处。换句话说，只要能供给《大公报》所需要的材料，什么人他都能用。他从来不低估人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因为各有各的用处。好像由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一样，既有留辫子的辜鸿铭，也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胡政之也实行兼容并蓄。从政治上来说，他既不排斥坏人，也能容纳好人。同样，在选稿方面也是如此。《大公报》上刊登的反动的稿子是很多的，但是胡政之考虑到读者的胃口，进步的稿子也一样刊登。

以上是胡政之“用人”的情况，下面再谈“选稿”。

范长江在北平读书时，同时向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和《大公报》投稿。胡政之首先发现了长江是个人才，由驻平办事处的杨士焯通知他，以后专给《大公报》写稿，每月给固定稿费15元。1935年下半年，长江得到胡政之的支持，开始了西北的旅行。由于《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这些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发表，长江便蜚声于新闻界。这是长江的远见卓识，也不能否认胡政之的作用。长江到达延安后的情况，据他自己说：“我当时曾经考虑长期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大量收集材料，准备写几本大书，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和事迹。主席却指示我，根据当时全国迫切的政治需要，应尽快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抗战。因此，他希望我能立即回上海，设法利用《大公报》当时在舆论上的比较重要的地位，宣传党在当时最重要的政策。

“于是我立即离延安，经西安回上海，于1939年2月14日到上海。次日，即2月15日，中国三中全会开幕。这次会主要讨论西安事变所引起的重大问题。我以为时机重要，全力争取《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敢于发表我从延安归来的报道，并且要能顶着的新闻检查，能基本上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映出来。胡政之从《大公报》独占特号大新闻的‘生意经’出发，经过反复动摇，终于下了决心，要我立即写稿。同时顶着上海市党部新闻检查所的反对，把我写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在2月15日的报上发表了。……”

主席希望于范长江的，他都做到了；范长江希望于胡政之的，他也都做到了。写稿的是长江，而承担责任的是胡政之，如果他不肯承担触怒的风险，如果他不肯承担“抗检”的风险，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就不能及时地向全国宣传。即使这是从“生意经”出发，在这紧要关头也是很可取的。长江又接着说：“当时轰动了上海，报纸销路大增。15日下午，报纸到了南京，和上午在三中全会上的报告，根本不同。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骂了一顿，说不应当让我乱发表文章。”长江的这篇通信，本来还有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四项保证，在上海版发表时被检扣。但同日（1937年2月15日）《大公报》天津版不但发表了这篇通信，也透露了这四项保证。《中国的西北角》发表之后又集印成书，在1936年-1937年连印7版。这是长江的卓越贡献，而胡政之所起的作用，也不能抹煞。

去伪国大报到前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伪装和平，1945年假意邀请等到重庆谈判。事后发表了会谈纪要，表面上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这次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开幕。除国共两方之外，还有所谓“第三方面”，包括民盟、青年党、民社党以及“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胡政之也是其中之一。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签订了《停战协定》。

以上这些，都是的缓兵之计。到了7月，他经美帝国主义协助，在军事上做好准备，便公开破坏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10月，军队侵占了张家口，冲昏了头脑，下令召开伪国大，以便选举“总统”和制订“宪法”。青年党和民社党要参加，民盟宣布不参加。“社会贤达”则很动摇。这个时期的情况，同志在《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一文中有所说明：

关于“国大”，有些无党派的人被蒋套住。11月11日，有些“社会贤达”本来是去请求蒋允许“国大”延期的，蒋吓唬说：“明天不开就要亡国了。”“贤达”又请再延几天。蒋说：“好，为了尊重你们意见，延长3天，那你们一定要参加了，问题在请你们劝青年党、民社党也参加‘国大’。”消息传出，结果“社会贤达”四字加了引号，从此开会躲在角落里，生怕记者照像。胡政之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青年党说：“左右为难，内外夹攻。”黄炎培又替他们加上一句：“夭人交战。”所以第三方面都知道参加不光荣，但不参加又怕。到了“国大”开幕后，谈判全部破裂，无事可做。蒋及青年党、民社党、一部分“贤达”破坏了政协，被人唾弃。

胡政之面对着老问题：一方面要保住《大公报》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要影响销路。他所受到的压力比其他“贤达”要大：拿了官价外汇不能不买他的账。这时，又对他进行了直接的威胁。《旧大公报》一文记载：“据胡政之对人说，在伪国大开幕的前夕，在南京召见他，到时有傅斯年一人先在。入座后，满脸怒气，一语不发。傅斯年却发话了：政之先生！你究竟跟着国家走，还是跟着共产党走，今天应该决定了。

在发怒时是阴森可怖的。在他“满脸怒气”迫使胡政之签名时，也就可想而知了。胡本来就七上八下，在这杀气腾腾的气氛中，加上傅斯年的挑拨，胡政之被吓倒，便跑到所谓“国大”去签名报到了。签了“胡霖”两字，铸成了大错。他也怕人给他照像，在出席11月15日“国大”的开幕式后，便由南京回了上海，再也没有去开会。他之所以去报到，归根结蒂还是由于看不到蒋政权的腐朽和人民的力量，以为的天下还可以维持下去，因而他发展《大公报》的计划照常进行。

早在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之后，胡政之征得吴鼎昌的同意，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对重庆、桂林、香港三馆实行“集体领导”。抗战胜利后，上海、天津两版先后复刊，胡政之撤销了办事处，成立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除在上海购买了地皮，准备兴建新址外，并一度准备在广州出版，取代计划中的香港版。这都表明他没有正确地估计形势。

召开了所谓“国大”之后，发动了全面内战。人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平均每个月消灭七、八个旅的速度，把推向覆灭的道路。从1947年初开始，全国各大城的学生、工人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运动，反动派采取了野蛮镇压的办法。5月25日上海《文汇报》、《联合晚报》和《新民报》（沪版），被政府下令“永远停刊”。《大公报》（天津版）的专电也被检扣，胡政之雄心勃勃的计划，势将落空，心情十分低落。这时，他又接到重庆版的电报，说有7位记者被的特务逮捕。他对这几位记者不太熟悉，虽然很不耐烦，还是设法进行营救。

1948年4月，伪国大选举为“总统”，他虽然粉墨登场，但是灭亡的命运已经决定。胡政之看到已不可恃，他又不知道共产党既往不咎的政策，害怕因为参加了伪国大将不见谅于人民，因而亲自去恢复香港版。在美国订购的机器，于1947年运到上海，因为没有厂房，存在仓库里没有使用。这时因为资金短缺，他就把机器运往香港变卖，充作复刊的经费。

香港版于1948年3月15日复刊，实现了四版同时发行的计划。但工作并不顺利，耗资费劲，因而使他操劳过度，4月24日正在工作时，肝硬化病暴发，27日他回到上海治疗。于1949年4月12日去世。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上面就是山草香给大家整理的2篇胡政之与《大公报》，希望可以加深您对于写作大公报的相关认知。